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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千里战术

在漫江附近经过了多次激战以后,我们悄梢地率部隐蔽到杨木顶子密营去了。
杨木顶子位于西南岔和老岭之间的半山腰。据说,杨木顶子是因杨柳多而得的名。爬岭的盘山路两边各有一个密营,一边的叫东杨木顶子密营,另一边的叫西杨木顶子密营。我们先到了驻有俞参谋部队的西杨木顶子密营。从东杨木顶子密营往南翻过一个岭走不远就有高力堡子密营。以老岭为中心呈三角形的这三个密营,统称为杨木顶子密营。
这个密营建成后利用了好多年,1940年3月,遭到林水山“讨伐队”的大肆烧杀,很多人牺牲,密营也被烧毁了。
杨木顶子,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我的战友和可靠的进言人李东伯就牺牲在这里;警卫连的连长李达京受重伤被抬到这里后停止了呼吸。我在报刊《曙光》上刊载的论文《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是在这个杨木顶子密营写成的。在这个密营,我们还同魏拯民等军部的干部多次会晤,一起讨论过有关联合作战的各种问题。
在杨木顶子密营,我酝酿了1937年夏挺进祖国的作战方案,并加紧进行了进军准备。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是筹措后勤物资。
在杨木顶子,我把以吴仲洽为负责人的小分队派到了金周贤在等着他们的长白。这支小分队里还包括着缝纫队的女队员、受冻伤的和病弱的人。让他们到长白去筹措后勤物资,比参加一天吃不到一碗玉米碴子粥的雪地行军,要轻松得多。
在派出这支小分队的同时,还派出一些政治工作员到西间岛一带和国内去开展工作。
之后,我们的远征部队为了分散敌人,并解决口粮问题,离开杨木顶子开赴小汤河林海中的第四师后方密营。这个后方密营里不光有粮食,甚至储藏有酒、桔子和苹果,四师的战友自豪地说这都是打了靖安军缴获的战利品。其中还有三挺机枪。
四师战友们送了我们够吃两天的玉米。离开四师密营时,我们的几个人撺掇毕老咯哒扛来了一桶酒。我一发现,就下了禁酒令。我们本来就不提倡喝酒、抽烟,因为这两样东西对军事活动都有害无益。
不记得是哪一年,有一次在行军途中闹出了一场乱子。休息时一查人数,发现有两个人失踪了。于是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那两个队员在行军时悄悄溜出队伍,跑到小饭馆去喝了酒。当然,他们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这天,一看到酒桶,几个“老油子”队员就撺掇李东学连长,说天这么冷,喝一口暖暖身子吧。连长拗不过这些粘粘糊糊地缠着他央求的战友,便从酒桶里倒出酒来,给每个队员斟了一杯,说:“背着司令官同志,大家都喝一口吧。就一口嘛,不会出事儿的。”
这样,警卫连的全体队员都喝了酒。别的连队学警卫连的样子,也都悄悄喝了。就因为这种荒唐的平均分配,我们在小汤河战斗中险些吃了大亏。
我想,如果说李东学的历史中有过什么错误,那么可以说那天的错误是他最严重的错误。人们在极度虚弱的时候喝酒,自然要醉得使不上劲的。加上,哨兵也没有按条例行动。那天早上站岗的是八团的队员。他站岗时,有好几百名伪满军偷偷地包围了我们。哨兵听到什么响动,便喊了一声“谁?”而被哨兵发现的伪满军却装模作样地回答说:
“我们是四师,你们是金司令的部队吧?”我们的哨兵一时胡涂了,真以为是四师,便说:“对,你们从哪儿来?”这时,伪满军“讨伐队”乘机缩小了包围圈。那个伪满军对我们的哨兵说,如果真的是金司令的部队,那么快派个代表来接洽。本来,人民革命军没有同友邻部队会晤时派代表的规定。可是这个八团的哨兵却擅自派了一个代表。已占领了山脊的敌人把我们的代表扣下,解除了武装,接着开始了进攻。这样,我们一时陷入了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化险为夷,是很困难的。敌人已经接近了司令部后面的山脊。我立即命令抢占制高点。可是李东学给队员喝酒的后果这时现出了它的危害——尽管已下了命令,山脚下仍有几个队员磨蹭着不能往高地上爬。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不会喝酒的,却跟着猛喝了几口,警卫连的机枪手姜渭龙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我连连喊他们快抢占高地,可是姜渭龙他们仍在下边磨蹭。过后姜渭龙坦率地说,那天因为喝了酒,两眼模糊,两腿老打晃,怎么也抬不起脚来。机枪手醉成这样,我也不由得有些发慌。
