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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朝鲜革命军
 卡伦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建设党组织的工作,以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我们还面临着必须加紧准备武装斗争的繁重任务。
作为准备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工作,我们在孤榆树组建了朝鲜革命军。
我们准备过一二年后组建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此以前先组建了朝鲜革命军这一过渡性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它的活动,为组建大规模的游击部队作好准备。我们的意图是,通过朝鲜革命军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打下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积累开展武装斗争所需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对武装斗争没有什么知识。我们不是在本国,而是要在别国领土上进行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经验。但是,哪里也没有我们可以仿效的军事操典或经验。
要说我们有什么底子,也不过是有几个独立军出身的同志和若干名念过华成义塾的同志,还有几支手枪而已。此外,一无所有。武器,需要我们自己解决;军事经验,也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
朝鲜革命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组建的一个过渡性组织。
开始时,由金园宇、李钟洛在孤榆树做了组建革命军的筹备工作,以后又派车光秀去完成了这项工作。
组建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在几个地区分头进行。
筹备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选拔加入革命军的青年和置备武器。
我们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做好独立军的工作,把向往进步思想的精明强干的军人争取过来,解决人的问题和武器问题。革命军里,军人出身的多起来,就可以以他们为母体,把那些没有军事知识的青年加以训练。为此,我们的同志们对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方针是,教育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独立军军人,把他们争取到我们阵营里来,根据他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吸收他们加入朝鲜革命军。
这个时期,国民府分裂为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继续进行争权夺利的争斗。当时,国民府派掌握了对在满洲的朝鲜人的领导权,反国民府派则掌握了对独立军的统率权。这种局面招致了民众和军队分裂的结果。到了1930年夏,两派的对立愈演愈烈,变成了双方互相暗杀对方干部的恐怖战。恐怖战达到了极点,双方完全决裂了。
因为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在独立军内部,不仅是队员,连小队长、中队长也不相信他们的上层领导,上级指示也不大服从。对我们派去的工作员的话,他们倒更爱听。
车光秀在通化、辉南、宽西一带做独立军的工作;李钟洛在孤榆树教育他所部的队员,准备收为革命军。
李钟洛原来在孤榆树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一中队,后来到华成义塾学习,并加入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同李钟洛一道从一中队保送到华成义塾来的学生有朴且石、朴根源、朴炳华、李顺浩等好几个青年人。
李钟洛在义塾废止后,回到自己原来的中队当副中队长,后来升为中队长。那时候跟现在不同,因为武装力量很少,一个中队也算是较大的军事力量。在满洲算是势力最强的国民府所属的兵力也不过是九个中队而已。因此,在独立军中,中队长自然被当做大人物来对待。在孤榆树,李钟洛的威信的确了不起。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从1928年到1929年期间,在柳河地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时,受到了崔昌杰影响下的独立军的保护;同样,派到孤榆树的同志也受到了李钟洛指挥下的独立军部队的保护。
那时,李钟洛要干革命的觉悟和热情非常高。华成义塾废止后,他回到原来的中队,按照我们在桦甸分派的任务,出色地进行了对独立军队员的工作。大胆果决、判断迅速、统率力强,这些素质是他的优点。可是,他缺乏冷静的理性和思考能力,好感情用事,处事偏激,而且个人英雄主义较重。我想,后来使他背叛革命的主要病根就是这一点。
有的人主张,独立军没有严密的指挥体系,而且内部也很混乱,干脆把分散在各地的中队的武装缴下来,肃清国民府的反动分子;还说,要脱掉独立军的外衣,公开进行活动,筹办武器,同国民府较量。
我们对这种倾向严加警戒,防止在对待独立军的工作中犯左倾错误。
亨权叔也编成两个工作小组到长白地区去了。他以芝阳盖后山为据点,在长白的许多地方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进行了筹办武器和实现群众意识化的活动,还吸收地方青年进行了军事训练。由于亨权叔工作努力,长白地区的独立军力量就归到我们的影响之下了。
