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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一册
第三章 吉林时代
车光秀找到的路
 每当我忆及在吉林的时代,就有许多难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些面容中,车光秀一
向占在前列。
我第一次见他,是1927年春天。
最先给我介绍车光秀的是崔昌杰。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在正义府的一个据点-柳河
县三源浦-当独立军。
有一天,崔昌杰突然派交通员给我送来一张纸条,告诉我不久将有一个名叫车光秀的人
去吉林,要我和他见一面,还说他自己也将很快到吉林来。
过了几天,我在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发表演讲,走出来的时候,一个微歪着头,戴着眼镜
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没头没脑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崔昌杰的人。我回答说认识,
他二话不说,就先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这个人就是车光秀。
这天,车光秀跟我谈话,总让我多讲,自己尽量少说,因而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用的
是他问我答的方式。
谈过话,他也不说一声到哪里去,站起来就走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态度生硬,
不好接近。
过了几天,崔昌杰真地来到吉林。吉林有正义府的领导班子,他们的中央护卫队的营房
就在新开门外。崔昌杰所在的中队有事要跟中央护卫队联系,他就借此机会来吉林找到
了我。
我把跟车光秀的谈话内容和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都告诉了崔昌杰,也谈到了车光秀还
不肯开诚相见的情况。
崔昌杰说,他初次跟车光秀相见,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但是一经熟悉,就看出了他是
一块真金。
有一天,崔昌杰所属中队的中队长收到一份情报,说柳树河子学校里有个教员在宣传共
产主义。
中队长立即下令去逮捕他。
那时候,独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共产主义者视为异已分子,因此崔昌杰担心车光秀会
受到独立军队员的欺负,便派去了受过自己影响的队员,还一再叮咛他们对人不要粗暴。
那几个队员到了柳树河子,在车光秀寄宿的家里吃了晚饭。看样子那顿晚饭十分寒碜,
把小米干饭一泡在水里,就浮起了米虫和米糠。那几个习惯于到受优待的独立军队员,
立即大发脾气,骂饭菜不好,骂房东对待独立军的态度太不像话。
这时,车光秀出面保护房东说:
“这家房东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粮食,只用野菜充饥。今天你们独立军大人来了,他
们特意到地主家去借了点小米来给你们做饭,尽了他们的心意。要问罪,就该向地主问
罪,是他给借的赖米嘛。房东是尽心尽意地给你们做饭的,他们还有什么罪啊!”
车光秀这么一说,那些脸红脖子粗地大发脾气的独立军队员,都无话可说,闭上了嘴。
因为他说的句句有理,无可挑剔。
那几个起初大骂房东连独立军都不认得的队员,后来被车光秀的为人所感动,非但没逮
捕他,反而回队向中队长报告说,车光秀不是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崔昌杰说,他跟车光秀见过几次面,认为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崔昌杰生性就有一种脾
气,他一量认为是个好人,就永远对他真诚相等,关心备至。
我心想,车光秀既然被崔昌杰看上,那他定是好人无疑。
崔昌杰回部队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车光秀突然来找我,他说,这几天,他闻遍了
吉林的空气,接着没头没脑地突然问我,你打算怎么处理同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
当时,因为蒋介石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展开
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乎成了一个辨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
的试金石。我想,正因为这样,车光秀才一见到我问我对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看法。
老实说由开蒋介石的叛变,当时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蒋介石叛变以前,中国革命处在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成了
推动革命前进的强大动力。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革命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朝着在全国推翻反对统治的
方向发展。从1926年夏天起,国民革命军打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封建势
力的旗帜,开始北伐,迅速地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份,连续占领了长江
流域的主要城市,给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占据着华北地区的张作霖反动军阀以很大的
压力。
上海的工人经过三次英勇的起义,掌握了这座城市,武汉和九江的人民为北伐革命的胜
利所鼓舞,收复了英帝国主义占据的租界;工人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军,农民则
同工人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大批地参加了北伐战争。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背叛了革命。他为了独揽革命的领导权,施展
阴险的伎俩,开始把共产主义者赶出国民党领导机关和政府机关,并为了取得帝国主义
列强的支援,积极推进幕后交涉。
车光秀十分愤慨地说,如果蒋介石没有叛变,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很大的发展,那么,
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也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很尖锐。
当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北伐革命提到日程上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实行军事独裁,
走上了对共产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道路。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赶出了周恩来等所有共产党员;1927年3月,用武
