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宗学堂免费学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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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暴的旋风

苦难的日子像梦幻一样消逝了。曾阻拦我们前进的重重雪岭远远消失在后面,血迹班班的远征胜利结束了。朝鲜共产主义者面前展现了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发展革命的新前景。我拖着被病魔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身躯爬上老爷岭,同队员们一起俯瞰汪清的连绵山岭,发出了欢呼声。几个月来在硝烟和严寒中的积劳,一下子云消雾散,好像回到了家乡后山一样,心潮澎湃。
可是,我回到汪清以后,由于在远征中得的伤寒后遗症,又病倒在床上,同高烧搏斗了几天。这时,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肃反”的狂风把游击区弄得满目疮痍。我的“护理兵”们也满腔怒火地向我控告左倾分子的罪行,说他们把游击区糟踏得惨不忍睹。
仅在几个月前,汪清的党员、共青盟员和妇女会员们,还兴致勃勃地为革命到处奔波,如今他们却诅咒着那些丧心病狂的杀人脚本的作者和扮演者,离开了自己用鲜血开拓并死守的游击根据地,四处流落。
我感到浑身战栗,好像心脏都冷却了。可怕的绝望和挫折感,使我感到宇宙的一切像一下子都停止了运动,世上万物也像被冰川冲击得粉碎。
我们在罗子沟所受的考验虽说很艰苦,但与此相比,就谈不上什么艰苦了。我带病率领只有十六人的队伍翻越天桥岭时的苦难,虽然也很深重,可是同“民生团”问题给我的痛苦比起来,也算不了什么了。那时,阻挡远征队前进的障碍是清楚的,那就是穷追不舍的敌人和我的伤寒病。
我们得到金老人这样的好人的帮助,冲过了敌人的封锁;靠赵宅周老人这样的恩人的救助,摆脱了饿死、冻死、病死的危险,是人民给我们开出了一条生路。
可是在间岛的游击根据地,却出现了革命打倒革命的悲剧。打倒人的人和被打倒的人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或对立。可是,那些打倒人的人却把被打倒的人规定为敌人,无情地把他们从革命队伍中除掉了。那些被提到“肃反”审判台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不惜为革命捐躯的、经过考验的战士。
那么,在这场革命打倒革命的稀奇古怪的“扫荡战”中,辨别敌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应该把什么人看做敌人,把什么人看做自己人?“肃反”指挥部给那些被他们处决的几百几千人都打上了敌人的烙印,这种判决是妥当的吗?如果这种羊决是不妥当的,那么,对那些指挥“肃反”工作的人,该作何评判?我们应该支持谁,反对谁?
这是因几百几千名革命者的流血而严重动荡的东满的现实向所有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
我的身体,我的心灵,都承受着痛苦的折磨。然而,腰营沟既没有能够治我病的名医,又没有什么好的药材,只有几个懂点民间疗法的队员,轮流坐在我的枕边尽心尽意地为我作冷敷。
小北沟的人们给我送来了蜂蜜和狍子血,中国老人们也带着热茶水来探病。他们嘱咐游击队员们好好护理我,说只有金司令身体康健,才能坚守游击区,才能继续抗日。
蜂蜜、茶、狍子血都是上好的补品,我把这些都送给了远征归来卧病不起的战友们。他们有的闹重感冒,有的受了冻伤,有的患了大肠炎或支气管炎。
有一天,我忍着恶寒,由宋甲龙搀扶着去探望卧病的队员。那时最刺痛我心的是参加过远征的战友们披在身上的破衣服,破烂得不忍目睹。他们的军装被硝烟熏黑,被枪弹穿破,留下了战火的累累痕迹。
他们都是整个冬天在严寒中和我生死与共的战友,我多么想给他们穿上一身好军装,让他们饱饱地吃上一顿油香扑鼻的美餐呀!
我急迫地叫传令兵到缝纫队跑一趟。我对他说,去年秋天部队开始远征北满时,我曾交给全文振一项任务,叫她预先做好下一年给部队穿的夏装,如果已做好了,你就先挑二十来套带回来,好给远征归来的战士们穿。
当时,缝纫队在远离大荒崴的松树沟密林里,成员只有全文振、韩成姬等几个人。全文振是在东宁县学过一点缝纫技术的老队员,而韩成姬则是在腰营沟做过儿童团工作的新队员。
和传令兵一起背着军服赶到腰营沟来的却不是全文振,而是韩成姬。她几个月来盼着去北满的远征队归来,在像一座孤岛一样与世隔绝的松树沟密林里精心照料着有身孕的全文振。她一看到我病在床上,就扑簌簌地淌下了眼泪。
我把她带来的军服分给远征队员换上之后,就打发她回缝纫队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原以为回去了韩成姬,却端着一张放有一碗松子粥的小饭桌,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很纳闷,便问她:
“玉凤,你怎么还在这儿?出了什么事吗?”
