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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难忘的人们
 有一年,我在平壤同卡斯特罗同志见面,就抗日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谈了很长时间。那时,卡斯特罗同志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武装斗争时期怎样解决粮食问题。
我对他说,有时也用过夺取敌人粮食的方法,但主要是人民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提供粮食。
我搞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的时候,也是人民提供了饭食和住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和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等独立军团体都各自制订出什么法来,向同胞募集捐款、征收军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搞革命活动有时需要钱,可是,我们不能为征收税金制订出法来。用某种法律和规定把人民束缚起来,掖着个帐本转,谁家要出多少,某家要出几圆的方法收钱,本来就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人民给我们就吃,不给也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可是,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顾生命危险帮助了我们。人民提高了觉悟,动员起来了,就会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照顾革命者。所以我们一向信赖人民。在有人民的地方,我们从没有饿过一顿饭。
我们之所以能够赤手空拳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有人民支持和声援。孤榆树的玄河竹、金保安、承春学,卡伦的刘永宣、刘春景、黄顺信、郑行正,五家子的边大愚、郭尚夏、边达焕、文时骏、文朝阳、金海山、李蒙麟、崔一泉等,都是在南满和满洲中部地区,衷心帮助过我们的难忘的人们。
人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在他们自己喝稀粥的时候,也给我们做干饭吃。
我不好意思给人民添麻烦,有时就借口工作忙,要熬夜,在学校值班室里睡。在卡伦,进明学校的教室是我的住处;而在孤榆树和五家子,三光学校和三星学校的教室便是我的住处。
我在三光学校教室里枕着木枕睡时,玄均就赶来,生气地拉我的胳膊。
玄均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朝鲜革命军队员,是个聪明、耿直,懂人情的人。
玄均的哥哥玄华均,在孤榆树做农民同盟工作,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他们兄弟俩都参加了我们的组织,他的父亲也搞独立运动,所以他家待我格外亲切、热情。
玄均的父亲玄河竹是在独立运动者当中享有相当地位和权威的人物。河竹是他的号,本名叫玄正卿。孤榆树的人们都不叫他的本名,而称他河竹先生。当时,一提起玄河竹先生,居住在满洲的朝鲜同胞无人不知。
我的父亲生前多次提到玄河竹先生,和他有深厚的交情。不是作为单纯的朋友,而是作为在独立运动中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经常接触,交换意见,以炽热的同志友爱,互相尊敬,互相扶助,投身于独立运动。
统义府[10]时期,玄河竹先生任过中央法务委员长,正义府时期任过中央委员,国民府时期又任过民族主义者曾称之为民族唯一党的朝鲜革命党政治部负责人。他对共产主义有较深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同情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跟他们很合得来。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在柳河地区开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各地组建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时候,玄河竹先生为对青年进行启蒙,常常作为讲师去讲课。在旺清门学院时期和化兴中学时期,听过玄河竹先生讲课的人,时常缅怀他。
我每次去孤榆树,玄河竹先生都让我住在他家,说:
“你就当作到了伯父家,放心住下吧。”
这是玄先生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他的年纪,比我父亲大十来岁。
我做群众工作时,在支先生家住过10天,20天,甚至一个多月。
有一年,还在孤榆树跟玄先生的家眷一道过了端阳节。
老实说,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让客人住上几个星期供饭吃,可不是容易的事。种了庄稼,缴了地租,再用所剩无几的粮食给革命者做饭吃,家里人就连稀粥都不够喝了。
玄先生家为了给我做合我口味的饭菜,竭尽了诚意。有时杀鸡,有时做豆腐和豆粘儿,熬莙荙菜汤,给我吃。
他家妇女做豆腐磨豆子,我就挽起袖子帮她们磨。每当我坐在磨盘边磨磨的时候,二十二三岁的宝华均的妻子金顺玉就羞答答他抬不起脸来,这情景我总也忘不了。
玄河竹先生属于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府,但他从不隐瞒自己是国民府内的革新派,甚至公开表明他将来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我离开孤榆树后,听说玄河竹先生为避开国民府内部的争斗去了西安。我想,大概是因为张学良的军队到西安去,玄先生也对他寄予希望跟着去的。因为张学良排日思想强烈,所以有不少人就想在他的保护下进行反日运动。曾在东三省一带进行过活动的许多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满洲事变前后,把活动舞台迁移到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去了。
祖国获得解放后,每当我出国访问坐火车或飞机路过东北地区时,总要望着眼熟的山河,想起孤榆树,想起玄河竹先生和他的子孙。河竹先生虽然与世长辞,可是他的子孙总会至少还有一两个活着的吧,怎么杳无音信了呢?我想,我是不知道他们的住址,束手无策,可是他们不是可以给我写信吗。我想:一个人受人恩惠容易,要报恩可真难啊!
