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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六章 考验的年代
喜与悲
 在反日人民游击队向满进军的时候,于司令也把一支由200人组成的部队派往通化地方。这支部队的领队是刘本草先生。于司令把当做自己右臂的刘本草参谋长派往南满,目的是实现同唐聚伍自卫军的合作,通过自卫军解决武器问题。当时,于怀令正为缺少武器而苦恼。以辽宁省为根据地的南满地方自卫军的武器,比于司令部队的武器多,而精良。
听我们要远征的消息,刘本草先生来小沙河对我们说,他们也受命去南满,目的地相同,一同去好不好。如果同去,他就介绍我们去见唐聚伍。跟唐聚伍建立了联系,就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
我们欣然接受了利本草先生的建议。因为我们也很需要武器。而且和救国军一同去南满,路上遇到中国反日部队也可以避免冲突,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唐聚伍本来是东边道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他的麾下有一万多人。唐聚伍部队的活动据点是通化地方。他们以南满一带为中心,同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艰难地作战。在这过程中,他们还曾同国民府所属的朝鲜革命军部队组织过联合作战。
辽宁民众自卫军刚组织起来时,士气很高,战果也不小。可是,形势变得对日本有利以后,困难越来越多,唐聚伍就开始动摇了。
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可是,日本军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约束,仍然继续扩大侵略战争。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同年1月28日,又用阴险的强盗手法挑起了上海事变。他们以五名日本僧侣在上海虹口被殴打为借口,破坏了中国的工厂、商店,杀害了警察,接着调动海军陆战队,以武力大举进攻上海市。日本挑起上海事变的目的,是要把上海变成他们侵略中国大陆内地的桥头堡。日本军部的头头们,妄想以闪击战的方法占领上海,并以此为跳板,一举吞掉整个中国。
上海的军人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是,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头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上海抗战失败,上海事变以缔结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上海抗战失败,使救国军、自卫军等所有有志于抗日的爱国军人和人民士气低落。
上海事变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缔结,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是阻挡抗日救国力量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反动集团不仅没有支援上海抗战,反而视抗战为犯罪行为,横加阻拦。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方面故意停止对十九路军的军需物资供应,没收了全国各地支援上海抗战的捐款;另一方面却密令海军向日本方面供应粮食和蔬菜,肆无忌惮地进行可耻的叛卖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自己不抗日,还阻止人民抗日。他们的枪口无论何时何地都对准了抗日人们的心脏。谈论抗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他们残杀和拉上绞架的对象。
蒋介石很早以前就发出无耻的谰言说,中国亡给帝国主义,我们即使做亡国奴,也还可以活命;要是败在共产党手下,就连当奴隶的命也保不住。这证明,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反动集团害怕和戒备人民革命,甚于害怕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和走狗。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对那些与国民党有关系,并且代表旧军阀、官僚、政客利益的救国军和自卫军上层分子,产生了很坏的思想影响;当时日本长驱直人的军事优势也是使救国军士气低落的因素之一。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他们的报告中提出建议说,满洲不要由日本独占,而要归国际共同管辖。日本根本无视这个建议,继续武装进攻。他们的武力逐渐向山海关和北满推进。他们一步一步地占领北满的广阔地区,同时往热河方面集中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北满之前,发动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从政治上瓦解东北军,派特务通过收买、离间等阴谋活动,使北满的东北军各旅四分五裂,互相猜忌,热中于争权夺利。敌人在打马占山时,就拉拢苏炳文;等打败了马占山,又一举把苏炳文消灭。他们用这种手法,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了北满的反日部队。
北满一带反日部队的瓦解,对东满的王德林、南满的唐聚伍不能不发生影响。
唐聚伍虽然乘人民的革命气势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但没有积极大胆地展开活动,而是小心翼翼地看风使舵。
当时,丁超、李杜、邢占清等不少反日部队的头领都抱有一种幻想,主张不要积极抗日,只要依靠国际联盟,就能万事如意。他们甚至提出荒诞的主张说:“张学良没有抵抗日军,是为了肃清共匪。先肃清共匪,才能赶走日军。是共产党引进了日本鬼子。”
我们去南满那年春天,周保中曾被自卫军逮捕。当时,周保中问逮捕他的指挥官,你们的部队为什么称做自卫军。
自卫军的头头们回答说,所谓自卫就是保卫自己的力量。现在自己的力量都难保,还有什么力量去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这就是“自卫”。
这就是自卫军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观点。失去了信心、陷于动摇的唐聚伍,不去统辖自己的部队,几乎任其自流。在这种时候,于司令派刘本草去自卫军本部,可以说是适时的措施。
远征队在6月3日下午离开小沙河,第一天行军路程定得短一些,由沙河(下小沙河)农民协会会长带路,渡过二道江,向刘家粉房行军。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一宿,做政治工作。
据说,这个村是自从有一个姓刘的人在这里开了个粉房,才开始叫做刘家粉房的。
