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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队员

我的一生中,有一段漫长的岁月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抗日战争打了十五年,抗美大战打了三年,合起来近二十年时光,都在枪林弹雨中流逝。
然而,不知是奇迹还是天幸,其间我连一次伤也没有受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游击队十分注重以身作则。凡是艰苦吃力的工作,都由指挥员抢先做。指挥员都以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为荣。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保护战友,成了人民革命军指挥员、政治工作者的良好风气和道德准则。我也为发扬这种风气,遵守这种道德,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从险境中救出战友,奋不顾身地跳入枪林弹雨中,有时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舍生忘死地甘冒风险;端起机枪在第一线同敌人展开火力战,也不止一两次。可是很奇怪,每次我都安然无恙。
在克服极端军事民主的斗争时期,游击队指挥部提出了连长一级以上的指挥员应避免带头冲锋的原则。从此 指挥员尽量避免了这种冒险,但是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本色是不变的,一旦遇到危急的关头,指挥员还是挺身而出,抢先去化险为夷。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人为了征服我们,向我们国上倾泻了大量的弹药。例如,窃据我们党领导岗位的朴宪永和李承烨等人,用无线电把我在某日某时去某地的机密—告知美国人,美军就派飞机准时到我要去的路上倾泻成批的炸弹。有时候,炸弹甚至落到最高司令部的院子里。尽管这样,我还是依然如故,身体安好。
当我穿着便服奔波在中国东北的吉林、长春、哈尔滨、卡伦等地搞地下活动时,是带着手枪或棍棒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朝鲜革命军队员、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盟员、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少年探险队队员保护了我。人民群众是像对待亲生儿子、亲兄弟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帮助我的保护者。人民群众这个保护者,到处都有。无论到哪里,都能碰到数不尽的“蛟河大嫂”(“蛟河大嫂”参见《与世纪同行》第二卷中文版第109~110页——译注)。
正如尚钺、张蔚华、陈翰章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对我的安全格外关心。尚钺先生每当公安周的警察来学校时就帮我越墙隐蔽;陈翰章在我被军阀追踪时让我住在他家里,管我的吃、住,保障了我的安全。张蔚华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毅然服毒自尽。对此 我已经作出高度评价,称颂他是国际主义的典范。周保中每当见到我们部队的指挥员时,都一再嘱咐他们要认真做好护卫我安全的工作。
自从二军军长王德泰和一军二师师长曹国安牺牲以后,在抗日武装部队里慎重地讨论了保护指挥员安全的问题。
王德泰是在举起匣枪率先冲锋时不幸牺牲的。
王军长是中国人,他在延吉县一个朝不我待鲜人的村子里长大,还曾到朝鲜来做过工。他的游击队生活,也是在朝鲜人的村子里迈出第一步的。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日本官署的文件里还有说王德泰是朝鲜人的记录,最初,他同崔贤在一个部队里当普通队员。他是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军长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平易近人的军事指挥员。
王德泰和曹国安等主要军政干部的牺牲,在抗日联军所有指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激发了对警卫工作的热烈讨论。不少单位陆续成立了专门负责警卫工作的队伍。
在这种情况下,我身边的战友们也热烈地讨论了如何组织一支专门队伍来负责保卫司令部安全的问题。起初由他们自己讨论,后来讨论一经成熟,就来找我正式提出建议,要组织一个警卫队。可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因为即使没有专门的警卫队,我们的指战员也都很好地保卫着司令部。
不过,到了1937年春天,我自己也不能再拒绝战友们的建议了。自从我们在白头山地区建起密营开始活动以来,敌人派大量的密探和破坏分子潜入我们的内部和周围地区。这些特务分子有的藏着匕首或斧子,有的还带着廉价的色情画和毒药。在我们驻密营和远征的时候,敌人都派了刺客。有的特务还混进我们的地下组织,假装积极,获得了信任,被推荐到游击队里来,伺机向我们的司令部下毒手。日本特务机构甚至公布缉捕魏拯民者赏几千元、缉捕金光、陈翰章者赏几千元、缉捕崔贤、安吉、韩仁和者赏多少,企图用这种悬赏搜捕的方法活捉我们有名的指挥员。据有关资料,对我的悬赏金比这还要多。