1990年春,我出乎意料地同立河竹先生的子孙进行了激动人心的会晤。
玄河竹先生的大儿媳妇金顺玉,把保存了6O年之久的、我到她家吃饭时用过的铜碗和给我做豆腐时用过的磨,献给了朝鲜革命博物馆。在中国吉林发行的朝文杂志《道拉吉》(桔梗)刊登了这件事。我国《劳动新闻》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听到60年来一直音信杳然的恩人还在世的消后,感怀万千,心情无比激动。当年我就想等祖国获得了独立,一定要好好地还我在孤榆树欠下的“债”。听到她的消息,我多么想亲手给她摆一桌朴素的饭菜,畅叙旧怀呀。
金顺玉也说,生前能见我一面,死无遗恨。
1990年3月,我以我的名义邀请了金顺玉。见面时她已80高龄,老年病严重,步履维艰。
金顺玉来我国时,有六名她的子孙陪同前来,他们都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见他们时,玄均的儿子也在座。他的嘴,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因为嘴那么像,我也就觉得是他父亲再生来见我了。
我们安排金顺玉一行住在供外国贵宾住的招待所,让他们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参观了故国各地。
令人焦急难过的是,金顺玉耳朵背,听不清楚人家说的话。口音也不清楚,记忆力又相当衰退。因不知生死而让我那么焦心的恩人之一,现在时过60个春秋,好不容易见了面,却不能畅叙情怀。我本想见了她,可以畅谈往事,我记不清的,由她补充,她记不清的就由我补充,这样慢慢地畅谈孤榆树时期的往事的,可是这个希望落了空,我心里禁不住感到惋惜。她的子孙也不大清楚玄河竹先生的命运和活动情况,所以我就详细地给他们谈了玄河竹先生怎么为争取朝鲜独立进行了斗争,又怎样帮助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这样做,也是熟悉玄先生经历的我应尽的义务。
并不是因为继承了同一血统,先烈的事业就能自然而然地被后代继承的。只有熟悉先烈的斗争业绩,真心实意地珍视这一业绩的后代,才能把父亲和祖父一代开拓的革命事业可靠地继承下去。
我同金顺玉见面时,同孔国玉和在五家子给了我的革命活动很大帮助的文朝阳、文淑坤也同时见了面。
孔国玉是在我父亲去世时替我守孝三年的孔荣的女儿。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我放假回抚松,见到因脸上有疤痕被丈夫疏远的孔荣的妻子,背着孩子来到我家,那个孩子,就是孔国玉。
解放初,我在平壤指导农民同盟会议时,见到参加会议的碧潼郡代表,问他知不知道孔荣的遗属在哪里。孔荣是碧潼人,所以我就估计他的未亡人和女儿可能住在家乡。
那位代表回答说,碧潼姓孔的人倒不少,可是没听说过孔荣的家属还活着。
我听了他的回答,非常失望。别的遗属都找到了,唯独孔荣的遗属却杳无踪迹,我心里很不好过。
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万景台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我在平壤公共体育场向平壤市民致凯旋问候后,回到了祖父母等待着我的阔别20年的万景台。我的小学同学们来看我,建议在我的父亲任过教的顺和学校校址上建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中学。他们为了说服我,还说万景台是金将军诞生的著名的地方,盖一所规模大的学校,以将军的名字命名为“金日成中学”,那该多好。
直到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一所中学。
我就对他们说,过去有许多爱国者跟我一起手持武器,在山上战斗时牺牲了。他们临终托我在朝鲜独立后,让他们的子女念书,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革命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按照他们的遗嘱,在朝鲜独立后,让同志们留下来的子女念书,让他们继承父母的遗志。光复了祖国后,这个决心更加坚定了。万景台应该建立供革命烈士子女念书的学院,而不是中学。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人们就说,革命烈属到底有多少?哪有那么多烈士子女,还需要建立学院呢?在党和行政机关任要职的干部当中,间或也有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想象不到有多少烈士为国牺牲了。
在异国的山野和溪谷掩埋了无数战友尸首的我,每当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就不禁愕然。
农民把土改后第一年收获的粮谷,作为爱国米捐给了国家,我们拿它作为资金,在万景台建立了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为了寻找该在学院学习的烈士子女,有许多干部被派到国内各地和中国东北地区。那时,有几百名烈士子女,从中国回到了祖国。现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部分委员,也是当时随林春秋同志回国的。
