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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一冊
第三章 吉林時代
為了擴大組織
 
 我們組織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後,逐漸向廣闊的地區擴大了活動場地。
為了擴大組織,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幹陸續離開吉林。
當時,我雖然是學生,還是經常到許多地方去。甚至經常來往于離吉林有幾百里地的地
方,開闢新的活動舞臺。星期六,坐晚車去蛟河、卡淪、孤榆樹等地,第二天坐晚車返
回來,如遇到不得已的情況,也有缺課的時候。對我的缺課,除了李光漢校長和尚鉞先
生之外,大多數教師都感到奇怪,甚至還有人猜想,我因為沒有父親,家境又貧寒,所
以才去外地掙學費的。
我是個學生,所以不能不受到許多約束和限制。既要聽課,又要參加課外學習,還要擠
出時間去做各組織的工作,所以我總感到時間不夠用。
只有假期,才能不受時間的限制,自由地進行活動。我們在平時作好準備,一放假就到
各地去進行組建組織的活動和群眾啟蒙工作。
深入人民群眾,這在國內也成了一種社會風潮。到假期,就有很多學生到農民中間去進
行啟蒙活動。我在華成義塾的那年夏天,在很多學生到農民中間去進行啟蒙活動。我在
華成義塾的夏天,在國內,由《朝鮮日報》社組織那些放假回鄉的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
編成啟蒙隊,為他們辦了講習,然後派到各地農村去,用報社編的朝鮮語教本,做掃除
文盲的工作。
留學日本的學生,到了假期,也回到祖國,組織留學生巡迴講演隊,巡迴全國各地,進
行啟蒙工作。天道教和基督教青年會也深入農民群眾,推進農村振興工作。
然而,由於總督府把一切旨在啟發民族意識的國民運動都視為對他們的殖民政策的反
抗,加以徹底鎮壓,並由於這個運動的領導者們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國內學生的啟蒙運
動沒能發展到使群眾革命化、組織化的階段,而停留於克服民族落後狀態的純粹的改良
主義運動。到了本世紀30年代中葉,連這類運動也進入了低潮。
從他們在農村進行活動的重心是掃除文盲和對農村生活環境進行衛生改造。基督教青年
會成員們進行的活動中,甚至有改善烹調法運動、清潔使用水井運動、養雞法、養蠶法
以及當局頒發的證明書、申請書的用法,總之,包括了介紹和引導農村居民走向近代生
活的各種文化啟蒙問題。
我們利用日本帝國主義還不能直接到這裏來進行鎮壓的有利條件,把農村啟蒙活動同群
眾的組織化、革命化活動密切結合起來,並為使之升級為一個積極的政治鬥爭形式,傾
注了很大力量。我們進行群眾工作的方向是,以愛國主義教育、反帝教育、階級教育為
主線,使人們意識化,並把他們團結到各種群眾組織裏來。
我們所以全力以赴地實現群眾革命化,是因我們擺脫了從前把群眾只看作愚昧無知的啟
蒙物件的思想方法,而樹立了認為人民群眾是我們的導師,是推動革命的基本動力這樣
一個觀點,並認為這是絕對的。我們就抱養這樣的觀點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的。
“深入人民群眾!”
