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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极端的军事民主
苏维埃路线是在政权建设领域产生的左倾偏向,而极端军事
民主是在指挥相管理军队中产生的左倾思想偏向。所谓极端的军
事民主是在指挥和管理军队方面,每个军入不分上下都应行使同
等的权限,换句话说,是一种在军事行动的所有方面追求极端的
平均主义并加以绝对化的思想。
我们在结束南满远征回到任清,领导游击队的工作中.每一
次都感觉到游击队内部存在着极端的军事民主。这种偏向当时还
处于萌芽状态,影响不大。
在结束东宁县城战斗后回到汪清,了解游击队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原来不过是萌芽状态的极端的军事民主已经形成,并渗
透到军队的指挥体系中,使它陷于瘫痪状态。
1933年秋在挥春县大荒沟第一次敲响警钟.指出了极端的军
68民主的危害性。
大荒沟是浑春的中心游击区,是共产国际持泥员潘省委被朴
斗南杀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发生了曾参加过东宁县城战斗的浑春
游击队十二名勇士同时牺牲的事件,它激起了全东满人民的悲愤。
挥春的同志们在罗子沟进行战斗总结后,回到了游击区,在
一个独户人家过了中秋节,以消除旅途上的疲劳。中秋节后的第
三天.他们布咒好岗哨.又休息了一整天。日军守备队刺探到这
一情况*半夜把这个独户人家包围起来.发动了突然袭击。
在这种情况厂,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迅速突围是上策。为
此,指挥员就要京提好情况,当机立断c可是领导队伍的连长却
没有决策权。队伍中虽然有像吴彬那样得力的军事指挥员,可是
他由于左倾妖风由县军容负责人被降职为战士,所以他的话没有
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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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占踞上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左倾分子没有给指挥员对
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他们主张一切有关军事作战的问题都必须在
会议上讨论.按照多数通过的原则集体决定。这一主张就成为在
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中任何人都不得违反的铁的原则,紧紧地束缚
住了指挥员的手脚。指挥员之所以不能作决断,并不是因为他们
无能,而是因为极端的军事民主的重压造成了职能瘫痪。
在敌人端起枪一步步缩小包围的生死关头.他们却荒唐地坐
在那里反复争论:是拼,还是突围?有些具有创造性思考能力的
队员提议,老是这样纸上谈兵,就会全都遭殃,先订起来再说吧,
可是那些沾染了极端的军事民主思想的人们断然拒绝丁这一建
议。他们说:会议还没有作出决定,怎么能进行战斗?
实际上,这是把被包围的游击队引向毁灭的罪恶的自杀行为。
游击队员们还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敌人已经开始了袭击。游击队
员们这才停止开会开始了战斗。
敌人雨点舶射过来的子弹,夺去了十三名游击队员的生命。
在死尸堆中奇迹般地活下来的只有几个人。其中的一人按吴
彬的遗言,到汪清来找我,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十三名勇士牺牲的
经过。
牺牲的十三人当中,有白日平和吴彬。
据从浑春来的队员说,他在拨开死尸堆的时候,吴彬腹部被
子弹打穿,肠子都露出来了,却不顾这些,喘着最后一口气嘱托
他说:
“现在我没有权力命令你。可是我作为党员托付你,你一定要
向金日成同志汇报今天的这一事实2”
听到这一消息,我对那些极端的军事民主的提倡者和盲目地
将其运用于战斗实践的教条主义者,感到无比的憎恨。若不是极
端的军事民主作祟,浑春连的同志们是能够及时冲出包围困的.也
不会发生牺牲十三名勇士这一惨痛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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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三名同志,都是和我们一起攻打东宁县城助战斗中生死
与共的难忘的战友。我们结束战斗,撤出东宁县城的时候,参加
过阻击队的浑害同志们曾这声说汪涪部队打很真漂亮,争着眼我
握手,把我举起来,高高地拾到头上。在为牺牲的战友举行追悼
会的时候,他们还哭着致了悼辞。
具有炽热的革命热情和同志友爱的男子汉们,一夜之间变成
