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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五章 武裝的人民
受難的大地
 
 以五·三○暴動和八·一暴動為契機開始的白色恐怖的旋風,進入1931年更加瘋狂地席捲了滿洲大地。敵人到處肆行血腥鎮壓,企圖連根拔掉朝鮮的共產主義者和愛國者花幾年功夫培養起來的革命力量。
我到東滿一看,空氣比南滿和滿洲中部更加緊張。暴動的後果也更加慘重,更具有破壞性。我在敦化南門看到掛在杆子的暴動者的頭顱,猜測到敵人對革命力量的攻勢達到了何種程度。
為教條主義、小資產階級英雄主義所迷惑的宗派事大主義者們,在五·三○暴動和八·一暴動後,仍在國恥日、十月革命紀念日、廣州暴動紀念日等許多紀念日,以紀念暴動、恐怖暴動等名目邊疆發動暴動,其次數實達幾百次。敵人的恐怖活動跨年持續進行的原因就在這裏。
在這過程中,間島的革命組織幾乎都遭到了破壞。不站在前列進行鬥爭的骨幹分子,就是跟著暴動隊伍給他們端過飯的人也都被抓去或被處決了。一年前我們到豆滿江沿岸時恢復起來的組織,也受到了不少損失。
在參加過暴動的人當中,有一部分人向敵人自首或脫離了革命組織。
我們為了尋找轉入地下的組織到村子裏去,有些人就畏畏縮縮地只是看眼色,不敢接近我們。有些人還說,“間島叫共產黨給糟踏了。”
“共產黨的妄動,使整個間島變成了一片血海、火海。”“合著共產黨的拍子跳舞,就要全家毀滅。”當時,只要是有共產主義者這個“招牌”的人,人們就不管他的所屬和系統,一概不理,敬而遠之。
我到明月溝的時候,甕區黨委委員李青山,訴說暴動後他所經歷的苦處,向我傾吐衷腸說:
“上級一個勁兒地催我到群眾中去恢復和擴大組織,可是老實說,已經沒意思,也沒勇氣找人談話了。過去把我當作革命家表示尊敬的人,甚至由我介紹加入組織的人,已有幾個月,一看見我,就悄悄溜開。你看,多麼叫人傷心,哪有心思幹革命啊。暴動風刮過幾次,間島的民心變壞了。有時我甚至想,與其這樣遭冷遇,倒不如放棄革命,到什麼地方去掙碗飯吃,反倒全心安。話倒是這麼說,可是一個誓死於革命的人,怎麼能那麼輕易放棄初衷呢。反正得有個什麼辦法才行。可我想不出什麼來,只是在抱怨這個騷亂的時局哪。”
這是李青山的苦衷,同時也是我的苦衷。1930年和1931年,間島的所有革命者都經受了這種苦衷。形勢是那麼險惡暗淡,以至像李青山那樣誠實寡言的老革命家也作這樣的表白。
當然,李青山並沒有中途退出革命。
後來我到安圖又見到了李青山。在我輾轉豆滿江沿岸各縣的時候,他被調到安圖區黨委去了。和他在甕聲砬子時相比,我覺得他格外精神飽滿。
李青山十分滿意地說,他在新上任的地方工作較順利。
“惡夢般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他用這麼一句話簡短地表達了在他的生活中發生的變化。他的臉上根本看不出他傾吐苦衷說人們不肯接近他時的那種悲傷、憂鬱的表情。
但是,直到我在甕聲砬子見到李青山的時候,滿洲地區的革命者們還在嘗著白色恐怖的苦頭,因人們不肯接近而苦悶。
我也曾在這種苦悶中度過。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喝著玉米稀粥,吃醃芥菜,夜裏枕著木枕躺在透過寒風的人家下屋,與饑餓搏鬥。當時最使我們難受的痛苦之一就是饑餓。那時,我們到了間島確實吃了很多寒冷和饑餓的苦頭。
我沒有棉衣,穿著西服過冬,所以總是比人家感到更冷。到了沒有鋪蓋的人家去過夜,就和衣躺下來睡。我到過李青山的家,他家也沒有被子和枕頭。我和衣躺下去過了一夜,冷得怎麼也睡不著。
這一夜過得真夠苦的,後來找到了安圖也談過這一夜的遭遇。母親聽了這話,在幾天內就給我做了一件像車夫穿的那種大棉襖。我穿著這件棉襖,在沒有被子的人家過夜時,就用毛巾把木枕卷起來枕,脫下棉襖蓋在身上蜷曲著睡。
可是,這種苦楚還算不得什麼。那年春,我去間島,沒有一天睡過安穩覺。夜晚躺在炕上,又冷又餓,難以入睡,加上對犧牲的同志的懷念和對遭到破壞的組織的擔憂,使我心情無法平靜。
