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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第一個黨組織——建設同志社
 
 1930年7月3日,也就是卡倫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我們創建了新型的黨組織。這件事,在幾年前已公開,我在會上作的講話也已公佈於世。
大家知道,黨在革命中起參謀部的作用,革命勝敗取決於黨的作用。如果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那麼,可以說,黨是革命的火車頭。正因為如此,革命者都重視黨,並為建黨工作嘔心瀝血。
馬克思在創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後,作為實踐鬥爭的第一項工作,建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發表了《共產黨宣言》,這是他的活動中的最大功績,他的這一功績所以至今得到人們的讚揚,是因為黨在共產主義者改造世界的鬥爭中所負的使命和作用有著重大意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中出現的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終究都是從對黨的觀點和立場上的錯誤起始的。
自共產主義作為新的時代思潮出現於工人運動舞臺直到今天,共產主義者在這地球上掀起的一切世紀性的變革,沒有一件不是與黨這個神聖的名稱連在一起的。
我們為了把卡倫會議提出的任務付諸實施,首先著手進行了建立黨組織的工作。
我們聽到朝鮮共產黨被共產國際開除的消息後,就下定決心,建立新型的黨,並開始全面地摸索建設這種黨的途徑。
我國的共產黨是在1925年4月成立的。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在各國陸續出現,並領導著群眾的時候,在沒有任何政治活動的自由和權利的我國配合著這一世界趨勢建立了共產主義政黨,這一事實證實了朝鮮人對新思潮和時代趨勢的政治感受性有多麼敏銳和豐富。
朝鮮共產黨的成立,是朝鮮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合乎規律的。
朝鮮共產黨成立後,在工人、農民等廣大群眾中傳播了社會主義思想,領導了工人運動,寫下了由共產主義者領導我國民族解放鬥爭的新的一頁。在朝鮮共產黨存在的期間,朝鮮共產主義者領導了如同六·一0獨立萬歲示威鬥爭那樣的大規模的鬥爭,顯示了民族的氣概;還同民族主義者合作,組織了新幹會這樣的群眾團體,對集結反日愛國力量的工作做出了貢獻。
朝鮮共產黨的成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各階層的群眾運動在它的領導下開展起來,這是一個開創了我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起點的歷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
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和共產黨上層人物的派系鬥爭,1928年,朝鮮共產黨便結束了它作為組織力量的存在。
共產國際在1928年夏舉行的第六次大會上宣佈取消它對朝鮮共產黨的承認。這實際上意味著朝鮮共產黨被共產國際開除了。
當然,在朝鮮共產黨存在的時候,我們對它的專事派系鬥爭的上層人物就沒有什麼好感。可是,即使是這樣的黨,當我們聽到它被共產國際除了名時,也不禁感到氣憤和羞恥。當時,我們對共產國際這樣的處事,不無惋惜。從那時我就想:自己雖然年少,而且搞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也少,但是一定要由我們自己來做主人,為創建新型的黨開展積極的鬥爭。
為了建立一個純潔的、嶄新的新型政黨,必須闖過種種艱難險阻。
最大的難題是,共產主義隊伍裏仍然存在著宗派主義。因為沒有消除宗派主義,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們才未能統一地進行重建黨的工作,而分裂成好幾個派系分別進行這項工作。
朝鮮共產黨被共產國際除名後,我國共產主義者在國內外猛烈地開展了重建黨的運動。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鎮壓和陰撓活動,任何一個派系的重建黨的工作都未獲得成功。火曜派和ML派拋棄重建黨的運動,宣佈解散在滿洲建立的總局,之後,漢上派在國內大搞重建活動,但這個活動暴露了,許多黨員被監禁,運動也就此告吹。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認清了這樣的問題:用重建已解散的黨的辦法或依靠染上派系鬥爭惡習的前一代人去建立革命政黨,是絕不可能的。
在建黨方面另一個困難是,由於共產國際規定的一國一黨的原則,朝鮮共產主義者在滿洲地方建立自己獨立的政黨,成了不可能的事。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通過的章程總則中規定了這樣的一國一黨原則:每一個屬於共產國際的党的名稱應是各該國家的共產黨(共產國際支部),各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存在。
