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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1930年夏
 ML派系统的宗派分子不仅不从五·三0暴动的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在1930年8月1日这个国际反战日前后,以吉敦铁路沿线地区为中心,又发动了一次冒险的暴动。
这场暴动给我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五·三0暴动后,转入地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也都暴露了。我出狱后奔走各地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再次受到打击,遭到破坏。在满洲各地,许多优秀的领导骨干成批地被捕、判刑。敌人有了诋毁共产主义、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借口了。
这次暴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离间活动,起了多大的帮助作用,就更无须赘言了。由于两次暴动,朝鲜人在中国人面前完全丧失了信用。后来,我们通过游击斗争,费了很大的劲才恢复了信用。
居住在东满的朝鲜人,经历了八·一暴动,才开始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有多大的危害,才以不信任和戒备的目光对待驱使群众举行冒险暴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
我们立即派遣工作员到暴动席卷过的地方,使革命群众不再受宗派分子煽动的骗。
我也准备经由吉林市到敦化方面去做恢复组织的工作。
我到了吉林市一看,像五·三0暴动后一样,空气十分紧张,杀气腾腾。
我每天化装几次,到处去找那些与组织有过关系的人。
吉林市的火车站、城门和各岔路口,都设了检查站。日本领事馆的密探也在街上到处乱窜,搜索朝鲜革命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趋于衰亡,所以敌人也不像在安昌浩事件时那样追寻独立军老头儿们,而到处设网,企图捉拿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
曾以后对铺设吉会铁路的斗争而沸腾的吉林市,如今也很难见到熟悉的面孔,想到这里,我心情无比悲愤。
同志们跟我分手的时候,劝我说,到了吉林市决不要久留,要马上到海龙或清原去。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离开吉林市。想到整整三年为开拓新的革命道路日夜奔波付出的心血,我不忍那么轻易地移步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我在吉林市没有为革命受苦,甚至坐过牢,那么,对这个城市也许不这样留恋。越是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地方,就越热爱,这是人之常情。
幸亏我遇到一个做过共青同盟工作的同志,得知了几个组织成员的下落。我把他们叫到一块,指示他们不要再在敌人面前暴露组织成员,吉林少年会、留吉学友会等合法组织,也要暂时转入地下。
我们还讨论了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然后对一些可靠的同志交代了恢复革命组织的任务,把他们派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去。
我也决心离开吉林市了。我要做的事太多。吉林市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就更急切地想到东满方面去恢复被破坏的组织。
我打算先到清原或海龙方面去,在中国朋友家暂时躲一躲,然后到一些遭敌人破坏严重的地方去,消除暴动的后果。我估计,到了海龙和清原,可以同卡伦会议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崔昌杰取得联系,和他一起开壁去南满的通路。这一地带和柳河是崔昌杰的活动地区。
崔昌杰来往于柳河、海龙和清原一带,正在建立基层党组织,扩大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种群众组织。当时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正经受着巨大的阵痛。加上八·一暴动余波的冲击,革命组织成批地遭到了破坏。
海龙和清原之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吉林时期的中国同学。初建游击队时,他曾在我们部队,南满远征后回家了。我想到他家去住些时候,等白色恐怖稍稍平息,就可以顺利地闯过这个危险关头。
我离开吉林那天,有几个女同志到车站为我送行。因为她们都像富家小姐似地穿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安全地上了车。当时,军阀以为绅士家的人是不会搞共产主义运动的。
那时,我没有在吉林本站上车,而到警戒不严的市郊车站上车。不料在车上我遇见了张蔚华。
张蔚华说,他是到沈阳去念书的。他说,在去沈阳之前,为了找我商量干革命的办法问题,先到过吉林市,可是那里却杀气腾腾。他说:“我认识的朝鲜人都已隐藏起来,所能见到的不是军警,就是日本走狗。我找不到你,又没有熟人,只好去沈阳了。”他说着,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他乘的一等车厢里。看来,他也猜到我是为躲避敌人的恐怖行为而潜行的。
这天,警察对乘客的检查特别严。他们把所有的车门都封锁起来,一一检查上车人的身分,对有些乘客,还毫不留情地翻他们的行李。这天,检票员检票也比往常严得多。八·一暴动的后遗症,不仅影响到城市和村庄,甚至影响到列车上。
