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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一册
第三章 吉林时代
先进思想的探索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左右,过了年,第二年一月中旬离开了抚松。抵达吉林市时是在行人
熙来攘往的中午时分。每次问路,都掏出记有父亲亲友地址的小本子,用冻僵的手翻,
我觉得这样很麻烦,便预先把我要找的街名和门牌号码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古老的大
城市的繁华景象,好像一开始就对一直生活在寂静、冷清的农村的我施加压力。
我走出收票口后仍抑制不住兴奋,久久站在那里望着招呼我进入新生活的新天地的活跃
景象。
那天我所看到的街景中印象最深的是街上卖水的多。连过路的行人也忿忿地嘀咕:这个
以水都著称,有个时期被称为浮桥的城市,现在却缺饮用的水,只有卖水的行业兴旺,
吉林这个城市的生活只能越来越不好过了。喝口水也要打打算盘,我心头从开始就感到
这种城市生活的重压,但我以抵抗这种重压的心情,挺起胸膛,迈开大步走向街心。
从吉林站沿着向北山方向伸展的岔路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把城市分成城里和城外的城
墙,也看见了城门,城门上的匾额写有“朝阳门”字样。朝阳门近处有新开门。吉林除
了朝阳门和新开门外,还有巴虎门、临江门、福绥门、德胜门、北极门等一共1O个城
门。每个城门都有张作相的兵把守。由于风化作用这里那里坍塌的古色苍然的城墙,令
人感到这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吉林是我第一次来的生疏的地方,却没有一点陌生之感。也许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来而且
又有父亲的很多朋友在这里的缘故吧。我的小本子里记着十几个我应该去问候的父亲的
朋友和亲友的地址。吴东振、张哲钢、孙贞道、金史宪、玄默观(玄益哲)、高远岩、
朴起伯、黄白河等人都是父亲在吉林的朋友,是我应该去见的人。
我把探访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为吴东振,去找在岔路街和商埠街之间的他家。老实说,当
时我心里暗自有些紧张。父亲的朋友们特意介绍我入了华成义塾,可我却中途退了学,
吴司令会不会高兴呢?
可是,吴东振和从前一样很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向他谈了我从华成义塾退学来到吉林的
经过。他没说什么.只是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稍后他说:
“ 看到你突然出现在吉林,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父亲。你父亲也是像你这样突然从崇实
中学退学的。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惋惜。可是后来我就认为你父亲下的决心是
对的了。不管怎么说六个月就退了义塾来到吉林,这个果断性是惊人的。如果吉林符合
你的理想,你就在这里挖你的井吧。”
这就是那天听了我来吉林的经过后,吴东振说的全部的话。这不愧是吴东振的豁达的思
想方法,我心里很感激。
他惋惜地说,你既然来吉林念书,就把母亲和弟弟都带来在这里定居才好呢。他在去抚
松参加我父亲葬礼时也曾多次劝我母亲搬到金先生的朋友多的吉林去。母亲对他的好意
表示感谢,却没有离开抚松。她想,我父亲虽然去世了,可是他的坟墓在阳地村,怎么
能轻易就搬到吉林去呢。
那天,吴东振给我介绍了他的秘书崔一泉。吴东振多次夸过他的秘书,所以我也对崔一
泉有一定的了解。他是在正义府中以文才著名的人物。自这一天会晤之后,我和崔一泉
建立了特殊的同志关系。
那天下午,吴东振把我带到三丰客栈介绍给独立运动者们。在他们中有金时雨给我写介
绍信、让我去见的金史宪,还有正义府警护队长张哲镐。三丰客钱就是三丰旅馆,中国
把旅馆也叫做客栈。这个旅馆里,除金史宪、张哲镐外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独立运动者留
宿。
三丰旅馆和太丰台碾米厂是独立运动者在吉林的两大据点,住宿所兼联络点。来自朝鲜
的移民也大多利用三丰旅馆。
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孙贞道牧师的同乡。他原来住在平安南道甑山,后来听孙牧师的劝说
来吉林开了三丰旅馆。虽然招牌是旅馆,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宿舍或公共礼堂。
三丰旅馆离日本领事馆只有100米左右。日本领事馆可以说是吉林地区侦探活动的总部。
密探和警察那么费尽心机搜寻的反日独立运动者们时常出人这个等于在日本领事馆门
口的旅馆,有人觉得不太适宜。可是,独立运动者们却说“灯下黑”,频繁地出入这个
旅馆。说也奇怪,真地没发生过一次爱国者在三丰旅馆被逮捕的不幸事件。所以,我们
建立了组织后,也常常利用这个旅馆。
金史宪看了金时雨的介绍信之后对我说,他熟悉的叫金刚的朝鲜人在吉林毓文中学当教
师,人这个学校怎么样。这是市内新兴社会界办的私立学校,是个倾向性好的学校。这
在社会上已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吉长日报》多次登了关于这个学校的报道。《吉长日
报》早在1921年就介绍毓文中学说,惨淡经营,成绩优异,博得社会各界赞助。
由于围绕着资金问题和校长滥用职权问题发生的纠纷,毓文中学的校长频频换人。我到
吉林时,正是李光汉代替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张荫轩当校长不久。
校长四次易人,可见毓文中学是多么重视正义和法度的。毓文中学的这种革新性的校风
吸引了我。
第二天,金史宪把我介绍给金刚先生。金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由他带领去见了李光汉校长。李光汉属于中国民族主义左派,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
窗,是从小就受到周总理的影响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周总理和李光汉校长的关
系,是在几十年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周总理谈话,回忆青年时代谈
