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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一冊
第二章 難忘的樺甸
嚮往新的活動舞臺
 
 華成義塾缺乏學校經費,遇到了很大困難。
義塾的學生還不到100名,但是,從當時獨立軍的情況來看,就保障這些沉重的給養也
是不容易的。
主管義塾的正義府,無力提供足夠的經費。正義府設有行政、軍事和民事三個機構,用
老百姓以一點一滴積下來的錢捐的軍款勉強維持這個相當於一個國家機構的大框架,所
以它不可能慷慨地提供義塾的經費。
華成義塾當局為了解決經費的困難,組織沉重定期進行學校經費募捐工作。學生們以20
名為一組,先回各自的中隊去拿武器,然後走遍正義府管轄的地區,募集捐款。每期兩
個月,到期就同另一個組換班。
這樣募集的捐款,沒過幾個月就用光了,所以又上吉林去向正義府伸手要錢。
有一次,崔東旿塾長為解決準備過冬的經費,派一名塾監到正義府總部去了。可是這位
塾監空手回來,大罵三中隊長是個大壞蛋,說他竊取準備給華成義塾的錢,全部為自己
的婚禮花掉了。他揮霍無度,一連幾天大擺酒席,請全村人來吃,沒吃完,又請鄰村的
人來吃。
我聽了,氣憤不已。
正義府金庫裏的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老百姓為了光復祖國,省吃儉用,一點一
滴地積攢下來,作為軍費捐獻的。我國人民,如果沒有錢,就是打草鞋去賣幾分錢,也
一定要把軍費交出來才安心。
看來,三中隊長根本不把這些放在心裏。他身為中隊長,竟敢做出如此卑鄙的詐騙行為,
可見他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
負有手持武器與敵人展開血戰使命的一個指揮官,竟如此肆無忌憚地進行貪污,這是一
個說明獨立軍上層集團正在蛻化變質的證據。
“乙巳條約”後,有個義兵長聽到崔益鉉指揮的淳昌義兵敗北的消息,集結幾百名義兵,
在全羅道一帶開展了積極的活動。但當這個義兵聽到自己的部下有擄掠百姓財物的行為
時,便大失所望,長歎不已,最後解散了部隊,進山遁世隱居去了。通過這個故事,可
以知道,這個義兵長把侵害百姓的行為當作多麼大的恥辱和罪惡。
而三中隊長的惡行,曾見過有幾個獨立軍隊員渡江到朝鮮去,搶來了農民的一頭牛,受
到人們非難的事。那幾個隊員所屬部隊的指揮官來到我家,受到我父親的嚴厲指責。
當時,獨立軍為募集軍費,到他們管轄的朝鮮人居住區去的時候,那個居住區的負責人
就給每一家攤派任務,指定哪一家出多少錢、哪一家交多少糧,居民就照此交錢出糧,
以作軍費。對貧苦農民來說,這是個很大的負擔。
然而,獨立軍閉眼不看這種情況,想盡辦法收取更多的錢。他們各自劃定自己的管轄區,
還拼命地擴大管轄範圍。有的獨立軍部隊,甚至攔路搶劫友鄰武裝團成員募捐來的資金。
大小武裝團成員都競爭式地搜刮人民的錢財。他們把老百姓看作是純粹的納稅人,看作
是供他們花錢、吃飯、住宿的侍從。
他們的這種行徑,與過去封建社會的官僚是毫無二致的。
朝鮮的封建統治者頭戴玉冠,高坐宮闕,專事炮製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稅法,殘酷地盤剝
老百姓。
封建政府建設景福宮花費了大量資金,他們為了填補這筆錢,甚至定出了門稅(通行稅)。
如果他們用這樣搜刮來的資金去蓋一所大學或辦一座工廠,後世人也許會謝他們一聲。
華成義塾的進步青年們看到中隊長如此腐化墮落,一個個慨然長歎說,獨立軍也快要完
蛋了。然而,他們也只是加以非難和慨歎罷了。如果是現在這樣光明的世道,軍民就會
大造輿論,把他告到法院去,或者交給群眾審判,狠狠整治他的。但是,那時候沒有什
麼法律,軍紀又鬆弛,沒有辦法整治他。
正義府雖有主管民事的,但它有名無實,只把交不出軍費的百姓抓去打屁股,對中隊長
這種人的違法行為卻裝聾作啞,只當不知道。他們的法律,留了一個專供上層人物通行
的狗洞。
我決心借這一事件,給獨立軍和所有獨立運動者狠狠地敲一下警鐘。可是,這個警鐘怎
樣敲才好呢?
