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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五章 武装的人民
受难的大地
 以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为契机开始的白色恐怖的旋风,进入1931年更加疯狂地席卷了满洲大地。敌人到处肆行血腥镇压,企图连根拔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花几年功夫培养起来的革命力量。
我到东满一看,空气比南满和满洲中部更加紧张。暴动的后果也更加惨重,更具有破坏性。我在敦化南门看到挂在杆子的暴动者的头颅,猜测到敌人对革命力量的攻势达到了何种程度。
为教条主义、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所迷惑的宗派事大主义者们,在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仍在国耻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广州暴动纪念日等许多纪念日,以纪念暴动、恐怖暴动等名目边疆发动暴动,其次数实达几百次。敌人的恐怖活动跨年持续进行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过程中,间岛的革命组织几乎都遭到了破坏。不站在前列进行斗争的骨干分子,就是跟着暴动队伍给他们端过饭的人也都被抓去或被处决了。一年前我们到豆满江沿岸时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受到了不少损失。
在参加过暴动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向敌人自首或脱离了革命组织。
我们为了寻找转入地下的组织到村子里去,有些人就畏畏缩缩地只是看眼色,不敢接近我们。有些人还说,“间岛叫共产党给糟踏了。”
“共产党的妄动,使整个间岛变成了一片血海、火海。”“合着共产党的拍子跳舞,就要全家毁灭。”当时,只要是有共产主义者这个“招牌”的人,人们就不管他的所属和系统,一概不理,敬而远之。
我到明月沟的时候,瓮区党委委员李青山,诉说暴动后他所经历的苦处,向我倾吐衷肠说:
“上级一个劲儿地催我到群众中去恢复和扩大组织,可是老实说,已经没意思,也没勇气找人谈话了。过去把我当作革命家表示尊敬的人,甚至由我介绍加入组织的人,已有几个月,一看见我,就悄悄溜开。你看,多么叫人伤心,哪有心思干革命啊。暴动风刮过几次,间岛的民心变坏了。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遭冷遇,倒不如放弃革命,到什么地方去挣碗饭吃,反倒全心安。话倒是这么说,可是一个誓死于革命的人,怎么能那么轻易放弃初衷呢。反正得有个什么办法才行。可我想不出什么来,只是在抱怨这个骚乱的时局哪。”
这是李青山的苦衷,同时也是我的苦衷。1930年和1931年,间岛的所有革命者都经受了这种苦衷。形势是那么险恶暗淡,以至像李青山那样诚实寡言的老革命家也作这样的表白。
当然,李青山并没有中途退出革命。
后来我到安图又见到了李青山。在我辗转豆满江沿岸各县的时候,他被调到安图区党委去了。和他在瓮声砬子时相比,我觉得他格外精神饱满。
李青山十分满意地说,他在新上任的地方工作较顺利。
“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用这么一句话简短地表达了在他的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他倾吐苦衷说人们不肯接近他时的那种悲伤、忧郁的表情。
但是,直到我在瓮声砬子见到李青山的时候,满洲地区的革命者们还在尝着白色恐怖的苦头,因人们不肯接近而苦闷。
我也曾在这种苦闷中度过。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喝着玉米稀粥,吃腌芥菜,夜里枕着木枕躺在透过寒风的人家下屋,与饥饿搏斗。当时最使我们难受的痛苦之一就是饥饿。那时,我们到了间岛确实吃了很多寒冷和饥饿的苦头。
我没有棉衣,穿着西服过冬,所以总是比人家感到更冷。到了没有铺盖的人家去过夜,就和衣躺下来睡。我到过李青山的家,他家也没有被子和枕头。我和衣躺下去过了一夜,冷得怎么也睡不着。
这一夜过得真够苦的,后来找到了安图也谈过这一夜的遭遇。母亲听了这话,在几天内就给我做了一件像车夫穿的那种大棉袄。我穿着这件棉袄,在没有被子的人家过夜时,就用毛巾把木枕卷起来枕,脱下棉袄盖在身上蜷曲着睡。
可是,这种苦楚还算不得什么。那年春,我去间岛,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夜晚躺在炕上,又冷又饿,难以入睡,加上对牺牲的同志的怀念和对遭到破坏的组织的担忧,使我心情无法平静。
人民的冷遇所带来的绝望和孤独感折磨着我。看到不愿接近我们的群众,回来枕着胳膊躺在冰凉的炕上,眼前就浮现出遭人们冷遇时的情景,无法入睡。
其实,我们很早就对间岛地区寄予很大的期望。延吉是受宗派影响很大的地方,但间岛其他地方受宗派影响并不太严重。这就提供了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在这一地区迅速成长,并以新的方式开展革命的有利条件。几年来,我们的同志顽强努力,煞费苦心,为了在这一带把抗日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扎扎实实地作了准备。
可是,两次暴动,使来之不易的这一成果大受损失。左倾分子用极左的言词和口号暂时迷惑群众,但其危害却如此严重和具有破坏性。我认为,把左倾说成是翻过来的右倾,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放到一边匆匆地去间岛,也正是为了弥补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加紧进行准备,尽快开展武装斗争。
抱着很大的期望来到间岛,可是破坏程度比预料的更为惨重,加上又看到人民不相信和疏远革命者,我心里十分难过。
