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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難忘的人們
 
 有一年,我在平壤同卡斯楚同志見面,就抗日革命時期的鬥爭經驗談了很長時間。那時,卡斯楚同志問了我許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武裝鬥爭時期怎樣解決糧食問題。
我對他說,有時也用過奪取敵人糧食的方法,但主要是人民始終如一地給我們提供糧食。
我搞青年學生運動和地下鬥爭的時候,也是人民提供了飯食和住處。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和正義府、新民府、參議府等獨立軍團體都各自制訂出什麼法來,向同胞募集捐款、徵收軍費,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做。搞革命活動有時需要錢,可是,我們不能為徵收稅金制訂出法來。用某種法律和規定把人民束縛起來,掖著個帳本轉,誰家要出多少,某家要出幾圓的方法收錢,本來就不符合我們的思想。人民給我們就吃,不給也沒關係,這就是我們的立場。
可是,人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顧生命危險幫助了我們。人民提高了覺悟,動員起來了,就會像對待親生子女一樣照顧革命者。所以我們一向信賴人民。在有人民的地方,我們從沒有餓過一頓飯。
我們之所以能夠赤手空拳起來鬥爭並取得勝利,完全是因為有人民支持和聲援。孤榆樹的玄河竹、金保安、承春學,卡倫的劉永宣、劉春景、黃順信、鄭行正,五家子的邊大愚、郭尚夏、邊達煥、文時駿、文朝陽、金海山、李蒙麟、崔一泉等,都是在南滿和滿洲中部地區,衷心幫助過我們的難忘的人們。
人民無微不至地關懷我們,在他們自己喝稀粥的時候,也給我們做乾飯吃。
我不好意思給人民添麻煩,有時就藉口工作忙,要熬夜,在學校值班室裏睡。在卡倫,進明學校的教室是我的住處;而在孤榆樹和五家子,三光學校和三星學校的教室便是我的住處。
我在三光學校教室裏枕著木枕睡時,玄均就趕來,生氣地拉我的胳膊。
玄均是“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盟員和朝鮮革命軍隊員,是個聰明、耿直,懂人情的人。
玄均的哥哥玄華均,在孤榆樹做農民同盟工作,他給了我很多幫助。
他們兄弟倆都參加了我們的組織,他的父親也搞獨立運動,所以他家待我格外親切、熱情。
玄均的父親玄河竹是在獨立運動者當中享有相當地位和權威的人物。河竹是他的號,本名叫玄正卿。孤榆樹的人們都不叫他的本名,而稱他河竹先生。當時,一提起玄河竹先生,居住在滿洲的朝鮮同胞無人不知。
我的父親生前多次提到玄河竹先生,和他有深厚的交情。不是作為單純的朋友,而是作為在獨立運動中志同道合的同志,他們經常接觸,交換意見,以熾熱的同志友愛,互相尊敬,互相扶助,投身於獨立運動。
統義府[10]時期,玄河竹先生任過中央法務委員長,正義府時期任過中央委員,國民府時期又任過民族主義者曾稱之為民族唯一黨的朝鮮革命党政治部負責人。他對共產主義有較深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同情嚮往共產主義的青年,跟他們很合得來。
金赫、車光秀、樸素心等同志在柳河地區開辦社會科學研究會,在各地組建反帝青年同盟組織的時候,玄河竹先生為對青年進行啟蒙,常常作為講師去講課。在旺清門學院時期和化興中學時期,聽過玄河竹先生講課的人,時常緬懷他。
我每次去孤榆樹,玄河竹先生都讓我住在他家,說:
“你就當作到了伯父家,放心住下吧。”
這是玄先生常對我說的一句話。他的年紀,比我父親大十來歲。
我做群眾工作時,在支先生家住過10天,20天,甚至一個多月。
