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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朝鮮革命軍
 
 卡倫會議提出的重要任務之一建設黨組織的工作,以建立第一個黨組織——建設同志社,邁出了第一步。
我們不能因此而滿足,我們還面臨著必須加緊準備武裝鬥爭的繁重任務。
作為準備武裝鬥爭的第一步工作,我們在孤榆樹組建了朝鮮革命軍。
我們準備過一二年後組建常備的革命武裝力量,在此以前先組建了朝鮮革命軍這一過渡性的政治及半軍事組織,其目的就在於通過它的活動,為組建大規模的遊擊部隊作好準備。我們的意圖是,通過朝鮮革命軍的政治活動和軍事活動打下武裝鬥爭的群眾基礎,積累開展武裝鬥爭所需的經驗。
實際上,我們對武裝鬥爭沒有什麼知識。我們不是在本國,而是要在別國領土上進行武裝鬥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需要與此相適應的經驗。但是,哪里也沒有我們可以仿效的軍事操典或經驗。
要說我們有什麼底子,也不過是有幾個獨立軍出身的同志和若干名念過華成義塾的同志,還有幾支手槍而已。此外,一無所有。武器,需要我們自己解決;軍事經驗,也需要我們自己去創造。
朝鮮革命軍,就是為了這個目的組建的一個過渡性組織。
開始時,由金園宇、李鐘洛在孤榆樹做了組建革命軍的籌備工作,以後又派車光秀去完成了這項工作。
組建革命軍的籌備工作,在幾個地區分頭進行。
籌備工作的基本任務是,選拔加入革命軍的青年和置備武器。
我們提出的一個辦法是,做好獨立軍的工作,把嚮往進步思想的精明強幹的軍人爭取過來,解決人的問題和武器問題。革命軍裏,軍人出身的多起來,就可以以他們為母體,把那些沒有軍事知識的青年加以訓練。為此,我們的同志們對國民府所屬的獨立軍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的方針是,教育那些具有進步思想的獨立軍軍人,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陣營裏來,根據他們的思想覺悟水準,吸收他們加入朝鮮革命軍。
這個時期,國民府分裂為國民府派和反國民府派,繼續進行爭權奪利的爭鬥。當時,國民府派掌握了對在滿洲的朝鮮人的領導權,反國民府派則掌握了對獨立軍的統率權。這種局面招致了民眾和軍隊分裂的結果。到了1930年夏,兩派的對立愈演愈烈,變成了雙方互相暗殺對方幹部的恐怖戰。恐怖戰達到了極點,雙方完全決裂了。
因為情況到了這種地步,在獨立軍內部,不僅是隊員,連小隊長、中隊長也不相信他們的上層領導,上級指示也不大服從。對我們派去的工作員的話,他們倒更愛聽。
車光秀在通化、輝南、寬西一帶做獨立軍的工作;李鐘洛在孤榆樹教育他所部的隊員,準備收為革命軍。
李鐘洛原來在孤榆樹的正義府所屬獨立軍一中隊,後來到華成義塾學習,並加入了“打倒帝國主義同盟”。同李鐘洛一道從一中隊保送到華成義塾來的學生有朴且石、朴根源、朴炳華、李順浩等好幾個青年人。
李鐘洛在義塾廢止後,回到自己原來的中隊當副中隊長,後來升為中隊長。那時候跟現在不同,因為武裝力量很少,一個中隊也算是較大的軍事力量。在滿洲算是勢力最強的國民府所屬的兵力也不過是九個中隊而已。因此,在獨立軍中,中隊長自然被當做大人物來對待。在孤榆樹,李鐘洛的威信的確了不起。
金赫、車光秀、樸素心等同志從1928年到1929年期間,在柳河地區積極開展革命活動時,受到了崔昌傑影響下的獨立軍的保護;同樣,派到孤榆樹的同志也受到了李鐘洛指揮下的獨立軍部隊的保護。
