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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五章 武装的人民
新的武装力量的诞生
 由于一连串轰动世界的事件,1932年春显得非常动荡。霸占了满洲大陆的日本帝国主义搬出被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推翻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制造出了傀儡国——满洲国。日本的御用宣传机器和中国的关内和满洲的亲日出版物,不失时机地大肆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建设,赞美满洲国,而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舆论则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刚刚抵达日本的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活动,这个调查团的使命,是查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
以英国枢密院顾问李顿为团长,由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同日本国的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会见后、又到中国,同蒋介石、张学良会晤,又到满洲同关东军司令本庄中将见了面,还视察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现场。日方和中方为了把李顿调查团拉向自己一边,大搞欢迎和招待竞赛。有人猜想,如果调查团查明事变的真相,国际联盟行使影响力,那么,日本也许会从满洲撤军,这种臆测不仅在政界、杜会界和舆论界流行,连那些对政治开始敏感的小学生和农村的老年人也都这样说。
当时,我们正在安图地区加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对那种臆测和风闻并没有怎么注意,而专心进行军事训练。小沙河妇女会会员们天天把午饭装在木盆里,用头顶着送到土器店沟的台地上。
3月中旬,我们为东满许多县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小组的指挥员,在安图举行了短期训练(短期讲习)。有将近20名指挥员从其他地方聚集到小沙河土器店沟。
短期训练进行了两天,头一天上理论课,第二天进行动作训练。我在政治课上讲了朝鲜革命的路线和方针问题,还讲了游击队的生活规范和行动准则。军事训练主要由朴勋负责辅导。那时我们的训练逐步从制式动作、武器装卸等基础训练深化到袭击、埋伏等战术训练。
安图成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抗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总部和中心,常有工作员和通信员从豆满江沿岸各县来到小沙河同我们联系。我们在安图组织游击队的消息,一直传到国内各地。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听到这个消息,冒着生命危险,从朝鲜和满洲各地拥到安图来,要求参军。
边达焕在带领八名志愿入伍的五家子青年来安图的路上,被日本军警逮捕关进监狱,也是在这个时期。解放初,边大愚老人来找我,讲到他儿子未能实现入伍的理想,在狱中虚度了几年岁月时,表示十分惋惜。
在间岛的各县中,特别是延吉地区,来找我们的人最多。延吉地区密布敌统治机构和镇压工具,密探网也很多。1932年4月初,池田大佐指挥的以罗南19师所属38旅75团为基干,由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加强的间岛临时派遣队,为了对东满地区进行“讨伐”,渡过豆满江闯进了延吉等间岛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地下组织把很多要求参军的青年送到安图来了。
也有不少青年未经组织的推荐,只听到有关我们的消息,便自动来找我们要求参军。
敦化的陈翰章也领着名叫胡泽民的中国青年来找我。胡泽民曾在和龙当过师范学校的教师。
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多名青年结伙来找我们。
可是,救国军却在路上拦截他们,常常把他们抓去杀害。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有东北自卫军、反吉林军、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等形形色色的反日部队。所谓反日部队,是指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后,由那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从旧东北军脱离出来的爱国军人和官吏以及农民组成的民族主义军队。把这些部队统称为救国军。
在满洲地区的反日部队中,较为有名的有王德林、唐聚伍、王凤阁、苏炳文、马占山、丁超、李杜等的部队。
东满最大的反日部队是王德林部队。王德林在青年时代,在穆棱和绥芬河一带密林中,毫无政治主张,过着“绿林豪杰”的土匪生活。后来他率部队编入张作相麾下的吉林部队,才成为具备了正规军外貌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以前,他在旧吉林军当了第3旅7团3营营长。民间称他的营为“旧3营”。
日军进攻满洲后,他的上司旅长吉兴向日军投降,拜见了关东军司今。他宣誓要效忠日本帝国,被日军任命为吉林警备司令。
王德林为上司的背叛行为所激怒,立即举行哗变,宣布抗日救国。他率领500多名队员进人山林,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并任命吴义成为前方司令,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
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孔宪永等都是王德林的忠实部下。他们以罗子沟一带为活动据点,牵制间岛地区的敌人,后来跟我们游击队建立了血肉联系。
