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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六章 考驗的年代
小沙河的秋天
 我們一回到兩江口,就召集沒能參加南滿遠征的人員,一起總結了遊擊隊建立後半年來的工作情況。會議的主要內容當然是有關南滿遠征的問題。遊擊隊員們一致認為,在半年時間裏,我們的武裝隊伍得到了迅速壯大和發展,並在這一過程中堅定了通過遊擊戰也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心。
在這次總結會議上,我們為了把遊擊鬥爭推向新的更高階段,給部隊提出了如下幾項任務:
第一, 要把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根據地轉移到汪清地區去;
第二, 要進一步深入做好對中國抗日救國軍的工作;
第三, 要正確地領導在東滿地區開始急劇擴大的遊擊鬥爭,加速革命根據地建設,並牢固地保衛根據地。
在這三個問題中,爭論得最激烈的是把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活動根據地轉移到汪清的問題。
就這一問題,我們同來自安圖、延吉、和龍的軍政幹部討論了好幾天。
安圖的同志們反對把活動據點轉移到汪清去。他們為難地說,在安圖建立的遊擊隊應當駐在安圖,為何到汪清去呢?遊擊隊轉到汪清去,安圖怎麼辦?這是一種沒有擺脫狹隘地區觀念的質樸的想法。
延吉與和龍的同志們卻說,把遊擊隊的始祖和母體安圖部隊轉移到朝鮮人聚居的間島中心去,不論是從戰略意義上看,還是從地理條件上看,都是應當的和適時的。他們提出保證說,如果戰鬥力最強的安圖部隊轉移到汪清去,延吉、琿春、和龍等鄰縣遊擊部隊的活動就會發生很大變化。
安圖的同志們也都承認,從地理上看,汪清確實是個好地方。首先,汪清離朝鮮很近,是個好處。朝鮮北部六邑地區是刮進了不少“吉林風”的地方,將來可以建成給遊擊鬥爭以人力及物力支援的可靠基地。我們可以以六邑地區為跳板去發展國內革命。汪清地區的群眾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鬥爭性。這在支援獨立軍武裝鬥爭史上形成最高峰的青山裏戰鬥和鳳梧洞戰鬥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汪清又是北路軍政署的活動基地,在這裏活動的幾百名獨立軍和武官學校的學生吃的都是這裏的人民群眾種出來的糧食。
但是,不能因為汪清是好地方,就毫無考慮地轉移到那裏去。我們深入地討論了是把安圖縣建成根據地,靠我們自己的力量開展遊擊鬥爭呢,還是繼續同救國軍一道進行合法活動,同時悄悄地擴大朝鮮人的部隊。對這兩個方案,討論了好幾天。
我強調指出,即使我們的活動因為要同救國軍採取聯合行動而受些限制,也要進一步鞏固用鮮血換來的反日人民遊擊隊的合法化,向把旅居滿洲的朝鮮人當作“二鬼子”的中國兄弟證明我們民族既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又不是他們的斥候,證明被他們認為親日的朝鮮共產主義者的武裝部隊不是親日的,而是堅決進行抗日鬥爭的。
我們最後通過了這樣的方案:在一定時期內繼續跟救國軍一同進行活動,保持遊擊隊的合法化,同時要通過實踐鬥爭加強其影響力,以擴大武裝隊伍,等到各支部隊發展壯大後再匯合起來。
之後,我們抽出許多人,派到東滿各地。我們派人到延吉、和龍和琿春,向羅子溝救國軍部隊也派去了好幾名優秀的工作員。我們還另組織了一個別動隊派到汪清。金日龍留在安圖。我們一百幾十名的隊伍又縮減到40名左右了。
