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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嚴峻的春天
 
 沒想到我在路上碰到了車光秀。“愣頭兒青”的眼睛在高度近視鏡後面閃著喜悅的光。我也高興得從老遠就歡呼起來。
車光秀說,他正要到孫貞道牧師家去打聽我的消息,說著把我抱起來轉了幾圈。
他說,為革命奔走的人都被抓走了,孤寂得簡直要發瘋。在談了一陣吉林的消息後,他忽然說:
“成柱,朝鮮的工人運動在各方面都有了飛躍的發展。鬥爭口號、鬥爭方法、鬥爭情形……一切都是新的。我想,30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鬥爭的形式會有很大的變化,你說呢?現在,我們的革命不是應該根據急劇變化的形勢打出新的旗幟前進了嗎?”
他用佈滿血絲的眼睛望著我。
在那別說是革命家的理想,就是一已的生命都難保的殺氣騰騰的時代,他並沒有在敵人的攻勢面前畏縮或嚇破膽,反而化了裝到處尋找同志,作為共產主義者繼續進行著摸索。他這種堅定不移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動。
“我們的革命應該舉起新的旗幟前進,對光秀同志的這一看法,我也有同感。不過,這個旗幟是什麼呢?就這個問題,我在獄中想了很多,得出的結論是:我們青年共產主義者要建立新型的黨,鬥爭要過渡到武裝鬥爭。只有武裝鬥爭,才能救國,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朝鮮人民進行的一切鬥爭都應該發展成為在党的統一領導下以武裝鬥爭為主軸,全民族總動員的舉族抗戰。”
我把我在獄中的想法照實說出來了。
車光秀對我的想法表示了絕對的支持。到了新安屯,同金赫、樸素心等同志們商量,他們也都表示同感。不拿起武器就不能挽救朝鮮,不依靠新的路線就不能推進革命,這是青年共產主義者們一致的主張。
武裝鬥爭是朝鮮的具體現實提出的成熟的要求。這個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強權統治達到了頂點。朝鮮民族的無權和貧窮達到了極限。從1929年開始席捲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已經波及日本。日本帝國主義把對亞洲大陸的侵略看作擺脫大危機的出路,一面加緊進行戰爭準備,一面強化對朝鮮的殖民壓迫和掠奪。
日本帝國主義把對朝鮮民族的掠奪和壓迫當作富國強兵的道路,而我們民族則把反日鬥爭當作民族復興的道路。偏重於經濟鬥爭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群眾運動,開始逐漸帶上暴動性質,這並不是偶然的。
當時,我很感興趣地關注新興煤礦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最後也發展成暴動了。好幾百名工人在罷工團的領導下,襲擊並破壞了煤礦的驗煤所、辦公樓、機械室、發電室和經理住宅,切斷了煤礦的所有電線,破壞了捲揚機、泵等生產設備。罷工的工人們給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以至經營煤礦的日本人發出悲鳴,說花兩個月時間才能恢復煤礦。
這次暴動由於武裝員警隊的介入出現了逮捕一百幾十人的可怕情形,震撼了全國。
因為這次暴動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後來我進行武裝鬥爭的時候,曾冒著危險到新興地區去會見了工人運動領導人。