在敌人不择手段地企图消灭我们司令部的情况下,我们也就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来粉碎敌人的阴谋了。
我们的指挥员们又吵吵嚷嚷地提出了保卫司令部的问题。连魏拯民也跟他们联合起来。他说:
“你总是不顾及自己,是个大问题。要知道,敌人的矛头都集中指向了金日成同志。你以为敌人把你的身价定得那么高,是无缘无故的吗?应当加速组织警卫部队了。”
我不能不接受他的建议了。大家都要求建立警卫队,唯独我一个人反对,那就只能被看作是固执己见了。
据我的记忆,我们司令部正式建立警卫队,是1937年春天的事情。当时,带头主管这项工作的是司令部组织科科长金平。当我叫他建立一个连队一级的警卫队时,他就兴冲冲地开始了组建工作。他一夜之间就确定了人选,甚至定好了警卫连应具备的武器清单。
我看了组织科长提出的警卫连名单,当即表示了反对。要是照这个名单搞,就要从各个连队中把最优秀的骨干都抽出来组成警卫连。在西南岔战斗中表现英勇顽强的金泽环、著名的机枪射手吴白龙、姜兴锡、大力士姜渭龙、女将军金确实,等等,凡是能征善战的战将都列在名单上。如果把他们都编到警卫连里,那么其他连队的骨干力量就被抽调光了。
此外,准备配给警卫连的武器装备也是非同不可的。组织科长准备分给警卫连好几挺机枪。如果把主力部队的大部分机枪拨给警卫连的话,别的战斗团就不能各有一挺机枪了。
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对组织科长说:
“人也没有选好,武器装备也没有分配好。要是削弱其他连队的战斗力,还要警卫连干什么,如果基本战斗单位的连队削弱了,团就要削弱;团丧失了战斗力,司令部本身的安全也就如风前灯火嘛。”
“司令官同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综合了军政干部大伙的意见。也就是群众一致的要求,请不要否决。”
金平着重强调着群众二字,想说服我同意。
但是,我否决了他的建议,而把我拟的名单硬交给了他。如果不这样做,就阻止不了指挥员们的纠缠。在我拟的名单里,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新兵。这些新兵里还有尚未打过几发子弹的马鞍山儿童团出身的孩子兵。
这个名单一公布,马上遭到了指挥员们的强烈反对。他们鼓动李东伯来说服我。他们以为“烟斗老头”的建议我是不能不考虑的。我知道,他们每当把我不肯接受的建议再三提出来的时候,就把李东伯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推出来说服我。而“烟斗老头”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代言人的使命。这一次,也同往常一样,李东伯一进司令部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将军,谦让也该有个限度啊。把司令部的警卫任务交给那些孩子兵,怎么行啊;那些孩子兵不给您添麻烦,就算万幸哩。要是搞不好;司令部就要给那些孩子当保姆喽。我看,干脆,打消了这个念头才好。”
我对“烟斗老头”说:
“用一年兵组成警卫队的主要力量,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很快就会过惯战斗生活的。上次‘冬季大讨伐’时,我们的新队员打得多好啊!他们初次过游击队的生活,适应得又多么快呀!这次再经过抚松远征,那些新队员一定会锻炼成为跟老队员一样的强者。我说要以新队员为主来组建警卫连,为的是要把他们紧紧地带在身边,培养成为机智勇敢的好战士。他们都成长为慓悍的战斗员,司令部就将拥有一支可靠的预备队了,你说这多好啊。不论是谁,就是过不惯游击队生活的人,只要我们好好培养,就能成为强兵。离开培养人的工作,就不能设想革命的胜利。”
我这样解释了一番,“烟斗老头”一言不发地回去了。从这以后,他反过来做为我的代言人,去说服别的指挥员了。指挥员们一看连李东伯都改变态度来支持我的意见,也就不再坚持他们的主张了。
我国革命武装力量建设史上的头一个警卫连,就是经过这样的曲折过程诞生的。警卫连诞生的地方,当时叫做树皮厂子密营。
警卫连有三个排和一个机枪班。司令部的传令兵和炊事队员也都在警卫连过组织生活。第一任连长是李东学。这个外号叫“颇大急”的李东学曾因犯了错误被降职为普通队员。他的错误,不过是他手下的新队员违反了群众工作条例,他因负有没有教育好新队员的责任,被撤了连长职务。如今又恢复原职,当了连长,自然很高兴,干劲特别足。
成立警卫连的那天,李东学向队员发表训话,像放机关枪一样快速地说道:
“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好好保卫司令部。我们的革命前辈,从游击区时候起,就很好地保卫了司令官同志。今天,他们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我们。可是我们的情况怎样呢?都是新队员和孩子兵。我很担心,怕是司令部保卫我们,而不是我们保卫司令部。我要号召你们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让司令部保卫我们,而是要由我们名副其实地好好保卫司令部!”
