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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孫貞道牧師
 
 在滿洲的形勢極為險惡的進修,我獲釋出獄了。
像反日讀書會事件轟動全市的1929年秋天那樣,當時的吉林市空氣緊張,仿佛處在戒嚴狀態之中。岔路口和官廳周圍都有督軍署的憲兵盤查行人。還有持槍的軍警在到處搜查住宅。
這正是由於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整個滿洲經歷著陣痛的時期,呈現著殺氣騰騰的氣氛。那時,滿洲地方正在進行著五·三0暴動。
我國歷史學家們把這一鬥爭稱為五·三0暴動,而中國人則稱為“紅5月鬥爭”。我們之所以將這一鬥爭稱為五·三0暴動,是因為這一鬥爭是在上海五卅慘案五周年的時候發生的,而且鬥爭在5月30日達到了頂峰。
當時掌握著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李立三向全黨發出指示,為紀念1925年5月上海市人民的英勇鬥爭,工人、學生、市民三界舉行罷工、罷課、罷市,同時展開暴動形式的鬥爭,以建立蘇維埃遊擊隊。
這條路線一提出來,滿洲省委所屬各革命組織就在李立三提倡的“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口號下,動員群眾在各地舉行飛行集會,掀起暴動。東滿的城市和村莊都貼出了鼓動暴動的傳單和號召書。
五·三0暴動一開始,敵人對共產主義者的攻勢就空前加強了。
其影響已經波及吉林市。
出獄後我首先去的是在牛馬巷的孫貞道牧師家。我是想先到他家去,向七個月來一直為我探監送衣食的孫貞道一家人致謝,然後再離開吉林市,這才合乎道理。
孫貞道牧師好像是見到了自己的兒子出獄似的,高興地迎接了我。
“我們怕軍閥把你交給日本鬼子,心裏多麼著急呀!你沒有被判處徒刑,獲得了釋放,真是萬幸啊!”
“多虧牧師先生後援,我的獄中生活過得還算順利。聽說,您為我還給獄吏送了很多錢。真不知道該怎樣報答您才好。牧師先生的恩情,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那時,牧師正準備到中國關內去。
我問他為什麼忽然想離開吉林。
孫牧師長歎一聲,淒涼地笑了笑說:
“張作相也萎靡不振了,在吉林已經沒有可以庇護我們,支援我們的力量了。如果張作相不幫助朝鮮人,日本鬼子打進來就糟糕了。我以為三府合併,獨立運動就會龍馬添翼。可是,別說什麼龍馬了,他們還那麼老是自家吵架,一天也不得安寧。我也無意再待在這裏啦。”
關內有一些他在臨時政府任議政院副議長和議長時親密相處過的人士,還有他興士團的團友。我想,孫貞道決心要去中國關內,其動機可能是要同這些人重新取得聯繫,更積極地投身於獨立運動。
孫貞道牧師問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看來已經是時間問題了,成柱你準備怎麼辦?
“我還有什麼別的路可走呢?我準備組織一支大軍,同日本帝國主義決一勝負。”
孫牧師驚愕地望著我,說:
“要拿槍同日本拼嗎?”
“是的,除了這條路外,不是沒有別的出路嗎?”
“你可要記住日本是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呀。義兵和獨立軍都在日本的新式武器面前無能為力,癱了。不過,你既然下了決心,就大張旗鼓地幹吧!”