南满的山区有唐聚伍的自卫军进行活动。黑龙江省一带则有马占山部队抵抗北上的日军。聚集到安图的偏僻山区的是吴义成属下的于司令部队。这支部队非常强横凶暴。
他们都一致把朝鲜共产主义者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朝鲜人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引进满洲大陆的肇事者。日本帝国主义在朝中两国人民之间不断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加上在五·三○暴动和万宝山事件中所产生的对朝鲜人的坏印象,直到那时还留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同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的灾难和不幸的被压迫民族,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样,朝鲜人也不会成为他们的走狗;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朝鲜人民的敌人一样,朝鲜人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救国军的上层顽固分子没有具备能够理解这些道理的政治判断力和洞察力。他们也盲目地敌视共产主义。当然,这是同救国军的上层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出身这一点有关系的。救国军的上层造出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宗派分子,宗派分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一条公式,并以此为准,毫不留情地迫害和杀害青壮年朝鲜人。
在城市和平原地区,有日本侵略军在猖狂肆虐;在日军还没有占领的农村和山区,又有成千上万的救国军把守在路口,使我们动弹不得。救国军的敌对行为,是对我们年轻的游击队生存的严重威胁。
不消说日本帝国主义,就连山林队和独立军也都反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名副其实地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不改善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就不能使我们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合法化;不使游击队的存在合法化,就不能扩大队伍,公开地进行军事活动。
虽然组织了部队,却不能合法化,因此,我们处在躲在人家后屋的境地。只有公开露面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却不能公开露面。我们没有军装,都穿着便衣,躲在人家后屋,只是摸弄着驳壳枪,慨叹说,这样下去怎么能抗日呀!躲也只能躲在朝鲜人村子里,别的地方就根本不能露面,到了夜晚才能几个人出来走动。
这就是我们起初把游击队称为秘密游击队的原因。那时,我们不仅要躲避日本军队,而且要躲避救国军和伪满军的兵,还要警戒敌视共产主义者的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反动派。只要我们公开露面,他们就说是共产党,向我们开枪、横施暴行,实在叫人伤脑筋。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的情况也一样。
但又不能专找共产主义者的家去住。他们本来就穷,再有几十个人去吃,他们的生活就会更苦。
只有争取游击队合法化,白天能在街上排队唱着歌行进和进行宣传,受到群众欢迎,工作才会顺利,打起仗来也才会有劲头。可是现在办不到,真叫人焦急。
我们只要坐到一起,就反复讨论如何实现游击队的合法化,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同反日部队的关系等问题。
讨论得最深人的是共产主义者同中国民族主义者携手对不对的问题。救国军上层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官僚利益的军队,我们共产主义者同他们携手,是不是抛弃了阶级原则,妥协了呢?抱这种怀疑的同志并不止一两个。他们说,暂时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是可以的,但不能结成同盟关系,并主张对他们的敌对行为,只能用武力去压下去。
这是极其危险的主张。
救国军虽有各种局限性,但他们的斗争目的和处境跟我们相同,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成为我们战略上的同盟者。我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主张不仅要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而且要同他们形成联合战线。至于思想和信念互不相同的两支武装力量的联合战线问题,当时还是第一次提出来,所以引起了复杂的争论。
实现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内也作为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东满特委很早就对王德林部队予以关注,派七八名优秀共产党员去做救国军的工作。我们也派李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到救国军里去。
我通过通信员多次收到关于派到同山好部队的李光,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情况汇报。
当救国军对我们施加的暴行更加严重时,我们的同志们就说,要形成联合战线是一种空想,现在我们也应该迎头还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他们。把救国军当作敌人,一对一地进行报复,这是不仅不符合反日的大义和道理,还可能把我们年轻的游击队引向自灭的盲目行为。
间岛以及满洲全境的共产主义者和游击队员都为救国军煞费苦心。