在张蔚华的帮助下,我安然抵达了海龙站。警察对乘客的检查那么严,可是对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张蔚华,却连问都不敢问一声。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检票员也没有查我们的车票就过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张蔚华的背景吧。
那时,我怀里藏着文件和秘密材料。如果警察搜身,我是不会没事的。
到海龙站一看,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早已在月台和剪票口严阵以待。我凭直感意识到某种危险要临头了。
我想到海龙站的敌人是日本警察,心里就非常紧张。中国警察和日本警察同样都是警察,可是如果落到日本警察手里,那就更没办法了。他们在满洲抓到朝鲜革命者,就不由分说地押送到国内去,或者在关东都督府法院审判后,关进旅顺、大连、吉林等地的监狱。
当我拿不定主意,呆望着车窗外时,张蔚华说,没有特急的事,就跟他一块走,要我到他家去见见他父亲,也商量商量他的前途问题。
我本来是打算在草市站下车到目的地去的。要到草市站,还要走五六站。张蔚华在海龙站下了车,就没有人保护我了,那就可能出现意外的危险。
于是我决定应他的邀请,跟他一起下车。
张蔚华的父亲正好在车站等着。他父亲是到营口去卖人参,在归途中听说儿子要来海龙,才前来接儿子的。他带着几十名腰挎盒子枪的家丁,把一辆高级马车赶到了我们面前,真够气派。领事馆的警察们,慢慢地站在那里,不敢触犯我们。
我们坐上高级马车,在家丁们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向站前大街驶去。那天,我同张蔚华他们一起,住进了高级旅馆,休息得很好。
张蔚华他们让家丁们站岗,家丁们把旅馆围了两重三重,戒备非常森严。
张蔚华的父亲说,隔了好久才见到我,很高兴,便把我领到特等房间,连连替我点好菜。他在抚松的时候就很体贴我。客人问他我是谁,他就开玩笑地介绍说,是他的干儿子。起初是开玩笑的,后来就真的叫我干儿子了。
我知道张蔚华是大富户的儿子,可是,从我在抚松的时候起,就跟他亲密相处。我从小就有地主是剥削者这种一般的观点,可是在同张蔚华的关系上,就没有受这种观点的支配。他心地善良,有良心,为人纯真,又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所以我们能跟他亲密相处,毫无隔阂。这次在危急关头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心里真是感慨万端。如果平时我因为张蔚华是地主的儿子就排挤他,那么在那危急的关头,他们就不会诚心诚意地保护我。
像张蔚华这样的富家子弟,他不参加革命,不支持革命,也能平生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在我处在危急关头时,和他父亲一起帮助了我,这是因为他珍视同我的情义。
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富者与贫者、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张蔚华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热爱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爱国者。他从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中华民族的不幸。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个富翁,但他是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主权的坚贞的爱国者。他的爱国热情如实地反映在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上。大儿子生下来,他就给儿子起名叫蔚中。蔚中的“中”字,是取了“中华民国”这外中国国号的第一个字的。他给老二起名叫蔚华,给老三起名叫蔚民,如果生了老四,就准备给他起名叫蔚国。把四个名字的第二个接起来,就成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了,可是老四没有出生。
那时,张蔚华问我,看来明春或明秋,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犯,就要迎头痛击。要开展武装斗争。”
张蔚华担心地说,他也要参加斗争,不知家里会不会允许。
我说:“国家要沦亡了,还顾得上家吗?你既然决心为反对旧社会而斗争,就要参加革命。现在已没有别的出路了。不然,就只能作一个口头上谈论共产主义,坐在家里看看书的忧国志士了。路只有这两条。困此,你也不要只看父母的眼色,而要参加革命。这才是拯救中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你不会有别的问题,应该和中国人一起进行革命。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那时不仅是朝鲜人,而且中国人也都会奋起战斗的。”
我在旅馆住了两三天,就这样给张蔚华灌输了反日思想。他听了我的劝告,说他上完学以后也要参加革命。
我对他说:“要是我实在没办法了,也许还会需要你的帮助,请你给我留下你在沈阳的地址吧。”他给我写下了他在沈阳的地址。我又问他能不能帮我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张蔚华说,只要是帮助你、保护你的事,什么事还做不到!使用他家的马车把我一直送到海龙县和清原县交界处的一个中国朋友家里。