崔昌傑主張馬上選出學生代表去找獨立軍部隊,從一中隊到六中隊,向每個中隊提出抗
議。
有些同學提議,要寫文章登在正義府發行的《大東民報》這樣的報刊上,揭露獨立軍的
官僚行為。能這樣,當然好,但問題是,與三中隊長不相上下的正義府總部,以及其他
中隊長的報刊編輯人員,會不會允許登這種內容的文章。
我提議說,不要用沒有把握的方法去拖延時間,而要寫一份聲討書發到獨立軍各中隊去
聲討他們。同學們都支持這個意見,並讓我寫聲討書。
這份聲討書,是“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成立後,我們對民族主義者的第一次批判。
因為是頭一次寫聲討書,總覺得沒有全部反映出想要說的話,但同學們都說寫得好,便
送給金時雨,要他轉給正義府的通信員。此後,聲討書經通信員的手很快就送到各中隊
去了。
聲討書一發出去,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用軍費辦婚禮的當事人自不用說,連不容任何
人觸犯其自尊心、非難其正義府的吳東振,也從聲討書中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第二年初,我在吉林上學時,吳東振向我提起那篇聲討書。他說,當時他在六中隊,同
那些聚在那裏的中隊長和小隊長一起看了那篇聲討書。他說:
“我看了聲討書之後,嚴厲地追究了三中隊長的問題。本想撤他中隊長的職。就是這號
人,給我們獨立軍丟盡了臉。”
吳東振虛心承認獨立軍上層人物正在蛻化變質,他為無法挽回而感到痛心和焦慮。
吳東振親眼目睹和親身感覺到獨立軍在墮落變質,卻束手無策,只好袖手旁觀的時候,
他是怎樣抑制了自己火爆性格的呢?
我聽了吳東振的話,認識到獨立軍的腐敗不僅是我們年輕一代為之苦惱的事,而且也是
有良心的民族主義者感到苦惱的事。然而,用一張聲討書來防止獨立軍在政治、道德上的墮落,是根本不可能的。
獨立軍在走著越來越不能自拔的毀滅道路。代表和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民族主義軍―獨
立軍,不會有別的命運。
在粗暴地對待群眾,加重人民群眾經濟負擔方面,華成義塾學生也和獨立軍相差無幾。
他們去參加募捐工作,就走遍管轄區各地,競相搜刮人民的財產和糧食。
對那些不大願意捐獻在人家,他們百般刁難,罵他們缺乏愛國心無視獨立軍,硬逼他們
交出東西,如果實在沒有可交的,就是豬或雞之類也好,非交出東西不可。
在學校裏,他們還挑剔伙食,說什麼盡給小米飯吃啦,副食又如何如何啦,大發牢騷。
有一天,某個學生在宿舍食堂吃晚飯,看到小米飯和白菜幹熬的湯,就發牢騷說,為什
麼伙食這麼差,最後竟和食堂舍監黃世一吵起嘴來了。黃世一舍監工作做得非常認真。
但是,學生們只要伙食品質稍差一點,就罵舍監不會辦事。
解放後,我在義州見到當時做郡人委副委員長工作的黃世一,一起回憶過華成義塾時期
的事情。那時他笑著說,他吸取華成義塾時期的教訓,下到裏去從不挑剔伙食。
我在華成義塾時想到,那些嫌小米飯不好吃的人,畢業後參加獨立軍仍會挑剔伙食的,
這種人最後必然會變成為富不仁、官迷心竅的卑鄙齷齪的人。
問題是這種人兩年後就要成為軍官,去指揮獨立軍的中隊和小隊。他們連吃小米飯都挑
三揀四,還會有不怕餓死的決心嗎?對這樣的軍隊,還有什麼可期待的呢?
