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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六章 考驗的年代
喜與悲
 在反日人民遊擊隊向滿進軍的時候,于司令也把一支由200人組成的部隊派往通化地方。這支部隊的領隊是劉本草先生。于司令把當做自己右臂的劉本草參謀長派往南滿,目的是實現同唐聚伍自衛軍的合作,通過自衛軍解決武器問題。當時,於懷令正為缺少武器而苦惱。以遼寧省為根據地的南滿地方自衛軍的武器,比於司令部隊的武器多,而精良。
聽我們要遠征的消息,劉本草先生來小沙河對我們說,他們也受命去南滿,目的地相同,一同去好不好。如果同去,他就介紹我們去見唐聚伍。跟唐聚伍建立了聯繫,就有可能解決武器問題。
我們欣然接受了利本草先生的建議。因為我們也很需要武器。而且和救國軍一同去南滿,路上遇到中國反日部隊也可以避免衝突,可以保證我們的安全。
唐聚伍本來是東邊道省防軍第一團團長。九·一八事變後,他組織了以抗日救國為旗幟的遼寧民眾自衛軍。他的麾下有一萬多人。唐聚伍部隊的活動據點是通化地方。他們以南滿一帶為中心,同駐瀋陽的日本關東軍艱難地作戰。在這過程中,他們還曾同國民府所屬的朝鮮革命軍部隊組織過聯合作戰。
遼寧民眾自衛軍剛組織起來時,士氣很高,戰果也不小。可是,形勢變得對日本有利以後,困難越來越多,唐聚伍就開始動搖了。
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到滿洲調查九·一八事變的真相,可是,日本軍並沒有因此受到多大約束,仍然繼續擴大侵略戰爭。1932年1月初,日軍佔領錦州。同年1月28日,又用陰險的強盜手法挑起了上海事變。他們以五名日本僧侶在上海虹口被毆打為藉口,破壞了中國的工廠、商店,殺害了員警,接著調動海軍陸戰隊,以武力大舉進攻上海市。日本挑起上海事變的目的,是要把上海變成他們侵略中國大陸內地的橋頭堡。日本軍部的頭頭們,妄想以閃擊戰的方法佔領上海,並以此為跳板,一舉吞掉整個中國。
上海的軍人和人民進行了英勇的反擊,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軍。但是,由於以蔣介石、汪精衛等為頭目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賣國政策,上海抗戰失敗,上海事變以締結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而告終。
上海抗戰失敗,使救國軍、自衛軍等所有有志于抗日的愛國軍人和人民士氣低落。
上海事變和《淞滬停戰協定》的締結,說明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賣國政策是阻擋抗日救國力量的最大障礙。國民黨反動集團不僅沒有支援上海抗戰,反而視抗戰為犯罪行為,橫加阻攔。蔣介石和汪精衛一方面故意停止對十九路軍的軍需物資供應,沒收了全國各地支援上海抗戰的捐款;另一方面卻密令海軍向日本方面供應糧食和蔬菜,肆無忌憚地進行可恥的叛賣活動。
國民黨反動派不僅自己不抗日,還阻止人民抗日。他們的槍口無論何時何地都對準了抗日人們的心臟。談論抗日的人,無一例外地都成了他們殘殺和拉上絞架的對象。
蔣介石很早以前就發出無恥的讕言說,中國亡給帝國主義,我們即使做亡國奴,也還可以活命;要是敗在共產黨手下,就連當奴隸的命也保不住。這證明,以蔣介石為頭子的反動集團害怕和戒備人民革命,甚於害怕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本身就是帝國主義的忠實奴僕和走狗。
蔣介石的賣國行為,對那些與國民黨有關係,並且代表舊軍閥、官僚、政客利益的救國軍和自衛軍上層分子,產生了很壞的思想影響;當時日本長驅直人的軍事優勢也是使救國軍士氣低落的因素之一。以李頓為首的國際聯盟調查團在他們的報告中提出建議說,滿洲不要由日本獨佔,而要歸國際共同管轄。日本根本無視這個建議,繼續武裝進攻。他們的武力逐漸向山海關和北滿推進。他們一步一步地佔領北滿的廣闊地區,同時往熱河方面集中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在進攻北滿之前,發動關東軍的特務機關從政治上瓦解東北軍,派特務通過收買、離間等陰謀活動,使北滿的東北軍各旅四分五裂,互相猜忌,熱中於爭權奪利。敵人在打馬占山時,就拉攏蘇炳文;等打敗了馬占山,又一舉把蘇炳文消滅。他們用這種手法,輕而易舉地各個擊破了北滿的反日部隊。
