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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渡過豆滿江
 
 我父親曾多次說過,間島人的鬥爭性是很強的。經歷了五·三0暴動和八·一暴動後,我也清楚地認識到了間島地區的朝鮮人具有出眾的革命性。
間島和朝鮮北部地方很早就成了義兵和獨立軍的活動舞臺。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也首先傳播到這個地區。間島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由於領導人中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急躁情緒,經歷了很多迂回曲折,但是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卻一直在持續進行。
因此,我在獄中就決定,一旦開始展開武裝鬥爭,就以白頭山為中心,把朝鮮的北部國境地區和間島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據點。
日本帝國主義也很早就對這個地區非常重視。我們是想把以白頭山為中心的朝鮮北部國境地區和間島地區作為抗日武裝鬥爭的重要據點,而日本帝國主義是企圖把這個地區變成他們侵略滿蒙的戰略要衝。從20世紀初起,日本帝國主義在東滿製造各種事件的目的,就是要為實現這一野心搭起橋樑。
1907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以“保護朝鮮人”為藉口,派軍隊侵入延吉縣龍井,並設了“朝鮮統監府派出所”;1909年又誘騙中國反動政府締結了間島條約,進而奪取了吉會鐵路敷設權。後來,龍井的“朝鮮統監府派出所”升格為日本總領事館。日本帝國主義在龍井設總領事館,其下設五個領事分館,其目的並不是為了讓在間島的朝鮮人過上好日子。除這類領事機構外,他們在各地設置員警署,還製造出朝鮮人居留民會等許多走狗團體,嚴密地監視居住間島的朝鮮人的一舉一動。東洋拓殖會社辦事處和日本金融界也向這個地區伸出了魔爪。東滿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完全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
東滿地區就這樣正在變成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場。
這就更使要把白頭山大森林地帶和東滿建成武裝鬥爭的據點的想法片刻不離我的腦海。八·一暴動後,我從各方面感到日本帝國主義對滿洲的侵略已迫近的徵候,便更加堅定了把革命性強的東滿人民組織起來,儘快開展武裝鬥爭的決心。因此,我決定到東滿地區去。
我一說要到東滿去,我們的同志們都懇切地挽留我,說,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鎮壓機構和情報網密如蛛網的地方去,是冒險,等於負薪投火。但是,我還是下定決心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去進行革命,大膽地奔赴東滿。
可以說,真到那時我的活動主要是以城市的青年和學生為中心進行的。要根據卡倫會議通過的革命路線的要求,把鬥爭推向新的更高階段,我們就有必要更深入到工人、農民等各階層群眾中去,引導他們儘快作好投入反日戰爭的準備。
共產國際也支持我到東滿去。
我首先到了敦化。因為這一帶受八·一暴動的害最嚴重。敦化是這一暴動的發源地和中心舞臺。
這裏有日本軍的一個守備隊本部和吉林總領事館所屬的領事分館,還有舊東北軍677團團部。在敵人的鎮壓力量如此稠密地地方發動像八·一暴動這樣冒險的暴動,是同這一帶有許多左傾冒險主義分子進行活動有關係的。敦化同磐石一樣,是ML派的根據地,也是朝鮮共產黨重建運動的一個中心。朴允世、馬建等八·一暴動的主謀也都把自己的活動基地設在這個地方。