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中国人时,提到了李光汉校长的名字。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他
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念书时的同学。
那天,李光汉校长问我学校毕业后准备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把一生献给
光复祖国的事业。他赞许他说,这个抱负很好。也许是因为谈话坦率的缘故吧,他痛快
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不经过一年级,而在二年级插班学习。
我在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时期,多次得到这位老师的帮助。他明知我因为革命
工作常常缺席,却装作不知道,并且从各方面保护我,不许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
随便触动我。军阀和领事馆警察要来抓我,他先通知我快逃。因为校长是有良心的知识
分子,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能够在他属下站住脚进行活动。在毓文中学办好人学手续回来,吴东振夫妇劝我,直到学校毕业就住在他们家,不要住
学校宿舍。这从当时我的处境来说,确实是一种幸运。
我念书要靠母亲供给学费,可是母亲身体病弱。母亲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给人家洗衣,做
针线,每月给我寄来三块来钱。这些钱交了学费、笔记本和教科书钱,就连一双鞋都难
买了。
因为处境如此,我不得不接受了父亲的朋友们的劝告和好意。我到吉林,起初住在吴东
振家上学,他被捕后在张哲镐家住了一年左右,然后在立默观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又在
接替吴东振任正义府司令的李雄家住了一些时候。
当时在吉林的名士大都是和我父亲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从各方面照顾我,爱护我。我
常常访问他们的家,在这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独立军干部和独立运动领导者,见到了来往
吉林的许多各色各样的人。
当时,正义府的干部们几乎都定居在吉林。正义府建立了行政、财务、司法、军务、学
务、外交、检察、监督等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关,甚至向辖区内的朝鲜同胞征收税
金,俨然是个独立国家。为保护这一庞大的机构。正义府还拥有由150多名军人组成的
常备的中央护卫队。
吉林市是中国的一个省城,和奉天、长春、哈尔滨一样是满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之一。
吉林管军署由张作霖的堂弟张作相当头子,他不大顺从日本人。如有日本人向他告状说,
某某是共产党、某某是坏人,他就拒绝他们的要求说,你们用不着管。他之所以这样做,
与其说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倒不如说因为他无知,自尊心却又强。他的这种特点
给革命者和社会运动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迁居满洲地区的朝鲜人大部分都住在吉林省。
由于这种情况,很多被日本军警追赶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聚集在吉林了。因
此,这个城市自然就成了朝鲜人的政治活动舞台及其中心。“东三省的排日策源地是吉
林”,日本人的这一评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20年代后半期,吉林是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在满洲的基本势力——正义府、参议府、新民
府的首脑的集结处。独立运动者们办报、办学校等多在桦甸、兴京、龙井等地,而其首
脑们聚在一起进行活动的地方是吉林。
ML派、火曜派、汉上派等宗派分子各自为扩大本派势力而疯狂活动的地方也正是吉林。
共产主义运动者中自命不凡的所谓名人也几乎都出入吉林。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宗派分子、流亡者等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里。
向往新事物、探求真理的青年学生也来这个城市。
一句话,可以说吉林是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的汇集处。我就是在这里举起共产主义旗帜
开展革命活动的。
当我来到吉林的时候,已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几个成员按照在桦甸的约定,先期
来到这个城市进了文光中学等学校和机务段、码头等单位。
他们听到我出现在吉林的消息,马上跑到吴东振司令家来了。他们对吉林市的印象是“东
西贵、水贵、柴贵,但书多是个好处。”
我开玩笑说,书多的话,同饥饿的痛苦也可以妥协。不过这也是我的真情实意。
对毓文中学,他们也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说,教职员中虽然也有国民党右派,但绝大多
数的教师,不是共产党系统的就是三民主义崇拜者。
听他们这么说,我的心也踏实了。
据后来判明,尚鉞先生和马骏先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决心要在新的地方努力学习革命的真理,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尽一
切力量进行斗争。
留在桦甸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们,也为了找活动舞台分赴抚松县、磐石县、兴
京具、柳河县、安图县、长春县、伊通县等满洲一带朝鲜人居住区。他们当中也有回原
中队重新戴上独立军帽子的。
在像吉林那样复杂的城市里,靠为数不多的骨干分子,为了让千百万人倾听我们的呼声,
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各自都成为火种,唤起周围的十人百人,再由那十人