有些烈士子女,以卖染料卖烟为生,听到在万景台要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的消息,自动找我们来了。他们当中,有独立军的子孙,也有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组织进行反日斗争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
可是,唯独孔国王没有来。
我每当到平安北道,就探寻孔荣遗属的去向,并托当地干部们替我寻找。
每当我同学院的孩子一起欢度节日,见到他们明朗的笑脸,看到他们快活地唱歌跳舞,我眼前便不由得浮现出头顶山菜包袱,拖着草鞋,来小南门街的我家的孔荣妻子和在她的背上吮着小手的孔国玉的面孔,我的心就酸酸的不好过。
1967年我才找到了孔国玉。这时,孔国玉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母亲要是知道了金日成就是金成柱,她是会马上来找我的。可是,她不知道金日成是谁,再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她的丈夫又是独立军,所以她可能怕被另眼看待,对女儿也没说她丈夫进行过什么活动。
我们找到了孔国玉后,保送她到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她在平壤市党委会和铁道部事迹馆工作,现在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孤榆树的金保安也和玄河竹先生一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
金保安因为我光去玄河竹先生家,却一次也没去他们家而感到遗憾。每当我们的朋友到他家去,他就对他们说,他跟金亨稷的交情不同一般,而且对成柱也没有慢待,可真不知道为什么成柱连一次也不到他家来。
我听了这话后,每次去孤榆树,都一定到他家去。
金保安开药铺,从收入中拨出一些钱捐给我们办的三光学校做经费。他对教育的热情很高,对青少年的启蒙事业非常关心。我每次邀请他到三光学校演讲,他都欣然答应。
金保安曾慨叹说,孤榆树的人连钱都不会算,靠这些睁眼瞎,怎么能争取朝鲜独立呀!
如今的人们听说一个大人还不会算钱,当然不会相信,可是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吉林省的朝鲜移民当中,有很多不会算钱的人。省里印发的钞票和县里流通的钞票互不相同,加上吉林官帖啦、奉天大洋啦、吉林小大洋啦、银大洋啦等币种繁多,币值又各不相同,因此,没念过书的人到集市买卖东西也不会算钱。
我们把农民叫到夜校,在上算术课时教给他们算钱的方法。
金保安看到那些他看不起的连钱都不会算的睁眼瞎,加减乘除都能应用自如了,便满意地说:“我们朝鲜人的头脑,本来就聪明嘛!”他说:“看到人们由无知识变为有知识,真有意思。”他到夜校去参观,也到三光学校参观讲课。
三光学校高等科的学生,都很聪明。那些学生当中,至今印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刘春景和黄顺信。
她们两个都是卡伦的革命组织保送的。刘春景的父亲刘永宣在进明学校任教,给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很多帮助。当时,刘春景和黄顺信的年纪只有十四五岁光景。
我们从孤榆树回卡伦或吉林的时候,常托她们替我们运武器。因为军阀对女人检查得不那么严。
刘春景和黄顺信,每次都认真地执行我们的嘱托。她们把武器藏在裙子下,在离我们50来米处跟着。路上,军阀军警检查了我们好几次,而对她们却不大注意,让她们安全通过。
解放后,黄顺信回到祖国,在家乡务农。她不愧为三光学校时期的探险队队员,农活儿做的很出色,以高产农民扬名于世,在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中度过了有价值的一生。战后,她曾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员。
刘春景辗转满洲各地,后来,和李定发一样,想在祖国度晚年,便在1979年回国了。她如果也像黄顺信那样在年轻时回国,也会成为著名的女活动家,后半生为社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三光学校时期的刘春景是在女生当中文章写得最好,话讲得最好,头脑最聪明的很有前途的少女。
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她给我来信说,愿意到我这里来继续进行斗争。但是,那时正是我们急于开始武装斗争的时候,而且我想武装斗争一旦开始,女同志很难跟男同志一道活动,所以我没给她捎信让她到安图来。
直到那时,我们虽然主张妇女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却认为女同志是不宜搞武装斗争的。
如果刘春景在50岁左右时回国,我们就会送她到学校深造,让她参加社会活动。
我们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找到过去参加过或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即使上了点岁数,也要让他学习,分配他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去进行政治活动。再聪明,再有用的人,如果长期不参加社会活动,埋没在家庭里,也必然会思考能力减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人生观生锈。
