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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变“理想村”为革命村
 有一个时期,我国的独立运动者们抱着要建设一个“理想村”的构想,为实现这个构想从各方面作过努力。提起“理想村”,人们都会联想到:没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人人过自由、幸福生活的世界(村)。自古以来,我们民族一直梦想着这种乌托邦式的世界。
民族主义者们提倡的关于建设“理想村”的设想,可以说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渴望人人都过富裕、和睦、安宁的生活的志向和愿望。
提倡建设“理想村”,并且为其实现作出了很大努力的代表人物是安昌浩。“韩日合并”条约公布后,安昌浩、李东辉、申采浩、柳东悦等人在中国青岛举行会谈,安昌浩在会上就提出了建设“理想村”的方案。经过认真商讨,独立运动领导者们决定,买下美国人经营的大同实业会社(在密山县境内)的土地,加以开垦,建立士官学校,以培养独立军。他们原打算,建设好这种“理想村”,在那里筹措资金,培养人材,为独立运动奠定物力、人力、财力基础。
这个计划落空后,安昌浩还是为筹措建设“理想村”所需的资金和物色适宜的地区,作了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之所以为建设“理想村”费这么多心血,是因为他认为需要有一个独立运动的基地,从物质上给“培养实力论”以支持。
要建设“理想村”的想法,当时在独立运动中已成为一种潮流,有不少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开荒办农场、开设军官学校,实现培养实力的朴素梦想。
辽河农村,也是随着这种潮流诞生的。
首次开拓辽河农村的,是曾在南满地区活动的民族主义者。南满的民族主义势力中的部分人员,即,宋硕潭、边大愚(边昌根)、金海山、郭尚夏、文尚穆等人向西行进,到辽河边安家落户。他们宣扬说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朝鲜的“理想村”,让300多户朝鲜同胞迁移到这里来,同外界断绝关系,开始建设起另一个世界。因为上述五户人家最先到此地落户,所以把这个地方叫做五家子。
当时在吉林文光中学念书的朝鲜学生当中,有几个来自孤榆树和五家子的青年,他们常夸五家子是个好地方。
因此,我就开始注意五家子,并决心把这个村改造成革命村。
1930年10月,我从东满来到五家子。我原计划在东满召开与武装斗争的准备有关的大型会议,可是鉴于当时的局势,东满不宜做会议场所,所以把会议地点改为五家子。
我决心在五家子住几个月,计划一面为召开会议作准备,一面促进这个村的革命化。我到那里一看,果然名不虚传,风俗习惯良好,人情厚道。
这个地方风大,屋顶不能盖瓦,只好抹上粘土做屋顶。抹上有盐分的粘土就不漏雨。五家子的人还用粘土砌了墙,砌得很规整。先用木杵锤打挖出来的粘土,打得像石头一样硬以后,就按一定规格切开拿来砌墙。这里的人夸口说,这种土坯枪弹也打不穿。
开拓五家子的“志士”们,严禁同他们的思想、主义、主张不同的异己的思想潮流传进村子里来。
他们和农民同心协力,把沼泽地开成水田,办了学校。他们建立了农友会、青年会、少年学友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叫做村公会的自治机构。每年在日本宣布“韩日合并”的8月29日,他们就召集村民唱《国耻日歌》。五家子的人们把日本军警和中国反动军阀的魔爪还伸不到的此地,看做是“天国”,这也并不奇怪。
五家子的居民中,平安道人和庆尚道人占绝大多数。庆尚道人爱南满青年总同盟系统的ML派影响,而平安道人主要受正义府的影响。
我考虑到我是平安道人,像在卡伦所做的那样,到了五家子也常常住在庆尚道人的家里。否则,会使庆尚道人神经过敏。
我们在卡伦时,曾派几名朝鲜革命军队员到五家子工作,可是他们到这里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他们未能说服这村的顽固而又有坚实基础的“志士”。
靠同志们的介绍,那年我在这里过了冬。我们所以在这一个地方住了几个月之久,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村。