這一口號,從那時起就成了貫穿在我整個一生中的座右銘。
我是從深入人民群眾開始革命活動的,今天仍然是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繼續著革命工
作;並且正以深入人民群眾來作一生的總結。假如我忽略過接觸人民群眾哪怕只有一刻
鐘,忘卻過人民的存在哪怕只有一個瞬間,那麼,我在十幾歲時就已形成的對人民的純
潔、真誠的熱愛就不會保持到今天,我就不會成為真正的人民的服務員了。
每當想到人民的權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智慧的創造能力得到無限發揚 的我
們今天的社會,我就要感謝吉林時節,感謝它讓我開始搭上了駛向人民的列車。
我們真正地深入人民群眾,是從1927年的寒假開始的。
對富人家的學生來說,寒假是名副其實的享受。在這一冬裏,他們在家躺著看愛情小說,
或者坐火車到長春、哈爾濱、北京那樣的大城市去遊逛。到了春節,吃佳餚,放鞭炮,
痛快地玩。本來,中國人就有從陰曆正月初一到二月二,一直玩一個月的習俗。他們稱
二月二為龍抬頭,把正月裏殺的豬全吃完,才算過完了節。
可是,我們既不能像他們那樣去遊逛,也不能闊闊氣氣地過年節。我們一心想的是怎樣
利用假期,為革命多做工作。一放假,我就帶著演藝隊員到長春去,從那裏回來,馬上
又到撫松去了。朴且石和桂永春也和我同行,約定在我家過一冬。寒假,我們過得很緊
張。
我一到家,就被新日少年同盟的盟員們圍住了。他們毫無保留地向我談了同盟工作碰到
的困難。
聽了同盟委員長的話,確實有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為了給他們解決困難,費了很
長時間做新日少年同盟盟員的工作。教給同盟幹部以演藝宣傳隊的活動方法、社會活動
方法、群眾工作方法、同盟內部工作方法,還經常參加他們的政治討論會和個性檢討會。
整頓好少年的工作後,我們以撫松地方的青年骨幹組織了白山青年同盟。為了表現它是
白頭山周圍青年的組織,才起了白山青年同盟這個名稱,實際上,它是反帝青年同盟的
同種異體。我們所以沒有把它的名稱定為白山反帝青年同盟,而定為白山青年同盟,是
為了把組織偽裝起來,混淆敵人的耳目。白山青年同盟偽裝成受民族主義影響的團體,
進行了合法活動。
我們把白山青年同盟盟員調動起來,在清窪子和周圍的農村了夜校。
在青年組織增多,隊伍日見擴大的情況下,我想到必須有一個能夠給廣大青年和群眾以
精神食糧的報紙。辦報的工作是白手起家的。按照我們的希望,很想一次印個一百來份
報,可是我們沒有油印機,也沒有紙張。撫松雖然有一個中國人辦的小印刷所,但從我
們編報的內容來看,是不能委託那個印刷所來印的。我左思右想,決定用手寫出報紙,
便動員新日少年同盟積極分子和白山青年同盟骨幹來搞這項工作。寫一百份報,花了一
個多星期的時間。
1928年1月15日,我們終於拿出了題名《新日》的報紙創刊號。
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道那裏是哪里來的精力寫了那麼多的字,真有點難以置信。我至
今還常常懷戀那個時候的朝氣和青春。那時候,我們為能把自己完全獻給革命,而感到
無上的幸福。沒有夢想、膽力和熱情,沒有魄力、壯志和浪漫的青春,就不是青春。年輕時,京廣提
出很高的理想,並為實現這個理想,不畏千辛萬苦地進行頑強的鬥爭。具有清新的思想、
健壯體魄的青年獻出血汗培植和收穫的所有果實,都將成為祖國的寶貴財富;對創造了
這些財富的主人公,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人上了年紀,常懷戀自己的青年時代,是因為青年時代是人的一生中能工作得最多的時