不仅是选拔队员、培养后备的工作进行得好,而且筹办武器的工作也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解决武器方面,最有功的是崔孝一。他原是在铁岭日本人开的武器商店里当店员。当时,日本人在满洲大做武器买卖,把枪卖给土匪,也卖给中国地主。崔孝一只念过小学,可是日语讲得很流利。他讲日语,简直辨不出他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他精明能干,又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人们说他当店员有点屈才,所以店老板对他很信任。
最先争取崔孝一的是张小峰。他在卡伦开拓工作时,常来往于长春、铁岭、公主岭一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崔孝一。通过几次的交往,张小峰了解到崔孝一为人诚实、耿直,便吸收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并给他介绍了李钟洛。从此,崔孝一在铁岭开始了敌后斗争。他同李钟洛取得联系,偷偷地把武器卖给独立军中队。老板明知崔孝一把武器转卖给朝鲜人,却装不知道,只顾赚他的钱。
崔孝一先是把武器卖给中国人,后来又卖给独立军,最后把铁岭的日本人武器商店变成了专为共产主义者提供和搬运武器的地方。在这过程中,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钟洛和张小峰每当见到我,就向我夸耀他们在铁岭吸收了一个呱呱叫的青年崔孝一。于是,我心里也对他抱了很大的期望。
记不清是1928年还是1929年,崔孝一特地到吉林来见我。我一看,原来他长得像姑娘一般白净、清秀。可是他酒量很大,和他的相貌很不相称。以革命者的标准来衡量,这倒是个缺点。那时,我们在旅馆一起吃饭,谈话谈了很长时间。他学着日本娘们儿的腔调,把日本天皇、高级军政人物和我国的五个卖国大臣痛骂了一通,逗得我大笑了好几次。
人们说,崔孝一的妻子是罕见的美人,可是他对家庭生活的乐趣全不放在心上,是个对这方面漫不经心的人。在革命斗争中,他胆大得令人吃惊,意志刚强,和他那姑娘一样的长相正相反。
在卡伦会议前夕,他从日本人武器商店搞出十来支枪,带着妻子投奔到孤榆树来了。那时,正是我们为建设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加紧准备组建一个小规模军事政治组织的时候,因此,崔孝一的来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通过同志们的汇报,我们知道了组建革命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到孤榆树一看,队员名单和武器都已准备好,举行成立仪式的地点和与会人也都已确定。
1930年7月6日,在三光学校操场举行了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
在授与武器之前,我作了简短的讲话,规定朝鲜革命军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为组织和准备抗日武装斗争建立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宣布将要以朝鲜革命军为基础,建立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
朝鲜革命军的基本使命是,进入城市和农村,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时,积累武装斗争的经验,为将来建设一支正式的武装队伍作好准备。在讲话中,作为朝鲜革命军的当前任务提出了如下几件事:培养能够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骨干;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好一切军事准备。
我们把朝鲜革命军编成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这样编成了许多个队。
根据我的建议,把军事经验多,统率能力强的李钟洛推荐为朝鲜革命军队长。
有的历史学者把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和我们在孤榆树组建的同名的朝鲜革命军混为一谈,当做是同一个军事组织。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成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我们的革命军,因此作这样的推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其实,这两个军事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但指导思想却各不相同,使命也不一样。
由国民府组织的所谓朝鲜革命军如实地反映了国民府本身的内部矛盾,在实际活动中经常发生内部的对立纠纷,其名称和干部也随之三天两头地更换,简直无法弄清它的实际面貌。
我们组建的朝鲜革命军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既做群众政治工作,又进行军事活动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
在组建朝鲜革命军的时候,对它的名称问题,作了很多讨论。大家都热烈发言,说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组建的第一个武装力量,它的名称应该是新颖的。大家提出了很多方案。
当时,我说服他们,我们的武装力量应当照用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这个名称。我对他们说,在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为了不刺激民族主义者的神经,没有使用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名称,而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个名称,我们组建的军队,也披上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就不会遭到民族主义者的白眼,活动上也会有很多方便之处。