当时,各县的游击队人数不多,一个县才有几十名。这些人只要被救国军抓住,就被杀害,无一幸免。所以,想扩大部队,也根本没法扩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想,我们游击队暂时加入于司令的部队,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会不会有利呢。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假设:编入了于司令的部队,就有了救国军的招牌,是不是可以不受他们的害,还可以得到一些武器;只要给他们以好的影响,是不是可以使他们共产主义化,把他们变成安全的同盟者呢,我提出这一设想请大家讨论。
我们在党组织所在的小沙河金正龙家开了一整天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把这次会议称为小沙河会议了。这次会议上的讨论非常热烈。在救国军部队里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是否可能,是否有益,就这个问题,从早到晚进行争论,嗓门都喊哑了。不仅是吸烟者,连那些不会吸烟的人也卷起烟吸,不住地喷出烟来,弄得整个屋子乌烟瘴气,简直叫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这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不会吸烟。
最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会上决定派代表到于司令的部队去同救国军进行谈判。我被选为代表。不是同志们选了我.而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做过军事外交的人。所以慎重地讨论了派谁去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我们选派了代表,对方会不会接待他呢;进行谈判时,他们会不会提出无理要求把我们推入窘境呢;如果他们不如意会不会枪杀我们的代表呢。大家还异口同声地强调说,必须选派能够老练地对付这一切情况的人作代表。
那时,在我们当中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人。要与于司令谈判。就得选出岁数较大的人,可是在我们当中岁数大的只有朴勋、金日龙和胡泽民三个人。金日龙虽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不会说中国话。其他的人都是和曹亚范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18~20岁的青年小伙子。
我向大家提议派我去。
同志们都表示反对,说成柱同志是队长,于司令说你是共产党,杀害了你,怎么办。所以,最好在陈翰章、曹亚范、胡泽民等中国同志当中,选派一个善于外交的人去。
我问大家,我去了,于司令为什么要杀害我呢?同志们说,那谁知道呀?见了你,说声“高丽棒子”,就杀了你,那不就完了。别人都被杀了,难道就不能杀你吗?尤其是在汪清的关部队事件后,救国军一看到朝鲜青年,就更眼红.你还是不去的好。
所谓关部队事件,是指汪清的李光同志领导的秘密游击队解除了名叫关部队的反日部队武装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游击队的活动面临更大的困难。汪清来的通信员说,关部队事件后,他们那里的救国军为了报复,把好几个游击队员抓去枪毙了。金策同志在北满被山林队逮捕,差点送命,也是这个时期。
我还是坚持要去。我所以这样坚持,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众的外交艺术,或者有什么能折服于司令的特殊处方,而是因为游击队的存亡取决于同于司令的谈判,我们的成败也取决于如何协调同他们的关系,不把救国军变成同盟者,我们就不仅无法在东满开展游击战,而且连家门都不能自由出入,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过好这个关,开展武装斗争,那么作为一个朝鲜男儿活着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理由活着。
我说服他们说,怕死是干不了革命的,我会中国话,在搞青年运动时又经历过多次风浪,我去了,就能见到于司令。所以,应该由我去。然后,我就带领朴勋、陈翰章、胡泽民和另外一个中国青年去找于司令。这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冒险之行。
对方的司令部驻扎在两江口。
我们约好如果救国军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要说是从安图来,而要说从吉林来。向救国军说出游击队驻扎区东满的地名,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通向大沙河的路上遇到了于司令的部队。几百名的队伍像在《三国志》里看到的那样,打着写有“于司令”字样的旗,威风凛凛地走过来。这是在于司令的部队在南湖头消灭日军,缴获了机枪之后,正是他们的名声大振的时候。
“要不要躲一下?”胡泽民不安地回头望着我说。
“不,要迎面前进!”我说着继续朝前走去。他们四人也采取共同步调,并肩走在我的两旁。
救国军看到我们,就大声喝道:“高丽棒子,过来!”接着他们不由分说地要逮捕我们。
我用中国话抗议说,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抗日的,为什么要逮捕我们。他们反问我,你是不是朝鲜人,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朝鲜人,然后指着陈翰章、胡泽民他们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急事要商量,找你们的司令。快把我们领到你们的司令那里去。”
我正颜厉色地提出了要求,他们的态度稍缓和了些,要我们跟他们走。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这时,有个原东北军军官装束的指挥官下了吃午饭的指令,然后把我们拘禁在一个农民家里。
出乎意料,我念毓文中学时的导师刘本草先生走进屋来了。刘本草先生曾在毓文中学教过汉语,后来又在文光中学和软化中学任过教。他跟尚钺先生有深厚的交情,同陈翰章也很熟。先生为人忠厚,知识渊博,给学生介绍了很多好书,写出好诗来也乐于给学生们朗诵,所以我们都爱戴他,尊敬他。
我和陈翰章认出是刘本草先生,欢呼着跑了过去。正处于逆境的时候见到了刘先生,倍加高兴。
刘本草先生也又惊又喜,一连串地问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来到这里?往何处去时被捕的?