这位朋友家也和张蔚华家一样,是个富户。在中国革命的先觉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我经常想,中国革命是有特色的革命。同工人和农民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他发现了抑制人的自主性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产生要参加排除这种矛盾的革命运动的觉悟。我认为,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中,涌现出为维护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战士和先觉,其原因就在于此。
问题不在于家庭出身,而在于他的世界观。
如果把人生只是看作一种享乐,那就干不了革命,就只能是为享受而终其一生;如果过的是不愧为人的生活,那就比单纯追求享受要高尚得多,有了这种想法,富翁也能参加革命。
如果因为是阶级革命,就把这样的先觉都加以排斥的话,那么,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在中国朋友家住了几天,他也和张蔚华一样待我很好。他姓王还是姓魏,现在已记不清了。我托他找了几天崔昌杰,没有找到据说,八·一暴动后,崔昌杰便深深地转入了地下。
我遇到草市附近的一个共青盟员,托他给崔昌杰转达一封信。我在信里,要他在海龙和清原一带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积极推进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我在中国朋友家作了几天客,觉得闷得慌,恨不得马上不顾危险地在大地上驰骋,热情奔放地进行活动。可是又想,为了工作,还是得化装进行活动;要是草率从事,有可能坏事,重返吉林就更困难了。再说,南满铁路又因日本鬼子控制,坐火车也不是容易的。我又很想到间岛去,可是那里正进行着对共产党的大逮捕,看来也呆不住。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想尽办法到东满去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我同中国朋友一起在海龙站坐火车先到吉林市,在那里换车去蛟河。蛟河有很多在我们影响下的组织。在吉林市的时候就和我建立了亲密亲系的韩英爱和她的叔父韩光也在那里。
我打算在他们的帮助下,找个能暂时躲避军阀追踪的隐身处,同时推进恢复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还想,见到了韩英爱,通过她同在哈尔滨的共青国际属下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
韩英爱1929年初因家庭情况从吉林市辍学回到蛟河后,一直没有同我们断绝联系。
先去找谁呢?我犹豫了一阵后,决定先去找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的张哲镐。
国民府成立后,张哲镐就同独立军上层诀别,解甲回到蛟河,办了个了个碾米厂,埋头营业。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又很疼爱我,还曾经是可靠的爱国志士。我在同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之前需要有一个暂时住缩的地方。
张哲镐见到我,非常高兴,可他没说让我躲在他家里。我看出他有些害怕,便没有说出找他的原因。我又去找一个名叫李载纯的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经营旅馆,积极支援过独立运动者。他虽然也高兴地接待了我,可是只领我到中国饭馆吃了一碟饺子,就要跟我分手了。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比一两顿饭更需要的是能够隐身的住处。他见我来找他,也不会看不出这一点,却没说一句要我到他家去住一宿的话,就跟我道别。他怕连累自己,把过去的情义和亲密关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从这里吸取了一个深刻而沉痛的教训,人如果不从思想上结合,即使是父亲的朋友也没有用。单凭过去的交情和人情,是不能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
思想变了,信念变了,那么情义和人情也必然随着改变。情同手足的好友之间,产生隔阂以至决裂,都是因为其中某一方的思想变了。即使是赌咒永远不变的友情或同志关系,如果某一方在思想上变了质,也必然要出现裂缝。不坚持思想上的一致,也就不能恪守情义和交情,这是后来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吸取的一则教训。
我同李载纯分手以后,去找韩光的家。我抱着一种期待,心想:韩光也许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韩英爱是女人,也许在家里;只要她知道了我的处境,就会豁出命来帮助我。
谁料到韩光和韩英爱都不在家。我问邻居的大嫂,她也说不知道。在朝鲜青年中,参与过运动的全都隐蔽起来了,再也无处去找人。
不知是谁告的密,警察追上来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韩光家的邻居大嫂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急切地对我说:“我不知你是谁,看来有危险,快进厨房来吧!”说着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让我背上。她还说:“由我来对付他们,先生就坐在灶前烧火就是了。”看来,那时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绽来。
我背着孩子,手拿拨火棍坐在灶门前,开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经闯过无数难关,也碰到过不少令人惊悸的危急关头,可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
警察们拉开门,问那家大嫂:“刚才来的那个青年哪儿去了?”