为人民而战的斗士们,如果被生育了自己的人民遗弃,那么,哪里还能有比这更可悲的事呢。只要有一天失去人民的信任,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那么,那个革命者的生命就完结了。当群众不分系统一概冷淡对待所有革命者时,我们所以感到那么痛心,是由于暴动导致共产主义者的威望受到损伤,群众不相信自己的领导者而退出组织,朝中人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互不信任和误解。
当时,这些是最大的苦恼。
但是,我们并没有只是苦恼、悲伤和挣扎。假如革命者前进的道路上没有难关,实际上也就不能说是革命了。一个革命者,越是处于这种情况,就越要坚定,越要满怀信心顽强地克服困难前进。
我们在1931年仍在间岛一带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清除五·三○暴动后果的工作。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第一个障碍就是暴动的后遗症。如果不尽快消除这个障碍,重新整顿革命队伍,就不能挽救处于危机的革命;革命也不能深入地发展。
五家子会议后前往东满的时候,我向我自己和同志们提出了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总结五·三○暴动。我们虽然不是计划和指挥这次暴动的当事人,但我们感到有必要从各个角度科学地正确地分析和总结这次暴动。
尽管暴动连连失败,但在东满仍有狂热的恐怖主义者和李立三路线的信奉者煽动群众进行冒险的暴力斗争。
李立三机械地搬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的论断,提出了“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路线,这条路线起到了推动群众举行暴动的强大刺激剂的作用。
这是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提出的路线,而且是通过组织下达的,因此,直到李立三退出党的领导职务,他的主张被定为左倾冒险主义时为止的很长时期,人们追随了这条路线。他们饱尝了失败和挫折的苦头,却仍然不能轻易从李立三编织的甜美的梦想中清醒过来。
对五·三○暴动进行总结,人们就能从这种梦想中觉醒过来。
我们决心通过对五·三○暴动的总结,给宗派事大主义者向上爬的思想、名利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敲起警钟。
我认为,对暴动的总结会成为使满洲地区的革命者掌握科学的战略策略和领导群众的方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另一项任务是,提出能把群众组织成一支政治力量的正确组织路线,用这条路线武装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条在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组织,并将它加以扩大和加强方面可作为指针的明确的组织路线。
在东满地区进行活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在使群众组织化方面,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们大喊“阶级革命论”,只吸收贫雇农和工人加入组织。他们把其他的阶层都看作与革命无关的对象。因此,没能加入组织的人们就说,原来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个货色,把其他人都撇开,只由那些屈指可数的穷汉子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就是共产主义啊!对此,他们甚至还表示愤慨。
要打破这种关门倾向,把各阶层爱国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克服死抱住经典著作的命题和外国经验不放的事大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找出能够把一切爱国力量一个不漏地容纳进来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并尽快加以贯彻。
我把这些任务定为这次间岛行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加快了前往东满的步伐。在孤榆树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和柳凤和、崔得永一起前往长春方面。不料,在路上因密探告发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当时,军阀当局严密地注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嗅觉的灵敏也是不亚于日本警察的。连我们为了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前往东满,他们都知道。
军阀当局已探知孤榆树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中部地区的主要活动基地,便发动伊通县公署,把督察员派到这个村子严密地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孤榆树有个叫李出流的中国地主,他同县公署派来的督察员取得联系,秘密地打探我们的活动。
向督察员告发我们离开孤榆树前往长春的,正是这个姓李的。我们在大南屯,被接到督察员的通知紧急出动的保卫团逮捕,在县公署的牢里受了几天审讯,然后被押送到长春,在那里坐了20来天的车。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坐牢。