了冤魂,我越想越痛心。
在那十三个人当中,吴彬是我员难忘的战友相同志。他是我
们在开拓六邑地区的时候,经荣沫恒介绍结交的。当聚诛桓在龙
井念大成中学的时候,吴彬在那里上东兴中学。这两个学校都是
培育社会运动者和独立运动者的重要场所。他们在龙井的时候,还
一起摘过学生运动。
吴彬和禁诛恒一起出席我们主持的共树携会议和冬季明月沟
会议,积极参加了制定武装斗争方针的讨论。
吴彬和荣沫恒为我带路去钟城,大概是在1931年5月。钟城
是蔡诛恒的故乡。我和他们一起乘船密秘渡过豆满江,第一次到
叫新兴村的地方,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以激
动的心情感受着装点柳堤的新绿的美和古色古香的旧城址的情
趣,并就祖国的未来交谈了很多。
那年春,我在新兴村北门外会见了吴彬的父亲、钟城反帝同
盟负责人吴义善。他原来在延吉县茶沟租些地勉强糊口度日,在
儿子踏上职业革命活动道路后,携眷迁居新兴衬。不久,他家便
成了联系汪清地区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和钟城郡内各地下革命组织
的秘密联络站。
每当我到新兴村的时候,吴彬他们家就为我做冷面。1933年
端午节,我们也是在他家过的。那天,吴义善特意跑到三十里外
的丰溪集市,买来养麦面,做了有平壤风味的冷面.放在我们的
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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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端午节的印象中至今难忘的是,我们为解除他们一家缺
水之苦,在他家院子里找到地下水、挖了泉并的事。我以他家儿
子的心情,替在浑春全力进行武装斗争的吴彬,勤快地挖了泉井。
东宁县城战斗前夕,在罗子沟见到吴彬,我向他讲了在端午
节那天他父亲在新兴材给我们做养麦冷面吃的事。吴彬听了掩饰
不住高兴的心情。那正是他由浑存军事领导人的职位降职为战士
的时候,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失望或情绪消沉。
我鼓励他不要失望时,他说:
“你看,我还是这么朝气蓬勃。不会因为从军事领导人降为战
士,吴彬就变成金彬朴彬那。可是我无心再在浑春工作了。我想
东宁县城战斗结束后,提请上级把我调到汪清去,队长同志,你
的意见呢?”
我回答说:
“吴彬能来汪清。我也高兴。可是,你要知道‘
‘民生团’帽子的左倾分子,汪清也有的是。”
“是吗?”
“汪清的左倾妖风也并不小叼。”
一定要去汪清。我吴彬可不是一日两舌的人。”
在攻占西山炮台的时候,吴彬抱着炸藥冲锋陷阵
开了突破口。他的这一功绩,在进行战斗总结的时候
度的赞扬。
战斗总结后。各部队在罗子沟分手的时候,吴彬再次表明了
自己的决心,他要来汪清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说,他在东宁
县城战斗时看到汪清的同志们攻占西山炮台后冲进城内的情景,
更加坚定了这一决心。
我当然答应帮他忙。
可是,这一诺言还没有付诸实践,就传来丁吴彬战死的疆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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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李光走了,夏天潘省委走了,今天吴彬还没能实现他的愿望
又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包括吴彬在内的十三名勇士牺牲的蹬耗,给了我晴天霹需般
的打击。从那以后,我就无比憎根极端的军事民主,不管在什么
情况下,都决不允许那种倾向在队伍内存在。
我们之所以以如此巨大的憎恨感和警惕性反对极端的军事民
主,是因为它是对革命实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思想倾向。
我们现在也把由党组织讨论一切与军事作战有关问题作为绝
对的原则,欢迎群众的创造性意见通过党组织反映到军事作战计
划的制定中来。但是,不允许这种集体性侵犯部队指挥员的权限。
然而,在抗日战争初期,极端的军事民主却以集体主义纳名
义侵犯了指挥员的权限,使部队的管理和军事作战的指挥体系陷
于瘫痪。
当时在部队制定军事作战计划或进行战斗的时候.为了发挥
党员的创造性,召开小组会议、支部会议、各级委员会等党约会
议.也召开像今天的军人大会那样的全队会议。这样的会议也都
是在考虑情况和条件的原则下进行的。
可是,左倾分子们把极端的军事民主像章破仑法典那样加以
绝对化,主张不问问题的大小和情况、条件如何,凡是军事问题
一律要在各级党组织和全队会议上讨论。
比如,革命军计划攻打某个城市,就要首先开党纳小组会议,
在不宣布将要攻打的城市名称的情况下,画一张那个城市的示意
图,然后讨论并决定:有没有必要攻订这个城市2如有必要,该
用什么方法攻打?
