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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卡伦会议
 6月下旬,同志们按照约定陆续来到卡伦。卡伦早已有了我们的革命组织。1927年起,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在较便于往来满洲各地的交通分岔点上设一个活动基地,便派共青骨干分子开拓了这一带。
我们决定在卡伦召开会议,是因为考虑到这里交通方便,又是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与会者安全和保密的隐蔽的活动基地。卡伦虽然是反日运动者来往频繁的地方,但还没有被敌人发觉。这里的人民又不惜一切地支援我们的工作,所以,作为会议场所是理想的。
我抵达卡伦时,早有少年探险队总队长郑行正在车站等着我。我每次到卡伦,他总是到车站迎接我,和我同行。
我到卡伦一看,这里的空气比敦化和吉林稍平稳些。
因为当时是五·三0暴动过后,间岛的空气非常险恶。加上,日本军向东满出兵迫在眉睫,使形势更为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间岛的目的,是要镇压这一带迅速扩大的革命运动,确保占领满蒙,使之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为些目的,驻扎罗南的日军19师师长河岛中将正在巡视龙井、延吉、百草沟、头道沟等地。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吉林军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视察了东满。
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号召从东满赶走日军中将、国民党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是在这个时候。
那时,我到卡伦把住处定在进明学校教师刘永宣和张小峰家。
张小峰一面在进明学校教书,一面又兼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他和车光秀一样,善于写文章,见识高,工作又好,受到同志们的爱戴。他的缺点是回家后常常跟妻子吵架。同志们劝他,他总是埋怨说,老婆太封建,合不来。为了让张小峰对家庭生活感兴趣,我对他进行了多次说服和批评,可是没怎么见效。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张小峰到长春购买武器时被捕转向了。据说他还参与过要我“归顺”的工作。
在卡伦的革命化方面,金赫和张小峰的功劳特别多。他们同此地有志者合作,建立了学校和夜校,以此为据点开展教育运动,将农民会、青年会、少年会、妇人会等从前的启蒙团体,改组为农民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少年探险队、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各阶层群众出色地教育成为抗日革命的战士。
金赫主持创刊《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地点,也是卡伦。
我到了卡伦也和在四道荒沟时一样,继续探索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探索了一个月左右,整理好写出来,便成了很长的文章。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我国民族解放斗争要求新的指导理论的迫切性。
没有新的指导理论,革命就寸步难行。
被压迫人民要求自主性的革命斗争,进入30年代在全世界越来越扩大。在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大陆是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舞台,是因为帝国主义到了这个时期更加加紧了对亚洲后进国家的侵略,也是因为东方许多国家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在各地为维护民族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东方人民为驱逐外来势力,在自由的、民主的新社会里生活而进行的政义斗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与苏联革命和蒙古革命的发展相呼应,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亚洲许多国家,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在以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印度,纺织工人打着红旗举行示威,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中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迎来了30年代。
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开展的革命斗争和国内人民的积极斗争,使我们无比兴奋和奋发起来。
只要建立起党,提出正确的指导理论,就完全能够把人民发动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信心作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到了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仍有代表各党各派的立场和利害关系的各种主义和主张登场,把群众引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难免都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那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高形式的斗争是独立军的武装斗争。民族主义左翼阵营中最积极的反日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组织起独立军部队,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相信只有进行独立战争才能光复祖国。
有些人认为只有开展大部队的军事活动才能取得独立;有些人主张只有直接的恐怖战术,才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还有些人说,先把军队训练好,等到苏联、中国、美国等大国同日本开战时,再同他们联合起来争取独立,这才是符合朝鲜实际的战略。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哪一种都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血战的。
但是,独立军的斗争,没有具备能够切实贯彻这一宗旨的科学的战略策略;没有具备能够把独立战争打到底的强有力的、老练的领导班子;又没能打下能够从人力、物力、财政方面支援这一斗争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改良主义理论中,称为“培养实力论”的安昌浩的“准备论”成为独立运动者们议论的话题。
我们尊敬安昌浩,认为他是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廉洁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但对他的理论,我们并不赞同。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路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成立后不久就令人失望,也是因为它始终乞求于连一线希望都没有的非暴力外交路线而虚度岁月的缘故。因此,把军事路线绝对化的独立军,对此态度十分冷淡。
至于李承晚哀求国际联盟将朝鲜置于其委任统治下的请愿,则说不上是什么路线;民族主义右派所提倡的“自治论”,也只不过是一种与民族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梦想而已。
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也还没有制定出符合朝鲜实际的科学的战略策略就不存在了。
总的来说,前一代的战略和路线的普遍弱点是不相信和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前一代的运动者们,都无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推动革命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这一真理。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我国的反日运动者们却认为,革命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只能是由几个特殊人才搞的。
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也站在这种立场上,不怎么做打基础的工作,用由几个上层人物组成党中央加以宣布的方法制造了党,而不深入到群众中去,致使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几派,搞了好几年夺取领导权的争斗。
前一代的路线和战略还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没有扎实地立足于朝鲜活生生的现实。
我认为,要想提出符合朝鲜活生生的现实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就不要将经典著作和别国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自主地、用独创性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确定指导理论,既不能囫囵吞枣地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袖手坐在那里光指望共产国际给你带来万应灵丹式的处方。
“我们可以相信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要相信两千万人民的力量。把这个力量团结成一体,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吧。”
在我的心里常常发出这一呼声。
我抱着这种冲动,努力把今天我们命名为主体的那个思想反映到报告的每个字句中去。报告要反映的内容都是些有关我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那时,我对武装斗争问题想得特别多。
我们在报告中,把用武装力量全面开展抗日战争作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路线,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头等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决心开展武装斗争,并把它确定为方针,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在卡伦把这作为方针通过时,我们还只是赤手空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主张,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用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双手去建立新型的军队。
那时,有些人提出异议说,独立军既然存在着,那么加入独立军进行活动就行了,何必另建军队呢?那样不就招致反日军事力量的分裂吗?
