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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五章 武裝的人民
準備血戰
 
 明月溝會議,對開展有組織的武裝鬥爭問題作了結論,並要求我在這一工作中,發揮先鋒和骨幹的作用。
“金日成你來打頭陣。不管什麼事都該有個樣板,有個示範嘛!”
同志們用這種話來和我作別。
我在明月溝等到與會者都離去後,便和童長榮分手,去了安圖。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安圖是最適於搞遊擊戰的地方。
正如在12月的明月溝會議上提到的,我們在組織武裝隊方面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是,著手對九·一八事變後在滿洲各地組織起來的中國反日武裝力量救國軍進行工作,因此,決定把組織的基本力量部署在安圖和汪清。安圖和汪清是救國軍集結的中心。
我回到興隆村,同家屬一道在馬春旭的家住了一些時候,然後搬到小沙河土器店溝蘆葦村去,全面著手進行建立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準備工作。小沙河是實現了組織化的村子,周圍環境比興隆村好得多。這裏的地下組織很堅強,密探不敢隨便進出。因為沒有走狗作祟,軍警也很少到這裏來“討伐”。
我們建立反日人民遊擊隊的鬥爭,一開始就碰上了種種軍事政治方面的難題。人的問題、武器問題、教練問題、糧食問題、群眾基礎問題、與救國軍的關係問題等都等待我們去解決。
我們認為,組織武裝隊伍方面,人和武器是最重要的兩種必不可少的因素。而這兩樣我們都缺乏。
我們在這裏所說的人,是指軍事上、政治上都具有一定水準的人。我們所需要的,是懂政治、懂軍事的人,具有為祖國和人民,手持武器進行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的青年人。
我們在一年半時間裏,失去了朝鮮革命軍的幾乎全部骨幹分子。金赫、金亨權、崔孝一、孔榮、李濟甯、朴且石等革命軍的主力,他們有的犧牲了,有的被關進了監獄。1931年1月,作為中隊長進行活動的李鐘洛,在帶著有關朝鮮革命軍的小冊子去籌辦武器的途中,同金光烈、張小峰、朴炳華一道被日本領事館的員警逮捕了。對軍事較內行的金利甲也被抓去坐了車,白信漢犧牲了。崔昌傑和金園字下落不明,連消息都無從知道。
革命軍其餘的成員中,有軍事經驗的人屈指可數,連為數不多的這些人都被派去做群眾政治工作,不能叫他們參加武裝隊伍。當我在安圖為建立遊擊隊奔忙的時候,在我身邊的朝鮮革命軍出身的青年,只有車光秀一個人。
如果是掌握了國家權力的人,就可以下動員令或實施義務兵役制那樣的法律,輕易地徵集到足夠的軍事人員;可是,我們就不能用那種方法徵集人員。因為法律機器或物質力量,是不能動員群眾進行革命的。有一個時期,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曾把全體國民都負有納稅、服兵役的義務這樣的條文列入憲法,可是群眾連有無這種法律都不知速。在失去了國權的情況下,蹲在別國租界的一個角落裏,行使國權的流亡政府的法律或指令,是不可能生效的,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中,不可能用動員令或義務兵役制之類的法律手段,讓人們扛起槍來。在這個革命中,領導革命的領袖和先覺們的號召代替了法律,群眾的政治道德覺悟和戰鬥熱情,決定了兵源問題。即使沒有人提出要求或下指令,群眾也會為自身的解放自覺地扛起槍來。這是把自主性當做生命,決心為之獻出生命的人民群眾出於本性的行動。
