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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五章 武裝的人民
九·一八事變
 
 安圖的革命組織走上正軌開始進行活動後,為了擴大成果,1931年夏和初秋,我到和龍、延吉、汪清一帶去把五·三○暴動後分散了的群眾組織起來。
當我以敦化為活動據點,同安圖、龍井、和龍、柳樹河、大甸子、明月溝等地取得聯繫,正在開展工作的時候,九·一八事變爆發了。那時我正在敦化附近的一個村莊做共青積極分子的工作。
9月 19日清晨,陳翰章跑到我所在的村子來,告訴我關東軍進攻奉天的消息。
“打仗了;東洋鬼子終於挑起戰火了!”
他好像背了什麼重東西,發出急促的呻吟聲,有氣無力地在廊臺上坐下來。戰爭這個字眼從他的口裏吐出來,顯得那麼淒切、悲壯。
雖然是很早就預料到的事變,爆發的時間也大致和預想的差不多,但是,由於朝鮮民族和幾萬萬中華民族將要遭受的災難以及我的命運也會有巨大轉變這一預感,我的。已受到猛烈的衝擊。
後來我們通過各種途徑弄清了事態發展的真相。
1931年9月 18日夜,在瀋陽北大營以西柳條溝日本滿鐵公司佔有的鐵路被炸。日本帝國主義製造出張學良軍爆破鐵路、攻擊日本守備隊的荒唐藉口,突然開始進攻,一舉佔領了北大營,19日晨又攻佔了奉天飛機場。
繼瀋陽之後,安東、營口、長春、鳳城、吉林、敦化等東北地區大城市,相繼被關東軍和渡過鴨綠江的日本駐朝鮮軍佔領了。不到五天工夫,日本侵略軍把遼寧、吉林兩個省的廣大地區,幾乎全都佔領了,並繼續擴大戰區,向錦州方向逼近。
真是風馳電掣般的速度。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掩蓋真相,把事件的責任轉嫁給了中國方面,可是沒有人相信他們製造的謊言。因為人們對日本帝國主義陰險狡詐的本性知道得太清楚了。日後,製造了這次事變的當事人也承認,炸毀滿鐵公司所屬鐵路,為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線點了大的肇事者,就是關東軍特務機關。當時我們在出版物上發表文章,揭露柳條溝事件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鯨吞滿洲而製造的陰謀和詭計。
滿洲事變前夕,關東軍正處於待命狀態的1931年9月18日晨,這一事件的製造者之一土肥原賢二大校(瀋陽特務機關長)突然出現在漢城。他去找日本駐朝鮮軍司令部高級參謀神田正種,宛轉地說明他訪問朝鮮的目的說,來找他是怕被新聞記者糾纏住,意思是說,一旦滿洲事變爆發了,就會有許多記者糾纏他,所以事先到朝鮮躲避。
同一時刻,日本航空本部長渡邊錠太郎大將也訪問漢城,同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大將一起,在白雲莊大酒店宴飲休息。作為設計了滿洲事變這樣驚人戰火的人的行次來說,應該說太安穩、太從容了。
讀這一歷史記錄時,就不由得想起朝鮮戰爭爆發時杜魯門到別墅去休息的事。從九·一八事變和朝鮮戰爭這兩場互不相同的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一脈相通的地方,這並不只是因為這兩場戰爭都是不宣而戰,突然開始的,而是因為從挑起這兩次事變的人的面貌中,都可以看到帝國主義所固有的狡猾性、無恥性、侵略性和支配主義本性。
有人說,歷史是不重複的事件的累積,但是,我們又不能完全無視各個事件之間存在的類似性和共同的傾向性。
日本會製造像九·一八事變那樣的事變來侵吞滿洲,對我們來說,這已成為確定的既成事實了。當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張作霖被炸死事件時,我們就預感到這一點;當由於萬寶山事件,朝中人民之間出現了險惡的對立狀態時,我們也預感到這一點;當他們製造了以“農學學士”身分從事間諜活動的關東軍參謀本部所屬中村大尉“失蹤”事件時,我們又預感到這一點。
我特別是從萬寶山事件中受到了很大的震動。
萬寶山是個小村莊,座落在長春西北約有30公里的地方。所謂萬寶山事件就是指在這個村裏朝鮮移民和中國居民之間圍繞著水渠問題發生的糾紛而說的。朝鮮移民為了開水田,挖了引伊通河水的水渠,而這條水渠侵佔了中國居民的旱田。而且,攔住了伊通河,在雨季河水有可能氾濫。因此,中國居民便反對這項工程建設。