我們這樣經常抽出人派到別的縣去,東滿特委的幹部們也表示滿意。他們說我們的部隊是基幹部隊,曾多次要求我們選拔優秀的同志派到別的地方去,加強各地的遊擊部隊。
我們部隊自從離開小沙河,踏上遠征南滿的征途,已經過了四個月。兩江口的江河山野地,秋意一天比一天濃了。過了一夜,滿地落葉,霜若白鹽,預示著冷酷無情的冬天就要到來了。
季節變了,天氣冷了,我不由得惦念起病中的母親。然而,也只能惦念而已,根本抽不出時間去一趟小沙河。我極力按捺著回家探望母親的殷切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著回家的日期。
當我們向北滿開拔的日子快到了的時候,車光秀給我帶來一包不知從哪里弄來的藥,叫我回家去一趟。他看到我猶豫不決,就指責我說不像金成柱了,若是隊長連母親都不知道照顧,就再也不理我了。
這樣,我就向小沙河出發了。
我拿著藥包走在路上,心裏卻擔心母親會不會又責備我為閒事操心。可是又一想,要是母親知道這藥是車光秀送的,她是會高興的。
我在小沙河時帶去的那一鬥小米,一定早吃光了。母親不能幹活,靠什麼維持生計呢?雖然母親說過,活人的嘴結不了蜘蛛網,你只當世上沒有我這個母親和弟弟,不要為家事操心。然而,作為一個人,要忘記親生的母親和骨肉兄弟,要不惦念家,決不是像說說那麼容易的。
我擒著並不重的晃晃悠悠的藥包往家走,不知為什麼,離小沙河越近,腳步越覺得深重。母親的病是不是加重了?這雖然使我感到不安,但最使我犯愁的是沒有完全實現同梁司令攜手合作,就從南滿回來了。要是母親知道了,一定會很難過的。母親身患重病,還那麼緊催我去南滿,是因為對我這個兒子要去找父親的至友攜手合作,感到高興和滿意。我母親不喜歡年輕人只主張自己的主義,同獨立運動的前輩鬧對立。
最擔心的是不知道母親的病情怎樣了。我離家的時候,母親連白開水一樣的米湯都消化不了,這些日子若沒有好轉,現在就會遭受更大的痛苦了。我思緒紛亂,對母親的病情簡直無法想像。
我加快了腳步,卻不法拂掉心中的不安,跨過那座熟悉的獨木橋時,也沒有擺脫這種念頭。
過去,每當我跨過這座獨木橋時,母親總是會令人驚異地打開房門看我。也許母親有能夠從腳步聲中識別來人是第幾個兒子的特殊官能,然而這一天,卻出乎意外,房門沒有打開,煙筒沒冒做晚飯的炊煙,也不見弟弟進進出出地抱柴禾,倒泔水。
我頓時感到渾身的血液像冰塊一樣凝住不流了,緊張不安地抓住門環拉開了房門,只見屋裏空空的。看到母親的病榻空了,我差點癱下來。“我來晚了一步”,這個想法閃電般地掠過我的腦際。就在這時候,哲柱不知從哪兒不聲不響地走過來,一把抱住了我的肩膀。
“哥,你怎麼才來呀!”
哲柱說著,把淚如泉湧的臉儇在我的懷裏不住地搖晃,像小孩似地嗚嗚哭起來了。
這時,小弟弟英柱像一塊飛石一樣奔過來,一把摟住了我的腰。
我把藥包丟在廊臺上,緊緊地抱住了兩個悲傷痛哭的弟弟。他們的哭聲說明了一切,我用不著再問母親的情況了。為什麼偏偏在我不在的時候發生這樣的不幸呢?難道母親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連瞅一眼我這個兒子這種最後的幸福都無權享受嗎?生在窮人家裏,過了一輩子窮苦生活的母親,一心想著多災多難的祖國悲慘命運,面對著丈夫的逝世也咬緊牙關沒讓自己流淚的母親,從來沒有為自己著想過,把畢生的精力和全部身心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爭取他人幸福的事業。母親是不是怕我這個兒子為私事而誤了大事,怕給我這個幹革命的兒子增加負擔,才這樣過早地辭別了人世?
我撫摸著那天母親最後一次訓誡我時扶過的門框,心中想,即使受到比那次更嚴厲的指責,如果能看到母親仍站在這門口,該多好啊!
“哲柱,母親沒有留下什麼遺言嗎?”