朝鮮工人階級的鬥爭,在組織力、團結力、持久性和互相支援方面也比從前有了質的發展。
加入了元山勞動聯合會的兩千多名工人,在勞動聯合會的領導下,同一萬多名家屬一起,頑強地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罷工。
全國的工人和農民聽到元山總罷工的消息後,從各地發去鼓勵電和號召書,送去了捐款,還派代表支援和聲援他們的鬥爭。
不消說洪原、會寧等國內各地的勞動組合,就是在遠離元山幾千里的吉林,也有我們組建的反日勞動組合所屬汗誠會的成員徵集捐款送給元山勞動聯合會。可見當時我國工人階級的覺悟水準多麼高。
元山總罷工是標誌著20年代我國工人運動頂點的事件,它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浮雕式地顯示了朝鮮工人階級的戰鬥力和革命性。
我在獄中深切地注視著元山總罷工的整個過程,認為這一鬥爭是值得在我國工人運動史上大書特書的,他們的經驗是朝鮮的社會運動者都應參考和學習的有價值的經驗。
如果當時更新的勞動聯合會領導班子沒有下復工指示,而堅持了罷工,或者全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與這次罷工相呼應,開展大規模的實力鬥爭,那麼,元山工人階級的鬥爭就會以勝利結束。
通過元山總罷工的失敗,我再一次迫切地感到在朝鮮儘快建立一個能夠勝利地組織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馬列主義政黨的必要性,並且確信當武裝鬥爭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流大力開展的時候,工人、農民等各階層群眾的鬥爭也將在這個背景下更激烈的地展開。
在敵人用鐵拳野蠻地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情況下,朝鮮人民的鬥爭就將不可避免地朝暴力化的方向發展。革命的暴力才是能夠戰勝武裝到牙齒的敵人的反革命暴力的最有把握的鬥爭手段。在敵人動武的情況下,朝鮮民族也不能不把自己武裝起來。對武裝,必須以武裝來對付。
用旨在振興教育、文化和經濟的純粹的“培養實力運動”,用工農群眾的抗議或外交活動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祖國獨立的。通過元山總罷工和新興煤礦礦工的暴動,我們無比信賴朝鮮工人階級,我在這過程中懷著深厚的愛和自豪的心情,感到我國工人階級是優秀的工人階級,朝鮮民族的確是戰鬥的民族。
問題是路線和領導。我有了只要有符合時代趨勢的正確路線和正確領導,任何強大敵人都能戰勝的堅定信心。必須迅速恢復和整頓遭到破壞的組織,不斷地開展使群眾意識化、組織化的工作,以使群眾儘快作好同日本帝國主義決戰的準備,我為此心急如焚。
其間,分散的同志們得悉我已獲釋,便一個接一個地找我來了。
我同吉林地區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反日勞動組合和農民同盟的骨幹分子坐在一起討論了在敵人的白色恐怖強化的情況下怎樣才能迅速恢復和整頓組織,團結群眾的問題。
使車光秀興奮的“武裝”這個詞,在這裏也得到了青年們的支持。這一支持大大鼓舞了我。
我們討論了在間島和朝鮮的北部邊境一帶加強共青同盟的工作,迅速實現這一地區的革命化的措施,同時還討論了扎實地進行建黨準備工作等當前的幾項任務,然後為執行這些任務,向各地派了工作員。
我也在新安屯住了一宿就前往敦化了。
我所以把敦化定為工作地點,是因為那裏便於同東滿各縣取得聯繫,而且那裏有幾位親友可以幫助我。我打算在那裏住一段時間,給各組織提出對付正在激烈進行暴動的東滿事態的活動方針,並制定把在獄中醞釀成熟的構想付諸實踐的具體措施。