我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先生听完就大声指示部下说:“要好好招待他们。我也要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备些好菜。”原来,他在日军侵入满洲后就离开讲台,投到于司令的部队里当参谋长了。
刘本草先生同我们一起吃饭时说,他眼看着国家沦亡,忍无可忍,穿上了军装,可是要带着愚昧无知的部下打仗,令人焦心的事不止一两桩,并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们携手共事。我们表示同意后,要他帮我们去见于司令。他说,原在两江口的于司今,现在要到安图县城去,跟他一块去,就能见到司令。
于是,我对他说:
“老师,我们也想组织一个朝鲜人的部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怨恨朝鲜人要比中国人更深。反日部队为什么不让朝鲜人抗日,老是对他们施加暴行,加以杀害呢?”
“可不是嘛,我老劝他们不要这样,可是这些无知之徒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这样。共产党抗日,有什么不好?”
刘本草先生也表示愤慨。
我听了他的话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好了,有活路了。我当场派朴勋回小沙河告诉那里的同志们,我们都平安无事, 于司令部队的参谋长真心帮助我们,游击队合法化有希望了。
午饭后,我们跟着刘本草先生前往安图城。
刘本草有一匹专用军马。我们劝他骑。可是他说:“你们都步行,我一个人骑马,那还像话吗。咱们一面走一面谈吧。”他就这样一直同我们一起步行到了城里。
反日部队的士兵们胳臂上几乎都戴着臂章,上面写着“不怕死,不扰民”。
与士兵们给人的凶恶印象相反,他们的座右铭却非常健康而又富有战斗精神。这使我又添了一缕希望,同于司令的会晤也许能有好的结果。
那天,我们在刘本草先生陪同下,毫无阻碍地见了于司令。他也许是看在参谋长的面上,对我们以礼相待,并给了很高的待遇。他们这样做,也许还因为他们探听到我们都是中学毕业,是会讲、会写、又会使用武器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便想把我们留下来使用。
不出所料,于司令真地要我们加入他们的部队。他要我担任司令部宣传队队长。
我的本意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使其合法化,可是于司令却要我当宣传队队长,这可真叫我为难。我要是拒绝,那就一定会惹怒于司令,也会使刘本草先生难堪。
我想,虽然事与愿违,可是只要能得到于司今的信任,或许能交上好运,便答应了下来。
于司令非常满意,当即叫部下写了任命状。
我就这样当上了司令部宣传队队长。他还任命胡泽民任副参谋,陈翰章任秘书。这虽然是出乎意外的荒唐的结果,但对我们来说,又是不能不经由的梯子。实际上,这一“飞黄腾达”,对游击队的合法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把我们躲在人家后屋时的处境和经刘本草先生介绍深深地打进于司令部队心脏的今天相对比,心里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救国军抓了七八十名从延吉去富尔河的朝鲜青年,押到城里来了。
我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愕然地在远处望了一会儿那些被抓的青年,然后跑到了刘本草先生那里,说:
“刘先生:出事了。刘先生的士兵又抓来了一大批朝鲜人。那些人当中有亲日派吗?我看,他们当中没有亲日派。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有没有日本鬼子的走狗,然后再处理?”
