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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一册
第三章 吉林时代
三府合并
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促进反日爱国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单一战线的时
期。真正为民族前途着想的先觉和爱国志士,都确信独立的基础在于反日力量的统一和
团结,并为之而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三·一人民起义的影响下,随着新思想的传播而迅速组
成的许多工人运动团体,到本世纪20年代中叶合并成了朝鲜工农总同盟,团结反日爱
国力量的工作在民族主义营垒里也有了发展。
当建立民族的唯一正常的条件成熟的时候,1927年成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和民族主义营垒
的联合战线机构-新干会,其属下集结了几万名会员。
合并反日爱国力量的运动,在成为独立运动策源地的满洲地区也积极开展起来。从“韩
日合并”以后,在满洲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无数小规模的独立运动团体,经多次离
合聚散,到1925年基本上分成正义府、新民府和参议府,分别独立地开展了活动。
然而,这三个府各自划出自己的管辖区,与其他团体既不联系也不合作,像中世纪的小
公国那样形成鼎立之势,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攻势面前,陷入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境
地。由于珲春事件、兴京事件、古马岭事件等日军接连不断的大屠杀和“三矢协定”的
缔结,满洲地区的独立军团体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日军在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中惨遭失败后,为牵制独立军的武装活动,继续增强自
己的兵力,推选死一名就钉十名朝鲜人的惨无人道的心理杀戮战,把正成长的独立军推
入了被动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热中于争夺霸权的领导人,为扭转独立军面临的困难局面,不能不考虑
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问题了。
从三个府诞生的初期起,独立运动的先觉们就深刻地认识到合并的必要性,为实现这三
个府的合并,从各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时,这三个府互相诋毁和仇视,把精力无谓地消耗在扩大各自管辖区的竞争上。这种
争夺霸权的纷争,有时还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冲突和流血惨案。
1925年夏天,我曾亲眼看到,在我父亲的主持下,三府领导人在抚松举行大规模的会议,
认真讨论了实现合并的途径。会议开了十天,换了三个地方:抚松、万里河和阳地村。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参加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的人士,加紧进行了建立民族单一正常的徘徊工作,并在同各
派领导人的不断联系下,举行多次会议,讨论旅满朝鲜同胞的自治问题和合并革命战线
的问题。
在不断转移会场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像小说一样的“王八事件”。
那时,金东三、崔东旿、玄默观、沈龙俊、林炳茂、金墩、李渊、宋相夏等三个府的领
导人,正聚在新安屯开合并会议。新安屯位于吉长铁路西南约30里地左右的地方,和
吉林、兴京、桦甸一样,是在满洲屈指可数的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探悉到举行三府合并会议的秘密以后,把五名密探扮作老百姓派到现
场。这些密探来到靠近新安屯的东垧水沟村,装作抓乌龟,刺探三府合并会议的消息。
但他们被村里的青年发现了,全被处决了。青年们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扔进松花
江水葬了。
驻吉林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向中国警务厅通报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并借口朝鲜人杀害了日
本良民,强迫警务厅要对案件现场和新安屯进行共同调查。这个情报通过警务厅翻译吴
仁华传给了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们。代表们宣布休会,撤离了新安屯。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八事件”。在中国话里,王八是乌龟的俗称。
旨在合并独立运动团体的三府会议,一直伴随着重重困难和迂回曲折。害怕三府合作的
日寇,死死地进行跟踪和破坏活动,这是第一个困难,再一个比更大的困难,是各团体
内发生的各派系之间的对立。正义府则分成支持促成会派和支持协议会派。他们互相勾
心斗角,争吵不休。金东三、李青天、李钟乾等促成会派从正义府脱离出来;以金佐镇、
黄学洙为头目的军政派也与新民府决裂。
吉林市是三府合并会议开得最多的地方。
吉林尚仪街有一座朝鲜人经营的叫复兴泰的碾米厂。住吉林的独立运动者们把这座碾米
厂的办公室用作寝室兼办公室。来自南满、北满和东满的独立运动者,也都把这个地方
当成熟铺子,经常到这里来聚会。因此,复兴泰没有一天是清静的。
就在这里,三府合并会议开了一年又一年。
复兴泰碾米厂位于来往毓文中学的路口上,所以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来参加会议的代表。
这座碾米厂的主人是憧憬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是给人碾米,收点碾米费来维持生计
的小企业家。
有一天,我走进了碾米厂,有几位认识我的老人,把我介绍给金佐镇、金东三、沈龙俊
等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说我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然后开玩笑地附带说了一句:“他
的思想可和我们不一样啊!”
