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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五章 武装的人民
以武装对抗武装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我们面临了必须尽早开始抗日战争的迫切任务。这是以正义的炮声反击预告新的世界大战的不正义的炮声的好机会。
获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革命者都从地下走出来,占据自己的阵地。这年秋天,震撼大陆的炮声使满洲的人们振奋起来了。那炮声并没有使人们畏缩,反而使他们觉醒和奋发起来。由于敌人的暴行,变成了一片焦土的满洲地区,新的斗争气势重新萌动。
我们认定,这是在斗争中锻炼群众的好机会。
说句老实话,那时满洲地方的人们由于暴动失败带来的懊丧,都陷于苦闷之中。要使革命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给他们以信心。可是,撒檄文,说空话,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要给接连遭到失败的群众以力量和信心,就要发动他们投入新的斗争,并且一定要以胜利结束斗争。只有取得胜利的斗争才能把群众从恶梦般的停滞状态中解脱出来。如不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即使由几个先觉开始武装斗争,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提供了东满地区人民可以再次起来斗争的机会。国内人民的暴动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推动。
国内接连发生了佃户斗争和反日暴动,高原的东拓农场、龙川的不二农场、金堤的多木农场等的佃户斗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川地区农民的斗争,1929年以后仍继续进行。当时,当地组织在同我们的联系下很有效地开展了斗争。龙川地区有我们派去的许多工作员。
永兴的3000多名农民和三陟的2000多名农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以后借口“非常时局”强化法西斯镇压和掠夺,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间岛地区组织了秋收斗争。各地的斗争委员会在自己的属下,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印出传单和檄文,制定斗争口号等,周密细致地做了准备工作。然后,按革命组织区,分别投入秋收斗争。开始时,进行的是争取减租的合法的经济斗争。
有的历史家曾把这次斗争称为“秋收暴动”,我不认为这个命名是合适的。秋收斗争既不是五·三○暴动的模仿,也不是它的再版。这一斗争是在完全清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流毒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策略原则开展的、取得了胜利的群众斗争。五·三○暴动,宗派分子是主角,而秋收斗争则是由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掌舵和领导的。
秋收斗争没有把暴力作为基本斗争手段。五·三○暴动时,放火烧了变电所和教育机构,地主和资本家一律打倒,甚至毫无顾忌地杀人放火,但秋收斗争参加者提出三七制和四六制佃租等正当要求,在斗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同相邻地区相协调,采取了秩序井然的行动。要求减租,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来讲,决不是无理的。因为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吉林省政府也不得不宣布施行三七或四六制(地主分30或40%,佃农分70或60%)佃租。
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农民要求的地主,决没有施加暴力;只对那些对斗争委员会的要求顽固抗拒的恶霸地主和用刀枪镇压农民斗争的军警,动用了暴力;对那些不接受农民要求的顽固的地主,采取了在田地里按三七制或四六制,把佃户的份额拿走,或打开仓库把粮分走的办法。掠夺性的东拓金融郡、高利贷者、协助日寇统治的朝鲜人居留民会等反动团体也被定为斗争对象。
我到延吉地区领导秋收斗争回到安图,有一天,五·三○暴动后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隐蔽起来的崔东和来找我。他对秋收斗争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表示了忧虑。
他本来是在安图鼓动五·三○暴动的带头人,后来他还对我们把那次暴动认定为左倾盲动行为表示异议,要跟我们进行争论,这样一个人突然搬出了暴动有害说,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异。
“成柱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曾经责难五·三○暴动是左倾盲动,现在你们却在纯粹的经济斗争中引进了暴力,这叫人作何理解呢?”
崔东和这样质问后,抱着双臂绕着我踱来踱去。他可能以为击中了要害,显得挺得意。
“先生好像有些误会。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在五·三○时提倡的‘红色暴力’和我们在秋收斗争中使用的暴力是一回事?”
以质问来回答质问本不合乎礼节,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却脱口这样反问他。
“当然会有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暴力还是暴力吧。”
“我们是只在有正当理由,合乎清理时,才使用暴力的。比如说,在地主不答应农民的要求时,用暴力打开了地主的粮库。在军警抓人时,我们用武力斗争抢回了同志。当敌人用暴力镇压斗争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行善吗?”