刘本草先生听完后说:“成柱;你去看看吧。我们是相信你的。”
“刘先生,我一个人去怎么行呢?还是先生跟我一起去吧。刘先生不是讲话讲得好吗,只要您出去讲一席话,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也都会受感化的。应该想办法把他们感化过来,让他们去打日本鬼子才对。老是杀那些并不是亲日派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成柱,你不是也讲得很好嘛,我还讲什么呀,你一个人去吧。”
刘本草先生摆摆手,硬是推让。
正如先生所说,我在学生时代,讲话讲得多,倒是事实。我在吉林、敦化、安图、抚松、长春等地,作了很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野心,呼吁朝中人民团结的讲话。刘本草先生是知道的。
“刘先生,我用朝语讲话,先生部队的老爷们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呀!他们会不会怀疑我搞什么坏宣传呢?”
刘本草先生听了,还是摆摆手,催我快去。他说:
“成柱你顶多是宣传共产党呗,没关系,由我作保,你只管放心讲吧。”
这位老师已经知道我与共产党有关系,在搞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的宣传,如有必要,也要搞嘛。那有什么不好呢?”我说。
那时,若不是互相信任,我就不敢在刘本草先生面前说这种话。如果他们说我也是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干掉我,那我也就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先生和我有着格外亲密的关系,所以没有发生这类事情。
早在毓文中学时期,我和刘本草先生就亲密相处,毫无隔阂。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刘先生体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和刘本草先生正在说话的时候,于司今走进了参谋部。他望着那些被抓来的青年说,又抓来了共产党,共产党不知什么时候在满洲养出了那么多崽子。说着他摇了摇头。
这时,刘本草先生赶紧给我递了个眼色,说,宣传队长快出去跟他们谈谈吧。朝鲜人不可能全是共产党,共产党员也不会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嘛。
于司令听了参谋长的话,大发雷霆,说:
“你说什么,他们搞暴动,抢土地,甚至把日本鬼子引进来。你还敢说共产党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看来于司令对朝鲜人的偏见是盲目的,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对共产主义者的误解也十分严重。我决心无论如何要说服于司令,就不揣冒昧地冲他说:
“司令,你说共产党不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还是听人家说的,不然,你为什么说共产党员不好呢?”
“看什么书呀,我是听人家说的。有嘴的人都说共产党员不好,我也就认为他们不好。”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愕然,却又放心了。他不是通过亲身体验而得到的见解,而是听风闻产生的误解,我也就有信心把他改变过来。
“司令,您心无主见,盲目地听信人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
在我旁边的陈翰章和胡泽民都是共产主义者,参谋长也支持我们,于司令就等于被我们包围了。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便继续说服他:
“司令,干吗老杀那些青年呢,虽然不能马上给他们发枪,可是不妨给他们每人发一支长矛,让他们去当突击队,看看他们同日本鬼子打仗打得怎么样。如果他们打得好,那就再好不过了。何必白白杀死他们呢?”
于司令听了我的话,说:“嗯,这话也有道理。宣传队长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走到那些被抓来的青年中间,写了张条子让他们偷偷传看。条子上写的大意是,除非被查出证据,你们决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搜身时被查出来的传单《告反日士兵书》,就说是在哪儿捡来的。当然,他们是无从知道这张条子是从哪儿来的。
我一出现在这些青年面前,他们都以愤怒的目光盯着我。看来,他们似乎在怀疑我是在于司令手下当帮凶的坏蛋。
我承受着他们充满敌意的目光,问他们说:
“你们当中有没有听说过金成柱这个名字的?”
我这一问,冰冷的紧张气氛被打破,场内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有的回答说听说过,也有的青年说没听说过。
“我就是金成柱。现在我在于司令部队当宣传队长。”
“于司令刚才要我了解一下你们愿不愿意同救国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愿意跟我们一起战斗的,请回答说‘愿意’。”
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愿意!”