在高地上,敌我相距很近,发生了混战。李东学的背囊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好几个口子,一个队员被打掉了一只耳轮。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金泽环的七团二连还未冲出包围。-
那天,警卫连的机枪手们还是发挥了威力。他们频频移动着位置,向敌人进行猛烈的射击。八团乘机冲出了包围,金泽环的连队在混战中虽然损失了一个班,却也被救了出来。
战斗从黎明一直持续到傍晚。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杀伤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这场战斗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留下了痛苦的伤痕。我们的损失也不小。金山虎为抢救战友身上多处挂彩,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命令白刃格斗的能手金学律快去打开冲锋道路。
金学律是在新昌洞跟韩泰龙一起入伍的大力士。他力大如牛,性情耿直,作战勇敢。每当攻打城镇时,他都站在最前列开辟冲锋道路,打完仗,部队打开粮库或军需库时,他总是最先扛起沉重的货物走。有一次他一下就扛出了各有一百公斤重的两袋子米,让人们都大吃一惊。在积雪下给队伍打雪洞开路时,也总是他打头。
金学律听到命令,就冲人敌群展开了肉搏战。他挥起枪刺刺倒了十多个敌人,而自己也负了八处伤,真是一个不死的火凤凰。他无力用枪刺作战了,就甩出手榴弹杀伤敌人。后来手榴弹都甩光了,就攥着最后一颗手榴弹,滚进了敌群。接着,是一声震撼山谷的轰响,金学律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友们咬紧嘴唇,悲痛地同他永别了。
那一天的最大损失是失去了八团政委金山虎。金山虎是在五家子时就跟我一起长期同甘共苦的战友。
每当谈到一个普通人怎样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的问题时,我就把金山虎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讲。从此以后,“从长工到团政委”这话,就变成了一个说明革命斗争多么有力地推动普通人的进步,工农出身的劳动青年在革命的激流中,从政治思想上、军事技术上、文化与道德上能够迅速成长的省略语。
为金山虎的牺牲,那天晚上我怎么也吃不下饭。队员们生上篝火连声要我去烤火,我也没有去。一想到全身冻僵,躺在雪堆里的金山虎,就觉得只看一眼火光也像犯罪似的。
八团团长钱永林,那天晚上也没有吃饭。金山虎是朝鲜人,钱永林是中国人,但不同的国籍从没有妨碍过他们之间的革命友情。钱永林一向尊重金山虎的意见,金山虎始终诚心诚意地从旁辅助和推动钱永林做好工作。
正因为这样,钱永林为金山虎的牺牲悲痛欲绝,他的全休队员也都难过得饭也不想吃了。那些被金山虎和金学律救出来的队员,思念着为了救他们而牺牲的救命恩人和战友,谁也没有吃饭。
战斗结束了,敌人却没有撤走。显然是企图补充兵力,把我们赶到小汤河的峡谷里包围起来加以全歼。我们如果走错一步棋,就会再次陷入敌人的包围,全军覆没。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牢牢地掌握主动权,设法把敌人置于被动的地位。这是游击战的原则。
为了迷惑敌人,我假装着把部队撤到密林深地。然后又隐秘地回到原来的战场,就地过了一夜。这样在原地兜圈子,迷惑敌人,是我们独特的战术。