我们认为五家子是民族主义势力在满洲中部一带的最后一个堡垒。只要我们在这里搞好工作,就能把五家子建设成农村革命化的样板,并且可以根据这一经验,把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国境一带的农村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把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规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并且特别致力于农民的革命化,是同在我国阶级构成中农民所占的地位有关系的。在我国人口中,农民占80%以上。这种情况,在间岛也不例外。间岛人口的80%以上是朝鲜人,而其中90%左右是农民。由于军阀的迫害和地主、高利贷者的苛刻剥削,农民生活在极度贫穷和无权的状态中,他们不仅受交纳地租的剥削,还受类似强加于奴婢或双隶身上的那种经济以外的种种剥削和虐待。
国内农民的处境,也和这里差不多。这就说明,农民群众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对革命有最迫切的利害关系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农民应当同工人阶级一道成为主力军。
实现农村革命化,乃是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工作中应首先解决的最重要的环节。
由于工作员们的活动,青年们要追随我们志向的热情急剧高涨。这样一来,五家子的“志士”们就气得挥动着烟袋威胁说,近来邪风冲了年轻小伙子的头脑,哪个二流子想把社会主义传进辽河平原,就把他的骨头打碎。有的“志士”甚至说,听说共产党把间岛弄得一塌糊涂,那股狂风要是吹到这儿来,我们辽河的农村也不会安宁。
看来,贸然行动是不行的,有可能挨他们一顿烟袋锅砸。
青年中发生了动摇,他们很想随着共产主义进行曲前进,要又怕老头子们看不顺眼,因而犹豫不决。有点主心骨的,就跟那些“壮士”顶撞起来。
我听了工作员的报告后,认为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做好“志士”的工作。如果不把五家子“志士”们的思想方法改过来,就不能使五家子从建设“理想村”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也不能实现我们要把辽河农村建设成满洲中部的样板村的构想。只要让那些“志士”转变过来,其余的人就看我们的了。
然而,我们的工作员已有三个月没能接近他们,只在他们的周围转。五家子的“志士”们确实是难对付的。这些老头儿有当过独立军的资历,又兼有学识和理论,用一般的手段是跟他们搭不上腔的。村子就是由这个“志士”集团摆布的。
在幕后操纵村公会、总管村里大小事务的,是一个叫边大愚的老人。他掌握着村里的实权,操纵着“志士”。村里的人们管他叫“边托洛茨基”老头。人们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不时谈托洛茨基。
边老人很早就为搞独立运动辗转于国内和满洲各地。起初,他在家乡汉川(平安南道)和慈城、道清沟(临江县)等地办校,从事教育活动。1918年他参加了以临江县帽儿山为根据地的独立军部队,从此投笔从戎。那时,他为了同我的父亲取得联系,时常到在临江的我们家来。有时他不能来,就由康晋锡舅舅替他跟我的父亲取得联系。他历任大韩独立团宣传部长、民族独立军副总裁、光复军军法部长兼第一营营长,后又任统义府实业部长等职,为重振独立军运动而东奔西走。1926年,他辞掉军职,开始埋头建设“理想村”。
有一个时期,他还说要搞共产主义运动,便来往于苏联滨海省地区。他还有一个绿皮党证,是他参加高丽共产党时领到的。
如果不把边老人引上正道,就无法使顽固的“志士”集团转变过来,更无法实现五家子村的革命化。
负责农友会工作的、边老人的儿子边达焕,听到我到五家子的消息,跑来看我。他对我说,在五家子,应把那些民族主义者拉下台,把五家子从“理想村”变为革命村,可是,因为我父亲和村里的“志士”们阻挠,什么也干不了。这回金先生来了,应该把那些顽固不化的、不中用的老头儿们打倒。
我啼笑皆非,便问他:
“打倒?你是想怎么办呢?”
边达焕的回答可够绝的。
“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另起灶,建立组织,把五家子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村庄。”
“那样是不行的。那样的话会把五家子分裂成两个。这是不符合我们的路线的。”
“那你说怎么办好啊?总不能把五家子让那些落后的老头儿任意摆布呀!”
“问题是让那些‘志士’支持我们。我想做做会长先生你父亲的工作,你看呢?”