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青年?哪来的青年呀?我家谁也没来过。”然后她小声地用中国话说,“家里没有外人,快进屋来,想吃饭就吃点吧。”
我背上的孩子认生,哭个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会露出马脚。我左右为难,只是用拨火棍拨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看错了?”警察们互相叽咕了一阵,到别家去了。
警察走后,大嫂泰然地笑着说:
“警察走出村子前,请你再当一会儿‘主人’。我丈夫下地干活去了,我这就去叫他快回来。你就放心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等他回来,咱们慢慢商量下一步对策。”她给我摆上一桌饭菜,然后就到地里去了。
她刚回来,警察又折回来了。他们喊我出来,说有事要我跑跑腿。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说:“一个病人,怎么跑腿儿呀?要是你们实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于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这样,这位大嫂帮我闯过了危急关头。她虽然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却很勇敢机智,革命觉悟也相当高。
这位不知姓名的农村妇女,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我凭着过去的交情去找过我父亲的朋友,他们没有理我,可是这位陌生的妇女却不顾生死帮我脱了险。她抱着一心想帮助革命者的纯洁的感情。不顾自己的安危,把我从危急中救了出来。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干革命的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能毫无顾虑地寄托给它的那种纯洁而坚实的情义,还是存在于劳动群众中。所以,我经常对战友们说,在革命中遇到了困难,要去找人民群众,肚子饿了要去找人民,想喝口水要去找人民,碰到什么悲伤的事,也要去找人民。
那位大嫂真是个好大嫂。如果她还在世,我真想给她鞠躬道谢。
那年冬天,在满洲地区进行活动的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在五家子开会时,我就向大家讲了这位妇女的事。
同志们听后都说:“成柱同志可真走运啊!运气好嘛,老天才保佑。”
我对他们说,我并不是运气好才脱了险,而是因为人民好,才没有被军阀逮捕。依我看,人民就是老天,民心就是天心。从此“蛟河大嫂”这话,便成了象征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我国人民的代词,成了象征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帮助革命者的那种妇女的有意义的代词。
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赤日炎炎、血迹斑斑的1930年夏的时候,我就想到蛟河,想起那位难忘的蛟河大嫂。我一想到苦心找了几十年也找不到踪迹的那位大嫂时,就为我在60年前的那一天,没有问一声大嫂的姓名就匆匆离开蛟河而后悔,感到沉痛的自疚。
如果那时问了她的姓名,今天不是可以向全世界发出寻人启事吗?