1930年5月,共產國際東洋宣傳部在哈巴羅夫斯克召開朝中共產黨代表會議,通告共產國際關於朝鮮共產黨組織問題的決定。共產國際在這項決定中指出,在滿洲的朝鮮共產主義者應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共黨員進行活動。
於是,熱中于開展重建黨的運動的共產主義者就改變態度,發表了解散的聲明,掀起了一股轉入中國共產黨之風,由於這股風,五·三0暴動的烈火席捲了東滿。
朝鮮黨員轉入中共進行活動的問題,大大刺激了民族自豪感格外強的新一代青年共產主義者。就這一原則,我們的同志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的青年非難說,共產國際的指令是不負責任的、不可理解的,也有的青年認為這是光明正大的措施;有的青年義憤填膺,禁不住痛苦地說,共產國際要求朝鮮共產主義者加入中國共產黨,等於是永遠排除了重建黨的可能性。
同志們談論著這個問題,想知道我對這個問題的立場。
我明確地對他們說,共產國際根據一國一黨的原則要求朝鮮共產主義者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無可非議的,這個要求並不剝奪朝鮮共產主義者重建黨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情況下,共產國際提出這樣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所難免的。如果朝鮮共產主義者有自己獨立的政黨,何必要我們去過寄人籬下的生活呢。因此應當尊重共產國際的決定。這才是國際主義的立場。就是戴上了中共黨員的帽子,只要不忘記朝鮮,為朝鮮革命而鬥爭就行。但是,不能為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就完全拋棄建立獨立政黨的工作,無限期地過寄人籬下的生活。朝鮮人應該有朝鮮人的黨。”
這就是我對轉黨問題的看法和立場。
然而,這個看法與共產國際關於一國一黨原則的解釋是否一致,我是沒有把握的。
我為了深入理解一國一黨原則,早日確定建黨方針,1930年6月下旬,在賈家屯會見了共產國際的聯絡員金光烈(金烈)。金光烈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在蘇聯呆過的知識份子。他在我們的活動地區孤榆樹、五家子、卡倫等地呆過較長時間。他以聯絡員的身份,為使我們同共產國際接上關係作出了努力。張小峰和李鐘洛說他是在蘇聯灌了不少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對他讚不絕口。因此,我懷著一種期望去見了他。名不虛傳,他的確是博學多識的人。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和日語,跳起蘇聯舞來就和蘇聯人差不多,他還很會演說。那時,金光烈對我說,與其聽他個人的見解,不如到共產國際去一趟,他要給我介紹在哈爾濱的共產國際聯絡處,認為最好到那裏去討論一國一黨原則問題。
見過金光烈以後,我和同志們就一國一黨原則反復地進行了討論。
我們對一國一黨原則的要求作了這樣的解釋:在一個國家裏不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只能有一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在一個國家裏只能有一個共產黨中央,不能有多於一個的共產黨中央。
這個原則的實質是,在一個國家裏,不可以有利害關係和目的相同的一個以上的黨中央存在。
共產國際提出一國一黨原則,並要求嚴格遵守這個原則。這樣做的基本目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清除宗派主義等各種機會主義,保證隊伍的統一和團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要求共產國際提出一國一黨原則,嚴防各種異己因素潛入共產主義運動內部。
促使共產國際提出一國一黨原則的另一個原因,是與敵人為從內部分裂和瓦解共產主義隊伍進行惡毒的陰謀活動有關的。然而,共產國際的章程只提出了一國一黨原則,卻沒有闡明,到別國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人轉入駐在國的黨的方法以及轉黨後怎樣規定他們的革命任務的問題。這也就是在滿洲地方活動的朝鮮共產主義者轉入中共的問題引起群眾紛紛議論的原由所在。由於這種原因,甚至有一部分人認為,朝鮮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建立自己的黨組織,是與一國一黨原則相矛盾的。
由於對共產國際的一國一黨原則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釋,朝鮮共產主義者爭取祖國解放的活動就發生了嚴重的混亂和動搖,甚至產生了朝鮮的革命者到底有沒有權利為祖國而鬥爭這樣的疑問。在這樣的時期,我一直不懈地摸索著建黨的方法。
難道真的就沒有既符合共產國際的指示,又能大力促進朝鮮革命的途徑嗎?