玉凤是她的小名,她还有个别名叫韩英淑。她好像犯了什么罪似地垂下了头。
“将军,请原谅我……昨天我没有回松树沟去。”
我无法相信她的话。她是个忠诚、淳朴、耿直的女子,无论在儿童团时代,还是在入伍后,从没有违抗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如果她没有执行我的指示,那就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了。
“我是想回去的,可是怎么也迈不开脚步。将军还病在床上,要是我回去了,文振姐会高兴吗?”
她为我担心的殷切心情,使我十分感激。
我把一个包着小米和裙带菜的包袱塞进她的背囊,劝她说:
“这里照料我的人有的是。你就别为我担心了,今天马上回松树沟去。要是你不回去,全文振该怎么办?听说她已临月了,一个人怎么能分娩呢?”
“将军,别的什么命令我都执行,只有这项命令……文振姐说,要是我不护理您就回去,她就不饶我。
“将军,您也得替我想想啊!您的病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可您身边没有一个女队员照料,像话吗?”她反而竭力说服我。
“成姬,我求你,你还是快回去照料文振同志吧!”
这时,李孝锡连长为她解了围。
“队长同志,韩成姬就是回去,也当不了产婆,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姑娘,怎么能接生呢!”
连长说准备派个有经验的妇女去。我也就只好依他了。
从那天起,韩成姬就不分白日黑夜地精心护理我,每餐都给我端上一碗松子粥。看来,四连的战士们是受她的嘱托,到腰营沟的松林里拣来了许多埋在雪堆里的松果。连长也每天早晨亲自带着一根棍子去找松果。
韩成姬通夜不眠,热情地照料我。她说,如果她护理不周,不能使将军恢复健康,她就没有资格做朝鲜人。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垫在我的鞋里保暖。凭这一点,我就断定她是一个重情义,有笑有泪,不惜献出血肉的人。
血统是瞒不了的。韩成姬一家人都是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的革命者。她的父亲韩昌燮是同李光、金哲、金银植等一起很早就在北蛤蟆塘一带参加了抗日革命的先觉之一。当时,她父亲作为大房子反日会的负责人,为筹措李光别动队的军粮东奔西走,于1932年春被日军“讨伐”队刺死。韩成姬的姐姐韩玉善也被敌人逮捕,处以火刑。她的哥哥韩松宇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我的战友韩兴权,在游击根据地解散之前,曾和我们一起在汪清多次进行过敌后活动,后来在北满的抗日联军当上了名震四方的支队长。他就是韩成姬的堂哥。韩兴权五兄弟都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烈士。

韩成姬两姐妹了为替父亲报仇,决心参加游击队。
可是,两个女儿都离开了家,由谁来侍候母亲,操持家务啊?姐妹俩就谁去谁留的问题争执不下。韩成姬年纪小不够格,总是处在下风。
“别小看我年纪小,姐姐做的事,我也不是都做了吗?个子也不比你矮呀!”
韩成姬这样反驳姐姐,姐姐却从容不迫地反击说:
“你个子倒不小,可你那一身乳臭怎能瞒得了人呢?爬不上去的树,干脆别往上瞧。你就留在家里好生侍候妈妈,过好儿童团生活好了。”
两人相持不下,谁也不想把参军的荣誉让给对方。
当姐妹俩在被窝里为各自的未来命运争论不休的时候,母亲偶然听到了她俩的对话,便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土布裙子拆了,连夜赶制了样子和大小完全一样的两个背囊。第二天,她又做了炒面给两个背囊装得满满的。再过一天,韩成姬姐妹俩才知道,这两个背囊是为她俩准备的行装,也是母亲所能给予她们的嫁妆一样的东西。
那天,母亲把两个女儿叫到跟前说:
“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希望你们来奉养。祖国都没有光复,还讲什么孝道?你们不照料我,我也能活得下去。你们俩马上就去参加游击队吧。”
“妈妈!……”
姐妹俩哭着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她们许下感人肺腑的誓言,流泪告别了母亲。1934年春,我们把韩成姬调节器到指挥部直属缝纫队去了。
她是个很有前途的女队员。如果说她在性格上有什么弱点,那就是她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她过于温顺;作为一个军人来说,她又出奇地老实,缺乏警惕性;正因为她缺乏警惕性,才被敌人逮捕,在革命的中途停住了脚步。
那是她在接到我要她回本队的命令和其他队员一起北上之后的事,途中在宁安县二道河子的树林里被敌人包围了。几十个伪满军端着枪向他们逼近,可是,年轻轻的女队员竟毫无察觉,正哼着歌子在河边洗头发。就这样,韩成姬被敌人逮捕了。当我们挺进到抚松地区组建新的师的时候,她正在罗子沟受审讯,受尽了折磨。
在看守囚徒的敌兵中,有个有良心的朝鲜人,暗自同情韩成姬。原来他是参加过革命的,后来被敌人逮捕了,在归顺书上画了押,过着耻辱的生活。他得知刽子手们准备杀害韩成姬,便劝她越狱。他说,他也准备把枪扔掉,一起逃出去,或者回朝鲜,或者躲到深山里去搭个草棚过日子。韩成姬同意了,并且在他的帮助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魔窟。后来,他俩成了个夫妻。
我们听到韩成姬被捕的消息,都万分痛心。有些女队员连饭都吃不下去。这也难怪,她们失去了像亲妹妹一样爱护的战友嘛。熟悉韩成姬为人的汪清时代的老战士们,现在也在深情地缅怀她。
听说,韩成姬的子女们对母亲的经历深感惋惜:要是母亲也像别的抗日女战士们那样,在游击队队伍里坚持斗争,直到祖国解放的那一天,该多好啊!