人民的冷遇所帶來的絕望和孤獨感折磨著我。看到不願接近我們的群眾,回來枕著胳膊躺在冰涼的炕上,眼前就浮現出遭人們冷遇時的情景,無法入睡。
其實,我們很早就對間島地區寄予很大的期望。延吉是受宗派影響很大的地方,但間島其他地方受宗派影響並不太嚴重。這就提供了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在這一地區迅速成長,並以新的方式開展革命的有利條件。幾年來,我們的同志頑強努力,煞費苦心,為了在這一帶把抗日革命推向更高的階段,扎扎實實地作了準備。
可是,兩次暴動,使來之不易的這一成果大受損失。左傾分子用極左的言詞和口號暫時迷惑群眾,但其危害卻如此嚴重和具有破壞性。我認為,把左傾說成是翻過來的右傾,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把一切事情都放到一邊匆匆地去間島,也正是為了彌補左傾錯誤造成的損失,加緊進行準備,儘快開展武裝鬥爭。
抱著很大的期望來到間島,可是破壞程度比預料的更為慘重,加上又看到人民不相信和疏遠革命者,我心裏十分難過。
為人民而戰的鬥士們,如果被生育了自己的人民遺棄,那麼,哪里還能有比這更可悲的事呢。只要有一天失去人民的信任,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那麼,那個革命者的生命就完結了。當群眾不分系統一概冷淡對待所有革命者時,我們所以感到那麼痛心,是由於暴動導致共產主義者的威望受到損傷,群眾不相信自己的領導者而退出組織,朝中人民之間產生了隔閡,互不信任和誤解。
當時,這些是最大的苦惱。
但是,我們並沒有只是苦惱、悲傷和掙扎。假如革命者前進的道路上沒有難關,實際上也就不能說是革命了。一個革命者,越是處於這種情況,就越要堅定,越要滿懷信心頑強地克服困難前進。
我們在1931年仍在間島一帶堅持不懈地進行了清除五·三○暴動後果的工作。貫徹卡倫會議方針,第一個障礙就是暴動的後遺症。如果不儘快消除這個障礙,重新整頓革命隊伍,就不能挽救處於危機的革命;革命也不能深入地發展。
五家子會議後前往東滿的時候,我向我自己和同志們提出了兩項任務。
一項任務是總結五·三○暴動。我們雖然不是計畫和指揮這次暴動的當事人,但我們感到有必要從各個角度科學地正確地分析和總結這次暴動。
儘管暴動連連失敗,但在東滿仍有狂熱的恐怖主義者和李立三路線的信奉者煽動群眾進行冒險的暴力鬥爭。
李立三機械地搬用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勝利的可能性的論斷,提出了“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路線,這條路線起到了推動群眾舉行暴動的強大刺激劑的作用。
這是掌握中國共產黨的實權的人提出的路線,而且是通過組織下達的,因此,直到李立三退出党的領導職務,他的主張被定為左傾冒險主義時為止的很長時期,人們追隨了這條路線。他們飽嘗了失敗和挫折的苦頭,卻仍然不能輕易從李立三編織的甜美的夢想中清醒過來。
對五·三○暴動進行總結,人們就能從這種夢想中覺醒過來。
我們決心通過對五·三○暴動的總結,給宗派事大主義者向上爬的思想、名利主義和小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敲起警鐘。
我認為,對暴動的總結會成為使滿洲地區的革命者掌握科學的戰略策略和領導群眾的方法的一個歷史性轉捩點。
另一項任務是,提出能把群眾組織成一支政治力量的正確組織路線,用這條路線武裝新一代的共產主義者。
當時間島地區的共產主義者還沒有一條在恢復和整頓被破壞的組織,並將它加以擴大和加強方面可作為指標的明確的組織路線。
在東滿地區進行活動的宗派事大主義者,在使群眾組織化方面,也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他們大喊“階級革命論”,只吸收貧雇農和工人加入組織。他們把其他的階層都看作與革命無關的物件。因此,沒能加入組織的人們就說,原來共產主義就是這麼個貨色,把其他人都撇開,只由那些屈指可數的窮漢子聚在一起嘰嘰咕咕,就是共產主義啊!對此,他們甚至還表示憤慨。