那時,李鐘洛要幹革命的覺悟和熱情非常高。華成義塾廢止後,他回到原來的中隊,按照我們在樺甸分派的任務,出色地進行了對獨立軍隊員的工作。大膽果決、判斷迅速、統率力強,這些素質是他的優點。可是,他缺乏冷靜的理性和思考能力,好感情用事,處事偏激,而且個人英雄主義較重。我想,後來使他背叛革命的主要病根就是這一點。
有的人主張,獨立軍沒有嚴密的指揮體系,而且內部也很混亂,乾脆把分散在各地的中隊的武裝繳下來,肅清國民府的反動分子;還說,要脫掉獨立軍的外衣,公開進行活動,籌辦武器,同國民府較量。
我們對這種傾向嚴加警戒,防止在對待獨立軍的工作中犯左傾錯誤。
亨權叔也編成兩個工作小組到長白地區去了。他以芝陽蓋後山為據點,在長白的許多地方組織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以及農民同盟、反日婦女會、少年探險隊,進行了籌辦武器和實現群眾意識化的活動,還吸收地方青年進行了軍事訓練。由於亨權叔工作努力,長白地區的獨立軍力量就歸到我們的影響之下了。
不僅是選拔隊員、培養後備的工作進行得好,而且籌辦武器的工作也蓬勃地開展起來。
在解決武器方面,最有功的是崔孝一。他原是在鐵嶺日本人開的武器商店裏當店員。當時,日本人在滿洲大做武器買賣,把槍賣給土匪,也賣給中國地主。崔孝一隻念過小學,可是日語講得很流利。他講日語,簡直辨不出他是朝鮮人還是日本人。因為他精明能幹,又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人們說他當店員有點屈才,所以店老闆對他很信任。
最先爭取崔孝一的是張小峰。他在卡倫開拓工作時,常來往于長春、鐵嶺、公主嶺一帶,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崔孝一。通過幾次的交往,張小峰瞭解到崔孝一為人誠實、耿直,便吸收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並給他介紹了李鐘洛。從此,崔孝一在鐵嶺開始了敵後鬥爭。他同李鐘洛取得聯繫,偷偷地把武器賣給獨立軍中隊。老闆明知崔孝一把武器轉賣給朝鮮人,卻裝不知道,只顧賺他的錢。
崔孝一先是把武器賣給中國人,後來又賣給獨立軍,最後把鐵嶺的日本人武器商店變成了專為共產主義者提供和搬運武器的地方。在這過程中,他的世界觀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李鐘洛和張小峰每當見到我,就向我誇耀他們在鐵嶺吸收了一個呱呱叫的青年崔孝一。於是,我心裏也對他抱了很大的期望。
記不清是1928年還是1929年,崔孝一特地到吉林來見我。我一看,原來他長得像姑娘一般白淨、清秀。可是他酒量很大,和他的相貌很不相稱。以革命者的標準來衡量,這倒是個缺點。那時,我們在旅館一起吃飯,談話談了很長時間。他學著日本娘們兒的腔調,把日本天皇、高級軍政人物和我國的五個賣國大臣痛駡了一通,逗得我大笑了好幾次。
人們說,崔孝一的妻子是罕見的美人,可是他對家庭生活的樂趣全不放在心上,是個對這方面漫不經心的人。在革命鬥爭中,他膽大得令人吃驚,意志剛強,和他那姑娘一樣的長相正相反。
在卡倫會議前夕,他從日本人武器商店搞出十來支槍,帶著妻子投奔到孤榆樹來了。那時,正是我們為建設常備的革命武裝力量,作為過渡性的措施,加緊準備組建一個小規模軍事政治組織的時候,因此,崔孝一的來臨,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通過同志們的彙報,我們知道了組建革命軍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我到孤榆樹一看,隊員名單和武器都已準備好,舉行成立儀式的地點和與會人也都已確定。
1930年7月6日,在三光學校操場舉行了朝鮮革命軍成立儀式。