小组会议肯定了战斗的必要性和胜利的可能性,制定了具体
的作战方案,然后再召开支部大会,用同佯的方式重复讨论同一
个问题,并举手表决这个方案。
下一程序是召开全队会议。全队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和程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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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会议和支部大会一样。稍有不同的,就是非党员军人也可以
参加讨论。会上通过这样的决定,我们准备攻打A城,汀了这个
城,就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解决许多问题;不会有损失,牺牲会
很小,作战计划是如此这般,按这个计划打,就一定能取胜。然
后下达战斗命令,攻打A城。
在这样的会议上,好像往湖水里设石子似地突然提出议题,要
大家讨论,并作出结论。这样,自然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要打.有
的主张不要汀,有的说可行,有的说不行;有的说能取胜.有的
说不能取胜。由于极端的军事民主,大家部有“平等”约发言权、
“各显神通”,讨论没完没了。
在这样拖延时间的时候,敌情发生了变化,各级会议好容易
讨论通过的作战方案,就变成无用之物了。即使按照这个方案作
战,革命军还是由于情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道受莫大的牺牲。
从这个意义上讲,带来了十三勇士牺牲的大荒沟事件,可以
说是一个极端的军事民主造成的典型恶果。
极端的军事民主的另一个表现是,在革命军队内部,
“民主”宣扬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
这种表现,在我所管辖的部队里也不是没有。
有一天,我和县委军事领导人金明均一起为了解一连的工作,
到了一连兵营。那天,连长正在扫院子,连政治指导员和几个队
员一起在一个角落里劈柴火。
显示着上下一致的美好风尚的这一情景使我不由得微笑起
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军事领导人金明均却显露出冷淡的表情。
“看到指挥员以身作则,我心里很高兴。”我这么说.他也没
有改变冷淡的表情。
“我们也和他们一起扫扫院子吧。”我说着
拿扫帚。
金明均悄悄地拉住我的军衣袖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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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就让你瞧啼笑朗k的场面吧。”
他命令值班人员马上去把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叫来。
值班人员一听命令,就说:‘现在是早晨的打扫时间。”
“要你去叫,你就去叫,还罗唆什么:”军事领导人嘴里即刻
进出了呵斥声。
值班人员也不示弱。
“那样,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就会在全队会议上挨批评的。”
我俏俏地问金明均,值班人员的回答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人格上,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同队员是平等的,
以队员们打扫的时候,上级也应该撇开一切事情去打扫。”
这是极端的军事民主还处在萌芽状态时发生的事情。
这种盲目的平等思想,后来侵蚀到游击队的军事实践中,
一段时间使指挥体系陷于瘫痪状态。
当然,在人格上可以说所有的军人都是平等的。可是,在抗
日游击队和今天的人民军这样的革命队伍里,按每个军人执行的
任务,有不同的分工。有的人担任连长,有的担任排长,有66担
任班长。
按执行的任务和分工,革命军队内就有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连
长是排长的上级,排长是班长的上级,班长是队员的上级。革命
军队的军事服务条令规定,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若
不这样,就不可能统率和指挥军队,就不可能维持军队的铁的纪
律,
抗日游击队的服务条令充分反映了军人集体的意志,要求指
挥员自觉遵守服务条令。
然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无视抗日游击队服务条令规定的
上下级关系。结果破坏了以纪律和秩序、官兵一致为生命的抗日
游击队的机能,瓦解了他们的道德基础。
极端平等主义在军队内部表现为极端的军事民主,导致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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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口号下下级不尊重上级、对上级不使用敬语或对上级下达
的命令说长道短的不良现象。
如果下级对上级不行礼,不使用敬语或对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说东道西,那么,这就不是什么军队,而是乌合之众。在这样的
军队里,难道能指望有战士为指挥员牺牲、指挥员为战士牺牲的
崇高同志友爱和思想意志的统一吗?难道能指望自己的队伍建设
成为万众一心,众口一词,步调一致,呼吸一致的钢铁般的统一
体吗?
