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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第六章 考驗的年代
在羅子溝的臺地上
 日本軍隊開進安圖已只是時間問題了。親日的地主已經做好了旗子,準備歡迎日本人。救國軍不能再在兩江口久留。孟團長的部隊已接到要向有山有草原的羅子溝、汪清方向撤退的命令。
我們也根據急劇變化的形勢,決定跟救國軍一起撤離安圖。這個決定是在兩江口召開的士兵工作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的。總的方向是把活動據點遷移到汪清,擔暫時要到撤退的救國軍集結的羅子溝去做反日部隊的工作。于司令部隊也從安圖撤到羅子溝去了。
當我們正忙著作去北滿的準備的時候,哲柱弟到兩江口找我來了。
“哥,我也要跟著哥哥的部隊去。哥哥不在,我再也無法待在土器店溝了。”
我還沒問他的來意,他卻主動地說出來了。弟弟想跟我們部隊去,這個心情,我理解。在母親去世的小沙河山溝裏,寄居在別人家,每頓飯都要看人家的眼色,這對感受靈敏的他那個年齡的孩子來說,不能不是難以忍受的
“連你也離開了土器店溝,那麼英柱怎麼辦呢?那孩子孤苦伶仃的,受得了嗎?”
“兩個人都吃人家的飯,太不好意思了。讓小弟弟一個人在那兒,我想還會好些的。”
我雖然認為哲柱的話有道理,卻無法答應他的要求。他16歲,給他槍,就能跟著部隊過軍人生活。他的年齡雖小,但個子高,體格也好。不過他的骨頭還沒長硬,會成為遊擊隊的負擔。再說,哲柱負有要在安圖地區發展共青同盟工作的重任。
“你要是過兩年或三年再提出這種要求,哥哥是會立刻答應的。可是現在無法答應你的要求。就是苦些,孤獨些,也還是再忍受幾年吧。你要一面給人家當長工,或打短工,一面大力推進共青同盟工作。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不次於武裝鬥爭,忽視它是不對的。你要先做好共青同盟工作,到時候再參加革命軍。”
我從各方面勸導哲柱,以免他糾纏。我把他帶到池邊的一家小飯館。屋裏冷絲絲的,糊上的紙被風吹得嗚嗚直響。
我要了酒和菜。桌上擺著兩碟冰涼的凍豆腐,中間放一瓶酒。
哲柱看了,立刻眼淚汪汪了。他知道我不會喝酒,所以他似乎已經猜到了這杯酒意味著什麼。
“哲柱,你要原諒我這個哥哥不能答應你的要求。我哪能不想把你帶在身邊呀。現在要把你留下來,我的心就像刀絞一樣。可是,哲柱!我們雖然難舍,還是在這裏分手吧。”
我借酒力一口氣說出了在神志清醒時很難說出的話,卻也忍不住淚如泉湧。
我不想讓弟弟看到眼淚,走出了店門。哲柱也放下酒杯跟了出來。
“哥!我知道了。”
哲柱說著從背後靠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就是這樣和弟弟分了手,以後就再也沒見到他。
每當回想起那陰沉淒冷的池邊的秋天時,我總是後悔那天在他輕輕握了一下我的手時,我為什麼沒能久久地更熱情地握住他的手呢。現在想來,也覺得那時的離別是太淒涼了。
如果那時我答應了哲柱的要求,也許他不會不到20歲的年紀就離開人世的。的確,他的一生是像火一樣燃燒,像火一樣逝去的。
哲柱剛過去10歲就跟著革命組織跑。他在撫松的時候擔任過新日少年同盟的宣傳負責人,在小沙河時做了共青同盟區委書記。
哲柱在兩江口和我分手後,培育出很多共青盟員,送他們參加了朝鮮人民革命軍。他還自告奮勇做艱巨的反日部隊的工作。他還同反日部隊的士兵一道參加過襲擊大甸子的戰鬥。據說,和他有過聯繫的杜義順指揮的反日部隊同日軍間島討伐隊打得很英勇。
後來,哲柱身負安圖反日部隊工作部部長的重任,做駐在延吉縣符岩洞藏財村鹿林的徐奎伍反日部隊的工作。徐奎伍是個脾氣古怪、非常固執的頭領,他說是要反日,卻又不加分析地敵視朝鮮共產主義者。起初,他也是和朝鮮人相處得很好的。
徐奎伍開始冷待朝鮮共產主義者,是從符岩洞反日婦女會會員們奪回了被他扣下來要做妾的女共青盟員(朝鮮姑娘)以後。這個姑娘是在同演藝隊員們一起到反日部隊進行宣傳工作時被他扣留的。過去,一旦被徐奎伍扣留,不管是什麼樣的女人,不滿足他的要求,是不會無事的。
徐奎伍常用這種方法換女人。
自從婦女會員們奪回這位姑娘後,朝鮮人在徐奎伍部隊裏就根本站不住腳了。曾和他常有來往、親密相處的朝鮮人也無法接近他。徐奎伍鬧了相思病,指使部下虐待和鎮壓朝鮮人。
就在這時,哲柱弟帶著有漢醫資格的林春秋同志找徐奎伍部隊去了。
“聽說大人病勢很重,我是來探病的。”
哲柱用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這樣恭敬地問候,可是徐奎伍卻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不願意看到朝鮮人,也不願意同朝鮮人說話。
“我請來了一位名醫給您看病。是不是讓他看一看?”