力强行解散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九江市党部;3月31日,又在重
庆袭击群众大会会场,屠杀了大批市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野蛮地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大罪,血腥的
屠杀一直蔓延到各个地方。
以这一事件为分界线,中国革命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的人甚至提出极左的主张说,应从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中
吸取教训,共产主义者不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看来,这一切都给了车光秀以刺激。
为了光复祖国,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同民族主义者合作,这是我们从建立“打倒帝国主义
同盟”时起就一贯坚持的立场。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在朝鲜,虽然有一部分堕落的民族主义者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
脚下,宣扬什么“自治”和民族改良主义,但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依然在
国内和国外不屈不挠地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进行着斗争,他们从不屈节;在日本帝国主
义野蛮的殖民统治下,饱受苦难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同这
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我们是应当携手合作的。
关于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这种见解,是以对民族主义的我们的独特的解释为基础
的。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第一个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的爱国
思潮。
本来,民族主义是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先进思想出现的。
在日趋没落的王朝政治的深渊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外来势力强迫开放门户,国家经
受痛苦,命运危在旦夕之时,点起开化的灯火,高呼着“自主独立”、“保国安民”、“ 斥
洋斥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当民族的主权遭到外来势力的
残酷践踏,国土变成列强争夺利权的角逐场的时候,出现了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潮,并成
为群众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
因为新兴资产阶级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引导了民族运动,就认为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资
产阶级的思想,这种见解不能认为是公正的。
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
上是一致的。因此,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共同的利益。
后来,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成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民族主义也就随之变成了维
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因此,真心维护民族利益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和作为资产
阶级的思想工具代表其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必须区别对待。如果
对这两者等量齐观,就会在革命实践中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反对和警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对真正的民族主义,我们是支持和欢迎的。这是
因为,形成起到的民族主义的基础的思想感情是爱国。爱国心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
者共同的思想感情,是能够使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的同一条轨道上和解、
团结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爱国家爱民族,是把共产主义同真正的民族主义连结起来的
大动脉,是引导真正的民族主义走联共道路的原动力。
过去,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爱国家爱民族的旗帜下,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收复被外敌
霸占的国土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少功绩。
今天,在北方和南方存在着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分裂状况下,我们仍抱着能够
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念,为其实现而进行顽强的斗争,是因为我们从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
民族主义者所共有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中看到了能够实现民族和解大业的绝对
源泉。
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我国,真正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原理。从
这一原理出发,我一向重视同爱国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的合作与团结,认为这是我国革
命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这是我从进行青年学生运动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一辈子坚持不渝的观点和立场。
那天,我见到车光秀的时候也强调说,必须区别对待真正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
义。
车光秀听完我的话,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叫了一声“成柱”
我并不认为,因为我的理论高深精湛,才说服了车光秀,而是因为我根据朝鲜的具体实
际判断一切问题,不讲空话,坚持重视革命实践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引起了车光秀的共