期。能做大量工作的時期是最幸福的。
後來,我從父親的至友那裏,好不容易地弄到了油印機,用它印出了《新日》報。
在1927年的寒假活動中大放異彩的是學藝宣傳隊的活動。參加撫松演藝隊的有新日少
年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的盟員以及婦女會員。這個演藝宣傳隊在及其附近的農村部落,
進行了約一個月的巡迴演出。我們一面搞巡迴演出,一面在所到之處組建組織,進行群
眾啟蒙工作。
《血噴萬國會》、《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女兒來信》這些話劇都是冬天,我們在撫松
創作並演出的劇碼。
演藝宣傳隊在巡迴演出之前,在撫松市內搞了幾天演出活動,這時,軍閥當局毫無理由
地把我抓去關進了監獄。原來,有幾個老封建因為我們演出的節目不合他們的口味,秘
密地向軍閥當局告了我一狀。
那時,小學時期的同學張蔚華為了爭取我的釋放,作了很大努力。他說服自己的父親,
讓他對軍閥當局施加壓力,不許他們搜查我的家。
張蔚華的父親多次到我家治病,和我父親敘談很融洽,成了至友。他雖然是個巨富,卻
是很有良心的人。我父親在撫松介議恢復白山學校,為得不到當局的許可而焦急的時候,
是他出面交涉才辦妥的。
因為有張蔚華的父親這樣有權有勢的人施加壓力,又沒有抓到我什麼把柄,軍閥當局也
就拿我沒有辦法了。
那裏,住在撫松的朝鮮人集體地擁到軍閥當局,提出抗議,要求他們釋放我,是我母親
發動組織動員了群眾的。有志的中國人也對軍閥當局的做法提出非難,要求他們釋放我。
軍閥當局無可奈何,不久就把我放了。
我一走出員警署,立刻就帶領演藝宣傳隊到富水河村去了。在那裏一連演出了三天。連
鄰村的人都來看我們的演出。這樣,演藝宣傳隊的消息就傳記了周圍的村落。
杜集洞的人聽到這個消息,便來邀請演藝宣傳隊到他們村去。我們高興地接受了他們的
邀請。
在杜集洞的演出,盛況空前,群眾紛紛要求我們多停留幾天,我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
延長停留時間。
第一場演出結束時,新日少年同盟委員長跑到後臺來告訴我,村裏長老在找我。
一位神采奕奕的半老人,口銜旱煙袋,在我們剛演出過的那家院子的籬笆外面等著我。
老人從濃濃的長眉底下仔細地端詳著我。那位把我帶到這個村裏來的青年人靠到我身
旁,小聲告訴我“這是車千里老人。”
我一聽到是車千里,就馬上向他鞠了一躬。
“老大爺,請原諒我沒能先去拜見。聽說您到鄰村串門去了,未先來向您請安。”
“我是去串門來著,聽說來了演藝隊,就急忙趕回來了。聽說你是金亨稷先生的公子,
這話屬實嗎?”
“是的。”
“有你這樣的兒子,金先生在九泉之下也能放心了。這樣好的演藝,我這一輩子還是第
一次看到。”
老人待我十分有禮,倒使我慌了神。
“老大爺,請不要這樣,對著一個兒輩,請別這樣。”
這天,老人把我邀到他家去了。我在和老人同行時,問他:
“老大爺,恕我冒昧。聽說,您一天能走千里路,是真的嗎?”
“謔,你也聽到了這個風聞。我在盛年時,千里不敢說,五百里是走過的。”
我聽了他的回答,心想,車千里老人真是名不虛傳,的確是一位了不起的獨立運動者。
人們在他的姓氏後面加了“千里”這個外號,是有原因的。由於“千里”這個名,滿洲
地方的朝鮮人都把他看作是傳奇式的人物。
我父親在生前也曾提到他走路的本事是令人佩服的。,千里這個外號是從他在江界地方
進行義兵活動時開始叫起來的。
車千里來到滿洲後,入了參議府的所部,作為沈龍俊的部下進行活動。據說,參議儲歸