边达焕说,任谁来接近他,都无济于事;国民府啦、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啦、ML系的共产党重建委员会的人物啦等等,都来过,各自都想在这里站住脚,虽然费尽了心机,可是都遭到我父亲的冷遇,空手回去了;一般的人,他连见都不见,即使来了不简单的民族主义巨头,他也把他训诫一通,打发回去。
“会长先生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有交情,我又跟会长先生熟,是不是总比生人强啊?”边达焕说,他那顽固的父亲,拿交情也说不通。说着他显出了为难的表情。十年前,边达焕带着边老人给我父亲的信,来过一次临江。
在村里的“志士”们经常来串门聚在一起的边达焕家,我跟“边托洛茨基”老头谈了好几天。
第一天,主要听边大愚老人谈。他盘腿稳坐,连连磕着烟锅,神情傲慢,嘴上虽说得好,金先生的儿子来了,很高兴,实际上却把我当小孩子对待。一开口就是“你们”、“你们”,一直训人。他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又有相当的理论水平,一开始就让人感到一种压力。
于是,当边老人问我的岁数时,我就给实岁多加5岁,说是23岁。否则的话,他就更会把我当成毛孩子了。因为我早熟一点,说我23岁,也没人怀疑。当时,不论到哪里去,有人问我岁数,我就回答说23岁或24岁。这样,无论做“志士”的工作,还是做青年的工作,都有利。
边老人说出不合道理的话,我也没有反驳或打断,耐着性有礼貌地听下去。
边老人说,近来的年轻人啊,人家说十句,他连一句都听不懂,却说什么封建啦什么的,光挑刺儿。可是,跟成柱说话,还说得来。
有一天,边老人请我在他家吃晚饭。他说,金亨稷先生在世时,在临江,曾多次受到金先生的款待,今晚请你吃一顿家常便饭。
他跟我谈了一阵,突然问我说:
“听说,你们来是要搞垮我们的‘理想村’,是真的吗?”
边达焕曾说,他父亲最忌讳共产主义者,他这话没错。
“搞垮‘理想村’?我们不能帮你们忙倒也罢了,怎么会搞垮老人们辛辛苦苦办起来的‘理想村’呢?再说,我们又没有这种力量。”
“噢!是嘛。可是,五家子的年轻小伙子们,我家那达焕打头,净说‘理想村’的坏话,一心想打倒我们这些老头子,在我们村打起红旗呢。听说,指挥我们五家子青年的领导人是成柱,吉林的青年们也跟我们那些青年一样对‘理想村’不满意吗?坦率地说说你对我们‘理想村’的看法吧!”
“我不认为‘理想村’是不好的。你们为了把那些被赶到外国流浪的朝鲜同胞集结在一处,让他们过上殷实生活,建设了‘理想村’,我怎么会认为不好呢。在这荒无人烟的辽河沼泽地上建成了这样的朝鲜人村庄,确实了不起啊!老一辈为建设村庄,可真辛苦了。”
边老人听了,非常满意,得意地捋着胡须。他说话的口气也变了,对我的称呼也提高了一格。
“我说嘛。待会儿你也会知道,我们村里,既没有警察和监狱,也没有官衙,通过叫村公会的自治机构由我们朝鲜人民主地解决一切问题。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理想的村子呀!”
我心想,这正是明白说明我们对“理想村”的看法和立场的好机会,便说:
“老大爷,我认为建设一个设有自治机关,用民主方式,为朝鲜人的生活谋福利的村庄,是爱国的行动。可是用建设这种村庄的方法,能取得国家的独立吗?”
边老人刚才还盘腿稳坐,连连磕着烟锅,神气十足,此刻却紧闭着嘴,只是眉毛一耸一耸的。过一会儿,他长叹一声说:
“那是办不到的。你正好击中了我的痛处。虽然搞了个‘理想村’,可是,对独立运动尚无贡献。我也正为此苦恼。如果建设了‘理想村’,就能取得国家的独立,那该多好啊!”
我不失时机,论证了建设“理想村”的想法是荒诞的。我对他说,一个被霸占了祖国的民族,在异国土地上建设“理想村”,是不可能的;靠老人们的努力,五家子比其他地方的朝鲜人村庄生活过得好些,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朝鲜人的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理。我们民族的理想,是在没有日本鬼子、地主和资本家的独立了的祖国,过上不受剥削和压迫的生活;可是,欠了地主的债,还能说过着理想的生活吗?再说,日本鬼子打进满洲来,五家子也不会平安无事;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日本鬼子是不希望朝鲜民族过上理想的生活的。
“那么,你是说‘理想村’啦,什么啦,都不要搞啦,是不是?”