北滿一帶反日部隊的瓦解,對東滿的王德林、南滿的唐聚伍不能不發生影響。
唐聚伍雖然乘人民的革命氣勢舉起了抗日救國的旗幟,但沒有積極大膽地展開活動,而是小心翼翼地看風使舵。
當時,丁超、李杜、邢占清等不少反日部隊的頭領都抱有一種幻想,主張不要積極抗日,只要依靠國際聯盟,就能萬事如意。他們甚至提出荒誕的主張說:“張學良沒有抵抗日軍,是為了肅清共匪。先肅清共匪,才能趕走日軍。是共產黨引進了日本鬼子。”
我們去南滿那年春天,周保中曾被自衛軍逮捕。當時,周保中問逮捕他的指揮官,你們的部隊為什麼稱做自衛軍。
自衛軍的頭頭們回答說,所謂自衛就是保衛自己的力量。現在自己的力量都難保,還有什麼力量去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打我們,我們也不打他們。這就是“自衛”。
這就是自衛軍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觀點。失去了信心、陷於動搖的唐聚伍,不去統轄自己的部隊,幾乎任其自流。在這種時候,于司令派劉本草去自衛軍本部,可以說是適時的措施。
遠征隊在6月3日下午離開小沙河,第一天行軍路程定得短一些,由沙河(下小沙河)農民協會會長帶路,渡過二道江,向劉家粉房行軍。我們決定在這裏住一宿,做政治工作。
據說,這個村是自從有一個姓劉的人在這裏開了個粉房,才開始叫做劉家粉房的。
我們吃過晚飯,在寬敞的粉房前院燃起了篝火。
聽到遊擊隊來到的消息,連鄰近村落的人都到劉家粉房來了。村裏各組織的負責人從各家拿來了席子,還為鄰村的客人拖來原木、椽木,叫他們當椅子坐。粉房院子裏聚集了好幾百名群眾。我們和他們緊靠著坐在一起,一直談到深夜。
那天晚上,他們向我們提出了很多問題。我一輩子深人人民群眾,做過無數次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可是像那天那樣被問到那麼多的問題,還幾乎沒有過。
那天,我和群眾幾乎談了個通宵,嗓子都啞得說不出話來了。
最初他們問我,遊擊隊是什麼樣的軍隊,它和獨立軍有什麼區別。他們也知道,一個月前在小沙河組織了反日人民遊擊隊。他們提的問題,雖然顯得很簡單而平常,但包含著他們對新生武裝力量的期待和疑慮。獨立軍是為朝鮮解放而戰的軍隊,反日人民遊擊隊也是為朝鮮解放而戰的軍隊,那麼,何必另組織遊擊隊,獨立軍沒能把日本軍怎麼樣,新組織的遊擊隊有把握打倒它嗎,如果有把握,拿什麼作擔保呢?這就是劉家粉房的群眾想知道的主要問題。他們受了獨立軍的不少折騰,而且由於獨立軍的失敗嘗到了無數次絕望的痛苦。
我努力給他們講得通俗易懂,簡單明瞭。
反日人民遊擊隊不是什麼特別的軍隊,和字面一樣,是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鬥爭的人民的軍隊。這個軍隊正是由像大家一樣的工人、農民的子弟、青年學生、知識份子組成的。反日人民遊擊隊的使命是,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爭取朝鮮民族的獨立和社會解放。反日人民遊擊隊既不同於義兵,又不同於獨立軍,是新型的軍隊。獨立軍的指導思想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指導思想是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思想,筒單地說,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貧富、貴賤的差別,所有的人都能過自由、平等生活的社會的思想。
如果說建立富人當家作主的社會是獨立軍的理想,那麼,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就是反日人民遊擊隊的理想。獨立軍把你們這樣的普通百姓看做光復運動的協助者、同情者,而我們把你們看做抗日革命的擔當者,即主人。獨立軍對外部勢力寄予很大期望,想借他們的力量實現國家的解放;我們卻更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要靠這個力量光復祖國。
獨立軍繼義兵之後,在滿洲山野和祖國的北部地方,同日本侵略者進行浴血戰鬥十多年,受了很多苦,這是事實。可是,獨立軍的軍力漸趨衰弱,現在處於自身難保的危急關頭。因此,我們組織了新的軍隊。我們懷著要由我們來完成獨立軍未能實現的光復祖國的大業這樣的決心,組織了反日人民遊擊隊。
我這麼一說,村裏的一個青年又問我,反日人民遊擊隊有幾千人?