這時,日本人卻又唆使朝鮮農民強行推進工程建設,於是糾紛就擴大起來,波及朝鮮國內,造成了人命和財產受損害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巧妙地利用農村裏常有的地方性民事糾紛,進行了民族離間活動。
如果那時日本人沒有搞離間活動,或者朝中農民中有位先覺,作了稍為理智的思考,那麼糾紛就會以簡單的爭吵結束,而不會擴大起來,發展成互相破壞、互相廝打的局面。由於這起事件,朝中人民之間出現了更大的誤解和不信任,造成了反感。
那時,我通夜不眠地想了又想。因日本帝國主義而遭受著類似的災難的兩國人民,為什麼要互相揮動拳頭,進行血腥爭鬥呢?正當應該在抗日這一大前提下兩國民族緊密地攜起手來進行共同鬥爭的時候卻只為一條水渠,竟然鬧出“骨肉相爭”,這還像樣子嗎,為什麼,因為誰,造成了這種慘劇呢?這到底對誰有利,對誰有害呢?我想了又想。
我忽然感到這次事件是日本人預先安排好的鬼把戲,是即將發生的驚人事變的前奏。首先,日本駐長春領事館的官員干預農民之間偶發的衝突,“維護”朝鮮人的利權,就很可疑。日本帝國主義炮製出“土地調查令”這種掠奪性法令來奪取朝鮮的農田,實行了殺人的農業政策,而現在搖身一變卻成了“保護者”,“維護”朝鮮農民,實際上這是可以成為世人笑料的一幅政治諷刺畫。在長春的《京城日報》支局,急忙向本社通知了萬寶山的糾紛,在國內又急忙印出號外來發行,這些我都覺得可疑。
是不是奸詐的日本帝國主義為離間朝中人民,迅速抓住地方的小小糾紛製造的可怕的陰謀得逞了呢?如果是這樣,那他們為什麼需要搞這種陰謀呢?
我們在間島腹地重整革命組織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分明在急急地準備著什麼。
萬寶山事件餘波尚未消失的那年夏天發生的中村大尉“失蹤”事件,把中日關係推向了戰爭邊緣。與此同時,在日本本土接連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東京的青年軍官聚在靖國神社,舉行了中村大尉的慰靈祭,抽出自己的血來畫了個膏藥旗,把它掛在神社頭上,煽起國民的戰爭狂熱。形形色色的有關滿洲的團體,召開滿蒙問題各派聯合大會,大肆叫嚷什麼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解決滿蒙問題。
那時我已判斷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只是個時間問題。可以這樣斷定的根據,不止一兩項。
鯨吞朝鮮後,侵吞滿蒙;侵吞滿蒙後,侵吞全中國;侵吞了全中國後,則稱霸亞洲,正如《田中奏摺》中規定的,這是日本的基本國策。滿腦子要做東亞盟主的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輪,正在沿著這個國策毫無阻擋地滾動著。
日本帝國主義以中村大尉“失蹤”事件為藉口,把關東軍兵力集結在瀋陽,採取了進攻態勢。
那時陳翰章非常不安和焦急地說,日本軍隊馬上就要侵吞滿洲了,可我們都等於赤手空拳,怎麼辦才好呢?他對國民黨的張學良軍閥寄予一定的希望。他認為,他們至今是優柔寡斷的,可是一旦國權被侵犯,他們就會為了在中華民族面前保持體面,並在幾萬萬民眾的壓力下,不得不起來抵抗。我對陳翰章說,指望國民黨軍閥會抵抗,是個妄想。
想一想張作霖被炸死事件時的情況吧。那是關東軍的謀略,這已經很清楚了,而且有確鑿的證據,但那時東北軍軍閥既沒有查明真相,又沒有對關東軍追究責任。竟然還接待日本吊客到死者靈前弔喪。難道這能只看作是某種慎重性、脆弱性和優柔寡斷嗎?國民黨為了撲滅共產黨、“討伐”工農紅軍,向江西中央蘇區投入了幾十萬大軍。寧可把國土的一部分讓給日本帝國主義,也一定要撲滅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這就是國民黨的打算。攘外之前,先肅清共產主義勢力,安定國內政局,這就是國民黨的路線。張學良在其父被炸死後完全倒向國民黨,盲目追隨這一可恨的路線。因此,他不會有什麼抵抗,對他寄予期望是荒唐的。
陳翰章慎重地聽了我的話,可是沒有表示同感。他說,張學良軍閥雖然追隨國民黨的路線,但是到了自己的政治、軍事、經濟地盤-東北土地完全淪陷的地步,仍會不抵抗侵略者嗎?陳翰章仍然沒有拋棄對軍閥的期望。
正在這樣的時候,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數十萬軍隊竟毫無抵抗地退出了瀋陽。陳翰章也不能不握緊拳頭,面如土色地跑到我這裏來了。
“成柱同志,我是個愚蠢的夢想家,幼稚!”