老人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们是要把这个村庄改造成为光复祖国而斗争的村庄、革命的村庄,不要它成为一个甘于现状、安常处顺的村庄。”
“这么说,你是想把社会主义传播到五家子啦。那可不行,我就是讨厌那个社会主义。己未年夏天在宽甸,你父亲说应该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们都支持了他的想法。可是,后来我跟着高丽共产党跑,才知道,共产主义者全是疯子。他们干的全是宗派勾当。从那以后,我一听共产主义这句话,就一身冷汗。”
边大愚老人把高丽共产党发的绿皮党证拿出来给我看。他说:
“成柱,你为了革命,拼命奔走,可是,你可没有这种党证吧?”
他说完,瞥了我一眼。
我打开党证看了一会儿,赶紧把它揣进西服口袋里了。
老人遇到这出乎意料的事,说不出话来,只是愣愣地望着我。
“这是因搞宗派垮台的高丽共产党的党证,我想留着看一看。”
我以为老人会把党证要回去的,可是他没有要。
“你们说,要把五家子改造成革命村,那你们有什么特殊的方略吗?说说看。”于是,我长时间地给他谈了江东、新安屯、奶头山、卡伦、孤榆树等村庄是怎样革命化的。
老人非常注意地听了我的话。
他默默地听完我的话,说:“听了你的话,知道你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不反对。可是,光推崇期大林是不行的;托洛茨基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接着讲开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可是,不像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以看出来,他对托洛茨基的印象很深。我见过很多说自己是精通了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像他这样袒护托洛茨基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边老人;
“老人家,您为什么那样崇拜托洛茨基呢?”
“说实话,我不崇拜托洛茨基。只是因为我看不惯如今的青年人盲目地崇拜大国的人,才那么说的。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是斯大林,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搬出大国人的论点来说三道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斯大林的论点如何,托洛茨基的话又如何,这是俄国人才该说的,朝鲜人嘛,应该有朝鲜的精神,应该说为搞好本国革命所需要的话。”
边老人说的话,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我通过跟“边托洛茨基”老头的几天交谈,认识到他不是一般的老人。
起初我还怀疑,这位老人是不是托洛茨基派。随后,我判断他不是托洛茨其派,只是因为他厌恶宗派争斗,给青年们敲一次警钟罢了。你们不要既崇拜这个,又崇拜那个。什么老是说俄国如何、斯大林如何地光谈别国的事。哪有事事都要学俄国的道理呢?老人想对我们说的思想分明是这些。总之,他是要我们按着自己的信念去生活。
“我不想干预年轻人做的事。对我儿子做的事,我也不想干预。不管我家达焕做什么,都由他本人决定。可是,有一件事我决不允许,那就是不许年轻人丢了自己的灵魂,盲目地把人家的论点背下来,自鸣得意。”
听了老人的话,我确信:我们一贯反对宗派主义、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我们的这种见解也是正确的。
第二天,我谈的比他谈的更多。就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路线,做了具体的说明。我说,我们要建立新型的党和军队;超越思想、宗教信仰、财产程度和男女的差别;形成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两千万人民的抗战,以光复祖国。老人似乎从这些话中受到了很强的冲击。他对我们要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举起双手表示特别欢迎。
他们父子两,都没有妻室。虽有边老人的女儿在料理家务,但只凭这一点,是无法排除这个家庭的冷清贫寒的气氛。
为了给边达焕物色适宜的配偶,我跟同志们商量了多次,终于在五家子附近的农村找到一位姓沈的女人,做边达焕的妻子,还动员我们的人,给他们办了婚礼。我身为未婚男子,要给年长者作媒,觉得既有点妄自尊大,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办完了婚礼,村里人都把它当做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并绝口赞扬我们办了一件大事。
由于这件事,村里的“志士”都加倍地信任我们了。
有一天,边达焕来找我,谈了他父亲的动向。他说,他的父亲对村里的“志士”说:“现在出现了可以代替我们掌管‘理想村’的主人了,成柱他们就是那个主人。要是他们的做法就是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放心地接受。不要把成柱只当作一个青年看待。我们已经老了,是落后于时代的古董了。我们应把五家子全盘交给年轻人,尽力帮助成柱他们。”他还说,别的“志士”们也都佩服地说,我们的主张,都是对的。
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再次去见边老人。
我说:“我是来还给你高丽共产党党证的。”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党证,说他不需要这种东西。
他说不需要嘛,不能还给他,又不好扔掉,着实为难。后来,那个党证,在我们同志们手里转了好几天。
1946年,也就是祖国获得解放后的第二年,边大愚老人曾来过一次平壤,当时我跟他谈了在五家子时的往事,他听着不禁感怀万千,歉然地笑了。他回顾了我们在五家子见面时的情景,又说,看到了整个北朝鲜变成了一个理想村、理想天国,现在死无遗恨了。这时,老人已有67岁了。就在这一年,他在吉林省伊能县去世。很久后,我才听到这一悲痛的消息。