在我们这样蒙蔽敌人的时候,敌人为了同我们决一雌雄,继续增强了兵力。看来他们决心要在这里挽回他们在今年“冬季大讨伐”中遭惨败的面子,一股股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小汤河的峡谷,好像全满洲的武力都集结到这里来了。天黑以后从山岗上往下一看,只见小汤河几十里方圆的峡谷突然变成了篝火的海洋,犹如大城市的夜景。层层叠叠的篝火团团地包围着我们。我们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大略地数了一下篝火的数量,再按每堆篝火可能拥有的人数估算了一下,发现敌人有好几千人,这是令人吃惊的庞大兵力。
队员们望着篝火的海洋,表情都凝住了。显然是在以悲壮的心情准备着在这个小汤河的山岗上以身殉国了。
“司今官同志,好像没有突围的希望了,是不是该准备决—死战?”七团团长孙长祥靠近我身边,悲愤地说。别的指挥员,也都是同样的表情。

孙长祥说的“决一死战”,不知为什么,听起来觉得很空虚。我们的力量还不到五百人,却要同多达几千名的敌人决一死战,老实说,这不是勇敢,而是一种自暴自弃,是蛮干。
诚然,同敌人决一死战,即令我们全部战死,只要能换取革命的胜利,难道还有人不愿意吗,但是,现在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想办法活下来,把已经开始的革命斗争引向最后的胜利。
于是我对大家说:
“同志们,要活下来,这比死还要难。我们不能死,必须全都活下来继续干革命。我们的面前摆着打到国内去作战的重大任务。这是时代和历史要我们去完成的神圣而光荣的任务。”眼前放着这样重大的事业,我们怎么能选择死路呢!我们都要活下来,一定要打回渴望人民革命军的祖国去。因此 大家都要想办法,扭转这个困难局面。”
“司令官同志,办法也是有限的,处在这样的陷阱里怎样冲出去呀?”
孙长祥仍以为这个危险局面是无法扭转的。
整个部队都在注视着我,等待着我的命令。我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深切地感受到司令官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和艰巨。我俯瞰着遍地都是篝火的谷底,心中想着突围的妙计。关键在于从哪个方向怎样冲出包围圈,远远地甩掉敌人。我心想,敌人往这里集中了数以达几千人的“讨伐队”,那么敌人的后方肯定是空虚的;如果我们冲出了包围,敌人一定会以为我们朝更偏僻的深山老林里躲避;如果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近敌人防范较松的大路,伺机隐秘地溜出包围圈。然后沿着大路来个日行千里,甩掉敌人。
想到这,我立即下达了命令:
“同志们,不怕牺牲,虽是好事 但谁也不应牺牲。我们有活路。现在,我们要放弃这个森林,要开到居民区去,然后沿着大路向东岗方面转移。这就是我的决心。”
指挥员们一听到要走大路,都惊疑地抬起了头。部队移动时保证隐秘,是游击队活动的铁的原则。而我却在敌人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命令部队开到居民区去沿着大路转移,不能不使指挥员们感到惊疑。
孙长祥靠到我身边不安地问我这是不是太大的冒险。他的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方案确实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冒险。因为,大路上也许有敌人把守,敌后也许有一定的兵力在防守。
我是从抗日武装斗争初期起就反对军事冒险主义的。我们只打有胜算的仗,没有把握的仗干脆不打,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冒险。但我们的冒险,无一不是以成功为前提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冒险。
一百个冒险一百个成功。这样的冒险,是只有满怀天塌地陷也能活下来的坚定信心和斗志以及大无畏的勇气才能做的。
我在小汤河的台地上决定率部进人居民区,再沿着大路转移,这是确有把握的冒险。我之所以认为这是确有把握的,是因为这次冒险里有我们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的独特的积极的进攻精神,有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弱点的科学的估计。