在授與武器之前,我作了簡短的講話,規定朝鮮革命軍是朝鮮共產主義者為組織和準備抗日武裝鬥爭建立的政治及半軍事組織,宣佈將要以朝鮮革命軍為基礎,建立常備的革命武裝力量。
朝鮮革命軍的基本使命是,進入城市和農村,教育人民群眾,提高他們的覺悟,使他們在抗日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同時,積累武裝鬥爭的經驗,為將來建設一支正式的武裝隊伍作好準備。在講話中,作為朝鮮革命軍的當前任務提出了如下幾件事:培養能夠組織抗日武裝隊伍的骨幹;奠定革命軍隊可以依靠的群眾基礎;為開展武裝鬥爭作好一切軍事準備。
我們把朝鮮革命軍編成第一隊、第二隊、第三隊……,這樣編成了許多個隊。
根據我的建議,把軍事經驗多,統率能力強的李鐘洛推薦為朝鮮革命軍隊長。
有的歷史學者把國民府組織的朝鮮革命軍和我們在孤榆樹組建的同名的朝鮮革命軍混為一談,當做是同一個軍事組織。國民府組織的朝鮮革命軍成員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我們的革命軍,因此作這樣的推測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其實,這兩個軍事組織,雖然名稱相同,但指導思想卻各不相同,使命也不一樣。
由國民府組織的所謂朝鮮革命軍如實地反映了國民府本身的內部矛盾,在實際活動中經常發生內部的對立糾紛,其名稱和幹部也隨之三天兩頭地更換,簡直無法弄清它的實際面貌。
我們組建的朝鮮革命軍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的既做群眾政治工作,又進行軍事活動的政治及半軍事組織。
在組建朝鮮革命軍的時候,對它的名稱問題,作了很多討論。大家都熱烈發言,說這是朝鮮共產主義者組建的第一個武裝力量,它的名稱應該是新穎的。大家提出了很多方案。
當時,我說服他們,我們的武裝力量應當照用國民府組織的朝鮮革命軍這個名稱。我對他們說,在組織“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時,為了不刺激民族主義者的神經,沒有使用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名稱,而起了“打倒帝國主義同盟”這個名稱,我們組建的軍隊,也披上朝鮮革命軍這個外衣,就不會遭到民族主義者的白眼,活動上也會有很多方便之處。
後來,我們這個軍因為披著朝鮮革命軍這個外衣,在實際活動中得到了很多好處。
朝鮮革命軍建成後,編成許多小組,派到了各地。國內也派去了幾個小組。
當時,我們派革命軍小組到朝鮮去的目的,是要奠定武裝鬥爭的群眾基礎,把國內革命鬥爭引向高潮,同時要瞭解一下,國內有沒有可能開展武裝鬥爭。
我們決定在沒能參加朝鮮革命軍成立儀式的人當中,以李濟宇、孔榮、朴振榮等人為中心組織一個國內工作小組,並任命李濟宇為組長,讓他們經過新坡,沿著狼林山脈進入平安北道一帶,在廣大群眾中建立革命組織。
早在1928年,我們就讓他們把活動據點從撫松和乳頭山一帶轉移到朝鮮居民多的長白地區去。李濟宇接到這個任務後,就到長白縣一帶去做組織群眾的工作,還不斷地深入到國內去進行使群眾意識化的活動。
我們決定,再派一個由亨權叔任組長,有崔孝一和朴且石等人參加的工作小組到國內去。這個小組的任務是,從長白渡過鴨綠江,經過豐山、端川、咸興、向平壤附近挺進。
朴且石加入這個小組,是因為他和亨權叔有深厚的友情。朴且石本來在吉林近郊的農村,打著教員的牌子做地下工作。
1928年冬,他和桂永春、高一鳳等人一道在撫松一帶參加了建立革命組織的工作。就在那時候,他和亨權叔成了莫逆之友。他一聽到亨權叔要上朝鮮去,便要求同去,我們體諒他的心情,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要求。
