上世宗学堂免费学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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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之歌》

1923年初,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道,小学快毕业了,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我回答说,想升学继续读书。叫我升学读书,是父母平素的心愿,可是,再次向我问起
将来的抱负,我心里有些纳闷。
父亲严肃地望了我一会儿,说,从现在起最好到朝鲜去读书。
我话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到朝鲜去读书,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在一旁做针线的母亲不禁惊讶地说,年纪还挺小的,送到较近的地方去上学不行吗?
当时,父亲恳切地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你从小跟着父母走东走西,受了不少苦。今后,你重返朝鲜,也许比这还要苦。可是,
爸爸还是决定让你到朝鲜去。既然是生在朝鲜的男子,就应该熟悉朝鲜。你到朝鲜去,
如果能弄清我国兴亡的原因,也就是很大的收获。你回家乡去,要体验体验我国人民过
的是多么悲苦的生活,那么,你就会明白应该做什么。
我回答说,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回朝鲜去读书。当时的情况是,有点钱的人家的子弟都
提着行李争着到国外去留学,认为到美国或日本去,才能文明些,而且能得点学问,这
已成了时代的风潮。就在人人都在登程去国外时,我却上路回朝鲜去了。
我父亲的想法的确很独特。就是现在,我认为那时父亲让我回朝鲜,是做对了。他让一
个还不到11岁的儿子一个人去走当时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一千里地,可见我父亲的性格
是不同一般的。他这种性格倒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说实在的,那时我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让我到祖国去学习,别的都没有什么不好,可
就是要离开父母和弟弟,我实在不情愿。可是,想回家乡的心情又是那么热切。对祖国
的怀念,对温暖家庭的惜别,这两种 感情交织着,弄得我心神不定地过几天。
母亲对父亲说,是不是等天气稍暖和些再叫孩子上路。要让还年小的儿子一个人走一千
里路,做母亲的怎么能不担心呢!父亲对母亲的话没有表示同意。
母亲心里虽然为我要走千里路担心,但还是为了让我按着父亲的计划上路,连夜给我缝
制了朝鲜长袍和布袜子。因为这是父亲已经决定的事,母亲也就没再说别的。这也是我
母亲的特点之一。
要出发的日子快到了,父亲问我,从八道沟到万景台有一千里地,一个能去吗?我回答
他,能去。于是,父亲在我的手册上画了路程图。从厚昌到哪里,从和平到哪里,又从
哪里到哪里,都详细地标了地名和里程。他还让我在途中给他打两次电报,一次在江界,
一次在平壤。
我从八道沟上路那天是阴历正月三十日(阳历3月16日)。那天,从早晨就刮起了暴风
雪。住在八道沟的小朋友们为送我一直跟到厚昌以南,走了30里地。他们说要给我做
伴一直跟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回去。
一经上路,我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的想法。要走的一千里地中,有500多里是荒无人烟
的崇山峻岭。要只身越过那险峻的山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从厚昌到江界路两旁的树
林里,大白天也有猛兽出没。我在走那一千里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在走直
岭和狗岘岭(明文岭)时,确实吃了很大苦头。五佳山岭,我走了一整天,越过一道岭,
又是一道岭,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走完五佳山岭,我脚都打了泡。到了岭下,幸亏有
一位老人按住我,用火柴头给我治了脚上的泡。