徐奎伍聽哲柱這麼說,心才有些動,說要是名醫,就看一看吧。林春秋同志給他紮了幾天針,他才高興地說,我鬧偏頭痛,疼得要命,多虧林醫生把鑽進腦袋裏的惡鬼都攆走了。哲柱就這樣同他建立了關係,合法地留在徐奎伍部隊做反日士兵的工作了。
後來,徐奎伍編入我們的方面軍被任命為第10團團長,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一直戰鬥得很好。他過去一直過放蕩的生活,說什麼沒有鴉片和女人就連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他被編入革命軍以後還加入了共產黨。我以部隊的名義祝賀他入黨時,他說:“軍指揮同志!今天,在我入黨的時候,不能不想起您的弟弟。沒有哲柱的幫助,我是不會有今天的。”他像講故事似地談了哲柱帶林春秋同志來給他治病的事以及如何不倦地引導他不脫離反日道路的事。
1935年6月,哲柱在車廠子附近壯烈犧牲了。
我是在鏡泊湖畔聽到哲柱犧牲的消息的。
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吧,現在我一看到大江或湖水,就要想起弟弟來。
哲柱一陣亡,小弟弟就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金正龍一家搬到車廠子遊擊根據地去後,小弟弟就只好到處流浪,給人家看孩子,當小差,混飯吃。那時關東軍為了對我進行“歸順”工作,大肆逮捕與我有關的人,所以他不得不隱姓埋名,假造身世,浪跡東北三省以及中國關內的城市和鄉村。他在北京也呆過一段時間。
解放後,我在日警遺留的文件中看到了有關通緝我小弟的資料。
小弟弟在新京啤酒廠做工時,思鄉心切,曾回祖國來呆了三個來月。他出現在萬景台時,身穿青色西服,腳穿白色皮鞋。他那一身裝束使人感到是那麼穩重,儀錶黨黨,以至我祖父懷疑,這孩子是不是當上了什麼官,自己成家了。那時,小弟弟怕祖父母擔心,說他在長春念大學。當時員警分發出通緝他的照片,所以他回家鄉後,也不敢呆在萬景台,躲在大姑母家裏住了些時候,就又到滿洲去了。
反日人民遊擊隊的40名隊伍離開兩江口,經過敦化和額穆,朝南湖頭方向,踏著山路北上。我們部隊在我曾當過“長工”的那有名的富爾河村進行政治工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敦化縣哈爾巴嶺附近,同參加敦圖線鐵路敷設工程的日軍運輸隊進行激戰也是這個時候。這場戰鬥後,我在敦化縣頭道梁子見到了高在鳳。
高在鳳離開敵人殘酷鎮壓的四道荒溝,把活動舞臺遷移到頭道梁子,在地下組織辦的農民學院任教。頭道梁子離敦化縣城只有30裏路。
那時,我在頭道梁子還見到了高在鳳的母親。
我們把襲擊日軍運輸隊繳獲的白麵分給各家,用它做麵食和人民一起吃。這次戰鬥中繳獲的白布,交給了農民學院,讓他們給學生做校服穿。
我們部隊離開頭道梁子重又北上,到官地附近和南湖頭地區,做反日部隊的工作,然後挺進到汪清地區,瞭解黨、共青組織和群眾團體的工作情況,同各階層人士會了面。這可以說是為了在汪清建立活動據點而做的基礎工作。
我們到了汪清以後仍沒有放鬆做反日部隊的工作。李光的別動隊當年為弄幾支槍而觸犯了關保全部隊,我為了找關保全部隊,去了梨樹溝。可是,關保全已放棄抗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實說,當時我本打算見到關營長,就代汪清的同志們向他道歉,並跟他商量共同鬥爭的途徑,清算過去在朝中武裝部隊之間暫時造成的糾葛和對立的。
雖然關保全跑了,可是我還是想見見留下的人,便派人去聯絡。有100來名反日部隊士兵找我們來了,說要看看在敦化縣城打擊了日本軍隊的金日成部隊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部隊。我向他們坦率地承認汪清別動隊為了解決武器,觸犯了關營長部隊的士兵,是不友好的做法,然後就朝鮮中人民的共同鬥爭和反日部隊的使命作了演說。
反日部隊對這一演說的反應很好。有個叫靠山的指揮員聽了我的演說後說,他本想也和關保全一樣放棄抗日的,從今起要走正道了。後來,他按自己的諾言,在反日戰線上戰鬥得很好。曾是汪清的一個老大難問題的同反日部隊的和解,就這樣順利地實現了。
我們為了克服做反日部隊工作中的左傾偏向,把他們更多地引進抗日聯合戰線,在羅子溝召開了反日士兵委員會。那時候,集結在東寧縣城的救國軍部隊正準備經由蘇聯撤退到中國關內去。我們必須想方設法防止救國軍向國境外逃跑,把他們緊緊地團結在反日戰線裏。否則,我們的遊擊鬥爭就會面臨嚴重的困難。原來為消滅他們而分散四處的敵“討伐”力量,就會集中到僅有幾百人的我們遊擊隊,一下子窒息我們處於童年期的武裝力量。敵我力量對比就會變得絕對不利於我們。