百人燃烧起千人万人的心,以变革世界。
我在吉林的活动是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开始的。我来吉林的时候就决心更积极更
深入地进行在华甸开始的对马列主义的探求。吉林的社会政治空气,使我更加坚定了要
进一步深入钻研新思潮的决心。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比做学校
的功课还热心。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和日本发行的好书。北京还出了《翻
译月刊》杂志,常常刊登青年学生感兴趣的进步文学作品。在抚松和桦甸看不到的书,
在吉林就可以随意弄到。可是我没有可以买书的钱。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很难相信,可
是那时我只在上学时才穿球鞋,一回家来就几乎都光着脚。
那时,牛马巷的图书馆一个月收一毛钱的阅览费,我每月都买那个阅读券,放学回家时
到这个图书馆看几个小时书和报纸。这样,少花钱也能看各种出版物。
看到书店来了好书也没钱买的时候,我就鼓动有钱人家学生,让他买下书,然后借来看。
有些有钱人家的学生,自己不看,为了装点门面,把书买来放在书架上。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校管理是采取民主方式的。图书主任由学生大会每半年选举一次。
当选的图书主任有制定学校图书馆工作计划、购入书籍的权限。
我在毓文中学时先后两次被选为图书主任。我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书多起来,这回时间又不够了。我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费尽了心思。为了在争取
到的时间内读更多的书并深入把握其本质,做出了努力。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看一本书,一定把书的中心内容和学习心
得记下来。父亲使我养成的这种习惯起了很大作用。读书时掌握好中心内容,那么,无
论多么错综复杂的内容也能明确地把握住,也能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我在中学时代通宵达旦地读书,并不只是因为有单纯的研究学问的趣味或探求心。我并
不是为了做一名学者或飞黄腾达而热衷于读书的。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
国呢?又怎样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呢?我要从书里找到的是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书,我总是想找到这个答案。
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而是作为实践的武器,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而是从朝鲜革
命这一具体实践中去找真理的标准--我的这一立场,可以说是通过上述过程萌芽的。这
个时期,我手不释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雇拥劳动和资
本》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解说这些著作的书。
在读政治书的同时,还读了很多革命的文学作品。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高尔基和鲁迅的
作品。在抚松和人道沟的时候,读了《春香传》、《沈清传》、《李舜臣传》、《西游记》等
很多反映古时生活的书,到了吉林以后就读了《母亲》、《铁流》、《祝福》、《阿Q正传》、
《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很多革命的小说和描写当时生活的进步小说。
后来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遇到像艰难的行军那样艰苦考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在吉林时
读过的《铁流》等革命小说的内容,从中获得了力量和勇气。文学作品对人们的世界观
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每次同作家见面,就叫他们多写些革命的小说。现在,
我们的作家也写了不少革命的巨著。
我们通过亲眼目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处境,也提高了政治觉悟。
那时,从朝鲜去满洲的移民当中,经由吉林到别的地方去的也不少。我们随时向他们了
解国内的惨状。
渡过了鸭绿江的移民,有的经过丹东,利用南满铁路到长春,再从那里利用东支铁路前
往北满一带,有的利用吉长线经由吉林到附近腹地,有的由奉天利用奉海线,有的用吉
会线前往敦化、额穆、宁安方面。
寒冷的冬天和早春时节,就可以在吉林车站和旅馆看到许多朝鲜移民。这些移民当中经
历了什么样波折的人都有。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戏院看戏。戏演完,散场时,唱戏的女演员来找我们,说出
她爱人的名字,问我们叫崔某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她说的竟然是朝鲜话,这使我们大
家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朝鲜不唱这种戏。
这个女演员名叫玉粉,庆尚道人。有一天她的父亲同邻居朋友喝酒,对朋友说,你老婆
生了男孩儿就做我的女婿,我老婆生了女孩儿就做你的儿媳妇,要是两家都生了男孩儿
或女孩儿,就叫他们结拜兄弟或姊妹吧。他们两人就这么约定了。
不久后,一家生了男孩儿,另一家生了女孩儿。两家把一条丝绸手巾分成两块,各拿一
块作为结亲的标志。
后来,为了谋生,两家先后都离开了家乡。生了儿子的那家来到吉林落户,那儿子长大
上了文光中学。这家来到吉林后弄到一栋房子,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碾米厂,日子过得还
算不错。可是,生了女儿的那家到了丹东就没有盘费了,只好把女儿卖给了中国人。玉
粉就这样挨打挨骂学唱戏,成了演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想念起在家乡订了婚的男