我笑着说:“您这样说,可就难为我了。诸位先生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我也是要争
取朝鲜独立的,思想怎么会不同呢?”我这么一说,他们就提出根据说,看你们搞的好
像是社会主义运动嘛!
这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再好不过的机会。于是我对他们说:“目前青年们搞共产主义运
动是一个世界趋势,青年都向往共产主义。别人都搞共产主义,为什么朝鲜青年就不该
搞呢?要是我们看不到新的,老是抱着旧的不放,朝鲜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呢?先生们都
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新的一代,先生们如果不理解我们青年的心情,就有点困难啦!”
他们听罢,说道:“不论你搞的是什么,我们不会管你的。不管怎样,你们也不会来打
倒我们吧!”
我很有礼貌地问他们,先生们凭什么说我们青年会去打倒你们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有过几次。
我在来来往往的路上有时进去看看他们,但总是听不到三府合并的消息。独立军的领导
人把会拖得真叫人心烦。我在同三府领导人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是暮气沉沉,枯燥无味。
前面谈过,吉林城外朝阳门附近有个打出三丰栈牌子的客栈。每当三府合并会议休会的
时候,独立军的领导干部就凑到那里,进行牵制别的派系的秘密会议。
这座客栈附近有孙贞道主持的礼拜堂,是我们用来教育群众的场所。所以,一到星期六
下午或星期天,我自然就能看聚在三丰栈里的独立军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了。
他们住的房间里常放着一张光油油的棋盘,这是店老板怕他们闲得无聊,特意给他们置
备的。独立军老头子们在这里不是成天磨牙就是攻呀挡呀地喊叫着下棋,以消磨时间。
旅店老板为侍候这些独立军头子,几乎把老本都掏出来了。他们一来住店,就从太丰合
碾米厂拿最好的米来给他们做饭,顿顿给他们吃肉、鱼和豆腐等菜。他们天天通宵达旦
地下棋,夜餐还要吃荞麦冷面。
吃老板的女儿说,他们吃这些都不拿钱。每晚,她还给他们跑腿,打酒买烟,弄得连觉
也没法睡好。有一次,她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咱家老这样给他们吃喝,过不上三个
月,家底就要朝天,变成叫花子了。”她母亲却责备说:“他们都是为光复祖国打仗的大
人物,咱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等作好了准备,他们会去打仗的。你可再别说那种话啦。”
然而,独立军的指挥员们别说什么打仗,就连武器都归拢到一块藏在仓库里,成天无所
事事,白吃闲饭。当我们去找他们时,他们却打开像账本一类的东西,装出在做工作的
样子。他们不愿让年轻人看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懒汉。
有时,他们用拳头或木枕敲着桌子,污言秽语地互相谩骂。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三府合并
后应由哪一派掌握实权的问题。他们都炫耀自己的一派活动历史上,功劳大,管辖区广,
群众多等等,极力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一到晚上,却又摆上酒席大吃大喝,耍酒疯,
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太丰合碾米厂去,遇见了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同他
进行了一场争论。
他带几个同僚来吉林参加三府合并会议已有好几个月了。他经常接触青年,喜欢同年轻
人开玩笑,言谈中也有不少进步的味道,所以我们见到他,都称他先生,也毫不掩饰地
对他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那天,我们跟他闲聊时,对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批评了几句。我们几个青年人围着他坐
在一起,对他发起攻击:你们目无国家和民族不顾百姓死活,来到外国还争吵不休,都
想着争夺一个好地位,这样到农村去对几家农民指手画脚,逼缴军款罢了。你们争夺这
样的权力有什么必要呢?
财政部长听了我们正当的忠告,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竟勃然大怒,说我们侮辱他
的人格。
“你们敢反对我?好啊,你们都是好汉,而我们都是孬种。既然如此,你我都把脸丢个
干净吧!”
他一边大叫大嚷,一边哗啦哗啦地脱衣裳,声称要赤身裸体上街乱跑,给朝鲜人丢丑。
他的意思是,既然自己受了侮辱,就该给民族抹黑,好给自己解恨。
我见过许多人,可从未见过这种人。身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看其行为,竟是一个地
道的无赖、流氓。要是他真地跑到碾米厂的墙外去,那可就糟了。财政部长丢脸,也就
等于我们丢脸,等于给朝鲜人丢脸。于是,我们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劝他安静下来,
给他穿上了衣服。
那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说,再不要和这种人来往了。受点批评,就要赤身裸体跑大
街的人,搞独立运动,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若是穿开裆裤的孩子,还情有可原,可
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竟干出这种丑事,岂能称之为政治家?