對以獨立軍運動為中心的整個民族主義運動所感到的失望和對華成義塾的教育所感到
的幻滅,在我心中越來越加深。華成義塾不能滿足我的期望,我也無法滿足華成義塾的
期望。華成義塾不能變成我所期望的那種學校,同樣,我也不能成為華成義塾所希望的
那種學生。我對華成義塾的不滿和華成義塾對我的不滿,成了正比例。
我越傾心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先進思想,就越脫離華成義塾的教育;與華成義塾的教育脫
離得越遠,就越陷入無法解脫的苦悶世界。我想到,我脫離華成義塾,是不是意味著我
背棄保養我到這裏來的那些人的信任,違背把我的將來委託給他們的我父親的心意?吳
東振跑幾百里路來參加我父親的葬禮,安慰我,還給我盤費送我上義塾;當我到了義塾
時,金時雨、崔東旿、康濟河先生還給我斟酒表示歡迎。我想到他們,心裏確實感到內
疚。
要想對這些人恪守信義,我就應忍住自己的不滿,熱心接受華成義塾的教育。只要我忍
氣吞聲,學完兩年後分配到中隊去,和和氣氣地過上獨立軍的生活,就能在這些人面前
保住我的體面。再說,也沒有因為過獨立軍的生活而不能研究新思潮,不能擴大“打倒
帝國主義同盟”基礎的道理。
但是,為了體面而同自己認為保守的義塾的教育虛與委蛇,對付著過日子,是不可想像
的。我不願意用這種方法同舊教育進行妥協。
那麼怎麼辦?是回家去把叔父的藥房接過來照料家務呢,還是到瀋陽、哈爾濱或吉林這
樣的大城市去升學?
我經過這樣錯綜複雜的苦思冥想,終於決定退出華成義塾,到吉林市去念中學。我之所
以離開樺甸,選定吉林市為我命運的又一個停車站,是因為這個城市在滿洲地區是一個
彙集很多朝鮮反日獨立運動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重要政治中心。正因為如此,朝鮮人稱吉
林市為“第二上海”。在中國關內,上海是朝鮮革命者的集結地。
我要衝出樺甸這個狹窄的天地,走向廣闊的舞臺,把從“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成立邁
出了第一步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更高的水準上積極開展起來。這就是我在華成義塾輟學的
主要原因。
我在華成義塾學了半年後輟學到吉林市去,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果斷的決定。如果說還
有第二次果斷的決定,那就是南湖頭會議後組建一個新師時,燒毀“民生團”檔案的事
情。
我現在也認為,那時我果斷地退出華成義塾,到吉林市去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是做得
對的。如果我沒有及時離開華成義塾,而在那狹窄的圈子裏泡蘑菇,那麼,那以後推動
朝鮮急劇高漲的所有進程,就必然會被相應地推遲很長時間。
我一說要退學,要到吉林市去,“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成員都表示驚疑。我對他們說
“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既成立,就應當把這個組織擴大到各地,廣泛宣傳它的宗旨。蹲
在華成義塾裏,什麼事也做不成。上這種學校,也不會有多大意義。我走了以後,你們
也要找好機會,到獨立軍部隊或別的地方去,擴大“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組織,深入到
群眾中去。大家都是組織一員,無論到什麼地方做什麼工作,都要受組織的統一領導。
我還和幾個同學約好日後在吉林市會面。
就我退出華成義塾的問題,我已經和金時雨談過。
“這什事我準備回家後也討論討論,我到華成義塾來學了一段時間,覺得不怎麼如
意,……我雖然沒有錢,可是很想到吉林市去上中學。您看,怎麼辦好?”