当然,如果韩成姬没有被逮捕而继续坚持了斗争,那就再好不过了。
可是,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大道,更不像一百米赛跑那样,信号枪一响就向终点线冲刺那么容易。
可以说,在成功与失败、前进与后退、高潮和挫折的周而复始中不断奔向胜利的行程,这就是革命。在这漫长的行程中,怎么会没有坎坷与曲折呢!
听说,每当韩成姬的子女们埋怨父母的时候,她就劝戒他们说:
“爹妈的历史有污点,可你们用不着烦恼。朝鲜劳动党是不拿父母的过错来责怪他们的子女的。父母犯的罪,不能由他们的子女负责,这就是我们的领袖的政治。问题就看你们自己了。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一心为领袖尽忠好了。”
我认为韩成姬这样教育子女是很对的。她是一位完全信赖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忠诚而纯洁的女子。

我多亏韩成姬结熬的松仁粥和鹿向小米粥,第三天就从病床
上站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李孝锡连长向我详细地汇报反“民生团”斗争
狂风席卷游击区的实情。他一一列举了哪个县杀害了哪些干部,哪
个县把阴些指挥员订成“民生团”杀害了。如果他的叙述属实,那
就可以认为间岛备县、区的领导干部和游击队连级以上指挥虽几
乎全被肃清了。朝鲜人凡是有点文化的、能说会道的都被抓去杀
害了。我们部队远征北满时留在汪清的指战员中,可以说是骨干
的精干分子都被抓去杀害了。没来得及处决的,就把他们的书记、
会长、区委等一切职务都给撤了。
“民生团”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殖民统治智能化的产物。日
本帝国主义搞出“民生团”的用心,在于要用阴谋诡计来毁灭朝
鲜革命。他们实行刀枪政治行不通,在“文化统治”的幌子下大
肆宣扬“内鲜一体”、“同祖同根”也无效;于是便想出这条诡计,
煽起朝鲜人的同室操戈来消灭革命力量,解除他们在维持治安上
的苦恼。 ’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地区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朝鲜总督
斋藤为此感到极大的忧虑,便指使作为间岛视察班成员被派到东
满地区的朴锡航、廷边自治促进会的头目全盛镐、驻延吉的“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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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军”军事顾问朴斗荣、特级反共待务金东汉等亲日的民族主
义势力出面.于1932年2月在延吉制造出了“民生团”。
“民生团“表面上打着“确保民族的生存圈”、“建设自由乐
土”、“朝鲜人的间岛自治”等冠冕堂皇的幌子.叫嚷得好像解决
朝鲜人的民生问题是它的最高宗旨似的。实际上这个组织是日本
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持务组织。其目的是削弱朝鲜民族的反日情
绪,陷害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人民群众中孤立他们,离间朝中人
民,以便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
“民生团”的“成立宗旨”、“纲领”等文件,把日本帝国主义
殖民统治下的“生活的产业化”说成是朝鲜民族可走的“唯一活
路”。只看这一点就能够清楚地看出它的反动本质。敌人一方面把
他们对朝鲜和满洲的殖民统治时期描写成“确保和女‘大生存因”的
最好的“绝对时期”,把日本殖民统治下变成黑暗世界的朝鲜和满
洲描绘成“自由”和“自律”的大地;另一方面则大肆叫嚷要在
间岛一带“建设”朝鲜人的“自由乐土”、企图给人们造成一种好
像朝鲜人欢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实行殖民统治,对问岛一
带仟有领土野心的错觉,以破坏朝中两国人民、两国共产主义者
之间的友好关系祁革命纽带。
只看“民生团”的发起人和它的团长、副团长和理事的经历,
就很容易看出它是彻头彻尾的反共走狗团体。
作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为建立这个组织竭尽全力的京城甲
子俱乐部理事曹秉相、《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甩、延边自治促进
会的全盛镐、金东汉等,虽然都以大谈爱祖国爱民族纳民族主义
者和革命者自居,但郎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一手豢养的民族叛徒。
朴锡凰十六岁留学日本.就开始了亲日活动。他在东京帝国
大学约法科和帝国大学研究院、英国剑桥大学等一流大学留学,生
活十分优裕。他在英国留学时,朝鲜总督府学务局每月还给他汇
去三干多元的巨额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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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海外留学归来后的职衔就更是显益了*他任过《东亚日