那时,吉林流文中学的李光汉校长和何先生正在长春。他们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后,去找军阀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金成柱是在吉林被判无罪释放的,为什么又抓起来?金成柱由我们作保。”幸亏有他们的帮助,我被释放了。
我想,两位恩师都是理解共产主义的联共人士,所以在困难关头毫不踌躇地救了我。
他们和过去一样真心同情我,保护我,对我们的事业表示理解,我从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深深的感动。
我们到东满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敦化为朝鲜革命军队员和革命组织骨干分子举办讲习。
这次讲习讲的是:大力促进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及其途径,对基层党组织保证统一领导方面的原则性问题,和把分散的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为这年12月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作准备的讲习。
在这次讲习后,我就到安图、延吉、和龙、汪清、钟城、稳城一带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在充分掌握了间岛和豆满江沿岸六邑一带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1931年5月中旬,我们在瓮声砬子的李青山家召开了党和共青干部会认这次会议,历史上也称为“春季明月沟会议”。
瓮声砬子,意思是发出瓮声的岩石。在日本霸占满洲以前,明月沟曾叫瓮声砬子。日本人霸占满洲后在这里设火车站,把瓮声砬子改称明月沟,这名称便固定了下来,于是后人也就把瓮声砬子称作明月沟了。现在明月沟是安图县县城了,可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它还属于延吉县。
参加“春季明月沟会议”的有:党及共青干部、朝鲜革命军成员、地下工作员等数十人。记得在间岛地区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中白昌宪等出名的革命者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执行革命的组织路线》这篇著作,就是根据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出来的。我来东满时提出的两项任务都包括在这篇讲话中。
我们按既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五·三○暴动的本质,提出了革命的组织路线:把基本群众紧紧地组织起来,并把各阶层反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其周围,使全民族团结成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
会上,作为贯彻这一组织路线的任务,讨论了建设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强他们的独立作用的问题,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群众团体,吸收各阶层群众加入群众团体的问题;通过实际斗争锻炼群众的问题;加强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友好团结的问题;还制定了从小规模斗争发展到大规模斗争,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相结合等策略原则,并且特别强调了彻底克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问题。
1931年5月的“春李明月沟会议”,用一句话来说,它是为争取群众的会议。争取群众,最大的障碍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此,我们果断地批判了这条路线。
当我们批判左倾,提出了宽泛的组织路线时,与会者们表示完全支持。
会上,有很多人发了言,每个人的发言都富有革命性。他们都说,日本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作好准备,时机一到,就要决一死战。有很多老练的革命者参加了会议,所以,有很多值得一听的,也有很多可资参考的意见。
通过这次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会后,工作员陆续奔向了间岛各地和国内地方。
我在明月沟住了一些时候,对这一带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进行了指导,然后前往安图。目的是暂时以安图为活动据点,把间岛和国内的革命工作搞上去。
安图是个远离铁路、公路和城市的山区,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还没有伸进来,而且四周全是险峻的山岳和密林,便于同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地区和抚松、敦化、桦甸地区以及六邑一带等国内地区的组织取得联系,也非常有利于组织和训练游击队,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居民成分也非常好。
尤其是这里跟祖宗之山白头山邻近,所以,时刻不忘祖国的我们不能不从它那崇高、庄严的威仪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万里无云的晴天,远远的西南方天际白头灵峰的银灰色波涛,那隐约的远景映入眼帘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光复祖国。虽然离开祖国在异国土地上开始武装斗争,但希望在望得见白头山的地方打响抗日的枪声,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情。