“我并不是因为不懂应以暴力对抗暴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贫对你们论是论非。目前不是一对一地行使暴力的时候。五·三○暴动已成遥远的往事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进入了低潮期。”
“低潮期?”
“对,是低潮期。现在是退两步的时期。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也不会比现在更黑暗的了。你没看到关东军一举强占了整个满洲吗?连张学良的30万大军也退却了。在这样的时候,要保存革命力量,不要暴露出来。如果轻率地惹翻了敌人,就有可能在东满重演庚申年受讨伐那样的惨剧。”
崔东和主张,要防止秋收斗争发展为暴力斗争,群众应当停止拿起武器。他反对我们的武装斗争构想,说什么时机尚早,是沙上楼阁。
和崔东和争论是很费神的。这个人头脑聪颖,又是个共产主义意识较高的知识分子,说些一般的话,是说不服他的。他开口就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正确,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说服崔东和可不简单。
总之,他的主张是从革命进入低潮期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他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武装进攻、张学良军队的败逃以及独立军的瓦解等不利的因素,全然看不到国内和东满人民趋向暴动的活动,显然是一个睁着两眼却看不见现实的青光眼。
反革命的猖狂和卑怯分子的败逃,决不意味着革命的低潮期。决定形势的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动向。
正如所有的前一代共产主义者那样,崔东和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不把人民群众看做革命的主体,不相信并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通过谈论革命低潮期的崔东和的表现,看到了前一代共产主义者和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从如何看待人民群众这一点产生的。我们和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目的,却没能通力合作,而形同路人,就是因为有这个差别。我对崔东和说: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谬论,我认为人民群众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趋向暴力斗争的今天,正是革命的高潮期。我们决定不放过这个高潮期,秋收斗争结束后,就马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使其组织化,把抗日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不管形势如何变化,这个决心不会变,也不会动摇。”
崔东和再没有说什么,不高兴地回去了。
崔东和之流以谈论暴力不利于革命之说来阻挠我们,但我们决不脱离自己选择的前进道路,满怀信心地领导了秋收斗争。
十多万名间岛农民从1931年9月到年底,冒着日本军警和反动军阀的野蛮镇压,进行了不屈的浴血斗争。
在这斗争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表现朝鲜民族英雄气概的传奇性故事。开区地区的人民在示威途中,在封冻的豆满江上,同日满军警进行肉搏战的故事,一度成为满洲地方人民惊心动魄的话题。
女战士金顺姬牺牲的悲壮故事,也是在秋收、春荒斗争的烈火中产生的。金顺姬是药水洞赤卫队队员,又是秋收斗争委员会的委员。窜到药水洞的“讨伐队”用枪口戳着她快足月的肚子,问她肚子里是什么东西。
金顺姬怒视着围住她的日本守备队士兵和领事馆的警察回答说:“生个好样的是皇上,生个赖的就是沿街瞎闯的你们一样的东西。”她这一句有名的回答,使敌人顿时愕然。她为了严守组织的秘密,最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可惜地22岁的芳年就被烧死在敌人的火堆里。
秋收斗争以农民的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斗争,东满地方的人民有了信心。他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领导方法,以惊异的目光看待把秋收斗争引向胜利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人民群众通过秋收斗争的胜利,自己找到了五·三○暴动失败的原因,发现并深信:投入暴力的多少,决不是决定斗争成败的基本因素这样一个真理。正像五·三○暴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少,秋收斗争胜利的原因并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多。大家认识到:暴力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万能的东西。
只有为正义使用的、正当的、有分寸的、适时的暴力,才能给人民带来胜利。只有这样的暴力才能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我们只支持这样的暴力。
问题在于怎样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可以说,在这方面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典范。秋收斗争是独特的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把和平的方法和暴力的方法适当配合,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使敌人陷于被动。第二年春天开展的春荒斗争,也是这样的斗争。
通过秋收斗争,朝中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加强,朝中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革命纽带得到了巩固。
