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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第六章 考验的年代
在罗子沟的台地上
 日本军队开进安图已只是时间问题了。亲日的地主已经做好了旗子,准备欢迎日本人。救国军不能再在两江口久留。孟团长的部队已接到要向有山有草原的罗子沟、汪清方向撤退的命令。
我们也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决定跟救国军一起撤离安图。这个决定是在两江口召开的士兵工作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总的方向是把活动据点迁移到汪清,担暂时要到撤退的救国军集结的罗子沟去做反日部队的工作。于司令部队也从安图撤到罗子沟去了。
当我们正忙着作去北满的准备的时候,哲柱弟到两江口找我来了。
“哥,我也要跟着哥哥的部队去。哥哥不在,我再也无法待在土器店沟了。”
我还没问他的来意,他却主动地说出来了。弟弟想跟我们部队去,这个心情,我理解。在母亲去世的小沙河山沟里,寄居在别人家,每顿饭都要看人家的眼色,这对感受灵敏的他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不能不是难以忍受的
“连你也离开了土器店沟,那么英柱怎么办呢?那孩子孤苦伶仃的,受得了吗?”
“两个人都吃人家的饭,太不好意思了。让小弟弟一个人在那儿,我想还会好些的。”
我虽然认为哲柱的话有道理,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他16岁,给他枪,就能跟着部队过军人生活。他的年龄虽小,但个子高,体格也好。不过他的骨头还没长硬,会成为游击队的负担。再说,哲柱负有要在安图地区发展共青同盟工作的重任。
“你要是过两年或三年再提出这种要求,哥哥是会立刻答应的。可是现在无法答应你的要求。就是苦些,孤独些,也还是再忍受几年吧。你要一面给人家当长工,或打短工,一面大力推进共青同盟工作。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不次于武装斗争,忽视它是不对的。你要先做好共青同盟工作,到时候再参加革命军。”
我从各方面劝导哲柱,以免他纠缠。我把他带到池边的一家小饭馆。屋里冷丝丝的,糊上的纸被风吹得呜呜直响。
我要了酒和菜。桌上摆着两碟冰凉的冻豆腐,中间放一瓶酒。
哲柱看了,立刻眼泪汪汪了。他知道我不会喝酒,所以他似乎已经猜到了这杯酒意味着什么。
“哲柱,你要原谅我这个哥哥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哪能不想把你带在身边呀。现在要把你留下来,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可是,哲柱!我们虽然难舍,还是在这里分手吧。”
我借酒力一口气说出了在神志清醒时很难说出的话,却也忍不住泪如泉涌。
我不想让弟弟看到眼泪,走出了店门。哲柱也放下酒杯跟了出来。
“哥!我知道了。”
哲柱说着从背后靠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就是这样和弟弟分了手,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每当回想起那阴沉凄冷的池边的秋天时,我总是后悔那天在他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时,我为什么没能久久地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呢。现在想来,也觉得那时的离别是太凄凉了。
如果那时我答应了哲柱的要求,也许他不会不到20岁的年纪就离开人世的。的确,他的一生是像火一样燃烧,像火一样逝去的。
哲柱刚过去10岁就跟着革命组织跑。他在抚松的时候担任过新日少年同盟的宣传负责人,在小沙河时做了共青同盟区委书记。
哲柱在两江口和我分手后,培育出很多共青盟员,送他们参加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还自告奋勇做艰巨的反日部队的工作。他还同反日部队的士兵一道参加过袭击大甸子的战斗。据说,和他有过联系的杜义顺指挥的反日部队同日军间岛讨伐队打得很英勇。
后来,哲柱身负安图反日部队工作部部长的重任,做驻在延吉县符岩洞藏财村鹿林的徐奎伍反日部队的工作。徐奎伍是个脾气古怪、非常固执的头领,他说是要反日,却又不加分析地敌视朝鲜共产主义者。起初,他也是和朝鲜人相处得很好的。
徐奎伍开始冷待朝鲜共产主义者,是从符岩洞反日妇女会会员们夺回了被他扣下来要做妾的女共青盟员(朝鲜姑娘)以后。这个姑娘是在同演艺队员们一起到反日部队进行宣传工作时被他扣留的。过去,一旦被徐奎伍扣留,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会无事的。
徐奎伍常用这种方法换女人。
自从妇女会员们夺回这位姑娘后,朝鲜人在徐奎伍部队里就根本站不住脚了。曾和他常有来往、亲密相处的朝鲜人也无法接近他。徐奎伍闹了相思病,指使部下虐待和镇压朝鲜人。
就在这时,哲柱弟带着有汉医资格的林春秋同志找徐奎伍部队去了。
“听说大人病势很重,我是来探病的。”
哲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样恭敬地问候,可是徐奎伍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不愿意看到朝鲜人,也不愿意同朝鲜人说话。
“我请来了一位名医给您看病。是不是让他看一看?”
