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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渡过豆满江
 我父亲曾多次说过,间岛人的斗争性是很强的。经历了五·三0暴动和八·一暴动后,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具有出众的革命性。
间岛和朝鲜北部地区很早就成了义兵和独立军的活动舞台。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也首先传播到这个地区。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由于领导人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经历了很多迂回曲折,但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却一直在持续进行。
因此,我在狱中就决定,一旦开始展开武装斗争,就以白头山为中心,把朝鲜的北部国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
日本帝国主义也很早就对这个地区非常重视。我们是想把以白头山为中心的朝鲜北部国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据点,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企图把这个地区变成他们侵略满蒙的战略要冲。从20世纪初起,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满制造各种事件的目的,就是要为实现这一野心搭起桥梁。
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派军队侵入延吉县龙井,并设了“朝鲜统监府派出所”;1909年又诱骗中国反动政府缔结了间岛条约,进而夺取了吉会铁路敷设权。后来,龙井的“朝鲜统监府派出所”升格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帝国主义在龙井设总领事馆,其下设五个领事分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在间岛的朝鲜人过上好日子。除这类领事机构外,他们在各地设置警察署,还制造出朝鲜人居留民会等许多走狗团体,严密地监视居住间岛的朝鲜人的一举一动。东洋拓殖会社办事处和日本金融界也向这个地区伸出了魔爪。东满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完全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东满地区就这样正在变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场。
这就更使要把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东满建成武装斗争的据点的想法片刻不离我的脑海。八·一暴动后,我从各方面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已迫近的征候,便更加坚定了把革命性强的东满人民组织起来,尽快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因此,我决定到东满地区去。
我一说要到东满去,我们的同志们都恳切地挽留我,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机构和情报网密如蛛网的地方去,是冒险,等于负薪投火。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革命,大胆地奔赴东满。
可以说,真到那时我的活动主要是以城市的青年和学生为中心进行的。要根据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的要求,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引导他们尽快作好投入反日战争的准备。
共产国际也支持我到东满去。
我首先到了敦化。因为这一带受八·一暴动的害最严重。敦化是这一暴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
这里有日本军的一个守备队本部和吉林总领事馆所属的领事分馆,还有旧东北军677团团部。在敌人的镇压力量如此稠密地地方发动像八·一暴动这样冒险的暴动,是同这一带有许多左倾冒险主义分子进行活动有关系的。敦化同磐石一样,是ML派的根据地,也是朝鲜共产党重建运动的一个中心。朴允世、马建等八·一暴动的主谋也都把自己的活动基地设在这个地方。
敦化有党、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我们组建的各种革命组织,陈翰章、高在凤、高一凤等一些可靠的同志也在那里。
我一到敦化就住在陈翰章家,穿上中国山东衣裳,开展清除暴动后果的活动。我在吉林到处建立共青小组时,正在念中学的陈翰章也在敦化加入了我们的组织,进行活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满洲后,他在吴义成部队总司令部做过秘书长,后来在东北抗日联军历任师参谋长、师长、方面军军长,还任过南满党委书记等。可是在敦化时他还是个淳朴、寡言的共青同盟盟员。
陈翰章同张蔚华一样,也是大富户的儿子。但他对革命的热情特别高,共青同盟生活过得非常认真。陈翰章的父亲是个大富农,有几百匹马,还有好几支枪。家宅周围筑了土墙,好威风。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家本来是打倒对象,周围都是自己的地,所以从来不踩人家地的。他家究竟有多少地,我不大清楚,不过他家是个大富户,确是事实。
陈翰章说我是教给了他共产主义的前辈,盛情款待我。因为生活富裕,我白吃饭,他家也不在乎。
我让陈翰章和高在凤去找打散了组织。白天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到处去找同志;夜晚就穿上朝鲜衣服,说朝鲜话,恢复组织。这样基本上清除了暴动后果,然后我按共产国际的委托,在敦化组织了吉东地区共青委员会。
之后,高在凤等几个共青盟员接受了我交给他们的到豆满江沿岸的城市和农村去,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奔向了各自的活动地区。
我交给陈翰章进敦化中学去搞共青活动的任务后,也离开了敦化。
我到东满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和龙。