“颇大急”的这一席话,给警卫队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也有些队员心里觉得不舒服,认为连长太瞧不起他们了。
其实,“颇大急”的讲话,不能说是言过其实的。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缘由的。老实说,最初一段时间,是我们保护了警卫连,这倒是事实。但没过多久,警卫连在既执行保卫司令部的任务,又执行作为一个战斗单位的任务的过程中,迅速地成长起来了。他们这些小战士为了不让我们为他们劳神,待人处事都努力学大人的样子。他们最不高兴的就是不把他们当大人对待。有一次,李东学在一个正式场合里说过警卫连里马鞍山儿童团出身的小队员是小鸡。听了这话,警卫连的小战士都非常扫兴。金正德憋着一肚子气,连晚饭都不吃。他是从马鞍山带来的几十名少年儿童中最懂事,行动举止像大人一样老成持重的队员。我看他饭也不吃,闷闷不乐的样子,便问他:
“你怎么连饭都不吃,怄什么气?是不是跟谁吵嘴了?”
“不是的。因为连长同志说我们是小鸡,我们……”金正德没把话说完,脸就涨红了。
听了他天真的回答,我禁不住大声地笑了。
“说你们是小鸡,你们就那么不爱听?那是因为你们都很可爱,才这样叫你们嘛。”
“不光是因为可爱呀。老实讲,说我们是小鸡,也真说对了,我们的确像个小鸡嘛。我们这些小鸡怎能保卫司令部啊?一想,我也很担心。”
这么说,金正德所以闷闷不乐,正如李东学说的,是因为担心他们完不成保卫司令部的重大任务。
我瞅着金正德,心中说,你真地已经长成大人了。实际上,他已经十七岁了,不能老当小孩子看了。

顺便再谈一点吧。每到就寝的时候,警卫连的小战士真像一群小鸡,都靠到我身旁争着占好地方。他们争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靠在我的两边睡。当时我只有一条毛毯,两个小战士从两边把我挤在中间,睡起来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累赘,而是无可比拟的乐趣。
我躺下睡觉的时候,就张开两臂喊:“小鬼,快来呀!”这么一喊,他们就欢天喜地地跑过来抢好地方。
紧靠着我睡的大都是李五松这样的才十几岁的小战士我常给李五松这样年纪的小战士以特别优待,但也照顾所有的警卫队员都能在我身旁睡一宿。如果我一时疏忽,弄错了次序,有个小战士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他们就叽里呱啦地提出抗议。
有一次,金平在夜里来找我,看到警卫队员都争着抢好地方睡,就对我说:
“司令官同志,您看!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怎能做好警卫工作啊!他们在您面前还这样不讲礼貌,不懂规矩,别说做不好警卫工作,就连别的什么事也都做不来的。应该对他们严一点,多剋他们,打掉他们的孩子习气。”
他很不满意地怒视着小战士们。他本来就坚决反对警卫队吸收儿童团出身的小战士,因此对这些小战士的要求很高,批评也很严厉。
我承认金平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袒护这些小战士,说他们是因为眷恋着父母兄弟的爱抚才这样。干吗要责备他们呀。
好多人挤在一起盖一条毯子睡觉,我们当时把这叫做“垫圈式的睡觉”。十多个人围一圈,把脚伸在一起,盖一条毛毯睡。那样子就像个垫圈(妇女头顶水罐时放在头上的圆形塾子——译注)。在经常缺少铺盖、野外露宿的游击队生活中,警卫连小战士们发明的这种“垫圈式的睡觉”是很实用的。
解放初期,在惠山一带做地方工作的李五松,有—次找我来汇报工作。当时,我的宿舍就在解放山脚下现在的建党事迹馆院子里。在这个宿舍里,我一度和我的战友们同吃同住,就跟在山上作战时一样。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们一到平壤来就一定来找我,李五松也不例外。这天夜里,到了就寝时间,大家就开始铺被褥。李五松却把他们铺的被褥一股脑儿推在一边,说:“跟将军一起睡,就该来个‘垫圈式的睡觉’嘛。”同屋的北满出身的战友还不知道什么叫“垫圈式的睡觉”。
李五松拽着我的一条胳膊说;“将军,像在白头山时那样,今晚来个‘垫圈式的睡觉’好不好?”