有一年,還在孤榆樹跟玄先生的家眷一道過了端陽節。
老實說,在當時的生活條件下,讓客人住上幾個星期供飯吃,可不是容易的事。種了莊稼,繳了地租,再用所剩無幾的糧食給革命者做飯吃,家裏人就連稀粥都不夠喝了。
玄先生家為了給我做合我口味的飯菜,竭盡了誠意。有時殺雞,有時做豆腐和豆粘兒,熬莙薘菜湯,給我吃。
他家婦女做豆腐磨豆子,我就挽起袖子幫她們磨。每當我坐在磨盤邊磨磨的時候,二十二三歲的寶華均的妻子金順玉就羞答答他抬不起臉來,這情景我總也忘不了。
玄河竹先生屬於民族主義團體國民府,但他從不隱瞞自己是國民府內的革新派,甚至公開表明他將來要參加共產主義運動。
我離開孤榆樹後,聽說玄河竹先生為避開國民府內部的爭鬥去了西安。我想,大概是因為張學良的軍隊到西安去,玄先生也對他寄予希望跟著去的。因為張學良排日思想強烈,所以有不少人就想在他的保護下進行反日運動。曾在東三省一帶進行過活動的許多朝鮮獨立運動者,在滿洲事變前後,把活動舞臺遷移到上海、西安、長沙等地去了。
祖國獲得解放後,每當我出國訪問坐火車或飛機路過東北地區時,總要望著眼熟的山河,想起孤榆樹,想起玄河竹先生和他的子孫。河竹先生雖然與世長辭,可是他的子孫總會至少還有一兩個活著的吧,怎麼杳無音信了呢?我想,我是不知道他們的住址,束手無策,可是他們不是可以給我寫信嗎。我想:一個人受人恩惠容易,要報恩可真難啊!
1990年春,我出乎意料地同立河竹先生的子孫進行了激動人心的會晤。
玄河竹先生的大兒媳婦金順玉,把保存了6O年之久的、我到她家吃飯時用過的銅碗和給我做豆腐時用過的磨,獻給了朝鮮革命博物館。在中國吉林發行的朝文雜誌《道拉吉》(桔梗)刊登了這件事。我國《勞動新聞》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
我聽到60年來一直音信杳然的恩人還在世的消後,感懷萬千,心情無比激動。當年我就想等祖國獲得了獨立,一定要好好地還我在孤榆樹欠下的“債”。聽到她的消息,我多麼想親手給她擺一桌樸素的飯菜,暢敘舊懷呀。
金順玉也說,生前能見我一面,死無遺恨。
1990年3月,我以我的名義邀請了金順玉。見面時她已80高齡,老年病嚴重,步履維艱。
金順玉來我國時,有六名她的子孫陪同前來,他們都是我從未見過的。
我見他們時,玄均的兒子也在座。他的嘴,長得跟他父親一模一樣。因為嘴那麼像,我也就覺得是他父親再生來見我了。
我們安排金順玉一行住在供外國貴賓住的招待所,讓他們逗留了一個月左右,參觀了故國各地。
令人焦急難過的是,金順玉耳朵背,聽不清楚人家說的話。口音也不清楚,記憶力又相當衰退。因不知生死而讓我那麼焦心的恩人之一,現在時過60個春秋,好不容易見了面,卻不能暢敘情懷。我本想見了她,可以暢談往事,我記不清的,由她補充,她記不清的就由我補充,這樣慢慢地暢談孤榆樹時期的往事的,可是這個希望落了空,我心裏禁不住感到惋惜。她的子孫也不大清楚玄河竹先生的命運和活動情況,所以我就詳細地給他們談了玄河竹先生怎麼為爭取朝鮮獨立進行了鬥爭,又怎樣幫助了我們的革命事業。這樣做,也是熟悉玄先生經歷的我應盡的義務。
並不是因為繼承了同一血統,先烈的事業就能自然而然地被後代繼承的。只有熟悉先烈的鬥爭業績,真心實意地珍視這一業績的後代,才能把父親和祖父一代開拓的革命事業可靠地繼承下去。
我同金順玉見面時,同孔國玉和在五家子給了我的革命活動很大幫助的文朝陽、文淑坤也同時見了面。
孔國玉是在我父親去世時替我守孝三年的孔榮的女兒。不記得是哪一年,我在吉林毓文中學念書的時候,有一年我放假回撫松,見到因臉上有疤痕被丈夫疏遠的孔榮的妻子,背著孩子來到我家,那個孩子,就是孔國玉。
解放初,我在平壤指導農民同盟會議時,見到參加會議的碧潼郡代表,問他知不知道孔榮的遺屬在哪里。孔榮是碧潼人,所以我就估計他的未亡人和女兒可能住在家鄉。
那位代表回答說,碧潼姓孔的人倒不少,可是沒聽說過孔榮的家屬還活著。
我聽了他的回答,非常失望。別的遺屬都找到了,唯獨孔榮的遺屬卻杳無蹤跡,我心裏很不好過。