要打破這種關門傾向,把各階層愛國力量緊密地團結起來,就必須克服死抱住經典著作的命題和外國經驗不放的事大主義、教條主義傾向,找出能夠把一切愛國力量一個不漏地容納進來的正確的組織路線,並儘快加以貫徹。
我把這些任務定為這次間島行的第一階段的工作目標,加快了前往東滿的步伐。在孤榆樹指導群眾組織的工作後,和柳鳳和、崔得永一起前往長春方面。不料,在路上因密探告發被反動軍閥當局逮捕了。當時,軍閥當局嚴密地注視著我們的活動。他們嗅覺的靈敏也是不亞于日本員警的。連我們為了作武裝鬥爭的準備前往東滿,他們都知道。
軍閥當局已探知孤榆樹是朝鮮共產主義者在滿洲中部地區的主要活動基地,便發動伊通縣公署,把督察員派到這個村子嚴密地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
孤榆樹有個叫李出流的中國地主,他同縣公署派來的督察員取得聯繫,秘密地打探我們的活動。
向督察員告發我們離開孤榆樹前往長春的,正是這個姓李的。我們在大南屯,被接到督察員的通知緊急出動的保衛團逮捕,在縣公署的牢裏受了幾天審訊,然後被押送到長春,在那裏坐了20來天的車。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坐牢。
那時,吉林流文中學的李光漢校長和何先生正在長春。他們聽到我被捕的消息後,去找軍閥當局提出強烈抗議,說:“金成柱是在吉林被判無罪釋放的,為什麼又抓起來?金成柱由我們作保。”幸虧有他們的幫助,我被釋放了。
我想,兩位恩師都是理解共產主義的聯共人士,所以在困難關頭毫不躊躇地救了我。
他們和過去一樣真心同情我,保護我,對我們的事業表示理解,我從中受到終生難忘的深深的感動。
我們到東滿做的第一項工作是在敦化為朝鮮革命軍隊員和革命組織骨幹分子舉辦講習。
這次講習講的是:大力促進準備武裝鬥爭的任務及其途徑,對基層黨組織保證統一領導方面的原則性問題,和把分散的革命群眾組織起來的問題。可以說是為這年12月召開的冬季明月溝會議作準備的講習。
在這次講習後,我就到安圖、延吉、和龍、汪清、鐘城、穩城一帶做革命組織的工作。
在充分掌握了間島和豆滿江沿岸六邑一帶的實際情況的基礎上,1931年5月中旬,我們在甕聲砬子的李青山家召開了黨和共青幹部會認這次會議,歷史上也稱為“春季明月溝會議”。
甕聲砬子,意思是發出甕聲的岩石。在日本霸佔滿洲以前,明月溝曾叫甕聲砬子。日本人霸佔滿洲後在這裏設火車站,把甕聲砬子改稱明月溝,這名稱便固定了下來,於是後人也就把甕聲砬子稱作明月溝了。現在明月溝是安圖縣縣城了,可是我們開會的時候它還屬於延吉縣。
參加“春季明月溝會議”的有:党及共青幹部、朝鮮革命軍成員、地下工作員等數十人。記得在間島地區新一代共產主義者中白昌憲等出名的革命者幾乎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反對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貫徹執行革命的組織路線》這篇著作,就是根據我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整理出來的。我來東滿時提出的兩項任務都包括在這篇講話中。
我們按既定計劃,在這次會議上深刻地分析和總結了五·三○暴動的本質,提出了革命的組織路線:把基本群眾緊緊地組織起來,並把各階層反日力量緊密地團結在其周圍,使全民族團結成一支統一的政治力量。
會上,作為貫徹這一組織路線的任務,討論了建設堅強的領導核心,加強他們的獨立作用的問題,恢復和整頓被破壞的群眾團體,吸收各階層群眾加入群眾團體的問題;通過實際鬥爭鍛煉群眾的問題;加強朝中人民的共同鬥爭和友好團結的問題;還制定了從小規模鬥爭發展到大規模鬥爭,由經濟鬥爭發展到政治鬥爭,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密切相結合等策略原則,並且特別強調了徹底克服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問題。