朝鮮革命軍隊員們到了自己的活動區域,開展了無比英勇的活動。
以四平街和公主嶺一帶為活動區域進行工作的朝鮮革命軍隊員中,有一個叫玄大洪的人。他在四平街進行群眾工作時被捕,押到了長春。他在被捕的瞬間,把身上的武器偷偷地交給了同志。
員警們野蠻地拷打他,逼他說出藏武器的地方。
玄大洪就說把槍埋在某個火車站附近的一棵白楊樹底下。他是想造成一個可以逃脫的機會。
員警信以為真,就帶他坐火車到他埋手槍的地方去。火車正賓士的時候,玄大洪用卡在他手腕上的手銬打倒了兩名押送他的員警,跳下火車,用兩肘和兩膝爬到卡倫來找革命組織。卡倫的同志們用銼刀費了好大勁才給他卸掉了手銬。
他雖然經歷了如此可怕的苦難,但康復後又到公主嶺去開展活動。這回,他被日本員警逮捕了。公主嶺是日本從中國割讓來的租借地,歸日本人管轄。玄大洪在法庭上的鬥爭也很堅決。他被判無期徒刑,在漢城西大門監獄受盡了苦,終於因日寇的嚴刑拷打而得了重病,與世長辭。
進入30年代,李濟宇的小組擴大到數十人。由於他們的努力,長白地區陸續建立了反日組織,各村都辦了學校和夜校,還常常舉行深講大會、文藝演出、體育大會,使人們充滿了革命熱情。
這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耍了一出把戲,他們派一股兵力化裝成土匪團去襲擊朝鮮人村落,誘出了李濟宇他們。但是,因為我們事先告訴過他們要注意土匪,所以他們沒有上敵人的當,只發生了一場小小的衝突,傷了幾個人,沒有擴大為全面的戰鬥。
後來,李濟宇他們遭到日本鬼子豢養的土匪團和同他們相勾結的反動軍閥部隊的突然襲擊,受到了很大損失。朴振榮在戰鬥中壯烈犧牲,李濟宇不幸被捕。
李濟宇想用一死來洗雪被捕的恥辱,雖然手腳都被捆綁著不能動,還是用菜刀刺了自己的脖子,可是未能遂願。他當場被移交到日本員警手裏。他被押送到漢城後,被判死刑,不久就在獄中犧牲。孔榮因未能識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騙局而犧牲。
日本鬼子為了誘殺滿洲地方的反日運動者,指使一些人裝作共產主義者。孔榮要去同這些假共產主義者搞統一戰線,卻被他們殺害了。
我們接到關於孔榮、李濟宇、朴振榮諸同志犧牲的悲痛消息,是剛發生過端川農民群眾性暴動的時候。我聽了聯絡員的報告,好久不能平靜,抬不起頭來,覺得自己在父親面前犯下了不可饒恕的不孝之罪。
他們都是我父親最愛惜的獨立軍隊員,是最先實現了從民族主義運動轉向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的人。
我為李濟宇、孔榮、朴振榮的悲劇性的犧牲感到極大的痛苦,固然是因為失掉了一個執行卡倫會議決定的得力的國內工作小組,但更主要的是因為失掉了為實現我父親的遺志而鬥爭的改變方向的先驅。
為我父親出殯的時候,孔榮和朴振榮是在最前頭抬靈柩的。他們還讓我母親不要給我穿喪服,要由他們來服喪。可能是因為要我這個才14歲的孩子穿喪服,看著怪可憐吧。從這天起,他們戴著孝帽,服了三年喪。
當時,獨立軍訓練所設在離撫松市街裏有一段距離的萬里河。孔榮每星期總有一兩次要背上一背架柴火到我家來,向我母親問安。他的妻子也常常帶一些刺龍牙、大葉芹之類的野菜到我家來。有時,孔榮還扛著米袋子來。他這樣的誠意,對我家的生活是不小的貼補。
我母親待他們也像待親弟妹一樣親。有時,就像親姐姐一樣嚴厲地指責他們的錯處。
孔榮為搞獨立運動到了滿洲後,他的妻子一個人住在碧潼。有一年,她到撫松來找丈夫。那時,孔榮看到妻子做麵湯時不慎燙傷了的臉,老大不高興,說她臉變醜了,不想跟她過了。
我母親火了,厲聲斥責他說:
“兄弟,你說這話豈不是發瘋嗎?你媳婦不遠千里來找你這個丈夫,你不給她鋪花綴錦不說,還說什麼不想跟她過,你這不是想邪了嗎!”