解放到现在,有许多恩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来了。有些恩人一直生活在异邦,离别后半个世纪变成了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在那苦难的年月,曾帮助过我的不少恩人,都来见了我。他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大地,接受了我的感谢。可是,唯独那位蛟河大嫂总没有出现。她自己也许把1930年夏天的那个时刻发生的戏剧性的事情,只当作平凡的事,全都忘却了。
60年前的恩人杳无音信、杳无踪迹地悄悄隐没于大地。真是越是好玉,埋得就越深。
那天,蛟河大嫂的丈夫从地里回来,她才把孩子从我背上接过去。那时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部惊险小说里的情节。
我跟主人互道寒暄,可我不能说出我的本名,便说了个假名,只说我是个干革命的。
主人说,自己也是干过革命的,同组织的联系断了,只好束手无策地呆在家里,并告诉我说,前面那家有个大狗(密探),要注意。据他说,韩光已逃到北满去了,韩英爱也因白色恐怖到处躲藏,现在要找她是很难的。
我听了,有些茫然。前家既然有密探,那么这家我也不能久留。最好是在哪家隐蔽一段时间后,看形势重返敦化。可是,日本鬼子在敦化设了据点,敦化又曾是共产党火曜派总部的所在地,所以搜查很严,一般的朝鲜人几乎在五·三0暴动后都被逮捕了,只剩下了妇女。到这样的地方去能不能站住脚,也是个问题。
天黑后,我由这家主人领路,到了离蛟河城内约有15里路的孤零零的一座草棚。这家的老夫妻待人和蔼亲切。
这夜,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到,我们革命者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人民群众。
夜里我躺在炕上,总是睡不着,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念头。该找的人,一个也没找到,一连几天老是扑空,这算什么呢?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不要陷于被动,而要冲破逆境前进;要是陷于守势,那就完了;无论如何要进行活动,老是藏在这样的地方,还能干出什么事呢?我决心,想尽一切办法过好这个关,到东满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天亮后,没想到韩英爱来了。她说,她接到我去东满的通报后,就嘱托母亲,如果右颊上有酒窝的人来找,就到她隐藏处告诉她。我们是隔一年后才见面的。
我受了那么多周折才见到她,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只是呆呆地互相对望着。过去,她笑起来,笑得是那么痛快,几乎把腰都要笑折了。可是只一年工夫她的脸就消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
据韩英爱说,间岛的形势也非常险恶。
我对韩英爱说:“老是隐藏着,不就成无骨虫了。无论如何也得开展活动啊!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不能坐以待毙,要奋发起来,作好迎头打击敌人的准备。要尽快恢复组织,提高人民的觉悟。不能只顾隐藏起来,怕得发抖啊!”
韩英爱说,她也有同样的想法;还说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使她产生了新的勇气。
“坐在这没有我们的人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的。我帮你同组织接上联系,跟我到哈尔滨去吧。”
韩英爱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她正因为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所措呢。
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已经派金赫到哈尔滨去了。可是,这时我却想在他回来汇报活动情况之前,我自己尽快到哈尔滨去见见共产国际的人。由于暴动,组织惨遭破坏,城市和农村都笼罩着可怖的紧张气氛,使我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如不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那从30年代起步的我国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莫大的牺牲。
单靠理论斗争,是不可能制止宗派事大主义者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轻举妄动的。我们说了合乎道理的话和有益于革命的话,他们也不肯接受。他们根本不想理解我们的意见。在五·三
0暴动的影响下,终于又爆发了我们甚为忧虑的八·一暴动。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理睬我们在吉东地区党的会上提出的意见。