边老人的独生子边达焕 ,在五家子任过农民同盟负责人。他因在我们领导下进行了反日斗争,从1931年起在新义州监狱被敌人关押了多年。
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突破口,就这样打开了。
从那以后,这里的“志士”们就开始另眼看待到此地工作的朝鲜革命全军工作员了。他们争着做些别样的饭菜请工作员到他们家去做客。
我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时候,为争取中国人也作了很大努力。不争取中国乡绅,我们就不能在满洲中部地区站稳脚跟。因此,即使是地主,只要有可能争取他,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争取他、利用他。
当时,五家子附近有个名叫赵家凤的中国人地主。有一次,因土地问题,他跟外地的地主发生了纠纷,决意跟他打一场官司。
可是,他不会写诉状,很焦急。他虽然有个在城市中学毕业的儿子,可是,儿子也不会写诉状。看来,他虽说念过中学,可是光贪玩,没有好好用功读书。
赵家凤托在五家子行医的金海山,帮他找一个会写诉状的人。
有一天,金海山来找我,问我会不会写诉状。
我们搞地下革命活动的时期,中国为方便着普通居民和学生,曾出版过如何写信、悼文、诉状的参考书。
我随金海山去了赵家凤家。他摆了一桌中国饭菜款待我。他长时间地说明了这次要告状的缘由。
我用中文给他写好诉状,还跟他到县城去,在背后给他出主意。赵家凤拿我给他写的诉状,打赢了官司。如果他在这场官司中打输了,就会丢掉几十垧地的。
从那以后,赵家凤就绝对拥护我了。他说,有人说金先生是共产党,这可是弥天大谎。金先生不是共产党,是好人,要不是金先生,这场官司定会打输的。逢年过节,他都请我,以别有风味的中国菜招待我。
我每次到他家,就跟到他家串门的许多中国乡绅结识,对他们进行反帝教育。
从此,我在五家子的革命活动合法化,可以合法地办朝鲜人学校,我们在这一带的革命斗争基础,也开始巩固起来。
我们把“志士”们转变过来之后,便开始革命地改组群众团体。首先,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这个青年会,本来也是受民族主义影响的。朝鲜革命军小组来到五家子后,青年会的骨干分子虽然开明了些,可是在各方面仍没有完全消除民族主义的残余。首先,斗争目的和任务就不明确。不仅会员人数少,也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是个只有招牌、不进行活动的有名无实的组织,几乎没有做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五家子地区的村庄很分散,间隔10里、20里甚至60里,可是青年会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没有设支部。由于这种情况,青年组织无法在群众中站住脚,也无法组织青年群众开展活动。
有些人主张,立即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我认为,有很多青年仍受着民族主义者的影响,而且他们对青年会也抱着一定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程度,硬把现有组织改组为新的组织,那是行不通的。
朝鲜革命军队员同青年会的干部们一起到许多村庄去,为成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革命路线自然就贯彻到青年群众中去了。我也每天跟青年们进行谈话。
经过这一准备阶段,我们在三星学校教室宣布了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的成立。同盟在各村子设立支部。崔一泉被选为该同盟委员长,文朝阳被选为组织部长。
而后,又把农友会改组成农民同盟,少年学友会改组为少年探险队,南满女子教育联合会五家子支部改组为妇女会,从此,五家子各群众团体的工作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改组后,各群众团体吸收了很多新成员。五家子的居民,几乎都在各该群众组织过上了政治生活。
我们把地方自治行政机构村公会也改组成革命的自治委员会。五家子的先觉们建立村公会,是在20年代前半期。村公会是以领导经济、教育工作为主,并经常同中国官衙取得联系,还设有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等机构,为农民谋福利。
五家子的人们公开责难村公会的干部缺乏群众观点,经济上不够清白。
我在同农民谈话的时候,了解到村公会的干部们谋求私利,没有把由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购进来的部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公平地分配给农民,而搞走私倒卖。为了弄清是否属实,派人到公主岭去了解,他回来说,村公会已腐化堕落,滥用从农民那里筹集的钱财,中饱私囊。
村公会的工作,几乎由村长独揽,任意处理,自然难免独断专行,忽视群众的意见。因为群众无法干预,即使村公会有缺点,有问题,别人也无从知道。在人、生活、工作、作风都正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村公会仍旧保持从前的组织机构和陈旧的工作方法,那是不可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的。
我们召开了村公会干部、各村的屯长和农民同盟委员长参加的协议会,总结村公会的工作,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