徐奎伍听哲柱这么说,心才有些动,说要是名医,就看一看吧。林春秋同志给他扎了几天针,他才高兴地说,我闹偏头痛,疼得要命,多亏林医生把钻进脑袋里的恶鬼都撵走了。哲柱就这样同他建立了关系,合法地留在徐奎伍部队做反日士兵的工作了。
后来,徐奎伍编入我们的方面军被任命为第10团团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战斗得很好。他过去一直过放荡的生活,说什么没有鸦片和女人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他被编入革命军以后还加入了共产党。我以部队的名义祝贺他入党时,他说:“军指挥同志!今天,在我入党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您的弟弟。没有哲柱的帮助,我是不会有今天的。”他像讲故事似地谈了哲柱带林春秋同志来给他治病的事以及如何不倦地引导他不脱离反日道路的事。
1935年6月,哲柱在车厂子附近壮烈牺牲了。
我是在镜泊湖畔听到哲柱牺牲的消息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现在我一看到大江或湖水,就要想起弟弟来。
哲柱一阵亡,小弟弟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金正龙一家搬到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去后,小弟弟就只好到处流浪,给人家看孩子,当小差,混饭吃。那时关东军为了对我进行“归顺”工作,大肆逮捕与我有关的人,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假造身世,浪迹东北三省以及中国关内的城市和乡村。他在北京也呆过一段时间。
解放后,我在日警遗留的文件中看到了有关通缉我小弟的资料。
小弟弟在新京啤酒厂做工时,思乡心切,曾回祖国来呆了三个来月。他出现在万景台时,身穿青色西服,脚穿白色皮鞋。他那一身装束使人感到是那么稳重,仪表党党,以至我祖父怀疑,这孩子是不是当上了什么官,自己成家了。那时,小弟弟怕祖父母担心,说他在长春念大学。当时警察分发出通缉他的照片,所以他回家乡后,也不敢呆在万景台,躲在大姑母家里住了些时候,就又到满洲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的40名队伍离开两江口,经过敦化和额穆,朝南湖头方向,踏着山路北上。我们部队在我曾当过“长工”的那有名的富尔河村进行政治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敦化县哈尔巴岭附近,同参加敦图线铁路敷设工程的日军运输队进行激战也是这个时候。这场战斗后,我在敦化县头道梁子见到了高在凤。
高在凤离开敌人残酷镇压的四道荒沟,把活动舞台迁移到头道梁子,在地下组织办的农民学院任教。头道梁子离敦化县城只有30里路。
那时,我在头道梁子还见到了高在凤的母亲。
我们把袭击日军运输队缴获的白面分给各家,用它做面食和人民一起吃。这次战斗中缴获的白布,交给了农民学院,让他们给学生做校服穿。
我们部队离开头道梁子重又北上,到官地附近和南湖头地区,做反日部队的工作,然后挺进到汪清地区,了解党、共青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情况,同各阶层人士会了面。这可以说是为了在汪清建立活动据点而做的基础工作。
我们到了汪清以后仍没有放松做反日部队的工作。李光的别动队当年为弄几支枪而触犯了关保全部队,我为了找关保全部队,去了梨树沟。可是,关保全已放弃抗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实说,当时我本打算见到关营长,就代汪清的同志们向他道歉,并跟他商量共同斗争的途径,清算过去在朝中武装部队之间暂时造成的纠葛和对立的。
虽然关保全跑了,可是我还是想见见留下的人,便派人去联络。有100来名反日部队士兵找我们来了,说要看看在敦化县城打击了日本军队的金日成部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部队。我向他们坦率地承认汪清别动队为了解决武器,触犯了关营长部队的士兵,是不友好的做法,然后就朝鲜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反日部队的使命作了演说。
反日部队对这一演说的反应很好。有个叫靠山的指挥员听了我的演说后说,他本想也和关保全一样放弃抗日的,从今起要走正道了。后来,他按自己的诺言,在反日战线上战斗得很好。曾是汪清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的同反日部队的和解,就这样顺利地实现了。
我们为了克服做反日部队工作中的左倾偏向,把他们更多地引进抗日联合战线,在罗子沟召开了反日士兵委员会。那时候,集结在东宁县城的救国军部队正准备经由苏联撤退到中国关内去。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防止救国军向国境外逃跑,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反日战线里。否则,我们的游击斗争就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原来为消灭他们而分散四处的敌“讨伐”力量,就会集中到仅有几百人的我们游击队,一下子窒息我们处于童年期的武装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变得绝对不利于我们。