我没有立刻答应他。我心想,要来“垫圈式的睡觉”,就要把这个宿舍里的所有战友都拉到圈里来,可他们会不会喜欢这种打趣呢?
李五松见我有些犹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让我躺下去,说道:
“来,请躺下吧。腿要弯一点。将军的右边,金策同志睡,再下边是崔贤同志,将军的左边,是我的地方。”
对他这个荒唐的“命令”,连金策也毫无办法,服服帖帖地被拉入了“垫圈”。
话说回来,我爱护警卫连的小战士,但我并没有无原则地溺爱他们。他们一有错,就狠狠地批评他们,也常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来锻炼他们。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也派他们出去站岗放哨。有时,跟老队员一样,命令他们投入浴血的战场。有人犯了纪律时,就叫他到每个连队去作自我检讨,有时划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圈子,把人关在那里“禁闭”两三个小时,让他反省自己的错误。在这过程中,令人心痛欲裂的事情也碰到过不止一两次。
我感到欣慰的是,不管我多么严厉地批评他们,多么苛刻地锻炼他们,他们都不怪我,不怨我。有一次,李五松去执行联络任务,半道上迷了路,误了时间。这是因为他没有按我给他指的路走,擅自改变了路线。我知道他没有按司令部指定的时间完成任务,但我没有责备他。这个无先例的做法,反倒使李五松感到难过。
“难道我这样不成器?连受到司令官同志批评的资格都没有吗?司令官同志是不是还把我当小毛孩子看啊?”李五松一直为这种想法苦恼着,后来索性找我来恳求说,别人犯了错误都给处分,我犯了错误为什么不给处分?也给我处分吧。
在充满着真心实意的爱护和信任的地方,就连处分也是一种信任的表示。警卫队员受到我们批评或处分,也毫无怨言,甘心接受,这是对毫不搀假的真诚的爱护和信任的报答。
为了警卫队员的成长,我们对他们的学习倾注了最大的力量。无论在什么时候,平时也好,在密营集中进行军政学习时也好,我都给警卫队员当教师。当时,司令部有很多学习资料,《东亚日报》、《满鲜日报》、《朝鲜日报》等国内外的报纸,《列宁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大义》、《国家与革命》等书籍以及有助于增长见识的书刊。还是够丰富的。我们的警卫队员受到特殊优待,能够随时阅读这些书刊。但有一条,他们读后必须用口头或书面发表自己的读后感。经过这样的过程,警卫连成了人民革命军全军学习的榜样。俗话说,我以情待人,人亦以情待我。我们对警卫队员施以真情,他们也以真情待我们。
警卫队员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军事业务上,都成长得很快。他们出色地执行着保卫司令部的任务。老实说,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多次安全地躲过了危险的关头。
有一次,在安图县的密营,我们被林水山的“特殊部队”包围了。林水山原是我们主力部队的参谋长,后来叛变投敌,当上了专门“讨伐”游击队的“特殊部队”的队长。他在西间岛一带狼奔豕突,到处破坏我们建立的后方密营。那天早晨,我们为了尽快离开密营,比平时提前一点做了早饭。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吃了早饭就动身。但没有人换岗,不得不由我替换了正在站岗的李乙雪。在李乙雪吃饭的时候,我留心察看四周有无可疑的迹象。这天雾气大,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离哨所不远,传来了可疑的声响,是一种干树枝被折断的声音。瞬间,我断定出现了敌人,便立即卧在一棵倒下的朽木下边,举起匣枪开始了射击。随之,从十多米外的地方,敌人的机枪吐出了火舌。
那天早晨,从听到可疑的声响到卧在朽木下开枪,只过了一眨眼的时间。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正在吃饭的姜渭龙和李乙雪担心我的安全,飞速地跑到了我身边。姜渭龙不顾一切地,凭他过人的臂力把我从朽木下拖出来。与此同时,李乙雪端起轻机枪朝敌人横扫。坦白地说,在那个瞬间,我甚至以为我们的命运就要在此完结了。正因为这样,当外号叫黑熊的姜渭龙气喘吁吁地想把我从朽木下拉出来时,我已下定了决心:他们死,我也要和他们死在一起。
但是,不死鸟一般的警卫队员们,挺身挡着弹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我脱离了险境。当敌人缩小包围圈,步步逼近的时候,李乙雪紧握手榴弹兀地站起来大喊:“狗崽子们,愿来就来,拼个你死我活吧!”