離開吉林時,使我感到最遺憾的是沒能遵守父親要我無論如何也得念完中學的遺囑。樸一波勸我說,他將讓他父親出面向毓文中學當局交涉我的複學事宜,要我念完中學。
他是在吉林辦《同友》雜誌的民族主義者朴起伯的兒子。樸宇天是他的筆名。我上毓文中學時,他上吉林法政大學,幫助留吉學友會工作。他的希望是進入司法界。當時他說要學俄語,老跟白俄軍官在一起。我們的同志認為同白党軍官接觸是對新興俄羅斯的一種背信棄義的行為,所以他們勸我斷絕同他的來往。
我對這些人說:“學了外語,可以為革命積累很大資本,如果因為他老跟著白党軍官就加以排斥,那就未免太狹隘了。”解放後,樸一波所以能翻譯出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等許多名著介紹給讀者,可以說是因為他在學生時代堅持不懈地學了俄語。
和樸一波一樣,金赫和樸素心也勸我,如有可能,還是要複學,再學一年,學完中學課程。他們說,李光漢校長是位對共產主義有理解的人,如果金成柱提出再學一年的請求,他是不會拒絕的。
我沒有接受他們的勸告。我說,學習嘛,完全可以自學,人民在等我們,遭到破壞的組織在等著我們,怎麼能撇開面臨困難局面的革命,回到學校去呢。
打消了繼續上學的念頭,真地要離開吉林市了,我禁不住思緒萬千:父親生前為了讓我到祖國學習,數九寒天讓我孤身一人回故鄉;我放學回來就讓我坐在書桌前給我講朝鮮歷史和朝鮮地理;臨終給母親留下遺言說,我本想無論如何也要讓成柱上中學,現在卻要由你來繼承我的意志,即使一天三頓用草充饑,也一定要送成柱上中學……這些往事浮現在腦海裏,使我心緒紛亂。
三年來不眠不休地給人洗衣、做針線,月月給我送學費的母親,聽到我離畢業僅一年卻要中途退學的消息,該多麼失望啊,弟弟們又該多麼難過呀,還有那些像對待自己兒子一樣愛護我,補貼過我學費的父親的朋友和我的同學們,又該感到多麼惋惜呀!
但是,我想母親是會理解我的。父親從崇實中學中途退學時,母親也無條件地順從和支持了父親要退學做職業革命家的意志。所以我相信,兒子即使不是從中學而是從大學中途退學,只要是為了革命,為了祖國,母親就不會反對。
從毓文中學輟學,深入到人民中去,這在我的人生中可以說是一個轉捩點。從此我開始了地下活動,開始了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新的人生。
出獄後未能給家裏寫一封問安的信就要前往敦化,我心亂如麻。雖說是專心於革命,可是一兩行問候的信不是可以寫的嗎?我這樣自己責備過自己,可是不知怎麼總也寫不下去。
入獄後,我也怕母親擔心,沒有把這事告訴她。可是到我們家去過1929年寒假的同學們,竟把我入獄的始末告訴了母親。
母親聽了這事以後也沒有到吉林來。一般母親得知兒子坐了牢就會不遠千裏帶著個包袱趕到監獄哀求看守允許她跟兒子見面的。可是我母親並沒有那麼做。母親是發揮了相當大的忍耐性。當父親在平壤監獄裏受苦的時候,母親多次去探監,甚至連我也帶著去,可是十年後兒子被抓進監獄卻一次也沒去探監,人們可能覺得奇怪。
後來她在安圖見到我時,也沒給我說明沒有去探監的理由。
可是,我認為母親的真正的愛就表現在沒有去探監上。
在監獄裏見了媽媽,我的成柱反而會難過;我去探監,能給那孩子多大的安慰和幫助呢;前面有很多山崗要過,如果從第一步起就囿於人情,那麼那孩子將來能走正路嗎;寧可讓他在獄中感到孤獨,也不去探監,對那孩子是會有好處的……
看來,母親是出於這種心情,果斷地打消了探監的念頭。
我從這一事實中發現了母親已由純粹的普通婦女成長為剛強的革命者的母親。
結束獄中生活走上了廣闊的世界,我心裏產生過這樣的念頭:現在不受學校的約束了,不是應該回家去,照料照料母親就是短短幾天也好嗎?可是我毅然決然地朝著敦化邁開了步子。