我這麼坦率地一說,總管顯出十分遺憾的樣子,但他並不反對在義塾退學。
“你有這種想法,我就和朋友們商量後給你介紹吧。人人都有自己喜歡的牛車嘛。你既
然不喜歡華成義塾這個牛車,就該坐你自己的牛車嘛。”
在我到華成義塾來時,比誰都高興、比誰都熱情歡迎我的金時雨,居然這樣大方地表示
理解,我頓時感到心裏輕鬆多了。他還說,你輟學要走,也要向崔東旿塾長依禮告別,
別叫他感到遺憾;回家見了母親後上吉林市去的時候,一定要來見我。
說服金時雨,沒想到會這麼順利。
然而,與崔東旿塾長的告別卻伴隨了令人感到難忍的痛苦。一開始,先生很生氣,對我
談了半天心中的不悅。後來他憤慨地說,男子漢理應矢志不渝,而你卻要中途退學,像
話嗎?你說你輟學是因為義塾的教育不合你的意,那麼我問你,在這動亂的歲月裏,哪
裏有投萬人所好的學校?他吵了一通,索性背向著我,朝窗口轉過身去了。
他朝窗外飄雪的天空呆呆地望了一陣,說道:
“成柱!如果這是像你這樣有才華的人所不喜歡的學校,那我也要退出了這個義塾了。”
先生的這句像炸彈爆炸一般的話,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默默無言地站著沒動。我心
想,對學校的教育如何如何,我當面講了我的看法,這對塾長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片刻後,崔東旿先生鎮靜下來,走到我身邊,把手輕輕地搭在我的肩上,說:
“只要是爭取朝鮮獨立的主義,不管它是民族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我不計較了。不管怎
麼樣,你可一定要成功啊。”
先生走到操場,還用很長時間給我講了許多對生活有教益的話。雪花不住地飄落在先生
的頭上和肩上。
從那以後,我每當想起塾長先生在大雪紛飛的那天給我送行的情景時,就深深地後悔那
天的過失:沒給先生抖落他肩上越積越厚的雪花。
30年後,我和崔東旿先生在平壤邂逅相遇,十分激動。我是首相,先生是旅北促進和平
統一協議會的幹部,但我們這次重逢,畢竟還是導師和弟子之間的重逢。在樺甸提出的
“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宗旨,在這塊經受了戰爭的考驗、取得了勝利的大地上,開出
了社會主義之花。
“說到底,那時候,成柱首相還是對的。”
先生微笑著叫出了我兒時的名字,這頓時使我回憶的雙翼追溯著幾十年前的歲月,飛到
了華成義塾雪花飄落的操場。
這位在曲折的政治生活中度過了一生的年邁導師,用這既無任何說明又無任何注釋的短
短一句話,結束了30年前同我的對話。
對我中途退了華成義塾,我母親也表示支持。母親剛聽到我退學時,變得極為嚴肅,但
聽到我輟學的理由,就放下了心。
“你總在為學費操心。一個人,要是因為沒有錢而萎靡不振,是什麼事也做不成的。學
費,我無論如何一定供給你,你要一心撲上去實現你的大志。你既然決心走新的道路,
就應該邁開大步走。”
母親的話,對懷著新的抱負回到撫松來的我,給了很大的鼓舞。
我回到撫松,看到許多我小學時期的同學,因家境困難,未能升學,蹲在家裏,不知道
朝哪個方向走。我決心幫助他們覺醒起來,引導他們走革命的道路。
“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成立不久,我有決心讓它的根子向四面八方伸展,所以我總要做
些什麼工作,不作點什麼就耽不住。
我為了用先進思想教育少年兒童,引導他們走革命道路,組織撫松及其附近的愛國少年
建立了新日少年同盟。那是1926年12月15日。新日少年同盟,名副其實,是為迎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祖國的新日,迎來推翻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光明的新日而奮