报》记者、《每B申报》副社长、日本外务省特约“满洲国”外交
部参事官、“满洲国”驻波兰总领事,等等,后来他还作为曾在苏
日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成员,
参加过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联盟大会。只看他如此显持的
资历,就不难看出他是受到日本统治集团多么大的信任了。日本
帝国主义者为了让他保持民族主义者的外衣,允许他写过非难殖
民统治的文章,允许他为反对“创氏改名”同朝鲜总督正面对抗,
还让他参与了太平洋战争末期吕运亨。主持的建国同盟。可是间
岛地区的朝鲜人,对他都有“民生团”的怨恨,没有一个人把他
当好人看。
解放韧,他化名朴大恩隐居阳德,后来被揭发出来、作为民
族叛徒受到严正的审判。他在法庭上供认,在g本帝国主义统治
下实现朝鲜人的“民族自治”是他的政治理想,他曾想朝鲜也应
该走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和南非联邦那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从这
种政治理想出发,他亲近过斋随总督.也崇拜过日本有名的称霸
世界论者相东亚联盟的核神鼓吹者之一石原羌尔。
他竭力否认成立“民生团”的宗旨是消灭共产竞和游击队。他
说,“民生团”的最初目的纯粹是“确保生存困”,这个组织沦为
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的持务组织,是他离开间岛以后的事。后来
他听到反“民生团”斗争造成的深重灾难,感到十分震惊,他自
己不过是一个受日本人操纵的傀儡。
扑锡风的供词究竞有多少真实性,是只有历史才能判断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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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管怎样,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心腹,这一点是
无论如何都不可否认的。
起了“民生团”的催生婆作用的朴锡风,是受日本影响很大
的人;而“民生团”的凶手金东双,则是受俄国影响很大约人。金
??的政治生涯??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的。他早在十月革??
初期就在俄罗斯加入了共产党,曾任高丽共产党军事部委员和军
官团团长,充分发挥了他军官学校毕业的才干。可是,20年代韧。
他在滨海省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当即叛变,当上了反共第一线
的亲日待务。
“民生团”解散后,金东汉得到关东军批准、组织了“民生
团”的后身“间岛协助会”,还收罗一百多个反动分子组成义勇自
卫队,对革命军进行疯狂的“讨伐”。他是个彻底破日本同化的人??
?踔了救艘不????砭酰晕约菏窃诔食錾娜毡救恕K?
也是叛国叛族劣根性渗透到骨脆的特级叛徒,他甚至大肆鼓吹朝
鲜民族应该把日本当做祖国,尽心尽意为日本效劳。仅据《满鲜
日报》刊登的资料,在他的策划下“归顺”的共产主义考竞达三
干八百人之多。
金东汉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延吉西公园立了他的铜像和
“问岛协助会”表彰纪念碑。
“民生团战略”曾声称,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间岛治安战
略”,推行思想策反,“弄清了问岛省内组织的全貌,逮捕了约四
千人,成功地破坏了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在这里有必要揭露一
下这个所谓“民生团战略”的真相。
“民生团”并不是由民族主义者为解决间岛的民生问题而组织
的,这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可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
给这个组织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费尽了心机。他们用解决人民疾
苦这一美丽词句把“民生团”的招牌装饰得富丽堂皇,对它贺不
绝口,可是东满的革命组织很快就发现这个组织的头头们频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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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日本领事馆的后门。在众目映殴之下,敌人未能长期掩盖
“民生团”的真面目。我们一面用革命出版物和口头讲演及时揭露
其真面目,一面开展了反对“民生团”的群众运动,被其招牌所
迷惑,稀里糊涂地加入“民生团”的人们.很快就退出了这个组
织,而那些沦为敌人的走狗参加了破坏话动的人,则被群众揭发
出来处决了。
“民生团”成立不久,就尝到了解散的苦头,日本帝国主义未
能把“民生团”打入我们的队伍。
那么.没有“民生团”的反“民生团”斗争为什么得以持续?