當時,我們正準備在萬景台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學院。
我在平壤公共體育場向平壤市民致凱旋問候後,回到了祖父母等待著我的闊別20年的萬景台。我的小學同學們來看我,建議在我的父親任過教的順和學校校址上建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中學。他們為了說服我,還說萬景台是金將軍誕生的著名的地方,蓋一所規模大的學校,以將軍的名字命名為“金日成中學”,那該多好。
直到那時,我的家鄉還沒有一所中學。
我就對他們說,過去有許多愛國者跟我一起手持武器,在山上戰鬥時犧牲了。他們臨終托我在朝鮮獨立後,讓他們的子女念書,把他們培養成優秀的革命者;從那時起,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按照他們的遺囑,在朝鮮獨立後,讓同志們留下來的子女念書,讓他們繼承父母的遺志。光復了祖國後,這個決心更加堅定了。萬景台應該建立供革命烈士子女念書的學院,而不是中學。
我這麼一說,村裏的人們就說,革命烈屬到底有多少?哪有那麼多烈士子女,還需要建立學院呢?在党和行政機關任要職的幹部當中,間或也有說這種話的人。他們想像不到有多少烈士為國犧牲了。
在異國的山野和溪穀掩埋了無數戰友屍首的我,每當看到這樣的人的時候,就不禁愕然。
農民把土改後第一年收穫的糧谷,作為愛國米捐給了國家,我們拿它作為資金,在萬景台建立了革命烈士子女學院。
為了尋找該在學院學習的烈士子女,有許多幹部被派到國內各地和中國東北地區。那時,有幾百名烈士子女,從中國回到了祖國。現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部分委員,也是當時隨林春秋同志回國的。
有些烈士子女,以賣染料賣煙為生,聽到在萬景台要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學院的消息,自動找我們來了。他們當中,有獨立軍的子孫,也有參加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等組織進行反日鬥爭時犧牲的愛國者的子女。
可是,唯獨孔國王沒有來。
我每當到平安北道,就探尋孔榮遺屬的去向,並托當地幹部們替我尋找。
每當我同學院的孩子一起歡度節日,見到他們明朗的笑臉,看到他們快活地唱歌跳舞,我眼前便不由得浮現出頭頂山菜包袱,拖著草鞋,來小南門街的我家的孔榮妻子和在她的背上吮著小手的孔國玉的面孔,我的心就酸酸的不好過。
1967年我才找到了孔國玉。這時,孔國玉的母親已經去世。她的母親要是知道了金日成就是金成柱,她是會馬上來找我的。可是,她不知道金日成是誰,再說,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她的丈夫又是獨立軍,所以她可能怕被另眼看待,對女兒也沒說她丈夫進行過什麼活動。
我們找到了孔國玉後,保送她到高級黨校學習。畢業後她在平壤市黨委會和鐵道部事蹟館工作,現在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孤榆樹的金保安也和玄河竹先生一樣,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在獨立軍當過中隊長。
金保安因為我光去玄河竹先生家,卻一次也沒去他們家而感到遺憾。每當我們的朋友到他家去,他就對他們說,他跟金亨稷的交情不同一般,而且對成柱也沒有慢待,可真不知道為什麼成柱連一次也不到他家來。
我聽了這話後,每次去孤榆樹,都一定到他家去。
金保安開藥鋪,從收入中撥出一些錢捐給我們辦的三光學校做經費。他對教育的熱情很高,對青少年的啟蒙事業非常關心。我每次邀請他到三光學校演講,他都欣然答應。
金保安曾慨歎說,孤榆樹的人連錢都不會算,靠這些睜眼瞎,怎麼能爭取朝鮮獨立呀!