这个人给临时政府丢尽了脸。当时,满洲地区本来就有许多人不正眼看待临时政府。他
们厌恶临时政府专事派系斗争,厌恶它搞乞求征收人头税和救国义务金还嫌不够,竟发
行公债,也不惜做出卖官鬻爵的勾当,到处去找那些有钱人,发给他们“任命状”,任
命某某为某道观察使,某某为某郡郡守,某某为某面面长,然后按职位征收相应的金钱。
民族主义者不合不并,继续搞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则趁机派走狗打进他们内部,轻而
易举地捉拿反日独立运动者。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吴东振的被捕。日寇警察派自己的走
狗金宗源去对吴东振说,朝鲜的大金矿老板崔昌学已在长春,只要跟他好好交涉,就能
解决一大笔独立运动资金。他们这样把吴东振诱骗到长春附近的兴隆山车站,逮捕了他。
我听到这个消息,悲愤难忍,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
真是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吴东振的儿子吴京天在吉林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生了火
灾,不幸被烧死了。我冲进火场把他背了出来但未能把他救活。吴东振的夫人,因丈夫
被抓去坐牢,儿子又遭了不幸,悲伤过度,竟至精神失常,不管我们怎样安慰怎样照料
她,都无济于事,终于含冤离开了人世。
当吴东振在狱中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坚持斗争的时候,那些独立运动的上层人物却以三
府合并为名,天天聚在一起,不是喝酒就吵嘴,为争权夺利消磨时间。我们看到这种情
况,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从吴东振的逮捕中尝到了甜头的日寇警察,更加张牙舞爪地要捕捉更多的反日运动者。
而三府领导人却还没有清醒过来,仍在那里空话连篇,争论不休。
有一天,不知刮起了什么风,三府的领导者们都把沙子装在裤筒里,在碾米厂围墙内跑
来跑去地练跑步。我看到这情景,非常难受。正当日寇对满洲的侵略迫在眼前,祖国的
命运愈加暗淡无望的时候,这些声称为朝鲜的独立而战的人,却在搞这套玩艺儿,实在
太不像话。
我忍无可忍,恳切地对他们说,我原以为,吴东振司令被捕以后,先生们一定会大有所
悟的。日本鬼子正在不择手段,一个个地逮捕有名的反日运动者,处以刑罚,而先生们
仍聚在这里只顾开会,难道这是对的吗?我们青年学生衷心希望你们早日实现三府合
并,使南满、北满和东满的所有独立运动者都能通力合作,所有朝鲜人都能紧密团结起
来。
然而,三府领导人仍然继续争吵,继续高谈阔论,白白地消磨着时光。当时我心中的人焦躁和不安是难以形容的。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热中于派系斗
争,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民族者也落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使人焦躁不安呢!
我想来想去,决心再次给民族主义者以更大的刺激,写了一出讽刺民族主义者争权夺利
的话剧。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三人一党》。
排演就绪,我去邀请了三府领导人。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都忙于开会,非常辛苦,我
们特意为先生们准备了一出话剧,请都去观看,也顺便解除疲劳。他们都很高兴,都到
孙贞道的礼拜堂来了。
演出先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最后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
开始,那些老头子都很高兴,说这出剧很有意思。但当他们看到剧中三个争夺一个座位
的时候,觉察到这是讽刺他们的,就都变得面红耳赤,一边往外溜,一边说:“坏小子
们,竟敢侮辱我们?那个成柱变坏啦。”
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找他们,我若无其事地问:
“先生们昨晚为什么没有看完就走了?戏剧要看到最后才有意思,不是吗?”
那些老头子大发雷霆,问我昨晚都骂了他们什么。
我向他们照实说了我们的心里话:
“先生们,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先生们老那么争吵,我们看着也挺着急难受,才演了这
么一出戏。昨晚演的戏反映了我们青年人的想法,先生们也该了解了解青年人都在向往
什么,群众都在要求什么。”
他们听了我们十分中肯的话,受到了激励。他们说,为了不再让他们青年人看笑话,也
该搞出一点什么名堂来了。
此后,三个府总算在形式上以国民府的名义实现了合并。这是由正义府的残留派、新民
府的民政派和参议府的沈龙俊派联合而成的半拉子合并。
正义府的脱离派、参议府的促成会支持派、新民府的军政派则另组织一个叫作临时革新
议会的团体,与国民府并立。
各派的领导人虽然凑到国民府的房檐下去,却都背对着背,各做各的梦。
民族主义营垒里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排斥新思潮,专事派系斗争,最后宣告了自己的衰
亡。他们之所以不肯上战场同日本帝国主义拼斗,而专事派系斗争和扯皮吵架,虚度光
阴,是因为他们没有依靠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光复祖国的坚定决心。
历史终于提出了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让新一代接替老一代的不容推迟的任务。我们认
为,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人公,就是青年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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