鬥的共產主義少年組織。
新日少年同盟的成立,是擴大“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活動範圍的重要契機。少年同盟提
出的口號是豪壯的。那時候,我們提出了為爭取朝鮮的解放和獨立而鬥爭的口號,提出
了為實現這一口號,學習先進思想,向廣大群眾積極宣傳和解釋先進思想等當前的任務。
我為完成新日少年同盟的任務,制定了組織原則、工作體制和盟員的生活準則,並領導
了他們的同盟生活,直到我上吉林市去為止。
1926年12月26日,我根據建立“打倒帝國主義同盟”和新日少年同盟的經驗,幫助母
親成立了反日婦女會。
父親逝世後,我母親積極開展了革命鬥爭。那時候,我母親不僅在撫松縣城內,而且走
遍附近農村的廣大地區,到處建立夜校,教朝鮮婦女學習我國文字,用革命思想教育她
們。
我在撫松逗留一段時間後去吉林市時,照事先的約定,去樺甸拜見了金時雨。
金時雨說,金史憲先生是我父親的至交,他給寫一封信,是要他設法幫我入學的介紹信。
這是我同金時雨的最後一次見面。
金時雨是我難忘的人中印象最深的一個人。他沉默寡言,但為祖國的獨立做了許多工作。
從群眾啟蒙工作和後代教育工作起,直到購買武器,籌備資金,做國內工作人員的嚮導,
傳遞秘密檔和資料,以及合併武裝團體,保障其行動統一的工作,沒有他不參與的。
他不僅積極幫助過我父親的工作,而且也誠心誠意地幫助了我的工作。我們建立“打倒
帝國主義同盟”的時候,他在外面為我們望風,又比誰都更為我們同盟的成立而高興。
金時雨和我分手後繼續經營永營豐碾米廠,給獨立軍提供糧食,積極進行對朝鮮人學生
的後援工作。在中國打國內戰爭的時候,他身為革命後援會委員長,為保護朝鮮人的生
命財產免受日本軍隊和蔣介石軍隊的侵害,在樺甸一帶受了很多苦。
1958年,金時雨回到了祖國。他一輩子為民族做了那麼多的工作,卻從未講過。所以,
我也無從知道他的去向。
他在前川身患重病,臨終幾天前,才對自己的孩子們講了他同我父親的關係和他同我的
關係。
他兒子聽了十分吃驚,還責怪父親說,跟將軍有這般深厚的關係,為什麼一次也不去拜
見將軍?將軍見到父親該多麼高興;今天將軍正在前川地方進行現場指導,現在還不晚,
如果父親實在不能走,該請將軍到我們家裏來。
當時,我確實在前川郡進行現場指導。
金時雨聽了兒子的話,反而責備說:
“臨死前,我講這些往事,不是為了讓你們得到什麼好處,而是為了讓你們知道我家的
家史,讓你們也同樣好好擁戴將軍。將軍國事繁忙,我們一刻鐘也不能耽誤他的時間。”
老人生性耿直,老實忠厚。如果他聽了兒子的話,他就能見到我,我也能見到他的。可
是我們沒見到面,太遺憾了。這是我終生未能補救的一樁事。
我每當想起華成義塾和“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時期的往事時,就回憶起金時雨。離開金
時雨,就談不上我的樺甸時期。我們在樺甸普及新思想,建立“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
日日夜夜,是令人難忘的。就在那些日子裏,默默無言地給了我最大幫助的正是他金時
雨。
“打倒帝國主義同盟”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戰無不勝的強大隊伍,是因為有了金時雨這
樣忠厚的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
我心懷著人民的期望,懷著遠大的抱負和決心,奔向了吉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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