1931年5月的“春李明月溝會議”,用一句話來說,它是為爭取群眾的會議。爭取群眾,最大的障礙就是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因此,我們果斷地批判了這條路線。
當我們批判左傾,提出了寬泛的組織路線時,與會者們表示完全支持。
會上,有很多人發了言,每個人的發言都富有革命性。他們都說,日本侵略滿洲只是個時間問題。所以要作好準備,時機一到,就要決一死戰。有很多老練的革命者參加了會議,所以,有很多值得一聽的,也有很多可資參考的意見。
通過這次會議,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會後,工作員陸續奔向了間島各地和國內地方。
我在明月溝住了一些時候,對這一帶的黨組織和群眾團體的工作進行了指導,然後前往安圖。目的是暫時以安圖為活動據點,把間島和國內的革命工作搞上去。
安圖是個遠離鐵路、公路和城市的山區,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還沒有伸進來,而且四周全是險峻的山嶽和密林,便於同延吉、和龍、汪清、琿春地區和撫松、敦化、樺甸地區以及六邑一帶等國內地區的組織取得聯繫,也非常有利於組織和訓練遊擊隊,推進党的組織建設工作。居民成分也非常好。
尤其是這裏跟祖宗之山白頭山鄰近,所以,時刻不忘祖國的我們不能不從它那崇高、莊嚴的威儀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萬里無雲的晴天,遠遠的西南方天際白頭靈峰的銀灰色波濤,那隱約的遠景映入眼簾時,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恨不得馬上拿起武器光復祖國。雖然離開祖國在異國土地上開始武裝鬥爭,但希望在望得見白頭山的地方打響抗日的槍聲,這是我們共同的心情。
在敦化的講習結束後,4月,我到安圖去領導群眾團體的工作。
那時,母親纏綿病榻。當時醫術還落後,診斷不出是什麼病。母親只是說好像是“瘕”在發作,煎些湯藥用。
母親對自己的病並不在意,反而擔心我這個手無分文、經常在外鄉奔走的兒子,同時還為婦女會的工作費盡心血。
時隔兩個月重訪安圖,我心中排解不開對母親的擔心。
可是,我到了安圖,看到母親臉色非常好,便放心了。母親經常告誡我,不要想家,要專心于光復祖國的事業,可是我一出現在她面前,她就高興得不得了,竭力掩蓋臉上的病容。
跟母親住在一起的祖母,聽說我來了,顧不得穿鞋就跑出來擁抱我。祖母在父親去世那年來滿洲後就沒有回鄉,一直和母親一起維持著朝飯夕粥的貧苦家計。我們一家從撫松搬到安圖的時候,祖母也跟著母親來到安圖。祖母來到安圖後,住在興隆村的英實外婆家,不過也常常到我們家來住。
英實是亨權叔的獨生女兒。
亨權叔入獄後,叔母(蔡燕玉)患了嚴重的憂鬱症。她剛出嫁,生了第一個孩子,這時候,不幸丈夫被抓去坐了牢,她神經受到刺激,患了憂鬱症,也是難怪的。
在亨權叔被判處15年徒刑,被關進監獄後,我寫信勸叔母,把孩子送人後改嫁。但叔母沒有改嫁。她說,嫂子沒有了丈夫,也沒有改嫁,千辛萬苦撫養著三個孩子。我丈夫還活著,怎麼能改嫁呢?要是我改嫁了,英實她爹在牢裏聽到這消息該多麼傷心呀;要是我把英實送給人家,嫁給別人開始過新的日子,那我能睡好覺,吃得下飯嗎?再也別說那種話了。這位叔母是位又賢慧,又有主心骨的人。
母親搬到安圖後,讓叔母回興隆村的娘家去了,好讓她轉換轉換情緒。
祖母住在英實的外婆家,照料照料兒媳婦,陪她說話作伴兒。祖母想起病中的大兒媳婦,就又跑到我母親那裏,替她煎藥、做飯。那時,祖母為照料兩個病弱的兒媳婦,費了很多心。
我想,祖母沒有回家鄉,在異國他鄉待了幾年,是因為善良的婆婆憐愛兩個孤苦的兒媳婦。
我到安圖那天晚上,祖母睡在我旁邊。
深夜,我醒來一看,我的頭竟枕著祖母的胳臂。看來,在我睡著後,祖母悄悄地把我的枕頭抽去,抱著我的頭。我體味到祖母的心情,不忍把頭挪到枕頭上去。
祖母還沒有睡著,輕輕地對我說:
“你是不是把家鄉都忘了?”“奶奶,哪能忘呢;我一刻也沒有忘記過萬景台。我多麼想念在家鄉的親人們呀!”