孔榮本來就很聽我母親的話,對我母親從不敢怠慢。這天,他向我母親鞠了一躬,承認自己錯了。
我第一次得知到國內去的亨權叔他們那個武裝小組的活動情況,是在報紙上。現在記不清我當時是在哈爾濱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同志們興奮地拿報紙來給我看。報紙報導說,豐山出現四名武裝團擊斃員警部長,奪取從北青過來的汽車,向厚峙嶺駛去。
拿報紙給我看的同志高興得連嘴都合不攏。他說,在國內響起了槍聲,真痛快。可是我卻為那個槍聲感到不安。我心裏思村著:為什麼在挺進國內的入口豐山打響了呢?當時,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叔叔那火暴性子,總覺得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氣而打了槍。
我叔叔從小就有把牆當門踹的男子漢氣質。
一提到亨權叔,我首先就會聯想到楂子粥的事。那是我在萬景台的時候,叔叔也不過是十一二歲,我家天天晚飯吃高粱米楂子粥。那是把沒去皮的高粱粗粗地磨過之後熬的粥,不好吃不說,往肚裏咽時高粱皮子直紮喉嚨,很難受。所以我也最不喜歡吃這種楂子粥。
有一天,亨權叔坐在飯桌前,看祖母給他端來了一碗滾熱的楂子粥,就用頭狠勁地撞了它一下,粥碗立時被摔到了地下,他額頭上也撞出了一個口子,流出了血。那時候他還不大懂事,受不了天天吃楂子粥的窮日子,就拿粥碗發起狠了。
祖母罵他說:“看你吃飯還這麼挑剔,長大了准沒出息!”祖母厲聲罵了叔叔,轉過身去卻抹了眼淚。
亨權叔長大懂事後,對他額頭上的傷疤挺費神,到中國住在我家時,他把前額上的頭髮留長一些蓋住了腦門上的傷疤。
他是我們住在臨江時到中國來的。我父親叫他到我家來住,是為了教他功課。困為我父親是教育者,叔叔住在我家,就是不上學也能學完中學課程,往後能培養成一個革命者。
我父親在世時,亨權叔在我父親的影響和管束下,過得還算很正經。但是我父親去世後,他就管不住自己了,風風火火地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那小時候用額頭撞粥碗的脾氣又復發,把我們都弄傻了。我父親一去世,他就像脫韁的馬,再也穩不住神了,臨江、瀋陽、大連,到處亂跑。
對我們家裏的事有一些瞭解的人們就說,叔叔是自從回家鄉去和一個父母給定的姑娘訂了婚之後,因為那個未婚妻不合他的意,才這樣心神不定到處瞎逛的。
當然,這也可以算個理由。不過,使我叔叔心神不定的主要原因,是我父親的逝世帶給他的絕望和難忍的悲憤。
當我在華成義塾退學後回家來時,叔叔仍然像一個酒醉的人,過著心神漂浮的日子。那時候,家裏只靠我母親一個人給人家漿洗衣物或縫製衣服得來的微不足道的收入過活,非常困難。可能是因為我家的情況實在看不過去,李寬麟帶了些錢和糧食到我家來,幫我母親的忙。我的叔叔理應代替我去世的父親當一家之長。家裏也並不是沒有他應該做的事情。當時,我家還有個父親留下的小藥房,藥雖不多,只要用心經營,多少能貼補點家用。可是,叔叔從不過問那個藥房。
說句老實話,我對當時叔叔的作為真有些不滿意。因此,有一天我蹲在家裏寫了一封留給叔叔的長信。因為是正當正義感最強的中學時代,見了不合情理的事,不管他是長輩還是晚輩,不說句話就受不了。當時我把那封信放在叔叔的枕頭底下,就到吉林去了。
當時我母親看到我寫信批評叔叔,很不以為然地說:
“你別看你叔叔現在像沒了主心骨,浮雲似地東逛逛西走走,到時候他會走他自己該走的路。可不是,難道你叔叔還能忘了本嗎?等他逛膩了,自然會回到家裏來的,不用你批評。哪有侄子訓叔叔的。”
母親這樣說服我。這的確是我母親才會有的思想方法。可是,我到底還是把信給叔叔留下了。