在敦化的讲习结束后,4月,我到安图去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
那时,母亲缠绵病榻。当时医术还落后,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母亲只是说好像是“瘕”在发作,煎些汤药用。
母亲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反而担心我这个手无分文、经常在外乡奔走的儿子,同时还为妇女会的工作费尽心血。
时隔两个月重访安图,我心中排解不开对母亲的担心。
可是,我到了安图,看到母亲脸色非常好,便放心了。母亲经常告诫我,不要想家,要专心于光复祖国的事业,可是我一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力掩盖脸上的病容。
跟母亲住在一起的祖母,听说我来了,顾不得穿鞋就跑出来拥抱我。祖母在父亲去世那年来满洲后就没有回乡,一直和母亲一起维持着朝饭夕粥的贫苦家计。我们一家从抚松搬到安图的时候,祖母也跟着母亲来到安图。祖母来到安图后,住在兴隆村的英实外婆家,不过也常常到我们家来住。
英实是亨权叔的独生女儿。
亨权叔入狱后,叔母(蔡燕玉)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刚出嫁,生了第一个孩子,这时候,不幸丈夫被抓去坐了牢,她神经受到刺激,患了忧郁症,也是难怪的。
在亨权叔被判处15年徒刑,被关进监狱后,我写信劝叔母,把孩子送人后改嫁。但叔母没有改嫁。她说,嫂子没有了丈夫,也没有改嫁,千辛万苦抚养着三个孩子。我丈夫还活着,怎么能改嫁呢?要是我改嫁了,英实她爹在牢里听到这消息该多么伤心呀;要是我把英实送给人家,嫁给别人开始过新的日子,那我能睡好觉,吃得下饭吗?再也别说那种话了。这位叔母是位又贤惠,又有主心骨的人。
母亲搬到安图后,让叔母回兴隆村的娘家去了,好让她转换转换情绪。
祖母住在英实的外婆家,照料照料儿媳妇,陪她说话作伴儿。祖母想起病中的大儿媳妇,就又跑到我母亲那里,替她煎药、做饭。那时,祖母为照料两个病弱的儿媳妇,费了很多心。
我想,祖母没有回家乡,在异国他乡待了几年,是因为善良的婆婆怜爱两个孤苦的儿媳妇。
我到安图那天晚上,祖母睡在我旁边。
深夜,我醒来一看,我的头竟枕着祖母的胳臂。看来,在我睡着后,祖母悄悄地把我的枕头抽去,抱着我的头。我体味到祖母的心情,不忍把头挪到枕头上去。
祖母还没有睡着,轻轻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把家乡都忘了?”“奶奶,哪能忘呢;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万景台。我多么想念在家乡的亲人们呀!”
“我来满洲,是想把在这儿的家属都带回去。你是带不去了,不过你妈和你弟弟,我是想都带回去的。可是你妈怎么也不听。她说,我们是立下祖国不光复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的誓言走上这条路的,怎么能因为成柱爹去世,就打退堂鼓呢。她是很了心的,离开抚松的时候连一次也没有回头看。我也不好再提回家乡的事了。要是住在这里,对朝鲜独立更有利,那我也不再拉你们,我就一个人回万景台去。你要是想念家乡,想念你爷爷和奶奶,就写封信寄回去。那我就当作见到你们了。我不是不能常来这里吗?”
在那以后,祖母的嘱托我一次也没能做到。
我想在祖国的报纸上常见的我的名字和抗日游击队的战果报道,会代替我的信,便没有特地写信。
祖母轻轻地吹口气说,你要想做更多的事,你妈就得不闹病,可是你妈病势却越来越重,加上你妈做事又那么不惜力,真没办法。
听了这话,我为母亲担忧,怎么也不能入睡。我身为应当担起一家生活的长子,万景台家门的长孙,想了很多事情。
当时和我们一起干革命的青年当中,相当广泛地流行着一个男子汉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就应该忘掉家庭的想法。恋家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这是青年革命者普遍的看法。
我很早就批评了这种倾向,说不爱家庭的人,就不能真正地爱祖国、爱革命。
可我本人是怎样爱护和照料自己家庭的呢?积极投身于革命,才是对家庭的最高的爱,这是我当时的孝道观。我未曾想过脱离了革命的纯粹的孝道。因为家庭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国家安定,家庭也才能安宁,这是个常识。国家的命运悲惨,就必定影响到组成国家的千百万家庭。因此,要保卫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就要保卫国家;要想保卫国家,各自都应该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公民义务。
但是,不能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对家庭的爱,是推动革命者投入斗争的一个原动力。对家庭的爱淡薄了,革命者的斗争热度也就同时下降。
我从原理上是理解家庭和革命的这种相互关系的,但是对一个把自身献给了革命的革命者,爱家庭到底应该怎样爱,还没有自己的明确见解。
早晨醒来,看了看屋内屋外,有好多处需要由男人动手拾掇的活,烧柴也没有多少储备了。
我决心这次要抽时间帮助母亲料理一些家务。这天,把一切事情都掀开,和哲柱一起上山去打柴。
到井边去打水的母亲,不知怎么知道的,拿起垫圈儿和镰刀跟上来了。无论我们怎样哀求她回家去,也无济于事。
“我跟你们去,不是为了帮你们的忙,是要上山去跟你好好地谈谈。昨天不是奶奶独个儿通夜跟你说话了吗?”母亲说着开朗地笑了。
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心情。在家里,总是祖母把我的时间独占了。祖母放了我,弟弟又缠住我不放。
打柴的时候,母亲一直在我旁边跟我说话。
“成柱,你认识崔东和吗?”