当时,日军计划全部占领满洲的所有小城市,全面加强了对反日武装力量的攻势。他们策划连县城也都占领。
参加会议的有我、李光、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等三四十个人,我和李光代表了我国,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代表了中国方面。
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防止救国军逃走,加强反日联合战线的措施问题。
会议首先检查了汪清游击队的错误。
错误的起因是在汪清部队发生的“金明山事件”。金明山是朝鲜人,原属张学良军的“保卫团”,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部下的六名中国人,投到了汪清游击队。他是出色的猎手,仗打得很好。汪清部队的同志们看到他投到他们这儿来,都高兴地说滚来了一个宝贝蛋。
一次,他带来的六名中国队员中的一个到敌统治区去执行侦察任务时,在大坎子的一家饭馆吃了一摞烙饼,没有付钱,因为他没有钱。他回部队后,把这事如实地汇报了。
但是,占据了县党委要职的左倾分子们给他扣上了损害游击队名誉的破坏分子的帽子,枪决了他。县党委军事部采取措施,在汪清处决的中国人队员就有十多人。
同金明山一起来的其余中国人队员,被这种恐怖气氛吓得逃到驻在马村附近的关保全部队去了。关保全听他们说游击队随便枪杀中国人,感到危险,把部队移动到离游击队驻地较远的深山沟里,窥伺着杀害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机会。
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汪清人民手持长矛和棍棒之类原始武器集合到纪念会场。他们带着这些简陋的武器来到会场,纯粹是为了增添纪念活动的气氛。
关保全误认为这是为攻击他们部队作准备,一气之下,枪决了在他手下任参谋长的金银植和同他一起推进对救国军队员的教育和统一战线运动的游击队工作员洪海一、元弘权等几个朝鲜人。这可以说是“挨一棍还一棒”的反击。
后来,放弃了斗争的关保全部队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投到敌统治区去。汪清部队以制止关部的投降为名,多次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来又以他们不肯乖乖地交出武器为由,杀害了关部的几名投降士兵。
从这一事件以后,关保全部队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开始了野蛮的报复。他们见到被认为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朝鲜青年,就一律抓去枪决。建立还没有几个月的汪清游击队被反日部队包围,付出了许多牺牲。
在同反日部队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成熟和盲目性,急剧地削弱了朝中关系,在朝鲜革命面前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汪清游击队的指挥员们破坏了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却还认不清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说什么还要报复,与会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再一次确认了在做救国军的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行动准则,并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救国军在满洲大地上站稳脚跟,继续进行抗日。
当时,救国军虽拥有几万人,却自认为没有抵抗日军的能力。他们把日本人散布的“天下无敌”论信以为真,认为世界上没有能战胜日本的力量,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抵抗日军,因而几乎都抛弃了斗争。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样才能不被日军杀死或俘虏,安全地转移到还没有燃起战火的山海关那方面去。
日军在间岛地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王德林部队。如果日军开始对王德林部队发动攻击,罗子沟不久就也会落进敌人的手里。
与会者们决心无论如何要和救国军一起坚守罗子沟。要坚守罗子沟,就要说服王德林,使他不逃到苏联去。救国军的本心是要经由苏联转移到关内去。在反日部队的头领和士兵中,越过苏满国境去,竟成了一种趋势。拥有几万名兵力的李杜和马占山也经苏联逃到关内去了。防止救国军逃走的唯一办法,是同日军打一场漂亮仗,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皇军无敌”的迷信和恐怖心里。
在与会的人当中,能够说服王德林的人是周保中。周保中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任王德林的顾问。