人了。她每到一个地方唱戏,都要偷偷地出去找朝鲜人探问那男人的去向。
那天,叫玉粉的女演员同念文光中学的未婚夫进行了戏剧性的重逢。
当玉粉说不再唱戏而要留在未婚夫身边时,那戏团老板娘就索取巨额的身价。玉粉只好
下决心说,把自己分到的钱积攒几年,还了身价后一定回到吉林来。我们目睹这一情景,
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学们骂那个光知道钱,而不近人情的戏团老板娘,是“像毒蛇
一样的女人。”
几十万人聚在一起,满头大汗为生存而竞争的大城市生活,掩盖不住阶级社会的恶臭。
有个烈日当空的夏天,我和同学们从北山往回走的路上看到有个黄包车夫在路旁跟一个
有钱人相争。看来,那有钱人车钱给得太少了。车夫央求说,现在是“三民主义”时代,
也该照顾照顾“民生”问题呀,再给几个钱吧。可是有钱人不仅没有再给点钱,反而说,
你光知道“三民主义”,就不知道还有“五权宪法”?说着抡起文明棍儿就往车夫身上
打。
我们学生怒不可遏,冲向那有钱人.逼他多拿钱。
通过这些体验,我们心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和不满:世上为什么有坐黄包车的和拉黄包
车的;为什么有些人住在有十二道大门的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养尊处优,而有些人却变成
乞丐流浪街头呢?
人们从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害关系开始,逐步具有憎恨剥削阶级、维护本阶级利
益的思想,进而抱着要建设新社会的觉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才可以说他树立了革
命的世界观。
我也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等革命书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然后目睹社会
现实,从中了解到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产生了憎恨剥削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思想,最后抱
着要改造和变革世界的决心走上了斗争道路的。
越广泛地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越深深地为之心醉,我就越想尽快把这一革命学说
普及到青年学生中去。
我在毓文中学第一个结交的朋友是叫权泰硕的朝鲜学生。最初,毓文中学一共有四个朝
鲜学生,其中有意搞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只有权泰硕和我,其余两个对政治运动漠不关
心。他们只知道钱,一心想毕业后做生意。
我和权泰硕志向类似,对社会的看法也相似,所以一开始就志同道合了。在中国学生当
中,叫章新民的学生跟我较亲近。他经常跟我相处,常常就政治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的
话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社会的不平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
企图、国民党的背叛罪行等等。
直到那时,在吉林,马列主义还只是青年学生憧憬的对象。听说马克思是了不起的人,
想了解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抱着这种想法去翻翻经典著作;或者以为不懂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要落后于形势。
我参考在桦甸取得的经验,吸收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首先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
组。秘密读书组的使命和目的,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牢牢地武装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个组织发展非常迅速,不久就扩展到文光中学、第—中学、第五中学、女子中学、师
范学校等吉林市内许多学校。
随着读书组成员队伍的扩大,我们借了独立运动者经营的碾米厂的一间房子,让留吉学
友会成员出面自行办了一个图书室。
现在到处都有图书馆,而且只要下决心像人民大学习堂那样的大图书馆,也能盖得像宫
殿一样。可是那时我们两手空空,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办图书室,可就不是轻而易举
的事情了。要购买书籍,还要置备书架和桌椅,可是我们哪有线呢!所以,每逢星期天
就出去打零工,或到铁路工地去扛运枕木,或到江边去背运小石子,女学生也到碾米厂
去筛选大米。用这样一分两分费力挣得的钱买了书。
还设了可以另行保管革命书籍的秘密书架。这样办好图书室之后,简短而又饶有风趣地
写好书的介绍,贴在市内许多地方。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找我们的图书
室来了。
那时,我们为了吸引学生,图书室里还置备些恋爱小说。
青年们读恋爱小说感兴趣,来图书室的很多。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对读书感兴趣,然
后开始一点一点地提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学生们通过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逐步提高了
觉悟,我们就从秘密书架上拿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的小说来给他们。
那时,我们还让青年学生读了《再生》、《无情》、《开拓者》等李光洙的小说。三·一运
动前夕,李光洙在日本东京草拟过《二·八独立宣言书》,投身于独立运动,还写了很
多进步作品。所以学生喜欢读他的小说。可是后来李光洙变节,没能写出有教育意义的
作品,最后竟然写出了像《革命家的妻子》那样的反动作品。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之后,