在独立军趋向左倾和反动的情况下,用到那里去更新军队的方法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930年,当时独立军的兵力是非常薄弱的。虽说国民府属下有独立军的兵力,但也不过只有九个中队。连这点兵力也因上层的分裂,分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互相对立。
所谓国民府派是把独立军十多年来坚持的既有方针绝对化的保守势力;而反国民府派是反对既有方针,追求新的路线的革新势力。反国民府派人物对共产主义表示赞成,也曾企图与共产主义者携手。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视为“第三势力”。意思是说,他们既不是民族主义者,又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种中间势力。在民族运动内部出现了像反国民府派这样的“第三势力”,这证明,要把这一运动的方向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已进入了实践阶段。
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造成了独立军力量的分裂,民族运动内部陷入了混乱。
独立军的各中队大体上都驻扎在不利于打游击战的平原地区的村庄。他们武器低劣,军纪紊乱,训练不力,又没有搞好同群众的关系。
独立军已不同于像青山里战斗[2]、凤梧洞战斗[3]那样痛快地歼灭日寇大部队的2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了,它已经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
我为参加南满青总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同玄默观谈到国民府时曾问过他:
“先生,用国民府的力量战胜日本,有把握吗?”
我这样提问,是因为他太夸耀国民府了,所以才刺激他一下。
“哪里有什么胜算,就这样挺下去,等大国给予帮助,就独立嘛。”
听了他的回答,我不觉愕然了。我想,连战胜敌人的胆量都没有,只是坐等大国给予援助,盲目作战,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国民府的先生们可不可以把武器都交给我们?只要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就将在三四年内把日本鬼子赶走。
在对大会筹备委员进行白色恐怖之前,还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在吉林市时,我跟玄默观开玩笑,他也不见怪。
他没有回答,只是苦笑着。也许他在想,这个孩子在作幼稚的空想吧。
靠国民府的军队,连维持现状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想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
我确信,只有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才是真正的最彻底、最革命的反日抗战。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把工人、农民等广大反日爱国力量集结到自己的武装队伍里来,才能以正确反映群众利益的科学的战略策略,认真负责地把武装抗战进行到底,领导整个朝鲜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打倒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中轻松地战胜了领土比自己大几十倍的大国的新兴军事强国。要战胜这样的强国,光复祖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意味着要战胜世界公认的日本的军事力量,意味着要战胜他们迷信的皇道精神,意味着要在同明治维新后新兴的日本将近70年来积蓄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战中成为胜利者。
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能在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打败日本。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是很难这样设想的;日本军阀听了,也会捧腹大笑的。
若问那种想法有什么保证,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当时我们两手空空,能有什么保证呢?