一年後,我放假從吉林毓文中學回到撫松。到了家,我驚異地發現,亨權叔叔的生活完全穩定下來了。事實證明了母親的預言是正確的。叔叔雖然對我寫的信隻字未提,但我可以看出那封信給他的刺激是不小的。那年冬天,他加入了白山青年同盟。
我們離開撫松後,叔叔完全投身于擴大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第二年,同志們介紹他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同盟。他就這樣站到革命隊伍裏來。從1928年開始,根據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的指示,他領導了撫松、長白、臨江、安圖地方的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
在萬景台,由於領居們看了報,大談豐山發生了擊斃日本鬼子員警部長的事件,老家的祖父他們才知道亨權叔被捕了。
我祖父聽到這個消息後,說:“哎,他大哥是那樣,這回弟弟也來打死日本鬼子嘍。不管以後怎麼樣,幹的還是好啊。”
過了一些年月,我才弄到一些材料,知道了國內工作小組在豐山進行活動的全貌。
1930年8月的一天,小組渡過鴨綠江就朝鮮端川方向走。14日,他們來到豐山把拔裏附近的黃水院地芬子地稍事休息。正巧惡霸員警部長“大馬蜂”(本名松山)騎自行車從這裏經過,對他們起了疑心。他是從1919年就到豐山地方來管束朝鮮人的惡霸警官。當地人們給他起了外號叫“大馬蜂”。當地群眾對這個“大馬蜂”真是怨聲載道。
當小組成員們路過員警駐在所時,“大馬蜂”喊他們進了駐在所。
亨權叔一跨進駐在所就把“大馬蜂”處決了。然後,公開地在群眾面前作了反日演說。那天,有幾十名群眾聽了他的演說。
據說,在南朝鮮被囚禁了34年之久而沒有屈服,因而名聞世界的前朝鮮人民軍隨軍記者李仁模,當時也在把拔裏聽過他的演說。
小組雖然受到敵人的追擊,還是設法接近曾燃起農民暴動烈火的地方。
當時,我們很重視端川農民暴動。暴動席捲的地區必有群眾運動的領導人,也必有政治思想覺悟高的動員起來的革命群眾和他們有組織的大部隊。敵人為了在暴動地區搜出主動分子急紅了眼,而我們是要從暴動群眾中找出像汪清的吳仲和、龍井的金俊、穩城的全長元那樣的骨幹分子。只要同這些骨幹分子接上關係,給他們以積極的影響,就可以奠定把國內革命鬥爭引向高潮的基礎。如果能成功地開闢端川地區,就可以經過那裏挺進到城津、吉州、清津方面,再經過咸興、興南、元山,進入平壤。
我們把去找端川農民暴動領導人的任務交給亨權叔率領的國內工作小組的目的就在於此。
在把拔裏發出了槍聲武裝小組一行來到鳳梧洞入口,在這裏攔截一輛小汽車,解除了坐在車裏的豐山員警署司法主任的武裝,向坐汽車裏的剩客作了反日宣傳。接著,他們到利原郡文仰裏一帶,在培德洞和大岩洞等地點。對那裏的燒炭工人做了政治工作。儘管情況很困難,他們還是積極地進行了鬥爭。
後來,武裝小組向北青方面挺進,途中把隊伍分成了兩路,亨權叔和鄭雄是一個組,崔孝一和朴且石是一個組。兩個組約定在洪原邑集合,然後,分別朝不同的方向前進。
9月初,亨權叔和鄭雄一道襲擊了敵人搜索隊盤據的北青郡大德山廣濟寺,然後往洪原、景浦方向前進,途中在節婦岩附近與敵遭遇,打死了前津員警官駐在所所長。
叔叔當天就到了定為集結地點的洪原邑崔辰庸的家。
崔辰庸這個人,我也很熟悉,他是和獨立軍有關係的人。他在撫松的安松總管所當總管的時候,常到我家來。他原來在朝鮮當面長時貪污公款的事被揭發,人們指著他的後腦勺罵他,於是他逃到東北,跟著正義府做了點事。有一個時期,他住在我家,吃了幾個月我母親給做的飯。崔辰庸看到日本帝國主義要打進滿洲來的兆頭,就藉口年紀大了,幫獨立軍做事力不從心了,離開了撫松。他走時說,他要置一個小小的果園,清白地度過餘生。但他到了洪原後不久,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密探。