极端军事民主还表现在要求指挥员在战斗中同队员采取同样
的行动这一点上。一个菩萨一个样、一个香炉一个苔,凡事各有
各的本分,这是极其简单的道理。按照这个道理,在战场上指挥
员有指挥员该做的事,队员有队员该做的事。这是连小孩子都晓
得的常识。
但是,极端军事民主的提倡者们却径要指挥员不顾生死作战,
在冲锋时冲在队伍的员前画,防御时站在防御的第一线,这种要
求使指挥员在战场上无法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指挥员应该具有
广阔的视野,不断观察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从总体上指挥战斗;
可是他们却在第一线和战士们同样行动,以致无法根据情况灵活
地指挥部队。
当然,根据情况,指挥员有时可以在前头率领队员冲锋陷阵,
也可以到炸弹爆炸的各堑壕和战壕去鼓舞战士。当部队处于逆境,
需要指挥员作出榜样交逆境为顺境的时候,指挥员就应当在第一
线位置上发动队员消灭敌人。但是,不看情况,不管什么时候都
这么摘,就不是真正纳以身作则‘
当时做战斗总结,总是那些离开自己的指挥位置,跑在冲锋
行列的前头,跟队员们一样行动的指挥员受到表扬。队员们争着
吹津这样的上级说:某排长立在高地上指挥战斗,子弹飞来也毫
无介意啦;某连长冲锋时总是冲在队员们的前面啦;没有一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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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像我们的营长那样冲入独阵勇敢地进行白刃战的啦,等等。
排长、连长、营长应该在战斗条令规定的位置上t准确洞察
战斗发展的全部情况,决定部队以后的行动方向;可是他们却离
开自己的位置,单枪匹马深入敌阵。这种倾向乘着这种风气传播
到东满的备游击队。抗日战争韧期,许多诽长、连长等基本单位
的军事指挥员的牺牲,就是这种倾向招致的。
汪滑也出了许多单抢匹马干将。金哲、金成镑、李应万等人
都是这种干将。金哲和金成镑在打头冲锋时牺牲,李应万也在第
一线作战时脚脖子受了伤。
延吉的崔淑贤和曹道彦也是全东满家响户晚的冲锋闯将。进
行侦察,他们也不派队员去,而亲自去进行。与其说他们是军事
指挥员,倒不如说是些像中学生那样的冒冒失失的天真的冒险家。
管道彦是延吉游击队里的有名的冒险家。因为他用嘴学喇叭
声学得特别侣,延吉地方的人很早就给他起了个“曹喇叭”的绰
号。因为有这个绰号,他成为所到之处都受群众注意的人物。
他成年后早巳不再学喇叭声了,可是人们仍然不叫他的本名
而叫他的绰号,甚至白发苍苍的者年了,还是不叫他的本名,而
叫“曹喇叭”。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中总是
带头冲锋的战士曹道彦的爱称吧。在他一生中人们都叫他“曹喇
叭”,如果不叫他绰号而叫他本名曹道彦,他反而觉得奇怪或者感
到不称心。
有一次有人到他家门口叫门说:“这是曹道彦同志的家吗?”
曹遭彦没有好气地回答道:“这家里只有,曹喇叭’,没有曹
道彦这个人。这是‘曹喇叭’的家。”使得客人莫名其妙。他就是
这样地酷爱抗日战争时期战友们送他的绰号。
如果曹道彦还活着,我就会在这篇文章里不用他的本名
用群众那么爱叫的绰导来回忆他的。
他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会写,长成了小伙子才进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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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学了朝鲜语字母、乘法口诀和《幼年必读》。他摘掉文盲帽子
后,就参加组织生活,加入了游击队,后来成了连长。
曹道彦当了连长也亲自到敌人炮台跟前侦察敌情,回连队后
下袭击命令,带头向敌阵冲去。他是个待别勇敢的战士。
曹道彦在大白天侦察敌情,攻打自卫团,一次缴获了许多武
器。这么一来,左倾分子们就通过各种集会和正式文件,大力宣
传了他的战功。可是,这是根本没有考虑到他是一个不应该那样
冒险的指挥员这一事实的片面宣传。不管怎样,由于这种宣传,曹
道彦便成了名扬东满的战将了。
在大甸子战斗中,他也在队伍的前头冲向敌人的机枪,结果
受了致命伤。由于他靠近敌人机枪太近,子弹从他的腹部斜穿过
他的脊梁。虽然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可是由于这次负伤,他住
了六年医院.终于没能回到他那么热爱的连队‘
他卧病期间,正是抗日武装斗争乘胜长驱,转为大部队活动.