“我來滿洲,是想把在這兒的家屬都帶回去。你是帶不去了,不過你媽和你弟弟,我是想都帶回去的。可是你媽怎麼也不聽。她說,我們是立下祖國不光復就不再渡過鴨綠江去的誓言走上這條路的,怎麼能因為成柱爹去世,就打退堂鼓呢。她是很了心的,離開撫松的時候連一次也沒有回頭看。我也不好再提回家鄉的事了。要是住在這裏,對朝鮮獨立更有利,那我也不再拉你們,我就一個人回萬景台去。你要是想念家鄉,想念你爺爺和奶奶,就寫封信寄回去。那我就當作見到你們了。我不是不能常來這裏嗎?”
在那以後,祖母的囑託我一次也沒能做到。
我想在祖國的報紙上常見的我的名字和抗日遊擊隊的戰果報導,會代替我的信,便沒有特地寫信。
祖母輕輕地吹口氣說,你要想做更多的事,你媽就得不鬧病,可是你媽病勢卻越來越重,加上你媽做事又那麼不惜力,真沒辦法。
聽了這話,我為母親擔憂,怎麼也不能入睡。我身為應當擔起一家生活的長子,萬景台家門的長孫,想了很多事情。
當時和我們一起幹革命的青年當中,相當廣泛地流行著一個男子漢走上了鬥爭的道路,就應該忘掉家庭的想法。戀家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這是青年革命者普遍的看法。
我很早就批評了這種傾向,說不愛家庭的人,就不能真正地愛祖國、愛革命。
可我本人是怎樣愛護和照料自己家庭的呢?積極投身於革命,才是對家庭的最高的愛,這是我當時的孝道觀。我未曾想過脫離了革命的純粹的孝道。因為家庭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國家安定,家庭也才能安寧,這是個常識。國家的命運悲慘,就必定影響到組成國家的千百萬家庭。因此,要保衛家庭的安寧和幸福,就要保衛國家;要想保衛國家,各自都應該認真負責地完成自己所肩負的公民義務。
但是,不能因為要幹革命,就忘掉家庭。對家庭的愛,是推動革命者投入鬥爭的一個原動力。對家庭的愛淡薄了,革命者的鬥爭熱度也就同時下降。
我從原理上是理解家庭和革命的這種相互關係的,但是對一個把自身獻給了革命的革命者,愛家庭到底應該怎樣愛,還沒有自己的明確見解。
早晨醒來,看了看屋內屋外,有好多處需要由男人動手拾掇的活,燒柴也沒有多少儲備了。
我決心這次要抽時間幫助母親料理一些家務。這天,把一切事情都掀開,和哲柱一起上山去打柴。
到井邊去打水的母親,不知怎麼知道的,拿起墊圈兒和鐮刀跟上來了。無論我們怎樣哀求她回家去,也無濟於事。
“我跟你們去,不是為了幫你們的忙,是要上山去跟你好好地談談。昨天不是奶奶獨個兒通夜跟你說話了嗎?”母親說著開朗地笑了。
我這才理解了母親的心情。在家裏,總是祖母把我的時間獨佔了。祖母放了我,弟弟又纏住我不放。
打柴的時候,母親一直在我旁邊跟我說話。
“成柱,你認識崔東和嗎?”
“認識他,崔東和不就是那個搞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嗎?”
“幾天前,那個人來過我們家。他問我,你什麼時候能來安圖,還說你來了,叫我告訴他一聲。他很想跟你打一場嘴架呢。”
“是嗎?為什麼?”
“他說,你到處說五·三○暴動是錯誤的,這不合他的意。他還揣著頭說,暴動是上級支持和鼓勵的,不知像成柱這樣有水準的人為什麼要非難它。你是不是遭人白眼了?”
“也許是吧。看來也有些人對我的主張感到不滿意。媽媽,您是怎麼想的?”