我們根據這樣的原理,在安圖及其附近,開始物色吸收到遊擊隊裏來的物件。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工人糾察隊、地方突擊隊等半軍事組織裏,有很多要求參軍的血氣方剛的青年。在秋收、春荒鬥爭的風暴中,半軍事組織急劇擴大,經過這些風暴,青年們成長了,面貌一新。
然而,不能因為群眾要求參軍,就不考慮他們的水準如何,隨便接收他們為遊擊隊員。東滿的青壯年在軍事上還沒有作好準備,為了保障遊擊隊的人員來源,必須在赤衛隊、少年先鋒隊等半軍事組織中,加強對青年的政治軍事訓練。
可是,我的身邊沒有一名可以擔任教練的人才。靠我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安圖地區的青年全部實現軍事化的。拿我自己來說,也只不過是在華成義塾學了點軍事,在指揮新型的軍隊——遊擊隊的軍事實踐方面,幾乎是一張白紙。學生出身的車光秀的軍事知識還不如我。如果有像李鐘洛那樣的人,就可以把軍事完全交給他,我就可以把全部時間花在政治工作上,可是李鐘洛又被關進了監獄,再沒有可以指望的人了。這實在叫我焦急。
每當面臨難關時,我總是感到缺少同志。
我們正承受這種苦惱的時候,有一個名叫樸勳的黃埔軍校出身的很有前途的人來找我們。黃埔軍官學校校長是蔣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那個學校裏有許多朝鮮青年。中國人把廣州暴動又叫做“三日蘇維埃”,在這次暴動中起到主導作用的就是黃埔軍校的學生。
朴勳和安鵬參加了廣州暴動,暴動失敗後,從關內逃來滿洲。朴勳身材魁梧,言行風度很豪爽,不愧是個武人。他常說中國話,說朝鮮話的時候少;常穿中國衣服,很少穿朝鮮衣服。他就成了我的“軍事顧問”。
由於蔣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變),國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曾在黃埔軍校、廣東軍校、雲南講武堂等武官學校畢業後參加中國革命的楊林、崔庸健、吳成侖(全光)、張志樂、樸勳等許多人,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來到滿洲地區。
坦率地說,當時我一聽到黃埔軍官學校這個校名,就對樸勳抱有很大期望。
樸勳有在戰場上兩手各握一支手槍,打雙槍的本事。他的槍法真了不起,堪稱神槍手。
他的又一個本領是口令喊得好。他有一副罕見的嗓子,他作為教官可以不用擴音器,指揮一兩萬人的隊伍。他在土器店溝大喊一聲,全村人都能聽到。
他那口令聲使安圖的青年都為之傾倒,都以欽佩的目光望他。
車光秀看到林勳指導赤衛隊進行訓練的情景,佩服地說:
“他那副嗓音,怕坐在東京的日本天星也能聽到哩。真不知是從哪里來了這麼個寶貝蛋!”
對樸勳最為傾倒的就是車光秀,他倆常搞理論辯論,可是相處得非常親密。
因為朴勳在安圖訓練搞得很好,所以我們組織的部隊後來到汪清時,被評為“大學生部隊”。我們部隊的遊擊隊員們在抗日戰爭的整個期間,都因為有秩序,紀律嚴明,言行文雅,衣著整齊,而受人尊敬。楊靖宇也一直讚賞我們革命軍有紀律、生氣蓬勃和文明的面貌。每當聽到這種讚揚時,我就想起樸勳,想起他那響徹土器店溝的口令聲。朴勳作為教官的又一個特色是對受訓者要求嚴格。由於他那非常嚴格的要求,受訓者很快便掌握了軍事知識。
然而,朴勳有時對隊員實行體罰。他對做不好制式動作的或違反紀律的受訓者,吹鬍子瞪眼地罵他們,有時還用腳踢他們,有時罰站。我怎麼對他講革命軍隊內禁止體罰,也沒有用。有一天,訓練結束後,我同嗓子都喊啞了的朴勳一同回家時,問他:
“樸勳,你身上總有點軍閥的氣味,你是在哪兒學來的那種習氣?”