要刹住在满洲大地上滚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车轮,就需要有共产国际的帮助。
我很想知道共产国际对暴动的看法,也很想弄清这次暴动究竟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呢,还是某些人的轻举妄动?如果是共产国际下的指示,那么,宁可展开一场论战,也要刹住这个车轮。
在敌人警戒森严的情况下,我和韩英爱决定化装成中国人上车。
那天,韩英爱在蛟河一带忙了一整天,准备了我们要穿的绅士衣服和鞋子,筹措了旅费。为了减少军警的怀疑她在皮箱里还装了些化妆品。我在她的帮助下,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
我们找到位于哈尔滨码头商埠街入口处的共产国际联络站,我向那里的人介绍了韩英爱,又通报了五·三0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东满的形势,还介绍了卡伦会议的情况。
共产国际联络站也说这两次暴动是冒险主义。在联络站跟我见面的人说,依他的见解,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符合朝鲜的实际和革命原则的,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在卡伦会议上提出新的建党方针,成立了作为其母体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对此,他也明确地说这同一国一党原则不相矛盾。
我就这样从共产国际得到了对我国革命的生命即自主性原则、创造性原则以及我们提出的一切路线的完全支持。
那时,共产国际联络站的同志问我,想不想到他们在莫斯科办的共产主义者大学去留学。
我也知道莫斯科有这样一个大学,我国也有些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由朝鲜共产党保荐到这所大学去学习。曹奉岩、朴宪永、金溶范等人也曾在这个大学学习过。当时,满洲地区的青年广泛传唱《莫斯科留学歌》,可见对留学莫斯科的憧憬是多么强烈。
我无心脱离革命实践,回答说:“我也想去,可是现在形势不允许我去。”
1989年,我曾和文益焕牧师见过一面,作为闲话提到过哈尔滨的事。他说,那时候,他的父亲也在哈尔滨,负责把共产国际选拔的留学生送到苏联去的工作。
共产国际委任我做吉东地区共青同盟第一书记。
金赫从三层楼房上跳下来,被关进监狱的消息,我们也是通过共产国际联络站听到的。
由于金赫被捕,我和韩英爱在哈尔滨逗留期间,心情一直很沉痛。金赫被囚在铁牢,使我悲痛难忍,有一次甚至到他掉下来的道里那座三层楼房前去看过。
道里的商店和饭馆里,有很多珍馐美味,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些都不过是画中之饼。
那时,共产国际一天发1角5分零用钱,靠这一点钱在哈尔滨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住普通旅馆,户口查得严,革命者不能住。没有警察出入,无需报临时户口的,只有白俄人经营的旅馆。不过,这是座豪华旅馆,伙食费和住宿费都很昂贵,只有那些有钱的资本家才能住,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从多方面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宁可一天吃一顿饭,也要住安全的高级旅馆。韩英爱住了对妇女盘查不严的普通旅馆。我住进旅馆一看,内部确实富丽堂皇。馆内有商店、餐厅、娱乐室、舞厅,还有放映室。
我没有钱却住进了这家旅馆,曾多次遇到使我难堪的事。头一天就有个俄籍女客室服务员跟了进来,要给我剪手指甲。剪了指甲,是要付钱的,所以我说已剪过了。她走出去,又有餐厅服务员接踵而来,问我要订什么饭菜。我只好又说是已在朋友家里吃过了。
我每天都要受这种缠磨。因为没有钱,我在旅馆里没吃过一顿饭,只是过夜。办完一天的事,晚上再和韩英爱一起上街去,买一两张最便宜的玉米煎饼来充饥。
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防问的刘少奇见面时,谈到过这件事。他说,那年他也在哈尔滨耽过一段时间,那时党员中没有中国人,领导过几个朝鲜共产党员;还问我那时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联系。推算一下时间,我好像是在刘少奇刚离开哈尔滨后去见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
我交给了韩英爱寻找分散的组织成员的任务。
韩英爱同在吉林时就有联系的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的韩某取得了联系,通过他把转入地下的组织成员,一个个地找了出来,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方针。