打仗,归根结底是智慧与智慧、信念与信念、意志与意志、勇气与勇气之间的对抗。
敌人在小汤河一带集结了好几千人的兵力,其目的无疑是要凭数量上的优势,以人海战术围歼我军。这是敌人“讨伐”革命军时常用的老一套的打法。他们这次也妄图用这种早已为革命军所彻底识破的陈腐而公式化的战术来消灭我军。敌人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而这正是他们在战术上的弱点和局限性。
敌人在方圆几十里的小汤河峡谷筑起由无数篝火组成的大火廊,自行暴露了自己的兵力和战术。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大错误,等于被我们夺取了他们的作战文件。由于这个错误,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主动权,我们已夺取了主动权。
我产生了能够率部向安全地方转移的信心。于是把手搭在孙长祥的肩头上,对他笑了一笑,然后对指挥员们说:
“敌人往这个地方集中了数达几千人的兵力。这说明他们不仅调来了小汤河附近的兵力,而且连抚松一带所有居民区的军警甚至自卫团的武力也都调来了。这就是说,这附近守卫村庄和公路的敌人可能都调空了。此刻,敌人只注意这一片密林,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们会沿着大路溜出去。这就是敌人的漏洞。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漏洞,迅速转移到东岗密营去。”
当时,我说话作手势大概都是很从容镇定的。指挥员们的脸上都现出了喜色。他们都兴高采烈地下达了出发命令。八团打头,先下到了谷底,接着是警卫连,七团断后。我们的行军纵队避开篝火,静悄悄地朝公路移动。
当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在情况危急。决定部队存亡的关键时刻,指挥员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对整个队伍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指挥员泰然自若,战士们也会泰然;指挥员发慌,战士们也会跟着发慌。
我们来到大路上一看,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寂无一人,几乎连一只蚂蚁都看不见。一些村庄的人口,只有一些烧过篝火的灰堆。我们的队伍就像一列奔驰在双轨上的特快列车一样,顺着大路,畅行无阻地经过好些村庄,径直走向了东岗。
我们不放一枪就安全地通过了敌区。一路上,我们只在发现八团的队伍分成两批分别行动的时候放了一枪。这两个队伍一前一后,中间隔着五百多米的距离。这说明,我们的队员顺着大路经过好些村庄都安然无事,精神上的紧张就开始松弛了。八团的队员中甚至还有打着瞌睡走的人。于是我叫负责后卫的指挥员放了一枪。听了枪声,队伍的行军速度就大大加快了,也没有人打瞌睡了。
在小汤河的这一大路行军战术,后来在国内从枕峰向茂山地区行军的时候也用过。这个战术,就叫日行千里战术。
日后,我们看了杂志《铁心》才了解到,在小汤河战斗时,敌人还请来了由日本、满洲国、德国这三国记者组成的采访团。记者随军采访,是战争中司空见惯的,而这次把远在几千几万里外的纳粹德国的记者也请到满洲的战场上来,可见日本的“讨伐’专家们对这次抚松地区的作战是特别重视的,而且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
据载于《铁心》的《东边道讨匪行》一文,这个采访团是由日本的大报纸《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报知新闻》的记者团、满洲国的新京电台人员和外交部官吏、纳粹德国的国家通讯社记者约翰涅渥组成的。的确是一个由日、德、满三国新闻言论界加外交官组成的威风凛凛的参观团。不难想象,敌人断定抚松地区“讨伐”作战是可以向全世界夸耀的示范性的战斗,急不可耐地要向天下大肆宣传他们的“赫赫战果”。和这个采访团一道,敌人还出动了满洲国军部的军事调查部核心干部鹫崎、事务官长岛、安东特务机关头目田中。他们都狂妄地认为,这年春天在抚松的崇山峻岭中,日军将完全消灭人民革命军,永远除掉“东洋和平的癌症”。鹫崎是对满洲地方共产主义运动颇有研究,对制定扑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起主要作用的举足轻重的谋士。他又是《满洲共匪研究》这一秘密图书的专职执笔人,是个不容轻视的文人。
