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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六章 考验的年代
同救国军一道
 我住在柳河的时候,为了同李红光、李东光取得联系,往磐石地方派去了联络员。我们结束远征南满,走上归途时,他们两人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为同保民会等亲日团体的走狗进行斗争,组织了武装赤卫队(一名打“狗”队),到1932年9月成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这个义勇军,由通过夺粮斗争、肃清走狗、夺取武器、反日起义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得到锻炼和检验的朝鲜青年组成。从1932年夏起,李红光和李东光开展了建立抗日游击区的斗争。
他们在肃清走狗的斗争中,运用奇妙独特的手法,创造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要去见他们,并不是单纯地要对他们这些南满地方的主人做礼节上的访问,主要目的是要和他们建立关系,首先要和他们交流斗争经验。
其次,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对朝鲜革命的前途,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我想就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向他们说明我的见解和立场,也想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要就在满洲各地分别开始武装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保证友邻地区之间的统一步调,实现相互间的合作、互助和协同的方法等实际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我还想同北满的金策、崔庸健、李学万、李起东、许亨植等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南满和北满是我们的友邻,同时又是侧翼。同友邻怎样实行合作,这是对全面发展武装斗争起重大作用的重要环节和杠杆。
派到磐石的联络员,在我们离开海龙来到蒙江的时候,才回到部队来。他报告说,李红光和李东光都出去搞地方工作去了,没有见到,把我写给他们的信,交给了那里的地下组织。
我只好推迟了同李红光、李东光的会晤,在蒙江大力开展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我们在蒙江提出的总目标是解决武器问题,扩大队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活跃地进行政治工作,同时还必须进行军事外交活动。
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蒙江具有一些有利条件。蒙江的官吏中,有不少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同学。他们都是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老老实实只埋头啃书本的书生一样的人,现在他们掌握了蒙江的实权。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县公署工作,日本侵略满洲后,都加入自卫军,各占一个显赫的职位。
蒙江还有总部设在通化地方的唐聚伍自卫军总司令部派来的代表。如果由我的同学出面介绍,同这个代表办好交涉,还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我们决定在蒙江住下来积极开展对自卫军的工作。
当时,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对自卫军的工作不大感兴趣,他们多半都认为,同自卫军接触是冒险。他们说,和同是朝鲜人的梁世风的谈判,都因为思想不同而破裂了。要做自卫军的工作,更不用提了。去向他们要武器,根本不可能。况且现在自卫军面临瓦解,有的部队甚至有日本的指导官,正在策划扫荡共产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队长自己要投入那个陷阱,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对他们说,自卫军里有日本指导官,这用不着那么担心。如果日本指导官有辨别共产主义者的触角,我们就有避开他们的眼睛,进入自卫军指挥部去说服上层人物的胆略。自卫军处于瓦解状态,反而会成为我们易于达到目的的有利条件。他们会想到,与其把槍支交给日本鬼子或土匪,或是扔掉,不如交给抗日的我们。那么顽固的于司令都被我们打通了思想,实现了合作,自卫军还不能说服吗!
指挥员们说,队长同于司令谈判成功,那是千载一遇,碰巧成事。假如刘本草先生不在那个部队里,谈判就不会成功。他们恳求我,对去找自卫军的事,要三思而行。
我对他们说,不去行动,光蹲在窝里是呀非呀地议论,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作风。在使游击队合法化方面,我们确实得到刘本草先生的很大帮助,可是,把那次谈判成功视为纯属偶然,是不科学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地为解决同救国军的关系作出努力,刘本草先生也无法帮助我们。我再三说服指挥员们说,成功与否在于能不能胸有成竹地主动地进行活动。就这样,我只带着一名传令兵到自卫军指挥部去了。
自卫军的兵营,挤满了士兵,大门口,运军需物资的牛马车络绎不绝。
大门岗哨拦住我们,操着山东口音问:“你们是什么人?”哨兵的大眼睛不看我们的脸,只打量我们游击队与自卫军完全不同的军装和帽子上的五角星。
我也学着他的山东口音,用中国话回答他:
“我们是从安图来的救国军别动队。我是别动队队长金日成。我来见你们司令,劳你通报一声。”
“金日成?金日成别动队不是共产党吗?”