不是“民生团”的人大量地被汀成“民生团”遭到杀害的事态,为
什么在有党、有人民政权的间岛游击区持续了三年之久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由斋膝总督的全面扶持和龙井日本领事馆幕后积极活动而出
笼的“民生团”、于1932年4月,根据新任朝鲜总督字垣的意思,
在驻朗日军向间岛派兵的时候被解散,但使它复活的活动邮以金
东汉、朴斗荣等为中心,在暗地里积极开展起来。
1934年春,延吉宪兵队长加藤泊次郎(日本战败时任华北特别警备队司令官)和独立守备步兵第七大队大队长鹰森孝同朴斗荣等亲日分子,重新讨论间岛的治安问题,决定复活“民生团”组织。这样,“民生团”第二阶段的破坏活动便开始了。
他们明确地指出,组织“民生团”是一项以满洲省委属下的东满特委为对象的思想谋略措施,并把主要活动规定为:第一,“强有力地推行促使朝鲜人游击队自行分崩离析的措施”;第二,“切断朝鲜人游击队的粮道”;第三,“积极地劝告朝鲜人游击队投降、归顺”;第四,“保护投降归顺者,监视其定居”;第五,“对投降归顺者进行职业教育,介绍生业”。这一切破坏活动均由延吉宪兵队总管。
1934年9月,敌人以“统一处理”随着“民生团”活动的强化将出现的“归顺投降者”,“核实归顺者的背景关系和归顺的真伪,并进行洗脑教育”为目的,设置了一个叫做“间岛协助会”的特殊机构,把“民生团”并入了这个机构。
以金东汉为头子的“间岛协助会”,巧妙地利用东满特委的反“民生团”斗争,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
阴险狡诈的日本阴谋家们,在以共产党和抗日游击队为对象的思想谋略活动中,作为主要基础的政治要点,是利用东满抗日游击队的组织结构和指挥体系的特殊性。他们把人民革命军是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武装力量这一点看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家们自作聪明地认为,中国人干部不会信任朝鲜人党员,会不断地监视朝鲜人党员,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并企图利用这一特殊性来离间朝鲜中两国共产主义者。
朝鲜人在满洲流血,这同朝鲜独立和民族解放毫无关系,而你们为什么要拼命作战呢?在力量上占优势的朝鲜人为什么要受中国人指使,在无谓的斗争中流血呢?快些觉醒吧,投降归顺的道路是敞开的……他们把极力灌输这种思想作为“民生团”思想谋略活动的主要宣传要领。
“民生团”解散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特务和走狗散布谣言,说大量的“民生团员”打进了游击区,以图陷害坚贞的干部和革命者,使他们互相猜疑和疏远。敌人在题为《破坏间岛共产党的经验》的秘密文件里吐露:起初,他们把“民生团员”每十人为一组派出去打进游击队,可是都被揭发和处决了,无法再打进去,便开始施展挑拨朝鲜人和中国人、工人和农民、上级和下级,使他们互不信任的离间策略,使共产主义者自相争斗。
在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的骚扰活动中,日本的阴谋家们施展的伎俩确实是惊人的。他们用的手法中还有这样的手法:比如,东满特委的某个干部到地方去巡视,他们就在他必经的路上丢一封写给过去来当地指导过工作的县级干部或区级干部的信件。特委巡视员捡到这样的信件,会怎样看待那个收信人呢?
反“民生团”斗争之所以走上极左路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窃据了满洲省委、东满特委、县委、区委的负责地位的形形色色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具有政治野心。
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独占领导地位,企图使不断胜利发展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从属于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而那些没有丢掉派别劣根性的事大主义者,则在他们的支持和默许下企图利用这个斗争,从队伍中无情地除掉一切碍于实现其宗派目的的人,以扩大自己的派别势力。
给他们提供了篡权夺位借口的正是“民生团”。只要一宣布你是“民生团”,应该让出地位或该死,就算完事。这种判决是不得上诉的,即使上诉也没用。
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民生团”渗透的谣言,对那些企图独占党、群众团体和军队所有负责地位的人的霸权主义、名利主义的欲望,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他们以反“民生团”为名所取得的扶摇直上的“肃反”成绩,给那些企图彻底绞杀游击区革命力量的阴谋家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总之,可以说敌我相配合残酷地摧残了游击区。这种奇怪的勾结,恐怕是世界上任何革命战争史中都没有的。
