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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六章 考验的年代
挺进南满
 游击队活动合法化和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后,我们的同志深入讨论了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
我们在县城举行了阅兵式后回到小沙河,安排队员分散住宿,每个农户住三四名,让他们休息几天,同时讨论了游击队的活动方向。这次的讨论,也和在卡伦和明月沟一样,争论得非常激烈。
看他们聚在一起急诊的情景,真可以说个个都是雄辩家。
大家对游击战的看法各异,关于游击战术的主张和解释也各不想同。
这是个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原属团体也不同的一百多青年组成的集体,他们的主张自然也难免各色各样。
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小组论”。所谓小级论,是主张不要采用连、营、团、师这种老一套的部队编制,而要组成机动灵活的许多武装小组,不断地开展消耗战,来打败敌人。他们说,把游击队细分成三五人一级的几十、几百个小组,按照参谋部的统一作战计划,在各地开展活动,就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
这一主张的提倡者们说,以武装小组为基本战斗单位的游击战,还可能创造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来自敦化和延吉的青年中,主张小组论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地方的青年,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最深。他们的思想方法里,还残存着这一路线的流毒。
车光秀对这种武装小组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它是布朗基主义的现代版。对车光秀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要回避大部队的全面武装对抗,组成几个人一伙的小组开展活动,像罗锡畴和姜宇奎那样,向敌人的头子投掷炸弹,火烧敌统治机构,处决亲日派、民族叛徒。这就是武装小组论的实质。
武装小组论,是披上了游击战外衣的恐怖主义的变种。
如果按着这一主张行事,实际上我们就等于放弃大部队游击战。这意味着在斗争方法上的后退。我们是不能容许这种后退的。
在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前后,由于我国爱国者的活动,在日本和中国发生了两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个是,李奉昌烈士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向日本天皇乘坐的双头马车投掷炸弹的义举;另一个是,同年4月29日,尹奉吉烈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的事件。由于投掷的炸弹没有命中,李奉昌没有达到炸死日本天皇的目的;而尹奉吉则取得了成功,当场炸死了前来虹口公园参加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典礼的驻沪日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日本在沪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还使日本驻中国公使、第9师师长、海军大将等军政要员多人受重伤,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
李奉昌向日本天皇的行列投掷炸弹被捕后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以特大字号报道说,“韩人李奉昌狙击日本天皇不幸不中”,其他许多报纸也都以头条新闻,广泛介绍了李奉昌的义举。这条报道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致当地的日军和警察,袭击、破坏了《民国日报》社。用过“不幸”这个字眼的各报社,也都被勒令停刊封闭。
对尹奉吉的义举,朝中两国人民一致给以极大的赞许。上海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会名流接连请求与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金九会面。连那些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投降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头头们,也为朝鲜民族坚强的抵抗精神和英勇精神所感动,
答应从经济上资助旅中朝鲜人了。
李奉昌和尹奉吉都是金九的部下,是金九主持的韩人爱国团的成员。韩人爱国团的抗日斗争方法,是恐怖活动。
继李奉昌和尹奉吉的义举后,接着在大连发生了金九派去的爱国团团员以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未遂的嫌疑被捕的事件。他们是计划利用日本军政要员到大连站迎接从奉天来大连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机会,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和新任外事部长等人的。金九甚至还计划派人处决朝鲜总督。