后来,我们这个军因为披着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在实际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朝鲜革命军建成后,编成许多小组,派到了各地。国内也派去了几个小组。
当时,我们派革命军小组到朝鲜去的目的,是要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同时要了解一下,国内有没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
我们决定在没能参加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的人当中,以李济宇、孔荣、朴振荣等人为中心组织一个国内工作小组,并任命李济宇为组长,让他们经过新坡,沿着狼林山脉进入平安北道一带,在广大群众中建立革命组织。
早在1928年,我们就让他们把活动据点从抚松和奶头山一带转移到朝鲜居民多的长白地区去。李济宇接到这个任务后,就到长白县一带去做组织群众的工作,还不断地深入到国内去进行使群众意识化的活动。
我们决定,再派一个由亨权叔任组长,有崔孝一和朴且石等人参加的工作小组到国内去。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从长白渡过鸭绿江,经过丰山、端川、咸兴、向平壤附近挺进。
朴且石加入这个小组,是因为他和亨权叔有深厚的友情。朴且石本来在吉林近郊的农村,打着教员的牌子做地下工作。
1928年冬,他和桂永春、高一凤等人一道在抚松一带参加了建立革命组织的工作。就在那时候,他和亨权叔成了莫逆之友。他一听到亨权叔要上朝鲜去,便要求同去,我们体谅他的心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朝鲜革命军队员们到了自己的活动区域,开展了无比英勇的活动。
以四平街和公主岭一带为活动区域进行工作的朝鲜革命军队员中,有一个叫玄大洪的人。他在四平街进行群众工作时被捕,押到了长春。他在被捕的瞬间,把身上的武器偷偷地交给了同志。
警察们野蛮地拷打他,逼他说出藏武器的地方。
玄大洪就说把枪埋在某个火车站附近的一棵白杨树底下。他是想造成一个可以逃脱的机会。
警察信以为真,就带他坐火车到他埋手枪的地方去。火车正奔驰的时候,玄大洪用卡在他手腕上的手铐打倒了两名押送他的警察,跳下火车,用两肘和两膝爬到卡伦来找革命组织。卡伦的同志们用锉刀费了好大劲才给他卸掉了手铐。
他虽然经历了如此可怕的苦难,但康复后又到公主岭去开展活动。这回,他被日本警察逮捕了。公主岭是日本从中国割让来的租借地,归日本人管辖。玄大洪在法庭上的斗争也很坚决。他被判无期徒刑,在汉城西大门监狱受尽了苦,终于因日寇的严刑拷打而得了重病,与世长辞。
进入30年代,李济宇的小组扩大到数十人。由于他们的努力,长白地区陆续建立了反日组织,各村都办了学校和夜校,还常常举行深讲大会、文艺演出、体育大会,使人们充满了革命热情。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耍了一出把戏,他们派一股兵力化装成土匪团去袭击朝鲜人村落,诱出了李济宇他们。但是,因为我们事先告诉过他们要注意土匪,所以他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只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伤了几个人,没有扩大为全面的战斗。
后来,李济宇他们遭到日本鬼子豢养的土匪团和同他们相勾结的反动军阀部队的突然袭击,受到了很大损失。朴振荣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李济宇不幸被捕。
李济宇想用一死来洗雪被捕的耻辱,虽然手脚都被捆绑着不能动,还是用菜刀刺了自己的脖子,可是未能遂愿。他当场被移交到日本警察手里。他被押送到汉城后,被判死刑,不久就在狱中牺牲。孔荣因未能识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骗局而牺牲。
日本鬼子为了诱杀满洲地方的反日运动者,指使一些人装作共产主义者。孔荣要去同这些假共产主义者搞统一战线,却被他们杀害了。
我们接到关于孔荣、李济宇、朴振荣诸同志牺牲的悲痛消息,是刚发生过端川农民群众性暴动的时候。我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好久不能平静,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在父亲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不孝之罪。
他们都是我父亲最爱惜的独立军队员,是最先实现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人。
我为李济宇、孔荣、朴振荣的悲剧性的牺牲感到极大的痛苦,固然是因为失掉了一个执行卡伦会议决定的得力的国内工作小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失掉了为实现我父亲的遗志而斗争的改变方向的先驱。
为我父亲出殡的时候,孔荣和朴振荣是在最前头抬灵柩的。他们还让我母亲不要给我穿丧服,要由他们来服丧。可能是因为要我这个才14岁的孩子穿丧服,看着怪可怜吧。从这天起,他们戴着孝帽,服了三年丧。
当时,独立军训练所设在离抚松市街里有一段距离的万里河。孔荣每星期总有一两次要背上一背架柴火到我家来,向我母亲问安。他的妻子也常常带一些刺龙牙、大叶芹之类的野菜到我家来。有时,孔荣还扛着米袋子来。他这样的诚意,对我家的生活是不小的贴补。
我母亲待他们也像待亲弟妹一样亲。有时,就像亲姐姐一样严厉地指责他们的错处。
孔荣为搞独立运动到了满洲后,他的妻子一个人住在碧潼。有一年,她到抚松来找丈夫。那时,孔荣看到妻子做面汤时不慎烫伤了的脸,老大不高兴,说她脸变丑了,不想跟她过了。
我母亲火了,厉声斥责他说:
“兄弟,你说这话岂不是发疯吗?你媳妇不远千里来找你这个丈夫,你不给她铺花缀锦不说,还说什么不想跟她过,你这不是想邪了吗!”