鸣。从此,车光秀开始敞开了自己的心怀,一下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在此以前,主要
是我谈,他只问,只听,现在不同了,我不问他,他也主动谈心里话。
我们开诚相见,交上了朋友,我这才知道车光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比我大七岁,
到日本念过大学。写文章,作报告,他都很擅长。他心地无比善良,在青年人中欢迎。
他又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他和朴素心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十分激烈,
互不相让。火曜派的头头金灿一碰见车光秀,就挫了锐气,不敢造次。就马克思主义问
题进行争论,金灿始终敌不过车光秀。车光秀曾把金灿当作神乎其神的共产党大人物,
可是见了几次面以后,他对待金灿就像对待一个中学生那样随便。有一次我们让车光秀
跟汉上派的头面人物申日镕进行争论,结果申日镕也不是他的对手。
车光秀有个特点,他的头总是轻微地向左歪着。这是他小时候脖子上长了疮,痛得老把
头歪向一边养成的习惯。
车光秀是平安北道人,从小就很聪明,村里的人都夸他。他十几岁就到日本工读。他阅
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向往共产主义,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他摄取新的思想,艰
苦工读的时候,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期。刚建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由于1923
年6月对党领导核心的第一次大逮捕和关东大震灾时的白色恐怖,大大削弱了,后来由
于隐藏在党领导班子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终于被解散。车光秀觉得,坐在共
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日本,去摸索什么斗争方向,翻阅马克思的著作,都是无聊的事
情。于是他回到了汉城。他在汉城见到了一些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可是,他看到同是
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却搞出了那么多的派别和系统,十分错综复杂,他简直理不出头绪
来了。他为了辨别各派的主张,摸索自己该走的路,开始下功夫研究我们早期共产主义
运动的历史和派别关系。然而,他好像走进了迷宫,一无所获。
三人一党,五人一派,派系不计其数。各派针锋相对,纷争十分尖锐,而他们的政治立
场和思想观点,实际上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车光秀说,他在国内时,在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中觉得最卑鄙龌龊的是洛阳馆事件。所
谓洛阳馆事件,其经过如下:火曜派和北风会派两派人,在名叫洛阳馆的饭馆聚会的时
候,对这两派的结合心怀嫉恨的汉城派,突然袭击会场,施加暴行,打伤了几个人。那
些挨打受了重伤的人,向日寇的法院起拆,对汉城派的加害人提出了刑事诉讼。没过几
天,北风会派又对汉城派施加暴行,打伤了他们。这么一来,汉城派受了重伤的人,又
向日寇法院起诉,对北风会派的加害人提出刑事诉讼。这类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竟到发展到各派竟相组织恐怖团与对方较量的地步。
车光秀目睹这种情景,日夜长吁短叹,慨叹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竟堕落到这种地步。
他想了想,最后认为,满洲与苏联毗邻,到了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条渠道同共产国际接上
关系,进而可以找到一条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应走的新道路。他抱着这样的一线希望,离
开汉城来到满洲。
他一到满洲,就碰上了政友会宣言。
宗派分子们在这篇政友会宣言中竭力主张说,为了从派系斗争中拯救共产主义运动,应
停止互相攻击,进行公开讨论,开展理论斗争,从而给群众指明真正的前进道路。
如果按照政友会宣言的主张公开进行论战,那么,从中得利的肯定不是朝鲜共产主义运
动,而是日寇的特高警察。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火曜派同汉城派闹对立,专事派系斗争,他们为了显示火曜派势力
强大,曾在报上公开了正筹备中的民众运动者大会的72名筹备委员名单。这是利令智
昏,只顾争夺领导权的宗派分子们把共产党干部的名单全部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告
密书。日寇就靠这个名单大肆逮捕了共产党干部,结果,火曜派的主要人物几乎都被关
进了监狱。
如果忘记这一教训,照宗派分子的主张再次开展公开论战的话,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那是不言而喻的。
熟悉日本内情的车光秀,谴责政友会宣言说,它是曾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机
会主义思潮-“福本主义”的翻版。
福本曾主张说,为重建党,应通过“理论斗争”,先辨别具有纯正革命思想的人和不具
有纯正思想的人,然后只吸收思想纯正的人。他的这一主张,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
主张,它给日本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政友会宣言不但原封不动地搬用了福本的理论,而且连它的文字都毫厘不差地抄袭过
来。对这样的宣言,车光秀吐了一口唾沫,就背转了身。
他对宗派分子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于是去了柳河。他决心到乡下去当个教师,给孩子
们灌输民族的正气,无声无息地了却一生。后来,他偶然碰见了崔昌杰,并且经过他的
介绍,来到了吉林。
车光秀坦白地说,他在异国土地上的凄风苦雨中漂泊的时候,一直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出
现一位领导者,给他以力量和希望,给他指出正确的斗争路线。
他讲完了自己的经历,激动地说道:
“成柱!咱们能不能在相互信任、相互爱护中搞共产主义运动啊?就在没有宗派、没有
领导权争夺战的环境里……”
车光秀的这一呼声,正是他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异国他乡颠沛流离,彷徨摸索,最终找
到了革命道路所做出的总结,所得到的教益。
我也很激动,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新一代人,不要学宗派分子走分裂道路,要同心同
德,团结一致,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车光秀还坦率地谈了他在听崔昌杰介绍我的时候产生的想法。他说,当他听到我在吉林
搞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心不在焉地想过,区区一个中学生能懂得多少马克思列宁主
义?搞共产主义运动又能搞出个什么样子呢?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到吉林来找我试探一