從敦化朝西南方向走60來裏路有個叫四道荒溝的山村。這就是我負責的工作地點。
在我入獄後,為了預防在吉林掀起的逮捕旋風波及撫松,許多加入共青同盟、白山青年同盟、婦女會等組織進行活動的人家搬到安圖、敦化方面去了。母親也在寒冷的冬天和亨權叔一起帶著弟弟們搬到了安圖。
當時,幾十戶移居東滿的人家中有六戶在四道荒溝安家落戶。在這六戶中有高在鳳一家。
高在鳳靠正義府的助學金從撫松師範學校畢業後,在白山學校任過教,後來又參加了獨立軍,任撫松地區別動隊指揮員。他是反日群眾團體的骨幹分子。
他的弟弟高在龍是我在華成義塾時的同學。後來,他參加了楊靖宇部隊,在蒙江或是在臨江陣亡了。
高在鳳最小的弟弟高在林在白山學校畢業後,上了吉林毓文中學和我一起進行過共青活動,從1930年春起在滿鐵醫專學習。他在吉林時常常幫助我。
高家的人原來在撫松的時候就跟我們家格外親近。他們奮不顧身地幫助了我的父母。他們開個旅店,給了我父親和母親很多幫助。
當時,在小南門街的我們家,隨時都有許多愛國志士和獨立運動者來找。其中有些人在我們家食宿。母親為了招待這些人,手裏總是放不下淘米盆和水罐。這不能不引起軍閥的注意。高在鳳的母親(宋桂心)知道員警在監視我父親之後,有一天到我們家來說:
“金先生,今後你家就不要接待客人了。你家像現在來人這樣多,金先生就可能遇到不祥的事。來撫松的獨立軍客人都由我們包下了。請你把那些來找撫林醫院家的客人都送到我們家去吧!”
因此,我父親就非常信任高在鳳的母親,我也跟高在鳳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白山學校停辦後,我母親為了解決作教室用的房子四處奔走,高在鳳家又慷慨地騰出上屋用作教室。
高在鳳搬到四道荒溝不到半年,就已經設立東興義塾來教育孩子,還利用副百家長的身分在四道荒溝及其附近村莊組織了共青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接著又準備組織反日婦女會和農民同盟。
高在鳳的母親見到我,高興地流著眼淚,回憶起在撫松時的往事。我告訴她,我去年秋天坐了牢,不久前出獄,便徑直來到四道荒溝。她端詳著我的臉說,模樣沒變,可是有點浮腫,一臉病容,你母親知道了,該多麼痛心呀。我在她家住了一個來月。
高在鳳的母親為了保養我的身體,費了不少心血。
她精心地給我做飯菜,有大麥米、小米做的飯,還有拌山菜,每餐還給我單開一桌。可是她卻抱歉地說,沒什麼好吃的,對不起。一想到她家搬到這陌生的山溝裏來,不能開客店,剛種上頭一年莊稼,外孫們又來投靠她家,我就咽不下飯。
宋桂心大娘在撫松的時候就熟悉我的口味,所以把村裏唯一的一架壓面機借來,給我做冷面吃,高在鳳又到敦化縣城去買來醃鱒魚放在我的飯桌上。高在鳳的妹夫為捉治浮腫有特效的“尚蟈”,每天大清早就到泉邊去。在他們一家的真誠護理下,我的健康迅速地得到了恢復。
高在鳳專程到安圖去見了我母親。四道荒溝到安圖有200裏路左右,這麼遠的路他一天就走到了。據說,高在鳳像小說《林巨正》裏的黃天王童那樣一天能走300裏路。
哲柱聽到我已出獄正在敦化的消息,便跟著高在鳳到四道荒溝來找我。哲柱給我帶來了母親的信和我的內衣。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我家原住在舊安圖(松江)西門外馬春旭的家裏,後來搬到了興隆村。母親住在馬春旭的家時租了一台縫紉機做針線活,吃了很多苦;到了興隆村,繼續做針線活,以維持生計。
直到那時,哲柱對新的地方還沒有產生感情。他一直住在中江、臨江、八道溝、撫松等濱江的城市裏,在他看來,遠離平原和鐵路的安圖是過於冷清的鄉村,是需要新開拓的又一個生疏的地方。
“哥,你出獄後去過撫松沒有?”哲柱突然問我。
“很想去,可是沒有去成。我連家都沒能回,就徑直來到敦化,怎麼去撫松呢?”