我也到金赫曾工作过的铁路和港口,会见了受革命组织影响的工人们。这样,我在哈尔滨恢复了地下组织,建立了同志间的联系,然后把韩英爱留在那里,独自来到了敦化。当时,时间很紧迫,没来得及跟韩英爱说句道谢的话就分手了。临走时,韩英爱要跟我一起去。可是哈尔滨的同志们坚持要把她留下,所以没能让她如愿以偿。到了东满后,这事老挂在我心上,可是地下工作纪律又不允许书信联系,所以自那以后,韩英爱就杳无音信了。
韩英爱后来的遭遇,我是很久以后看到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所搜集的资料才知道的。
我离哈尔滨去敦化时,给哈尔滨的革命组织留下了一封信。韩英爱为了执行我在这封信里交给哈尔滨的同志们的任务,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于1930年秋被警察逮捕。要是一般的妇女,就会想念家,回蛟河去的,可是韩英爱却继续留在哈尔滨,废寝忘食地执行了我交给的任务。她是个沉默寡言、温柔善良的姑娘,但在革命工作中却坚忍不拔,勇敢果断。
韩英爱被捕后马上被押到了新义州监狱。那正是李钟洛、朴且石等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有牵连的人大批被捕入狱的时候,所以,她也和李钟洛被囚禁在同一个监狱里。
后来,李钟洛同韩英爱见面时说:“我和金成柱很熟,你也受过金成柱的领导,我们是不是应该齐心协力,想法让他归顺呢?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就来参加我们的‘归顺工作队’吧。”
韩英爱当场就驳斥他说,你干这种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应该帮助金成柱干革命,怎么能做这种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事呢?出狱后干不了革命也就算了,可不能干那种勾当。
1938年冬,我们在南牌子开会时,为了让我“归顺”而来到会场的李钟洛,把这些事全都坦白了。
我这才听到了韩英爱的消息,知道她在监狱里虽然受到严刑拷打,但是没有屈服,坚持了革命者的节操。不像李钟洛、朴且石那样的男子,刚尝到监狱的滋味,就在转向书上盖了章。而韩英爱身为女子,却勇敢地战胜了那种苦楚。
“惠山事件”[8]后,各地革命者大批被捕,走革命道路的人当中出现了变节分子,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样的时候,听到韩英爱的消息,我深受感动,也得到了鼓舞。
韩英爱在中国丹东的橡胶厂做过制鞋工。她在劳动当中还给同胞们传布了她在吉林时期唱过的革命歌曲,为维护工人的权益,提出各种要求,并有力地唤起人们展开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
后来,韩英爱到汉城去了,在洪命熹先生的儿子家里度过了几年。
她为了重新到满洲去找组织线,苦心奋斗了几年,很晚才结婚。她虽然盘髻埋没在家庭里,但是丝毫也没有抛弃和我们一起为革命奔走时的良心和节操。听说,当我们手持武器,转战于白头山一带,打击敌人的时候,韩英爱在汉城听到这个消息,还一一点出吉林时期的同志们的名字,衷心祈祷我们胜利。
她的丈夫在解放后加入了南朝鲜劳动党,进行地下活动,后来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被敌人杀害了。
战争时期,韩英爱在汉城附近负责一个妇女同盟组织,积极进行支前工作。丈夫被杀害后,她带着孩子为了找我来到平壤。但是,她还没有见到我,就在1951年8月14日夜遭到敌机的轰炸,不幸和两个孩子一起牺牲了。
我认为韩英爱的一生是清白无瑕的。她以吉林时期的那种精神走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唱歌,唱的也是吉林时期的歌。
干革命的人应当像韩英爱那样,即使身处远海孤岛,也不失去信念,不抛弃良心。
在我的生活中,韩英爱也是我难忘的恩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她来找我,冒着危险帮助了我,是个值得感谢的妇女。
解放后,我回到祖国向各地探询韩英爱的去向,但她不在共和国境内。
解放前,我忙于抗日战争,没能重新见到她。可是,她为了弄到我化装所需的中国衣装,在盛夏酷暑中汗流满面地到处奔走;在火车上,每当受军阀检查时,她随机应变,保护我脱险;她吃一张煎饼时,也总是掰成两半儿,把其中一半默默地推到我面前。这种种往事,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韩英爱为我做的一切,大大超越了恋情之类的感情,是纯洁的无私的同志的爱。
我想到她为找我来到平壤,还没有见到我,就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下,心里禁不住悲痛万分。
幸亏她年轻时的照片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传到了我的手里。每当我心中充塞对已故恩人的缅怀时,我就从照片中去找给我的青春时代留下了巨大足迹的韩英爱的美好的灵魂,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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