我们吃过晚饭,在宽敞的粉房前院燃起了篝火。
听到游击队来到的消息,连邻近村落的人都到刘家粉房来了。村里各组织的负责人从各家拿来了席子,还为邻村的客人拖来原木、椽木,叫他们当椅子坐。粉房院子里聚集了好几百名群众。我们和他们紧靠着坐在一起,一直谈到深夜。
那天晚上,他们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一辈子深人人民群众,做过无数次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可是像那天那样被问到那么多的问题,还几乎没有过。
那天,我和群众几乎谈了个通宵,嗓子都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最初他们问我,游击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和独立军有什么区别。他们也知道,一个月前在小沙河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他们提的问题,虽然显得很简单而平常,但包含着他们对新生武装力量的期待和疑虑。独立军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那么,何必另组织游击队,独立军没能把日本军怎么样,新组织的游击队有把握打倒它吗,如果有把握,拿什么作担保呢?这就是刘家粉房的群众想知道的主要问题。他们受了独立军的不少折腾,而且由于独立军的失败尝到了无数次绝望的痛苦。
我努力给他们讲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不是什么特别的军队,和字面一样,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正是由像大家一样的工人、农民的子弟、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使命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社会解放。反日人民游击队既不同于义兵,又不同于独立军,是新型的军队。独立军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筒单地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所有的人都能过自由、平等生活的社会的思想。
如果说建立富人当家作主的社会是独立军的理想,那么,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是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理想。独立军把你们这样的普通百姓看做光复运动的协助者、同情者,而我们把你们看做抗日革命的担当者,即主人。独立军对外部势力寄予很大期望,想借他们的力量实现国家的解放;我们却更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要靠这个力量光复祖国。
独立军继义兵之后,在满洲山野和祖国的北部地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战斗十多年,受了很多苦,这是事实。可是,独立军的军力渐趋衰弱,现在处于自身难保的危急关头。因此,我们组织了新的军队。我们怀着要由我们来完成独立军未能实现的光复祖国的大业这样的决心,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一个青年又问我,反日人民游击队有几千人?
我对他说,现在还是初建,没有几千人,只有几百人。现在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不久将增长到几千、几万人。
那个青年听我说了之后,又问要参加反日人民游击队,须办理什么样的手续。
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手续或规矩,只要是有决心战斗的青年,谁都可以参加,不过体力要够格。可以通过革命组织的推荐来参加,也可以直接到部队申请参加。
一听这话,村里的几个青年就把我围住,问我,如果他们提出申请,能不能即刻接收他们为队员。
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笔横财。
“当然接收,不过入了队,暂时还没有武器。武器要在战场上自己解决。如果这样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接收你们为队员。”
青年们说,没有武器也好,只求允许他们跟着游击队走。
就这样,我们把好几名青年吸收为队员了。这是刘家粉房送给我们年轻的游击队的意外的礼物。我们大家为此感到莫大的喜悦。那时为得到一个革命同志,有时甚至要牺牲两三名同志,在这里,一下子接收将近十名青年为新队员,我们的激动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在艰苦道路上啃着雪团,风餐露宿的革命者,具有资本家、市侩之流绝对享受不到的乐趣。那就是获得新的战友时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精神上的充实感。昨天还是陌生人,今天他们甘冒风险志愿人队,我们给他们穿上军服,荷上枪,这时候,所感受到的崇高而庄严的喜悦,是平时绝对尝不到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独有的喜悦和享受。
那天晚上,我们开了欢迎新队员的娱乐会,我和车光秀也都唱了歌。
我们所以能够没下多大功夫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成果,原因是九·一八以后民心大大地倾向于抗日游击队。日本连满洲都鲸吞了,朝鲜人在这里也无法过太平日子。既然在满洲也不能扬眉吐气,干脆去决一死战,这就是当时朝鲜青年的共同心理。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到凌晨时,才在篝火旁铺上席子睡下,这是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露宿。
游击队来到朝鲜人住的村庄却要露宿,刘家粉房老百姓的面子往哪儿搁,村民们这样说着。村组织的负责人要把我们安排到各农户去住。可是我们没去,就在外边过了一夜。我们以不侵犯人民的利益为理由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这固然是事实;但我想,一个革命者应该心甘情愿地选择粗陋的卧处,而不选择温暖的热炕头,这样一种浪漫情绪,也使我们谢绝了村民的诚意。
我们在结束南满远征回来时,又在这个村里住了一宿。那时,我们是在名叫吕修文的中国老大爷家前边宿营的。他家前边有一个挺大的做过土豆窖的窝子。我们把谷草编好围起来,在里面生了火,这样过了一夜。
吕修文老大爷看到我们不进他家,在外头做饭吃,又在外头露宿,便来找我说,如果部队全都移驻不方便的话,队长一人也该到他家里去住。他这样劝我:
“成柱先生又不是和我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不是早在旧安图的时候,就认识了吗?”