“撫松的人都很想看哥哥呀,蔚華哥每天都來我們家一次打聽哥哥的消息哪。撫松的人可真好!”
弟弟的聲音裏滿含著對撫松的懷念。
“是啊,真好啊!”
“我老是想念那些留在撫松的朋友。哥哥如有機會到那邊去,一定要見見我的朋友們。”
“好吧。你來到安圖也交了很多朋友吧?”
“還沒有交多少。安圖沒有多少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
我覺察到,哲柱到新的地方後仍然懷念著撫松,正因為這種懷念,不能深入到安圖的生活中去,糊裏糊塗過日子。弟弟那好像充滿哀愁的眼睛和淒涼的表情,說明了這一點。可以說這是他這個年紀的望鄉少年中常見的對現實的一種反感的表示吧。弟弟的不安定的精神狀態,不知怎麼,使我的心緒也亂了。
“哲柱,在勤勉的莊稼漢手下,地無好壞,同樣,對優秀的革命者來說,地方沒有好壞。安圖怎麼就會沒有好同志呢?看你怎麼找吧。父親不是常說,同志不是從天上憑空掉下來的,要像開採寶石那樣找出來嗎?你要多找出些好同志來,把安圖很好地開拓一番。你不是也已經到了該過共青生活的年紀了嗎?”
我再三向弟弟強調,要作好加入共青同盟的準備。
“我懂了。讓哥哥操心了,對不起。”弟弟振作起精神,表情嚴肅地望著我。
在那以後,哲柱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同盟。
在四道荒溝逗留期間,我幫助高在鳳、高在龍等同志組織了少年探險隊、農民同盟和反日婦女會,同時還為同分散在東、南滿各地的革命組織成員取得聯繫作出了努力。我通過高在鳳給龍井、和龍、吉林的聯絡站發出了信。金赫、車光秀、桂永春、金俊、蔡洙恒、金重權等十多名同志接到這封信後來到四道荒溝。他們都是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領導成員。
我通過他們瞭解到,震撼東滿一帶的暴動比預想的更激烈。
這一暴動的主力正是居住滿洲的朝鮮人,鼓動和引導他們投入暴動的是韓斌、樸允世等朝鮮人。他們號召人們參加暴動,說要想轉入中國共產黨,就要在實際鬥爭中立功,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承認。
當時正是在東北地區的朝鮮共產主義者根據共產國際提出的一國一黨制原則,放棄重建黨的運動,為轉入中國共產黨而開展猛烈活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宣佈,經過實際鬥爭考驗和個別審查,在只可以個人資格入黨的原則下接收朝鮮的共產主義者。
這樣的時候,連共產國際派來的人也到處去鼓動暴動,因此,一心想轉入中國共產黨的滿洲總局所屬朝鮮共產主義者們,便把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名利放在首位,驅趕人民投入了冒險的暴動。
他們連那些不該清算的對象也給清算了,甚至放火燒了學校和發電站。
五·三0暴動給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軍閥提供了在滿洲地區鎮壓共產主義運動和反日愛國鬥爭的藉口。在滿洲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和革命者成了殘酷的白色恐怖的對象。
群眾付出巨大的犧牲,被趕到農村和偏僻山區。與庚申年大“討伐”[1]相仿佛的慘案,在東滿各地發生。拘留所和監獄都關滿了暴動群眾。許許多多與暴動有關的人被押送回朝鮮去。他們被押送到漢城後,都被判處極刑和重刑。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離間朝中人民,宣傳什麼朝鮮人在東滿舉行暴動是為了奪取滿洲土地。奉天軍閥也中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奸計,殘酷地鎮壓了暴動群眾。
軍閥頭子們聽信這種宣傳,大肆殺害暴動群眾,說什麼朝鮮人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應該都殺掉。愚蠢的軍閥竟把共產主義者和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等同看待。
五·三0暴動期間被捕被殺的人實達幾千,其中大多數是朝鮮人。被逮捕的人中,有不少的人被處以死刑。由於暴動,我們的革命組織遭到了很大的損失。暴動使朝鮮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惡化。