我经过月滩,越过五佳山,以后又经过和平、黑水、江界、城干、前川、古仁、清云、
熙川、香山、球场,到介川塔上火车,回到了万景台。
从介川到新安州匍的是窄轨,由英国制小型机车“米吉夏”拉着轻便列车运输。从新安
州到平壤是和现在一样的宽轨铁路。当时,从介川到平壤的票价是1圆90钱。
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好人。有一次,因为脚疼得厉害,坐了一个农民的
爬犁。当分手的时候,为了酬谢,我拿出了一点钱。那个农民没收钱,反而用那钱给我
买了饴糖。
最使我难忘的是江界客店老板。天很晚我才到江界,当我找到客店时,他到大门外高兴
地迎了我。他个子较矮,留着分头,穿着一身朝鲜式袄裤,为人和蔼可亲。他说,他接
到了我父亲的电报,正在等我。
这家有一位老奶奶称我父亲为“金先生”,她很尊敬我父亲。她见了我,说,四年前,
你跟着父亲去中江时,还挺小,现在长这么大了。她像见了亲孙子一样高兴。老奶奶用
早就准备好的牛排骨熬了汤,还烤了鲱鱼,自家孩子一点也不给,只给我一个人吃。晚
上,还给我盖了新缝的被子。这家主人对竭尽了诚意。
第二天早晨,我按照父亲的嘱咐,给八道沟的父母打了电报。电报每个字要付3钱(日
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朝鲜倾向单位为圆,100钱为1圆—译注),超过六个字,每字要多
付1钱,所我在电报用纸上写了“平安到达江界”六个字。
第二天,客店老板为了让我坐车去,到汽车站去了一趟。他跟我说,因为车出了故障,
要等十来天,车票已经订好,你就算来到亲戚家,多住几天再走。我心里感谢他真诚照
顾,可是,我对他说,我得快些赶路。他也就没再挽留,给我两双草鞋,还给我找了一
架往狗岘岭方面去的牛车。
介川车站前面的“西鲜旅馆”老板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在那个旅馆住下,就要了定
价15钱的份儿饭。那时,旅馆的膳费是分级的,这个旅馆最便宜的份儿饭是15钱。老
板却不管这些,给了我50钱一份的。我说,没钱吃50钱一份的,他说,没关系,只管
吃吧。
到了晚上,旅馆里给每个旅客发了褥子和两张毯子,收了50钱。我算了算自己带的钱,
不够盖两张毯子的。于是,我只要了一张毯子。老板又说,别的顾客都铺褥子,盖两张
毯子睡,怎么都叫你一个人那么睡,拿不出钱也不要紧,只管接着吧。
朝鲜人,虽然国家沦亡,变成了亡国奴,过着苦日子,但固有的人情味和世代相传的美
好风俗仍然没变。在本世纪初,我国曾经有很多空手旅行的人。人们对来到自家或自己
村里的路客,就是不拿钱,也保证他有吃有住,这是朝鲜的风俗。这种风俗,西洋人都
表示羡慕。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朝鲜民族是善良的、很讲道德的民族。
“西鲜旅馆”老板、江界店和中江客店老板都是受过我父亲的指导和影响的人。我在七
岁那年去中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感受:父亲无论到哪里都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知己。
当我见到人们像亲骨肉一样接待和照顾我们一家人时,就想,父亲是什么时候同那么多
的人建立了交情的呢?为了争取那么多的好同志,他该跋涉了多少路啊。因为父亲到处都有知己,所以他虽然离开了家,身在他乡,也能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帮
助。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在走千里路时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的是,四年前还点油灯的江界市,点上了亮堂堂
的电灯。江界人因为装上了电灯挺高兴,可是我看到街头的风光日本味越来越浓,不禁
感到凄楚。
让我回祖国时,父亲殷切教导的要熟悉朝鲜的真谛,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重温
父亲的教导,注意观察了陷入厄运的祖国的景象。对我来说,那时走的千里路是使我了
解祖国和我国人民的一个大学校。
离开八道沟后的第14天,即1923年3月29日,日暮时分,我终于走进了老家的院子。
正在下屋纺线的祖母,没来得及穿鞋就跑下院来,一下子搂住了我。
“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坐什么车来的?”
“你爸爸、妈妈都好着吗?”