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時,最堅決反對這一點的就是車千里。不甘心獨立軍團體被納入臨
時政府範圍的正義府的幾個人對他極口讚揚。正義府的領導班子多為軍人出身,他們把
文官為主的臨時政府看得無足輕重,這種傾向在正義府成為主流。
那天,車千里老人給我講了許多很有教益的話。他十分慨歎地說,朝鮮民族本來是完全
可以趕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作為堂堂的獨立國的人民發展下去的,只因為封建統治
集團腐敗無能,才招致了國家的淪亡。他說,要搞獨立運動,光說話不行,要手持武器
去盡可能多消滅日本鬼子。他還說,日本帝國主義非常狡猾,必須提高警惕。接著講
了這麼一個故事:
“你聽說過京城火柴廠倒閉的故事嗎?本來,那個廠出的‘猴牌’火柴是很出名的。火
柴好使,加上那牌號又特別,很招人喜歡。商標上畫的一隻猴子,肩上扛著一根桃樹枝。
日本鬼子到朝鮮來,開了個紅頭火柴廠,可是因為有猴牌火柴,賺不了錢。他們挖空心
思終於謀劃出一個詭計。他們一下子買進幾萬盒猴牌火柴拿到一個無人島去,把火柴頭
弄濕烘乾,然後再拿到市場去賣。結果,買上那些火柴的人因為火柴不起火,都去買日
本鬼子的火柴了。京城火柴廠終於破產,商標也賣給了日本鬼子的會社。日本鬼子就是
這種賊痞子。”
這事是否屬實無從考證,但對瞭解日本帝國主義來說,卻是價值萬金的趣聞。
老人說,他在身強力壯時,敵人用五連發打五發子彈,他用火繩槍就能打三發,可是現
在老了不能打仗了,只能蹲在家裏發呆,悶得難受。他說我們這天演的歌舞《丹心繩》非常好,並十分慨歎地說,過去義兵活動沒能搞出名
堂來,就是因為沒有把力量擰成一股繩;獨立軍使不上勁,被日本鬼子攆來攆去,也是
因為各行其是沒有戮力同心的緣故。
“朝鮮人,就是只有三個人,也要團結起來打日本鬼子。”他很激動地說道。
車千里老人的話都是對的。若沒有痛切地體驗了團結就是勝利,分裂就是滅亡的道理,
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
老人握著我的手說,他已經老了,怕不能為朝鮮獨立而戰了,只盼新的年輕一代奮力鬥
爭了。我聽著他的囑託,深感自己作為朝鮮兒子肩負著一種崇高的使命,決心搞好革命
鬥爭,不辜負人民的殷切期望。那天晚上,車千里老人說的話,使我感受很深。朝鮮人,
就是只有三個人,也要團結起來打日本鬼子。老人的這句話,在日後的鬥爭中給了我們
很大的教益。
帶著演藝宣傳隊深入到群眾中去,不僅能夠啟發群眾,還能夠從群眾那裏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的老師是人民,今天是這樣,過去也一直是這樣。
正因為如此,我每當同我們的幹部見面的時候,都懇切地叫他們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
我總是強調說,深入人民群眾,就如同吃補藥,不深入人民群眾,就如同吃毒藥。深入
人民群眾,也才能碰到像千里那樣的老人。人民群眾中,既有哲學,又有文學,也有政
治經濟學。
後來聽說,車千里老人在參議府當警衛隊長的時候,被自己的上司沈龍俊暗殺了。
我聽到這令人悲痛的消息,悲憤感慨地重溫了車千里老人說的話:朝鮮人,就是只有三
個人,也要團結起來打日本鬼子。如果參議的府的頭頭們按照車老人的座右銘同心同德
抱成一團的話,是不會產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不幸事件的。
我們在杜集洞過了那年的陰曆年。
過了春節後,我讓演藝隊員回撫松,我則同桂永春、朴且石一道到安圖去了。安圖縣有