自治委员会按照我们的意图,努力克服主观和主义和独断专行,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对自治委员会所属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的工作,也予以极大的关心。过去,五家子的农民要粜米,就得用大车或牛车拉到100里外的才有利。可是,公主岭没有五家子农民可以保管稻米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只好不管粮价高低胡乱卖出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五家子的农民于1927年秋天,在公主岭设了稻米销售站。
我们从五家子群众组织的成员中选出最受群众好评的同志,派到公主岭稻米销售站去。为了帮助稻米销售站的工作,又派去了朝鲜革命军的桂永春、朴根源、金园宇等队员。我们掌握稻米销售站之后,这个销售站一方面执行为农民谋生活福利的合法商业机构的职能,另一方面执行保证同各革命组织的联系、给朝鲜革命军提供情报等不公开的任务。
我们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这样的协助革命的合法商业机构,可以说是我们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一条经验。
我们在五家子的时候,派工作员到满洲各地,扩大组织和活动范围。当时,我们向开鲁地区也派去了许多工作员。“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华成义塾毕业生朴根源,也在那一带活动过一个时期。
开鲁地区,有不少蒙古族居民。
远离文明世界的开鲁人,生了病,无法治疗,只是祷告神灵。所以,我们的同志们每到那里去,都带些药给患病人,疗效很好。从那以后,朝鲜人一到开鲁地区,他们就热情款待。
为了提高各组织负责人的政治、业务水平,我们为各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举办了讲习班。
每夜,我和车光秀、桂永春等同志,轮流给他们讲两三小时的课,主要讲的是: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主体的革命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群众政治工作方法、扩大组织和从质量上加强组织的方法、教育组织成员的方法、指导他们的组织生活的方法,等等。
讲习班结束后,我们也带领着他们,教给了各种工作方法,诸如:建立组织的方法、培养骨干分子的方法、分配任务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方法,开会的方法和谈话的方法,等等。
五家子的各组织领导人员,满怀信心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我们对五家子人民做启蒙和教育工作,也倾注了很大的力量。
我们首先把力量集中于教育工作。
我们从朝鲜革命军队员和地下组织成员中选出得力的青年,分配到三星学校去当教员,由他们主导,革命地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我们直接办校以后,废除了讲授民族主义思想和封建儒教思想的陈旧科目,新设了政治课。在三星学校取消学费,也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经费,由自治委员会提供。从这年冬天起,五家子的所有学龄儿童,上学不交学费了。
后来,我们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规定了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一条,但朝鲜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实行免费教育,是在孤榆树、卡伦和五家子。五家子的三星学校、卡伦的进明学校和孤榆树在三光学校等,都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实行免费教育的意义深远的教育机构。
我还致力于为那些不能受学校教育的青壮年男子和妇女办夜校。
我不仅在中心村,而且在周围各村也都办了夜校,让所有的青年都参加夜校学习。
我们根据在卡伦发行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五家子也发行了《农友》杂志。《农友》起到农民同盟机关刊物的作用。《布尔什维克》登的文章较难理解,《农友》刊登的文章写得简洁、平易、农民容易理解。《农友》也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发行范围达到间岛地区。
当时,我们通过学生,给村里的人教唱了很多革命的歌曲。《赤旗歌》、《革命歌》等革命歌曲,只要到学校去教唱一次,当天就传遍全村。
五家子村有个由我们组织起来的演艺队。在桂永春的领导下,这个演艺队以三星学校为据点,积极开展了活动。
我也着手完成《卖花姑娘》的剧本。这个剧本,我在吉林市就已开始写,并已试演过几次。剧本一完成,桂永春就带领三星学校的戏剧小组成员开始排练。
在十月革命13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在三星学校礼堂演出了这出歌剧。这出歌剧解放后长期被埋没,到了70年代初,才在党中央组织书记的指导下,由我们的作家、艺术工作者改编成电影、歌剧和小说公诸于世。组织书记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我们在五家子人民的绝对支持和声援下,在短时间内,把辽河地区的农村建设成了朝鲜革命军可靠的活动基地。我们曾在吉林周围做过农民的工作,在长春周围也做过农民的工作,可是从没有像在五家子那样彻底实现过农村的革命化。
对于我们在五家子做的一切事情,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大为惊叹。
我们提出独创性的革命路线,以自主的方法开拓革命道路前进,因而共产国际也开始注视我们了。当时共产国际的东方局也好像进行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议论。听说朝鲜出现了与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不同的新一代革命者;是股不属于任何派别,又不声张,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势力;他们的群众基础也好,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概他们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派遣了联络员的。