我率领部队去南满,在路过抚松暂时停留的机会读过这部小说。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共
产主义者在家养病,他的妻子跟常来他家给他治病的医专学生发生暧昧关系的丑恶生
活,通篇贯穿着污辱共产党人、诋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常常在吉林教堂或北山公园开读书心得报告会。起初还有过谈恋
爱小说内容的学生。这时,别的学生就大声喊不要谈那种无聊的东西。那些着迷于恋爱
小说的学生,这样丢了一次脸。也就自动地去读革命小说了。
为了向青年学生和群众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我们还利用了“说书”的方式。
有一天,我嗓子疼,作热敷,没能上课。回家时路过北山,看到许多人围坐在一个盲人
周围,听他讲故事。
走近一看,那盲人掺杂着戏谑的话讲《三国志》的一段。他讲到诸葛亮用计一举冲垮敌
阵的场面还击鼓助兴。讲到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就停下来,伸手向听众要钱。当时,中
国人把这叫“说书”。是个吸引群众的好方法。
从那以后,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宣传革命思想。
我们同学当中有个善于讲笑话、口才又好、很活跃的人。他是接受我们交给的任务,做
宗教徒的工作的。他祷告,背圣经比牧师还强。我们就交给了他“说书”的任务,他做
得比背圣经还好。他到串门的人多的人家或人多的公园去,有声有色地给人们讲内容好
的小说,每次都受到了好评。盲人“说书”要收钱,他不收费。但他在最使人感兴趣的
地方停下来,做一番鼓动演说,然后说愿听下回如何,请明天何时再来。第二天,到时
候人们就会聚集在指定的场所听他讲完小说。
那时我通过书结交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是朴素心。
吉林的繁华大街有一个叫新文书社的大书店,我每周都要去几次。朴素心也是这个书店
的老主顾。他每次都在卖社会科学书籍的柜台前踱来踱去,因此,我们两个就常常在柜
台前碰上。他身体很瘦,但个子修长,颇有知识分子风度。
当我带老同学到书店去为学生图书馆买一大包书的时候,他就像选购自己的书一样帮助
我们选书,说哪本书怎么样,哪本书一定要看等等。就这样通过书,我和朴素心建立了
亲密的关系。我住在东大滩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在我住的宿所跟我一同生活过。
朴素心原来住在汉城,后来来到吉林。他身体虚弱,无意搞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为报刊
写些短小的文章。他写的文章可能刊登在《海潮新闻》或《朝鲜之光》等报刊上。他虽
没怎么参与运动,但对宗派分子是非常轻蔑的。朴素心有主见,见识高,所以来往吉林
的形形色色的运动者们各个都想争取他。
朴素心通宵达旦地读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是个出奇的读书迷,如果没钱了,即使把
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拿到当铺去当,也要买书来看。他不是那种读了几本通俗的入门书,
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的人,而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几乎都通晓的人。
朴素心是给我介绍并解说了《资本论》的难忘的老师。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一样,《资
本论》也有不少难解的地方。因此朴素心给我们上了《资本论》的解说课。理解经典著
作,到底还是需要有入门书和有人引导。朴素心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他确实有渊博的知
识。
有一次我问过他,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关于无产价级专政的论断。
朴素心把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在历史发展的许多阶段从不同侧面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
的论断都背了下来,背了好长时间。从理论和知识上看,他可是足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大
师的人。不过,朴素心也有不懂的,答不上的。
我曾问过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是首要的,而民族解放是次
要的;可是在我国,不是只有首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下获得解放,工人、农民才能
获得阶级解放吗?这是当时我们同学纷纷议论的问题。
直到那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很少从理论上阐述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同民族解放的相
互关系问题。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许多问题需要做出科学的阐明。
朴素心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很含糊的回答。
我又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宗主国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总是有机地联系起
来的,但只强调了宗主国的革命胜利所具有的意义;这不就是说我国只有日本工人阶级
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才能获得独立吗,难道我们就得坐在那里束手等待他们取得胜利
吗?朴素心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以惊异的目光望了我许久。朴素心说,正如经典著作中
写的那样,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放在民族解放的前面,视宗主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重于