一個隻住著朝鮮人的內島山村。這個村是世稱蒼穹之下第一村的白頭山腳下的山村,是
一個密林中的山間僻壤。內島山,是因它猶如樹林中的島子而得名。中國人,因為山的
模樣像乳頭,叫它乳頭山。
朝鮮的獨立運動者很早以前就出入這個山村。獨立軍的百戰老將洪范圖和崔明祿曾有一
個時期住在這個村落裏。
我們早已把“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成員李濟宇派到乳頭山去,要他把那一帶的青年團
結到組織裏來,就是因為打算將來在白頭山周圍建立一個大革命基地。
李濟宇(李宇)是黃海道人。他父親在長白時就和我父親取得聯繫,進行了獨立運動。
因為有這樣的關係,李濟宇自然就和我攜起手來了。
我們在樺甸分手後重新見面,是我在撫松成立白山青年同盟的時候。那時,我和他商量
過在乳頭山村組織白山青年同盟支部的問題。當時李濟宇半開玩笑地說,不要老給他派
任務,應當來一趟幫幫忙。
從撫松到乳頭山有300多裏地。從中國那邊看,它是滿洲土地上的最後一個村落,從朝
鮮這邊看,是白頭山這一頭第一個村莊。這個乳頭山周圍一百里地是沒有人煙的。
我們在傍晚時分到達村莊,李濟宇把我們帶到了當漢醫的崔氏人家。
據這家人說,張哲鎬曾在我們住下的屋子住過兩次,李寬麟也來住過。我一想到這父親
來過、父親的朋友們來開闢過的地方,今天我們又來扶著革命的犁杖墾荒,心裏不由得
產生了肅然之感。
我們在乳頭山飄落住了幾天,明白了李濟宇要我們務必來一趟的內情。乳頭山是個外來
人很難站住腳跟的地方。
村裏主要住著姓崔、姓金和姓趙的人家。他們不同外地人交往,三姓人家做三角親。崔
家女兒嫁給金家兒子,金家女兒由趙家兒子娶,趙家女兒做崔家的兒媳。在一塊不大的
地方,這麼做起親來,不久全村都結成了姻親關係,人人互相稱呼“大哥”、“大伯”、“親
家”。
這個村的人幾乎都信天佛教。天佛教徒們根據99位元仙女由天上降到白頭山天池沐浴過
的傳說,在那裏蓋了一座有99個房間的稱“登德宮”的寺廟,一年兩次到這裏來祈禱。
天佛教徒還在村裏蓋了個“天佛寺”,隔十天或一個星期去祈禱一次。
我們到乳頭山的第二天,正巧是天佛教徒到寺廟去祈禱的日子。那天,李濟宇領著我們
到寺廟附近看了一下,的確很熱鬧。教徒們不論男女,都像高句麗人似地把頭髮盤在頭
上,穿著花花綠綠的衣服,敲鑼打鼓,加上鈸聲和木魚聲,那咚咚哐、咚咚哐的聲音顯
得挺莊嚴。據說,“登德宮”這個名也是由此而來的。
李濟宇說,乳頭山這一帶,就是這個天佛教叫人傷腦筋。他是從宗教是鴉片這一單純的
觀念出發,討厭這個天佛教的。我在撫松聽李濟宇說的時候,也是和他一樣想的。但是
到這裏看了天佛教徒們舉行儀式的那種認真的表情和雄偉的登德宮,就學得對這個問題
有必要再進一步考慮了。
那天,我由姓崔的人帶領,同李濟宇一道去見了天佛教教主張鬥范。
張鬥范曾在獨立軍打過仗,後來看到獨立軍沒有希望,便丟掉槍支來到乳頭山,向白頭
山之精氣祈禱,讓倭寇遭天罰,讓朝鮮民族享天福,並以此為信仰,創立了天佛教。
我在和教主談話的時候,視線總是離不開吊在天棚上的黍穗。因為我在崔家也看到了一
模一樣的吊在天棚上的黍穗。我問李濟宇,是不是做種子用的,他便沒有好氣地說那是
供佛用的。
這裏沒有水田,因此,這裏的人們用黃米代替白米來上供,所以家家都在房柱或天棚上
吊掛著黍穗。他們即使在斷了糧,接不上頓時,也絕不去動它。只在到白頭山寺廟供佛
時,才把它放在臼裏搗,再用簸箕簸好,用木匙挑出碎粒、草籽、黍籽、草芥,把顆粒
一般大的攏在一起用高麗紙包起來,用乾淨的泉水做飯上供。
“就為那個該死的天佛教,乳頭山的人都變成了瘋子。看來,馬克思說的宗教是鴉片那
句話,是名言中的名言。用新的思想改造這樣的宗教徒,是有必要的、有可能的嗎?”