亨權叔當然無從知道這一事實。崔辰庸藉口敵人的警戒森嚴,把我叔叔藏在院子的一個角落裏,就跑到員警署去告了密,說從滿洲過來的武裝團就在他家裏。
叔叔被抓到員警署,看見崔孝一也被捕了。崔孝一也是被崔辰庸告發的。
我叔叔這時才知道崔辰庸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崔辰庸叛變,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也很突然。他曾口頭禪似地說過,一天三頓熱飯外加酒肴,成柱母親這樣盛情款待,我就是進了棺材也忘不了。誰能料到這樣的人竟會滾落到卑鄙的背信棄義的路上去呢。當我聽說,是崔辰庸出賣亨權叔的時候,我甚至懷疑過自己的耳朵是否聽錯了。
正因為如此,我現在也說,相信人是好的,不過不能抱幻想。幻想本來就是不科學的,所以若為幻想所俘虜,就是具有非凡的千里慧眼的人也會犯下無可挽回的過錯。那時,逃出了敵人包圍的只有鄭雄一個人。鄭雄是叔叔到國內去時吸收他做帶路人的。他的家鄉是利原,對東海岸一帶的地形很熟悉。後來,他在春川由於密探告密而被捕。
亨權叔被捕後,在洪原員警署的牢裏呆了一些時候,後來轉到咸興監獄,在那裏又受到了中世紀式的嚴刑拷打。
他在咸興地方法院的法庭上進行鬥爭的消息,經過許多人的口,傳到了我們這裏。
據說,那時亨權叔在法庭上嚴厲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高聲疾呼,對武裝的強盜要用武裝去鬥爭。
他能在法庭上如此正氣凜然,其力量是哪里來的呢?我想,那是他對革命的信念和忠誠給他帶來的。如果說,對叔叔說來有比死亡更可怕的東西,那就是背棄使人成為正義的勇敢的人的信念,背棄使人成為世上最尊嚴的存在的信念。
法庭上,崔孝一被判處死刑,叔叔被判處15年徒刑。
叔叔和他的戰友們在法庭上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號。
小組成員們為了延長進行法庭鬥爭的時間,向漢城復審法院提出了上訴。
日本帝國主義因為在咸興審判時嘗夠了苦頭,在漢城進行了秘密審判,一名旁聽者也沒讓參加。敵人完全認可了咸興地方法院的判決。
對崔孝一的絞刑,判決後不久便執行了。他留下了要戰友們好好堅持鬥爭的遺囑,從容地走向了刑場。
亨權叔被監禁在主要是收容被判10年以上長期徒刑的囚徒的漢城麻浦監獄。在監獄裏,他仍沒有停止鬥爭。當敵人逼迫被判了重刑的“政治犯”轉向的時候,亨權叔就向許多囚徒發表反對轉向的噴焰吐火般的演說,激勵大家的鬥爭精神,他還為爭取改善對囚徒的待遇,站在大家的前頭不顧一切地進行了鬥爭。所有這些事實已經有廣泛的介紹了。
敵人當時加緊進行戰備,強迫囚犯做製造子彈箱的作業。囚犯吃的是最次的七等飯,被迫做的是累死人的重活。
為此而激怒的亨權叔,在十月革命紀念日那天,領導監獄工廠的囚犯舉行罷工,反對劊子手們強迫他們做這種苦活。很多囚犯參加了這次罷工。
敵人為了阻止我叔叔的影響力,把他關在黑窯洞似的單間牢裏,而且給他的手腳戴上了鐐銬,他只要動一動,那鐐銬就卡進肉裏去。每天只給他吃一塊像小孩兒拳頭般大的摻豆子的飯團兒。因為我叔叔在那樣殘酷的不堪忍受的情況下堅持不斷地進行鬥爭,監獄當局發出悲鳴說,金亨權在赤化麻浦監獄。有一天,朴且石在監獄工廠做工的時候,聽到我們在滿洲各地積極開展武裝鬥爭的消息,便把這消息告訴了我叔叔。
我叔叔聽到這消息,第一次流下了眼淚。他握著朴且石的手,哽咽著說:
“我是挺不了幾天了。活著的同志們要鬥爭到底呀。你要是能刑滿活著出去,一定到萬景台去看看我的母親,告訴她我的消息……如果以後能見到成柱,把我的消息告訴他,還告訴他我在獄中不屈不撓地堅持了鬥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是我最後的囑託。”