祖国解放战争(1950~1953年)后期,李承晚曾把大批外国记者请来,让他们观看在一个叫做T形高地的小块地方进行的战斗。我听了,不由得想起了远征抚松时的往事。李承晚的轻狂行径和日本“讨伐”头目的虚张声势,是有一脉相通之处的。在过低估计对方,对自己则过高估计方面,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李承晚,都是一丘之貉。
日军“讨伐”司令官趾高气扬地对来访团说,他的部队在深山同纯粹的金日成共军相遇,金日成现年不满三十,曾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受训,现带领五百名兵力,是东边道最大的势力,而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采访团立时报以鼓掌欢呼。据说,这个司令官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不经翻译,直接用德语对纳粹德国记者作了说明。当肘。日本报界曾大加渲染,说我是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的。

然而,我们的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包围圈远远地甩掉了敌人。那个“讨伐”司令官只好对采访团说共军只有三百人左右,现已逃窜不知去向。他接着十分难堪地推出一个“俘虏”,叫采访团向他采访。而那个“俘虏”却笑嘻嘻地说,他原在通化的伪满军当兵,不久前才投到革命军,对共产主义什么都不懂。说实在的,在那以前,我们还从未去过通化一带。
演戏也该有个分寸。不难想象,对这个“俘虏”和这次采访,当时那个采访团的人们该是何等的惊讶!
敌人在小汤河升起一片篝火形成的海洋,不仅启迪我们创造了大路行军的战术,而且使我们确信我们要把集结在国境一带的敌人引诱到抚松方面来的远征目的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敌人接到人民革命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好几千人的包围,消逝得无影无踪的情报,都大为震惊,因无法探悉革命军的去向而不知所措。敌军中开始流传着种种奇闻:“游击队的战术真是神乎其神哪”、“朝鲜游击队有赛过诸葛亮的道士”、“听说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几年之内就要攻打汉城和东京”。这些奇闻流传到民间,成了农村老年人聚在一起津津乐道的话题。自从这次行军以来,有关我们部队的奇闻传说就更加丰富起来了。
我们从头道岭到东岗的路上,又一次经受了难以形容的饥饿。
我们日行千里来到东岗附近的密林,为了在这里停留一个月左右,开始了筹措粮食的工作。要筹措好几百人吃一个月的粮食,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出乎意外地出现了能够解决粮食问题的门路。夜里在了望哨执勤的队员们在哨所附近发现了玉米地,是一片去年种下后没有收割的玉米,过了冬的玉米穗仍完好无损。白头山周边的深山里有不少这样的庄稼地。
多日未见过一粒粮食,只用水和玉米糠熬过来的哨兵,想着挨饿的战友们,回来时带了一些玉米穗。但是,他们没有征得主人的许可,因为不知道主人住在哪里,加上换岗的时间也到了,无暇去找玉米地的主人。
他们受到我严厉批评后,花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终于找来了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国老人。
我代表部队向这位老人道了歉,并拿出三十元钱请他收下。
那位老人霍地站起来说:“那点玉米算什么,队长用不着向我这个老朽道歉啊!土匪吃了我心疼,革命军吃了我不心疼。为了一点玉米,拿革命军的钱,太不像话了。要是我们村的人知道了,该怎么骂我呀!钱、玉米,我都不能要!”