我這樣一問,鄰居的金大娘拉開柵門走進院子來,替哲柱說:
“你母親對我說:‘……我死了以後,我的兒子成柱要是回來,希望你要像我一樣待他。只要日本鬼子還存在,朝鮮還沒有獨立,你就不要讓他遷移我的墳墓。不,乾脆不要讓他跨進這個院子。不過,我不是誇海口,我的成柱可不是在戰鬥的道路上走回頭路的人。’她這樣說著,叫我打開了房門,然後就久久地望著那獨木橋的方向。”
金大娘的話好像從遙遠的“天國”隱隱約約地傳來。但是,那每一句中的深邃而悲痛的涵義我全都聽明白了。
我緊緊地抱著兩個弟弟,回頭朝那個獨木橋方向望去,心中極力想像著母親想念兒子時的心情,想像著母親沒有看一眼親愛的兒子就與世長辭時的心情。然而還沒有邁進想像的大門,我再也忍不住泉湧似的淚水,終於失聲慟哭起來。
我哭了半天,抬頭一看,只見金大娘淚汪汪地望著我。她的眼光是那樣溫柔深沉,我差點以為那是我母親的眼睛。
“大娘,您為照料我母親,真受了不少苦啊。”
我在心如刀絞的悲痛中恢復了理智,向一直陪伴母親,精心照料母親直至她去世的金大娘,表示了謝意。
金大娘更傷心地抽泣著說:
“那算什麼苦啊。我沒能常來看望她。我們沒有照料好,沒有人給你母親梳頭發。你弟弟也為革命工作經常不在家。有一天,你母親叫我給她把頭髮都剪掉,像小男孩兒一樣剃光,說頭癢得難受……我聽了,不忍心拿起剪子來。你母親的頭髮本來多麼烏黑濃密呀!我說我不忍剪掉,可你母親一再求我,說是只要頭不癢,就會輕鬆得像能飛上天似的……所以我就把那麼好的頭髮……”
金大娘說不下去,失聲痛哭了。
我心想,要是我沒有聽到這話該多好!她講的母親臨終時的情景,使我感到五臟俱裂似的疼痛。母親為我們這些孩子獻出了自己的一切,而我們這些在她懷抱裏成長的孩子,難道連為臨終時的母親梳頭發的孝心都沒有嗎?
過去,我住在撫松的時候,曾看見一個跟我一般大的孩子,背著病重的母親,從南甸子跑到小南門來,汗流浹背地找醫院的情景。那時候,我們大家都稱讚他是孝子。現在聽了金大娘的話,不由自主地忽然記起了那個滿頭大汗的孩子。
同他相比,說我是不肖之子,也決不過甚其詞。我已過20歲了,可我為母親做了什麼呢?我小時候,還給母親讓過熱炕頭,當母親從井裏打水回來的時候,用嘴哈氣熱過她凍僵的手,還天天早起,幫母親喂過雞,打過水。但是,參加革命以後,我就沒有為母親做過什麼。古人說,愛只有由上而下的,沒有自下而上的。這句名言好像就是指我而言的。沒有自下而上的愛,這話的確是至理名言。我從沒有聽說過世上有以超過父母愛子之心的孝心孝敬父母的兒女。
“哲柱,母親沒有跟你們說什麼嗎?”
我想母親的遺言不會只有那麼幾句,便問哲柱。
哲柱用手背拭著淚水,聲音嘶啞地說:
“母親要我們好好幫助哥哥。她說,只要我們幫好哥哥,做一個和哥哥一樣的革命家,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眠……”
這麼說,母親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是為革命消耗了全部精力的。
我帶著兩個弟弟走到了母親的塋地。
母親的墳墓修在孤獨地長著一棵老榆樹的斜坡上,墳頭已披上了像西瓜皮花紋一樣的草皮。
我脫下軍帽,同兩個弟弟一起跪在墳前磕了頭。
“媽!成柱來了。請您原諒我這個不肖之子嗎。在南滿耽擱了些時間,今天才來看您。”
我跪在地上這樣默念的時候,哲柱忽然趴在墳頭上,用手扒開了草皮。
“你幹什麼?”我驚異地望著弟弟問。
哲柱沒有回答,掉著大滴大滴的淚珠,把我從兩江口帶來的藥全部埋到墳頭裏。
弟弟的這一無言的行動深深地觸動了像煙波一樣籠罩在我心中的悲哀。我趴在墳頭上悲傷地哭了很久。我從一個革命者回到了一個平凡的自我。
我覺得世上萬物都凝固成了這一個墳墓,天下大小事物都縮成了喪失母親這一出悲劇。然而,頭頂上的湛藍湛藍的天空,卻毫無變化,依然清澈地俯瞰著大地。我們這樣悲傷,而天空怎麼能如此無動於衷啊!