當時,日軍計畫全部佔領滿洲的所有小城市,全面加強了對反日武裝力量的攻勢。他們策劃連縣城也都佔領。
參加會議的有我、李光、陳翰章、王潤成、胡澤民、周保中等三四十個人,我和李光代表了我國,陳翰章、王潤成、胡澤民、周保中代表了中國方面。
會議主要討論了關於防止救國軍逃走,加強反日聯合戰線的措施問題。
會議首先檢查了汪清遊擊隊的錯誤。
錯誤的起因是在汪清部隊發生的“金明山事件”。金明山是朝鮮人,原屬張學良軍的“保衛團”,九·一八事變後,他帶領部下的六名中國人,投到了汪清遊擊隊。他是出色的獵手,仗打得很好。汪清部隊的同志們看到他投到他們這兒來,都高興地說滾來了一個寶貝蛋。
一次,他帶來的六名中國隊員中的一個到敵統治區去執行偵察任務時,在大坎子的一家飯館吃了一摞烙餅,沒有付錢,因為他沒有錢。他回部隊後,把這事如實地彙報了。
但是,佔據了縣黨委要職的左傾分子們給他扣上了損害遊擊隊名譽的破壞分子的帽子,槍決了他。縣黨委軍事部採取措施,在汪清處決的中國人隊員就有十多人。
同金明山一起來的其餘中國人隊員,被這種恐怖氣氛嚇得逃到駐在馬村附近的關保全部隊去了。關保全聽他們說遊擊隊隨便槍殺中國人,感到危險,把部隊移動到離遊擊隊駐地較遠的深山溝裏,窺伺著殺害朝鮮共產主義者的機會。
十月革命紀念日那天,汪清人民手持長矛和棍棒之類原始武器集合到紀念會場。他們帶著這些簡陋的武器來到會場,純粹是為了增添紀念活動的氣氛。
關保全誤認為這是為攻擊他們部隊作準備,一氣之下,槍決了在他手下任參謀長的金銀植和同他一起推進對救國軍隊員的教育和統一戰線運動的遊擊隊工作員洪海一、元弘權等幾個朝鮮人。這可以說是“挨一棍還一棒”的反擊。
後來,放棄了鬥爭的關保全部隊的人開始三三兩兩地投到敵統治區去。汪清部隊以制止關部的投降為名,多次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後來又以他們不肯乖乖地交出武器為由,殺害了關部的幾名投降士兵。
從這一事件以後,關保全部隊對朝鮮共產主義者開始了野蠻的報復。他們見到被認為是搞共產主義運動的朝鮮青年,就一律抓去槍決。建立還沒有幾個月的汪清遊擊隊被反日部隊包圍,付出了許多犧牲。
在同反日部隊的關係方面表現出來的這種不成熟和盲目性,急劇地削弱了朝中關係,在朝鮮革命面前造成了嚴重的困難。
汪清遊擊隊的指揮員們破壞了同反日部隊的關係,卻還認不清這一錯誤的嚴重性,說什麼還要報復,與會者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批評。會議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再一次確認了在做救國軍的工作中必須遵守的原則和行動準則,並對此取得了一致意見。
我們在會議上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怎樣才能使救國軍在滿洲大地上站穩腳跟,繼續進行抗日。
當時,救國軍雖擁有幾萬人,卻自認為沒有抵抗日軍的能力。他們把日本人散佈的“天下無敵”論信以為真,認為世界上沒有能戰勝日本的力量,沒有一支軍隊能夠抵抗日軍,因而幾乎都拋棄了鬥爭。他們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怎樣才能不被日軍殺死或俘虜,安全地轉移到還沒有燃起戰火的山海關那方面去。
日軍在間島地區把攻擊的矛頭指向王德林部隊。如果日軍開始對王德林部隊發動攻擊,羅子溝不久就也會落進敵人的手裏。
與會者們決心無論如何要和救國軍一起堅守羅子溝。要堅守羅子溝,就要說服王德林,使他不逃到蘇聯去。救國軍的本心是要經由蘇聯轉移到關內去。在反日部隊的頭領和士兵中,越過蘇滿國境去,竟成了一種趨勢。擁有幾萬名兵力的李杜和馬占山也經蘇聯逃到關內去了。防止救國軍逃走的唯一辦法,是同日軍打一場漂亮仗,從他們的頭腦中清除“皇軍無敵”的迷信和恐怖心裏。
在與會的人當中,能夠說服王德林的人是周保中。周保中受共產國際的委託任王德林的顧問。
我勸周保中說,無論如何也要說服王德林,使他停止退卻,同遊擊隊結成聯合戰線。他那一身裝束使人感到是那麼穩重,儀錶黨黨,以至我祖父懷疑,這孩子是不是當上了什麼官,自己成家了。那時,小弟弟怕祖父母擔心,說他在長春念大學。當時員警分發出通緝他的照片,所以他回家鄉後,也不敢呆在萬景台,躲在大姑母家裏住了些時候,就又到滿洲去了。
