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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六章 考驗的年代
同救國軍一道
 我住在柳河的時候,為了同李紅光、李東光取得聯繫,往磐石地方派去了聯絡員。我們結束遠征南滿,走上歸途時,他們兩人積極地開展了遊擊活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們為同保民會等親日團體的走狗進行鬥爭,組織了武裝赤衛隊(一名打“狗”隊),到1932年9月成立了磐石工農義勇軍。這個義勇軍,由通過奪糧鬥爭、肅清走狗、奪取武器、反日起義等各種形式的鬥爭得到鍛煉和檢驗的朝鮮青年組成。從1932年夏起,李紅光和李東光開展了建立抗日遊擊區的鬥爭。
他們在肅清走狗的鬥爭中,運用奇妙獨特的手法,創造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要去見他們,並不是單純地要對他們這些南滿地方的主人做禮節上的訪問,主要目的是要和他們建立關係,首先要和他們交流鬥爭經驗。
其次,我所關心的問題是,他們對朝鮮革命的前途,持有什麼樣的觀點和立場。我想就朝鮮共產主義者的當前任務,向他們說明我的見解和立場,也想聽聽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最重要的是,要就在滿洲各地分別開始武裝鬥爭的朝鮮共產主義者之間建立聯繫,保證友鄰地區之間的統一步調,實現相互間的合作、互助和協同的方法等實際問題,同他們交換意見。我還想同北滿的金策、崔庸健、李學萬、李起東、許亨植等人,就這些問題交換意見。南滿和北滿是我們的友鄰,同時又是側翼。同友鄰怎樣實行合作,這是對全面發展武裝鬥爭起重大作用的重要環節和杠杆。
派到磐石的聯絡員,在我們離開海龍來到蒙江的時候,才回到部隊來。他報告說,李紅光和李東光都出去搞地方工作去了,沒有見到,把我寫給他們的信,交給了那裏的地下組織。
我只好推遲了同李紅光、李東光的會晤,在蒙江大力開展積極的軍事政治活動。我們在蒙江提出的總目標是解決武器問題,擴大隊伍。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活躍地進行政治工作,同時還必須進行軍事外交活動。
在達到這一目的方面,蒙江具有一些有利條件。蒙江的官吏中,有不少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學時期的同學。他們都是既不屬於左派,也不屬於右派,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老老實實只埋頭啃書本的書生一樣的人,現在他們掌握了蒙江的實權。他們在中學畢業後,在國民黨縣公署工作,日本侵略滿洲後,都加入自衛軍,各占一個顯赫的職位。
蒙江還有總部設在通化地方的唐聚伍自衛軍總司令部派來的代表。如果由我的同學出面介紹,同這個代表辦好交涉,還有可能解決武器問題。瞭解了這種情況後,我們決定在蒙江住下來積極開展對自衛軍的工作。
當時,我們部隊的指揮員對自衛軍的工作不大感興趣,他們多半都認為,同自衛軍接觸是冒險。他們說,和同是朝鮮人的梁世風的談判,都因為思想不同而破裂了。要做自衛軍的工作,更不用提了。去向他們要武器,根本不可能。況且現在自衛軍面臨瓦解,有的部隊甚至有日本的指導官,正在策劃掃蕩共產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隊長自己要投入那個陷阱,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我對他們說,自衛軍裏有日本指導官,這用不著那麼擔心。如果日本指導官有辨別共產主義者的觸角,我們就有避開他們的眼睛,進入自衛軍指揮部去說服上層人物的膽略。自衛軍處於瓦解狀態,反而會成為我們易於達到目的的有利條件。他們會想到,與其把槍支交給日本鬼子或土匪,或是扔掉,不如交給抗日的我們。那麼頑固的于司令都被我們打通了思想,實現了合作,自衛軍還不能說服嗎!