另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哨兵嗫嚅着,猜疑地望着我。可能是听人说金日成部队是共产党部队,把它记在心里了。
“我们是于司令的别动队。你连于司令都不知道?”
我显出威风地诘门,那个麻子哨兵说:
“噢,于司令我们知道。他们部队在南湖头缴获了鬼子的机关枪。于司令,他了不起呀。”他说着伸出了大拇指。
看来,还是于司令别动队这个牌子有效用。在中国人反日部队当中这个牌子是很管用的。因此,我们在行军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反日部队发生冲突,总是打着救国军朝鲜人别动队这个牌子。
过了一会儿,操山东口音的哨兵从里面引出了一个很有风采的男子。当时的救国军大部分穿着张学良军队时期的军服。可是,奇怪的是跟着哨兵走出来的军官却穿着短袖衣和短裤,脚步登布鞋,分头油亮油亮的。
“啊?这不是金成柱主任吗?”
原来,他是毓文中学的同学,外号叫“张大个子”。他叫我主任,是因为我在毓文中学读书时当过图书主任。他在学校时,总是叫我“金主任”或“成柱主任”,待我很友好。
我们俩握着手,怀着重逢的喜悦互叙了学生时代的情怀。我们是时隔三年重逢的。我后悔出狱后没跟同学们道一声告别话,就匆匆地离开了吉林。那时,抱着为革命牺牲一切个人问题的精神,东奔西跑,因此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总觉得没有跟老师和同学们道别是一种道义上的负债,心情像吊着铅块似地沉重,感到难过。
见到老张,已经远远地消失在地平线那边的毓文中学时期的种种往事和浪漫的学生气重现于怀,甚至觉得我不是站在军靴杂沓的兵营里,而是回到了丁香花芬芳扑鼻的毓文中学的校园,好像拉着老张的手走出兵营大门就能到北山或松花江边让清风尽情地吹拂似的。这是一种使人感到麻酥酥的乡愁。
老张就像学生时节一样挽着我的胳膊,不时地大声笑着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了。
“咱们学校的毕业照上没有金主任,真是遗憾啊!”他让了坐,说道:
“我们在拍毕业照时,一直念叨金主任的名字呢。都说,你若没有中途辍学,一定是个优等生,得奖的。那个革命有那么大的诱惑力,竟叫你成柱中途辍了学?”
我笑着,愉快地用玩笑话回答说:
“那当然,你还不是抵不住那个诱惑力,才挎上匣子枪当上了自卫军军官的吗?”
老张眨巴着眼睛,拍拍我的手背说:
“那倒是啊。九·一八以前,我们还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庸人。看到日本打进满洲来了,才从睡梦中醒来。”
“你看,我不是说过吗,人不可能生活在政治之外,对吧?”
“那时候,这话只当耳旁风听的。嗨,真不知道为什么时局这样急转直下,这满洲大地,就像狂风席卷过似的,一片肃杀之气。”
我觉得老张对时局的评价是对的。
在满洲发生的历史进程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这个变化给人的命运带来了难以抵御的曲折。老张这个人,前几年还满怀着远大的抱负,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攻读历史。但是看到日军侵吞满洲,就抛弃了学生时代想攻读历史的理想,毅然参加了自卫军。
连被誉为文人中的文人、曾专心致志地给学生讲解杜甫诗篇里内含的牧歌式的和悦情感的刘本草先生,也当了救国军的参谋长,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这是先前能想象到的吗?
“你看,金主任,我也沾了九·一八的光,穿上戎装成了绿林好汉啦。”
老张说着现出了苦笑。
“穿戎装的何止你一人啊。我这不也成了军人辗转到蒙江了吗。看,咱们不仅作为同窗,而且作为军人,促膝而坐,谈论局势,不是绝妙的奇缘吗!”