金光烈经过哈尔滨联络站,来到五家子,见了我们的同志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同“志士”们也见了面。他和很多人说过话后跟我见了面,对我们做的工作说了很多鼓舞性的话。他说,朝鲜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正在开拓独创性的道路,在这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方针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和赞同。
对于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他感到非常惊异。他问我,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规定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问题,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讨论,而你们却同顽固的民族主义势力、宗教徒,甚至同有产阶层也携起手来,这该作何理解呢?
我对联络员说,单靠少数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贫雇农是干不了革命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连中间势力也都动员起来;不辞别的国家如何,可是在朝鲜,大多数民族资本家、亲日派、民族叛徒等一小撮人。我们是要把其余的人全部动员起来组织举族的抗战;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秘诀在于争取一切反日势力。
联络员听完我的说明,说:“你不拘泥于经典著作,万事都独创性地加以处理。这最合我的意。”他还劝我到莫斯科去留学。
“你前程万里,实践固然重要,但还是要学习呀!”
金光烈还把装有西服、衬衫、领带、皮鞋等提包打开给我看,说,共产国际是对你寄予很大的期望,才一再劝你去留学,最好还是接受这一劝告。看来他是到共产国际去接受了说服我、把我送到莫斯科去的指示。
我对金光烈说:“你们对我表示关切,我很感谢,可是,我要去东满,深入到群众中去。要是我到苏联去吃面包,也许变成俄国派,这是我所不愿的;朝鲜有ML派、火曜派、汉城派等很多派系,这就够叫人痛心了,怎么能连我也重蹈他们的覆辙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准备从书本上学习!”
车光秀和朴素心等我的同志也曾准备好了留学所需要的种种生活必需品,劝我上莫斯科去。
同年12月下旬,我在五家子召开了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的会议。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在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根据目前局势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革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新的殖民地,扩张领土,挥动军国主义铁锤,把国力全部动员起来,加紧推进侵略战争准备。凡是他们认为有碍于推行这个计划的,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
我们准备在日本进攻满洲之前,到东满去占据阵地,作好对付侵略的准备。要到东满去,就需要总结我们在满洲中部地区的活动,采取武装斗争准备所需要的措施。于是召开了五家子会议。
朝鲜革命军的骨干分子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蔡洙恒等许多革命组织负责人,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从间岛和稳城、钟城等地区,来到了五家子。许多互不相识的青年革命者,在这次会议上才互相认识,建立了友情,为朝鲜革命的未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会上讨论的焦点,是在东满大大加强活动的问题。把斗争的基本舞台移到东满去,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向。这从革命面临的形势来看,也是不可推迟的。我虽然身在五家子,却一直不忘东满,迫不及待地等待东满的那一天,也就是为了这一点。
在会上,我还提出了加紧推进抗日武装斗争准备的任务,和同国际革命力量联系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明确地表明了我们要从青年学生运动和农村地下工作过渡到武装斗争,对敌人发动决定性攻势的决心。卡伦会议集中了朝鲜民族要以武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意愿,而五家子会议则再一次确认这一意愿,指明了走向抗日大战战场的捷径。
五家子会议为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由卡伦会议经过1931年春季明月沟会议、松江会议、冬季明月沟会议,走向抗日决战的战场架了桥。
到30年代,我们的青年学生运动终于发展到了武装斗争阶段。可以说,在这里五家子起到了跳板一样的作用。
在我离开五家子的时候,文朝阳陪我直到10里外,流着泪为我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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