敦化有黨、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我們組建的各種革命組織,陳翰章、高在鳳、高一鳳等一些可靠的同志也在那裏。
我一到敦化就住在陳翰章家,穿上中國山東衣裳,開展清除暴動後果的活動。我在吉林到處建立共青小組時,正在念中學的陳翰章也在敦化加入了我們的組織,進行活動。日本帝國主義霸佔了滿洲後,他在吳義成部隊總司令部做過秘書長,後來在東北抗日聯軍歷任師參謀長、師長、方面軍軍長,還任過南滿黨委書記等。可是在敦化時他還是個淳樸、寡言的共青同盟盟員。
陳翰章同張蔚華一樣,也是大富戶的兒子。但他對革命的熱情特別高,共青同盟生活過得非常認真。陳翰章的父親是個大富農,有幾百匹馬,還有好幾支槍。家宅周圍築了土牆,好威風。他開玩笑地對我說,他家本來是打倒物件,周圍都是自己的地,所以從來不踩人家地的。他家究竟有多少地,我不大清楚,不過他家是個大富戶,確是事實。
陳翰章說我是教給了他共產主義的前輩,盛情款待我。因為生活富裕,我白吃飯,他家也不在乎。
我讓陳翰章和高在鳳去找打散了組織。白天穿中國衣服,說中國話,到處去找同志;夜晚就穿上朝鮮衣服,說朝鮮話,恢復組織。這樣基本上清除了暴動後果,然後我按共產國際的委託,在敦化組織了吉東地區共青委員會。
之後,高在鳳等幾個共青盟員接受了我交給他們的到豆滿江沿岸的城市和農村去,實現群眾的革命化,建立黨組織的任務,奔向了各自的活動地區。
我交給陳翰章進敦化中學去搞共青活動的任務後,也離開了敦化。
我到東滿後第一個落腳的地方是和龍。
和龍有個名叫曹亞范的中國同志,他在吉林師範學校念書的時候,加入我們的共青組織進行活動。那裏還有蔡洙恒等朝鮮同志。我估計,靠這些同志進去,就能清除暴動的後果,擴大組織。
我首先到大拉子去見了曹亞範。
曹亞範說,八·一暴動的後果非常嚴重,暴動後,朝鮮同志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根本見不到。他還說,被捕入獄的幾個同志很快會獲釋,要我見見他們。
幾天後,蔡洙恒接到通知找我來了。他在龍井的東興中學念過書。我在毓文中學念書的時候,他在吉林師範學校念書,從那時起,就在我們的影響下開始了革命工作。蔡洙恒在吉林的青年學生中以足球選手享有聲譽。當時,有好幾個和龍的青年到吉林市來念書。金俊在龍井和穩城一帶宣傳我們的思想,而蔡洙恒則來往于和龍與鐘城地區宣傳我們的革命思想。他同後來任縣黨委書記時被打成“民生團”嫌疑而被殺害的金日煥同志一起,建立了共青組織、反帝青年同盟、農民協會、反日婦女會等革命組織,把廣大群眾團結在他們周圍。以製造延吉炸彈的能手出名的朴永純同志,也在延吉縣八道溝礦山參加反帝青年同盟,進行活動。
這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組織,因兩次暴動而分崩離析了。許多骨幹分子被逮捕或轉入地下,所剩無幾的組織成員也因缺乏鍛煉,惶惶不安,不知所措。
這種情況,使我就革命者的信念問題想了很多。我在離開卡倫,經吉林、海龍、清原、蛟河、哈爾濱、敦化來到和龍的過程中,看到了很多在反革命恐怖面前,嚇得發抖或失去了革命必勝的信心,發生動搖的人。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心,只有在從理論上領會能引起萬眾共鳴的正確革命路線和戰略策略,並擁有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時候,才會產生,並通過鬥爭更加堅定起來。
但是,鼓吹暴動的人卻沒能提出群眾可以作為旗幟的綱領和戰略策略。我們在卡倫通過的革命路線還沒有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我同蔡洙恒等幾個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幹部開了協議會,詳細地給他們解釋了卡倫會議通過的革命路線。