他气宇轩昂,声色惧厉,敌人吓得步步后退,姜渭龙趁机帮我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射击圈。我们撤走以后,林水山把密营里的东西全都抢走了。其中有装了许多文件、照片、小册子和药品的背囊。实在太可惜了。
敌人走后,我回到密营我站过岗的地方一看,只见有合抱粗的一捆胡枝子齐刷刷地拦腰被削掉了,足见“特殊部队”的机枪扫射是十分厉害的。见了这个情景,我对同志们说:“要是没有你们,今天我就险些到阴间去了。”
我们的警卫队员忠实保卫自己的司令官的事迹,一直风传到友邻部队的中国人指挥员他们那里,他们很羡慕我们有机智勇敢的传令兵和警卫队员。他们一见到我,都半真半假地要我积德,给他们也派一个好传令兵。有的说,只要是金司令的警卫队员,谁都行,给他送几个会说中国话的队员。无论是杨靖宇还是魏拯民或周保中和曹亚范,都不顾体面地想要我们主力部队的传令兵和警卫队员。
远征抚松后,曹亚范要求我给他挑能当传令兵的朝鲜人。我把我们的传令兵中我最爱惜的金泽万派给曹亚范,叫他去好好保护曹亚范。在反“民生团”斗争时,曹亚范做了不少使朝鲜人感到怨恨的事情,也严重地妨碍了我个人的活动,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排斥他,拒绝他提出的要求。我们组建新师的时候,他本来是要被派到我们主力部队当政委的,但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能担保他的安全。我们部队里有不少在反“民生团”斗争时受到曹亚范迫害的人,他们都不喜欢曹亚范。我之所以兼任政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金泽万照我的嘱托,很好地保护了曹亚范。曹亚范说金泽万是聪明而又忠实的青年,多次感谢我给他派去了一个优秀的传令兵。
杨靖宇也曾多次要求我给他派些优秀战士。他为了出席第一军和第二军军政干部会议,到南牌子来的时候,我给他派去了好几名我的传令兵,同时,从我们部队中抽调好几百名队员和指挥员,给他编了一个有力的独立旅。
魏拯民也跟杨靖宇和曹亚范一样,很想要我们培养的人带在自己的身边。他是那么恳切地要求给他派几个朝鲜人警卫队员,我只好给他派去了黄正海和白鹤林。此外,金哲浩、全文旭、任银河、金得秀等同志,也曾和魏拯民一起工作过。他们都忠实地帮助和保护了魏拯民。周保中也曾让朝鲜人朴洛权当过他的警卫队长。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的传达长孙明直,也是马鞍山儿童团出身的朝鲜人。
每当听到我们派去的人在抗日联军各部队里为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而忘我奋斗的消息时,我从心里感到满意和高兴。
警卫连的每个队员,都是保护我生命的恩人,都是警卫战士。除了上述战友以外,保护过我的战友还很多,是无法计数的。金云信、崔元日、金学松、韩益洙、全文燮、金洪洙、崔仁德、崔金山、赵明善、池凤孙、金凤锡、李鹤松、李斗益、吴在元……每当我心中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脑海里自然就浮现出过去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第一任警卫连连长李东学,后来升任为团长,1938年年底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继李东学之后当了警卫连连长的李达京,本来是四师的机枪手,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因为他枪法好,没有人不认得他。他起先是警卫连的政治指导员,不久,李东学被提升为团长,他接任为连长,但没过一个月就牺牲了。接他之后当了警卫连连长的朴寿万也是个很勇敢的人。在双山子战斗时,他为了把敌人向我集中的火力引向别处,带一个机枪手不断地移动着位置打击敌人,后来不幸中弹,不久就牺牲了。
从首任连长李东学到第四任连长吴白龙,警卫连的每一个连长都是我的忠实战友,只要是为了保护我,他们都奋不顾身,履险如夷;只要是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他们都不惜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在为我不惜献出了生命的恩人中;有一个叫李权行的才十几岁的小警卫员。他像对待亲哥哥似地喜欢我、尊敬我。有一年冬天,我们牵着尾追我们的敌人,在雪地中快速行军。那天,天气特别寒冷。但是,尽管我拨开没腰深的积雪行走,却一点也不感到冻脚。我觉得奇怪,便把鞋子脱下来一看,只见鞋底垫了一层揉搓得像棉花一样细软的乌拉草。传令兵们悄声告诉我,这是李权行垫的。