我劝周保中说,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王德林,使他停止退却,同游击队结成联合战线。他那一身装束使人感到是那么稳重,仪表党党,以至我祖父怀疑,这孩子是不是当上了什么官,自己成家了。那时,小弟弟怕祖父母担心,说他在长春念大学。当时警察分发出通缉他的照片,所以他回家乡后,也不敢呆在万景台,躲在大姑母家里住了些时候,就又到满洲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的40名队伍离开两江口,经过敦化和额穆,朝南湖头方向,踏着山路北上。我们部队在我曾当过“长工”的那有名的富尔河村进行政治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敦化县哈尔巴岭附近,同参加敦图线铁路敷设工程的日军运输队进行激战也是这个时候。这场战斗后,我在敦化县头道梁子见到了高在凤。
高在凤离开敌人残酷镇压的四道荒沟,把活动舞台迁移到头道梁子,在地下组织办的农民学院任教。头道梁子离敦化县城只有30里路。
那时,我在头道梁子还见到了高在凤的母亲。
我们把袭击日军运输队缴获的白面分给各家,用它做面食和人民一起吃。这次战斗中缴获的白布,交给了农民学院,让他们给学生做校服穿。
我们部队离开头道梁子重又北上,到官地附近和南湖头地区,做反日部队的工作,然后挺进到汪清地区,了解党、共青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情况,同各阶层人士会了面。这可以说是为了在汪清建立活动据点而做的基础工作。
我们到了汪清以后仍没有放松做反日部队的工作。李光的别动队当年为弄几支枪而触犯了关保全部队,我为了找关保全部队,去了梨树沟。可是,关保全已放弃抗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实说,当时我本打算见到关营长,就代汪清的同志们向他道歉,并跟他商量共同斗争的途径,清算过去在朝中武装部队之间暂时造成的纠葛和对立的。
虽然关保全跑了,可是我还是想见见留下的人,便派人去联络。有100来名反日部队士兵找我们来了,说要看看在敦化县城打击了日本军队的金日成部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部队。我向他们坦率地承认汪清别动队为了解决武器,触犯了关营长部队的士兵,是不友好的做法,然后就朝鲜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反日部队的使命作了演说。
反日部队对这一演说的反应很好。有个叫靠山的指挥员听了我的演说后说,他本想也和关保全一样放弃抗日的,从今起要走正道了。后来,他按自己的诺言,在反日战线上战斗得很好。曾是汪清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的同反日部队的和解,就这样顺利地实现了。
我们为了克服做反日部队工作中的左倾偏向,把他们更多地引进抗日联合战线,在罗子沟召开了反日士兵委员会。那时候,集结在东宁县城的救国军部队正准备经由苏联撤退到中国关内去。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防止救国军向国境外逃跑,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反日战线里。否则,我们的游击斗争就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原来为消灭他们而分散四处的敌“讨伐”力量,就会集中到仅有几百人的我们游击队,一下子窒息我们处于童年期的武装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变得绝对不利于我们。
当时,日军计划全部占领满洲的所有小城市,全面加强了对反日武装力量的攻势。他们策划连县城也都占领。
参加会议的有我、李光、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等三四十个人,我和李光代表了我国,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代表了中国方面。
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防止救国军逃走,加强反日联合战线的措施问题。
会议首先检查了汪清游击队的错误。
错误的起因是在汪清部队发生的“金明山事件”。金明山是朝鲜人,原属张学良军的“保卫团”,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部下的六名中国人,投到了汪清游击队。他是出色的猎手,仗打得很好。汪清部队的同志们看到他投到他们这儿来,都高兴地说滚来了一个宝贝蛋。
一次,他带来的六名中国队员中的一个到敌统治区去执行侦察任务时,在大坎子的一家饭馆吃了一摞烙饼,没有付钱,因为他没有钱。他回部队后,把这事如实地汇报了。
但是,占据了县党委要职的左倾分子们给他扣上了损害游击队名誉的破坏分子的帽子,枪决了他。县党委军事部采取措施,在汪清处决的中国人队员就有十多人。
同金明山一起来的其余中国人队员,被这种恐怖气氛吓得逃到驻在马村附近的关保全部队去了。关保全听他们说游击队随便枪杀中国人,感到危险,把部队移动到离游击队驻地较远的深山沟里,窥伺着杀害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机会。
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汪清人民手持长矛和棍棒之类原始武器集合到纪念会场。他们带着这些简陋的武器来到会场,纯粹是为了增添纪念活动的气氛。