老人说,没想到我会这样一丝不苟,还说了好多遗憾的话。
我和那位老人是早就认识的。我们家借住在马春旭客店的下屋时,我在那里见过两三次吕修文老人。老人豁达、热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老人说,为了抗日,从千里远征回来的军队在露天地里吃、睡,我怎么能舒舒服服地钻进被窝!于是他陪着我们说话,直到深夜。
他和刘家粉房的大多数人一样,对时局很敏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炮制了一个叫满洲国的傀儡国家,把长春改称新京,定为首都,把溥仪安置在那里,这些事他都知道。
我在同老人的谈话中,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安重根的事。
老人说,在朝鲜的烈士当中,他最尊敬的伟人是安重根。他说:
“安重根先生的确是东洋的巨人。难怪连袁世凯总统都做诗,称颂过安义士的义举。”
老人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后,在满洲地方的中国人当中,他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广为人知。有的中国朋友,还把安重根的画像挂在家里,很是尊敬。
“老大爷,你又不是朝鲜人,怎么对安重根那么熟悉呀?”
因为吕修文对安重根表示深厚的爱戴,我这样问他。
“住在满洲的人哪有不知道安重根的人啊!还有人提议,要在哈尔滨车站立一尊安重根的铜像哩。我现在也常对孩子们说,要想成为革命家,就要成为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的革命家;要想成为大丈夫,就要成为像安重根那样的大文夫。金队长,你既然组织了部队,不想把关东军司令官那个大头头干掉吗?”
我听了老人这样淳朴的问话,不禁笑了。
“干掉那么一个关东军司令官,管什么用啊。正像杀了伊藤博文,又出现了新的伊藤博文那样,杀了本庄,还会有新的本庄出现。靠恐怖行动是不能扭转大局的。”
“那么,队长你将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斗呢?”
“据说,关东军有十万人,那就要以他们十万人为对象进行战斗。”
吕修文老人一听这话,非常激动,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金队长,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和安重根一样的伟人啊!”