祖母没等我回答,就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
在屋里编席子的祖父也跑出来了。
我回答说,是我一个走来的,祖母好像不敢相信,说道:
“怎么,你真的是一个人来的?你爸爸真是比老虎还厉害呀!”她这样说着,直咂舌头。
那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通宵听我说话。
故乡的山川依然如故,使人感到亲切而美丽,可是村庄各个角落都显露着贫穷的痕迹,
而且比过去更明显。
我在万景台住了几天,然后到外祖父当校监的彰德学校五级插班,开始了在祖国的学习。
从那时起,我就住在七谷姥姥家上学。
说实在的,那时姥姥家的情况很难再添我这一张嘴的。由于康晋锡舅舅的事,姥姥家正
经历一场苦难。自从舅舅被监禁,警察对这家的监视和折腾变本加厉;狱中的舅舅健康
状况很不好,全家都在伤心。日子过得也苦每天吃馇子饭,勉强活命。二舅因为光靠种
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兼赶牛车,艰难度日。
可是,姥姥家的人在我面前,从不露出穷相,为了让我专心于学习,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特地为腾出了内栋的一间上屋,在那里挂上了煤油灯,还铺上了席子。我的同学分时辰,
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他们也从不见怪。
彰德学校,是我外祖父和七谷一带的先觉们,乘着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风潮,以恢复国
权为目的建立的倾向较好的私立学校。
旧韩国末期和“韩日合并”后,在我国,爱国的教育运动作为救国斗争的一环蓬勃地开
展起来。先觉和爱国志士含着眼泪痛切地认识到,招致丧失国权的耻辱的根源在于国家
的落后,深刻省悟到教育正是自强的基础和根本,不发展教育,就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
和社会的近代化,并到处展开了办私立学校的运动。安昌浩、李东辉、李升薰、李商在、
俞吉浚、南宫檍等爱国的启蒙运动者,站在了这个运动的前面。在各地组织起来的学会,
也有力地促进了教育运动。
在试卷全国的教育文化运动的热潮中,诞生了数千个私立学校,给在封建的束缚中沉睡
的这个国度的知识分子点燃了火种。就在这个时期,教授孔子和孟子学说的私塾,改变
为教授新学问学堂或义塾,向后代呼吁,要以爱国精神奋发起来。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以教育为独立运动的起点,为此倾注了所有财力和心
血。金九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策,在背后操纵和不断制造如同李奉昌、尹
奉吉的义举之类难以想象的事件,他初期也曾在黄海道一带从事教育活动。安重根也曾
是在南浦地方办学教育后代的学者。
在西鲜地方开设的私立学校中,较出名的是安昌浩主管的平壤大成学校和李升薰以个人
资金建立的定州五山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很多有名的独立运动者知识分子。
外祖父对我说,在彰德学校,如能培养出一名像安重根那样的人物,也是光荣的。他叫
我热心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我回答说,我虽不能成为像安重根那样有名的烈士,但决心成为一个争取国家独立不惜
牺牲自己的爱国者。
在西鲜地方的私立学校中,彰德学校是规模较大,而是现代化的学校,学生有200多名。
在当时来说,这个学校不算小。有了一个学校,就可以以它为中心,使周围的人民群众
很快地得到启蒙。因此,平壤地方的人民和有志之士很重视彰德学校,从各方面毫不吝
惜地给予了帮助。
白善行也曾把巨额资金捐献给彰德学校。世人很少称呼她的本名,常称她白寡妇,她是
解放前在平壤因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而扬名的女人。她还不到20岁就成了寡妇,守节活
到80岁,一文两文地积攒了钱,成了财主。由于她致富方法独特,而且大胆,所以很
早以前就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据说,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区,曾经是
归白善行所有的。据传说,她用廉价买下无人感兴趣的石头山,以几十倍于本钱的价格
卖给了日本资本家,那就是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
当人民对只凭一纸文件就把国土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逆臣怨声连天的时候,连算盘都