把斗争范围扩大到南北满洲和国内的时候。朝鲜人民革命军成为
全世界知院的传奇性存在,这文革命军的正义斗争成为给全世界
被压迫人民带来光明的灯塔。抗日战争需要有熟练地指挥新的师
和团的于练的军事人材、身经百战的老将。
如果曹道彦没有丧失战斗能力,他会在员辉煌的抗日战争高
潮时期建立许多战功的。
直到军队内极端的军事民主歪风得到纠正为止,左倾分子对
保护指挥员安全等事,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到了后来才在师和团
里组织了保护指挥员的警卫队。
极端军事民主还表现为在革命军PA的赏罚上的平均主义。
抗日游击队建立了赏罚制度,作为加强部队战斗力的措施之
一。对在战斗、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做出了榜样的军人给以表扬,对
那些严重违反服务条令的军人予以处分。按功劳大小进行各种不
同的表扬,还按错误的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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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军事民主的提倡者无视这一条令,资弄是非说:为什么
给某人权于一等奖,而给在同一个班执行同一种任务的某人授予
二等奖2为什么给某同志以劝告处分,而犯了同样错误的菜同志
给予警告处分呢?并造成舆论或施加压力,以推行赏罚的平均主
义。
这是一种不持合信赏必罚以加强军队战斗力这一根本目的的
非现实主义的立场。
总而言之,极端酌军事民主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倾向。
着我们不断发挥抗日游击队的军事、政治、道德优越性、
武装斗争走向胜利的愿望和努力。
如果不及时克服这种思想倾向,那么,抗日游击队的所有指
挥员早晚都要变成稻草人,游击队变成既没有上下关系又没有官
兵界线的鸟合之众,势必从内部瓦解。
极端军事民主,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都是植根于小资产阶
级思想的机会主义思想倾向。实际上,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
向,是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
无政府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其思想基础是对权
力的极端仇恨,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反抗,它提倡极端
的民主、自由相放纵,企图在社会上造成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无
节制。
一些走极端的思想家反映了资本主义大生产和资产阶级政治
独裁的重压下.经济上破产、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小资产阶级的不
安心理。他们说要用暴力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在此基础上
实现无政府主义,便企图让群众反对一切权力。
从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到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待
金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倡导的极端仇恨政治权力和无限要求社会
平等的所谓无政府主义理论,是有百害而元一利的思想倾向。它
使我们无法组织、动员劳动群众投入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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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了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无法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无法建立
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新制度和新生活。它受到了历史的严正审判。
然而,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有一段时间在小资产阶级
中造成了极端民主和无限自由的幻想,因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不
短么发达、小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思想劣根性浓厚的地区和国家,
有道某种程度的传播。有不少人之所以认为元政府主义在反对资
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有的工人阶级政党曾把无政府主义势力引进打倒地主、资产
阶级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苏维埃政权曾在国内战争时期同乌克兰
的无政府主义集团——马赫诺集团进行合作的事实,是早已广为
人知的了。
在抗日游击队内出现极端的军事民主的初期,无政府主义倾
向作为显示一定社会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种政治理
念,对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危害。
但是,极端民主并不是只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国际工
人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者的行动、也是和极端民主一脉相通的。
他们披着民主的外衣,助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
节制和元程序,造成社会混乱和放纵。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能
不得出极端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君思想上的共
同性这一结论。
极端民主侵入了军事领域,就要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如
不及时克服极端的军事民主,就会对游击队的建设和军事行动造
成意想不到的危害,对整个革命运动发展造成不小的障碍。
正在我们决心清除极端的军事民主,同它进行斗争的时候,为
了总结游击区成立一年半来的工作,制定针对敌人的大“讨伐”’
保卫游击区的措施,在十里坪召开了东满游击队指挥员和政治委