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被推崇为民族英雄;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美洲、滨海省、满洲等地的侨胞社会也为之沸腾。适应这种时代空气,恐怖主义迷住了充满敌忾的许多朝鲜青年。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武装小组论这类主张,甚至把它提到确定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方向的会上来宣扬,是不足为奇的。武装小组论的提倡者们极力主张,只要在朝鲜、日本、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像尹奉吉那样的义举,那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堡垒就会发生动摇。
第二类,是“立即转人全面武装进攻”的主张。金日龙等人对武装小组论感兴趣,而朴勋、金哲(金哲熙)等人则迷恋于立即转入全面武装对抗的论调。朴勋只见过在大城市几千几万正规军和暴动群众喊声连天的混战场面,所以他看不起武装小组论,固执地主张必须立即转入全面的武装进攻,这倒还有情可原;但是入赘做婿的、性情温顺的金哲,却与自己的性情不协调地大发议论,力主一开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干。这就叫人感到稀罕了。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人们,也都有一定的论据。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霸占满洲的目的,还占领了上海等中国关内的许多要冲。在东北三省出现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下一个目标是哪里?那当然是中国关内和苏联。目前,日本军队虽然在观望局势的发展,减慢了进攻速度,但他们一定会制造借口来进攻中国关内、进攻苏联,这是洞若观火的。因此,现在用已建立的武装部队开展全面的军事作战,就等于给深陷战争泥坑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脑勺以重重的一棒。我们游击队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是时代的命令……这便是他们的论据。
金日龙只用“要看被子长短伸腿”的俗语简单地驳斥了这种急进的主张。实际上,那是根本没有考虑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程度的盲目的只凭主观想象的主张。
当然,我们在卡伦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是预计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武装对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将是有组织的、全面的武装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迈出第一步的游击队,毫无自身准备地一开头就走这条路,那就无异于自杀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论调。那就是以“知敌知己,百战百胜;不知敌我,百战百败”这一道理为幌子的“慎重论”。
慎重论的提倡者们说,我们的对手是强敌,而我们自己呢,不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都不过是刚刚出土的幼芽;当然我们将强大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还是应该隐秘地进行活动,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坚持不懈地培养实力。我们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所以要耐心地积蓄力量,看准敌人削弱的机会,一举打垮敌人。
这一见解遭到了人们的非难,说这种“慎重论”是不冷不热的、无法估量时间的、渺茫的东西。这种论争并不是在小沙河头一次出现的。在孤榆树组织革命军的时候,在卡伦确定武装斗争路线的时候,在明月沟会议上通过关于有组织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的时候,都曾进行过类似的论争。因此,除了很早就和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的以外,其他同志就很难充分领会我们的意图。
在队伍内就重要的路线问题出现如此互不相同的意见,可以说是一个如实地说明反日人民游击队还处在幼年期的很好的事例。我们的部队,是由来自不同地点和组织,职业、文化水平各不相同的青年组成的。他们有些是定期阅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刊和中学讲义等教材提高了水平的;有些是读了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崔曙海的《出走记》等小说,抱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参加游击队的;还有些是从没有迈过学校门坎,在赤卫队或少年先锋队等革命组织经过几年的政治锻炼后,得到一支枪参加了武装队伍的。因此,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水平,自然就有差别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为了在部队内保证思想上的唯一性、行动上的一致性和习惯上的统一性,必须特别注意做好组织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为此首先就要采取措施,统一对游击队的战术原则和重要路线的认识,不经过这道程序,刚诞生的反日人民游击队,有迈出第一步就搁浅的危险。
我和车光秀一起到每个村去,向不大理解我们的战术意图的同志们说:
“武装小组论,是想重蹈安重根的老路的思想。想用恐怖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是一种妄想。伊藤博文死了,可是日本的统治仍然存在,而且还制造了个‘满洲国’,甚至把魔爪伸到中国关内。根据情况,反日人民游击队有时可能开展小组活动,但小组不应该是基本战斗单位。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论调,也是不现实的。一百多人的部队同日本的几十、几百万大军正面交锋,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如果以为能用一百人的冲锋战压服几十万大军,那该是多么轻率的判断啊。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低估敌人。
“那么,该怎么办呢,暂时要以连队为基本单位展开游击战。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是成不了气候的。将来部队扩大了,也可以以更大的单位开展活动,可是目前,还是以连队为单位开展活动最为理想。不可能一开始就组成大部队,这一点你们不是也清楚吗。抗日战争,不可能是以几场战斗结束的短期战。因此,首先要从小股力量开始,然后在战斗过程中不断积蓄和扩大武装力量,到时候,就同全民武装起义配合起来进行决战,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要以轻便的武装,机动灵活地运动,使集中的敌人分散,再各个击破,避大吞小,要用这种方法,始终掌握战略战术上的优势,以不断的消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游击战,游击战的妙处就在这里。主张不打仗而悄悄地积蓄力量,到时候一举消灭敌人的慎重论者同志们,你们以为没有斗争和牺牲,不流血,时机也会自行到来吗?你们要记住,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取得独立的机会。这种机会,要由我们自己用斗争来争取。”
我就这样使队员们领会了我们的意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队员都能立刻理解我的话。也有些青年不收回自己的主张,固执己见。
我认为,只有斗争实践,才能给这个各持己见的论争作出结论,判明真理在哪一边。我为确定游击队的活动方向,不惜花费时间进行研究。
当时,我们踏上了抗日战争征途的部队,面临着下列几项任务:
第一,要在实践斗争中锻炼反日人民游击队;第二,要从质量和数量上迅速扩大和加强部队;第三,要牢固地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团结在游击队的周围。
我们认为,远征南满,是完成上述任务的突破口,便把它规定为1932年的主要战略任务。
我们在安图建立的武装部队,有着不同于在其他县和区建立的武装部队的特点。其他县的游击队,是由该县的青年组成的,而安图游击队是由东满和南满各县选拔的先进分子和来自国内的先觉组成的。其他地方的游击队以在本地进行活动为原则,我们的部队则不把活动范围局限于一两个地方,而以在白头山地区和鸭绿江、豆满江沿岸整片地区进行活动为原则。
从地域上看,安图是非常有利于打游击战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我们刚刚破土而出的游击队,需要到广阔的大地,在风雨中培养茎干枝叶,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对那些急躁冒进行为,需要警惕,而对那些只顾保存自己,原地踏步,虚度岁月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就是我们把远征南满定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开端的重要理由之一。
当前远征南满的主要目的,是同在鸭绿江沿岸进行活动的独立军部队取得联系。南满的通化地区驻扎着梁世凤司令指挥的独立军部队,我们要同他们结成联合战线。
梁世凤管辖的独立军,有几百人之多。这支部队也叫朝鲜革命军。
我们在安图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时候,正是粱世凤同唐聚伍的自卫军合作,胜利地打击日军和伪满军的时期。这个捷报传到小沙河山沟,使我们感到高兴。
朴勋摇着头说,梁世凤是反共思想渗入骨髓的国民府系统的民族主义者,怎么会甘心同共产主义者合作。可是我对他说,我们同中国救国军也结成了联合战线,有着抗日这个共同方针的同一血统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携起手来呢!应当千方百计实现同独立军部队的联合战线。
我之所以认为同梁世凤的合作有成功的可能,是因为梁世凤和我父亲有着深厚的交情,过去又很爱护我,我很重视这种过去的情谊和人际关系。我小时候就听说过,金时雨和梁世凤同我父亲在桦甸结拜为义兄弟,还照了相。梁世凤和我父亲的交情是不同一般的。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是不会替我给华成义塾写介绍信的,也不会每到吉林都去毓文中学看我,给我些钱的。当时,我为了凑学费,分文必省,连人家常吃的烧饼都没买过一个,他给的钱帮了我很大的忙。
旺清门事件后,由于我对国民府感到幻灭,同梁世凤的关系自然也就疏远了,可是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丝毫没有变。
建立了游击队,苦于找出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梁世凤去,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成统一战线当然是主要的,可是我还有一个殷切的愿望,那就是很想得到有多年实战经验的粱世凤的指教和鼓励。
比起还没有尝过炮火滋味,只沉浸于出征喜悦的我们来,梁世凤司令堪称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我们曾在民族运动者们面前,多次表明决心说,我们决不按照独立军的方法去打仗,这是说我们决不重蹈他们不依靠人民力量的覆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他们的军事经验和技术。