指揮員們說,隊長同于司令談判成功,那是千載一遇,碰巧成事。假如劉本草先生不在那個部隊裏,談判就不會成功。他們懇求我,對去找自衛軍的事,要三思而行。
我對他們說,不去行動,光蹲在窩裏是呀非呀地議論,不是共產主義者的作風。在使遊擊隊合法化方面,我們確實得到劉本草先生的很大幫助,可是,把那次談判成功視為純屬偶然,是不科學的。如果我們不主動地為解決同救國軍的關係作出努力,劉本草先生也無法幫助我們。我再三說服指揮員們說,成功與否在於能不能胸有成竹地主動地進行活動。就這樣,我只帶著一名傳令兵到自衛軍指揮部去了。
自衛軍的兵營,擠滿了士兵,大門口,運軍需物資的牛馬車絡繹不絕。
大門崗哨攔住我們,操著山東口音問:“你們是什麼人?”哨兵的大眼睛不看我們的臉,只打量我們遊擊隊與自衛軍完全不同的軍裝和帽子上的五角星。
我也學著他的山東口音,用中國話回答他:
“我們是從安圖來的救國軍別動隊。我是別動隊隊長金日成。我來見你們司令,勞你通報一聲。”
“金日成?金日成別動隊不是共產黨嗎?”
另一個臉上有麻子的哨兵囁嚅著,猜疑地望著我。可能是聽人說金日成部隊是共產黨部隊,把它記在心裏了。
“我們是于司令的別動隊。你連于司令都不知道?”
我顯出威風地詰門,那個麻子哨兵說:
“噢,于司令我們知道。他們部隊在南湖頭繳獲了鬼子的機關槍。于司令,他了不起呀。”他說著伸出了大拇指。
看來,還是于司令別動隊這個牌子有效用。在中國人反日部隊當中這個牌子是很管用的。因此,我們在行軍的時候,為了避免同反日部隊發生衝突,總是打著救國軍朝鮮人別動隊這個牌子。
過了一會兒,操山東口音的哨兵從裏面引出了一個很有風采的男子。當時的救國軍大部分穿著張學良軍隊時期的軍服。可是,奇怪的是跟著哨兵走出來的軍官卻穿著短袖衣和短褲,腳步登布鞋,分頭油亮油亮的。
“啊?這不是金成柱主任嗎?”
原來,他是毓文中學的同學,外號叫“張大個子”。他叫我主任,是因為我在毓文中學讀書時當過圖書主任。他在學校時,總是叫我“金主任”或“成柱主任”,待我很友好。
我們倆握著手,懷著重逢的喜悅互敘了學生時代的情懷。我們是時隔三年重逢的。我後悔出獄後沒跟同學們道一聲告別話,就匆匆地離開了吉林。那時,抱著為革命犧牲一切個人問題的精神,東奔西跑,因此那也是在所難免的,但是,總覺得沒有跟老師和同學們道別是一種道義上的負債,心情像吊著鉛塊似地沉重,感到難過。
見到老張,已經遠遠地消失在地平線那邊的毓文中學時期的種種往事和浪漫的學生氣重現於懷,甚至覺得我不是站在軍靴雜遝的兵營裏,而是回到了丁香花芬芳撲鼻的毓文中學的校園,好像拉著老張的手走出兵營大門就能到北山或松花江邊讓清風盡情地吹拂似的。這是一種使人感到麻酥酥的鄉愁。
老張就像學生時節一樣挽著我的胳膊,不時地大聲笑著把我帶到他的房間去了。
“咱們學校的畢業照上沒有金主任,真是遺憾啊!”他讓了坐,說道:
“我們在拍畢業照時,一直念叨金主任的名字呢。都說,你若沒有中途輟學,一定是個優等生,得獎的。那個革命有那麼大的誘惑力,竟叫你成柱中途輟了學?”
我笑著,愉快地用玩笑話回答說:
“那當然,你還不是抵不住那個誘惑力,才挎上匣子槍當上了自衛軍軍官的嗎?”
老張眨巴著眼睛,拍拍我的手背說:
“那倒是啊。九·一八以前,我們還是一些不識時務的庸人。看到日本打進滿洲來了,才從睡夢中醒來。”
“你看,我不是說過嗎,人不可能生活在政治之外,對吧?”