我對他說,現在還是初建,沒有幾千人,只有幾百人。現在遊擊隊雖然人數不多,但不久將增長到幾千、幾萬人。
那個青年聽我說了之後,又問要參加反日人民遊擊隊,須辦理什麼樣的手續。
我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手續或規矩,只要是有決心戰鬥的青年,誰都可以參加,不過體力要夠格。可以通過革命組織的推薦來參加,也可以直接到部隊申請參加。
一聽這話,村裏的幾個青年就把我圍住,問我,如果他們提出申請,能不能即刻接收他們為隊員。
這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一筆橫財。
“當然接收,不過入了隊,暫時還沒有武器。武器要在戰場上自己解決。如果這樣也願意的話,我們可以馬上接收你們為隊員。”
青年們說,沒有武器也好,只求允許他們跟著遊擊隊走。
就這樣,我們把好幾名青年吸收為隊員了。這是劉家粉房送給我們年輕的遊擊隊的意外的禮物。我們大家為此感到莫大的喜悅。那時為得到一個革命同志,有時甚至要犧牲兩三名同志,在這裏,一下子接收將近十名青年為新隊員,我們的激動心情是不難想像的。
在艱苦道路上啃著雪團,風餐露宿的革命者,具有資本家、市儈之流絕對享受不到的樂趣。那就是獲得新的戰友時那種令人心潮澎湃的精神上的充實感。昨天還是陌生人,今天他們甘冒風險志願人隊,我們給他們穿上軍服,荷上槍,這時候,所感受到的崇高而莊嚴的喜悅,是平時絕對嘗不到的。我們認為,這就是我們獨有的喜悅和享受。
那天晚上,我們開了歡迎新隊員的娛樂會,我和車光秀也都唱了歌。
我們所以能夠沒下多大功夫就獲得了這麼大的成果,原因是九·一八以後民心大大地傾向於抗日遊擊隊。日本連滿洲都鯨吞了,朝鮮人在這裏也無法過太平日子。既然在滿洲也不能揚眉吐氣,乾脆去決一死戰,這就是當時朝鮮青年的共同心理。
我們一直談到深夜,快到淩晨時,才在篝火旁鋪上席子睡下,這是遊擊隊成立後的第一次露宿。
遊擊隊來到朝鮮人住的村莊卻要露宿,劉家粉房老百姓的面子往哪兒擱,村民們這樣說著。村組織的負責人要把我們安排到各農戶去住。可是我們沒去,就在外邊過了一夜。我們以不侵犯人民的利益為理由謝絕了村民們的好意,這固然是事實;但我想,一個革命者應該心甘情願地選擇粗陋的臥處,而不選擇溫暖的熱炕頭,這樣一種浪漫情緒,也使我們謝絕了村民的誠意。
我們在結束南滿遠征回來時,又在這個村裏住了一宿。那時,我們是在名叫呂修文的中國老大爺家前邊宿營的。他家前邊有一個挺大的做過土豆窖的窩子。我們把穀草編好圍起來,在裏面生了火,這樣過了一夜。
呂修文老大爺看到我們不進他家,在外頭做飯吃,又在外頭露宿,便來找我說,如果部隊全都移駐不方便的話,隊長一人也該到他家裏去住。他這樣勸我:
“成柱先生又不是和我素不相識的人,我們不是早在舊安圖的時候,就認識了嗎?”
老人說,沒想到我會這樣一絲不苟,還說了好多遺憾的話。
我和那位元老人是早就認識的。我們家借住在馬春旭客店的下屋時,我在那裏見過兩三次呂修文老人。老人豁達、熱情的風度,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老人說,為了抗日,從千里遠征回來的軍隊在露天地裏吃、睡,我怎麼能舒舒服服地鑽進被窩!於是他陪著我們說話,直到深夜。
他和劉家粉房的大多數人一樣,對時局很敏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隊炮製了一個叫滿洲國的傀儡國家,把長春改稱新京,定為首都,把溥儀安置在那裏,這些事他都知道。
我在同老人的談話中,至今不能忘記的是關於安重根的事。
老人說,在朝鮮的烈士當中,他最尊敬的偉人是安重根。他說:
“安重根先生的確是東洋的巨人。難怪連袁世凱總統都做詩,稱頌過安義士的義舉。”
老人這些話,深深地感動了我。
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後,在滿洲地方的中國人當中,他就成了傳奇式的人物,廣為人知。有的中國朋友,還把安重根的畫像掛在家裏,很是尊敬。
“老大爺,你又不是朝鮮人,怎麼對安重根那麼熟悉呀?”