员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同金日龙和金正龙见了面。金B龙是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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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的队长,金正龙是政治委员。从和龙县来了游击队张队长
和政泊委员车龙德,从延吉县来了游击队总队长朱镇、队长朴东
根和政治委员朴吉。挥春的同志们也参加了,可是已记不清是哪
些同志了。
这次会议也讨论了在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中克服极端纳军事民
主的问题。
我们主张,在游击队内,部队的指挥,最根本的是指挥员的
决心,是建立严格的集中制纪律和秩序,部队的指挥管理方法是
政治工作先行。在部队内,上下级的区别应当是明确的,无条件
的;指挥员应当坚决地积极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下定了决心,就
必须切实加以贯彻。
指挥员始终主动地进行指挥,在复杂而艰苦的情况面前,绝
不能发生动摇或犹豫不决、而要果断地行动。但这并不是说,指
挥员在指挥中可以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或独断专行。指挥员在执行
上级命令和指挥战斗中,要善于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指挥员不要光靠命令指挥部队,而要无做政治工作,激发队
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今天的战争、不是靠单枪匹马决定胜负的
奴隶制时代或封建制时代的战争,而是军民拧成一股绳进行战斗
的现代人民战争。战争的肚败取决于谁能更好地发挥军民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为了激发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先做政治
工作。党的会议、全队会议、宣传员的宣传解释工作等,部是政
治工作的有力手段。因此,指挥员要很好地运用这些手段……。
当时我在会上强调的就是上述这些内容。
我对挥春游击队在大荒沟犯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十三勇士牺牲为例,向备县游击队代表敲响了警钟,
的军事民主的危害性。
并以招致了
指出了极端
我在这里简单地谈到的这样那样的软事相它所包合的左倾幼
稚病式的极端民主倾向,我们的后代可能不好理解或不大相信,但



第165页


那确是事实。
武装斗争刚开始的时候,极端的军事民主侵入到军队内部.这
对肩负着保卫根据地和实现统一战线的重担、负责管理部队的我
们来说.不能不是一定的考验。
在会议上,我再一次强调指出,要按照在民主基础上的个人
负责制原则来指挥和管理部队。
大荒沟事件后,在各游击部队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
种是主张实行指挥员一长管理制、另一种是主张继续坚持民主的
部队管理原则。两种主张都各有长短。
如果将一长管理制绝对化,就有可能在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中,
助长凭主观行事的独断专行;如果将民主绝对化,部队的指挥和
管理就有可能失去迅速性和灵活性。因此,我提出民主基础上的
个人负责制原则,让大家讨论。
所谓民主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就是指挥员根据党组织集体
讨论决定的内容,负责指挥和管理部队,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体
讨论,就能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去很好地执行各个时期的复杂而
艰巨的军事任务,实行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就能按照以高
度的迅速性、果断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为前提的军事要求,加强指
挥员的责任感和作用。
我还强调,要在抗日游击队内确立严整的命令体系,
铁的纪律。
指挥员的命令,不是某个个人意志的反映,而是上级机关的
民王的、有组织的意志的表现,军事命令具有法律性质,上级对
自己下的命令,负有法律责任。队员对执行命令不能打丝毫的折
扣或讨价还价,无论在任何艰苦情况下部必须及时地不拆不如地
去执行。指挥员要很好地指挥和监督队员去执行命令。
我们还讨论了如下的任务: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加强
同极端的军事民主所追求的幼稚的平等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小资



第166页


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便在部队内造成健康的思想环境和树立上
下一致的革命风尚。
通过十里坪会议,游击队指挥员都提高了觉佰。在反复的战
斗考验中,极端的军事民主就铰完全克服了。
如果我们在抗日战争韧期没能彻底克服极端的军事民主,那
么,解放后我们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人民军壮大成为战
无不胜的队伍,也不可能在同以美帝国主义为头子的国际帝国主
义联合势力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了。
当然,我们的人民军里既没有主张无原则的平等和平均主义
的人,也没有对上级的命令讨价还价的。对指挥员的命令,战士
们只有一句话:“是!”我们的人民军是从进行军人宣誓那天起,直
到接受复员证的时刻为止,始终以上下一致、军民一致、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的忠臣的集体。
要想了解我们的军人对民主的看法,只要看他们的“党下决
心,我们就干”这句战斗口号就够了。要想认识我们军人上下一
致的真正面貌,只要了解用自己的身躯抢救了许多战友生命的金
光哲英雄和韩英哲英雄的壮烈牺牲就够了。
极端的军事民主早已被克服了,但是与之进行斗争的问题,今
天仍不失其意义。
我们维护民主,但反对极端的民主;我们主张平等,但认为
极端的平等主义是要不得的。因为极端的民主和极端的平等都是
引进修正主义的媒介。
地球上有不少人费尽心机地企图用肮脏的修正主义病菌侵蚀
我们朝鲜式的社会主义。但是,我国人民和人民军决不允许修正
主义侵袭我们的肌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党由于极端的民主而变
成俱乐部、变成集市。极端的军事民主造成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阵
痛和东欧的教训,要求我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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