反日人民遊擊隊的40名隊伍離開兩江口,經過敦化和額穆,朝南湖頭方向,踏著山路北上。我們部隊在我曾當過“長工”的那有名的富爾河村進行政治工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敦化縣哈爾巴嶺附近,同參加敦圖線鐵路敷設工程的日軍運輸隊進行激戰也是這個時候。這場戰鬥後,我在敦化縣頭道梁子見到了高在鳳。
高在鳳離開敵人殘酷鎮壓的四道荒溝,把活動舞臺遷移到頭道梁子,在地下組織辦的農民學院任教。頭道梁子離敦化縣城只有30裏路。
那時,我在頭道梁子還見到了高在鳳的母親。
我們把襲擊日軍運輸隊繳獲的白麵分給各家,用它做麵食和人民一起吃。這次戰鬥中繳獲的白布,交給了農民學院,讓他們給學生做校服穿。
我們部隊離開頭道梁子重又北上,到官地附近和南湖頭地區,做反日部隊的工作,然後挺進到汪清地區,瞭解黨、共青組織和群眾團體的工作情況,同各階層人士會了面。這可以說是為了在汪清建立活動據點而做的基礎工作。
我們到了汪清以後仍沒有放鬆做反日部隊的工作。李光的別動隊當年為弄幾支槍而觸犯了關保全部隊,我為了找關保全部隊,去了梨樹溝。可是,關保全已放棄抗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實說,當時我本打算見到關營長,就代汪清的同志們向他道歉,並跟他商量共同鬥爭的途徑,清算過去在朝中武裝部隊之間暫時造成的糾葛和對立的。
雖然關保全跑了,可是我還是想見見留下的人,便派人去聯絡。有100來名反日部隊士兵找我們來了,說要看看在敦化縣城打擊了日本軍隊的金日成部隊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部隊。我向他們坦率地承認汪清別動隊為了解決武器,觸犯了關營長部隊的士兵,是不友好的做法,然後就朝鮮中人民的共同鬥爭和反日部隊的使命作了演說。
反日部隊對這一演說的反應很好。有個叫靠山的指揮員聽了我的演說後說,他本想也和關保全一樣放棄抗日的,從今起要走正道了。後來,他按自己的諾言,在反日戰線上戰鬥得很好。曾是汪清的一個老大難問題的同反日部隊的和解,就這樣順利地實現了。
我們為了克服做反日部隊工作中的左傾偏向,把他們更多地引進抗日聯合戰線,在羅子溝召開了反日士兵委員會。那時候,集結在東寧縣城的救國軍部隊正準備經由蘇聯撤退到中國關內去。我們必須想方設法防止救國軍向國境外逃跑,把他們緊緊地團結在反日戰線裏。否則,我們的遊擊鬥爭就會面臨嚴重的困難。原來為消滅他們而分散四處的敵“討伐”力量,就會集中到僅有幾百人的我們遊擊隊,一下子窒息我們處於童年期的武裝力量。敵我力量對比就會變得絕對不利於我們。
當時,日軍計畫全部佔領滿洲的所有小城市,全面加強了對反日武裝力量的攻勢。他們策劃連縣城也都佔領。
參加會議的有我、李光、陳翰章、王潤成、胡澤民、周保中等三四十個人,我和李光代表了我國,陳翰章、王潤成、胡澤民、周保中代表了中國方面。
會議主要討論了關於防止救國軍逃走,加強反日聯合戰線的措施問題。
會議首先檢查了汪清遊擊隊的錯誤。
錯誤的起因是在汪清部隊發生的“金明山事件”。金明山是朝鮮人,原屬張學良軍的“保衛團”,九·一八事變後,他帶領部下的六名中國人,投到了汪清遊擊隊。他是出色的獵手,仗打得很好。汪清部隊的同志們看到他投到他們這兒來,都高興地說滾來了一個寶貝蛋。
一次,他帶來的六名中國隊員中的一個到敵統治區去執行偵察任務時,在大坎子的一家飯館吃了一摞烙餅,沒有付錢,因為他沒有錢。他回部隊後,把這事如實地彙報了。
但是,佔據了縣黨委要職的左傾分子們給他扣上了損害遊擊隊名譽的破壞分子的帽子,槍決了他。縣黨委軍事部採取措施,在汪清處決的中國人隊員就有十多人。
同金明山一起來的其餘中國人隊員,被這種恐怖氣氛嚇得逃到駐在馬村附近的關保全部隊去了。關保全聽他們說遊擊隊隨便槍殺中國人,感到危險,把部隊移動到離遊擊隊駐地較遠的深山溝裏,窺伺著殺害朝鮮共產主義者的機會。
十月革命紀念日那天,汪清人民手持長矛和棍棒之類原始武器集合到紀念會場。他們帶著這些簡陋的武器來到會場,純粹是為了增添紀念活動的氣氛。
關保全誤認為這是為攻擊他們部隊作準備,一氣之下,槍決了在他手下任參謀長的金銀植和同他一起推進對救國軍隊員的教育和統一戰線運動的遊擊隊工作員洪海一、元弘權等幾個朝鮮人。這可以說是“挨一棍還一棒”的反擊。
後來,放棄了鬥爭的關保全部隊的人開始三三兩兩地投到敵統治區去。汪清部隊以制止關部的投降為名,多次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後來又以他們不肯乖乖地交出武器為由,殺害了關部的幾名投降士兵。