关保全误认为这是为攻击他们部队作准备,一气之下,枪决了在他手下任参谋长的金银植和同他一起推进对救国军队员的教育和统一战线运动的游击队工作员洪海一、元弘权等几个朝鲜人。这可以说是“挨一棍还一棒”的反击。
后来,放弃了斗争的关保全部队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投到敌统治区去。汪清部队以制止关部的投降为名,多次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来又以他们不肯乖乖地交出武器为由,杀害了关部的几名投降士兵。
从这一事件以后,关保全部队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开始了野蛮的报复。他们见到被认为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朝鲜青年,就一律抓去枪决。建立还没有几个月的汪清游击队被反日部队包围,付出了许多牺牲。
在同反日部队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成熟和盲目性,急剧地削弱了朝中关系,在朝鲜革命面前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汪清游击队的指挥员们破坏了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却还认不清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说什么还要报复,与会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再一次确认了在做救国军的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行动准则,并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救国军在满洲大地上站稳脚跟,继续进行抗日。
当时,救国军虽拥有几万人,却自认为没有抵抗日军的能力。他们把日本人散布的“天下无敌”论信以为真,认为世界上没有能战胜日本的力量,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抵抗日军,因而几乎都抛弃了斗争。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样才能不被日军杀死或俘虏,安全地转移到还没有燃起战火的山海关那方面去。
日军在间岛地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王德林部队。如果日军开始对王德林部队发动攻击,罗子沟不久就也会落进敌人的手里。
与会者们决心无论如何要和救国军一起坚守罗子沟。要坚守罗子沟,就要说服王德林,使他不逃到苏联去。救国军的本心是要经由苏联转移到关内去。在反日部队的头领和士兵中,越过苏满国境去,竟成了一种趋势。拥有几万名兵力的李杜和马占山也经苏联逃到关内去了。防止救国军逃走的唯一办法,是同日军打一场漂亮仗,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皇军无敌”的迷信和恐怖心里。
在与会的人当中,能够说服王德林的人是周保中。周保中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任王德林的顾问。
我劝周保中说,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王德林,使他停止退却,同游击队结成联合战线。“我们是能够以居住东满的朝鲜人为基础,长期地进行游击战的。问题就是救国军,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王德林,让他们在满洲大地站稳脚,继续抗战,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要到苏联去,并不是要到西伯利亚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经由苏联逃到关内去。”
周保中摇摇头,说这是很难办到的事。
“你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救国军是一群怕死鬼。是只要日军的飞机飞来撒一张传单,就吓得发抖、抱头鼠窜的窝囊废,根本无法打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卑怯的一群人。要同救国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军队,那简直是一种妄想。”
和周保中一样认为联合是不可能的,不只是一两个人。会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大家对固执地认为不可能联合的人进行了批评。当时,个个都是英雄,都是天才,都是领导人。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是由到各地去做地方工作的人组成的临时性的组织,所以,没有可称为领导者的人。
可是,会议由我做主席主持,继续开下去。这并不是因为我级别高,而是中国同志们说做救国军的工作,金日成还是老将,推我为主席的。
这就是罗子沟会议,是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后,士兵工作委员会便解散了。
我和李光、陈翰章、周保中、胡泽民,根据罗子沟会议的决议,分别负责做王德林部队、吴义成部队、柴世荣部队的工作。吴义成和柴世荣都是王德林的部下。