反“民生团”斗争用这种连法西斯国家的军法和中世纪的宗教刑罚都相形见绌的荒唐、残酷、粗暴的方法进行,其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奸险的阴谋和被欺骗的东满特委一些人在思想政治上的迟钝,以及他们所追求的卑鄙无耻的目的。
当时,他们识别“民生团”的标准是无限制的,将其按形态分类的话,竟多达几百种。
游击队炊事员偶或煮饭夹生、饭里杂有砂粒,也会成为被打成“民生团”的理由;让人用水泡饭吃,也会构成“企图让游击区人民生病”的证据和给扣上“‘民生团 ’作祟”这一可怕的帽子的理由;你泻肚子,就说你削弱了战斗力,把你打成“民生团”;你叹口气,就说你涣散革命精神,把你打成“民生团”;你不慎枪走了火,就说你给敌人打信号弹,告诉游击队的位置,把你打成“民生团”;甚至你工作好,也说你是为了掩盖真面目,假装积极,把你打成“民生团”……真是嘴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从这种标准来看,没有一个人能不被打成“民生团”了。
反帝同盟和龙县委负责人外号叫“高跳”的到长仁江去做政治工作时被自卫团逮捕,和三十多名爱国者一起被拉到刑场。自卫团员们把他们排成一行,一个一个地砍他们的头。“高跳”当然也不能幸免。可是,说也奇怪,他的头没有落地,脖颈上的皮肉被刮下来贴在脊背上,浑身血肉模糊。这是比死还痛苦的致命伤。在他昏倒在地上的时候,敌人离开了刑场。半夜他苏醒了,勉强爬起来,咬着牙忍痛把翻到脊背上的皮肉扳过来贴在脖颈上,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包扎好,就连爬带滚地翻过六十多里的险山峻岭,终于回到了渔郎村游击区。可是在他的伤口还没治好时,左倾分子们就把他拉到群众审判场,说他是敌人的走狗,是为了深深打入革命队伍,故意弄伤了脖颈回到游击区的。虽然左倾分子们冗长地罗列了他的“罪行”,但被迫聚集到审判场的群众,却没有一个赞同他们的判决。这场审判的组织者们只好作出留待查看,以弄清真面目的判别决。可是事后他们还是把他暗杀了。
在把反“民生团”斗争引向极左的泥坑方面,和龙县搞得最过火,最残酷。这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占据党组织领导地位的人们,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任意玩弄人们命运的缘故。
“肃反”的矛头集中指向那些在革命实践中起模范作用、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以及不献媚、不屈从、对不义之事毫不妥协的坚贞的人。
在朝鲜人干部当中,搞反“民生团”斗争搞得最“左”的是金成道。东满特委在汪清的时候,他在那里过着腐化放荡的生活。他常常带着妻子,和特委、县委的干部一起喝酒、打纸牌。他的妻子以新女性自居,懒于料理家务,家务事几乎都叫儿童团员们包下来。他说罂粟花好看,就发动群众种罂粟,制成鸦片送给他。可是,他却张口闭口大谈什么“清廉政治”。
私生活如此龌龊的金成道竟把忠诚的革命者打成“民生团”,真是荒谬绝伦。他甚至强迫儿童团员写坦白书,说自己加入了“民生团”。
在政治工作中立了很多功劳的龙井东兴村联络站负责人金根洙,也被左倾分子拉到刑场。金根洙在刑场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不是‘民生团’。你们实在信不过,就把我的两只脚截断,可不要杀我。把两只脚截断了,不就不能逃跑了吗!要是这样,我还可以用手编席子来为革命作一点补贴。我只恨不能继续干革命就死了。”
可是,“肃反”指挥部反而说:“你们看,这家伙临死还起着‘民生团’的作用。”他们终于用棍棒把他打死了。
“肃反”的铁锤超出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范围,还落到了游击队的头上。

杨泰玉有个富有乡村意味的外号叫“锄头刮子”,是个游击队的模范战斗员。他也被扣上“民生团”帽子,被拉去受群众审判。“罪”名是故意弄坏了枪栓。
他的外号“锄头刮子”,是在他和组织负责人一起到三蒲洞的饭馆夺取了缉私队员的枪之后得的。那时,两个缉私队员在饭馆里抽大烟,一个在门口放哨。杨泰玉就和那个放哨的搏斗。他看那家伙力气大,打不过,就从腰里拔出小锄头狠狠地刮了一下那家伙的脸。那家伙痛得捂着脸倒下去,他趁机背起枪,气喘吁吁地往三蒲洞的山上爬。他一面爬,一面禁不住要放一枪试试,便轻轻地扣了一下扳机。奇怪,枪不响。他一看,枪没打开保险盖。他便用锄头敲打枪栓,打开了保险盖。可是,就因为他给枪栓留下了伤痕,后来被开除出游击队,驱逐到敌占区去了。
被左倾分子和宗派事大主义者硬扣上“民生团”的帽子,或处以极刑,或驱逐出游击区的人,大都和“锄头刮子”一样,是为革命不惜牺牲性命的勇敢的优秀战士。难道这样的战士为了去当“民生团”,才铤而走险,大白天拿着木头手枪或锄头去夺取武装警察的武器吗?这些热血战士既没有理由加入“民生团”,也没有必要参加反革命。那些组织审判、判他们有罪的人,难道连这一点都没有能力判断吗?不,这不是有无判断力的问题。凡是参加革命的人,怎能是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的白痴呢!