在旺清门体验国民府的白色恐怖时,我曾噙着血泪决心再也不跟那些独立军老头儿们来往了。但是我们为了解放民族的共同大业,决定不咎既往。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合作。在南满,除了梁世凤的部队外,还有由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李红光在1932年5月组织的游击队,亦称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李红光之所以成为著名人物,当然同他非凡的智谋和军事艺术、老练地指挥部队有关,可是关东军和伪满的一些报刊,把他误说成是“女将军”,也是一个原因。
李红光被称为“女将军”,是个令人发笑的喜剧性故事。李红光在结束东兴袭击战回驻地后,选一个女游击队员审问俘虏。这位女队员在审问前,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红光。”然后要俘虏招供警察兵力的部署情况和“讨伐”计划等等。
这些俘虏被释放回去后就说“李红光是个20岁左右的美人”。于是,李红光是女将军这个传闻就在日军部队里传开了。
李红光通过武装斗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机智和胆量,而李东光则在党的建设和实现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方面,显示了突出的本领,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的名字,早在20年代后半期起,就在东满地区广为传扬。
跟我谈过李东光的是金俊、徐哲和宋茂璇。李东光在龙井东兴中学读书时,就作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崭露头角。李东光在龙井与第一次间岛共产党事件牵连被捕后越狱的消息,我是在吉林听到的。
1930年夏,我在哈尔滨同徐哲同志见过面。他在谈话中顺带着说李东光认识我。他说,李东光曾对他说,安昌浩到吉林发表演讲时见过我,后来在五里河子举行磐石地区农民代表会议时又见过我。我对徐哲同志说,见到李东光,要把我们的斗争战略告诉他,还要转告我的话: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互相认识,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
后来李东光历任南满特委书记、东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我们在准备远征南满的时候,他在磐石县任区委书记。
在南满地区也和东满一样,朝鲜共产主义者是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
我们打算到了南满就同李东光他们取得联系。我认为,还处在幼年期的部队,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摸索斗争对策,是有利于发展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实际上,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在同南满地区的游击部队的紧密联系下展开活动的。在这一过程中,我同李红光、李东光、杨靖宇等同志建立了割不断的密切关系。
柳河、兴京、磐石等南满地区,有很多我们的组织。我们在满洲中部一带进行活动的时候,曾派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许多优秀干部到这些地区去进行组织工作。崔昌杰和金园字也派到那里去了。可是,他们努力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挺进到南满,就会为恢复这些组织、给士气消沉的革命者灌注活力,打开有利的局面。
有些历史学家写得好像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后,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也没有经过任何挫折似的。革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从把刚建立的游击队的首次活动定为远征南满,直到付诸实践,我心理上确实有过许多苦楚和曲折。
1932年5月,我们在区党委所在的金正龙家,召开在东满各县进行活动的党及共青领导骨干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远征南满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我提出的远征南满的方案,得到了全体与会者一致的支持。在部队内,分成两三派进行过激烈争论的青年们,也都欣然接受了这个远征方针。
有一天,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远征,被任命为部队参谋长的车光秀忽然来找我,表情严肃地说:
“队长同志,既然我们决定远征,那就在几天内早早离开这个小沙河好不好,离这儿不远有公路,敌人的运输队不时来往,我看有点不妙;再说,口粮也很困难,小沙河只有四十来家农户,我们一百多人聚在这里吃,尽管这里的人心地宽厚,还是承受不了这个重担的。”
这里开春以来闹饥荒,甚至举行过春荒暴动,口粮情况,他不说,我也很清楚。
但是,因为敌人运输队来往频繁,所以应该早点离开小沙河,这种想法,我不能同意。
我听了车光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安图的建议后,对他说:
“参谋长同志,既然我们拿起了枪杆子,是不是先打一仗?”
“你是说要打仗?”
“对,既然组织了部队,就应该开始打仗嘛。敌人在我们鼻子跟前来来去去,我们却坐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有什么意思?到时候走还是要走的,先在安图放一枪看看,不打仗,说不上锻炼队员。打得好,说不定还能解决远征需要的物资哪!”