“认识他,崔东和不就是那个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吗?”
“几天前,那个人来过我们家。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来安图,还说你来了,叫我告诉他一声。他很想跟你打一场嘴架呢。”
“是吗?为什么?”
“他说,你到处说五·三○暴动是错误的,这不合他的意。他还揣着头说,暴动是上级支持和鼓励的,不知像成柱这样有水平的人为什么要非难它。你是不是遭人白眼了?”
“也许是吧。看来也有些人对我的主张感到不满意。妈妈,您是怎么想的?”
“我懂啥世情呀,我只是想人们一群一群地被杀、被抓,这怎么行啊。核心都没了,那由谁来干革命呢?”
母亲这一朴素而又单纯明了的主张,十分合我的意。人民的眼睛任何时候都是看得正确的。人民作不出判断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
“妈妈想得对。看问题,妈妈比崔东和看得准。革命不是现在也在继续受暴动的危害吗;我这次来安图,就是为了消除暴动的后果。”
“那么说,你又该像今春那样到处奔走啦?你再也不要像今天这样为家事操心,要专心做你该做的事。”
母亲想跟我说的话的要点就在这里。我想,母亲正是为了说这话,那天才提到崔东和的。
从那以后,我就按照母亲的意愿,专心做建设组织的工作。
安图也是受五·三○暴动严重损害的地方。加上,这个地区组织群众的工作没有很好地进行。要使安图革命化首先就要在这一带扩大党组织,加强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领导体系。
1931年6月中旬,我们以金正龙、金日龙和其他骨干分子组成了小沙河区党委会,并向区委提出了向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大甸子、富尔河、车厂子方面派工作员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任务。
成立了区党委后,在柳树河、小沙河、大沙河、安图等地扩大共青组织,组织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革命互济会、少年探险队等反日团体。
那年夏天,安图地区已经完成了组织群众的基础工作。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建立组织。
使安图革命化,最大的障碍是革命队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安图中间隔一道河,分河南、河北。这些村子里建立了不同的青年会组织。河北的青年组织是正义府的残余势力主管的,而河南的青年会是参议府的沈龙俊等人管辖的。这两个组织白眼相向,互相争斗,加上,由崔东和领导的ML系的青年组织也伸进手去,因此,青年运动内部非常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停留在使青年组织恢复原状上,而是按照把青年组织合并成一个组织的方向去教育和引导青年。对于企图分裂青年运动的活动,哪怕是细小的,我们也没有姑息,而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所以,像崔东和那样搞宗派斗争成性的人,也不能不慎重对待我们提出的安图地区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的主张了。
在实现安图的革命化方面,敌对分子的阻挠活动也曾极为猖狂。
在卡伦和五家子,村长都是受我们影响的人,可是在兴隆村,村长则是恶霸地主穆汉章的密探。他打探到村民和群众团体的动向,就径直往城里跑。因此,我们召开兴隆村男女老少都参加的声讨大会,把村长从村里赶走了。
几天后,穆汉章来找我,讨价还价说:
“我早就看出了金先生是共产主义者。我常住在旧安图,这里只有我的保卫团,我很不放心。要是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看出金先生的真面目,害你的话,我不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了吗?可也不能老是像现在这样。要是日本人知道了,首先就会砍我的头。咱们来个两全其美吧。金先生你就离开这儿。需要旅费,要多少就给多少。”
我听完他的话,对他说:
“你一点也用不着操心。我相信,你虽然是地主,但具有中国人的良心,会憎恨企图鲸吞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认为,你没有理由反对或加害于我们。对你,对作为中国青年的保卫团员,我们都没有另外的想法。
“如果我认为你是个卑劣的人,就不这样开诚相见了。在为我担心前,请先注意你自己,免得人们叫你是日本鬼子的‘拘’。”
穆汉章听我这么说,就没有多说什么,随即离开了兴隆村。
从那以后,穆汉章和他的保卫团一般都采取中立态度,慎重地对待我们,新上任的村长也看我们的眼色小心地只执行必需的一些行政任务。
如果我们在安图没有及时贯彻组织群众的方针,就不可能在白色恐怖席卷过的荒凉的间岛上地上,制服像穆汉章那样的大地主,使他中立,对我们无害。
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的确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力量面前是不会有“不可能”这句话的。
兴隆村和那一带的革命组织生气勃勃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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