秋收斗争曾是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和锻炼他们的好机会。在这个斗争队伍里,朴实的普通人成长为战士和革命者。东满的各革命组织能够以在秋收斗争中得到训练的许多骨干分子,更牢固地建设了自己的队伍。培育出这样的骨干分子,对不久将进行的武装斗争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秋收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革命者,后来成了在东满各县组织的游击队的骨干。
我一面领导秋收斗争,一面继续深入酝酿对武装斗争的构想。东满人民在斗争中发挥集体英雄主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大鼓舞了正在摸索新阶段革命路线的我。它使我确信,我们一旦手持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群众一定会支持和声援我们。
1931年10月,当秋收斗争的烈火燃遍整个东港时,我到咸镜北道钟城地区去了一趟,为的是同国内的同志们讨论有关武装斗争的问题,召回派往六邑一带进行活动的工作员,给他们分配与武装斗争有关的重要任务。蔡沫恒和吴彬给我带了路。
钟城是蔡深恒的家乡,他的岳家也在那里。他家祖辈直到旧韩国末期,一直住在那里。他的曾祖父做过坐守钟城的官。蔡沫恒他们一家人是在“韩日合并”后不久离开祖国搬到和龙县金谷的。
蔡洙恒是在间岛长大的,可是他总不能忘怀渗有他儿时梦想的故乡。每当他同我一道渡江到钟城去时,都显得非常高兴。不知为什么,这回他的情绪显得深沉忧郁。
我心想,或许是秋收斗争的波涛连蔡深恒家的粮垛也给卷走了吧?于是我问他:
“你家是不是也成了清算对象?”
他家是地主。他的父亲是遭穷人白眼的德新社社长。他回答说:
“没有,我们没等农民提出要求,就在地里按三七制把粮食分给了他们。”
“县委书记的家庭到底不同啊!我说,你脸色怎么这么阴暗啊?”
“有些人叫我说服父亲不要当那个社长,可是父亲不听。”
蔡洙恒不知道他父亲是受革命组织的委任当德新社社长的。为了严守纪律,他父亲不能向儿子透露真情。蔡殊恒对不肯接受儿子要求的父亲感到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事,难怪他伤脑筋。
当时,占据上级党委要取的人当中,有些左倾分子提出违背革命利益的极左要求硬往下压,使下级人员很为难。他们甚至说蔡洙恒犯了“没有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的“错误”,解除了他县委书记职务,后来又给他恢复了。
我为了转变蔡洙恒郁闷的情绪,改换了话题,谈起了武装斗争的事。
于是,蔡洙恒开玩笑说,等咱们的军队组织起来,他要第一个报名参加当机枪手。
“我看哪,武官对你不相称,你是天生的文官。”我也开玩笑地说。
可是这玩笑话里含着真意。我认为他是天生的政工人员。如果蔡洙恒活下来加入了革命军,一定会成为团或师一级的政工干部。
当我们建立了游击队,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在大拉子附近不幸被日本“讨伐”队杀害了。
吴彬是从上龙井东兴中学时就出了名的体育选手。他在储春的运动大会上,参加摔交比赛得了冠军,得了一头黄牛作为奖品。他为人洒脱、快活,而且动作敏捷。
我认为,吴彬是一定能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员猛将的武官型人物。我从这个时期起,产生了一种习惯,见结识一个人,就在心里掂量他在革命军队里能担当什么职务。可能是抗日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形势把我道成了那样的“精于筹算的人”。
我们在石建坪渡口坐船渡过豆满江,到潼关镇豆粮组合大豆精选场去了一下。这个组合干的活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满洲掠夺来的大豆,分成等级,过磅打包,准备运送到日本。我们装成从间岛过江来打零工的,边帮工人干活,边同他们搭话。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间岛来的,便提起秋收斗争的事。他们对秋收斗争的看法大体上是悲观的。他们的看法是:鬼子还没强占满洲时,在间岛就举行了多次暴动,都失败了;现在鬼子侵占了满洲,搞秋收斗争之类的东西,能有什么胜算!这种斗争,无疑地也免不了五·三○暴动那样的下场。目前,不管搞什么斗争都没有用。瞧吧,日本军正在乘胜长驱直入,加上强大国家凑成的国际机构也都袒护他们,弱小民族还有什么可指望的。这就是工人们共同的看法。
那时,我听了工人们讲的话,从三个方面受到了冲击。其一是,革命者要熟悉民心,就要经常深入群众;其二是,要想开始武装斗争,首先就必须加紧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三是,无论什么形式的斗争,如果不使群众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积极地动员起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听到工人们那些虚无主义的、自暴自弃的看法,痛切地感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尽早开始武装斗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再生的希望,独立的希望。
那天,我们在光明村青年全会长崔成勋的家,召开国内政工人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国内革命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的任务。
我在会上强调说,九·一八事变后,剧变的形势和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我们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国革命的合乎规律的要求,是飞跃的质变。然后提出了两大任务,即作好军事准备的任务和牢固地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与会者面对开始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大为兴奋,热烈发言,提出了许多有助于组织武装队伍的创造性意见。