孔荣本来就很听我母亲的话,对我母亲从不敢怠慢。这天,他向我母亲鞠了一躬,承认自己错了。
我第一次得知到国内去的亨权叔他们那个武装小组的活动情况,是在报纸上。现在记不清我当时是在哈尔滨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同志们兴奋地拿报纸来给我看。报纸报道说,丰山出现四名武装团击毙警察部长,夺取从北青过来的汽车,向厚峙岭驶去。
拿报纸给我看的同志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他说,在国内响起了枪声,真痛快。可是我却为那个枪声感到不安。我心里思村着:为什么在挺进国内的入口丰山打响了呢?当时,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叔叔那火暴性子,总觉得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而打了枪。
我叔叔从小就有把墙当门踹的男子汉气质。
一提到亨权叔,我首先就会联想到楂子粥的事。那是我在万景台的时候,叔叔也不过是十一二岁,我家天天晚饭吃高粱米楂子粥。那是把没去皮的高粱粗粗地磨过之后熬的粥,不好吃不说,往肚里咽时高粱皮子直扎喉咙,很难受。所以我也最不喜欢吃这种楂子粥。
有一天,亨权叔坐在饭桌前,看祖母给他端来了一碗滚热的楂子粥,就用头狠劲地撞了它一下,粥碗立时被摔到了地下,他额头上也撞出了一个口子,流出了血。那时候他还不大懂事,受不了天天吃楂子粥的穷日子,就拿粥碗发起狠了。
祖母骂他说:“看你吃饭还这么挑剔,长大了准没出息!”祖母厉声骂了叔叔,转过身去却抹了眼泪。
亨权叔长大懂事后,对他额头上的伤疤挺费神,到中国住在我家时,他把前额上的头发留长一些盖住了脑门上的伤疤。
他是我们住在临江时到中国来的。我父亲叫他到我家来住,是为了教他功课。困为我父亲是教育者,叔叔住在我家,就是不上学也能学完中学课程,往后能培养成一个革命者。
我父亲在世时,亨权叔在我父亲的影响和管束下,过得还算很正经。但是我父亲去世后,他就管不住自己了,风风火火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那小时候用额头撞粥碗的脾气又复发,把我们都弄傻了。我父亲一去世,他就像脱缰的马,再也稳不住神了,临江、沈阳、大连,到处乱跑。
对我们家里的事有一些了解的人们就说,叔叔是自从回家乡去和一个父母给定的姑娘订了婚之后,因为那个未婚妻不合他的意,才这样心神不定到处瞎逛的。
当然,这也可以算个理由。不过,使我叔叔心神不定的主要原因,是我父亲的逝世带给他的绝望和难忍的悲愤。
当我在华成义塾退学后回家来时,叔叔仍然像一个酒醉的人,过着心神漂浮的日子。那时候,家里只靠我母亲一个人给人家浆洗衣物或缝制衣服得来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活,非常困难。可能是因为我家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李宽麟带了些钱和粮食到我家来,帮我母亲的忙。我的叔叔理应代替我去世的父亲当一家之长。家里也并不是没有他应该做的事情。当时,我家还有个父亲留下的小药房,药虽不多,只要用心经营,多少能贴补点家用。可是,叔叔从不过问那个药房。
说句老实话,我对当时叔叔的作为真有些不满意。因此,有一天我蹲在家里写了一封留给叔叔的长信。因为是正当正义感最强的中学时代,见了不合情理的事,不管他是长辈还是晚辈,不说句话就受不了。当时我把那封信放在叔叔的枕头底下,就到吉林去了。
当时我母亲看到我写信批评叔叔,很不以为然地说:
“你别看你叔叔现在像没了主心骨,浮云似地东逛逛西走走,到时候他会走他自己该走的路。可不是,难道你叔叔还能忘了本吗?等他逛腻了,自然会回到家里来的,不用你批评。哪有侄子训叔叔的。”
母亲这样说服我。这的确是我母亲才会有的思想方法。可是,我到底还是把信给叔叔留下了。
一年后,我放假从吉林毓文中学回到抚松。到了家,我惊异地发现,亨权叔叔的生活完全稳定下来了。事实证明了母亲的预言是正确的。叔叔虽然对我写的信只字未提,但我可以看出那封信给他的刺激是不小的。那年冬天,他加入了白山青年同盟。