“那時候,這話只當耳旁風聽的。嗨,真不知道為什麼時局這樣急轉直下,這滿洲大地,就像狂風席捲過似的,一片肅殺之氣。”
我覺得老張對時局的評價是對的。
在滿洲發生的歷史進程充滿了令人驚訝的變化。這個變化給人的命運帶來了難以抵禦的曲折。老張這個人,前幾年還滿懷著遠大的抱負,準備到北京大學去攻讀歷史。但是看到日軍侵吞滿洲,就拋棄了學生時代想攻讀歷史的理想,毅然參加了自衛軍。
連被譽為文人中的文人、曾專心致志地給學生講解杜甫詩篇裏內含的牧歌式的和悅情感的劉本草先生,也當了救國軍的參謀長,去冒槍林彈雨的風險。這是先前能想像到的嗎?
“你看,金主任,我也沾了九·一八的光,穿上戎裝成了綠林好漢啦。”
老張說著現出了苦笑。
“穿戎裝的何止你一人啊。我這不也成了軍人輾轉到蒙江了嗎。看,咱們不僅作為同窗,而且作為軍人,促膝而坐,談論局勢,不是絕妙的奇緣嗎!”
他說,這都是托日本鬼子的“福”,托了他們的“福”,人們好像都變聰明了。
我瞭解到,蒙江的自衛軍部隊裏,除了老張以外,還有好幾個毓文中學的同學。那天,我和他們一直談到深夜。他們這些一向不問政治,只想立身揚名的人,如今卻義憤填膺地譴責日本,嘲諷蔣介石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畸形兒。我看著他們這樣談論,心裏深感滿意。
我們還討論了反日人民遊擊隊和自衛軍共同行動的問題。在自衛軍領導班子裏的老同學都歡迎我們同他們合作。
這樣,我就比較順利地進入了自衛軍,還同駐在蒙江的自衛軍總司令部代表見了面。
有一天,我受老張的邀請,向自衛軍指揮員們作了演說。總司令部代表也在場。
“諸位,讓我們共同前進吧!”我一開頭就發出了這樣有力的號召。
“自衛軍和反日人民遊擊隊應當努力採取共同行動。給反日人民遊擊隊貼上共軍的標籤,加以敵視,是妨礙抗日,幫助日本的行為……
“反日人民遊擊隊和自衛軍應當幫助朝鮮人獨立軍部隊,結成聯合戰線。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離間朝中人民,利用我們的糾紛削弱我們兩方,他們想用這種方法統治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無比狡猾的陰謀詭計,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自衛軍應該說服大刀會、紅槍會等民間武裝力量和土匪,制止他們殺害和掠奪無辜的朝中人民,積極地吸收他們參加反日鬥爭。大大小小的民間武裝隊,都應當團結成一個抗日救國力量……
“有些反日部隊害怕日軍的威力,有的退入關內,也有的投降。應該記住,投降和半途而廢,是自取滅亡。”
我當時所作的演說,歸納起來大致是這樣。
自衛軍指揮官都表示熱烈的響應。
聽了我的演說後,總司令部代表送了我們幾十條槍。
我們在蒙江駐了兩個來月。在自衛軍的保護下,我們深入群眾做了宣傳工作,進行了訓練,還選拔身強力壯的青年來擴大了隊伍。從安圖出發時不過40名的隊伍,到了蒙江增加到150名左右。蒙江及其附近村落的青年們聽到金成柱組織大部隊進行活動的消息,陸續來找我們,要求入伍。我們在蒙江,就像掌握了主權一樣,自由地進行活動。
據派到安圖的聯絡員的彙報,東滿的情況也很好。從聯絡員帶來的金正龍的信中瞭解到,我們留在安圖的部隊也大有擴大,汪清、延吉、琿春等地也都分別組織了100名以上規模的遊擊隊。
我決定,把我們的活動舞臺轉移到遊擊鬥爭從萌芽階段發展到枝葉繁茂階段的東滿的中心(汪清),在那裏同別的縣聯合起來,開展更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在遠征南滿的過程中,我們吸取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根據當前遊擊隊力量還較弱的情況,佔據一定的活動據點去進行鬥爭才更有利,工作效率也更高。
我們把行軍路線定為從蒙江直抵安圖,不經撫松。在途中,幾次與土匪和反日部隊的散兵游勇相遇。他們看到我們帶的新式武器,就想用武力奪取,因而部隊經歷了幾次危險。這時,有一位元參議府系統的善良老人像傳奇故事中的道人一樣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帶領我們穿山越嶺,平安無事地到達了兩江口。這次翻山越嶺,是一次很好的鍛煉,也為我們進行長期的遊擊戰爭作了準備。
我們準備出發時,于司令麾下一個團的主力來到了兩江口,那是孟團長部隊。孟團長的秘書陳翰章也跟來了。
陳翰章一見我,從老遠就張開兩臂大步跑過來。
“成柱,好久不見啦!”