我看著比我初到吉林時顯得寂寞冷落的牧師家庭,禁不住心情惆悵。從前,到他家來,可以聽到留聲機放出的音樂聲,也可以看到獨立運動者們熱烈議論時局;可以看到來找孫牧師的虔誠信徒,還可以聽到少年會會員們唱《風啊,你不要吹》的悲戚戚的歌。
可是,現在這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些經常圍著牧師打轉的常客,都銷聲匿跡,逃到了柳河、興京、上海或北京等地。曾悲切地放出《皇城舊址》和《流浪歌》的留聲機也悄然不響了。
在那以後,孫貞道牧師本人也有一段時間到北京去過。北京有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成立初期與孫貞道牧師志同道合共過事的著名歷史家和文人申采浩,除他以外還有其他許多孫牧師的同志。
牧師到達北京時,申采浩已經因為做東方聯盟的工作而在登陸臺灣時被捕並被押送到旅順監獄。申采浩不在的北京,他覺得很孤寂,冷清。牧師和申采浩的友情是那麼深厚,以致撕不斷割不開。
申采浩一心為向後代介紹我們民族悠久的愛國傳統和燦爛文化,鼓吹愛國精神,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編撰國史。為民族的啟蒙,有一段時期他對出版活動也傾注了熱情。《海潮新聞》就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流亡時出版的受歡迎的報紙。樸素心之所以常為《海潮新聞》寫一些論文,是因為主辦這家報紙的申采浩的名字在僑胞社會中廣為知曉,許多人崇拜他的人格和文章的緣故。
在路線上,申采浩是武裝抗戰的提倡者。他認為,李承晚的“外交論”和安昌浩的“準備論”都是沒有現實性的危險的路線;並極力主張,在以朝鮮民眾為一方,以日本強盜為另一方,進行你死我活鬥爭的情況下,我們兩千萬民眾應該團結一致走暴力破壞的道路。
部分人士把李承晚推為上海臨時政府的首腦時,申采浩抑制不住激憤,正面加以反對,也是因為他平時對李承晚的“委任統治論”和“自治論”感到不滿的緣故。
“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壞的逆賊。李完用出賣了尚存在的國家,而李承晚卻在祖國尚未光復時就把祖國出賣了。”
這是他在臨時政府組閣會上像投出炸彈一樣投出的一句有名的話。他在退出臨時政府後發表的《朝鮮革命宣言》中也嚴厲批判了李承晚。孫貞道牧師有時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申采浩是個性格像刀刃,主張像鐵錠一樣的人。當他譴責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壞的逆賊時,我心裏痛快極了。申采浩的話是代表了民心的。申采浩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就和申采浩一道與臨時政府訣別了。”
我想,參考他的這種言論,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看出孫牧師的政見了。他斷定,不論是自治論還是“委任統治論”,都是妄想。對安昌浩的“培養實力論”,他採取了半信半疑的立場,而對我們的要發動群眾開展全民族的鬥爭來實現祖國的獨立這一全民抗戰論,則表示絕對的支持。這種革新的立場,使他不再感到有必要作為閣員留在以像李承晚那樣的事大主義者、野心家為首腦的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而果斷地把活動舞臺轉移到了吉林。
孫牧師到吉林後,同日本員警規定為“第三勢力”的革新派人物取得聯繫,積極地參與了獨立運動。他同新一代的青年也十分融洽,只要是青年人做的事,不管是什麼,他都真心實意地給予支援。他任神職的大東門外的教堂,就等於是我們的專用集會場所。我常到這個教堂去彈風琴,指導演藝宣傳隊的活動。孫貞道牧師給我們解決我們所要求的一切,又真心支援我們的革命活動,所以,我像對待親生父親一樣,愛戴他,尊敬他。
孫貞道牧師也像對待親生兒子一樣疼愛我。我在監獄裏受苦的時候,向張作相行賄,開展請願運動,要求釋放我,這個主動人物也正是孫牧師。
孫牧師不僅把我作為他朋友的兒子看待,而且把我當作具有一家之見的革命家對待。連在獨立運動者中議論紛紛,而又未能解決的困難的家庭問題,他也毫不猶豫地向我和盤托出,徵求我的意見。
當時,孫牧師正為大女兒孫真實和尹致昌的婚姻問題大傷腦筋。吉林的獨立運動者無論誰都反對這門親事。孫牧師也感到不滿意,認為女兒選錯了對象。他認為,如果女兒嫁給了尹致昌,就有辱門楣。因為尹致昌是親日派,買辦資本家尹致昊的弟弟。當牧師為說服不了女兒而十分著急的時候,獨立軍保守派為了從尹致昌那裏索取資金,把他扣留了一個星期。
“成柱,這事怎麼辦才好呢?”孫貞道牧師徵求我的意見。
我覺得干預大人們的婚事不太合適,便躊躇了一會兒,小心地回答說:
“既然他們搞戀愛,愛上了,不是沒辦法分開嗎?我看最好讓他們隨自己的意思辦吧!”