我笑着说:
“过奖啦。我虽不能像安重根那样了不起,但决心不做亡国奴。”第二天,游击队离开村庄时,吕修文老人舍不得离开我们,一直送了很远很远的路。当我想起刘家粉房的时候,总是亲切地重温与吕修文老人相逢的往事。
我们部队离开刘家粉房,来到二道白河附近,又宿营一夜。然后沿着大路继续行军,不料途中与从抚松朝安图方向转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斥候队遭遇。我们在每次行军时,也派三四名人员组成的斥候队,走在队伍前面。我们的斥候队和日军斥候队接上了火。坦率地说,那时,我们心里慌得厉害。因为这是游击队建立后第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而且是和自诩无敌的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小营子岭那次战斗,是我们经过周密计划进行的埋伏战,对敌人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的伪满军,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凶恶、机敏的日本军。相比起来,我们是只有一次战斗经验的初学者。当时,我们还不懂遭遇战应该怎么打。
无论从远征目的来看,还是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来看,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最好避免对我军行动会发生不利影响的冲突。古时的兵书上也说要“避实击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全队都以紧张的表情注视着我,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决策。我认定,在敌人的基本力量赶来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战斗主动权的最好办法,于是把部队迅速移到斥候队正在接火的高地北边的山坡上。然后,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边。部队在公路南侧和北侧同时开火,猛打敌人的斥候队。
敌人的行军纵队不久就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沿路跑来。看来足有一个连的兵力。
敌人知道他们的斥候队被消灭,就企图包围我们。
我下令,信号枪不响,不准射击。并监视前方,单等敌人进入火力圈。我们没有多少子弹。
我打响了信号枪,全队一齐开始射击。
我倾听着从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力求从中了解队员的精神状态。我从一发发枪声中,听出了反映着战士们兴奋、高昂情绪的心声,但也感到他们有些慌张,失去自制。
敌人不顾大批的伤亡,仗着他们力量上的优势,迅速重整战斗序列,向我军占据的阵地两侧猛烈攻击。
我从部署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军的两翼。队员们一到阵地,就以神速的狙击战歼灭了翼侧的敌人。
可是,敌人主力寸步不退,凶猛地朝我军占据的地方扑过来。我们从上往下滚大石头,坚守阵地,而敌人还是拼着命往上冲。
我乘敌人的攻势稍有松弛之机,下令全队冲锋。冲锋号声响彻山林,队员们一个个像猛虎似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扑向逃跑的敌人,狠狠地追击。敌人的一个连在我军冲锋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除了几个逃掉了性命外,全部被歼。金日龙在进行肉搏战时,每见敌人倒下去就喊“又一个鬼子完蛋了!”
我们游击队也有好几名队员阵亡。
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岗上,在他们的坟墓前举行了永诀仪式。望着手握军帽饮泣的队员,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些永别的话。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我说完抬起头时,看到队员们的肩膀都在抖动,再就是我们的队列比从刘家粉房出发时显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战栗。过了一会,我又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边整队,唯有车光秀还趴在坟墓上。他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无主的坟墓,连一块七星板都没能给铺上的战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岗,使劲抓住车光秀的肩,摇晃着吼道:
“光秀!你怎么这个样子;还不快起来!”
因为我的声音又大又严峻,车光秀才拄着膝头蓦地站起来。我放低声音在他耳边劝导:
“队员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脸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气质到哪儿去了?”
车光秀擦去眼泪,站到队伍前面默默地迈开了步。
后来,我对那天的事后悔不迭。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过了四个月,我接到了车光秀阵亡的噩耗。那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时,我怎么对车光秀说了那样的话,难道就不能用别的话劝他站起来吗?”
说起来,在失去了战友以后,我也是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那时阵亡的队员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于分子。
诚然,不会有没有牺牲的斗争。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劳动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何况是动用一切兵器和工具决一胜负的武装斗争呢;但是,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中付出的牺牲太残酷、太不应该了。当时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随着牺牲的,可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刚迈出第一步的队伍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啊!
若以算数来计算、我们只不过失去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损失可以说不算太大。在一次战斗中,会有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现代战争中,损失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失去战友时,从不是以算数来计算损失的大小。算数不能成为我们换算人的价值的手段。
同我们一道走过革命道路的每个战士,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贵的人 一百个敌人也不能与一名游击队员相抵,这是我们的信条。敌人可以发布他们的国法和动员令,在一天之内征集几千、几万兵力,大批地投人战场,但我们没有那种物质手段或实权。即使我们有那种力量,一个个革命同志仍是价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再由那样的人组成一个队伍,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即使是一场消灭了一百名敌人的战斗,如果我军有一名牺牲,我就没把它当做值得夸耀的战果。
历史学家们把安图——抚松县界的战斗评为灵活地指挥遭遇战,使之转为反击战,从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的成功的战斗。那是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毋容置疑的。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完全消灭了一个连的日本正规军,还在于在游击斗争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我们通过这场战斗,认识到日军虽然强大,但它决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更不是打不垮的。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用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战法,干练地进行战斗,完全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打赢强大的日军。
可是,我们失去了将近十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产儿,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试想,为消灭一个连的敌人,失去了将近十名战友,那么为打赢朝鲜和满洲的十多万日本侵略军,该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我在离开硝烟还未消散的安图——抚松县境战场时、回头望着埋葬了战友们遗体的岗子所想的。
我们经历了那场遭遇战后,大家都领悟到,在打游击战的过程中,今后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牺牲。
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我们在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中,实际上经受了以人们对战争的原有概念根本无法想象的苦痛、难关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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