不久后,到吴义成部队去的陈翰章送来了令人乐观的通报:吴义成同意罗子沟会议的方针。
我在做王德林部队的工作时,日军大举进攻罗子沟一带。敌人认为,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同王德林部队形成了联合战线,对他们就不利,便调动大兵力加快了进攻。王德林不想迎战,从罗子沟逃跑了。王德林成千上万的士兵,像被旋风卷走的落叶一样,躲避日军的攻势向苏满国境撤退。
单靠我们仅有几十人的游击队的力量,是无法坚守罗子沟的。所以我们也同救国军一起朝东宁县方向撤退。即使跟到东宁县去,也一定要使救国军回转过来。我们以少数人员边撤边打,吃了不少苦。时令正值寒冷的冬月,反日士兵中也不少人被冻死了。
我跟着救国军走,一路上不停地对王德林进行说服。那时,如果他听从了我的话,我们就能结成联合战线,在东北地区把抗日武装斗争搞得很好。可是王德林没有听我的劝告,终于经过苏联到关内去了。
我们放弃了同王德林的交涉,改变路线,朝最终的目的地汪清地区进发。从罗子沟出发,跋涉几百里,直到望得见苏满国境的地方,也未能达到说服王德林的目的,只好转回来,我的心情异常忧郁、暗淡。我心想,几万人的救国军都不敢抵抗日军而逃跑了,只剩了18人的我们部队将怎么度过这个冬天,用什么妙法闯过这个严峻关头呢?18名队员,正如日本人喜欢说的那样,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部队从40名减少到18名,是有各种原因的。有阵亡的,有因病掉队的,也有因身体虚弱被打发走的,还有些不愿斗争了,让他回家的。独立军出身的年纪较大的队员和部分农村青年更是难以坚持。
最后留在队伍里的,是在吉林就加入共青组织参加斗争的同志。率领这18名队员,闯过生死关头向汪清行军时,我领悟到:一个人只有通过组织生活受到锻炼,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尽到革命者的道义和责任。
我们在向汪清行军的路上遇到了吴义成的通信员,和他一起行动。他名叫孟昭明。
起初,我们队员们为了弄清他的身分,盘查了他。那时,日本密探到处窜扰,所以我们对身分不明的陌生人,是高度警惕的。孟昭明有根据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与反日部队的协定发给他的反日会会员证。这个会员证既发给游击队,也发给反日部队士兵。对持有这个证件的人,双方都予以保护和帮助。除反日会会员证外,孟昭明还带着吴义成给王德林的求援信。看了这些证件,我们完全相信他是吴义成的通信员了。
孟昭明去天桥岭是有其缘由的。他说:
“我为了转达这封信到了东宁,可是王德林已经跑了,我扑了个空,只好回来找吴义成,他也只留一个营在老母猪河,自己撤到红石砬子去了。但他留下的那个营也转移到小三岔口(天桥岭)方面去了。我这是去找那个营。就是死也得抗日嘛!”
孟昭明的抗日思想是非常坚决的。他慨叹地说,东北三省没有个能够平定时局的人物,并问我:“队长,您认为是我们赢,还是日本赢?”
“我认为,我们赢。西方的一个作家说,人生在世上不是为了失败,而是为了胜利。你和我现在踏雪行进,还不是为了胜利吗?”
我决心同孟昭明一起去找转移到小三岔口方面去的那个营长。我想,要把联合战线的命运托在这个营身上,无论如何,一定要说服这个营,让他们不抛弃斗争。
孟昭明同我们一起到了汪清,还参加了腰营沟防御战。他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和我们生死与共的难忘的同行者。1974年,孟昭明给我来信,感怀深地切回忆了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相遇时的情景。
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过去在苦难中同我们建立了友情的吴义成的通信员还活着,在敦化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
我记得,我们过的最艰难的关头是在老黑山。直到老黑山,还有救国军同行,尽管他们有些不牢靠,我们也吃了很多苦,却不觉得孤独。可是,他们逃到苏联去之后,在那空旷的台地上只剩下了我们18个人。周保中也率领王德林越境时留下的一部分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了。
空中有敌机盘旋,撒传单要我们投降,地面上参加“讨伐”的日军部队从四面包围我们。加上在我国高山地带也罕见的严寒和齐腰深的积雪,使我们根本无法前进。费力积蓄下来的口粮也都吃光了,每天临时找点东西凑合着充饥。5月在小沙河穿上的军服也破得露了肉。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遇到了一位姓马的好老人,才得以死里逃生,过了这道难关。这天正是大年三十。从思想上看,这位老人没有政治信仰、无党无派,对国民党的政治则加以唾骂。但他也并不信奉共产主义。一句话,他是一个厌世思想浓厚的人。但是,他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善良热情的好人。
马老人有两栋房子。我们住下房,上房住着救国军残兵。这些残兵大都是有反苏思想,以苏联是共产国家为理由没有越境才留在满洲的,在这些人当中,还有吴义成留在老母猪河的郭营长的部下。
孟昭明刚放下行李,就说要打探一下救国军的动向,自动找上房的残兵去了。我叫他去探问一下救国军士兵愿不愿意和我们携手共同行动。孟昭明说:“在郭营长的部下中,有不少人跟我熟。我先去探探他们的心思,若有希望,再由金队长去正式和他们交涉好不好?”