他一聽軍閥氣味,便對我笑笑說:
“教我們的教官曾是個又嚴又厲害的人。說不定就是那個德國人給我留下了那種‘遺產’。要成為像樣的軍人,不管怎麼說,要多挨幾下鞭子。”
德國式軍事教育的痕跡在樸勳身上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他上軍事理論課,講得最多的就是普魯士軍隊。他對英國士兵的勇敢性、法國土兵的敏捷性、德國土兵的準確性和俄羅斯士兵的頑強性講得很多,他講這些的時候,總要號召受訓者說,我們要成為具備所有這些品質的萬能的軍隊。
他進行的比較多的訓練,和我們作為訓練目標的遊擊戰的特點也是不相符合的。他為了讓人們領會拿破崙式縱隊隊形和英國式線形序列是什麼樣的,用20名左右的受訓者排成那種隊形,為此下了很大功夫。
我參觀教練後,在休息時間,低聲對他說:
“朴勳同志,你剛才執行的那個英國式線形序列訓練,就用簡單的說明省略掉怎麼樣?我們又不是要在這裏幹一場和滑鐵盧激戰一樣的戰爭,而是馬上要在山地作戰,同用大炮和機關槍武裝起來的敵人打遊擊戰,學那些舊時代的兵法能有什麼用?”
“要打仗,是不是應該掌握那些軍事知識。”
“別國制定的一般性的軍事知識固然也是重要的,可是應該先選擇那些馬上能用得上的東西來教給他們。你最好別想讓他們把你在軍官學校學到的東西都囫圇吞下去。”
這天,我對樸勳說的是,叫他在訓練中不要犯教條主義。
我把十來名赤衛隊員交給樸勳,讓他對他們進行射擊訓練。結果,他把一個樁子立在平地上,一整天反復地說,敵人出現了,就要瞄準中心下部打槍。
於是,我對樸勳說,照這種方式搞訓練是不行的。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訓練先撇在一邊,要先教打遊擊戰所必要的東西。特別是,要先進行山地戰所需要的訓練。不符合我們情況的,要大膽地刪改,操典裏沒有的兵法,要由我們集思廣益,一樣一樣給制定出來。
樸勳誠懇地接受了我的意見。
從那以後,以打遊擊戰所需的東西為主進行了訓練。起碼的制式動作和武器操作法自不必說,把偽裝法、信號法、刺刀使用法、敵情偵察法、走山路法、棍棒使用法以及奪取武器的方法、打夜戰時識別敵我的方法等馬上能用得上的軍事知識,先教給了受訓者。
朴勳開始時,無計畫地教這教那,後來就制定出教學計畫,按計劃進行訓練了。
朴勳後來在回顧當年的事時,坦率地說,他在黃埔軍官學校所學的軍事,都是屬於世界五大軍事強國的東西。那是把古今內外的兵法集大成的、總括的、綜合性的軍事知識。他為在可以算是中國軍事教育的最高學府的有名的黃埔軍官學校學到這種知識引以自豪,心想,到東滿未普及這樣的知識,會博得人們的掌聲和喝彩。不想,他的估計錯了,他得到的不是掌聲和喝彩,而是冷淡的反應。青年們對他講的課,當做知也可、不知也可的常識,並沒有把它當做必需的、不可缺少的東西來接受。他痛切地感到,他在過去的幾年裏學到的軍事知識雖說是世界性的東西,但對遊擊戰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半拉子知識,對曾把它當做絕對的萬能法典的他自己感到幻滅,切身地悟到必須創造新的、遊擊戰所需要的軍事理論。從那時起,他才擺脫了教條,才具備了適應朝鮮革命戰爭需要的、我們自己的思想方法。
在安圖地區的“訓練都監”中,僅次於樸勳的出色人物是金日龍。他雖然沒有現代戰爭的知識,但他用在獨立軍打仗時掌握的實戰經驗,對隊員進行了不懈的訓練。