“我懂啥世情呀,我只是想人們一群一群地被殺、被抓,這怎麼行啊。核心都沒了,那由誰來幹革命呢?”
母親這一樸素而又單純明瞭的主張,十分合我的意。人民的眼睛任何時候都是看得正確的。人民作不出判斷的社會現象是不存在的。
“媽媽想得對。看問題,媽媽比崔東和看得准。革命不是現在也在繼續受暴動的危害嗎;我這次來安圖,就是為了消除暴動的後果。”
“那麼說,你又該像今春那樣到處奔走啦?你再也不要像今天這樣為家事操心,要專心做你該做的事。”
母親想跟我說的話的要點就在這裏。我想,母親正是為了說這話,那天才提到崔東和的。
從那以後,我就按照母親的意願,專心做建設組織的工作。
安圖也是受五·三○暴動嚴重損害的地方。加上,這個地區組織群眾的工作沒有很好地進行。要使安圖革命化首先就要在這一帶擴大黨組織,加強黨的隊伍,健全党的組織領導體系。
1931年6月中旬,我們以金正龍、金日龍和其他骨幹分子組成了小沙河區黨委會,並向區委提出了向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大甸子、富爾河、車廠子方面派工作員會建立基層黨組織的任務。
成立了區黨委後,在柳樹河、小沙河、大沙河、安圖等地擴大共青組織,組織了農民協會、反帝同盟、革命互濟會、少年探險隊等反日團體。
那年夏天,安圖地區已經完成了組織群眾的基礎工作。沒有一個村莊沒有建立組織。
使安圖革命化,最大的障礙是革命隊伍處於四分五裂狀態。
安圖中間隔一道河,分河南、河北。這些村子裏建立了不同的青年會組織。河北的青年組織是正義府的殘餘勢力主管的,而河南的青年會是參議府的沈龍俊等人管轄的。這兩個組織白眼相向,互相爭鬥,加上,由崔東和領導的ML系的青年組織也伸進手去,因此,青年運動內部非常複雜。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停留在使青年組織恢復原狀上,而是按照把青年組織合併成一個組織的方向去教育和引導青年。對於企圖分裂青年運動的活動,哪怕是細小的,我們也沒有姑息,而是給予了嚴厲的批評,所以,像崔東和那樣搞宗派鬥爭成性的人,也不能不慎重對待我們提出的安圖地區應建立一個統一的青年組織的主張了。
在實現安圖的革命化方面,敵對分子的阻撓活動也曾極為倡狂。
在卡倫和五家子,村長都是受我們影響的人,可是在興隆村,村長則是惡霸地主穆漢章的密探。他打探到村民和群眾團體的動向,就徑直往城裏跑。因此,我們召開興隆村男女老少都參加的聲討大會,把村長從村裏趕走了。
幾天後,穆漢章來找我,討價還價說:
“我早就看出了金先生是共產主義者。我常住在舊安圖,這裏只有我的保衛團,我很不放心。要是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看出金先生的真面目,害你的話,我不就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敵人了嗎?可也不能老是像現在這樣。要是日本人知道了,首先就會砍我的頭。咱們來個兩全其美吧。金先生你就離開這兒。需要旅費,要多少就給多少。”
我聽完他的話,對他說:
“你一點也用不著操心。我相信,你雖然是地主,但具有中國人的良心,會憎恨企圖鯨吞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
“我認為,你沒有理由反對或加害於我們。對你,對作為中國青年的保衛團員,我們都沒有另外的想法。
“如果我認為你是個卑劣的人,就不這樣開誠相見了。在為我擔心前,請先注意你自己,免得人們叫你是日本鬼子的‘拘’。”
穆漢章聽我這麼說,就沒有多說什麼,隨即離開了興隆村。
從那以後,穆漢章和他的保衛團一般都採取中立態度,慎重地對待我們,新上任的村長也看我們的眼色小心地只執行必需的一些行政任務。
如果我們在安圖沒有及時貫徹組織群眾的方針,就不可能在白色恐怖席捲過的荒涼的間島上地上,制服像穆漢章那樣的大地主,使他中立,對我們無害。
組織起來的群眾的力量,的確是無窮無盡的,在這個力量面前是不會有“不可能”這句話的。
興隆村和那一帶的革命組織生氣勃勃地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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