我還強調,要以經過了鬥爭考驗的有威望的同志配備好領導骨幹,迅速恢復被破壞的群眾組織,不斷擴大其隊伍。在豆滿江沿岸各縣設立革命組織區的任務,也是這時提出的。
我又強調說,暴動組織者們害怕監獄和絞刑架,把群眾丟在敵人的刀槍面前,都逃跑了,但是,我們必須儘快清除暴動的後果。那時我經常穿山東衣服,所以和龍的同志們都稱我“山東青年”。
我第二個去的地方是汪清。我去汪清的目的是要見吳仲和。給我介紹吳仲和的,是金俊同志和蔡洙恒同志。他們從來往吉林市的時候起,見到我就向我介紹許多人,說,哪兒有誰,到某個地方去就有幹什麼的人,這個人怎麼樣,那個人怎麼聰明,等等。所以,我身在吉林市卻比較熟悉間島地區的情況。
那時,我注意聽他們的話,把那些他們認為聰明的人都記在腦子裏了。
我父親一聽到有好人,就不管他在哪里,一定去找他,跟他攜起手來,爭取他成為自己的同志。這使我領會到人材決定一切,革命事業的成敗,取決於能爭取到多少真正的同志這一真理。
只要能爭取到一個同志,就是餓三天餓十天都沒關係,這就是當時我的心情。我抱著這種心情來到了汪清。蔡洙恒從和龍一直陪我到汪清縣石峴。
我在石硯見了吳仲和、吳仲洽,還見了吳泰熙老人。
吳泰熙老人的家是個少有的大家庭。老人的四兄弟原來住在咸鏡北道穩城郡古作洞,1914年前後遷移到汪清縣。這四兄弟的子孫合起來就有幾十人之多,他們分居在豆滿江兩崦的汪清和穩城各地,進行革命活動。當時,吳仲和是汪清五區黨委書記,吳仲洽在汪清縣春華鄉元家店做共青工作。吳仲和的弟弟吳仲成曾在汪清縣石峴進行共青活動,於1929年初遷居穩城群豐利洞,以普文學堂教師身分進行革命工作。
吳仲和在中學畢業後,曾在和龍私立化成學校當過教員。
那時,我到石峴去一再提醒吳仲和同志說,為了實現群眾的革命化,首先就要使自己成為革命者,然後實現家屬和村民的革命化。
後來,吳仲和出色地實現了家庭革命化,在他的弟兄親屬中,有十多人成長為忠實的革命者,並為革命獻出了生命。其中湧現了吳仲和、吳仲成、吳仲洽等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並不是偶然的。
在石峴辦完事後,我決心徑直到穩城地區去。我生在朝鮮西部地區,從小就在異國土地上生活,所以對豆滿江以南的六邑[9]地區不大熟悉。
六邑一帶是李王朝時期被罷職的兩班過流配生活的地方。這地方本來口糧緊缺,氣候惡劣,加上頭頭們的欺壓和殘酷虐待,所以邊防軍的士兵來到這裏不久就逃到別的地方去了。那些做官的,叫他到這一帶去做官,也都感到失望。他們接到任命狀後,也不願到這裏來,製造種種藉口,在漢城街上轉來去。據說,李王朝500年期間,封建統治者一直為此事傷腦筋。
每當金俊談到六邑時,我就說,我們的祖先把這塊地當作不毛之地,棄之不顧,可是我們要付出血汗把這一帶轉變成革命的堡壘。我抱著這種遠大的計畫開始向這裏派人。
穩城是在我們的影響下,從20年代末起,由金俊、蔡洙恒、吳仲和等人開始正式開拓的地方。早在那時,我們就已經看出白頭山地區和穩城等豆滿江沿岸六邑地區在發展我國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擬訂了把這一帶建設成為抗日革命戰爭的戰略基地的計畫。還打算在這一地區,為掀起國內革命的新高潮打開突破口。當時,穩城地區有100~150名青年到龍井去學習,他們放假回來,就在同我們有密切聯繫的金俊、吳仲成等先覺的領導下,把“吉林風”吹進這一地區。穩城成立了朝鮮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支部。這是我們可以向國內擴大我們勢力的好管道。我們的思想沿著這一管道源源不斷地流向穩城地區。
我來穩城地區的目的是要在國內建立黨組織,採取貫徹卡倫會議方針的措施,以擴大和發展整個朝鮮革命。
從石峴陪我同行的吳仲和的堂弟,為了通知我們即將抵達的消息,先渡江到吳仲成所在的豐利洞去了。
我們在穩城郡南陽對岸的灰幕洞一個山溝入口會見了接到通知趕來的吳仲成和其他組織成員。這是我同吳仲成第一次見面。他身材比他哥哥吳仲和魁偉,性格豪放。吳仲和說,他弟弟能歌善舞,詩也吟得很好。