我在這樣進言之後,說服獨立軍保守派人物釋放了尹致昌。
孫貞道牧師到了北京後,第二年又回到了吉林。有些人說,這是應吳仁華、高遠岩等革新派人士的邀請而來的。不知這種判斷有多大的真實性。不管怎麼說,孫牧師直到去世仍留在吉林,可見北京方面的獨立運動情況不能令人樂觀,他的健康狀況看來也不太好。
當我出獄見到孫貞道牧師時,他為我臉龐消瘦而擔心,但我卻為他滿面病容而擔心。他舊疾復發,連吃飯都感覺因難。
“國家淪亡,人也病了,只是日夜長歎啊。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給我賜福。都是那流放生活造的孽呀。”孫貞道牧師說。
1912年牧師在滿洲進行傳教活動時,因陰謀暗殺桂太郎的嫌疑被捕,在珍島過了兩年的流放生活。在這期間,他得了病。說也奇怪,群眾愛戴的人,常常容易受病魔侵犯。
第二年春,我在明月溝聽到了孫貞道牧師病逝的噩耗。向我傳達這一噩耗的人說,孫牧師在吉林的東洋醫院死於非命。
起初我以為那不過是謠傳。我怎麼也不能相信牧師會因病暴亡。我想,半年前見面的時候,他還沒有臥床,而是談論獨立運動的未來,怎麼能因胃潰瘍,就像燭火那樣輕易熄滅呢?不幸,那確是事實。據地下組織瞭解,牧師在住院那天就口吐鮮血,當場死去。
當時,僑胞社會有不少人把孫牧師之死看作謀殺。這樣看的第一個理由是住院前孫牧師的病勢還沒有危及生命。第二個有力的理由是,東洋醫院是日本人經營的。日本鬼子甚至毫無顧忌地把朝鮮人當作細菌戰的實驗物件,別說是謀殺,比這更兇惡的陰謀也能搞得出來,這是僑胞們共同的看法。
最確實的理由是這一點:孫貞道牧師是著名的愛國志士。孫牧師是日本員警片刻也未放鬆過監視的黑名單中的人。他不僅有暗殺桂太郎的嫌疑,而且又曾任上海臨時政府的議政院議長、臨時政府交通總長、時事策進會成員、興士團團員、勞兵會理事,他的這種一貫抗日的經歷,不能不便日本員警把他看作眼中釘。孫牧師暴亡後,日本駐吉林總領事特地擬一份題為《關於不法朝鮮人孫貞道的死亡》的檔上報他們的外務大臣,可見日本人是多麼嚴密地注視著孫貞道牧師的。
孫貞道牧師的號海石。有些人說他的號如實地反映了他的特徵。他並不怎麼公開露面,可是以神職人員的身分,把一生獻給了抗日的神聖事業,是一位節操堅貞、具有良心的獨立運動者。孫牧師來到吉林後,又同正義府的革新派人士一道,為適應時代的變遷改變獨立運動的方向,為愛國力量的團結作出了不解的努力。在我們組織朝鮮人吉林少年會和朝鮮人留吉學友會的時候,他作為建立滿洲農民互助社的發起人,為它們的成功作出了努力。
孫貞道牧師以他弟弟(孫敬道)的名義在額穆縣鏡泊湖一帶買下50坰土地,經營農業公社。
也可以說是安昌浩提倡的“理想村”的一角吧。鏡泊湖畔是有個時期安昌浩先生最眼紅的建設理想村的後備地。牧師用農業公社的收入籌措了獨立運動資金。
孫貞道牧師的葬禮在奉天會館按基督教方式莊嚴舉行。據說,由於日本員警的阻撓,從韓日合併以前起歷經幾十年的風霜獻身於獨立抗戰的牧師靈前,只有40多個弔喪的。想到牧師生前用愛國精神教育過那麼多人,受到那麼多人的擁戴,這樣的永別是太冷清,太孤寂了。可以想像到有員警在場的葬禮,怎麼能隨便流淚、盡情痛哭呢!那是國父死了也不許隨便哭的世道啊!我遙望著吉林市方向的天空,悲傷地流著眼淚,在間島土地上祈禱亡人的冥福。
我懷念著孫牧師,懷念著父親,我悲泣。我發誓為守父輩的英靈,一定要為他們報仇,光復祖國。
我認為,只有光復祖國的道路,才是向恩人報恩的道路,才是消除他們的災難的道路,才是打碎人民身上鐐銬的道路。
從那以後,我和孫貞道牧師的遺屬走了不同的道路。直到本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仍未消除的分裂的悲劇,以鐵絲網、混凝土壁障和波濤洶湧的大洋,無情地把我們分開:我在平壤,孫仁實在漢城,孫元泰在奧馬哈(美國)。我們半個多世紀沒能互通音信。
但是,我一刻也沒有忘記過孫貞道牧師和他的遺屬。對他們的回憶,與歲月一道綿綿不斷於我的心中,雖經時間和空間的不斷交替,也沒有風化或污染。
民族的悲劇越深化,把我們分開的壁障越高,對那些為這塊土地流了熱淚,為這個國家灑下了鮮血的恩人和烈士的緬懷,就越痛切地滲入我們的心田。
歷史對這一緬懷之情並沒有置之不理。
1991年5月,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當病理學醫師的孫元泰——孫貞道牧師的小兒子,應我國僑胞事務部的邀請,偕夫人(李有信)前來我國訪問。當年在松花江畔的沙灘上,少年會會員和留吉學友會會員分成“地”隊和“海”隊搞軍事遊戲時,孫元泰總是纏著要跟我在一個隊裏,那個十幾歲的軟弱小學生孫元泰,現在變成年近80的白髮老人出現在我面前。60年風霜的惡作劇也沒能抹掉清楚地印在他白髮下面的吉林時代的痕跡。
孫元泰喊了一聲“主席”,就撲在我的懷裏緊緊擁抱我,淚如雨下。這集中了千言萬語的眼淚,的確是包含著無數情由的眼淚呀!在漫長的歲月裏,緬懷之情燒焦了我們的心,可我們為什麼已經白髮蒼蒼才重逢,是什麼東西把我們的重逢拖了半個多世紀呢?