我们离开抚松后,叔叔完全投身于扩大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第二年,同志们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他就这样站到革命队伍里来。从1928年开始,根据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指示,他领导了抚松、长白、临江、安图地方的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
在万景台,由于领居们看了报,大谈丰山发生了击毙日本鬼子警察部长的事件,老家的祖父他们才知道亨权叔被捕了。
我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哎,他大哥是那样,这回弟弟也来打死日本鬼子喽。不管以后怎么样,干的还是好啊。”
过了一些年月,我才弄到一些材料,知道了国内工作小组在丰山进行活动的全貌。
1930年8月的一天,小组渡过鸭绿江就朝鲜端川方向走。14日,他们来到丰山把拔里附近的黄水院地芬子地稍事休息。正巧恶霸警察部长“大马蜂”(本名松山)骑自行车从这里经过,对他们起了疑心。他是从1919年就到丰山地方来管束朝鲜人的恶霸警官。当地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大马蜂”。当地群众对这个“大马蜂”真是怨声载道。
当小组成员们路过警察驻在所时,“大马蜂”喊他们进了驻在所。
亨权叔一跨进驻在所就把“大马蜂”处决了。然后,公开地在群众面前作了反日演说。那天,有几十名群众听了他的演说。
据说,在南朝鲜被囚禁了34年之久而没有屈服,因而名闻世界的前朝鲜人民军随军记者李仁模,当时也在把拔里听过他的演说。
小组虽然受到敌人的追击,还是设法接近曾燃起农民暴动烈火的地方。
当时,我们很重视端川农民暴动。暴动席卷的地区必有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也必有政治思想觉悟高的动员起来的革命群众和他们有组织的大部队。敌人为了在暴动地区搜出主动分子急红了眼,而我们是要从暴动群众中找出像汪清的吴仲和、龙井的金俊、稳城的全长元那样的骨干分子。只要同这些骨干分子接上关系,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就可以奠定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的基础。如果能成功地开辟端川地区,就可以经过那里挺进到城津、吉州、清津方面,再经过咸兴、兴南、元山,进入平壤。
我们把去找端川农民暴动领导人的任务交给亨权叔率领的国内工作小组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把拔里发出了枪声武装小组一行来到凤梧洞入口,在这里拦截一辆小汽车,解除了坐在车里的丰山警察署司法主任的武装,向坐汽车里的剩客作了反日宣传。接着,他们到利原郡文仰里一带,在培德洞和大岩洞等地点。对那里的烧炭工人做了政治工作。尽管情况很困难,他们还是积极地进行了斗争。
后来,武装小组向北青方面挺进,途中把队伍分成了两路,亨权叔和郑雄是一个组,崔孝一和朴且石是一个组。两个组约定在洪原邑集合,然后,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前进。
9月初,亨权叔和郑雄一道袭击了敌人搜索队盘据的北青郡大德山广济寺,然后往洪原、景浦方向前进,途中在节妇岩附近与敌遭遇,打死了前津警察官驻在所所长。
叔叔当天就到了定为集结地点的洪原邑崔辰庸的家。
崔辰庸这个人,我也很熟悉,他是和独立军有关系的人。他在抚松的安松总管所当总管的时候,常到我家来。他原来在朝鲜当面长时贪污公款的事被揭发,人们指着他的后脑勺骂他,于是他逃到东北,跟着正义府做了点事。有一个时期,他住在我家,吃了几个月我母亲给做的饭。崔辰庸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要打进满洲来的兆头,就借口年纪大了,帮独立军做事力不从心了,离开了抚松。他走时说,他要置一个小小的果园,清白地度过余生。但他到了洪原后不久,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密探。
亨权叔当然无从知道这一事实。崔辰庸借口敌人的警戒森严,把我叔叔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就跑到警察署去告了密,说从满洲过来的武装团就在他家里。