他说,这都是托日本鬼子的“福”,托了他们的“福”,人们好像都变聪明了。
我了解到,蒙江的自卫军部队里,除了老张以外,还有好几个毓文中学的同学。那天,我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他们这些一向不问政治,只想立身扬名的人,如今却义愤填膺地谴责日本,嘲讽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畸形儿。我看着他们这样谈论,心里深感满意。
我们还讨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共同行动的问题。在自卫军领导班子里的老同学都欢迎我们同他们合作。
这样,我就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自卫军,还同驻在蒙江的自卫军总司令部代表见了面。
有一天,我受老张的邀请,向自卫军指挥员们作了演说。总司令部代表也在场。
“诸位,让我们共同前进吧!”我一开头就发出了这样有力的号召。
“自卫军和反日人民游击队应当努力采取共同行动。给反日人民游击队贴上共军的标签,加以敌视,是妨碍抗日,帮助日本的行为……
“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应当帮助朝鲜人独立军部队,结成联合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离间朝中人民,利用我们的纠纷削弱我们两方,他们想用这种方法统治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无比狡猾的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自卫军应该说服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武装力量和土匪,制止他们杀害和掠夺无辜的朝中人民,积极地吸收他们参加反日斗争。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队,都应当团结成一个抗日救国力量……
“有些反日部队害怕日军的威力,有的退入关内,也有的投降。应该记住,投降和半途而废,是自取灭亡。”
我当时所作的演说,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自卫军指挥官都表示热烈的响应。
听了我的演说后,总司令部代表送了我们几十条枪。
我们在蒙江驻了两个来月。在自卫军的保护下,我们深入群众做了宣传工作,进行了训练,还选拔身强力壮的青年来扩大了队伍。从安图出发时不过40名的队伍,到了蒙江增加到150名左右。蒙江及其附近村落的青年们听到金成柱组织大部队进行活动的消息,陆续来找我们,要求入伍。我们在蒙江,就像掌握了主权一样,自由地进行活动。
据派到安图的联络员的汇报,东满的情况也很好。从联络员带来的金正龙的信中了解到,我们留在安图的部队也大有扩大,汪清、延吉、珲春等地也都分别组织了100名以上规模的游击队。
我决定,把我们的活动舞台转移到游击斗争从萌芽阶段发展到枝叶繁茂阶段的东满的中心(汪清),在那里同别的县联合起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在远征南满的过程中,我们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根据当前游击队力量还较弱的情况,占据一定的活动据点去进行斗争才更有利,工作效率也更高。
我们把行军路线定为从蒙江直抵安图,不经抚松。在途中,几次与土匪和反日部队的散兵游勇相遇。他们看到我们带的新式武器,就想用武力夺取,因而部队经历了几次危险。这时,有一位参议府系统的善良老人像传奇故事中的道人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带领我们穿山越岭,平安无事地到达了两江口。这次翻山越岭,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也为我们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作了准备。
我们准备出发时,于司令麾下一个团的主力来到了两江口,那是孟团长部队。孟团长的秘书陈翰章也跟来了。
陈翰章一见我,从老远就张开两臂大步跑过来。
“成柱,好久不见啦!”
他像阔别几十年后的重逢那样,搂着我打转。
在安图和于司令谈判时分别以后,一直没见到他。要论时间,还不过三个月。可是他好像分别了三年甚至三十年似的,以洋溢着深厚友情的目光望着我。
我也同样怀着久别重逢的心情,感到无限的高兴。在人的一生中,三个月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可是在我来说,这三个月里好像流逝了漫长的大半生。
常言说,生活中多曲折,多体验,就会觉得岁月长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陈翰章把我介绍给孟团长,然后说:
“我们不知道成柱的部队在哪里,四下派人打听过。听说你们从南满回来了,可就是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听到风声说,在两江口,一支朝鲜共军开始跟独立军合并了。”
“谢谢你的关心,陈同志。我也很想念你呀。你们是怎么到两江口来的?”
“王德林命令我们,要在此地活动到明年春天。怎么样?想不想在两江口和我们一起活动一个时期?”