我們加強了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少年探險隊等半軍事組織的軍事訓練,並擴大了隊伍。通過這個過程,在我們周圍集結了數十名在政治、軍事上具備了一定水準的堅強的青年。我們選拔那些在豆滿江沿岸各縣工作的同志和在秋收、春荒鬥爭中經過鍛煉和考驗的青年,讓他們都到安圖集合。有很多青年從安圖、敦化等東滿各地來找我們。
我們從這些同志中選拔車光秀、金回龍、朴勳、金哲(金哲熙)、李英培等18名骨幹分子,先以他們組織了遊擊隊小組。同時,在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地區也組織了同樣形式的武裝隊伍。這樣,各縣陸續出現了一二十名左右的人組織的武裝隊。先以少數人組織武裝隊,悄悄地進行活動,藉以籌辦武器,積累經驗,擴大隊伍,一旦條件成熟,各縣分別建立大規模的武裝隊伍,這就是明月溝會議討論決定的方針。
組織遊擊隊小組的過程,也就是為解決武器進行浴血鬥爭的過程。這困難,那困難,也不會有比解決武器的工作更大的困難。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用在他們本上軍事工業系列生產的現代化武器和裝備不斷地加強陸海空軍的戰鬥力,可是我們沒有國家後方供應武器,連買一支槍的錢都沒有。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坦克。眼前,只要有步槍、手槍、手榴彈之類輕武器就行。如果國內有生產武器的工廠,可以借助于工人的力量去解決,可是我國沒有那種工廠。遺憾的是,我們在武裝自己的過程中,絲毫沒有得到本國工業的好處。
正因為如此,必然地出現了“奪取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這樣悲壯的口號。
我回到安圖,把父親托母親保管的兩支手槍從地下起出來。我舉起那兩支手槍,對同志們說:
“看,這就是我父親留給我的遺產。我父親不是義兵,也不是獨立軍,可是直到他去世那天,一直帶著這些槍的。為什麼呢?因為他認為只有武裝鬥爭才是能夠實現國家獨立的最高的鬥爭形式。我父親總的志願,就是要進行武裝鬥爭。我在承受這兩支手槍的時候,下了堅定的決心,要代替我父親去實現他未實現的願望。現在到時候了。要把這兩支手槍當做本錢,開始我們爭取獨立的進軍。目前,雖然全部財產只有這兩支,但使它一次又一次地翻本生利,就會變成二百支、兩千支、兩萬支,你們想像那一天吧。有了兩千支槍,我們就能解放祖國。要拿這兩支槍作本錢,不斷地叫它翻本生利,叫它變成兩千支、兩萬支!”
我想著壯志來送過早去世的父親,哽咽得再也說不下去了。
籌辦武器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這時,樸勳問我,聽說,在撫松曾有一個財主的兒子向你們獻出了幾十支槍,那些槍都弄到哪兒去了?他所說的財主的兒子就是張蔚華。我們在五家子進行活動時,有一次張蔚華帶著他們家丁的40支槍來找我。那時,我們把那些槍全給了朝鮮革命軍隊員。
樸勳聽到了這件事,深表惋惜。他說,有錢,就有出路。他提議,巡訪我們建立的革命村,向農民發出號召,捐一些錢。我沒有接受他的提議。若是向富者發出號召,從他們那里弄些資金倒有商量的餘地,但要叫貧窮的工人、農民掏錢來買武器,這不是好辦法。捐錢的事,當然比豁出命去奪敵人的槍容易得多。可是,我們還是放棄容易的辦法,選擇了困難的路。我也承認拿錢買槍是一種辦法,但沒有提倡這種辦法。向人民群眾伸手要錢是獨立軍的方法,而不是我們的方法。況且,即使捐到一些錢,也不會有多少。