下。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难怪我当初把这个豪爽热情、平易
近人的愣头青当成了一个枯燥呆板的人。
没过多久,车光秀就成了我们“打倒国主义同盟”的一员。
这年夏天,我派车光秀到新安屯去。新安屯,位于公路以西不远的地方,是朝鲜的爱国
志士建成的理想村,是在满洲的朝鲜人居住区中为数不多的政治运动根源地之一。如果
把这个村庄革命化了,就能开辟深入农民群众的第一个渠道。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车光
秀。
我叫车光秀到新安屯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吃惊,半开玩笑地问我,他好不容易接上了组
织关系,刚从乡下上来,怎么又叫他下乡?别人在汉城啦、东京啦、上海啦这样的大城
市里搞运动还嫌不过瘾,甚至跑到共产国际去掀风起浪,而他却要到巴掌大的农村去,
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可见他虽然反对旧工作方法,却还没有完全克服旧的观念。
我给他作了解释,大致是这样讲的:
认为在大城市是才能搞革命,是不对的;不论是城市或农村,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应该
到哪里去工作;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到满洲来的朝鲜人,也大都住在农村里;
不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就不能唤起人民群众投入光复祖国的伟大事业,也不能设想共
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取得胜利;我念完了学校,也准备到农村去工作;认为跟共产国际来
来往往才能树立共产主义者的名分,这也是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共产主义者所以尊重共
产国际,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带有国际性质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加强国际团结,
才能粉碎国际上联合在一起的资本的锁链;只要为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义
务真诚地进行斗争,就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也能使我们渴望已久的光复祖国的那一
天早日到来;目前搞运动的人,都在往上走,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汉城,再从汉城
到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只有往上走才能跻身于群英之列,也才能得到承认;然而,
要为无产阶级搞革命的人,脱离群众,老是往上头走,这行吗?我们要往下走,下到工
人、农民群众中去。
“不要往上走,要往下走。”
车光秀神色严肃地自言自语道,然后沉思了好半天,突然用拳头啪地一声敲着桌子喊道:
“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
由于车光秀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核心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有了
能够同朝鲜共产党上层大人物们比高低的响当当的理论家了。从这时起,车光秀跟我们休戚与共,并肩战斗了三年多。他为开展学生运动,促进群众
革命化,为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新安屯、江东、蛟河、
孤榆树、卡伦、五家子、柳河等地方的革命化,都离不开他的名字。
最初,他参加了实现吉林附近朝鲜人村庄革命化的工作,接着以吉林为轴心在南满的柳
河,中部满洲的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朝鲜人居住地.同金国字、桂永春、张蔚华、
林根源、李钟洛、朴且石等人开展了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最后一个时期在安图一带参
加了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工作。
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不论到哪里,很快就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性落落大度,潇洒豪
放,知识渊博,又能说会道,群众都喜欢他、尊敬他。他讲授的社会科学课,在三光学
校(孤榆树)学生中最受欢迎,他们总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和兴趣盼他来讲课。他为青年
学生和农民群众,作过很多讲演,也普及了很多歌曲。
他在自信汉的追悼仪式上作的悼词是很有名的。
车光秀最常去的地方是新安屯。他在新安屯吉兴学校曾当过一段时期的教员。他住在学
监家里,用革命思想教育村里的农民、青年和妇女,把他们团结到反帝青年同盟、农民
同盟、妇女会、少年会等组织里来,推进了全村的革命化。
新安屯原是在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下的地方。那些宗派分子们不时地到村里来,
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论”呀,这个论呀那个论呀,尽址一些荒谬的怪论,所以封建保守
的老年人和大人们,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摇头表示反对。
正因为这样,车光秀开始也很难站住脚。他借了一间人家的上房.把墙裱糊好,把屋子
收拾得干干净净。当作乡亲们来闲谈的地方,常常邀请一两名有文化的老年人事先作些
准备,然后让他们在老年人中间进行宣传。
村里的好些老年入一到晚上就别着长烟袋到车光秀修好的房里来闲聊、这时候,由车光
秀事先安排好的老人就开始天南地北地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缀上一句说:“现在是
个坏世道,要改变这种世道,就要先打倒地主。”用这种方式天天宣传几句革命道理。
车光秀就是这样先教育老年人,然后开办夜校,有时还给大家讲话,也跟大家一起唱歌
跳舞,使村子变得热气腾腾,很有生气。于是村里的人们开始说,要是像车光秀先生搞
的这种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反衬的,并且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车光秀在新安屯站住了脚以后,星期六一放学。我就找他去
那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我们一到吉林郊外,就钻进高粱地或玉米地里,脱下学
生服,换上农民服装。
我到新安屯去,听取他的工作经验,也帮他做些工作。
在这过程中,我对车光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也对我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我们通过车光秀积极推进新安屯革命化的时候,有一天,车光秀来到吉林把我拉到北
山公园。我们在树荫下找了个位置坐下以后,车光秀告诉我,有个叫许律的人很值得重
视。据他说,许律在龙井上东井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前不久他来吉林准备上