我就這樣失去了親愛的媽媽。這是亡國史刻上了22個年輪的1932年淒涼的夏天發生的悲劇。如果國家沒有淪亡,我母親一定會多活好些年的。我母親的病是長期的辛勞造成的,而這辛勞是亡國的厄運所帶來的。
母親為我們兄弟付出的勞苦是一言難盡的。假若我為母親所盡的孝心是十,那麼我母親給予我的愛是用千萬億兆也難以計數的。
在進行地下活動的時候,有一次,我和四五名共青盟員在撫松陷入了敵人的包圍。我們需要殺開一條路突圍,走出縣城去,可是我們手裏沒有武器。於是,我托母親到萬里河去向我們的同志要武器來。
我母親欣然答應了。
“這點兒事還算什麼。我去取來。”
母親到萬里河去,向我們的人要了兩支匣子松,安然無事地回來了。當時萬里河的同志們按我母親的要求,把子彈都推上了膛,一扣扳機就能開火。母親把匣子槍藏在裝有牛排骨的盆子裏,頂在頭上,大膽地通過了城門。在城門前,員警指著盆問她,“那裏面是什麼?”母親泰然自若地回答說,“牛肉”。員警掀開盆上的紙看了一眼,就讓她通過了。
我看到子彈推上了膛,拉下了保險紐的槍,嚇了一跳。
“媽!差點沒出大事。這槍為什麼把子彈都推上了膛啊?”
“那是我叫你的朋友推上的。我是想,要是敵人搜查這個盆子,就給他們幾槍。頂多不過是兩三個傢伙吧。他們真要撲過來,我就先殺他一個,死也不賠本嘛。”
母親的這句話裏充溢著只憑我們當時的體驗和不成熟的思想方法根本不可能想像的崇高精神。這是對自己兒子的事業沒有透徹的理解和完全的贊同,就不能有的勇氣和真摯的愛。
在舊安圖,我們寄居在馬春旭家的時候,有一天,我們的同志擺弄手槍,不慎走了火,打傷了我母親的腿。傷勢很重,弄不好,生命會有危險。
從那天起,我母親便閉門卻掃。若有人問,就回答說是早晨出去倒水,不慎跌倒,骨折了。她蓋上被子躺在炕上,不讓別人看到傷口,只有亨權叔叔背著人護理她。但我母親從不責怪我們,對那走火的人也沒有任何怨氣。
這個弄槍走火的朋友實在過意不去,甚至想要自殺。
我母親聽到這消息反而大怒,責備他這樣做是不對的。她說:
“你們用槍還不熟,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男子漢還為這點小事想自殺嗎!你們不要胡思亂想,而要多想想如何才能保好密。如果洩露這個秘密,你們就會遭殃,我和房東也會遭大禍的。那樣,你們的事業也就沒有指望了。”
我母親對自己腿上的槍傷倒不怎麼介意,卻生怕我們手裏有槍的事傳到員警的耳朵裏。
馬春旭對走火一事也沒有外揚。
在我母親的品質當中,最大的優點是,她愛我的朋友,就像愛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她待我的朋友,就如待我一樣。我的同志們到家裏來,母親就給他們工作費。這個工作費的來源,當然是她給人家做針線、洗衣服掙得的錢。木材場的工人和挖人參的季節工人扯下白布,常找我母親來定做衣服。我母親給他們做衣服,一天掙七八十錢,弄好了還能掙到一圓。
我家雖窮,但母親對我的同志卻從不小氣。扣去買米錢、到外地時用的盤費和房租外,其餘的,只要我們的同志到我家來,就全掏出來,或者買掛麵和豬肉,給他們包餃子煮麵條吃,或者給他們做工作費。
我們的同志們擔心說:“大娘!您家的生活也不富裕,偶然性把錢全掏出來給我們,怎麼過日子呀?”我母親回答說:“人不長壽,不是因為沒錢,而是命短。”
我的朋友到我家來住幾個月,母親從無怨言,始終不渝地待如親生兒女。所以在滿洲搞過青年運動的人中,凡是到我家住過幾天的同志們都把我的母親叫做“我們的母親”,而不叫“成柱的母親”。