從這一事件以後,關保全部隊對朝鮮共產主義者開始了野蠻的報復。他們見到被認為是搞共產主義運動的朝鮮青年,就一律抓去槍決。建立還沒有幾個月的汪清遊擊隊被反日部隊包圍,付出了許多犧牲。
在同反日部隊的關係方面表現出來的這種不成熟和盲目性,急劇地削弱了朝中關係,在朝鮮革命面前造成了嚴重的困難。
汪清遊擊隊的指揮員們破壞了同反日部隊的關係,卻還認不清這一錯誤的嚴重性,說什麼還要報復,與會者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批評。會議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再一次確認了在做救國軍的工作中必須遵守的原則和行動準則,並對此取得了一致意見。
我們在會議上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怎樣才能使救國軍在滿洲大地上站穩腳跟,繼續進行抗日。
當時,救國軍雖擁有幾萬人,卻自認為沒有抵抗日軍的能力。他們把日本人散佈的“天下無敵”論信以為真,認為世界上沒有能戰勝日本的力量,沒有一支軍隊能夠抵抗日軍,因而幾乎都拋棄了鬥爭。他們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怎樣才能不被日軍殺死或俘虜,安全地轉移到還沒有燃起戰火的山海關那方面去。
日軍在間島地區把攻擊的矛頭指向王德林部隊。如果日軍開始對王德林部隊發動攻擊,羅子溝不久就也會落進敵人的手裏。
與會者們決心無論如何要和救國軍一起堅守羅子溝。要堅守羅子溝,就要說服王德林,使他不逃到蘇聯去。救國軍的本心是要經由蘇聯轉移到關內去。在反日部隊的頭領和士兵中,越過蘇滿國境去,竟成了一種趨勢。擁有幾萬名兵力的李杜和馬占山也經蘇聯逃到關內去了。防止救國軍逃走的唯一辦法,是同日軍打一場漂亮仗,從他們的頭腦中清除“皇軍無敵”的迷信和恐怖心裏。
在與會的人當中,能夠說服王德林的人是周保中。周保中受共產國際的委託任王德林的顧問。
我勸周保中說,無論如何也要說服王德林,使他停止退卻,同遊擊隊結成聯合戰線。“我們是能夠以居住東滿的朝鮮人為基礎,長期地進行遊擊戰的。問題就是救國軍,你要想盡一切辦法說服王德林,讓他們在滿洲大地站穩腳,繼續抗戰,直到最後一個人。他們要到蘇聯去,並不是要到西伯利亞去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要經由蘇聯逃到關內去。”
周保中搖搖頭,說這是很難辦到的事。
“你們還不知道他們的底細。救國軍是一群怕死鬼。是只要日軍的飛機飛來撒一張傳單,就嚇得發抖、抱頭鼠竄的窩囊廢,根本無法打仗。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卑怯的一群人。要同救國軍聯合起來打日本軍隊,那簡直是一種妄想。”
和周保中一樣認為聯合是不可能的,不只是一兩個人。會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大家對固執地認為不可能聯合的人進行了批評。當時,個個都是英雄,都是天才,都是領導人。救國軍士兵工作委員會是由到各地去做地方工作的人組成的臨時性的組織,所以,沒有可稱為領導者的人。
可是,會議由我做主席主持,繼續開下去。這並不是因為我級別高,而是中國同志們說做救國軍的工作,金日成還是老將,推我為主席的。
這就是羅子溝會議,是救國軍士兵工作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後,士兵工作委員會便解散了。
我和李光、陳翰章、周保中、胡澤民,根據羅子溝會議的決議,分別負責做王德林部隊、吳義成部隊、柴世榮部隊的工作。吳義成和柴世榮都是王德林的部下。
不久後,到吳義成部隊去的陳翰章送來了令人樂觀的通報:吳義成同意羅子溝會議的方針。
我在做王德林部隊的工作時,日軍大舉進攻羅子溝一帶。敵人認為,如果我們的主力部隊同王德林部隊形成了聯合戰線,對他們就不利,便調動大兵力加快了進攻。王德林不想迎戰,從羅子溝逃跑了。王德林成千上萬的士兵,像被旋風卷走的落葉一樣,躲避日軍的攻勢向蘇滿國境撤退。
單靠我們僅有幾十人的遊擊隊的力量,是無法堅守羅子溝的。所以我們也同救國軍一起朝東寧縣方向撤退。即使跟到東寧縣去,也一定要使救國軍回轉過來。我們以少數人員邊撤邊打,吃了不少苦。時令正值寒冷的冬月,反日士兵中也不少人被凍死了。