經過苦心摸索,我找到的出路就是,根據先前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教訓,不是以匆忙宣佈黨中央的方法建黨,而要扎扎實實地奠定建黨的組織、思想上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名副其實地起到我國革命的參謀部的作用的黨。培養階級覺悟高,經過鍛煉的骨幹;實現隊伍的思想意志的統一;奠定黨可以依靠的群眾基礎;如不做好這些工作,單靠主觀願望是不能建立黨的。
我認為,以同宗派毫無關係的新一代共產主義者為骨幹,用首先建立基層黨組織,然後再擴大和加強這些組織的方法去建黨,這是最符合現實的切實可行的建黨方法。我確信,用這種方法建黨,共產國際也會歡迎的。
我認為,先由我們培養出來的新一代青年共產主義者建立黨組織,不斷地加強它的作用,在我們所到之處都擴大和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就能既保證對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又能圓滿地履行我們承擔的國際義務。
只要不在中國境內另設我們的黨中央去同中國共產黨並存,就不會有同共產國際的一國一黨原則發生矛盾的問題了。
我們確定了這樣的思想,在卡倫會議上提出了建黨方針,並建立了第一個黨組織。
建立革命的黨組織,是我國革命發展的必然要求。
因為朝鮮沒有黨,端川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們為徵求策略問題上的意見,甚至找到共產國際去了。如果朝鮮有代表工人、農民利益的革命政黨,有老練的領導力量,他們就不會花路費去找共產國際的。
本世紀30年代初葉我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發展到了很高的水準,論其深廣,遠非往日的反日鬥爭所能比擬。
我們的鬥爭也比初期大大前進了。活動範圍超出吉林,遠遠地擴大到東滿和北部朝鮮一帶。原來只限于青年學生運動的我們的革命鬥爭,以地下活動的方式滲入到廣大的工人、農民群眾中去。等到積累了經驗,軍事政治上的準備成熟了,就需要組織常備的革命軍隊,以大部隊的力量去開展積極的遊擊戰爭,但共青同盟是承擔不了這一切領導工作的。過去,共青同盟領導各群眾團體,是一個過渡現象,不能成為永久的做法。
如今,必須建立一個黨了,需要由這個黨去掌握和領導共青同盟等各群眾團體,全面領導民族解放運動,需要由這個黨去同中國共產黨建立關係,去同共產國際做工作。打著共青同盟這個牌子,是不可能圓滿地同共產國際進行工作的。
早先的共產主義者們都說自己的一派是“正統派”,都要求承認他們,鬧得共產國際也弄不清頭緒。共產國際逐漸認識到,在朝鮮除非完全消除宗派,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為了清除宗派,建立新的黨,就需要有不搞派系鬥爭、沒有掌權野心的新的一代登場。於是,他們開始注意我們的鬥爭,並為同我們取得聯繫,從各方面建立了管道。
我們通過多年的革命活動,奠定了能夠建立新型革命政黨的基礎。
“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成立,在朝鮮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個建立與早先的黨不同的新型革命政黨的出發點。一切都是從“打倒帝國主義同盟”開始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發展成為反帝青年同盟,進而又發展成為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的。
共青同盟培養的我國革命的骨幹部隊、反帝青年同盟打下的我國革命的群眾基礎,成了建黨的基礎。共青同盟成立後,在它作為強有力的先鋒組織領導革命運動的日子裏,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們克服前一代共產主義者們所犯的錯誤,在爭取群眾和領導藝術方面開闢了新的境地。新一代共產主義者發揚的英勇的鬥爭精神和革命的戰鬥氣概,成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原動力,成了我們黨的靈魂和氣概。
新一代共產主義者的活動的一個高峰,是以卡倫會議為契機,創立了朝鮮革命的指導思想。卡倫會議的決定闡明了,共產主義者在實現“打倒帝國主義同盟”和共青同盟綱領的道路上應當作為原則的戰略。它成了建立新型政黨的思想基礎,成了長期以來在失敗和挫折的陣痛中摸索前進道路的共產主義者的活動方針。
指導思想、領導核心、群眾基礎,可以說是建立黨組織必不可少的因素。我們具備了這三種因素。
1930年7月3日,在卡倫的進明學校教室裏,由車光秀、金赫、崔昌傑、桂永春,金園宇、崔孝一等同志建立了第一個黨組織。當明沒能參加會議的金利甲、金亨權、朴根源、李濟宇等同志以及內定為朝鮮革命軍隊長的李鐘洛、朴且石等,也都是第一個黨組織的成員。