如今的人們聽說一個大人還不會算錢,當然不會相信,可是當時中國人和居住在吉林省的朝鮮移民當中,有很多不會算錢的人。省裏印發的鈔票和縣裏流通的鈔票互不相同,加上吉林官帖啦、奉天大洋啦、吉林小大洋啦、銀大洋啦等幣種繁多,幣值又各不相同,因此,沒念過書的人到集市買賣東西也不會算錢。
我們把農民叫到夜校,在上算術課時教給他們算錢的方法。
金保安看到那些他看不起的連錢都不會算的睜眼瞎,加減乘除都能應用自如了,便滿意地說:“我們朝鮮人的頭腦,本來就聰明嘛!”他說:“看到人們由無知識變為有知識,真有意思。”他到夜校去參觀,也到三光學校參觀講課。
三光學校高等科的學生,都很聰明。那些學生當中,至今印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記憶中的是劉春景和黃順信。
她們兩個都是卡倫的革命組織保送的。劉春景的父親劉永宣在進明學校任教,給了我們的革命事業很多幫助。當時,劉春景和黃順信的年紀只有十四五歲光景。
我們從孤榆樹回卡倫或吉林的時候,常托她們替我們運武器。因為軍閥對女人檢查得不那麼嚴。
劉春景和黃順信,每次都認真地執行我們的囑託。她們把武器藏在裙子下,在離我們50來米處跟著。路上,軍閥軍警檢查了我們好幾次,而對她們卻不大注意,讓她們安全通過。
解放後,黃順信回到祖國,在家鄉務農。她不愧為三光學校時期的探險隊隊員,農活兒做的很出色,以高產農民揚名于世,在人們的尊敬和愛戴中度過了有價值的一生。戰後,她曾當選為最高人民會議議員。
劉春景輾轉滿洲各地,後來,和李定發一樣,想在祖國度晚年,便在1979年回國了。她如果也像黃順信那樣在年輕時回國,也會成為著名的女活動家,後半生為社會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貢獻。三光學校時期的劉春景是在女生當中文章寫得最好,話講得最好,頭腦最聰明的很有前途的少女。
我在安圖為建立遊擊隊做準備工作的時候,她給我來信說,願意到我這裏來繼續進行鬥爭。但是,那時正是我們急於開始武裝鬥爭的時候,而且我想武裝鬥爭一旦開始,女同志很難跟男同志一道活動,所以我沒給她捎信讓她到安圖來。
直到那時,我們雖然主張婦女應享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卻認為女同志是不宜搞武裝鬥爭的。
如果劉春景在50歲左右時回國,我們就會送她到學校深造,讓她參加社會活動。
我們定了這樣一條原則:只要找到過去參加過或幫助過革命鬥爭的人,即使上了點歲數,也要讓他學習,分配他到適當的工作崗位去進行政治活動。再聰明,再有用的人,如果長期不參加社會活動,埋沒在家庭裏,也必然會思考能力減退,跟不上社會的發展,人生觀生銹。
解放後,有不少革命老戰士和幫助過革命鬥爭的人,沒有被提拔到適當的崗位,長期被埋沒。宗派分子們說,抗日老戰士經歷雖好,但缺乏知識,沒有用,便長期不把他們提拔為幹部。如果他們缺乏知識,就應該下狠心送他們去學習,培養他們,讓他們起到應起的作用,可是宗派分子們沒有這麼做,反而排斥他們,不理睬他們。
因此我們採取措施,找到了革命烈士子女和幫助過革命鬥爭的人,就把他們送到高級黨校或人民經濟大學學習,然後根據他們的水準,把他們提拔為幹部。