說母親終生給革命者做飯也不言過其實。父親活著的時候,母親為服侍愛國者,忙得不可開交,連串門的空也沒有。我家住在臨江的時候,她每夜都要起來燒火做飯。當我們正要鋪上被躺下入睡的時候,父親的朋友就找到我家來,還開玩笑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想睡安穩覺,然後就進到上屋去了。這時,母親就得起來下廚房做飯。
母親不僅侍候革命者,而且親自參加革命活動。母親開始參加革命活動是我家住在撫松的時候。她從那時起,就加入南滿婦女教育聯合會白山地區會,在婦女和兒童中進行啟蒙工作。父親去世後,她還做過婦女會的工作。
母親從一個幫革命的人成長為革命的直接承擔者,當然受到了我父親和我的很多影響,但李寬麟對她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李寬麟住在我家的時候,就把母親引進了南滿婦女教育聯合會。
若是我母親純粹以母愛對待我,我是不會以如此熾熱的感情回憶她的。母親賦予我的愛,不單純是母愛,而是真摯的革命的愛。她沒有把我只看作自己的兒子,而首先把我看作國家的兒子,並教育我在孝順父母以前,先要忠於國家。母親的一生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書,它在我的心田裏裏灌輸了崇高的人生觀、革命觀。
若說父親是教育我們要具有即使一代接一代地進行鬥爭,也要光復祖國的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的導師,母親則是教育我們懂得一旦開始搞革命,就不要成為人情的俘虜或思想上開小差,而要直到實現目的為止,專心致志地努力奮鬥這個道理的好教師。
父母與子女間的愛若是盲無目的的,就不能說它是牢固的愛。只有他們憑依的思想是純潔而高尚的,這種愛才是永恆的、神聖的。在亡國的歲月裏,我與母親間愛與孝所憑依的牢固的思想基礎,便是愛國。我母親正是為了愛國,甚至犧牲了自己作為母親要求兒子盡孝的權利。
我在母親的墓前沒立下墓碑就離開土器店溝了。解放後,安圖縣人民沒有忘卻我母親,在她的墳前立下了刻有她名字的墓碑。石碑上還刻有我們三兄弟的名字。
我按母親的遺言,解放後才把母親的墳墓同父親的墳墓一起遷移到萬景台來。
我勝利回到祖國後,時局錯綜複雜,要做的事太多,所以一時顧不得關心埋在異國土地上的父母的墳墓。我們度過青春時期的滿面洲的山山野野上,不僅埋有我的父母,而且埋有在同我一道闖過刀山火海時犧牲的無數戰友的遺骸,那裏還散居著他們留下的子女。我決定在遷葬那些犧牲的戰友的遺骸,把他們托我的子女找回到解放了的祖國江山以前,決不能先遷移父母的墳墓。
就在這樣的時候,張哲鎬來找我,說服我把父母的墳墓遷移到故鄉來。
他說,他要負責遷墓的事,將軍則要到萬景台去找個適宜修墓的場地。在那些滿洲時期與我家有過關係的人中,此時知道我父母墳墓的,只有張哲鎬一人。他為遷移我父母的墳墓費了很多心。
我搞武裝鬥爭的時候,敵人為挖掘我父母的墳墓,施出了各種詭計。但是撫松和安圖的人民瞞著敵人,直到解放為止誠心誠意地守護和管理了我父母的墳墓。我在華成義塾時期的導師康濟河先生,每年到寒食和中秋節就籌備供品,攜帶家眷到陽地村我父親的墳墓去祭祀和掃墓。
母親去世後,我就成了兩個弟弟的保護人和家長。然而,革命工作使我無法起到家長和保護人的作用。我將兩個傷心悲戚的小弟弟留在只有蘆葦起伏的荒涼冷淒的小沙河,踏上去人地兩生的北滿的長途時想到不知何時才能回來,心裏不禁悵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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