关于为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准备革命力量的问题,1931年5月,在共树德会议上已经讨论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光明村会议,讨论了在面临武装斗争这样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国内革命组织应执行的实际任务。这次会议是对国内人民和革命者发出的有关武装斗争的预告,是事先的信号。在会议过程中,国内革命者对武装斗争的积极响应,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钟城住了一宿,很快回到间岛,同蔡珠恒、吴彬分手了。我们预定12月中旬在明月沟再聚首,总结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讨论武装斗争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策略问题。
在那以后,我的工作日程全被明月沟会议的准备工作占去了。
一说会议准备,人们首先会想到报告、决议等文件,但那时的会议准备,实际上是构想路线,确定战略策略的摸索过程,把思想写成文件则是会议次要的程序。
我对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问题花了特别多的时间。
马列主义理论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意义,但没有规定应该用什么形式去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不可能有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药方。我在摸索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也力求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武装斗争问题和新形势下的任务,我决定到东满特委去见童长荣。因为我们既然要在满洲土地上建立武装力量,开始抗日战争,就不能无视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在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把武装斗争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出了号召: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直接用武装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在要把枪口对准同一个目标的朝中共产主义者面前,提出了要结成用任何铁锤也不能破坏的牢固的联合战线,互相紧密合作和支持的迫切任务。
被任命为特委书记的童长兼,遇到日本军的“讨伐”,险些送了命,脱险后来到龙井市街,想在那里见我。可是龙井市内到处有密探活动,到那里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我请他到明月沟来。
后来,东满特委通知说,童长荣不知道特委已经转移,对间岛情况又不熟,在寻找特委时被密探发觉,关进了牢房。这意外的消息,不禁使我失望。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和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林,在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隐蔽起来,杨靖宇又在狱中,结果是没人可以商量。
我决定,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出童长荣,共同和同志们商量了营救办法。
这时,有一个叫高宝贝(宝贝是绰号)的人自告奋勇,要去营救重长荣。那人手特别灵活,像个魔术师,很会“扒窃”。他能在一眨眼的工夫,把对面说话人衣兜里的自来水笔扒过来。高宝贝常搞这种鬼,所以他所到之处,每每有人因“丢”东西闹腾一番。
他故意去龙井市内扒窃,叫警察抓了去,到车里找到了童长荣。高宝贝在监狱里不知使了什么招,特委书记不久就出狱了。这样,童长荣参加了明月沟会议。
我们于1931年12月中旬,在明月沟召开了党和共青同盟干部会议。我们为方便起见,把它称做“冬季明月沟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车光秀、李光、蔡洙恒、金日焕、梁成龙、吴彬、吴仲和、吴仲成、具逢云、金哲、金重权、李青山、金日龙、金正龙、韩一光、金海山等通过忘我的斗争得到群众爱戴和有声望的四十多名青年战士。
那时,我在明月沟第一次吃到了雪里红泡菜。我到达明月沟后山沟那天晚上,李青山他们家给我端来了云豆玉米粥和雪里红海荣我吃得不知道有多么香。雪里红泡菜,咸镜北道吉州、明川地方的人做得好吃。现在,这种泡菜甚至上了国家宴席。
明月沟会议时,李光不知从哪里捉来了五只山鸡。他可能是看到会议期间代表们只能吃到玉米粥和小米饭,心里难过,才同共青组织的积极分子们一道去捉的。
那天晚上,李青山说,有了好的浇头,压了冷面。明月沟里,大米珍贵,可是,淀粉还是有的。
一见冷面就乐得忘乎所以的车光秀,愣头愣脑地去挑逗李光说:“我说,汪清大叔,只那么五只山鸡,还不够往鼻子上抹哩。”其实,他因有胃病,每顿都吃得很少,可是在有很多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总是装成忍着饥饿的大肚汉。
“这位吉林老爷连一碗玉米粥都吃不下,说大话倒挺能耐。我说,愣头儿车,那五只山鸡还是搭在粮袋上背来的呢,可把我累坏了。”
李光笑着也用玩笑来回答他。
车光秀还指手画脚地说,五只山鸡扒不下多少肉,要让代表们分坐在两个屋,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山鸡肉的面,另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家鸡肉的面。