我跟著救國軍走,一路上不停地對王德林進行說服。那時,如果他聽從了我的話,我們就能結成聯合戰線,在東北地區把抗日武裝鬥爭搞得很好。可是王德林沒有聽我的勸告,終於經過蘇聯到關內去了。
我們放棄了同王德林的交涉,改變路線,朝最終的目的地汪清地區進發。從羅子溝出發,跋涉幾百里,直到望得見蘇滿國境的地方,也未能達到說服王德林的目的,只好轉回來,我的心情異常憂鬱、暗淡。我心想,幾萬人的救國軍都不敢抵抗日軍而逃跑了,只剩了18人的我們部隊將怎麼度過這個冬天,用什麼妙法闖過這個嚴峻關頭呢?18名隊員,正如日本人喜歡說的那樣,可以說是“滄海一粟”。
部隊從40名減少到18名,是有各種原因的。有陣亡的,有因病掉隊的,也有因身體虛弱被打發走的,還有些不願鬥爭了,讓他回家的。獨立軍出身的年紀較大的隊員和部分農村青年更是難以堅持。
最後留在隊伍裏的,是在吉林就加入共青組織參加鬥爭的同志。率領這18名隊員,闖過生死關頭向汪清行軍時,我領悟到:一個人只有通過組織生活受到鍛煉,才能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堅持自己的信念,盡到革命者的道義和責任。
我們在向汪清行軍的路上遇到了吳義成的通信員,和他一起行動。他名叫孟昭明。
起初,我們隊員們為了弄清他的身分,盤查了他。那時,日本密探到處竄擾,所以我們對身分不明的陌生人,是高度警惕的。孟昭明有根據救國軍士兵工作委員會與反日部隊的協定發給他的反日會會員證。這個會員證既發給遊擊隊,也發給反日部隊士兵。對持有這個證件的人,雙方都予以保護和幫助。除反日會會員證外,孟昭明還帶著吳義成給王德林的求援信。看了這些證件,我們完全相信他是吳義成的通信員了。
孟昭明去天橋嶺是有其緣由的。他說:
“我為了轉達這封信到了東甯,可是王德林已經跑了,我撲了個空,只好回來找吳義成,他也只留一個營在老母豬河,自己撤到紅石砬子去了。但他留下的那個營也轉移到小三岔口(天橋嶺)方面去了。我這是去找那個營。就是死也得抗日嘛!”
孟昭明的抗日思想是非常堅決的。他慨歎地說,東北三省沒有個能夠平定時局的人物,並問我:“隊長,您認為是我們贏,還是日本贏?”
“我認為,我們贏。西方的一個作家說,人生在世上不是為了失敗,而是為了勝利。你和我現在踏雪行進,還不是為了勝利嗎?”
我決心同孟昭明一起去找轉移到小三岔口方面去的那個營長。我想,要把聯合戰線的命運托在這個營身上,無論如何,一定要說服這個營,讓他們不拋棄鬥爭。
孟昭明同我們一起到了汪清,還參加了腰營溝防禦戰。他是在最艱苦的時候幫助了我們,和我們生死與共的難忘的同行者。1974年,孟昭明給我來信,感懷深地切回憶了我們在羅子溝臺地上相遇時的情景。
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過去在苦難中同我們建立了友情的吳義成的通信員還活著,在敦化合作社從事農業生產。
我記得,我們過的最艱難的關頭是在老黑山。直到老黑山,還有救國軍同行,儘管他們有些不牢靠,我們也吃了很多苦,卻不覺得孤獨。可是,他們逃到蘇聯去之後,在那空曠的臺地上只剩下了我們18個人。周保中也率領王德林越境時留下的一部分人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們就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了。
空中有敵機盤旋,撒傳單要我們投降,地面上參加“討伐”的日軍部隊從四面包圍我們。加上在我國高山地帶也罕見的嚴寒和齊腰深的積雪,使我們根本無法前進。費力積蓄下來的口糧也都吃光了,每天臨時找點東西湊合著充饑。5月在小沙河穿上的軍服也破得露了肉。
就在這樣艱難的時候,我們在羅子溝臺地上遇到了一位姓馬的好老人,才得以死裏逃生,過了這道難關。這天正是大年三十。從思想上看,這位老人沒有政治信仰、無黨無派,對國民黨的政治則加以唾駡。但他也並不信奉共產主義。一句話,他是一個厭世思想濃厚的人。但是,他是一位助人為樂的善良熱情的好人。
馬老人有兩棟房子。我們住下房,上房住著救國軍殘兵。這些殘兵大都是有反蘇思想,以蘇聯是共產國家為理由沒有越境才留在滿洲的,在這些人當中,還有吳義成留在老母豬河的郭營長的部下。
孟昭明剛放下行李,就說要打探一下救國軍的動向,自動找上房的殘兵去了。我叫他去探問一下救國軍士兵願不願意和我們攜手共同行動。孟昭明說:“在郭營長的部下中,有不少人跟我熟。我先去探探他們的心思,若有希望,再由金隊長去正式和他們交涉好不好?”