叔叔被抓到警察署,看见崔孝一也被捕了。崔孝一也是被崔辰庸告发的。
我叔叔这时才知道崔辰庸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崔辰庸叛变,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也很突然。他曾口头禅似地说过,一天三顿热饭外加酒肴,成柱母亲这样盛情款待,我就是进了棺材也忘不了。谁能料到这样的人竟会滚落到卑鄙的背信弃义的路上去呢。当我听说,是崔辰庸出卖亨权叔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过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也说,相信人是好的,不过不能抱幻想。幻想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所以若为幻想所俘虏,就是具有非凡的千里慧眼的人也会犯下无可挽回的过错。那时,逃出了敌人包围的只有郑雄一个人。郑雄是叔叔到国内去时吸收他做带路人的。他的家乡是利原,对东海岸一带的地形很熟悉。后来,他在春川由于密探告密而被捕。
亨权叔被捕后,在洪原警察署的牢里呆了一些时候,后来转到咸兴监狱,在那里又受到了中世纪式的严刑拷打。
他在咸兴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进行斗争的消息,经过许多人的口,传到了我们这里。
据说,那时亨权叔在法庭上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高声疾呼,对武装的强盗要用武装去斗争。
他能在法庭上如此正气凛然,其力量是哪里来的呢?我想,那是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忠诚给他带来的。如果说,对叔叔说来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背弃使人成为正义的勇敢的人的信念,背弃使人成为世上最尊严的存在的信念。
法庭上,崔孝一被判处死刑,叔叔被判处15年徒刑。
叔叔和他的战友们在法庭上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
小组成员们为了延长进行法庭斗争的时间,向汉城复审法院提出了上诉。
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在咸兴审判时尝够了苦头,在汉城进行了秘密审判,一名旁听者也没让参加。敌人完全认可了咸兴地方法院的判决。
对崔孝一的绞刑,判决后不久便执行了。他留下了要战友们好好坚持斗争的遗嘱,从容地走向了刑场。
亨权叔被监禁在主要是收容被判10年以上长期徒刑的囚徒的汉城麻浦监狱。在监狱里,他仍没有停止斗争。当敌人逼迫被判了重刑的“政治犯”转向的时候,亨权叔就向许多囚徒发表反对转向的喷焰吐火般的演说,激励大家的斗争精神,他还为争取改善对囚徒的待遇,站在大家的前头不顾一切地进行了斗争。所有这些事实已经有广泛的介绍了。
敌人当时加紧进行战备,强迫囚犯做制造子弹箱的作业。囚犯吃的是最次的七等饭,被迫做的是累死人的重活。
为此而激怒的亨权叔,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领导监狱工厂的囚犯举行罢工,反对刽子手们强迫他们做这种苦活。很多囚犯参加了这次罢工。
敌人为了阻止我叔叔的影响力,把他关在黑窑洞似的单间牢里,而且给他的手脚戴上了镣铐,他只要动一动,那镣铐就卡进肉里去。每天只给他吃一块像小孩儿拳头般大的掺豆子的饭团儿。因为我叔叔在那样残酷的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坚持不断地进行斗争,监狱当局发出悲鸣说,金亨权在赤化麻浦监狱。有一天,朴且石在监狱工厂做工的时候,听到我们在满洲各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我叔叔。
我叔叔听到这消息,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握着朴且石的手,哽咽着说:
“我是挺不了几天了。活着的同志们要斗争到底呀。你要是能刑满活着出去,一定到万景台去看看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的消息……如果以后能见到成柱,把我的消息告诉他,还告诉他我在狱中不屈不挠地坚持了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我最后的嘱托。”
这是我叔叔极度衰弱,卧病不起的时候说的。
监狱当局见亨权叔快要死了,才允许万景台的我们家来探监。
亨禄叔叔当时借了40圆钱,同亲戚金凤周一道去汉城,和亨权叔见了最后一面。
当我凯旋祖国后回到旧居时,亨禄叔叔告诉我说:
“我们到了监狱,看守把我们领到病监去了,别的囚犯都坐着,可是,成了残废,只剩下一口气的亨权却躺在地上,像骷髅一样。我一想起当时那个令人心寒的情景,就忍不住……那时候他一看见我,光是嘴唇在翕动,发不出声来,那样子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弟弟。可是,他反倒笑着对我说,‘哥,我不能遂愿就要走了,可是,日本鬼子是一定会完蛋的’。我听了他这话,心里想,不错,到底是咱们的亨权呐。”
我听着他的回忆,怀念着亨权叔叔,流下了眼泪。我对曾经写信批评叔叔的事深感后悔。
当时,亨禄叔叔看到弟弟的惨不忍睹的形状,不禁昏过去了。他勉强提起精神向看守提出了要求。
“让我把弟弟领回家去治病吧。”
看守一听,便说:“不行。你弟弟活要活在牢里,死也要死在这地方,要成牢中之鬼。不许带回家去。”
“那,我替弟弟坐牢。让弟弟回家治病,等病好了再回来坐牢不就行了吗?”
“混帐东西,哪有替人坐牢的法?”
“法还不是由你们定的吗,有什么不行啊。你就答应了吧。”
“你这混帐东西,竟敢在这里胡闹。弟弟是个坏蛋,你这当哥哥的也不是好东西。你们统统是孬种。快给我滚出去!”
看守们大声吆喝着把亨禄叔叔撵出了监狱。
亨禄叔叔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办法,便拿出16圆钱交给看守,说:“请求你,好好照顾我们的亨权。”他留下这样的嘱托,就回到了万景台。其实,那点钱怎能买得动刽子手的心啊,可是,亨禄叔叔还是把手中的钱全拿出来塞给了看守。
亨禄叔叔探监回来后,整整一个月没睡好觉。他一闭眼,弟弟那惨不忍睹的形状就浮现在眼前,使他不能成眠。
在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亨权叔叔终于在监狱里去世。那是1936年初,也就是我结束第二次远征北满,同部队一起开往南湖壮举地方的时候。那时,我二叔只有30岁。
我父亲去世,我母亲去世,我弟弟也走了,连我二叔也走了,为革命不惜粉身碎骨的我的这些亲骨肉都走了,再也没有了。我在山里听到二叔去世的消息,就下决心,我无论如何要活下来,光复祖国,为怀着亡国恨,变成无主孤魂被葬在故国一个不知名的岗子上的二叔报仇雪恨。
当时,我们家虽然收到我二叔去世的通知书,却因为没有路费,没能去把遗体领回来,亨权叔叔就被埋在麻浦监狱的乱葬岗子里了。这一令人心痛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亨权叔叔在他快要咽气的最后时刻,才把他藏在心底的话讲给了同牢的人们。
“金日成是我的侄子。现在他在满洲率领革命大军打日本鬼子。那个部队打进国内来的日子不远了。为迎接他们,要拿起武器战斗。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祖国!”
每当我想起亨权叔叔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出许许多多在贯彻卡伦会议决定的道路上毫不吝惜地献出了青春的战友。
亨权叔叔有一个叫英实的女儿,解放后在万景台革命学院念书。我本想无论如何要把她好好培养起来,让她继承父亲的遗志。不料,连她这个我二叔唯一的骨肉,也在战争时期美机的狂轰滥炸之下牺牲了。
用鲜血开拓了我国革命前进道路的朝鲜革命军队员的业绩,是无比神圣而崇高的。在他们这些英雄积累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为他们付出了神圣鲜血的代价,朝鲜人民革命军诞生了,作为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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