可是,代表们都反对他的意见。那天晚饭,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屋里,亲亲热热地吃了掺和着放上山鸡肉和家鸡肉的冷面。大胃口的朴勋吃了三碗,得了“冷面大王”的绰号。
为了把会开好,我们事先在李青山家开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讨论了议案、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和议程等问题。
开过预备会议后,开了十天正式会议。会上,集中地讨论了武装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因为把这个问题决定了,才能决定武装组织的形式和根据地的形式等其他问题。
没有国家,也就不能指望以正规军来进行抗战,要发动全民掀起武装起义,条件又没有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游击战。
列宁对游击战做出的规定是,它是在群众运动已实际上达到暴动的地步的时候,或者在国内战争中两个大战斗之间多少有了间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辅助性斗争形式。列宁没有把游击战看做基本战斗形式,而看做是临时的、辅助性的斗争形式,对这一点我深感惋惜。因为我当时感到兴趣,而且苦苦探索的不是正规战而是游击战。如果我们把以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打游击战作为我们要进行的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孙子兵法》,重读了《三国志》。我国的兵书中,我看的有《东国兵鉴》和《兵学指南》等。
有些人说,游击战的始源是在公元5世纪,但是,至于那个游击战具体地在哪个国家,怎样进行的,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抱着最大的兴趣进行过研究的是,1812年俄法战争时期俄国农民武装部队的活动。俄法战争时期出现的游击队英雄达维多夫及干练地指挥了正规部队和游击队联合作战的库图佐夫将军的故事,鼓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更倾向于游击战。
在把游击战规定为基本形式方面,壬辰卫国战争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认为,使壬辰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义兵斗争,是在游击战的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个典范。都在柏、申喜石、金应瑞、郑文军、西山大师、以及后来的崔益该、柳麟锡等义兵出身的名将所发扬的勇敢精神和多样战法,完全把我迷住了。面临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交战的我,心完全被游击战这个词占据了。
然而,他们却说只有有了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才能打游击战,这就成问题了。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指出的这个附带条件,使我在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不得不经历复杂的探索过程。在既没有可作后方的国家,也没有正规军的朝鲜的实际情况之下,打游击战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是谁也不能下结论的未知数。这一点成了在我们当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在我们的周围,接连发生了推动革命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投降主义心怀不满的原东北军的爱国官兵,接二连三地举行了兵变。王德林、唐聚伍、李社他们都没有跟张学良跑,都叛离了原东北军。连马占山那样的将军也举行兵变,疾呼抗日了。以这些人物为主轴,在满洲各地出现了反日部队,开始展开了救国军运动。
这种形势给有志于武装斗争的我们造成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我强调说,武装斗争形式中,历来有正规战和游击战,正规战为主导,游击战则是辅助性的,我们必须在这两者当中选择一种。依我个人的看法,游击战更适合于我国现实情况。在不可能打正规战的我国的情况下,可以不拘于既成的惯例,应把游击战作为主导的斗争形式。
“变化无穷的游击战,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基本武装斗争形式。我们在没有了国家的情况下,以正规战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以在军事技术上和数量上都处于劣势的武装力量,去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交战,因此必须采用变化无穷的游击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那些只见过张学良的军阀军队、独立军或日本军的青年们,根本想象不出游击队是什么样的。
我给他们说明了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差别。还说明,要想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就要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灵活的配合作战、奇袭战、埋伏战、政治活动、政治工作、生产活动等,军事、政治、经济活动都要搞。为此,就要组织一支在作战中能够自如地分散和集中的游击队。
有几个同志听了我的说明后,表示疑问说,用那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能战胜敌人吗?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又是在别国领土上作战,用游击队那样的非正规武装力量能够战胜用坦克、大炮、飞机等现代精锐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大军吗?