孟昭明见了那些残兵回来,耷拉着肩膀,神情阴郁地说:
“别说联合战线了,他们这帮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在商量当土匪了。”
马老人也来告诉我们,救国军残兵正在策划解除我们的武装。他说他们准备夺取我们的武器扩大土匪队伍。事到如今,我们不能不对我们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深思了。当成千上万的反日部队士兵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们觉得同日军打起来能很快胜利,可是现在他们都逃跑了,我们的队伍也只剩下18个人,便觉得前途茫然了。就是到了汪清,也只有十多支枪,靠这些枪还能干出什么大事呢!在延吉的武器,顶多也不过几十支枪。真是雪上加霜,那些凶暴的残兵还要夺我们的武器,这事该怎么办?我们来到罗子沟不知名的台地,回汪清的路也渺茫。“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自己问自己。“是放下武器,回去重新搞地下斗争呢,还是即使吃点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呢?”
如果说没有过这种动摇,那就等于是歪曲事实,伪造历史了。我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和我们部队曾有过动摇。
钢铁氧化了也会变。人不是钢铁,比钢铁弱,变异性又大。但是,也可以说人比钢铁刚强得很多,因为钢铁不能自行防止氧化,而人具有自行控制和调整自己思想的变化的能力。问题不在于发生动摇,而在于如何克服这种动摇。所以称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具有善于自行调节的能力;所以说革命家伟大,是因为他们是善于从无中创造有,变逆境为顺境的刚毅而具有创造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
那时,我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是好。哪怕是天塌地陷,也应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可是现有的队员都是些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可以说我本人也是缺乏经验的。当年在吉林,写传单,作演讲的进修,个个都曾是英雄豪杰,而遇到这种情况却都成了初学者。搞地下工作时办法挺不少,可是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几万名友军都走掉了,只剩些残兵,如何开拓18人的前进道路,却是单靠我们的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
上房的那些残兵打算当土匪,我们决不能干那种勾当。只有到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去,才能有办法,可是朝鲜人居住的村庄据说得走200里才有,而且这段路上的每一个山谷都有日军把守。
革命难道就这么艰难吗?原以为只要两三年就可以轻取胜利的我国革命,怎么竟走到这样的险境了呢?吹着号,雄赳赳地从安图出发的我们队伍,难道就要在这个荒凉的山岭上停止前进了吗?
为了建立这支部队,我们曾挨过多少饿,熬过多少个夜晚啊。我没能为母亲送终,和可爱的弟弟们离别,不就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崔昌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不也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是到敦化进行侦察时牺牲的。
回顾以往,瞻望未来,我的心情犹如整个地球坠在心上那么深重。
我正坐在灶口前左思右想,马老人靠近我,轻声问:
“你是负责人吗?”
“是的。”
“一个队长,怎么还流泪呢?”