如果不學習、不過組織生活,那麼,即使是老革命戰士,也會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許許多多革命老戰士和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幫助過抗日革命鬥爭的人經過這樣的過程,成長為党和國家得力的領導幹部、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五家子的文朝陽就是其中的一個。文朝陽在五家子任反帝青年同盟組織部長的時候,同邊達煥、崔一泉、李蒙麟、金海山等一道,曾大力幫助我們工作。他和我們一起寫過很多文章,做過很多演說,也積極地參加了建立各種群眾組織的工作。開會,在他家開的恐怕最多。
我在五家子的時候,給文朝陽的哥哥文時駿和崔一泉兩家添了很多麻煩。
文時駿是個厚道的人。他一連幾個月給我們供飯吃,也不收錢。我們在五家子進行活動的時候,文時駿給我們殺豬吃,囑託我們一定要爭取祖國獨立。這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我在他家也住了很長時間。
在文時駿家,每頓飯都給我擺上別有風味的醬蒜。
他家的醬蒜的味道是那麼獨特,以至解放後我見到文時駿的女兒文淑坤,首先就想起了那醬蒜。因此我把她請到家,請她把醃醬蒜的方法教給我家的人。
我每次到地方去,我們的人都要在我的飯桌上擺著蒜,可是總覺得比不上我在艱難時期在五家子用水泡小米飯吃的醬蒜的味道。
前不久,文朝陽過80壽辰。我回顧著我在五家子活動的年代,給他祝壽,送花束,擺壽筵。
崔一泉曾任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委員長兼《農友》雜誌的主編。我在他家也住過幾個星期。當時,他叫崔泉或崔燦善,印在《海外朝鮮革命運動小史》上的名字崔衡宇,是解放後他在漢城從事寫作時用的筆名。
在五家子,他是最開明的人。他沒有像金赫那樣寫過詩,可是他具有卓越散文家的寫作能力。因此,我們勸他到長春去做秘密工作員。他到長春一面任《東亞日報》支局局長,一面任秘密工作員,進行了多年的活動。在這過程中,他搜集了很多有關我們的資料,並常常寫出很好的文章發表。
崔一泉是日本情報機關列在黑名單上的人。他任支局長的《東亞日報》支局大;河外,經常有日本憲兵和密探輪流監視。敵人所以開始注意崔一泉,是因為他到長春後仍沒有停止做青年工作,也是因為他同國內的愛國人士保持著密切聯繫,進行了很多有關我們的宣傳。我們在東滿開始武裝鬥爭後,他曾把通過反帝青年同盟直接培養的多名骨幹青年輸送到抗日遊擊隊。在《海外朝鮮革命運動小史》中那出色地反映了旅居滿洲的朝鮮人的民族解放鬥爭實況的氣勢雄偉、充滿激情的筆觸,應該說是在上述革命實踐中練就的。
崔一泉住在瀋陽和北京的時候,曾多次到漢城去,向國內的著名人士和各階層人民介紹抗日武裝鬥爭的戰果。祖國光復會成立後,他還給他們解說了該會的十大綱領。在他的宣傳下,由李克魯先生領導的朝鮮語學會和民俗運動對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表示完全支持和贊同,並按照十大綱領的精神開展了捍衛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鬥爭。
日本官署迫害和監視加強後,他就把他在《東亞日報》支局任職時到滿洲各地親手搜集到的我們的鬥爭資料和獨立運動資料帶到漢城去,全部交給了當時負責領導朝鮮語學會的李克魯先生。這些資料中還有一捆我們在五家子發行的《農友》雜誌。他對李克魯先生說:
“這都是有國寶價值的資料。一直受敵人監視和追蹤的我,沒有力量保存這些資料。等國家獨立後,我想用這些資料寫歷史著作,請李先生無論如何也要把它保管好。”
崔一泉這樣託付了李先生後,又回到了滿洲。