我去找于司令,照实汇报了青年们的表现,并提议说,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进来,让他们同日军打一仗。
于司令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那些青年的命运就按我们的要求决定了。
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实现反日联合战线的更宽广的道路。
正当我们快到游击队合法化的门口的时候,在幕后操纵于司令的朝鲜人顾问却出来找麻烦了。他是属于金佐镇派的老民族主义者,在南湖头种地,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他就参加了救国军。他有知识,头脑聪慧,深受于司令的信任。
这个人便是唆使于司令迫害共产主义者的谋士。他说,七八十个人,连调查都不调查一下,就收进来,这可是轻率的举动,说不定他们当中还有亲日派呢。
不把这个人压下去,我们的活动就有可能又遇到严重的困难。
有一天,我向于司令低声问道:
“听说部队里有个朝鲜人,为什么藏起来,不让他出来呢?”
于司令说,怎么?你们还没见过面?于是指示一个部下把那个人喊来了。
这个人身材高大魁梧。
我先打招呼说:“认识认识吧,先生年纪大,经验丰富,我们年轻人不懂事,请您多多指教。”
他也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听说司令部新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朝鲜青年,当宣传队长,辅佐于司令,他作为一个朝鲜人感到非常高兴。
他竟然以朝鲜人的名义谈论民族,我便抓住这个机会,冲他说:
“既然这样,就应当多募集愿意反日的人才对,为什么老杀害他们呢?因为思想不同,就杀害,那还行吗?朝鲜人不能在祖国生活,这已是很不幸的事了;被赶到满洲,又被救国军抓去丧命。这岂不太冤枉了吗?不管是搞共产主义的,还是搞民族主义的,不要分什么主义,而要让他们都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老是排斥和杀害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那个人留心地望着我,说宣传队长说得对。第二个障碍便这样排除了。
于司令看到我们的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满意地微笑了。
我向于司令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宣传队长就让胡泽民兼任,让我用朝鲜人组织一支部队,当队长去打仗,不知可否?
刘本草先生支持我说,这话有理。
于司令问我说,如果用朝鲜人另组织一支部队的话,槍支怎么解决呀?
我回答说:“槍支嘛,您就不必操心,我不会向司令伸手要。我们准备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部队。”
于司令听了我的回答,表示十分满意。
“那你就组织一支部队吧。不过,给了你们武器,将来你们把枪口掉转过来怎么办?”
“这一点,请您不要多心,决不会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再说,即使掉过枪口,司令的强大部队还怕抵挡不了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兵吗?”
于司令挥挥手,哈哈大笑说,队长是不是把开玩笑当真了。
我怕一开始就说要从救国军分离出去,会惹怒于司令,便请他以司令的名义给部队起个名称。
在旁的刘本草先生说:“那就叫别动队吧。我看叫朝鲜人别动队好些。”
于司令和我都赞同了刘本草先生的意见。
随着别动队的诞生,秘密游击队合法化的基础工作,就胜利结束了。我把安图的秘密游击队成员和被拘留在于司令部队的七八十个青年,都收进这支别动队里,实现了游击队的合法化。
我分别拉着陈翰章和胡泽民的手,走出了于司令的房间。我们连声说“胜利了!”、“特大成功!”,整夜漫步在城市周围。
胡泽民递给我一支香烟,叫我吸一口试试。他说,今天这样的喜庆日子,最好喝酒喝个醉,没有酒,就吸烟吸个醉也好。
我第一次把香烟叼在嘴上吸了一口,呛得我直打喷嚏,弄得胡泽民和陈翰章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看你,连烟都不会吸,游击队长怎么当呀。”胡泽民开玩笑地说。
我回到小沙河一报告谈判成功的喜讯,那些蹲在人家后屋的同志一哄而起,把我抬在肩头上拥出了门,三呼万岁,让全村人都能听到。
被誉为名歌手的金日龙竟然唱起《阿里郎》来。在这样喜庆的日子,本应该唱轻快活泼的圆舞曲或雄浑有力的进行曲,一个钢铁般的男子汉金日龙却唱出了《阿里郎》这样的悲歌,只能说是反常的了。
金哲(金哲熙)摇着金日龙的胳膊问:
“日龙哥;这样喜庆的日子,你何必唱这种歌呀?”