不会打的普通女人,与锱铢必较的日本资本家谈生意,获得了巨额利润,人们听到这个
风闻,就像听到打胜仗立武功的故事一样人心大快。
人们所以尊敬白善行,是因为她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业。她虽然家财万贯,并没有
贪图宝贵荣华,总是粗茶淡饭地过着朴素的生活,但她慷慨地把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献给
社会。用那钱,修桥盖公会堂。白善行修建的平壤公会堂,至今还照原样保留在练光亭
前边。
我开始读书没几天,有一次,外祖父给我带来了五年级用的教科书。我接到一大包书,
心情激动地一本一本翻看。但当我翻看到《国语读本》时,非常扫兴。那本写着《国语
读本》的教科书,是日文书。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我们民族“皇民化”,强迫我们使用日语。他们从强占初期就宣
布,官署、法院、学校的公用语为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
我问外祖父,为什么要把日文书说成国语书。外祖父没有回答,只是叹气。
我用小刀把《国语读本》的“国”字给刮得不留一点痕迹,然后写上了“日”字。《国
语读本》于是变成了《日语读本》。出于对日本的同化政策表示抗拒的心理,使我干出
了这样的行动。
上了几天彰德学校,间或看到了在教室里、道 路上或游戏场上说日语的孩子。有的孩
子还教别的孩子说日语。孩子们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怪。他们可能认为国家沦亡了,
连朝鲜话也要消失掉了。
我见了那些拼命想学好日语的孩子,就对他们说,朝鲜人应该说朝鲜话。
我从八道沟回到祖国,后来到七谷。那天,左邻右舍的人们聚到我姥姥家来想了解时局
的变化。他对我说,既然在满洲住了几年,中国话一定讲得挺好,要求我说几句给他们
听听。彰德学校的孩子们也缠着要我教他们中国话。我每每拒绝他们,对他们说,我们
有自己很好的语言,为什么要说外国话呢。
我回到祖国后,只讲过一次中国话。有一天,二舅叫我一起去城里逛逛。他总是忙着干
活,轻易不去逛街,那天是特意为我腾出时间的。他说,你离开好久才回来,今天和我
一起出去吃一顿午饭。就这样,他带我到平壤城里去了。我们在街上逛了一圈,然后为
吃午饭,走进了西平壤的一家中国馆子。在现在的烽火山旅馆一带,那时,曾有很多中
国馆子。这里的老板们为了多拉顾客,多卖钱,站在门外,口喊“快请,快请”殷勤地
争着迎接顾客。
我们走进去的那家馆子的老板,用不大通顺的朝鲜话问我们要用点什么。我为了让老板
容易听懂,用中国话要了两盘发面饼。老板睁圆眼睛望着我,问我是不是中国学生。我
告诉他,我不是中国学生,只是在满洲住了几年,学了点中国话,我就这样用中国话和
老板交谈了几句。老板高兴地说,这样小的年纪怎么能说那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说,
见了从满洲来的学生,不免想起老家来,他说竟流了泪。
他给我们端来了发面饼,还给我们上了几样我们没有点的菜,劝我们多吃。我们推让了
半天,拗不过他,就把摆上来的饭菜都吃了。吃完后,拿出钱算帐,老板却连发面饼也
没收钱。
在回家的路上,舅舅对我说,今天本是为了请你吃一顿带你进城的,可是,反倒沾了你
的光。说着他大笑起来。这件事叫舅舅传扬得村里无人不晓。
按照我的希望,我编进了康良煜先生当级任老师的班级。我到七谷时,康良煜先生从崇
实学校辍学的,他对此深感遣憾。
康良煜家穷得厉害,以致他的夫人(宋石贞)离弃婆家,到娘家呆了一个时期。夫人的
父母斥责说,你虽说没有仁德做不了一个贤妻,也不能因为受不了穷就离弃丈夫啊。朝
鲜人,不像他们那样穷的能有几家!你以为也了嫁就要坐锦垫吃白米饭拌蜜汤吗?你二
话别说,马上回去认错,并亲自把她送回婆家去了。从这里,不难想象康良煜先生的家
穷到什么程度。
我们管先生的夫人叫“肃川阿姨”。她的老家是平安南道肃川。我到康良煜先生家去,“肃
川阿姨”总是给我做豆渣饭吃。那时吃豆渣饭觉得别有风味。
刚解放时,有一次我去祝贺康良煜先生的生日,和夫人回忆了彰德学校时期的豆渣饭。
我说:
“师母,现在我还不时的想起,在七谷时您给做的豆渣饭。那时,我吃得可香啦。20
多年来,住在异国他乡,还未曾向您道谢,今天我要特地向您致谢。”
夫人说:“那时穷得连一顿米都没能端上饭桌,净做豆渣饭给你吃,还要道谢,真叫我
不好意思。你说豆渣饭好吃,又能好到哪儿去。”她说着流了泪。她说,彰德学校时期
未能好生招待将军,今天要弥补一下。说着摆出了她亲手做的各种菜肴。
有一年,她为祝贺我的生日,送来了亲手酿的“百花酒”。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百种花
酿的酒。由于这个酒名别有韵味,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不能轻松的饮用那杯酒,因