“可能是因为迎着风走来的关系吧。”
我这样支吾过去。其实,我并不是因为风,而是因为对未来的担忧才流泪的。
老人捋着长须,端详我好半天,才说:
“你是担心住上房的那些人作恶吧,不要太担心。晚上我把你们带到好地方去,你们就在那儿好好歇几天吧。歇个20来天,边学习,边补养补养,脑筋就会像诸葛亮那样灵了。”
半夜,马老人摇醒熟睡的我们,给我们吃了准备过年吃的饺子。然后把我们带到了足有50里路的深山中的一个窝棚。窝棚在葱郁的林中,连飞机也发现不了。
窝棚不大,只能铺一张草席,旁边连着个小库房。库房里放着马老人下套套来的冻狍子和兔子,还有小麦、玉米和小磨。
“屋子虽窄,垫上草,还能将就着过日子。这样就能闯过这一关了。你们就躲在这里,好好补养身子吗。外边的消息,由我每隔几天来告诉你们。你们走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路。”
老人说着在灶坑里生上火。我们都感激得流下了热泪。在这荒凉寂寞的台地上,遇到诚挚的马老人这样的恩人,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幸运。队员们高兴地开玩笑说,“老天爷”在保佑我们。
我们在窝棚里呆了半个多月,边休养,边学习,还出去猎狍子。
窝棚里有不少马老人的书。有小说、有政治书籍、也有伟人的传记。马老人虽然在深山里以打猎为生,学识却很渊博。很多人争相传阅这些书,因此书边都起了毛,磨破了。
大家把书读完了,就一定要发表读后感,或者定个题进行争论。各自都援引经典作者的论断。马克思怎么说,列宁又怎么说,力求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当时,人们都能背几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点和著名作家的名句。当时青年们只要聚到一起,对孙中山也要进行批评。崇拜某人是一种时髦,批评人们都崇尚的伟人也是一种时髦。
那时是每个人都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人都自以为是伟人,是英雄豪杰。
我们在这个窝棚里就今后的行动方向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是解散队伍各自回家呢,还是去找汪清的朝鲜人村庄,把那里的别动队集结起来扩大队伍,继续进行斗争?
大家都表示决心,要继续进行斗争。唯独在海龙入伍的那个同志坦白地说,他身体虚弱,无法和我们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以这个同志的体力,搞武装斗争有困难,这倒是事实。
我们对他的坦白没有挑剔,也没当作问题。
“要是不能跟我们去,最好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革命是不能勉强的。革命是不能靠强权或威逼来进行的。所以,要走就走,要想继续进行斗争就留下来进行斗争。”
我作为对部队负责的指挥员阐明了我的见解后,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各自下决心。
几天后,我们重新聚在一块,听取了队员们的决心。我们一行中有16名同志发誓说,就是献出生命,也要继续进行革命。
其余两个人请求允许他们离开部队。来自海龙的那个同志这次也说,他身体虚弱,不能进行武装斗争,请我们允许他回家去,还希望我们不要把他看作是怕死鬼。他说因为身体虚弱不能继续进行斗争,我们也不能无视他的要求。
我对他说,如果你跟我们走有困难,就回家去吧。我们不责怪你。不过,现在你这个样子是不能回去的。衣服都破得像个叫花子了,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好意思去见父母呢。你要走,也得到朝鲜人村庄,弄些盘费,做身新衣服穿上再走。
另一个同志说要到苏联去学习。
“你盲目地到苏联去,又没有保证人,谁知道他们那儿是叫你念书呢,还是叫你劳动。先到汪清去工作一段时间,等和那里取得联系后,带着组织的介绍信去不是更好吗?”
两个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愿意按我的话去做。
后来,我们由马老人带路,安全地离开了罗子沟台地。马老人一直把我们带到汪清县转角楼。他真是一位待人亲热的忠厚的老人啊。几年后,当我们在根据地内外痛歼敌人的游击斗争蓬勃开展的时期,我带着一些布和粮食到罗子沟台地找他。可惜,那时马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60年前的马老人的形象,至今仍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一次,我曾指示作家们以这位老人为原型创作一出歌剧或话剧。有关这位老人的传奇般的故事,是创作歌剧或话剧的很好的素材。
那年冬天,我们在罗子沟台地没有饿死,没有冻死,也没有被打死,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现在还常自问,那时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站起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没做失败者和落伍分子,而成为胜利者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呢?每次我都无比骄傲地回答:“那是对革命的责任感。”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感,我们就会陷在雪坑里再也起不来了。
那时,我觉悟到如果我们半途而废,朝鲜就再也不能复兴。如果当时我们想的是即使我们死了,也会有人拯救朝鲜,那么我们就可能被埋没在罗子沟台地的雪崩中,永远起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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