“不知道,我也说不上怎么冲口唱出了《阿里郎》来。我们不是闯过了那么多的险关吗?”金日龙停止唱歌,泪汪汪地望着金哲说。我听着他的话,肃穆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他说的,我们迎来这一天,经受了多少严峻的考验啊!可以说金日龙的一生就是这些考验的缩影。他曾辗转于朝鲜、满洲和滨海省,作为独立军搞过民族主义运动,也搞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个风云人物。他在这一过程中,叹息过,也流过很多泪,经历了种种人间苦难。
《阿里郎》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生的概括。在应该把叹息换成欢笑,从挫折转人进攻的这一历史的岔路口,金日龙以《阿里郎》最终地回顾一下多难的过去,在青天下尽情唱出了新起点的喜悦。
那时,要是我们没有遇到刘本草先生,我们的命运、游击队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现在也常想起这事,默默地向已故的刘先生致谢。
在于司令部队里,对我们的谈判成功最感到高兴的,正是刘本草先生。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军营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满怀激情地说,我们不再是敌人了,我们成了兄弟,成了友军,让我们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吧。
后来,当我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时,回忆起在安图城进行的难忘的谈判情景和毓文中学时期,我悲伤地流了泪。
由于同于司令的谈判取得了成功,我们实现了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的合法化,有了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同盟军。谈判的成功,还使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只要主张爱国家爱民族这个大义,就是同思想与信念互不相同的他国民族主义者也能形成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
我想,这一信心对我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当出现需要团结那些思想和信念不同的民族主义者或生活经历复杂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各阶层人士的问题时,遇到犹豫不决或怀有偏见的干部,我就想起同于司今谈判的经验,开导他们度量要大。
我回到小沙河,向在汪清地区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李光,详细地通报了同于司令进行的谈判内容和组织朝鲜人别动队的经过,并交给他要以安图的经验作参考,在汪清立即组织一支别动队的任务。
直到那时,李光仍在进行着地下活动。我向李光派去一个中队人员,让他在那里组织别动队,从地下活动转为合法活动。
所谓别动队,就是指由朝鲜人组成的特殊部队。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当中,在同救国军的关系上能够合法活动的,只有我们和李光他们。
那时,我们用别动队的名称,可以说是为保障我们游击队的合法活动,加强同救国军的联系,同他们形成反日联合战线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措施。
组织了别动队之后,我们积极推进了扩大和改组这支部队,以便在短时间内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筹备工作。
确定队伍编制的工作,引起了许多争论。
那时,有些同志为游击队队伍里工人成分不多而非常担心。调查了一百多名入伍对象,大部分是学生出身和农民出身。有几个人为之一惊,表示忧虑说,工人成分少,这在组织革命军队方面,是不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会不会成为将来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我真诚地开导了这些同志:工人阶级应该成为革命军队的主要组成成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的普遍原理,但是没有必要机械地运用这条原理。在我国居民中,农民占绝大多数,比起农民,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极少。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建立游击队的工作推进到工人阶级数量大大增加以后。在我国,农民和学生出身的人的革命觉悟和民族精神并不次于工人阶级。即便出身不同,只要是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进行斗争就行。农民和学生出身的人多,并不成为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在建立指挥体系方面,我们也没有把既成公式绝对化,而是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本着执行口令的战斗人员多于喊口令的人的原则,组织队伍,确定编制。也就是说,使指挥体系高度简化。所以,部队里没有另设后勤部门和主管这项工作的指挥员,把所有的队员都培养得既会做饭洗衣,又会打仗,如有需要还能做政治工作。