因為呂修文對安重根表示深厚的愛戴,我這樣問他。
“住在滿洲的人哪有不知道安重根的人啊!還有人提議,要在哈爾濱車站立一尊安重根的銅像哩。我現在也常對孩子們說,要想成為革命家,就要成為像孫中山先生那樣的革命家;要想成為大丈夫,就要成為像安重根那樣的大文夫。金隊長,你既然組織了部隊,不想把關東軍司令官那個大頭頭幹掉嗎?”
我聽了老人這樣淳樸的問話,不禁笑了。
“幹掉那麼一個關東軍司令官,管什麼用啊。正像殺了伊藤博文,又出現了新的伊藤博文那樣,殺了本莊,還會有新的本莊出現。靠恐怖行動是不能扭轉大局的。”
“那麼,隊長你將用什麼方法跟他們鬥呢?”
“據說,關東軍有十萬人,那就要以他們十萬人為對象進行戰鬥。”
呂修文老人一聽這話,非常激動,緊緊握住了我的手。
“金隊長,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和安重根一樣的偉人啊!”
我笑著說:
“過獎啦。我雖不能像安重根那樣了不起,但決心不做亡國奴。”第二天,遊擊隊離開村莊時,呂修文老人捨不得離開我們,一直送了很遠很遠的路。當我想起劉家粉房的時候,總是親切地重溫與呂修文老人相逢的往事。
我們部隊離開劉家粉房,來到二道白河附近,又宿營一夜。然後沿著大路繼續行軍,不料途中與從撫松朝安圖方向轉移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的斥候隊遭遇。我們在每次行軍時,也派三四名人員組成的斥候隊,走在隊伍前面。我們的斥候隊和日軍斥候隊接上了火。坦率地說,那時,我們心裏慌得厲害。因為這是遊擊隊建立後第一次與敵人的遭遇戰,而且是和自詡無敵的日軍的第一次戰鬥。小營子嶺那次戰鬥,是我們經過周密計畫進行的埋伏戰,對敵人進行了先發制人的打擊。可是這一次的情況就不同了,對方不是渾渾噩噩的偽滿軍,而是有豐富實戰經驗的兇惡、機敏的日本軍。相比起來,我們是只有一次戰鬥經驗的初學者。當時,我們還不懂遭遇戰應該怎麼打。
無論從遠征目的來看,還是從遊擊戰的基本原則來看,在長途行軍過程中,最好避免對我軍行動會發生不利影響的衝突。古時的兵書上也說要“避實擊虛”。
那麼,該怎麼辦呢?
全隊都以緊張的表情注視著我,顯然是在等待我的決策。我認定,在敵人的基本力量趕來之前,先佔據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戰鬥主動權的最好辦法,於是把部隊迅速移到斥候隊正在接火的高地北邊的山坡上。然後,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邊。部隊在公路南側和北側同時開火,猛打敵人的斥候隊。
敵人的行軍縱隊不久就出現了。他們全副武裝沿路跑來。看來足有一個連的兵力。
敵人知道他們的斥候隊被消滅,就企圖包圍我們。
我下令,信號槍不響,不准射擊。並監視前方,單等敵人進入火力圈。我們沒有多少子彈。
我打響了信號槍,全隊一齊開始射擊。
我傾聽著從四面八方響起的槍聲,力求從中瞭解隊員的精神狀態。我從一發發槍聲中,聽出了反映著戰士們興奮、高昂情緒的心聲,但也感到他們有些慌張,失去自製。
敵人不顧大批的傷亡,仗著他們力量上的優勢,迅速重整戰鬥序列,向我軍佔據的陣地兩側猛烈攻擊。
我從部署在公路北側和南側的主力中抽調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軍的兩翼。隊員們一到陣地,就以神速的狙擊戰殲滅了翼側的敵人。
可是,敵人主力寸步不退,兇猛地朝我軍佔據的地方撲過來。我們從上往下滾大石頭,堅守陣地,而敵人還是拼著命往上沖。
我乘敵人的攻勢稍有鬆弛之機,下令全隊衝鋒。衝鋒號聲響徹山林,隊員們一個個像猛虎似地從山坡上沖下來,撲向逃跑的敵人,狠狠地追擊。敵人的一個連在我軍衝鋒面前被打得一敗塗地,除了幾個逃掉了性命外,全部被殲。金日龍在進行肉搏戰時,每見敵人倒下去就喊“又一個鬼子完蛋了!”