進明學校坐落在離村莊有500米左右的賈家屯前面的平野上。學校的東邊和南邊有一片五六町步的柳樹甸子,中間有一條叫霧開河的小河繞過學校朝東南方流去。學校的東邊沼澤地一直連到村莊。能來往這所學校的通路,只有西邊的一條路。只要把好路口,在學校裏幹什麼,外邊都不會知道,如果發生危險,就可以穿過柳樹甸子逃出去,保證連蹤影都找不到。
那天晚上,我們在這所學校開會,在可能出現密探的西邊關口設了好幾重崗哨。水田裏的蛙鳴徹夜不停,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仿佛至今還在耳邊迴響。
建立第一個黨組織時留下的印象中,令人難忘的是金園宇挺費勁地把一杆紅旗立在講桌旁的事。那面旗幟的鮮紅顏色,反映了我們要為革命鬥爭到流盡最後一滴血的決心。
就是現在,一提到第一個黨組織,我就聯想到進明學校,想起進明學校,那面斜立在講桌旁的紅旗就浮現在眼前。
那天,我沒做長篇講話。關於建立第一個黨組織的問題,在卡倫會議期間已多次進行了討論,沒有必要再具體說明它的宗旨了。
我只提出了黨組織的成員必須執行的幾項任務:擴大基層黨組織,樹立統一領導這些基層組織的體系;鞏固隊伍在組織上、思想上的統一和同志式的團結;牢固地奠定革命的群眾基礎。同時強調了完成這些任務的途徑:黨組織在一切活動中必須堅持自主立場;党的組織建設必須與反日鬥爭密切結合起來。
我們沒有另行制定黨的綱領和章程,因為“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綱領和章程已經明確地規定了我們共產主義者的最終目標和當前的鬥爭任務,卡倫會議通過的革命路線和戰略方針,具體地闡明了我們應走的道路和應遵守的行動規範。
我們給這第一個黨組織起了“建設同志社”這樣一個極平凡的名稱。這個名稱包含著我們的遠大抱負和意志,那就是從尋找同志開始邁出了革命的第一步的我們,要繼續不斷地爭取能夠生死與共的同志,團結他們去推動革命深入發展,爭取革命的最後勝利。
加入建設同志社的同志們都站起來,滿腔激情地吐露了亢奮的心情。金赫吟誦了即興詩,大致內容是:“啟航了。我們的船駛離了港口。我們將搖櫓前進,沖過驚濤駭浪駛向遠海。”
金赫的詩朗頌結束,崔孝一站起來講了話。講話結束時他對我說:
“成柱,如果這裏不是教室,是山裏,我真想放幾響禮炮作紀念!”
我對他說,同日本鬼子較量的日子不遠了,到那時候再盡情地放好了。當時,我們真想開大炮而不是開手槍,好好慶祝第一個黨組織的成立。我們建立起自己的黨組織,作為朝鮮的黨員,在時代和歷史面前嚴肅地發誓要為革命獻出自己的一生,當時的激動和自豪,真是語言難表,文字難繪。15年後,在解放了的祖國建立了我們黨之後,我回到尚可聞到我兒時的氣息的舊居,躺到鋪著草席子的炕上,放下一切心事的時候,不由得感懷萬千地回憶起了在卡倫建立第一個黨組織的情景。
第一個黨組織——建設同志社,它是我們黨的幼胎,是我們黨的種子,它在組織和擴大基層組織方面具有母體的意義。自從第一個黨組織建立以後,我國革命就由沒有沾染宗派習氣的,白紙一樣純潔的新一代共產主義者來領導,從勝利走向了勝利。從此,朝鮮共產主義者建立自主的政黨的鬥爭,就隨著抗日大戰的滔滔洪流,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
此後,我們把建設同志社的成員派到各地去,在豆滿江沿岸的北部朝鮮一帶和滿洲各地建立的黨組織。
我承擔了到國內建立黨組織的工作。1930年秋,我到了受我們影響較多的咸鏡北道穩城郡,在那裏建立了國內黨組織。
我們年輕的黨組織同人民群眾同生死,共患難,一向站在群眾的前頭,開闢了抗日戰爭的進軍路,並在這個過程中鍛煉成了鋼鐵的先鋒隊,博得了群眾的愛戴和絕對信任,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
我們在依靠自己獨立的組織開展活動的同時,還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共同進行了工作。我們朝鮮共產主義者,從朝中兩國人民歷史長久的善鄰關係和兩國所處的相似的境遇、兩國革命者所承擔的歷史使命的共同點出發,始終一貫地支持了中國革命,為維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利益進行了鬥爭。每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解放本國人民的鬥爭中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就像自己的事一樣高興;當他們遭到一時的失敗或發生波折的時候,我們就同他們一起感到痛心。
朝鮮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土地上開展活動,不同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繫,就不能得到中國人民的幫助,就不能牢牢地維持反帝聯合戰線。