车光秀爽快地表示同意。当天,他就带着朴勋到公路上侦察了地形,为的是确定宜于打埋伏的地点。他们提出了一个战斗方案,埋伏在小营子岭路口处,突袭路过的运输队。他们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认为,在游击队的战斗形式中,埋伏战是最适宜、最普遍的形式。
小营子岭位于由安图到明月沟的中间地点,是由大甸子去大沙河的近路,离小沙河的直线距离大约有40多里。山势并不险峻,可是沿着山沟有条曲曲弯弯的大车路,很适于打埋伏。敌人就是利用这条路给安图地区的兵力补给军用物资的。
恰巧,这时地方组织送来一份情报,说伪满军大车运输队载着武器和后勤物资,离开明月沟向安图方向出发了。我带领预定远征南满的队员,以神速的夜行军到达小营子岭,部署他们埋伏在路口两旁。
夜间打埋伏战,本来不能说是合理的战法。夜里分不清敌我,打埋伏战,不如打突袭战有效。在抗日战争整个期间,我们在夜间打埋伏战的事例并不多。
当时我们刚刚踏上陌生的征途,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幸亏,那天明月当空,照得通亮,避免了自相混战。
夜已很深,敌人的运输队才来到小营子岭。埋伏在100米前方的第一梯队队员们,打来了敌人出现的信号。敌运输队是以12辆大车组成的。
我非常紧张和兴奋,以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那时,我切实地体验到,不论是什么事,首次碰到,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动,感到不安和畏惧。我回头看了一眼趴在身旁的朴勋,他好像也相当紧张。他是黄埔军校毕业,又闻过硝烟味,尚且如此,其他队员如何就可想而知了。第一个埋伏组把敌人放过去,当敌人车队的约一半走进第二埋伏组火力圈的时候,我跳上岩石,举起手枪打响了第一枪。霎时,枪声、喊声震撼山谷。我们的部队胳臂上都缠了一条白毛巾,所以容易识别敌我;可是遭到突袭的敌人却分不清敌我,盲目地乱放枪。十多个敌人依托大车顽抗。我想,再拖时间,情况会对我们不利。
我们继续射击了十来分钟,随即转入冲锋,一口气结束了战斗。敌人死伤十多人,其余十多人弃械投降,做了俘虏。俘虏都是伪满军,只有一个日本鬼子下士。
我对投降的敌人作了简短的反日演说。
那天晚上,我们用10辆大车载着战利品回到了木条屯。我们缴获了步枪17支、手枪1支和100多人够吃一个来月的面粉,还有许多布匹、军鞋。作为首战的战利品,这是很可观的。
深夜12点多,我们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围坐在篝火旁,喝了用缴获的面粉做的片儿汤。可以说是庆祝首战报捷的朴素庆宴。
我喝片儿汤的时候,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息下来。我们不仅吃得香,心情也非常愉快。这天晚上感受的首捷的喜悦和极大的兴奋,60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车光秀从近视眼镜下流着眼泪望着篝火。他忽然握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我说,成柱!经过这一战,我觉得打仗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就是参谋长对首战的感想。
我的感想归纳起来,也和他一样。打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有枪,有胆量,谁都能打。敌人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的。看吧,他们不是举手向我们投降了吗!我们要满怀信心,准备打大仗。我们有把握打赢,我们能够胜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这样的时候,如果金赫在场,该多好啊;要是他在,一定会写出很多好诗来。你这人呐,怎么这么早就去了呢;金赫、信汉、利甲、济宇、孔荣……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车光秀自言自语地诉说着,用手揩了揩流在脸颊上的泪水。他在怀念没有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诞生就离开了我们队伍的同志们。
我也缅怀为奠定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基石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没有看到这一天就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面容,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要是他们都活着,我们的队伍该多么强大啊!
车光秀摘下眼镜,站在篝火旁,打着手势开始演说:
“同志们,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们争取到了首次胜利。是谁干的呢?正是我们大家!”
他张开双臂,作了个把队员都拥抱在怀里的姿势。
“拿起了枪,就要打,打了,就要胜利。不是吗?今晚,我们消灭了一个大车运输队,不过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开端。就是说,一条小溪离开深山幽谷,开始流向茫茫大海了。”
我头一次看到车光秀如此兴奋。
那天晚上,他作了很好的演说。他的演说,比我现在凭记忆写的要生动得多,更富有号召力。很遗憾,我不能把他的演说如实地复述出来。
“同志们,打起来有多么好啊。我们有了枪,有了粮食,又有了被服和鞋……今天晚上,我学到了伟大而深奥的辩证法。我们要把缴获的槍支分发给大家。让我们用这些枪再去消灭敌人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枪、更多的口粮,还可以有机枪和大炮。用缴获的粮食装满米袋吧!吃着这些粮食,大踏步地行进吧。直到完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那天为止,我们要像今天这样向敌人要武器,要粮食。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斗争方式吗。”
他的演说一结束,我最先鼓掌。全场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回答了他的演说。
接着不知是谁站起来,唱起了歌。记不得是赵德化还是朴勋了,唱得那么动听。
我们就这样满怀信心地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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