陳翰章說著,氣得全身發抖。他抑制不住激憤,不斷地唾駡自己。
“我曾相信張學良這種人會保衛東北,看我多麼愚蠢啊;張學良是個違背中華民族的信義,放棄了抗日的懦夫,不抵抗將軍;我曾到瀋陽去看過,滿城軍閥軍隊,大街小巷全是扛著新式步槍的軍隊。可是,那麼多的軍隊一槍不放就退卻了。哪里還有這樣氣人的事啊。這該作何理解呢?
事事沉著、溫和的陳翰章,這天早晨卻抑制不住感情激動,提高嗓音,連連喊叫。
張學良後來主張抗日,對國共合作也作出了貢獻,可是在滿洲事變時人們對他的評價是不好的。
我把陳翰章帶到屋裏去,輕輕地慰勉他說:
“陳同志,鎮靜一下吧。日本軍會進犯滿洲,這不是我們早已料到的嗎?事到如今還喊什麼呀!從現在起,我們應該冷靜地觀察事態的發展,作好準備應付它。”
“那當然啦,不過,太氣人,太冤枉啦。我對張學良這種人寄予的期望太大了。我通夜沒有睡著。我是苦悶了一夜徑直跑到你這裏來的。
“成柱同志,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你知道有多少人嗎?3O萬啊,3O萬!30萬這個數字還小嗎?這30萬人一槍不放,一夜之間就退出了瀋陽……啊,難道我們中華民族就這麼軟弱無力嗎?孔子、諸葛亮、杜甫和孫中山的祖國,難道就這樣淪亡了嗎?”
陳翰章捶胸痛哭,淚如雨下。
他想到本民族面臨的悲慘命運,那樣地氣憤和悲傷,是理所當然的。那是只有熱愛祖國的人才能有的純潔的感情,是對任何人都不能讓步的神聖權利。
有個時候,我也曾在家鄉的蟠松下,想著被日寇踐踏的祖國,暗自流過眼淚。那是一個星期天傍晚的事,那天我到城裏去,看到一位老人被日本員警跟打得血肉模糊地倒在街上蠕動的情景,回來後整天抑制不住氣憤,在萬景峰上度過一天。
那天,我也像陳翰章這樣,以悲憤的心情想,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值得自豪的我們國家,為什麼這樣一朝就遭受了亡國的恥辱了呢?如何洗刷這一恥辱呢?
這麼說,我和陳翰章體驗了同樣的恥辱。過去是思想的共同性使我們接近,而從那時起,處境的共同性,使我們的友情倍加深厚了。俗語說,同病相憐,可以說,人們越是不幸的時候,就越加親密,友誼和愛也就越加深厚。過去,朝中人民和共產主義者所以能夠那樣容易地像親兄弟一樣親密起來,正是有著處境的共同性,目的的共同性和事業的共同性。帝國主義者是為了利潤暫時互相勾結,而共產主義者則是為了共同的鬥爭目標——人類的解放和福利,實現鞏固的國際主義團結的。我把陳翰章的悲傷當作自己的悲傷,把中華民族的苦難當作朝鮮民族的苦難。
能夠調動幾十、幾百萬大軍的蔣介石、張學良等政界和軍部的頭頭們,如果有像敦化青年陳翰章那樣的愛國心和洞察力,那麼事態就會不同了。如果他們把民族的命運放在個人和自己黨派的利益之上,不反共,而聯共,喚起全體民眾和武裝力量投入抗戰,那麼一開始就能挫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光榮地保衛領土和人民。
但是,他們把祖國和民族都沒有放在眼裏。
在日本進攻滿洲之前,蔣介石就向張學良的東北軍下達如下內容的命令書:“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事先抑制了軍隊的抵抗。這一事實,後來激起了數萬萬中國人民的憤怒。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仍發表投降主義的聲明,讓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不要抵抗日軍,保持平靜和忍耐,從而渙散了軍隊和國民的土氣。滿洲的命運等於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就決定了。他們甚至派代表到東京去同日本政府進行秘密交涉。在這次交涉中,蔣介石毫無顧忌地幹出了賣國勾當,以日本不佔領中國其他地區為條件,同意將與蘇接壤的中國領土讓與日本帝國主義。
蔣介石是擁有幾億人口和數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國家的主席,而他連這種國家元首的自尊心都丟棄,竟然毫無顧忌地把國土的很大一部分割讓給日本,這是因為他害怕反對地主、買辦資本家和國民黨官僚的國內人民的槍口,更甚於害怕日本的大炮。
因此,東北軍的30萬大軍,抵不過不到自己武裝力量1/25的關東軍,整個丟棄擁有取之不盡的自然資源的廣闊的滿洲土地,不戰而退。