解放初,他把李克魯先生珍藏的那些資料要回來,一口氣寫完了《海外朝鮮革命運動小史》。這部書雖然印在用廢紙造的摻雜砂粒的再生紙上,可是一問世就大受讀者歡迎,供不應求。專修歷史和文學的年輕知識份子甚至全文抄下來閱讀。
解放初,美軍政當局宣佈反共反北方為南朝鮮的“國策”,用刀槍加以推行。崔一泉在這種殺氣騰騰的環境中,還印出反日鬥爭漫畫來向青少年宣傳反帝反日精神。
解放後,崔一泉在政治混亂、毫無秩序的漢城,集中全部精力寫出了《海外朝鮮革命運動小史》這樣有分量的書,實在令人驚歎。
解放後,崔一泉進入了南朝鮮政界,歷任朝鮮革命黨政治部長、新進黨中央委員會部長、歡迎金日成將軍委員會委員、民族自主聯盟執行委員等要職,同呂運亨、洪命熹、金奎植等人攜手,為團結民主力量、爭取南北統一,忘我奮鬥。在祖國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漢城被反動派殺害。
《海外朝鮮革命運動小史》是崔一泉的未完成之作。他原計劃印出第二集後繼續寫下一集,可是他走上複雜的南朝鮮政治舞臺後,無法抽出時間,所以沒能實現計畫。據說,他在下一集裏計畫全面敘述我們的革命活動情況。
如果崔一泉還在世,那下一集一定會問世,如那樣的話,一定會有更多有關我們的革命活動的令人感興趣的史料公諸於世的。
漫長的歲月流逝了,可以回憶抗日革命鬥爭時期的人物中,還在世的人不多了。能回憶我們的早期革命活動的人就更少了。我的記憶力也是有限的。有不少事已忘記,有些事已記憶模糊,有的時間和人名已無法準確地回想起來。
在南滿和滿洲中部一帶幫助過我們的活動的人當中,金利甲的愛人全京淑給我留下了特別強烈的印象。金利甲是“金剛館”(大成館)事件的主人公,《海外朝鮮革命運動小史》也介紹了他。
1930年春,化裝成中國人的日本領事館員警在吉林市復興街的吳尚憲(吳春野)家,逮捕金利甲,給他的嘴塞上毛巾,捆綁起來押到長春去。
後來,他被判處九年徒刑,關進大連監獄。
全京淑的父母反對女兒同金得甲這樣的革命家結婚,可是她斷然拒絕父母的要求,離家隨愛人去了大連。當時,她不是18歲就是19歲。離家後她進了紡織廠,一面做工,一面做共青同盟工作,全心全意照顧獄中的金利甲。
跟我談了這件事的,是任過東滿特委書記的童長榮。他說,他在大連搞地下党工作時,見過全京淑。他深為全京淑熱烈純真的愛情所感動,說:“我見過她後,才知道朝鮮婦女的節操和意志是如此的堅貞。”
我聽了他的話,也對全京淑的崇高品質深感佩服。那時,我聽著他的話,感情深切地回想了她在旺清門時的面貌,我為參加南滿青年總同盟大會到旺清門的時候,她一面給我做晚飯,一面把國民府的恐怖活動計畫悄悄地告訴了我。我心想,金利甲可真是幸福的人啊!
為了拯救民族,新一代的共產主義者奔走在滿洲大地的時候,許許多多的人給我們做飯吃,拿出一分一分積攢起來的錢給我們做學費和盤費,那麼多恩人的事蹟,是談也談不完的。
在這些恩人當中,到現在還不知生死和去向的人,仍然數不勝數。如果他們現在能出現在我面前,我心裏的遺憾就會消失。如果我能招待他們一頓飯,和他們坐在一起共敘積蓄幾十年的情懷,那該多好啊!
但是,這就能全部酬謝他們過去為我付出的辛勞和赤誠嗎?
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給我國人民提供更大的福利,完成在人民的支援和聲援下開拓的革命,這才是獻給他們的最大的酬謝和禮物。在這之前,誰也不能說已完成了自己作為共產主義者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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