入夜我們坐船悄悄地渡過了豆滿江。吳仲成搖櫓搖得也挺起勁兒。我望著黑暗中的山野,想到這是時隔五年重踏祖國大地,不禁心潮澎湃,感慨萬端。
我在南陽上灘下了船,對吳仲和說,如果是實現了祖國獨立後渡這條江,該多好呀。
吳仲和表示同感,說他每次渡豆滿江時也都有這種心情。
我們經過南陽上灘村,到了爬南陽山的山路。我們走進吳仲成預先搭好的草棚裏,瞭解了穩城地區革命組織的活動情況和群眾的動向。
穩城人們在建立群眾組織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指導了國內地下革命組織的工作。在這過程中,我瞭解到穩城地區的革命者們雖然在國內許多地方建立了組織,但在擴大和發展這些組織方面卻非常消極。
只由幾個可靠的骨幹成立組織之後就關起大門,不擴大隊伍,是這一地區普遍存在的現象。由於這種原因,各組織未能深深地紮根于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
1929年春作為朝鮮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的下屬組織成立的穩城共青同盟,也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成員。他們高築圍牆,沒有深入到群眾中去。當時,地方會、振興會、新幹會、党的重建派等各種團體和派別競相把青年拉向自己的一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是戰戰兢兢地維持現狀,以防歪風吹進組織裏來。
我在豐利見到的一個共青幹部說,敵人的活動一倡狂起來,群眾就根本不肯接近他們;還有的共青幹部訴苦說,不知應該怎樣對待那些參加過青年同盟和新幹會的青年。曾任豐仁洞農民協會負責人的全長元,因為親屬中有不少當區長、面長和員警的人,生怕敵人的魔爪通過這些人伸進革命隊伍裏來,所以只要是在敵統治機構裏效勞的,不管是他的多麼近的親屬,一律不接近。
這都是不相信群眾的表現。
不克服這種弊端,穩城地區就不能根據新形勢的要求使革命深入發展。
革命者的一生,可以說從深入群眾開始;革命的失敗,則可以說從不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不深入群眾開始。
我向吳仲成懇切地說,單靠幾個家庭出身好的人是幹不了革命的。要大膽地相信群眾,向他們敞開組織的大門。越是打著形形色色的幌子的青年團體競相把青年接向自己一邊,共青組織就越不能陷於被動,而要發動積極的攻勢,爭取更多的青年群眾。不論是參加過青年同盟和新幹會組織的青年,還是追隨過党的重建派分子,或者是無意中被他們利用的青年,都要給予教育和引導,把他們一個一個地爭取到我們一邊來。
我對全長元同志也講了做敵機關人員工作時應遵守的策略原則。
我說,幹革命的人不僅不要因為親屬中有區長、面長和員警而驚惶或畏縮,反而要有這樣的打算:利用這種親屬關係,打進敵人統治機關去,使日寇的基層統治機構陷於癱瘓,在敵人內部大幹一場。要把穩城等六邑一帶建設成武裝鬥爭的戰略據點,就要實現群眾的革命化,同時還要大膽地爭取在敵統治機構裏服務的人。你要在爭取敵機關人員的工作中積累一些經驗。
在那次穩城之行中,最使我難忘的是同金俊、吳仲和、吳仲成等同志一起,到美浦面月坡洞鐵路敷設工地去和工人們見面的事。
日本帝國主義從1929年初起就在豆滿江沿岸加快了鐵路敷設工程。從三南地區等國內各地和間島地區強征1000多名勞工,在月坡村形成了叫開風街的繁雜居民區。原在吉會鐵路敷設工地的勞工也擁到這裏來,為掙錢從事苦役。
我在吉林的時候就聽到這個消息,找金俊說,如果在月坡洞裏開始了鐵路敷設工程,就要到工人中去建立組織。
金俊顯出了好奇心,也說這是值得幹的事情。後來,他按照對我作的許諾,到穩城去在月坡洞組織了勞動青年會和反帝青年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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