有一次,崔賢同志到山林隊那裏,花1500圓買來了一挺機關槍。那時,一頭黃牛的市價大約是50圓,這麼算起來,要買一挺機關槍,就要賣掉30頭黃牛才行。我們不能不重視這個數字。
我們商量多次,找出一個辦法,到乳頭山方面去,挖來了幾支獨立軍埋在地下的槍支。
別的縣裏,也爭相回收了獨立軍用過的武器。洪範圖庫下的獨立軍在青山裏戰鬥後,把大量的槍支和子彈埋在大次子附近,退到蘇滿國境一帶去了。
日本守備隊通過密探得知此事後,便用幾十輛卡車運走了那裏的槍支和子彈。明月溝會議後,汪清的同志們派幾個人到大坎子,從日本守備隊員挖開的地方又找到了約5萬發子彈。
我們手里弄到了一些槍支,便開始用它做本錢,投入了直接奪取敵人武器的戰鬥。
第一個攻擊對象選的是地主雙秉俊的家。他手下有一個約有40人的保衛團。團長李道善後來成了惡名昭著的“新選隊”隊長,這個“新選隊”後被崔賢同志的部隊打垮。
保衛團的兵營設在地主家土城裏頭和外頭。我們把遊擊小組成員和赤衛隊員編成一個襲擊小組,根據事先偵察的情況,出其不意地襲擊了位於小沙河村的雙秉俊的家,奪來了十多支槍。
奪取武裝的鬥爭,在豆滿江沿岸的所有地方,都群眾性地蓬勃開展起來。革命群眾提出“武裝是我們的生命!以武裝對抗武裝!”的口號,
由遊擊隊小組成員、赤衛隊員、少年先鋒隊員、地方突擊隊員們帶頭,無論男女老少,都奮起展開了奪取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日滿員警、親日地主和反動官僚的武器的殊死鬥爭。
“要槍不要命!”就是那時用的話。到海關、保衛團、公安局或地主家,端著槍喊一聲:“要槍不要命!”,那些膽怯的官吏、反動地主和員警官,就哆哆嗦嗦地把槍統統交出來。
“要槍不要命”這句話,在東滿的所有革命組織區成了流行語,廣為流傳。
吳仲和的父親(吳泰熙)和他叔父也手持用飯桌腿做的假手槍,口喊“要搶不要命”,威脅員警和自衛團,奪取他們的武器,送給了赤衛隊。這個消息甚至傳到了安圖。我們聽了,對那些老人的機智、大隊深為嘆服。
後來,我在汪清見到吳泰熙老大爺時問過他:“您是怎麼想出那麼絕妙的法子來的呢?”老大爺笑著說:“晚上看起來放在炕上的飯桌腿也挺像手槍哩。我們哪里有槍或炸彈那種東西呀。所以,就拿出了飯桌腿。急中生智嘛。常言說,‘口渴者挖井’不是嗎?”
老人說的確實很對。那時,我們真是抱著口渴者挖井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奪取武器的鬥爭。那是需要最大的創造精神和智慧的苦鬥。
東滿的革命者和革命人民根據情況,隨機應變地偽裝自己,或是裝成憲兵、救國軍軍人、日本領事館官吏、大富豪或貿易商等來奪取武器。有的地方,婦女們用擣衣棒或根子打倒軍警,奪取武器。
奪取武器的鬥爭,是全民抗戰開始的序幕,是預備戰鬥。所有革命組織都為這一鬥爭發動起來,全民動員起來了。革命需要武器的時機一到,群眾就不顧一切地投入了這一鬥爭。在這過程中,他們進一步覺醒了。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麼大。
“自己的武器自己解決”,我們提出的這一口號發揮了巨大的生命力。
然而,我們在這一鬥爭中也失去了很多革命同志。那時,我們獲取的每一支槍裏都滲透了革命同志的熱血和他們火熱的愛國精神。
我們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同時展開了自力製造武器的鬥爭。
起初,在鐵匠爐製造大刀、長槍之類刀槍武器。接著,還製造了手槍和炸彈。