据安图的战士们作证说,仅车厂子一地就有数百名朝鲜人被扣上“民生团”帽子惨遭杀害。
同东满党组织有过密切联系,又熟知间岛实情的周保中,也在他的回忆录中作证说,被扣上“民生团”帽子惨遭杀害的人多达两千人。
指挥反“民生团”斗争的人们,为了提高“肃反”成绩,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成员以至儿童团的积极分子,对所有有“民生团”嫌疑的人,都采用了共产主义者难以想象的毒辣手段,对其施加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在“肃反”运动中带过头的金成道、宋一和金权一,后来也被判为“民生团”,遭到枪毙。
宋一和金权一本来都是好人,但因为没能树立主体,盲目追随上级,犯了不是出自本意的错误码率。我听到他们在刑场为我喊了万岁的消息,着实感到惊讶。他们两个人跟我常常就重要的路线问题进行过争论。显然,他们是到了刑场上才恢复了理智,冷静地反省了自己的。
朴贤淑是在汪清屈指可数的第一流新女性。她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小汪清人们都叫她“明星眼”。她在文艺上颇有造诣,曾在汪清担任过儿童局长。她年纪并不大,但有比较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她的公公崔昌元(崔老头儿)是县反帝同盟负责人。
在朴贤淑还没有同崔亨俊结婚的时候,由她领导的牡丹川的儿童团员们常常替他们两人传递信件。她还时常把钱交给儿童团员,让他们到商店去购买东西送给游击队。这些东西经“明星眼”的手转送到秘密游击队和忙于组建别动队的战士们手里。
秘密监视朴贤淑一举一动的敌人,终于下了缉捕令。那天,“明星眼”到一个朋友家去参加婚礼。警察闯进这家行凶,要他们把朴贤淑交出来。她藏在天棚上看到这家主人就要为她遭罪,再也忍不住了,便从容不迫地走到警察面前说:“我在这儿。”
朴贤淑被关进监狱,被拷打得皮开肉绽,但她始终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乡亲们去探监,她就作几首革命歌曲装在乡亲们送给她的糕盆里带出来,反过来鼓舞外边的群众和同志们的斗志。后来,警察释放了她。
朴贤淑和崔亨俊结婚那天,百草沟警察为探出什么线索,竟派来了三个警官,说是要看看女共产党是怎样出嫁的。他们喝了酒,还要新娘唱歌。朴贤淑便大声唱了革命歌曲。警官们醉醺醺地听了新娘唱的歌,也不知道唱的是鼓吹革命的歌,还说女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名歌手,意然连连喝彩,要求再唱一首。
朴贤淑的爱人崔亨俊也是个忠于革命的人。他的家庭生活处理得很好,革命工作也搞得很好,后来不幸被敌人的枪弹打伤了腿,成了瘸子。打那以后,他工作得就不如从前好了,因为他没有马,没有车,瘸着腿走远道,工作成绩自然不如别人。就凭这一点,“肃反”指挥部就给他贴上“消极分子”的标签,扣上“民生团”帽子,加以监视和迫害。朴贤淑也因是“民生团”的妻子,被撤掉了领导职务。
这时候,她决心要离婚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批评“明星眼”说,“民生团”问题是暂时的,早晚会得到解决;崔亨俊做地下工作一直做得很好,到了游击区后也把工作搞得很出色,又是个很有理论水平的人,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这太不对了。
后来,我们把朴贤淑送到苏联去了。如果“明星眼”还活着,不知她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回忆反“民生团”斗争的狂风使草木都发抖的汪清时代。

游击区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发生了动摇。人们苦涩地想道:所谓革命也就是那么回事,动不动就捏造出莫须有的罪名,自相残杀;在这一片荒芜的间岛大地上,开了荒的是朝鲜人,开创了革命的也是朝鲜人,可现在把这些先驱都杀掉和赶跑了,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难道这个肃清不是为了掌握领导权的吗?为了掌握权力,就连过去的情义和关系也都弃如敝履,毫无顾忌地杀害自己人?如果这就是革命,何必去干这样的革命啊!与其玩这种鬼把戏,倒不如带着家小回家乡去种地或进山当和尚敲木鱼好呢!反“民生团”斗争的狂风就这样扭曲了人们的人生观和革命观。
这样一来,一般群众自然就放弃革命逃到敌占区或杳无人烟的地方去了。人们为了干革命来到这里,却被革命遗弃,落到了无以托靠的境地,哪里是他们可以栖身的地方啊?干革命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死亡。革命是为了活得像个人,活得更好,才干的;死也要为正义而死,为正义而光荣地死在战场上,以死换取永生,这才叫干革命。
可是,在这里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永生啊?革命者竟然无缘无故地被昨天还同吃一锅饭的人所杀害!