那时,我们要是有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这样的书,那该能得到多么好的启示啊。当时我们的水平很差,停留在只知道部队编制中的三三制是拿破仑创立的这种常识上。至于克劳塞维茨,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我才第一次弄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必须简
化指挥体系,多配备些战斗人员。他的这一主张,很容易地引起了我的共鸣。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连为基本战斗单位组成的。我被选为队长兼政治委员。
游击队的军装是用栎树皮做的染料染成的绿色布缝制的。左胸前缝上五角形红布,上面写上连队番号。帽徽是红星,腿打白色绑腿。确定服装制度,可以说是游击队筹建工作的最后一道细节作业,我们以愉快的心情一个个解决了这些问题。
妇女会会员们根据我们认真讨论决定的服装制度,开始缝制军服。
那时,我母亲虽然缠绵病榻,却也同其他妇女会会员们一起,尽一切诚意裁衣,操作缝纫机。
1932年4月下旬,我们在安图召开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最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审查了志愿入伍者,讨论了举行游击队成立典礼的时间和场所,确定了当前的活动区域,采取了有关游击队活动的各项措施。
这次会议后,志愿入伍者先集合到三道白河入口处的刘家粉房(发财屯),然后集结到小沙河。志愿入伍者有一百多名,至今我还记得名字的有:车光秀、朴勋、金日龙(小沙河)、赵德化(小沙河)、麻子(别名,小沙河)、赵明化(小沙河)、李明洙(小沙河)、金哲(金哲熙,兴隆村)、金凤九(兴隆村)、李英培(兴隆村)、郭○○(兴隆村)、李凤九(三人坊)、方仁铉(三人坊)、金钟焕、李学用(国内)、金东振(国内)、朴明孙(延吉)、安泰范(延吉)、韩昌勋(南满)等人。
1932年4月25日早晨,我们在土器店沟的台地上举行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典礼。
在四周长着落叶松林的空地上,游击队员们个个穿上新制的军装,携带着武器,在空地的一边按分队整齐地列好队。从小沙河和兴隆村一带拥来的许多群众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我深情地望着他们生气勃勃、威风凛凛的面貌,眼前浮现出了种种往事。为建立这支武装队伍,我们的同志们走了多少路,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演说,爬过了多少高山峻岭。在这过程中,曾有过多少令人痛心的牺牲!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许许多多同志可歌可泣的辛劳、浴血斗争和牺牲为代价换来的革命的宝贵产儿。
我恨不得把那些没有看到这一天便牺牲了的同志和已故的人都叫到这土器店沟台地来,我抱着这种心情,慷慨激昂地开始了讲话。
我一宣布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队员们就高呼万岁,人民群众也都热烈鼓掌喝彩。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5月1日那天,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抖着红旗进人安图县城,吹号敲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行了阅兵式。
这天,被任命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指挥员的金日龙,在部队行进中担任了领唱。
这天,不仅是市民,就连反日部队官兵也纷纷拥到街上来,竖起大拇指表示热烈欢迎,鼓掌祝贺。
武装示威结束,部队回到了土器店沟。这时,车光秀和金日龙跑到我家去,扶着我病中的母亲来了。
我看到的是母亲那被病魔折磨的面容、眉间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然而母亲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她走近李英培,久久地抚摩着枪、子弹带和五角星,接着走到金哲、赵德化、金日龙、方仁铉、车光秀跟前,摸摸这支枪,又摸模那支枪,拍拍这人的肩膀,又拍拍那人的肩膀,眼睛终于湿润了。
“真是好样的。有了我们的军队,这回可好啦。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光复祖国呀!”
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母亲一定是把献给我们的一切至诚全置诸脑后,在缅怀着祈愿祖国光复而先走的我的父亲和那些爱国志士的辛劳吧。
后来,延吉、汪清、珲春、和龙等东满的其他地方,也陆续建立了游击队。金策、崔庸健、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坚贞的共产主义者在北满和南满也先后组织了游击部队,向敌人开了火。
1932年的春色,在抗日大战的枪声中越来越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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