孟昭明見了那些殘兵回來,耷拉著肩膀,神情陰鬱地說:
“別說聯合戰線了,他們這幫人什麼也幹不了。他們在商量當土匪了。”
馬老人也來告訴我們,救國軍殘兵正在策劃解除我們的武裝。他說他們準備奪取我們的武器擴大土匪隊伍。事到如今,我們不能不對我們自己的命運和革命的前途深思了。當成千上萬的反日部隊士兵在我們四周的時候,我們覺得同日軍打起來能很快勝利,可是現在他們都逃跑了,我們的隊伍也只剩下18個人,便覺得前途茫然了。就是到了汪清,也只有十多支槍,靠這些槍還能幹出什麼大事呢!在延吉的武器,頂多也不過幾十支槍。真是雪上加霜,那些兇暴的殘兵還要奪我們的武器,這事該怎麼辦?我們來到羅子溝不知名的臺地,回汪清的路也渺茫。“這事你打算怎麼處理?”我自己問自己。“是放下武器,回去重新搞地下鬥爭呢,還是即使吃點苦繼續進行武裝鬥爭呢?”
如果說沒有過這種動搖,那就等於是歪曲事實,偽造歷史了。我不隱瞞也沒有必要隱瞞我和我們部隊曾有過動搖。
鋼鐵氧化了也會變。人不是鋼鐵,比鋼鐵弱,變異性又大。但是,也可以說人比鋼鐵剛強得很多,因為鋼鐵不能自行防止氧化,而人具有自行控制和調整自己思想的變化的能力。問題不在於發生動搖,而在於如何克服這種動搖。所以稱人為萬物之靈,是因為人具有善於自行調節的能力;所以說革命家偉大,是因為他們是善於從無中創造有,變逆境為順境的剛毅而具有創造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人。
那時,我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是好。哪怕是天塌地陷,也應該繼續進行武裝鬥爭,可是現有的隊員都是些還不到20歲的小青年。可以說我本人也是缺乏經驗的。當年在吉林,寫傳單,作演講的進修,個個都曾是英雄豪傑,而遇到這種情況卻都成了初學者。搞地下工作時辦法挺不少,可是在這個杳無人煙的地方,幾萬名友軍都走掉了,只剩些殘兵,如何開拓18人的前進道路,卻是單靠我們的力量難以解決的問題。
上房的那些殘兵打算當土匪,我們決不能幹那種勾當。只有到有群眾組織的地方去,才能有辦法,可是朝鮮人居住的村莊據說得走200裏才有,而且這段路上的每一個山谷都有日軍把守。
革命難道就這麼艱難嗎?原以為只要兩三年就可以輕取勝利的我國革命,怎麼竟走到這樣的險境了呢?吹著號,雄赳赳地從安圖出發的我們隊伍,難道就要在這個荒涼的山嶺上停止前進了嗎?
為了建立這支部隊,我們曾挨過多少餓,熬過多少個夜晚啊。我沒能為母親送終,和可愛的弟弟們離別,不就是為了這支隊伍嗎?車光秀、崔昌傑獻出了自己的青春,不也是為了這支隊伍嗎?車光秀是到敦化進行偵察時犧牲的。
回顧以往,瞻望未來,我的心情猶如整個地球墜在心上那麼深重。
我正坐在灶口前左思右想,馬老人靠近我,輕聲問:
“你是負責人嗎?”
“是的。”
“一個隊長,怎麼還流淚呢?”