我对老人说,玉米是从您老人家地里摘来的,应当还给您;钱是我们赔偿您受的损失,您应当收下。
因为我毫不退让,坚持要他收下,老人无可奈何,终于收下了钱。在回去的路上,老人向送他的队员说,刚才跟他说话的队长是谁。我们的队员如实地告诉他说那位就是金日成将军。
老人立时就说,今天我犯了一辈子也洗不掉的大罪。他沉浸在深深的冥想中回到了村里。他一回到家,就发动全家人和亲戚,把我们的哨兵摘过玉米的那块地里的玉米全部收下来,装在雪橇上运到我们部队来找我,说道:
“今天我见到金队长,十分佩服。像我这样的老百姓,您还这样器重,我这老朽实在惶恐啊。请不要推让,把那雪橇上的玉米收下吧,理当以德报德嘛。”
这一回,反而由我不得不领受老人的诚意了。
我们托这位老人的福,靠他送来的玉米,顺利地度过了艰难的一关。这位老人还给我们指点了筹粮的办法。他说,沿着漫江朝下游走二十里左右,就有一个养参圃,跟养参圃的主人好好说说,自会有办法。据他说,那些养参圃的地上都种了大豆和玉米,而那些主人也跟他一样,不收秋,都想在地里把庄稼卖掉。老人说,只要是金将军的队伍想要,他愿意亲自出马,替我们办交涉。
我便派一个传令兵陪老人去了。不久,传令兵回来说,大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从警卫连和七团中抽出几个身强力壮的队员派到养参圃去了。几天后,去筹粮的队员们背着大豆饼回来了。大豆饼是养参圃的主人们送的。我们就拿它当粮食,有时就那么生吃,有时蒸了吃,有时也烤了吃。据带回大豆饼的队员们说,那些养参圃的主人听到革命军因断了粮挨饿受苦,都深表同情。养参圃的地上种的大豆和玉米都没有收,足够我们部队吃一个多月。我们的队员求那些主人把地上的庄稼卖给我们,那些主人说,这是帮助金日成将军部队的事儿,怎么能要钱呢,我们没有它也能活,快来都收去吧。
我们的队员还是把钱硬塞在他们手里,把庄稼都买下来了。
我们吃过晚饭,以快速行军奔到养参圃,把地上的大豆和玉米都收下来,玉米连穗储存起来,大豆就连根拔来铺在地上打场。因为没有连枷,有的用棍子抽打,有的用脚踩。大豆和玉米合起来,总共有好几十石。
我去找养参圃主人,向他们道了谢。
那些善良的养参圃主人,还把够用一个多月的食盐扛来送给我们,鼓舞我们多消灭敌人。
粮食问题解决了,我们就率部转移到东岗密营。这里是我们从离开长白地区时就已定为组织军政学习的地点。
在前一年春天和夏天,我曾听许洛汝老人说,东岗密林里有个从前叫高丽堡子或高力堡子的村庄遗址,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曾练兵习武的堡垒的基石。许洛汝老人说,当他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家刚搬到漫江桦砬子村的时候,高丽堡子附近还有好多个全是朝鲜人住的村子,那一带土地肥沃,庄稼长得很好。后来,中日战争、俄日战争这两次大浩劫的余波一直蔓延到白头山麓,日本军队来到高丽堡子大肆烧杀,洗劫了全村。当时,村里的青壮年义愤填膺,拿起弓箭和石头抗击倭寇,终于赶走了敌人。当洪范图的队伍把高丽堡子作为练兵场在这里练兵的时候,这一带的青年大都加人了他的队伍。
庚申年(1920年)“大讨伐”,把高丽堡子夷为废墟。村庄 烧毁,堡垒被炸,居民几乎全被屠杀。几个虎口余生的人躲到更偏僻的深山沟里勉强度日,前几年连他们也都各自奔活路走散了。从此,高丽堡子就成了没有人烟的地方。
听了许老人介绍的这些情况之后,我打开地图一看,果然有高丽堡子这个地名。以白头山为中心,百里方圆之内,叫高丽堡子这个地名的村子不止一两个,临江、长白都有。安图县还有叫高丽崴子的地方,这是因为此地有高丽人的堡垒而得的名。白头山的东部和南部一带有很多名为腰窝堡、普天堡、罗暖堡、神武城、仓坪、仓洞、惠山镇、新坡等的地方,正如这些地名所表明的,古时候这里有过堡垒。城墙、军需仓库和有兵把守的渡口。这说明,高丽时期和高句丽时期自不用说,从更早的古朝鲜时期起,就有我们的祖先在白头山附近许多地方筑起城堡努力加强了国防。
我听了许老人的介绍,就在心灵深处刻下了爱国先烈们筑起堡垒、历经沧桑的东岗密林中的这些地名。
我们来到高丽堡子的遗址,发现了种参人用过的两座空房子。抚松地方有不少到深山里去种参的人。他们一到严冬,就回到城市附近的本村去过冬,入夏再进山做工。我们发现的两座空房子位于两座山的脚下,这两座山都叫果松山。果松山,因果松多而得名。叶五针一束,所以则它做五叶松, 抚松人叫它做果松。一东一西并立犹如亲密兄弟的两座果松山,名实相符,满山都是果松,给巍峨庄严的高山增添了豪放挺拔的气势。