法政大学,可是因为供不上学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车光秀所以关心许律,是因为考虑到了许律的背景。据他说,派许律到吉林来的是金灿。
而这个金灿,是当时车光秀还很崇拜的一个人。
我听了很吃惊。
就金灿而言,他是我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人物。第一次建立共产党时,他是宣传部
的负责人,第二次建立共产党时,他又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发现有被捕的危险,他就躲
到了上海,组织了朝鲜共产党上海部。他是火曜派的代表人物,是朝鲜共产党“满洲总
局”的实际组织者。
他把自己影响下的青年派到吉林来,是因为他看上了我们。我们在吉林高举共产主义旗
帜积极开展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一传开,他也开始把视线转向了我们。他看到我们的力
量日益壮大起来,就想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给我们灌注他们的思想。
金灿本人也到吉林来接触过许多青年学生。他还作过几次报告,我也听过。听说“马克
思主义大师”要作报告,我就同车光秀一道去了他下榻的大东门外李琴川的家。可是他
讲的是对革命实践有害的鬼话,令我们大失所望。
那天,金灿说他们的一派是朝鲜革命的“正统派”,并对别的派别大肆攻击和诋毁。他
还荒唐地主张,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革命的动力只能是工人和贫雇农,其他
一切非无产阶级分子都不能成为革命的动力。那天,我听着金灿的报告,深刻地认识到,他的主张是给人民群众造成混乱,对革命实
践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危险的诡辩,不同这种诡辩作斗争,我们就不能走正确的共产主义
道路。
车光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后悔自己过去不知道金灿是这种人,盲目地崇拜过他。
当时,宗派分子们为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到处向青年们伸出了自己的手。
ML派的安光泉穿着白色朝鲜长袍来到吉林,摆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派头,企图扩
大自己的努力。他曾当过ML系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非常高傲。吉林有很多人崇拜他是
“马克思主义大师”。
车光秀说安光泉是著名的理论家,我就想得到有助于我们活动的理论,去见了他两次。
他也和金灿一样,讲话讲得很漂亮。
他讲话,一开始大家都表示赞叹。但是,没多大一会儿,大家的表情就变了。安光泉发
出了无视群众运动的妄言。他说,只要借助于共产国际或大国的力量,不搞群众运动也
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朝鲜这样的小国没有必要进行群众斗争去白白流血,而应当依靠大
国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独立。真是荒唐极了,简直是一种要盖空中楼阁的荒谬绝伦的诡辩。
我看这个人也像金灿一样,是个空谈家。于是我冲他说,先生讲的话简直无法理解。
我问他说,先生瞧不起群众斗争,那么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运动?你到吉
林来,大声号召人们投入革命斗争,又是为什么呢?我接着反驳他说,不提高群众的觉
悟,不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只靠共产党领导层的几个人,是不能在斗争中取得
胜利的;不相信本国人民,只想依靠别人的力量来取得独立,是一种妄想。
安光泉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哈哈大笑着,说我们水平太低,不是他谈话的对手。
要想理解他的道理,还需要多尝一尝酸甜苦辣的滋味。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理睬他。
当时,宗派分子们有的提出左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说什么“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
“要在满洲朝鲜人居住区先建设社会主义”;有的则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因
为朝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目标是争取民族解放,因此应当由民族资产阶
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在宗派分子当中,有的说,在朝鲜这样政治条件不利的特殊情况下,搞思想运动还可以,
搞政治运动却不行;有的主张,“先独立,后革命”;还有的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完成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极端的口号,搅乱了群众的头脑。
我和车光秀还同申日镕这样的人进行过理论斗争。
我们见过许多宗派分子,他们都是赶时髦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沾染了名利思想和小资产
阶级英雄主义思想,都是顽固不化的事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金灿名声再大,也是个闹惯了宗派的人,因此不要对他抱什么幻
想;我们看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不要先看他的名声、资历和地位,而要先看他的思想,
看他对革命的立场和对人民的观点。
车光秀说,他是考虑到我们刚刚迈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觉得同金灿这样的大人物
携手合作,比起跟他闹对立,更有利于我们,所以才这样做的,但以后就不再这样了。
并且表示要和许律马上断绝关系。
他这样一改变态度,我也不能不更加慎重了。
如果许律是浸透了宗派恶习的人,就应当立即同他断绝一切关系;如果他是一时失足的
人,就应该教育他,同他携手前进。我们决定直接跟许律见见面。
有一天,由车光秀带路,我们去了许律住的江东村。离开吉林,过了松花江桥,向敦化
方向走一段路,就能望到龙潭山。江东村就在这个山脚下。我们决定在这村里建立反帝
青年同盟组织,教育群众,把村子变成一个像新安屯一样革命化的村庄。
我们见了许律,人很踏实诚恳,无论从哪方面看,放任他滚到宗派的泥坑里去,是令人
可惜的。
我让车光秀好好帮助他走上正路,我也常常到江东村去从各方面帮助他。
许律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他本是来替宗派分子拉拢我们的,但他反过来反对宗派分子,
与金灿断绝了关系。我们在江东村终于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全村的革
命化,许律也被培养成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骨干分子,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
的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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