李濟宇坦白地發著牢騷說:有時恨不得點一把火燒掉那個把乳頭山人們的靈魂都給攝了
去的“登德宮”。我批評他的觀點太狹隘。
“宗教是鴉片,馬克思的這句名言,我當然不想否定。可是,如果變為這句名言不論任
何情況都可以用得上,那就不對了。祈求天佛讓日本遭天罰,讓朝鮮民族享天福,這樣
的天佛教,你能隨便給它扣上鴉片這個帽子嗎?我認為天佛教是愛國的宗教,這個教的
信徒都是愛國者。我們應該做的工作是,這些愛國者團結成一股力量。”我和李濟宇坐
在一起真摯地交換了意見,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不要去打倒天佛教,而要積極地支
持他們的反日情緒。於是,我就在這裏逗留十來天,對這個村的人做工作。我對他們說
只靠信教是不能光復祖國的。天佛教徒們很容易地接受了我的意見。
那年冬天,乳頭山的人們待我們非常誠懇。乳頭山人們的主食是土豆。摻上扁豆做的土
豆飯別有風味。桂永春開玩笑說,吃了土豆摻扁豆的飯,放屁放得炕都要震塌了。
如果那時我們沒有到乳頭山去瞭解情況,坐在吉林只聽李濟宇的報告或口傳的風聞作出
判斷,那麼,對天佛教就不會有好印象。因為到乳頭山親眼看到了“登德宮”、做祈禱
的教徒們真摯的表情、家家戶戶房梁上吊掛的黍穗,才對天佛教及其教徒作了公正的判
斷。
要具備人民的作風和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的思想方法,決不是可以坐在書桌上做到的,
更不是可以用空談來解決的。那是只有通過與人民的直接的接觸,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直接去體察人們的聲音、呼吸、眼神、表情、語氣、手勢、姿態的過程才能形成的。
我們先進行了喚醒村民覺悟的政治工作,然後 在這個村落組織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
還組成了少年探險隊。
我回吉林後,由我們亨權叔負責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他同李濟宇一道在德水、德溝、
寺洞、藥水洞、任水洞、芝陽蓋等長白一帶和新坡、普天、惠山、甲山、三水等國內許
多地方建立了白山青年同盟的支部。
同盟組織把白山青年同盟長白地區負責人的任務交給了李濟宇。他出色地擔起了這個重
任。亨權叔和李濟宇在白頭山一帶的革命化過程中經受了很多考驗。由於他們先前作出
的功績,日後我們在這裏進行革命鬥爭時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大力支援。
假期本是放下書本休息的時期,而我在那年寒假,卻學到了很多在書本上找不到的東西。
寒假後,我們回到吉林總結了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半年來的工作,並提出
了建立更多的群眾組織,分別吸收各階層青年和群眾的任務。
為了執行這項任務,金赫、車光秀、崔昌傑、桂永春、金園宇等共青同盟的骨幹分別到
興京縣、柳河縣、長春縣、伊通縣、懷德縣一帶和國內去了。他們到那些地方,迅速地
擴大了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和各種群眾組織。
我留在吉林,做在新安屯組織農民同盟的工作。把農民團結到組織裏來,是培養他們成
為革命動力的工作。特別是,在農民占人口多數的我國,爭取農民的問題是決定革命勝
敗的關鍵性問題。
我們到江東村去組織了農民同盟,也組織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和婦女會,接著在卡倫和
大荒溝也組織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在蛟河地方組織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我和旅新青年會組織部長薑明根相識後,同蛟河
的青年建立了關係。姜明根可能是從張哲鎬那裏聽到了許多我的事。蛟河曾是張哲鎬的
中間站。他來往于吉林和撫松之間,每次都到薑明根的家歇腳,把吉林青年學生運動的
情況告訴他,回到吉林,就把蛟河的消息詳細地告訴我們。就這樣,薑明根知道了我們,
而我也開始關注蛟河的青年運動了。就在這時候,薑明根專程來吉林見我。
那時,我是住在東大灘的張哲鎬家上學的。薑明根比我大十多歲,可是他一口一個“先
生”地叫我,十分坦誠地擺出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困難,焦急地呼籲我幫助他。這使
我不由得產生了對他的同情。想到他從遠隔180裏地的蛟河專程來到吉林找我這個還不
過是一個普通中學生的人談工作,我對他這種革命者的熱情不能不感到佩服。
當時,蛟河以拉法山為界,西北邊有旅新青年會,東南邊則有拉法青年會。蛟河一帶朝
鮮青年大都分別參加了這兩個青年團體。