我们把两座空房子修好,又在东边果松山脚下的空地上修好练兵场,开始了军政学习。
起初,准备好够用一个多月的口粮,在密林里定下了营房的时候,不少队员高兴地以为部队要在这里来一段“长期休息”了。他们这样想,其实也不为过分。困为长期的强行军和激烈的战斗,队员们都已精疲力竭,早就盼着歇一口气了。然而我们是没有时间休息的。
我们立即在这个东岗密营召开了政治指导员以上的于部参加的会议,总结了远征抚松的工作。在会议上,广泛介绍了远征过程中表观的拥干爱兵的美好事例,强调了在今后的活动中必须进一步发扬这种优良的作风。
紧接着举行了又一个会议,这就是抗日革命斗争史上成为一个转折点的西岗会议。会议在西杨木顶子密营举行了三天。二师和四师的干部以及魏拯民、全光等军部的干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讨论了挺进国内作战的方针。我就这个方针发表了讲话。对我提出的方案,与会者都表示赞同。会议还对有关国内作战的各部队的任务、活动方向、活动区域,都作了决定。
会后,在东岗密营进行了军政训练,这是从头到尾完全为进军国内做好致治、军事准备的。
政治课,主要是讲解朝鲜革命的路线、战略与策略以及国内外的形势。《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讲解,对大家理解我们关于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有很大的帮助。听了这个讲解,新队员都进一步巩固并丰富了他们在白头山密营学到的知识。
我们在那时候就反对念经式的学习,积极提倡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和问答式的学习方法。
司令部成员和军政干部以及警卫连的学习,由我直接辅导。我给他们上课,讲解革命路线、社会发民的基本原理,也介绍了世界闻名的革命家和英雄豪杰以及典型的法西斯分子。在国际形势的讲解中,我们关心的焦点是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的战争、西班牙人民阵线军队的战果以及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化。
当时,敌人的一份杂志上登了一张希特勒视察某一地方军的图片。我把这张图片给大家看,并对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危险性敲响了警钟。
我还介绍了中国农民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之一方志敏烈士的事迹。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生涯,给所有听讲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东岗军政训练中被评为模范的队员中,我至今还记得的有马东熙。他学习很积极,课堂讨论也很出色。通过东岗军政训练,他进步很快,成了优秀的政工于部。
在高丽堡子这个有我们的祖先构筑的城堡遗迹的地方,不久前还是翻土坷垃的庄稼汉和打短工过日子的穷人,被造就成了将承担起光复祖国主攻战线的可靠的生力军。
后来,民间开始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们在白头山某一深山幽谷培养出了众多的武将。这个说法越传越奇,说我们在白头山某个很深的岩洞里培养了能够飞檐走壁无所不能的几万名将帅。导出了这种传说的地方就是东岗的训练场地即高丽堡子。
1937年5月初,东岗军政训练临近结束时,我们在密营里创刊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内部机关报《曙光》。报头洋溢着我们民族要在曙光照耀的解放了的祖国过上幸福生活的热切的愿望,洋溢着朝鲜共产主义者誓将早日迎来解放的曙光的坚定决心。
我们发行了《曙光》创刊号之后,为了挺进祖国,很快就辞别了东岗密营。


最后修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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