我们只有爱国精神和年轻人的血气。我们说三四年左右,并不是因为我们轻视了日本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爱国精神比它更强,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如果说我们有保证,那就是两千万民众的力量。当时我们有这样一种气概:只要把两千万民众训练好,到处打击日本军警,就能争取国家的独立。
因此,我们认为,要蓬勃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打好群众基础。
可以说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就是由此产生的。
我第一次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是在华成义塾时期;而第一次感觉到民族的力量,把它记在脑子里,是在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我有了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的力量进行革命的决心,是在吉林市的时候。
不进行两千万民众总动员的举族抗战,就不能摆脱殖民地奴隶的枷锁。如果是纯粹的阶级革命,那么只有工人、农民群众才是革命的动力;但我国革命的性质本身就是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主张,不仅是工人、农民,而且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爱国的宗教徒、民族资本家也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动力。我们的原则是,把那些对民族解放具有利害关系的反日爱国力量都集结起来,都动员起来。
当我们提出了这一路线时,有些人摇着头说,这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这些人说,共产主义者要同除工人、农民以外的阶层结成同盟,是一种梦想;同宗教徒、企业家阶层更是不能携起手来的。火曜派以金灿曾经有一个时期同国民府的几个人物有过来往为理由,撤了他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负责人的职务,因为火曜派有这样的观点。
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冷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族主义是“违禁品”;而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共产主义则是“违禁品”。这种倾向,招致了把民族的力量分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的后果。
凡是具有理性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从20年代中叶起开展了争取共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合作的运动。这一运动在1927年取得了成果,成立了新干会。新干会的出现,说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信念不同,但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上是可以团结一致的。民众都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破坏活动和被它收买和利用的改良主义者的瓦解活动,这个团体在1931年不得不宣告解散。
如果两种力量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形成了巩固的结合,那么,即便有内外的破坏,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垮下去的。
好不容易实现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作,由于新干会的解散而流产,这使我们非常气愤。不把民族放在首位,只把信念绝对化,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如果把民族解放这一大前提放在首位,就能同任何阶层携起手来,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
我们站在这种立场上,解放后同毕生反共的金九也进行了合作,现在我们也向所有同胞呼吁,要实现民族的大团结。实现了民族的大团结,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外来势力和卖国贼了。
民族的大团结是如此宝贵的至高无上的课题和经纶,所以,当毕生在反共第一线上同我枪对枪的崔泓熙、崔德新[4]等先生来到平壤时,我们也没有过问他们的过去,而以亲骨肉之情高兴地迎接了他们。
那时,我对崔德新先生说,无论是在北方生活的还是在南方生活的,都应该把民族放在首位,为统一问题着想,不是有了民族,才有阶级,才有主义吗?没有了民族,搞共产主义有什么用!搞民族主义有什么用!信仰“上帝”又有什么用呢!
60多年前,我们在卡伦摸索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是这样呼吁的。
政治应该容量大,政治家应该度量大。如果政治容量不大,就不能把群众都容纳下来;如果政治家度量不大,群众就会不理睬那个政治家。报告叙述了建党问题和朝鲜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斗争中应坚持的根本立场。
报告草案一写成,我就马上把它交给从各地来参加卡伦会议的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领导干部进行讨论。那时,我们在白天下地干活,抽出时间在地头或雾开河畔柳树丛里进行讨论,夜里就在进明学校值班室里,把白天综合的意见,再一条条深入地进行讨论。
在群众性讨论时提出来的意见中,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实际问题。
首先在规定朝鲜革命的性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大家就报告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规定,议论纷纷。争论的焦点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对革命性质的新的规定,会不会同革命的普遍原理和规律性相矛盾。因为这个规定,经典著作里没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也还没有提出过。当时,青年们以为改变了近代历史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提出的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又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新的概念,所以,有人怀疑这一革命的性质也是难怪的。
我们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我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中得出的结论。朝鲜民族面临的最迫切的革命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清除束缚我国人民的封建关系,实行民主。由此出发,我们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硬套人家制造的模式去规定自己国家革命的性质,就要犯教条主义的毛病。模式并不是首要的,具体的现实才是首要的。即使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定义,别人没有的规定,如果它是符合本国际的科学的规定,共产主义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这才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太度。
我们以上述内容说明了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宗旨,代表们不仅表示理解,而且表示热烈支持。
讨论得最活跃的是关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当时被公认为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不好公开说的复杂问题。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人,以中国的国共合作失败为理由,把支持统一战线政策的人一棍子打成了改良主义者,因此,我们周围的人也大抵都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这样的时候,没有极大的勇气,是不能把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路线提出来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路线提出来,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共产国际立场的挑衅。
那时,同志们还提出了很多问题:
地主的儿子支持革命时,应该怎样看待他?
为独立出了很多资金,对独立军也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而对共产主义者却根本不理会,这样的资本家应该怎样对待?
善于跟日本鬼子交往,同人民群众也合得来,这样的面长,是否也可以吸收到革命中来?