60年,是幾乎等於一個人一生的漫長歲月。在超音速飛機滿天飛的文明時代,十幾歲離別的人,快80了才重見面,那麼,不斷地把我們推向老年的那個時間的累積,不就太無情,太空虛了嗎?
“孫先生,你的頭髮怎麼這麼白了?”我不是用對待過去的少年會會員,而是用對待一位具有美國公民權的老學者的口氣問他。
孫元泰像在吉林時代那樣用有點嬌氣的表情望著我說:
“我一心想見到金主席,想得我頭髮都白了。”
他說:“我在吉林時代就像跟哥哥一樣緊跟主席,主席也像待親兄弟一樣愛護我,懇求您免了‘先生’這個稱呼吧。”
“好,那就像當年一樣叫元泰吧!”我笑著說。
有些拘束的感情頓時雲消霧散。我們好像回到了吉林時代。我甚至覺得這不是在平壤的會客室,而是在吉林當年的住處見到他。在吉林時代,我常常到孫牧師家去,孫元泰也常到我住宿的人家來。
像車光秀那樣經常歪著腦袋,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少年,可是一旦開口,就不斷講出富於機智的玩笑和幽默,使對方不由得發笑的第四省立學校小學生孫元泰,現在成了病理學醫師,這使我感到驚異,不知不覺地他已成為處於人生黃昏時期的白髮老人,這更使我驚訝。我不由得大有隔世之感。在吉林離別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那麼多情善感的少年時代已不知去向,我們已經變成了老人,把那時的往事當作故事來講。
我一個接一個地回憶起在吉林同孫元泰相處的日日夜夜。不僅是少年會的生活,連在街上賺小孩兜裏零碎錢的塊糖販子,也都成了我們的話題。
吉林的糖販子可實在刁滑,他想吃糖,就從木盆裏拿出一塊來放在嘴裏舔,舔夠了再吐出來放在盆裏賣。那些買糖吃的孩子,哪里知道那塊糖是糖販子舔過的。
我們回憶著這些,忘記了一切憂愁,大聲笑起來。
孫元泰說,和在西方流傳的風聞不同,主席神采奕奕,說著還無拘無束地把我的手拉過去,看了好一會兒手紋。
這著實把我弄糊塗了。
“命紋這麼好,一定會萬年長壽,總統紋又這麼清楚,所以,作為國家的領袖受到高度的尊敬。”孫元泰笑著說。
我在一生中頭一次見到給我看手紋的人,也頭一次聽說人的手紋中還有總統紋。我想,孫元泰看我的手紋,說命紋長,可能就是他祝我長壽的心情的表達;說總統紋清楚,就是他對我們事業的支持的表示。
孫元泰毫不拘于會見一國元首的禮法觀念,甚至還向我提出了這樣的請求:
“主席,什麼時候給我買漿汁果子呀?在吉林的時候跟主席一塊吃過的冰糖葫蘆,也想吃呢!”
我聽了他這話,心情十分激動。
因為他提出了不是親兄弟就很難提出的要求。他是真地把我當作親哥哥來對待的。我忽然想起他已經沒有哥哥了。他的哥哥孫元一在南朝鮮當過國防部長官,幾年前作古了。
我無論怎樣真誠地招待孫元泰,也是達不到孫元一照顧自己弟弟的那種愛的高度的。不過,想吃“漿汁果子”和“冰糖葫蘆”的願望,還是可以給解決的。所謂“漿汁果子”就是豆漿和油炸的麻花樣的中國食物。在吉林的時候,我領著孫元泰和孫仁實逛街,給他們買過幾次“漿汁果子”。
我給他們買“漿汁果子”,他們小兄妹每次都吃得那麼香。想到孫貞道先生給予我的幫助,就是把我所有的錢全掏出來,也要給他們買他們喜歡吃的東西,這是我當時的心情。可是,我手中的錢還不足交學費呀!