我們重視同中國共產黨的聯繫,也同滿洲省委下屬黨組織裏有許多朝鮮人的情況有關係。東滿特委裏也有許多朝鮮人,東滿地區的縣党委員會和區黨委員會的領導班子,其成員絕大多數是朝鮮人,從黨員比例來看,朝鮮人占90%以上。他們在東滿地區黨組織裏,起了主導作用和骨幹作用。
在滿洲地方,朝鮮人黨員所以多,是因為在間島地方開始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大多數是朝鮮人。
我同中國共產黨建立關係,是在日本帝國主義霸佔滿洲以後。
在華成義塾組織“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時候,和在吉林、五家子等地進行活動的時候,我同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聯繫。
本來革命並不是有誰叫你幹才幹的,而是根據自己的信念和目的自主地進行的。從這種要求出發,我們用自己的力量創立了革命的指導思想,獨立自主地組織了我國革命的最初組織——“打倒帝國主義同盟”。
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霸佔滿洲所造成的新的形勢,和日本帝國主義已成為朝中人民共同敵人的新的環境,使我們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成為成熟的要求。
1931年冬的明月溝會議前後時期,我住在曹亞範的家裏,第一次開始同中國共產黨組織取得了聯繫。
曹亞范在吉林念書的時候,和我一起做過共青同盟工作,後來在和龍地區一面教書一面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後來我組織了遊擊隊,在汪清等地進行活動的時候,同擔任寧安縣黨委的負責職務、兼管東滿地區的王潤成取得了聯繫。童長榮從大連被派到東滿特委時,我又同他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我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我還作為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幹部進行活動。童長榮犧牲後,我又同魏拯民取得了聯繫。另外,我還同共產國際巡視員潘同志也取得了聯繫。
我在抗日武裝鬥爭的整個時期保持了同中國共產黨的這種關係,這對擴大抗日聯合戰線,發展共同鬥爭作出了貢獻。
我們在同中國共產黨的密切聯繫下發展了共同鬥爭,這是主動的、靈活的措施,符合當時朝鮮共產主義者不得不在別國土地上進行革命鬥爭的錯綜複雜的形勢,也符合共產國際關於一國一黨制的要求。我們積極發展了同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共同鬥爭,同時始終一貫地堅持並勝利貫徹了朝鮮解放的旗幟,朝鮮革命的主體路線。對於我們的這種原則立場和真誠的努力,中國戰友們真心讚揚說,這是革命的民族義務和國際主義義務正確結合的生動典範。
朝鮮人民的成千上萬的優秀兒女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同中國共產主義者一道參加了艱苦卓絕、考驗重重的抗日大長征。
1963年,崔庸健同志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總理曾在瀋陽設宴祝賀他的生日,作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祝壽講話。周總理指出,在開拓東北革命方面,朝鮮同志起了主導作用。所以說,中朝友誼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恆的。抗日聯軍是中朝人民的優秀兒女聯合起來的革命武裝力量。
在開拓東北革命方面,朝鮮人的功勞很大,對於這一點,楊靖宇、周保中、魏拯民諸同志也常談及。
因為我們無私地支援了中國革命,所以,只要是我們的事情,中國人民都冒著生命的危險,全心全意地幫助了我們。
反日人民遊擊隊改編為朝鮮人民革命軍後,我們在遊擊隊裏建立了朝鮮人民革命軍黨委員會。這是在卡倫建立的第一個黨組織擴大發展的結果。在那以後,我們的自主的黨組織深入到祖國光復會的國內組織朝鮮民族解放同盟以及各農民組合和勞動組合,紮下了根。
我們凱旋祖國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完成了建黨工作,這是因為在長久的抗日革命的日子裏,通過實現建黨大業的鬥爭,取得了成果,積累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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