对这些问题,我就用一句话回答:要以本人的思想动向为主来对人进行评价。
当时的这种看法,后来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具体化了,解放反又在二十条政纲中作了明文规定,成为国家政策。
我们在卡伦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正确性,后来通过实际斗争得到了证实。
同志们的意见,对完成报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卡伦会议正式召开是在1930年6月30日夜晚。
卡伦的同志们在进明学校的教室布置了会场。在教室地板上铺了草席,天花板上吊了几盏煤油灯。
第一天会议听取我作的报告,从第二天起下地帮助农民干活,抽出时间来在河边或柳树林里,分组或全体代表聚在一起讨论执行报告提出的任务的措施,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会议方式。
卡伦的革命组织对村子的警戒非常严密,所以我们开会非常放心。特别是少年探险队员们在整个会议期间把我们保护得很好。
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大部队在满洲中部地区集结的情报,便向我们活动的地区——长春县、怀德悬、伊通县一带,派出了大量的密探。有些密探还带着我的照片探听我的去向。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日本驻满洲领事馆的爪牙和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密探,探听到与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系统不同,活动方式也不同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出现在以吉林为中心的满洲地区,正在扩大力量;便从开始就紧张地为逮捕其领导核心,顽固地追踪我们。我们不声张,不宣扬,却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从中去,所以,敌人也好像把我们看得不是那么好惹。
那时,在卡伦负责布置村子的警戒、统率少年探险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是金园宇。他时而从会场悄悄地溜出去,在村里转一圈了解警备情况,然后回到会场。有时我因工作心不能回住处,在进明学校教室里熬夜,他也在外面彻夜保卫我们的安全。有时他还在学校值班室的灶坑里烧些土豆给我们做夜宵。
在开拓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地的工作方面,金园宇的功劳很大。在吉林开展青年学生运动时,他也做了很多工作。
1928年春,我们为了长春地区农村的革命化,派金园宇去了。那时,金园宇一面在进明学校任教,一面走访卡伦、孤榆树一带教育了青年。1930年春起,他又帮助车光秀参与建立朝鲜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因为金园宇长得漂亮,有时我们还让他穿上女装,和玄均扮作一对夫妇去进行地下工作。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金园宇为购买武器奔走时被敌人逮捕,坐了几年牢。他在狱中没有动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战后内形势复杂的时候,金园宇在地方上为维护党的路线而斗争,遭到宗派分子的迫害。当时,宗派分子们用各种方法陷害忠于党的人。
金园宇的本名是边默声。
卡伦成为我们可靠的活动基地,变成实现我们的思想的革命村,这是金园宇、金利甲、车光秀、金赫等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很早以来就为开拓这个村作出了积极努力的结果。
在我们来到这里以前,这里的人们还分成南道派和北道派,互相对立。有个时期,这两个派还围绕着雾开河的水利问题打过群架。南道派过了开田堵住水口,北道派就拿着锹跑来捅开水口,说他们的水田要干了。后来,连孩子们也分成北道派和南道派,造成可悲的对峙状态,连玩都不在一块玩。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金赫、金园宇、金利甲、张小峰等作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说服群众,杜绝了打群架,在卡伦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办了免费教育的学校。
7月2日夜,代表们重新聚集到进明学校教室继续开会。这天会议宣布分工方案。会议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车光秀忽地站起来,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性格很特殊,有时愣头愣脑,以至得了个“愣头儿青”的绰号,又好激动,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也不失理性,反而以充满激情的雄辩,使人们惊叹不已。他挥动着拳头喊道:
“人们捶胸慨叹朝鲜共产主义者受挫的时候,我们在卡伦发出了宣告朝鲜革命新开端的历史性宣言。随着这个黎明的钟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将沿着新的轨道迈进!
“同志们,让我们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战吧!”
我们听了他的讲话,都发出了欢呼声,接着大家就齐唱《革命歌》。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卡伦宣布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是因为在吉林市已经通过搞青年学生运动的过程,确立了对朝鲜革命的主体立场和态度,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道路。我只不过是把在斗争的年月产生并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那个思想和立场,以《朝鲜革命前进的道路》的名义发表而已。
这便成为我国革命的路线和指导思想。可以说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展开的内容,都是以主体思想为核心的。
这个思想,后来经过抗日武装斗争等许多阶段的革命,在艰苦复杂的实践斗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成为像今天这样具备了思想、理论、方法的统一体系的一个哲学思想。
解放后,我们特别强调树立主体,是在战后进行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时候。
1955年,我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者发表了关于克服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的讲话,这篇讲话就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的著作公诸于世。
关于树立主体,在那以后每有机会我都强调。
关于主体思想的本质,创立这一思想的经过,以及如何贯彻这一思想,我通过同外国人的谈话多次作了说明。
可是,我未曾想将它体系化,编成一本书。我国人民只要把它作为正确的思想接受下来,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贯彻,我就感到满足了。
后来,金正日书记把这一思想全面地加以体系化,写成以《关于主体思想》为题的论文发表了。
卡伦会议后,我们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时,确信我们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敌人说,我们是“沧海一粟”,可是我们的背后是具有无穷无尽力量的人民的海洋。我们提出什么路线时,人民就很快理解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路线,将成千上万的子女和兄弟姊妹输送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我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满洲零下40℃上下的严寒中,同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进行历时15年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有着人民这个强大的堡垒,有着人民群众之一无限广大的沧海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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