他像闊別幾十年後的重逢那樣,摟著我打轉。
在安圖和于司令談判時分別以後,一直沒見到他。要論時間,還不過三個月。可是他好像分別了三年甚至三十年似的,以洋溢著深厚友情的目光望著我。
我也同樣懷著久別重逢的心情,感到無限的高興。在人的一生中,三個月不過是短暫的一段時間,可是在我來說,這三個月裏好像流逝了漫長的大半生。
常言說,生活中多曲折,多體驗,就會覺得歲月長久,我想這是有道理的。
陳翰章把我介紹給孟團長,然後說:
“我們不知道成柱的部隊在哪里,四下派人打聽過。聽說你們從南滿回來了,可就是不知道你們在什麼地方。後來我們聽到風聲說,在兩江口,一支朝鮮共軍開始跟獨立軍合併了。”
“謝謝你的關心,陳同志。我也很想念你呀。你們是怎麼到兩江口來的?”
“王德林命令我們,要在此地活動到明年春天。怎麼樣?想不想在兩江口和我們一起活動一個時期?”
在一旁聽陳翰章說話的孟團長,也提出了同樣的意見。
我想到,我們和孟團長的部隊在一起,可以使好不容易搞成的同救國軍的聯合戰線進一步得到鞏固,於是欣然接受了他們兩人的建議。
孟團長的部隊是從張學良的正規軍嘩變出來的,所以擁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有大炮,有機關槍。這支部隊戰鬥力很強,那些只有幾支快槍和大刀標槍的其他救國軍是不能與之相比的。反日人民遊擊隊在兩江口的期間,得到了孟團長部隊的精心保護。當時,在滿洲地方組織起來的大部分反日部隊,在日本軍的猛烈攻擊下,有的瓦解,有的投降歸日軍指揮。救國軍當中沒有投降,而且勢力較大的是王德林部隊。可是,就是他們也在向日軍炮火打不到的滿洲東部邊境東甯和蘇聯境內退卻。反日部隊這樣土崩瓦解的過程,使我們的不少軍政幹部對他們產生了不信任的情緒。有人說,中國人反日部隊的動搖和混亂是無法阻止的,同他們實現聯合戰線是毫無意義的;有的人說,同反日部隊合作,毫無勝算,乾脆跟他們斷絕關係,由反日人民遊擊隊單獨進行戰鬥。這都是不能容許的危險的想法。
拋棄反日聯合戰線,意味著把數達幾萬名的龐大的武裝力量推到敵人一邊去,意味著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實現其各個擊破反日部隊的策略。
反日部隊之所以不夠堅決,發生動搖,固然是因為領導他們的上層分子有著階級局限性,但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敵人懷著恐懼心。要阻止反日部隊的動搖和毀滅,就必須更積極地做他們的工作,同時需要通過戰鬥給他們增添勝利的信心。
從這種現實的迫切需要出發,我們在兩江口召開了兩次有陳翰章、李光、胡澤民等派到救國軍做工作的政治工作員和來自東滿各縣的軍政幹部參加的反日士兵委員會,討論了在同反日部隊的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對策。
在會上,先通報了同救國軍的工作情況,交流和總結了對救國軍做工作的經驗,分析了反日部隊的動向。