我認為孫元泰不是真的想吃“漿汁果子”才提出這種要求的。他只是用“漿汁果子”這個詞來表達了對我們像親兄弟、親兄妹一樣親密相處的吉林時代的懷念罷了。
“你要是想吃‘漿汁果子’,下次給你做。”
雖然孫元泰是開玩笑說的,可是我卻想真地給他做“漿汁果子”吃。我恨不得馬上就給他做,而不是下次。他毫無拘束地問我什麼時候給他買“漿汁果子”,這使我受到了極大的感動。
兩天后,我們的廚師做的“漿汁果子”送到了孫元泰夫婦面前。聽說,孫元泰在早飯前收到“漿汁果子”,咽著眼淚說,多蒙金主席關懷,吃到了小時候喜歡吃的“漿汁果子”啦。
人情具有比時間的力量強大得多的力量。在時間面前一切都要褪色、凋落,只有人情是無法埋沒的。真誠的友情和愛是不會衰落,也不會變質的。
由於走的路不同暫時中斷的我們的友情,越過60年的時間空白,又連接起來了。
我們久別重逢,合唱了在吉林時唱過的《思鄉歌》。令人驚奇的是,我竟然沒有忘記歌詞,他也全都記得。
孫元泰說,他沒有為民族做什麼事情,沒有臉見我。不過,這是他謙虛的話。他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作為學生會監察部長參加過學生運動,也參加過排斥日貨運動,是個愛國青年。
這成為後來把他押送到長崎監獄去的根據。
他一生與政治隔了一道牆,從他的面貌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時代的那清白純真的風格。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的環境中,一個人要不失有良心的人的體面,清白謙潔地生活,是不容易的。
孫元泰對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衷心地表示贊同,極度讚揚我們祖國是“美麗高尚的國家,為子孫萬代建設的國家。”
雖然他來得太晚了,但我還是為他前來訪問我們,回顧吉林時代的往事,感到萬幸。
孫元泰洋溢著的愛祖國、愛民族、愛人民的精神面貌,就是孫貞道的面貌,就是孫仁實的面貌。他每當見我總是說“主席,您可不要老,長壽啊!”他衷心地為我的健康擔心的面貌,和60年前我最後一次見到的孫貞道牧師的面貌相仿佛。
那天,孫牧師送我時說:
“形勢險惡,你不要再待在吉林了。這裏的情況確實非同尋常呀。時局嚴重,你不論到哪里去都要注意安全啊。到間島去最好還是暫時隱蔽在偏僻山村休養吧。”
為我的安全擔心的體貼的情義,使我感激不盡。九·一八事變後的滿洲形勢雄辯地證明了,孫牧師的勸告是多麼適時。佔領了吉林的日本軍警,從那時起就搜捕我。他們翻著吉林監獄的名冊,要求軍閥把金成柱交給他們。如果不是依靠孫貞道牧師和高遠岩、吳仁華、黃白河等獨立運動者的後援,及時被釋放出獄,我就會被日本帝國主義逮捕,再過十年左右的獄中生活。如果在監獄裏再待十年的話,那麼開展武裝鬥爭就會成為不可能了。
我說孫牧師是我的救命恩人,理由就在這裏。
要數起我在吉林的時候幫助過我,支持過我的革命鬥爭的人,那實在是數不勝數了。他們當中有崔萬榮、吳尚憲、金基豐、李基八、崔日等上一代的獨立運動者,有崔重淵、申永根、安信英、玄淑子、李東華、崔峰、韓周彬、劉振東、崔真恩、金學錫、禹錫允、金溫順、李德榮、金昌述、崔寬實、劉繡景等同年輩的先覺,也有李東鮮、李敬恩、尹善湖、黃貴軒、金炳淑、敦然奉、全恩深、安炳玉、尹玉彩、樸正元、郭基世、鄭行正等愛國少年。
從形勢發展的趨勢來看,我感覺到不能再待在吉林市了。這是我在監獄裏所預料的。孫牧師為不能把我留在他家保養而要送走,感到抱歉。但是,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牧師的勸告,在他家吃了午飯就動身奔向新安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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