他们表示这样的疑问,也是难怪的。我自己也曾反复斟酌过这些问题。
我们用那么几支枪,竟敢同日本那样的军事强国对抗,会不会成为世人的笑柄?义兵、独立军、张学良的30万大军在日军的威力面前,都未能免于风烛的命运,而我们靠什么打赢敌人呢?我们有国家政权吗,有领土吗,有财富吗?
我对他们说:
“我们是国家政权、领土、资源全被夺去的亡国奴的儿子。现在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过着寄居生活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但是,我们要毫不踌躇地向日本帝国主义挑战了。靠什么?我们下了靠人民抗战的决心。人民就是国家,人民就是后方,人民就是正规军。一旦开始打起来,全体人民会变成士兵站起来的。因此我们将开展的游击战,可以说是人民战争。”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就以游击战为主,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游击战,是一种既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又能从政治和军事上沉重打击敌人,并能用较少的力量去消灭占有数量和技术优势的敌人的武装斗争方式。我们确信,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援助以及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用游击战的方式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就能打败敌人。
当别人都把游击战当做正规战的辅助手段的时候,我们则把它确定为基本斗争形式,并把它作为方针通过,这是符合我们实际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决定。
关于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讨论结束后,又讨论了贯彻这一决定的途径。
首先提出了建设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当时我们讨论决定:开始时,各地方组织小规模的游击队,在武装它的同时,逐步把它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革命武装力量,在第一阶段,建立游击大队,逐渐把它扩大,最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紧接着讨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途径问题。
讨论从组织游击队问题转到建立根据地问题。组织反日游击队后,它的活动基地应该设在哪里? 设在山里,设在城市里,还是设在农协? 再说,在朝鲜和满洲都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游击战的基地设在国内,还是设在满洲,就这些问题,大家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无论什么军队都必须有支撑点,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简单常识。
因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所以,要有一个可以在战斗后安全地进行休整,补充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治疗伤员的根据地,这样才能长期地坚持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在组织游击队的同时,还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根据地。
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在群众基础好,物质保障条件也好,地形又有利的间岛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满洲大陆幅员广大,敌人的统治机构密度比朝鲜稀疏,眼下先在间岛设基地,等到时机成熟,再到国内去占据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狼林山脉。
根据地应以故人的统治达不到的解放区形式为主,而且必须设在便于进行国内作战,又便于得到祖国人民支援的豆满江沿岸的山区。豆满江沿岸,有不少物质保障条件好,地形易守难攻的山村。
开始选定建设根据地的具体地点时,李光、吴彬、金口焕等许多同志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很多好意见。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在渔郎村、牛腹洞、王隅沟、海兰区、石人沟、三道湾、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大荒沟、烟筒位子等天险要塞建立根据地。这些地区集结了秋收斗争后为躲避日寇的“讨伐”而逃来的革命群众,而且已经有赤卫队在保卫革命组织和人民。讨论越深入、越具体,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多。为了长期经营和维持根据地,对于怎样进行农业生产,怎样经营经济,怎样建设修械所和医院,以及由谁来怎样做居民行政工作等复杂的事务问题接连提了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就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问题、结成朝中人民反日共同战线问题和加强党组织工作和共青同盟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一切都是在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武装斗争方面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会议上都制定出了方针。
这的确是巨大的、意义深远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游击战战史里也找不到能够照样应用到我国革命实践中的典范,因此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切问题,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根据地。这对不得不在没有国家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史无前例的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是历史赋予我们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解决这个课题方面,如果我们教条主义地仿效以正规军的支援为前提,配合正规军开展游击战的别国的经验,就必然会遭到不可挽回的严重失败。