我向為亡國而悲憤痛哭的陳翰章說:
“現在,任何黨派、軍閥或政治勢力,都不可信賴了。應該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形勢要求我們自己把群眾武裝起來投入抗日戰爭。出路就在於拿起武器。”
陳翰章沒有說什麼,只是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
那天,我為了轉換陳翰章的情緒,和他一起度過了一整天。說起亡國的悲傷,說實在的,我比陳翰章更重。陳翰章是失去了祖國的一部分的人,而我是失去了整個祖國的亡國民的兒子。
陳翰章懇切地請我到他家去,所以第二天我就跟著他前往敦化。
九·一八事變不僅震撼了朝鮮和中國,也震撼了全世界。在日本鯨吞朝鮮時大為驚愕的世界,為九·一八的炮聲又一次發出了悲鳴。人類把它看作是新的世界大戰的開始。
日本把這次事變描寫成可以通過中日間的交涉解決的地方性的突發事件,但是世界人民沒有相信它。公正的世界輿論譴責日本對滿洲的進攻是對主權國家的粗暴侵略,要求日本從霸佔地區撤兵。
但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頭子的帝國主義暗中希望日本的矛頭指向蘇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採取了同情的態度。國際聯盟向滿洲派遣了李頓調查團,但這個調查團也沒有站在正義一邊,分清黑白,而是採取了模糊的立場,沒有把日本規定為侵略者。戰爭的炮聲震撼大陸,張學良軍閥的強大軍隊在日軍的猛攻下全面退卻,這一事實挫傷了億萬人的志氣。由於在中日戰爭和俄日戰爭中的勝利而產生的“無敵皇軍”的神話,已不只是神話,而成為眼前的現實了。極大的憤怒和恐怖的波濤席捲了朝鮮和滿洲以及整個亞洲大陸。在這恐怖的波濤中,一切武裝力量、政治勢力、革命團體、形形色色的憂國志士和著名人士,都赤裸裸地露出了自己的原形。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把處於崩潰狀態的獨立軍殘餘勞力的大部分趕進了深山老林,把曾經高喊培養實力的人們投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當獨立軍把多年用過的槍埋在地裏、縮著肩膀回家鄉的時候,那些民族改良主義者就高喊起親日來了。那些發表獨立宣言、高喊救國抗戰的憂國志士們,則唱著《望鄉歌》慌忙流亡國外。也有些獨立運動者拋棄過去的活動據點,跟隨著撤退的張學良軍隊逃往錦州、長沙和西安。
區分愛國和賣國、反日和親日、自我犧牲和明哲保身的錯綜複雜的分解過程,隨著九·一八的炮聲,在民族內部急速地進行。各自根據自己的人生觀,有的附著於陽極,有的附著於陰極。滿洲事變起到了甄別民族的每個成員的動向和本性的試金石的作用。
當時,我們在敦化和陳翰章就九·一八事變一連談論了幾天。起初,我們也曾非常驚慌。拿起武器的時機到了,這個判斷是較容易下的,可是,在日軍潮水般沖進來的情況下,該從何做起?則摸不著頭緒。不過,我們很快就恢復了冷靜,嚴密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
當時,我就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滿洲對朝鮮革命的影響問題想了很多。
日軍出兵滿洲已成現實,佔領滿洲已是既成事實,因此,我們的身邊就有敵人了。幾年來,日本官署憑著“三關協定”,在中國反動軍閥的幫助下,對朝鮮獨立運動者和共產主義者進行了殘酷的鎮壓,但是,在朝鮮的日本軍警越過國境進入滿洲的事例是少見的。因為根據日本國和中國的協定,日本軍警越境是原則上禁止的。
在滿洲地區搜捕朝鮮革命家,大都是在該地區的日本領事館員警幹的。
滿洲事變爆發以前,日本駐朝鮮軍沒能進入這一帶。俄國國內戰爭時攻入西伯利亞的日本軍,在撤退時得到中國方面的諒解,在琿春留下了兩個中隊的兵力,這就是當時駐北東北地區的日本駐朝鮮軍的全部。
但是,隨著九·一八事變,滿洲就變成了日本軍隊飛揚跋扈的地方。從朝鮮,從上海,從日本,幾萬日軍像潮水般擁進滿洲。滿洲大陸變成了敵我攪在一起的最前線。朝鮮和滿洲間的國境,隨著日軍的進攻,實際上等於撤銷了。