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
我不以为然地歪了歪头,他也显得十分焦急,坦率地说,他只是从学术上研究了马列主
义,并没有把它同朝鲜的独立和在朝鲜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考虑
过。
我听了这话,心里感到遗憾。像他所说的那样,脱离实践,只作为一种学问研究共产主
义学说,一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当时,我和同学们在研究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时,最大的苦衷是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像俄
国人那样通过革命变革社会,解放祖国,可是朝鲜的情况和发生了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情
况是不相同的。
在像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应该怎样进行无产革命;在由于日本帝
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不得不离开祖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同中国等邻国
的革命怎样取得联系;如何执行朝鲜革命所赋予的民族任务和世界革命所赋予的国际主
义义务等复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朴素心在探求马列主义的过程中,跟我非常亲近了,也被我们的革命志向深深地吸引住
了。
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还同我们一起忘我地参加了青少年的教育和启蒙工
作。一直埋没在书堆里的人,一经下定决心投入了实践,其热情是非凡的。
后来,为了治肺病,把他送到卡伦地区。
朴素心在离贾家屯五里来路的雾开河畔搭个草棚,自己做饭,过着寂寞的生活。
我在卡伦和五家子一带进行活动时,抽出时间去看望过他。朴素心见到我,表示非常高
兴。我们做怀叙旧,讨论了很多问题。
那时,朴素心第一次给我看了他爱人的照片。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原以为他的爱人
死亡或离婚了呢。只看照片就可以看出他爱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教养的新女性。
朴素心说不久前在汉城的爱人寄来了信。我问他为什么不把爱人接来?他说他爱人是个
富翁的女儿。
我又问,当初结婚时你不知道她是富翁的女儿吗。
朴素心长叹一声说,是结婚后他的世界观变了。
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又问他,你真地完全忘掉了爱人吗?
朴素心坦率地说,他一直以为忘掉了,可是最近接到她的来信后,就常常想起她。
于是我真心劝告他,如果爱妻子,就应该把她接来。我对他说,如果连自己的爱人都教
育不好,那怎么能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呢,爱人在身边,对治病也会有好处。
朴素心虽答应这么做,却又吸了一口气。
“是成柱同志的劝告,我就要听。不过,我的人生已经日薄西山了,我的一生是失败的。”
他没有子女,又没有可以留给后代的财产或精神遗产。他说,本想献出一生研究马列主
义,一定要写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书的,可是这个初衷不能实现了。他慨叹道,年轻力
壮,生龙活虎的时候是因为不知真理而没有做到;而认识了真理,身体条件却又不允许。
听了朴素心的这番话,我也很焦急。朴素心对学问认真、勤勉,又有探求力。如果他不
只埋没在书堆里,而更早些投身于实践,那么就会找到有助于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有价
值的理论,也会建树实践方面的业绩的。理论出自实践,理论的正确性又通过实践得到
验证。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实践,就是争取朝鲜的独立,为我国人民谋幸福。可惜,朴
素心刚刚认识到这一真理就离开了我们。
后来朴素心把爱人从汉城接来,在她的护理下,继续写小论文和点滴感想,直到在卡伦
去世。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是像朴素心这样能做很多事情的人,刚认识到真理就
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遗憾。
我在吉林住了三年多。在我的一生中,吉林确实可以说是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吉林,我掌握了作为科学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靠这一学说的帮助,更
深入地认识到了为朝鲜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的实践真理。
如果说我很快地认识到了新思潮的真谛,那是因为我生为亡国民族的儿子所具有的悲哀
和愤怒的缘故。我们民族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灾难和痛苦,使我早些懂事了。我把受难的
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这使我有了巨大的民族使命感。
在吉林的时代,我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世界观,这成为我一生的思想精神食粮。
在吉林的积蓄和体验,使我将来能够构筑自主的革命思想的骨架了。
学习是革命者为自我修养而必经的基础工序,是在奠定为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做出贡献所需基
础方面一天也不能中断的脑力劳动。根据我在吉林的时候通过对先进思想的探求所吸取的教
训,我今天也在强调,对于革命的人来说,学习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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