這是我叔叔極度衰弱,臥病不起的時候說的。
監獄當局見亨權叔快要死了,才允許萬景台的我們家來探監。
亨祿叔叔當時借了40圓錢,同親戚金鳳周一道去漢城,和亨權叔見了最後一面。
當我凱旋祖國後回到舊居時,亨祿叔叔告訴我說:
“我們到了監獄,看守把我們領到病監去了,別的囚犯都坐著,可是,成了殘廢,只剩下一口氣的亨權卻躺在地上,像骷髏一樣。我一想起當時那個令人心寒的情景,就忍不住……那時候他一看見我,光是嘴唇在翕動,發不出聲來,那樣子太慘了,簡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弟弟。可是,他反倒笑著對我說,‘哥,我不能遂願就要走了,可是,日本鬼子是一定會完蛋的’。我聽了他這話,心裏想,不錯,到底是咱們的亨權呐。”
我聽著他的回憶,懷念著亨權叔叔,流下了眼淚。我對曾經寫信批評叔叔的事深感後悔。
當時,亨祿叔叔看到弟弟的慘不忍睹的形狀,不禁昏過去了。他勉強提起精神向看守提出了要求。
“讓我把弟弟領回家去治病吧。”
看守一聽,便說:“不行。你弟弟活要活在牢裏,死也要死在這地方,要成牢中之鬼。不許帶回家去。”
“那,我替弟弟坐牢。讓弟弟回家治病,等病好了再回來坐牢不就行了嗎?”
“混帳東西,哪有替人坐牢的法?”
“法還不是由你們定的嗎,有什麼不行啊。你就答應了吧。”
“你這混帳東西,竟敢在這裏胡鬧。弟弟是個壞蛋,你這當哥哥的也不是好東西。你們統統是孬種。快給我滾出去!”
看守們大聲吆喝著把亨祿叔叔攆出了監獄。
亨祿叔叔想來想去,想不出什麼辦法,便拿出16圓錢交給看守,說:“請求你,好好照顧我們的亨權。”他留下這樣的囑託,就回到了萬景台。其實,那點錢怎能買得動劊子手的心啊,可是,亨祿叔叔還是把手中的錢全拿出來塞給了看守。
亨祿叔叔探監回來後,整整一個月沒睡好覺。他一閉眼,弟弟那慘不忍睹的形狀就浮現在眼前,使他不能成眠。
在那以後又過了三個月,亨權叔叔終於在監獄裏去世。那是1936年初,也就是我結束第二次遠征北滿,同部隊一起開往南湖壯舉地方的時候。那時,我二叔只有30歲。
我父親去世,我母親去世,我弟弟也走了,連我二叔也走了,為革命不惜粉身碎骨的我的這些親骨肉都走了,再也沒有了。我在山裏聽到二叔去世的消息,就下決心,我無論如何要活下來,光復祖國,為懷著亡國恨,變成無主孤魂被葬在故國一個不知名的崗子上的二叔報仇雪恨。
當時,我們家雖然收到我二叔去世的通知書,卻因為沒有路費,沒能去把遺體領回來,亨權叔叔就被埋在麻浦監獄的亂葬崗子裏了。這一令人心痛的事,我在前面已經談過了。
亨權叔叔在他快要咽氣的最後時刻,才把他藏在心底的話講給了同牢的人們。
“金日成是我的侄子。現在他在滿洲率領革命大軍打日本鬼子。那個部隊打進國內來的日子不遠了。為迎接他們,要拿起武器戰鬥。只有拿起武器進行鬥爭,才能趕走日本鬼子,解放祖國!”
每當我想起亨權叔叔的時候,腦子裏就浮現出許許多多在貫徹卡倫會議決定的道路上毫不吝惜地獻出了青春的戰友。
亨權叔叔有一個叫英實的女兒,解放後在萬景台革命學院念書。我本想無論如何要把她好好培養起來,讓她繼承父親的遺志。不料,連她這個我二叔唯一的骨肉,也在戰爭時期美機的狂轟濫炸之下犧牲了。
用鮮血開拓了我國革命前進道路的朝鮮革命軍隊員的業績,是無比神聖而崇高的。在他們這些英雄積累的寶貴的鬥爭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作為他們付出了神聖鮮血的代價,朝鮮人民革命軍誕生了,作為常備的革命武裝力量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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