“可能是因為迎著風走來的關係吧。”
我這樣支吾過去。其實,我並不是因為風,而是因為對未來的擔憂才流淚的。
老人捋著長須,端詳我好半天,才說:
“你是擔心住上房的那些人作惡吧,不要太擔心。晚上我把你們帶到好地方去,你們就在那兒好好歇幾天吧。歇個20來天,邊學習,邊補養補養,腦筋就會像諸葛亮那樣靈了。”
半夜,馬老人搖醒熟睡的我們,給我們吃了準備過年吃的餃子。然後把我們帶到了足有50裏路的深山中的一個窩棚。窩棚在蔥郁的林中,連飛機也發現不了。
窩棚不大,只能鋪一張草席,旁邊連著個小庫房。庫房裏放著馬老人下套套來的凍麅子和兔子,還有小麥、玉米和小磨。
“屋子雖窄,墊上草,還能將就著過日子。這樣就能闖過這一關了。你們就躲在這裏,好好補養身子嗎。外邊的消息,由我每隔幾天來告訴你們。你們走的時候,我還給你們帶路。”
老人說著在灶坑裏生上火。我們都感激得流下了熱淚。在這荒涼寂寞的臺地上,遇到誠摯的馬老人這樣的恩人,並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幸運。隊員們高興地開玩笑說,“老天爺”在保佑我們。
我們在窩棚裏呆了半個多月,邊休養,邊學習,還出去獵麅子。
窩棚裏有不少馬老人的書。有小說、有政治書籍、也有偉人的傳記。馬老人雖然在深山裏以打獵為生,學識卻很淵博。很多人爭相傳閱這些書,因此書邊都起了毛,磨破了。
大家把書讀完了,就一定要發表讀後感,或者定個題進行爭論。各自都援引經典作者的論斷。馬克思怎麼說,列寧又怎麼說,力求用來論證自己的主張。當時,人們都能背幾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論點和著名作家的名句。當時青年們只要聚到一起,對孫中山也要進行批評。崇拜某人是一種時髦,批評人們都崇尚的偉人也是一種時髦。
那時是每個人都自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人都自以為是偉人,是英雄豪傑。
我們在這個窩棚裏就今後的行動方向也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是解散隊伍各自回家呢,還是去找汪清的朝鮮人村莊,把那裏的別動隊集結起來擴大隊伍,繼續進行鬥爭?
大家都表示決心,要繼續進行鬥爭。唯獨在海龍入伍的那個同志坦白地說,他身體虛弱,無法和我們一起繼續進行武裝鬥爭。以這個同志的體力,搞武裝鬥爭有困難,這倒是事實。
我們對他的坦白沒有挑剔,也沒當作問題。
“要是不能跟我們去,最好在這裏直截了當地說出來。革命是不能勉強的。革命是不能靠強權或威逼來進行的。所以,要走就走,要想繼續進行鬥爭就留下來進行鬥爭。”
我作為對部隊負責的指揮員闡明了我的見解後,給他們時間,讓他們各自下決心。
幾天後,我們重新聚在一塊,聽取了隊員們的決心。我們一行中有16名同志發誓說,就是獻出生命,也要繼續進行革命。
其餘兩個人請求允許他們離開部隊。來自海龍的那個同志這次也說,他身體虛弱,不能進行武裝鬥爭,請我們允許他回家去,還希望我們不要把他看作是怕死鬼。他說因為身體虛弱不能繼續進行鬥爭,我們也不能無視他的要求。
我對他說,如果你跟我們走有困難,就回家去吧。我們不責怪你。不過,現在你這個樣子是不能回去的。衣服都破得像個叫花子了,弄成這個樣子,怎麼好意思去見父母呢。你要走,也得到朝鮮人村莊,弄些盤費,做身新衣服穿上再走。
另一個同志說要到蘇聯去學習。
“你盲目地到蘇聯去,又沒有保證人,誰知道他們那兒是叫你念書呢,還是叫你勞動。先到汪清去工作一段時間,等和那裏取得聯繫後,帶著組織的介紹信去不是更好嗎?”
兩個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見,願意按我的話去做。
後來,我們由馬老人帶路,安全地離開了羅子溝臺地。馬老人一直把我們帶到汪清縣轉角樓。他真是一位待人親熱的忠厚的老人啊。幾年後,當我們在根據地內外痛殲敵人的遊擊鬥爭蓬勃開展的時期,我帶著一些布和糧食到羅子溝臺地找他。可惜,那時馬老人已經離開了人世。
60年前的馬老人的形象,至今仍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腦海裏。有一次,我曾指示作家們以這位老人為原型創作一出歌劇或話劇。有關這位老人的傳奇般的故事,是創作歌劇或話劇的很好的素材。
那年冬天,我們在羅子溝臺地沒有餓死,沒有凍死,也沒有被打死,可以說是奇跡中的奇跡。我現在還常自問,那時究竟是什麼力量,使我們能夠經受住考驗重新站起來?是什麼力量,使我們沒做失敗者和落伍分子,而成為勝利者繼續高舉抗日的旗幟呢?每次我都無比驕傲地回答:“那是對革命的責任感。”如果沒有這種責任感,我們就會陷在雪坑裏再也起不來了。
那時,我覺悟到如果我們半途而廢,朝鮮就再也不能復興。如果當時我們想的是即使我們死了,也會有人拯救朝鮮,那麼我們就可能被埋沒在羅子溝臺地的雪崩中,永遠起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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