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我宣布过去因反“民生团”斗争而到敌占区去“归顺”的人是无罪的。他们为了躲避不白之冤,不被那些连革命也不让干的人杀害,而离开了游击区,这怎么能说是他们的罪过呢?
残酷的屠杀染红了汪清的河川和古洞河的水,间岛的条条山沟怨气冲天,哭声不绝。
史忠恒也对这种现实感到幻灭,离开了间岛,去了北满。他说,我走了,再也不能在这里闻血腥味了,在共产党施政的地方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东满特委的领导班子给共产党丢丑了。
我看出反“民生团”斗争的严重性,为了更具体地了解真相,会见了许多人。
当时,敌人的“讨伐”十分猖狂,腰营沟人民都躲到森林里去搭起土窝棚过日子,革命军则在游击区入口处盖了兵营,保护群众。从游击队兵营到村子约有十五里地。
我带着传令兵到村子去和老人们谈话的时候,洪彗星来找我,说她有话要跟我说。我结束了同老人的谈话,去见了她。她咬着嘴唇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说:
“指挥部的人们欺人太甚了。怎么能受得了这份窝囊气呢!我来到汪清,什么苦我都咬着牙忍受了,可这份气实在受不了了。与其在间岛受这份气干革命,不如到国内去搞地下工作。虽说不能像这儿一样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地下斗争还是完全可以搞的。至于经费,我可以把父亲的药房和全部财产都豁出来供给您。咱们回朝鲜去吧!”
我用手示意,叫她小声点。
“彗星,现在是什么时候,还随便说这种话?”
“我是相信将军,才说这话的。”
“俗话说,隔墙有耳嘛。最好不要说这种话了。”
我听了她的表白,禁不住心情惆怅,甚至心想:连洪彗星都决心离开游击区,那么留在汪清继续干革命的到底能有几个人呢?她是个比任何人都更热爱游击区的姑娘。游击区也十分爱护她。她既是大无畏的地下工作员,又是孩子们喜欢的生气勃勃而热情的老师。她虽然没有行医执照,却是一个善于诊断和治疗的非专业医生。东满特委的领导班子和汪清县委的干部中,就有不少人经过她的治疗,医好了三年未治好的疥癣。他们都很感激她,干部们也都称赞她是个才女。洪彗星一直认为自己是游击区所需要的人,是必不可少的人。现在她却一反常态,劝我出走。只凭她这一句话,就会被打成“民生团”遭到处决。她信得过我,才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这使我很感激。游击区的空气是那样地杀气腾腾,使得那样热情、那样充满斗志的洪彗星,也决心出走了。这个遍地躺着同志们尸体的间岛,对她来说,已不是她全心全意热爱过的新天地和安乐窝了。
然而,她的建议,我是不能接受的。
“彗星,那样是不对的。我一个人是死是活,不算什么问题。到了这个决定革命兴亡的关头,经不起苦难,而选择好走的路子走,那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呢?就是再苦再烦,也要在这儿挺住,解决‘民生团’问题,继续进行革命。这才是革命者应走的路,才是挽救革命的路。”
洪彗星听我这么一说,就揩着眼泪,凝视着我说着:
“那些话是我心里太闷、太渺茫才说的,请您原谅吧!为了向您说这些话,我望眼欲穿地盼着您从北满回来。不只我一个人是这样啊!”
“人们在关‘民生团’的监狱里,也一直在想念队长同志:金队长什么时候回来?金队长那里有消息没有?能不能把东满的情况告诉金队长?您知道人们多么焦急地等待您回来吗?可是,这里老是传来这种风声,说北满远征队都死光了。日本鬼子也在报纸上这么说。”
洪彗星忍不住郁愤,双手捂住了胸口。
我望着她眼角上血滴般的泪珠,感到死心裂肺般的内疚。
洪彗星的话使我不能不深刻地想到自己作为朝鲜的革命者所负的责任。革命就这样被葬送呢,还是重新复活起来?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如果不能制止威胁千百万生灵的“肃反”大屠杀,那么我自己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朝鲜的儿子,也就没有必要活在世上。
因此,我建议东满特委的领导为纠正反“民生团”斗争的偏向召开一次会议。满洲省委的巡视员也几乎同时提出了要召开这种会议的倡议。
几天后,我接到一张通知书,说要在大荒崴召开东满地区政干部联席会议。
临行前,我去找炊事班的兵房,准备给洪仁淑大娘送一件从北满带来的衣料,作礼物。听说,她蒙受“民生团”嫌疑,几个月来一直很消沉。战友们警告我说,要是给“民生团”嫌疑送礼,队长也难免叫“肃反”指挥部的人抓住把柄。我不听他们的警告。难道人道主义也会成为罪过吗?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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