後來,李立三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內被定為“盲動主義路線”、“小資產階級狂熱症”。
李立三的蘇維埃紅軍路線是不符合東北地區實際情況的冒險主義路線。
那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嚴厲地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共產國際也通過11月6日的信,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滿洲省委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和聯席會議,批判了李立三的錯誤。
我們也在1931年5月春季明月溝會議上批判了李立三路線,採取了克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措施。
但是,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流毒,在那以後也沒有徹底被清算,連續幾年對東北地區的革命鬥爭發生了影響。
聚集到四道荒溝的青年們痛惜地說“朝鮮民族的鮮血可惜”,焦急得捶胸頓足,說“我們的革命要在混亂中彷徨到什麼時候啊”。
我想到應該給他們以力量,便說:
“暴動的後果嚴重是事實。但是,因為後果嚴重,就只坐在那裏歎息,有什麼用呢?不要只是歎氣,而要到各地去恢復組織,處理善後。重要的是揭露宗派分子的野心,使群眾擺脫他們的影響。為此,就要給他們指出朝鮮革命的前進道路。雖然暴動以流血告終,但是群眾會通過這一過程大大得到鍛煉,提高覺悟。朝鮮民族通過這次暴動充分發揮了戰鬥力和革命性。我從我們民族的偉大的忘我的鬥爭精神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如果教給這種人民科學的鬥爭方法和策略,給他們指明民族應走的道路,那麼,我們的革命就將出現新的變化。”
同志們聽了這一號召,也沒有受到多大的衝擊。“一星同志說得對。不過,能使群眾共鳴的新的前進道路在哪里?”他們以著急的心情望著我說。(一星,指金日成同志。本卷第97頁有詳細說明——譯注)
我對他們說:“那種路線不會從天上自動掉下來,也不會有誰制訂出來獻給我們。必須由我們自己作主,制訂出來。我在獄中想過,現在提出來,想徵求同志們的意見。”
於是,我把曾經同車光秀、金赫、樸素心等同志討論過的朝鮮革命的路線問題提出來,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這就是四道荒溝會議。我提出的方案在這次會議上也得到了同志們的支持。
在東滿的各個角落釀成的慘絕人寰的流血,再一次使我激憤和覺醒。我想像著在這一動亂當中人民捂著胸膛倒下去的情景,一直在思索,怎樣才能把朝鮮的革命群眾從血泊中拯救出來,怎樣才能把朝鮮的民族解放鬥爭從逆境中挽救出來,引導它成為乘勝長驅的革命。
革命在等待著武裝。革命在等待著很好地組織起來的、訓練有素的革命軍隊和人民,等待著能夠引導兩千萬人民走向勝利的綱領和能夠執行這一綱領的政治參謀部。
內外形勢要求朝鮮的共產主義者在解放祖國和民族的神聖戰爭中來一個變化。如果沒有這種變化,我們民族就要流更多的鮮血,遭受更多的災難。
我抱著這種變化的突破口要由我們來打開,並在1930年夏實現這種變化的決心,不斷地把思索的要點記在本子上。
我們同離開四道荒溝的組織成員和工作員約定,各自完成所擔負的任務之後,6月下旬在卡倫重新會合。
在那以後,在敦化召開了吉東地區黨的會議。
會上討論了有關暴動的問題。專事派別鬥爭的分子們計畫再發動一次像五·三0暴動那樣的暴動。
我批判五·三0暴動是冒險的暴動,並反對了他們的計畫。
那年,我繼獄中生活之後又經歷了五·三0暴動,有很多體會。
1930年春,的確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成長之春、考驗之春。在這個春季裏,我國革命為新的變化作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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