日軍霸佔滿洲,無疑會給以這一帶為活動據點的我們的鬥爭造成嚴重的困難局面。日本進攻滿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絞殺在這一帶高漲著的朝鮮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便於維持朝鮮國內的治安。因此,我們要作好思想準備,今後在自己的活動中會從各方面受到日本軍警的威脅。
我曾想,在朝鮮國內施行的“新治安維持法”的鐵錘,也將會落在滿洲地區朝鮮人的頭上。
如果日本在滿洲製造了傀儡國家,這也將會成為我們活動的很大障礙。實際上,後來日本製造出來的“滿洲國”,成了我們活動的巨大障礙。
日本霸佔滿洲,將使在這一帶安家落戶的幾十萬朝鮮人的生活陷於塗炭。朝鮮移民希望在沒有日本鬼子的地方,不受總督統治折磨,這種自由將成為一場春夢;流浪的人民背井離鄉來到人情風土生疏的異國,就將成為毫無意義的了。
但是,我們並沒有光想九·一八事變造成的不利條件。如果我們光想不利條件,只是悲觀和歎息,就會陷於絕望,癱坐在那裏站不起來了。
那時,我不知怎麼想起了一則朝鮮俗語:“入了虎穴,才能捉虎”。我們的祖先經過幾千年的歲月作會並歸納的人生哲學,告訴了我這一條深奧的真理。
“滿洲已變成了虎穴。就應該在這個虎穴打日本帝國主義這只老虎。現在,拿起武器進行鬥爭的時機已經到了。如果這樣的時候不去決一死戰,戰勝敵人,我們就永遠做不了人。”我這麼想著,堅定地決心不失時機地站起來。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戰爭的勝利,將會在我國強化殖民統治,瘋狂地進行經濟掠奪,以保證戰爭所需的物資。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將達到極限,朝鮮民族的反日氣勢將會高漲。如果我們建立起武裝隊伍,開始抗日戰爭,人民群眾就會從物質和精神上積極支援和聲援我們。
中國的數億人民群眾也將奮起展開全民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今天侵略了滿洲,明天將會侵略中國關內,中國大陸將會燃起全面戰爭的烈火。自主精神強的中國人民對祖國面臨的危險,不會袖手旁觀,這是無須贅言的。我們的身邊有著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一心要保衛民族主權的中國眾多共產主義者和愛國者,有著熱愛自由與獨立的數億中國兄弟。他們過去把朝鮮人當作亡國民表示同情,而明天就會從單純的同情者變成可靠的同盟者,站在同一條戰壕裏瞄準同一個靶子。
我們的側翼任何時候都將有中國人民這一偉大的同盟者、同盟軍。如果日本把戰爭擴大到中國關內,就會同歐美列強發生正面衝突,這將會成為新的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如果中日戰爭長期化,日本被捲入世界大戰,日本就會因人力、物力資源的缺乏和枯竭而發生困難。
日本侵吞滿洲,意味著他們的統治區域的擴大。統治區域的擴大,不可避免地將會帶來統治力的削弱,在統治殖民地方面,將會無法保證從前的強度。
全世界將會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為侵略者,日本將在國際上難免孤立。
我估計所有這些將為我國革命打開戰略上有利的局面。
張學良軍開始總退卻,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大舉攻進來,我們的面前就展現了驚人的事態。官署的官吏和公安局的員警停止了業務,四下逃散了。幾天工夫,軍閥統治的地方機關全都關了門。隨著張學良軍的敗走,軍閥統治體系陷於癱瘓。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急於擴大戰果,顧不到維持治安。因此,在滿洲地區出現了無政府狀態。我們估計這種狀態將持續一段時間,直到日本帝國主義在大陸建立自己的統治體系時為止。這種空白狀態,是我們放心地建立武裝隊伍的絕好機會。不能放過這個機會。
革命正在迎來新的轉捩點。
為了執行朝鮮革命所賦予的任務,應該決定各自的任務,並為其實現而誓死奮鬥的時機到了。
九·一八事變,是對中國人民的侵略,同時也是對生活在這一帶的朝鮮人民和朝鮮共產主義者的進攻。我們作為朝鮮的共產主義者應當對此作出應有的回答。
我決心加緊進行組織武裝隊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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