我們遊擊隊也有好幾名隊員陣亡。
我們把犧牲的戰友們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崗上,在他們的墳墓前舉行了永訣儀式。望著手握軍帽飲泣的隊員,我用顫抖的聲音說了些永別的話。當時我說的話,現在一句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當我說完抬起頭時,看到隊員們的肩膀都在抖動,再就是我們的佇列比從劉家粉房出發時顯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戰慄。過了一會,我又向隊伍下了出發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邊整隊,唯有車光秀還趴在墳墓上。他不忍心就這麼離開無主的墳墓,連一塊七星板都沒能給鋪上的戰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崗,使勁抓住車光秀的肩,搖晃著吼道:
“光秀!你怎麼這個樣子;還不快起來!”
因為我的聲音又大又嚴峻,車光秀才拄著膝頭驀地站起來。我放低聲音在他耳邊勸導:
“隊員們都在注視著我們的臉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氣質到哪兒去了?”
車光秀擦去眼淚,站到隊伍前面默默地邁開了步。
後來,我對那天的事後悔不迭。安圖——撫松縣境戰鬥後,過了四個月,我接到了車光秀陣亡的噩耗。那時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時,我怎麼對車光秀說了那樣的話,難道就不能用別的話勸他站起來嗎?”
說起來,在失去了戰友以後,我也是幾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那時陣亡的隊員都是從“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時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于分子。
誠然,不會有沒有犧牲的鬥爭。革命總是伴隨著犧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勞動中也會有這樣那樣的損失,何況是動用一切兵器和工具決一勝負的武裝鬥爭呢;但是,我們在安圖——撫松縣境戰鬥中付出的犧牲太殘酷、太不應該了。當時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隨著犧牲的,可是怎麼可以給我們剛邁出第一步的隊伍帶來這麼慘重的損失啊!
若以算數來計算、我們只不過失去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損失可以說不算太大。在一次戰鬥中,會有成千上萬人傷亡的現代戰爭中,損失十個人算不了什麼。可是,我們失去戰友時,從不是以算數來計算損失的大小。算數不能成為我們換算人的價值的手段。
同我們一道走過革命道路的每個戰士,都是世間無與倫比的寶貴的人 一百個敵人也不能與一名遊擊隊員相抵,這是我們的信條。敵人可以發佈他們的國法和動員令,在一天之內徵集幾千、幾萬兵力,大批地投人戰場,但我們沒有那種物質手段或實權。即使我們有那種力量,一個個革命同志仍是價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與共的戰友,再由那樣的人組成一個隊伍,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經歷無數的艱辛困苦。
正因為如此,在整個抗日革命鬥爭期間,即使是一場消滅了一百名敵人的戰鬥,如果我軍有一名犧牲,我就沒把它當做值得誇耀的戰果。
歷史學家們把安圖——撫松縣界的戰鬥評為靈活地指揮遭遇戰,使之轉為反擊戰,從而殲滅了敵人一個連的成功的戰鬥。那是一場取得勝利的戰鬥,這是毋容置疑的。這次戰鬥的意義、不僅在於年輕的反日人民遊擊隊完全消滅了一個連的日本正規軍,還在於在遊擊鬥爭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軍天下無敵的神話。我們通過這場戰鬥,認識到日軍雖然強大,但它決不是無敵的,也不是戰無不勝的,更不是打不垮的。這使我們有了這樣的信心:只要我們用符合遊擊戰特點的戰法,幹練地進行戰鬥,完全可以用較小的力量打贏強大的日軍。
可是,我們失去了將近十名“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的第一批產兒,我們在這場戰鬥中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試想,為消滅一個連的敵人,失去了將近十名戰友,那麼為打贏朝鮮和滿洲的十多萬日本侵略軍,該要付出多大的犧牲啊!
這是我在離開硝煙還未消散的安圖——撫松縣境戰場時、回頭望著埋葬了戰友們遺體的崗子所想的。
我們經歷了那場遭遇戰後,大家都領悟到,在打遊擊戰的過程中,今後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犧牲。
在安圖——撫松縣境戰鬥後,我們在十多年的抗日戰爭中,實際上經受了以人們對戰爭的原有概念根本無法想像的苦痛、難關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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