青年們起初是懷著很大的抱負參加組織的,但看到民族主義運動的頭頭們只埋頭於爭權
奪利,搜刮軍費,毫無作為,逐漸對他們的行徑感到了幻滅。
同時,對那些只就“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和“領導權”誇誇其談的趕時髦的馬克思主義
者,也感到了愕然。我完全理解薑明根說他簡直弄不清該何去何從的心情。
我向薑明根介紹了吉林一帶青年學生運動的情況和我們的工作經驗。我還對他說,回到
蛟河後要為組織反帝青年同盟支部作好準備。他回去時,我還給了他幾本馬克思列寧主
義書籍。
我雖然盡心盡意地給他講了許多問題,但他走後,對蛟河的情況總覺得放不下心。於是
我終於越過老一嶺到蛟河去了。那大概是1928年的春天。
薑明根見我來,非常高興,說他正想再跑一趟吉林呢。他說,在吉林的時候,覺得不會
再有什麼困難,可是回來一開始工作,就又碰到了不少難題。
蛟河的農村青年,首先對怎樣建立組織的問題,就持有各不相同的意見。有的說,旅新
青年會是民族主義者的組織,應當馬上退出那個組織,由幾志同道合的人另建一個反帝
青年同盟,有的則說,乾脆把旅新青年會解散了事。
對吸收哪些人參加組織的問題,他們也沒有正確的見解,說這個人是“敵對分子”,那
個人是“動搖分子”,都不能吸收。他們就是這樣把還過得去的青年都事先排除在吸收
對象之外了。
那天,我在客房裏枕著木枕和他們躺在一起,對他們說,要建立組織,就要多爭取群眾,
哪怕多一個人也好。為此就不要把人們分成這一邊的和那一邊的,重要的是要孜孜不倦
地進行教育和說服。
我對他們說,要設法讓青年不受民族主義者和宗派分子的影響,要加強旅新青年會和拉
法青年會中的先進青年骨幹的作用。我還同他們一一討論了今後他們要做的工作。
然後,選拔五名旅新青年會的青年骨幹,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蛟河支部。
從那以後,我常到蛟河地方去做反帝青年同盟盟員的工作。
我開始把東滿青總的青年也吸收到我們的組織裏來。當時,到龍井勤工儉學的朝鮮青年
幾乎都加入了東滿青總。他們受著火曜派的影響。
這個團體的組織部長、東興中學學生金俊看了我們在吉林發刊的雜誌和小冊子後,找我
來了。
那時,我通過金俊具體地掌握了龍井一帶青年運動的情況。
金俊自從來過吉林後,和我們保持著聯繫,到大成中學、東興中學、恩真中學等龍井市
內各學校的青年中去,宣傳了我們的思想。我們通過他們,對間島地方以及會甯、鐘城
等六邑之內的青年進行了先進思想的教育。
這個時期,我對工人的工作也予以關注。
當時,吉林有火電廠、鐵路機務段、火柴廠、紡織廠、碾米廠等大小工廠,為數不少,
但沒有一個像樣的工人組織。只有一個1927年春組織的以幫助朝鮮工人就業謀生為目
的的汗誠會。
我們對一個原在吉林火電廠做工,後來到農村來的青年進行了教育,吸收參加了反帝青
年同盟,然後讓他重新回到吉林火電廠去做工。他到吉林火電廠站住腳,集結了進步的
工人。從此,我們有了立腳點。
我們發動留吉學友會成員,以松花江碼頭為中心開辦了工人夜校,在三·一人民起義紀
念日、五·一節、國恥日,不覺到他們那裏去做講演,舉行文藝演出。在做了這種準備
工作的基礎上,於1928年8月,組織了反日勞動組合。由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幹分子做
這個組織的負責人。
我們一直以青年學生為主要工作物件,積極地進行使他們意識化、組織化的工作。而召
集把我們的活動範圍擴大到工人階級中去,把工人吸收到組織裏來,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通過以朝鮮工人為主組織起來的這個反日勞動組合,掌握了合法團體汗誠會的活
動。汗誠會的政治傾向漸趨鮮明。後來,汗誠會為幫助元山工人總罷工,募捐支援了元
山勞動聯合會;1930年夏,朝鮮發生洪災時,它又同各朝鮮人團體聯合組織救濟會,為
災民募捐;在反對鋪設吉會線鐵路工程的鬥爭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們通過把吉林和蛟河一帶為中心的在民族主義者和宗派分子影響下的青年團體改組
為革命組織的過程,積累了很多好經驗。
革命者的生命,可以說是從深入群眾開始,離開群眾就要告終。我想,組織“打倒帝國
主義同盟”的華成義塾時節是我的青年學生運動開始的時期,而組織和擴大共產主義青
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吉林毓文中學時期,是越出學生的圈子深入到工人、農民等各
階層群眾中去,到處播下革命火種的我的青年運動的全盛期。
這個時期,人們把新一代青年共產主義者的活動及其影響,稱為“吉林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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