和龙有个名叫曹亚范的中国同志,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我们的共青组织进行活动。那里还有蔡洙恒等朝鲜同志。我估计,靠这些同志进去,就能清除暴动的后果,扩大组织。
我首先到大拉子去见了曹亚范。
曹亚范说,八·一暴动的后果非常严重,暴动后,朝鲜同志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根本见不到。他还说,被捕入狱的几个同志很快会获释,要我见见他们。
几天后,蔡洙恒接到通知找我来了。他在龙井的东兴中学念过书。我在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从那时起,就在我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工作。蔡洙恒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以足球选手享有声誉。当时,有好几个和龙的青年到吉林市来念书。金俊在龙井和稳城一带宣传我们的思想,而蔡洙恒则来往于和龙与钟城地区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他同后来任县党委书记时被打成“民生团”嫌疑而被杀害的金日焕同志一起,建立了共青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协会、反日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以制造延吉炸弹的能手出名的朴永纯同志,也在延吉县八道沟矿山参加反帝青年同盟,进行活动。
这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因两次暴动而分崩离析了。许多骨干分子被逮捕或转入地下,所剩无几的组织成员也因缺乏锻炼,惶惶不安,不知所措。
这种情况,使我就革命者的信念问题想了很多。我在离开卡伦,经吉林、海龙、清原、蛟河、哈尔滨、敦化来到和龙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在反革命恐怖面前,吓得发抖或失去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发生动摇的人。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只有在从理论上领会能引起万众共鸣的正确革命路线和战略策略,并拥有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时候,才会产生,并通过斗争更加坚定起来。
但是,鼓吹暴动的人却没能提出群众可以作为旗帜的纲领和战略策略。我们在卡伦通过的革命路线还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同蔡洙恒等几个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干部开了协议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
我还强调,要以经过了斗争考验的有威望的同志配备好领导骨干,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群众组织,不断扩大其队伍。在豆满江沿岸各县设立革命组织区的任务,也是这时提出的。
我又强调说,暴动组织者们害怕监狱和绞刑架,把群众丢在敌人的刀枪面前,都逃跑了,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清除暴动的后果。那时我经常穿山东衣服,所以和龙的同志们都称我“山东青年”。
我第二个去的地方是汪清。我去汪清的目的是要见吴仲和。给我介绍吴仲和的,是金俊同志和蔡洙恒同志。他们从来往吉林市的时候起,见到我就向我介绍许多人,说,哪儿有谁,到某个地方去就有干什么的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聪明,等等。所以,我身在吉林市却比较熟悉间岛地区的情况。
那时,我注意听他们的话,把那些他们认为聪明的人都记在脑子里了。
我父亲一听到有好人,就不管他在哪里,一定去找他,跟他携起手来,争取他成为自己的同志。这使我领会到人材决定一切,革命事业的成败,取决于能争取到多少真正的同志这一真理。
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同志,就是饿三天饿十天都没关系,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我抱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汪清。蔡洙恒从和龙一直陪我到汪清县石岘。
我在石砚见了吴仲和、吴仲洽,还见了吴泰熙老人。
吴泰熙老人的家是个少有的大家庭。老人的四兄弟原来住在咸镜北道稳城郡古作洞,1914年前后迁移到汪清县。这四兄弟的子孙合起来就有几十人之多,他们分居在豆满江两崦的汪清和稳城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吴仲和是汪清五区党委书记,吴仲洽在汪清县春华乡元家店做共青工作。吴仲和的弟弟吴仲成曾在汪清县石岘进行共青活动,于1929年初迁居稳城群丰利洞,以普文学堂教师身分进行革命工作。
吴仲和在中学毕业后,曾在和龙私立化成学校当过教员。
那时,我到石岘去一再提醒吴仲和同志说,为了实现群众的革命化,首先就要使自己成为革命者,然后实现家属和村民的革命化。
后来,吴仲和出色地实现了家庭革命化,在他的弟兄亲属中,有十多人成长为忠实的革命者,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涌现了吴仲和、吴仲成、吴仲洽等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
在石岘办完事后,我决心径直到稳城地区去。我生在朝鲜西部地区,从小就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所以对豆满江以南的六邑[9]地区不大熟悉。
六邑一带是李王朝时期被罢职的两班过流配生活的地方。这地方本来口粮紧缺,气候恶劣,加上头头们的欺压和残酷虐待,所以边防军的士兵来到这里不久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些做官的,叫他到这一带去做官,也都感到失望。他们接到任命状后,也不愿到这里来,制造种种借口,在汉城街上转来去。据说,李王朝500年期间,封建统治者一直为此事伤脑筋。
每当金俊谈到六邑时,我就说,我们的祖先把这块地当作不毛之地,弃之不顾,可是我们要付出血汗把这一带转变成革命的堡垒。我抱着这种远大的计划开始向这里派人。