有一年,拉丁美洲的一位抵抗运动者未见我,求我给他谈谈游击战争的经验。
我给他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验,然后对他说,游击战,不可能有万能的公式。那是需要最高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智慧的波澜壮阔的创造性斗争。我们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但切不可把它绝对化,机械地采纳。各国的情况互不相同,因此,你们也要创造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斗争方法和形式来灵活运用,这就是胜利的秘诀所在。
他听了我的话,想了许久,对我说,他们的国家山区很多,可是至今没有考虑到这个特点,而去偏重于搞城市游击战。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致使成果少,损失大,今后要根据实际情况,依靠山峦,以农村游击战为主,进行抵抗运动。
我们决定,会议结束后回到各自的活动地区,立即着手组织游击队,就这样结束了会议。每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镇压和“讨伐”而失去亲人和同志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痛心地捶胸顿足,多么渴望能有自己的军队呀;我们终于盼来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武装力量即将诞生的时刻。青年们一齐站起来唱了《革命歌》和《国际歌》,以那庄重的旋律向亲爱的祖国和革命宣誓。
童长荣等几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参加了明月沟会议。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们从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的特点出发,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一带的朝中人民的友好和朝中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童长荣一再请求在东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很多经验的朝鲜同志作重要发言。
我以在会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为中心用中国话和朝鲜话相交替作了鼓动性演说。演说中谈到了我们关于武装队伍的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构想。
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构想表示完全支持。游击战争的形式问题、组织游击队问题、游击根据地问题等,无论对哪个问题,他们和我们的意见都完全一致。
从那时开始,朝中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震撼了大陆,伟大的朝中友谊的传统在血战中开始扎下了根。
1931年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揭开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开端,给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变化。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如果说在卡伦会议上,朝鲜民族要把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最高阶段——武装斗争阶段的意志得到了确认,那么在明月沟会议上,这个意志再一次地得到了确认,并在“以武装对抗武装,用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口号下,正式宣布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规定游击战方向的战略及策略原则的骨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变化无穷的武装斗争的作战方法。
明月沟会议结束后,我和童长荣在白岩下面交谈,谈到了各方面的问题。记得大概就在那时,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被监禁在大连监狱的金利甲的情况,听到了在纺织厂做工、同时做共青同盟工作的全京淑,是如何照顾在狱中的金利甲的事。
童长荣说,东满不只是居民构成,而且党组织的党员构成中,大多数都是朝鲜同志。他还托付我代表朝鲜同志多帮助他工作:
“在东满,革命的主力军是朝鲜人。只有依靠朝鲜族居民,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不管日本怎样挑拨离间,两国共产主义者一定能克服民族偏见。特委今后将特别关注做朝鲜同志的工作,希望你多加帮助。我相信您金日成同志。”
我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托付。
“对两国人民的团结问题,我们也特别关心,这一点请放心。朝中人民之间产生的一时的猜忌,将被游击战争的枪声清除干净。”
我们笑着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
后来,我和童长荣多次回顾了这一天的感受。
每当我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或会谈中,总要谈到30年代初,通过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朝中武装力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共同斗争,使朝中友谊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话。他还就根基深远的朝中友谊传统,谈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充满朝中友谊的热烈气氛的明月沟会议的会场,怀着无限的感慨回忆和我们一道闯过枪林弹雨的魏拯民、童长荣、陈翰章、王德泰、张蔚华、杨靖宇、周保中、 胡泽民等亲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友好情谊也是人的感情,所以,只有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友情,才会是巩固的;而且这样建立起来的友情,经过多长的岁月也不会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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