在一旁听陈翰章说话的孟团长,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我想到,我们和孟团长的部队在一起,可以使好不容易搞成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进一步得到巩固,于是欣然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孟团长的部队是从张学良的正规军哗变出来的,所以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有大炮,有机关枪。这支部队战斗力很强,那些只有几支快枪和大刀标枪的其他救国军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在两江口的期间,得到了孟团长部队的精心保护。当时,在满洲地方组织起来的大部分反日部队,在日本军的猛烈攻击下,有的瓦解,有的投降归日军指挥。救国军当中没有投降,而且势力较大的是王德林部队。可是,就是他们也在向日军炮火打不到的满洲东部边境东宁和苏联境内退却。反日部队这样土崩瓦解的过程,使我们的不少军政干部对他们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有人说,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混乱是无法阻止的,同他们实现联合战线是毫无意义的;有的人说,同反日部队合作,毫无胜算,干脆跟他们断绝关系,由反日人民游击队单独进行战斗。这都是不能容许的危险的想法。
抛弃反日联合战线,意味着把数达几万名的庞大的武装力量推到敌人一边去,意味着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各个击破反日部队的策略。
反日部队之所以不够坚决,发生动摇,固然是因为领导他们的上层分子有着阶级局限性,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敌人怀着恐惧心。要阻止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毁灭,就必须更积极地做他们的工作,同时需要通过战斗给他们增添胜利的信心。
从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出发,我们在两江口召开了两次有陈翰章、李光、胡泽民等派到救国军做工作的政治工作员和来自东满各县的军政干部参加的反日士兵委员会,讨论了在同反日部队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在会上,先通报了同救国军的工作情况,交流和总结了对救国军做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反日部队的动向。
鉴于绝大多数反日部队抛弃抗战,或向安全地区撤退,或投降敌人沦为反动军队,而日军却不受任何阻碍,不断地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与会者们决定,由我们的部队同吴义成部和孟团长部联合起来,攻打敦化县城和额穆县城,以鼓舞爱国军民的士气。
孟团长也欢迎我们的战斗计划。
2000名救国军部队分为三个组,分头向吉敦线方向、延吉方向和敦化县城方向挺进,我们的部队和孟团长部队一道沿着富尔河东边和大蒲柴河东边的山路到了敦化以南大荒沟附近的树林。我们在这里派侦察组去再次核实高在林送来的情报。
当时,敦化有日本守备队驻守,还有伪满军吉林警备队第3旅旅部、4团、9团、机场警备队以及日本领事馆警察、伪满警察等庞大的兵力。敌人在各个城门炮楼和领事馆分馆大门部署了严密的警戒网。
9月2日凌晨3点,我军同时攻进了敦化县城。我们的部队冲进了南门,胡泽民救国军打开了西门和北门,都攻进了县城。
迅速冲进城里的我军,袭击了敌指挥部,然后一举扫荡了敌军旅指挥部、领事馆分馆和警察分署,深重地打击了敌军旅分队。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军手中。
惊慌失措的敌人,出动两架飞机向我军进行扫射,乱投炸弹。
救国军中发生了混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天亮,形势就会逆转,我军就将受到严重损失。我向陈翰章和胡泽民说明了剧烈变化的战况,提出了新的战术方案,即撤出现在的阵线,以诱引战消灭敌人。
根据这个方案,我们部队占据了县城西南的高地,救国军部队占据官屯子以南的无名高地,以埋伏战消灭了追上来的敌人。救国军士兵看到不利的形势突然变得有利了,便士气高昂地追歼逃命的敌人。
可能是因为日本当局对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当时的报刊对这次战斗没有进行报道。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在亡国22 周年的初秋,在敦化发生过这样的战斗。
敦化县城战斗,与1933年9月的东宁县城战斗,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敦化县城战斗是我们同救国军联合进行的,东宁县城战斗也是同救国军主力合作,共同计划,共同进行的战斗。就规模来说这两次战斗也很相似。但是,敦化县城战斗的意义在于,它是在朝中人民共同斗争的历史上,朝鲜的抗日游击队和中国的反日部队以协同作战打败了日军的第一次攻打县城的战斗。
“在一举击败了清、俄两大国的日本军事威力面前,我们一些中国人吓得萎缩了,可是今天,从这种萎缩中完全解放出来了。”
“在领土获得解放前,精神先得到解放了。”
陈翰章拥抱着我,激动地说道。当时他那噙满泪水的两眼,今天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成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永远不要分离!”
他紧握着我的手,显得很激动。他所说的这条路,指的就是共同斗争的路。陈翰章一直忠实地履行了他最先提出的这个誓言,直到牺牲。
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同救国军一道又袭击了额穆县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是未被世人广为知晓的战斗,但那时的枪声却留下了悠长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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