稳城是在我们的影响下,从20年代末起,由金俊、蔡洙恒、吴仲和等人开始正式开拓的地方。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看出白头山地区和稳城等豆满江沿岸六邑地区在发展我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拟订了把这一带建设成为抗日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的计划。还打算在这一地区,为掀起国内革命的新高潮打开突破口。当时,稳城地区有100~150名青年到龙井去学习,他们放假回来,就在同我们有密切联系的金俊、吴仲成等先觉的领导下,把“吉林风”吹进这一地区。稳城成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支部。这是我们可以向国内扩大我们势力的好渠道。我们的思想沿着这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稳城地区。
我来稳城地区的目的是要在国内建立党组织,采取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以扩大和发展整个朝鲜革命。
从石岘陪我同行的吴仲和的堂弟,为了通知我们即将抵达的消息,先渡江到吴仲成所在的丰利洞去了。
我们在稳城郡南阳对岸的灰幕洞一个山沟入口会见了接到通知赶来的吴仲成和其他组织成员。这是我同吴仲成第一次见面。他身材比他哥哥吴仲和魁伟,性格豪放。吴仲和说,他弟弟能歌善舞,诗也吟得很好。
入夜我们坐船悄悄地渡过了豆满江。吴仲成摇橹摇得也挺起劲儿。我望着黑暗中的山野,想到这是时隔五年重踏祖国大地,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我在南阳上滩下了船,对吴仲和说,如果是实现了祖国独立后渡这条江,该多好呀。
吴仲和表示同感,说他每次渡豆满江时也都有这种心情。
我们经过南阳上滩村,到了爬南阳山的山路。我们走进吴仲成预先搭好的草棚里,了解了稳城地区革命组织的活动情况和群众的动向。
稳城人们在建立群众组织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指导了国内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在这过程中,我了解到稳城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在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但在扩大和发展这些组织方面却非常消极。
只由几个可靠的骨干成立组织之后就关起大门,不扩大队伍,是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这种原因,各组织未能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
1929年春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下属组织成立的稳城共青同盟,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成员。他们高筑围墙,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当时,地方会、振兴会、新干会、党的重建派等各种团体和派别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的一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战战兢兢地维持现状,以防歪风吹进组织里来。
我在丰利见到的一个共青干部说,敌人的活动一猖狂起来,群众就根本不肯接近他们;还有的共青干部诉苦说,不知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的青年。曾任丰仁洞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全长元,因为亲属中有不少当区长、面长和警察的人,生怕敌人的魔爪通过这些人伸进革命队伍里来,所以只要是在敌统治机构里效劳的,不管是他的多么近的亲属,一律不接近。
这都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不克服这种弊端,稳城地区就不能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使革命深入发展。
革命者的一生,可以说从深入群众开始;革命的失败,则可以说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深入群众开始。
我向吴仲成恳切地说,单靠几个家庭出身好的人是干不了革命的。要大胆地相信群众,向他们敞开组织的大门。越是打着形形色色的幌子的青年团体竞相把青年接向自己一边,共青组织就越不能陷于被动,而要发动积极的攻势,争取更多的青年群众。不论是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组织的青年,还是追随过党的重建派分子,或者是无意中被他们利用的青年,都要给予教育和引导,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争取到我们一边来。
我对全长元同志也讲了做敌机关人员工作时应遵守的策略原则。
我说,干革命的人不仅不要因为亲属中有区长、面长和警察而惊惶或畏缩,反而要有这样的打算: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打进敌人统治机关去,使日寇的基层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在敌人内部大干一场。要把稳城等六邑一带建设成武装斗争的战略据点,就要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同时还要大胆地争取在敌统治机构里服务的人。你要在争取敌机关人员的工作中积累一些经验。
在那次稳城之行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同金俊、吴仲和、吴仲成等同志一起,到美浦面月坡洞铁路敷设工地去和工人们见面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从1929年初起就在豆满江沿岸加快了铁路敷设工程。从三南地区等国内各地和间岛地区强征1000多名劳工,在月坡村形成了叫开风街的繁杂居民区。原在吉会铁路敷设工地的劳工也拥到这里来,为挣钱从事苦役。
我在吉林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找金俊说,如果在月坡洞里开始了铁路敷设工程,就要到工人中去建立组织。
金俊显出了好奇心,也说这是值得干的事情。后来,他按照对我作的许诺,到稳城去在月坡洞组织了劳动青年会和反帝青年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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