鑒於絕大多數反日部隊拋棄抗戰,或向安全地區撤退,或投降敵人淪為反動軍隊,而日軍卻不受任何阻礙,不斷地擴大佔領區的情況,與會者們決定,由我們的部隊同吳義成部和孟團長部聯合起來,攻打敦化縣城和額穆縣城,以鼓舞愛國軍民的士氣。
孟團長也歡迎我們的戰鬥計畫。
2000名救國軍部隊分為三個組,分頭向吉敦線方向、延吉方向和敦化縣城方向挺進,我們的部隊和孟團長部隊一道沿著富爾河東邊和大蒲柴河東邊的山路到了敦化以南大荒溝附近的樹林。我們在這裏派偵察組去再次核實高在林送來的情報。
當時,敦化有日本守備隊駐守,還有偽滿軍吉林警備隊第3旅旅部、4團、9團、機場警備隊以及日本領事館員警、偽滿員警等龐大的兵力。敵人在各個城門炮樓和領事館分館大門部署了嚴密的警戒網。
9月2日淩晨3點,我軍同時攻進了敦化縣城。我們的部隊沖進了南門,胡澤民救國軍打開了西門和北門,都攻進了縣城。
迅速沖進城裏的我軍,襲擊了敵指揮部,然後一舉掃蕩了敵軍旅指揮部、領事館分館和員警分署,深重地打擊了敵軍旅分隊。戰鬥的主動權掌握在我軍手中。
驚慌失措的敵人,出動兩架飛機向我軍進行掃射,亂投炸彈。
救國軍中發生了混亂。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到天亮,形勢就會逆轉,我軍就將受到嚴重損失。我向陳翰章和胡澤民說明了劇烈變化的戰況,提出了新的戰術方案,即撤出現在的陣線,以誘引戰消滅敵人。
根據這個方案,我們部隊佔據了縣城西南的高地,救國軍部隊佔據官屯子以南的無名高地,以埋伏戰消滅了追上來的敵人。救國軍士兵看到不利的形勢突然變得有利了,便士氣高昂地追殲逃命的敵人。
可能是因為日本當局對新聞報導控制很嚴,當時的報刊對這次戰鬥沒有進行報導。因此,當時的人們都不知道,在亡國22 周年的初秋,在敦化發生過這樣的戰鬥。
敦化縣城戰鬥,與1933年9月的東寧縣城戰鬥,在性質上是相似的。敦化縣城戰鬥是我們同救國軍聯合進行的,東寧縣城戰鬥也是同救國軍主力合作,共同計畫,共同進行的戰鬥。就規模來說這兩次戰鬥也很相似。但是,敦化縣城戰鬥的意義在於,它是在朝中人民共同鬥爭的歷史上,朝鮮的抗日遊擊隊和中國的反日部隊以協同作戰打敗了日軍的第一次攻打縣城的戰鬥。
“在一舉擊敗了清、俄兩大國的日本軍事威力面前,我們一些中國人嚇得萎縮了,可是今天,從這種萎縮中完全解放出來了。”
“在領土獲得解放前,精神先得到解放了。”
陳翰章擁抱著我,激動地說道。當時他那噙滿淚水的兩眼,今天仍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成柱,讓我們在這條路上永遠不要分離!”
他緊握著我的手,顯得很激動。他所說的這條路,指的就是共同鬥爭的路。陳翰章一直忠實地履行了他最先提出的這個誓言,直到犧牲。
約一個星期後,我們同救國軍一道又襲擊了額穆縣城。我軍在這次戰鬥中也取得了勝利。雖然這是未被世人廣為知曉的戰鬥,但那時的槍聲卻留下了悠長的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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