为端起酒杯,我眼前就浮现起她过去连一顿米饭都吃不上、总是忍饥挨饿的情景。
我刻骨地体验了国家沦亡的民族的悲苦,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个谷穗,都比过去加倍
地感到可贵。加上,康良煜先生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因此,我无论在家庭或学
校,经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
那时,康老师为给学生注入爱国思想,常组织野游和修学旅行(修学旅行指学校组织的
以参观学习为目的的旅行—译注)。那时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到黄海道正方山去的修学旅
行。
解放后,康良煜先生曾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和共和国副主席,由于工作需
要,常有机会和我接触。我们在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彰德学样时期的修学旅行及当时
我们参观的正方山成佛寺和南门楼。
东彰德学校时期的回忆中,另一件难忘的事是康良煜先生上的音乐课。音乐课曾是学生
们欢迎的科目之一。康老师具有一副不亚于男高音歌唱家的嗓子。当他用那悦耳的嗓音
唱起《前进歌》、《少年爱国歌》时,全体学生都屏住呼吸欣赏。
回顾起来,先生通过教唱歌曲,给我们灌输了爱国情感。后来,我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的时期,有时还唱彰德学校时期学的歌子。那时学的歌的歌词和旋律至今还完整地记在
脑子里。
我回到祖国看到人们的生活比从前更苦。
每年一到春播期,极贫的家庭的孩子们就上不了学。不仅农活忙,还因为断粮,要去挖
野蒜、荠菜、旋花根来充饥。在集日,有的孩子把野菜拿去卖了换粮食,有的孩子在家
替父母照看年幼的弟妹。穷家的孩子带的午饭也是小米、高粱、稗子做的饭。有不少孩
子,因为连那种饭也没有,上学不带午饭。七谷和万景台,因为家境困难不能上学的孩
子有的是。我看到因为家穷连学校门都不能进的孩子,实在感到心痛。我为那些孩子着
想,放假时回到万景台开了个夜校。我把那些不能上学的孩子都叫到夜校来,教他们认
字。开始,用第一学年用的《朝鲜语读本》教我国文字。后来,增加了科目,教历史、
地理、算数、唱歌。这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初的简单的启蒙活动。我和同学们一道常去城里,了解到平壤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万景台,七谷的人们差不了多
少。当时平壤有10万人口,美国人盘踞在平壤风景最差的新阳里一带作威作福;日本
人则把平壤最繁华的本町和黄金町一带变成他的居民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美国人住的“洋村”和日本人住的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砖房、商店、礼拜堂,而普
通江一带和磅带街,与日俱增的是贫民村。
如今,普通江畔修起了千里马大街、庆兴大街、烽火大街等现代大街,盖起了人民文化
宫、平壤体育馆、滑冰馆、苍光院、高楼住宅之类巨大的建筑,再也看不出它旧时的面
貌了。可是,在我上彰德学校的当时,却是用草帘当门,用七拼八凑的木板子盖的窝棚
一个挨一个地挤在这里。
我回国那年,平壤地方还蔓延传染病,市民遭受了难忍的痛苦。雪上加霜,那年还发了
洪水,弄得整个城市遭受了难以言状的苦难。《东亚日报》在报道那年的洪水灾情时说,
平壤市内总户数一半的一万多户人家被水淹。
现在,普通江广场后面,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105层的柳京饭店。过去,我们的爷爷和
奶奶们在那里住在多么简陋的窝棚里,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恐怕现在新的一代连想象
都想象不出来。
那时,我目睹这种现实、渴望建设一个能使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更加憎恨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者、地主和资本家。
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日本的极右分子毫无根据地捏造说,
朝鲜人要借这次地震掀起暴动,并以此为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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