在自力製造的手槍中,做得最精巧好使的,是汪清縣南區反帝青年同盟盟員們製造的“比及蓋手槍”。咸鏡北道地方的人按俄語把火柴叫做“比及蓋”。之所以把這種手槍叫做“比及蓋手槍”,是因為要用紅頭火柴製造子彈火藥裝在槍膛裏。
他們用洋鐵製造槍管。
東滿的兵器廠當中,最有名的是和龍縣金谷的神仙德鷹岩窟兵器廠、汪清縣南區兵器廠和延吉縣依蘭溝南陽村朱家洞兵器廠。
鷹岩窟兵器廠用通過延吉縣八道溝礦的革命組織弄到的炸藥製造了炸彈。
起初,製造的是轟響炸彈,這種炸彈聲響挺大,可是殺傷力幾乎等於零。為了除掉這種弱點製造出了辣椒炸彈。這種炸彈比轟響炸彈效果大些,可是,只是氣味嗆人,殺傷力幾乎沒有。後來,和龍的同志們用碎鐵片代替辣椒,製造了殺傷力挺大的炸彈。這種炸彈就是有名的延吉炸彈。延吉炸彈問世後,我們把和龍的樸永純叫到小汪清大房子,舉辦了歷時兩天的炸彈講習會。這是為了把製造炸彈的技術普及到東滿各地。來自間島各縣的兵器廠成員和遊擊隊指揮員參加了這次講習會。
講習第一天,我給大家講了火藥製造法。當時,遊擊隊兵器廠製造炸彈所用的火藥,是通過秘密管道從礦山購進的。因為敵人對火藥的管制很嚴,這種方法總是伴隨著危險。我們較容易地自行從民房獲取了火藥原料,開用它成功地製造了炸藥。在講習會上講授了製造炸藥的秘訣,並把它推廣到各地方去。樸永純講了炸彈製造法及其使用法、保管管理法。關於他們在和龍自力更生地研究炸彈的過程的故事,引起了聽講者們一致的讚歎。主管鷹岩窟兵器廠的樸永純、孫元金兩同志的技藝都很高明。後來,這個兵器廠成了朝鮮人民革命軍可靠的武器製造基地和修理基地,對抗日戰爭作出了很大貢獻。
如果能有一位作家把反映我國人民在奪取武器的鬥爭中發揚的無比的自我犧牲精神、大膽性、隨機應變的機智和非凡的創造精神的故事綜合起來,用形象的畫幅再現出來,那會成為一篇莊嚴的敘事詩。千萬年來,被置於歷史之外、只被當做廉價勞動力、在無知和蒙昧中掙扎的人民群眾,他們作為亡國之民而悲酸地流盡血淚、儘管咬牙切齒,但只能將它當做命運逆來順受的淳樸的人民群眾,終於走上了用自己的力量開拓自己命運的神聖的解放鬥爭道路。
我每當看到地方組織繳獲的或自力製造的武器,就再一次自豪地確認,我們相信自己人民的力量,要依靠這一力量開拓朝鮮革命的決心,是多麼正確。
我們在加緊進行建設常備革命武裝力量的準備工作的同時,特別關注奠定抗日武裝鬥爭的群眾基礎的工作。在實踐鬥爭中,使人民群眾不斷地提高覺悟,得到鍛煉,使他們做好抗日戰爭的準備,這是我國革命發展的必然要求;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地、全民族一致地動員起來,這就是我們取得最後勝利的保證。
1930年,農業空前歉收,隨之而來的嚴重的饑餓,為我們繼秋收鬥爭之後,再次開展新的群眾鬥爭提供了條件。我們為不讓通過秋收鬥爭高昂起來的群眾鬥爭氣勢減弱,又展開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地主的新的春荒鬥爭。春荒鬥爭,從向地主借糧的借糧鬥爭開始,急速地發展為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地主的糧食的奪糧鬥爭,清算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暴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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