解放后,有不少革命老战士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没有被提拔到适当的岗位,长期被埋没。宗派分子们说,抗日老战士经历虽好,但缺乏知识,没有用,便长期不把他们提拔为干部。如果他们缺乏知识,就应该下狠心送他们去学习,培养他们,让他们起到应起的作用,可是宗派分子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排斥他们,不理睬他们。
因此我们采取措施,找到了革命烈士子女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就把他们送到高级党校或人民经济大学学习,然后根据他们的水平,把他们提拔为干部。
如果不学习、不过组织生活,那么,即使是老革命战士,也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许许多多革命老战士和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帮助过抗日革命斗争的人经过这样的过程,成长为党和国家得力的领导干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五家子的文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个。文朝阳在五家子任反帝青年同盟组织部长的时候,同边达焕、崔一泉、李蒙麟、金海山等一道,曾大力帮助我们工作。他和我们一起写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说,也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开会,在他家开的恐怕最多。
我在五家子的时候,给文朝阳的哥哥文时骏和崔一泉两家添了很多麻烦。
文时骏是个厚道的人。他一连几个月给我们供饭吃,也不收钱。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的时候,文时骏给我们杀猪吃,嘱托我们一定要争取祖国独立。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我在他家也住了很长时间。
在文时骏家,每顿饭都给我摆上别有风味的酱蒜。
他家的酱蒜的味道是那么独特,以至解放后我见到文时骏的女儿文淑坤,首先就想起了那酱蒜。因此我把她请到家,请她把腌酱蒜的方法教给我家的人。
我每次到地方去,我们的人都要在我的饭桌上摆着蒜,可是总觉得比不上我在艰难时期在五家子用水泡小米饭吃的酱蒜的味道。
前不久,文朝阳过80寿辰。我回顾着我在五家子活动的年代,给他祝寿,送花束,摆寿筵。
崔一泉曾任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委员长兼《农友》杂志的主编。我在他家也住过几个星期。当时,他叫崔泉或崔灿善,印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上的名字崔衡宇,是解放后他在汉城从事写作时用的笔名。
在五家子,他是最开明的人。他没有像金赫那样写过诗,可是他具有卓越散文家的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劝他到长春去做秘密工作员。他到长春一面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一面任秘密工作员,进行了多年的活动。在这过程中,他搜集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资料,并常常写出很好的文章发表。
崔一泉是日本情报机关列在黑名单上的人。他任支局长的《东亚日报》支局大;河外,经常有日本宪兵和密探轮流监视。敌人所以开始注意崔一泉,是因为他到长春后仍没有停止做青年工作,也是因为他同国内的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进行了很多有关我们的宣传。我们在东满开始武装斗争后,他曾把通过反帝青年同盟直接培养的多名骨干青年输送到抗日游击队。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那出色地反映了旅居满洲的朝鲜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况的气势雄伟、充满激情的笔触,应该说是在上述革命实践中练就的。
崔一泉住在沈阳和北京的时候,曾多次到汉城去,向国内的著名人士和各阶层人民介绍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果。祖国光复会成立后,他还给他们解说了该会的十大纲领。在他的宣传下,由李克鲁先生领导的朝鲜语学会和民俗运动对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并按照十大纲领的精神开展了捍卫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斗争。
日本官署迫害和监视加强后,他就把他在《东亚日报》支局任职时到满洲各地亲手搜集到的我们的斗争资料和独立运动资料带到汉城去,全部交给了当时负责领导朝鲜语学会的李克鲁先生。这些资料中还有一捆我们在五家子发行的《农友》杂志。他对李克鲁先生说:
“这都是有国宝价值的资料。一直受敌人监视和追踪的我,没有力量保存这些资料。等国家独立后,我想用这些资料写历史著作,请李先生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保管好。”
崔一泉这样托付了李先生后,又回到了满洲。
解放初,他把李克鲁先生珍藏的那些资料要回来,一口气写完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部书虽然印在用废纸造的掺杂砂粒的再生纸上,可是一问世就大受读者欢迎,供不应求。专修历史和文学的年轻知识分子甚至全文抄下来阅读。
解放初,美军政当局宣布反共反北方为南朝鲜的“国策”,用刀枪加以推行。崔一泉在这种杀气腾腾的环境中,还印出反日斗争漫画来向青少年宣传反帝反日精神。
解放后,崔一泉在政治混乱、毫无秩序的汉城,集中全部精力写出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样有分量的书,实在令人惊叹。
解放后,崔一泉进入了南朝鲜政界,历任朝鲜革命党政治部长、新进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欢迎金日成将军委员会委员、民族自主联盟执行委员等要职,同吕运亨、洪命熹、金奎植等人携手,为团结民主力量、争取南北统一,忘我奋斗。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汉城被反动派杀害。
《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是崔一泉的未完成之作。他原计划印出第二集后继续写下一集,可是他走上复杂的南朝鲜政治舞台后,无法抽出时间,所以没能实现计划。据说,他在下一集里计划全面叙述我们的革命活动情况。
如果崔一泉还在世,那下一集一定会问世,如那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有关我们的革命活动的令人感兴趣的史料公诸于世的。
漫长的岁月流逝了,可以回忆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人物中,还在世的人不多了。能回忆我们的早期革命活动的人就更少了。我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有不少事已忘记,有些事已记忆模糊,有的时间和人名已无法准确地回想起来。
在南满和满洲中部一带帮助过我们的活动的人当中,金利甲的爱人全京淑给我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金利甲是“金刚馆”(大成馆)事件的主人公,《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也介绍了他。
1930年春,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在吉林市复兴街的吴尚宪(吴春野)家,逮捕金利甲,给他的嘴塞上毛巾,捆绑起来押到长春去。
后来,他被判处九年徒刑,关进大连监狱。
全京淑的父母反对女儿同金得甲这样的革命家结婚,可是她断然拒绝父母的要求,离家随爱人去了大连。当时,她不是18岁就是19岁。离家后她进了纺织厂,一面做工,一面做共青同盟工作,全心全意照顾狱中的金利甲。
跟我谈了这件事的,是任过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他说,他在大连搞地下党工作时,见过全京淑。他深为全京淑热烈纯真的爱情所感动,说:“我见过她后,才知道朝鲜妇女的节操和意志是如此的坚贞。”
我听了他的话,也对全京淑的崇高品质深感佩服。那时,我听着他的话,感情深切地回想了她在旺清门时的面貌,我为参加南满青年总同盟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她一面给我做晚饭,一面把国民府的恐怖活动计划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心想,金利甲可真是幸福的人啊!
为了拯救民族,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奔走在满洲大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给我们做饭吃,拿出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钱给我们做学费和盘费,那么多恩人的事迹,是谈也谈不完的。
在这些恩人当中,到现在还不知生死和去向的人,仍然数不胜数。如果他们现在能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的遗憾就会消失。如果我能招待他们一顿饭,和他们坐在一起共叙积蓄几十年的情怀,那该多好啊!
但是,这就能全部酬谢他们过去为我付出的辛劳和赤诚吗?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给我国人民提供更大的福利,完成在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开拓的革命,这才是献给他们的最大的酬谢和礼物。在这之前,谁也不能说已完成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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