中国人说人参、鹿茸、貂皮是“关东三宝”,而有些人则把抵御严寒、保护两脚不冻的乌拉草列为“关东三宝”之一。在沼泽地上生长的乌拉草怎么会垫到我的鞋底上来了呢?可能是李权行为了我,行军时每见到乌拉草就搂一两把装在背囊里积下来的。
在长白县十五道沟战斗时,要不是他来保护我,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那天,敌人向我们司令部所在的指挥处集中射击。李权行一再要求把指挥处挪到较安全的地方去,但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站的地方是一眼就能够看到故我双方的好位置。
突然,敌人的火力开始转向了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权行张开两臂用全身遮住了我。他像一块盾牌一样挡住我的瞬间,敌人的子弹打断了他的腿。他顿时鲜血淋漓,我立即把他抱在怀里察看他的伤口。当时我内心的悲痛是难以言状的。
战斗结束后,我跟着担架,边走边安慰李权行:“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老是重复着这一句话。
李权行反而安慰我说:“司令官同志,我不会死,请不要为我操心……请您多保重,注意健康,等我再回来。”这是他对我的最后一句嘱托,可见当时我的表情是十分悲怆的。他被送到后方医院后,听说给我写了一封信,可是我没有收到。后来我只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他在后方密营养伤时被敌人俘获,关在长白县警察署里,天天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我们司令部的位置,终于牺牲在狱中。
司令部警卫队员中还有一个外号叫“旅行袋”的人。所谓旅行袋,指的是登山用的大背囊。他得这个奇怪的外号,是因为他常背着特大的背囊。他为什么带那么大的背囊,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在临江的一次战斗中才为人们所知道。那一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旅行袋”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每当敌人的枪弹打到我们胸墙的时候,我怕他受伤,把他拽过来不让他把头露到胸墙外去。可是他每次都敏捷地从我怀里溜出去,看敌人从右边打来,他就紧贴在我的右边保护我,敌人从左边攻打,他就转到我的左边保护我。
战斗结束,发觉阵地上有棉花烧焦的臭味,于是留心察看了一下战壕,只见“旅行袋”同志的大背囊有两个窟窿,冒着一丝丝青烟。可是“旅行袋”却全然不知,反而大声吵嚷着叫大家看看谁的衣服烧着了。一群队员扑过来把他的背囊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装着一层摞一层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堆丝绵,从丝绵里滚出了两颗还烫手的子弹。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老背着背囊围着我打转。说到底,是“旅行袋”同志大背囊里的丝绵救了我。
我问他怎么想出了这样的妙法。他回答说,金正淑同志在给我做棉衣的时候,一面絮丝绵一面说,衣服里絮上丝绵,子弹都打不透。听了这话,他就下定决心,为我做了这一个防弹背囊。
抗日战争时期警卫战士们建树的功绩,是不胜枚举的。但在这篇文章里可以着重指出的是,只凭他们在保卫朝鲜革命的命脉中建树的功绩,也完全值得受到后代人们的赞扬和尊敬。他们为革命的司令部奉献的崇高的同志情义,成了我们今天社会里开出时代之花的忠孝一心的先河。
根据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经验,我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也曾以不到二十岁的革命烈士子女组建过禁卫连,让他们保卫最高司令部。
这个禁卫连的队员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吃了很多苦,经历过许多危险。有一年冬天,为组织联合作战,我曾去过驻在成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归途上遭到了美军轰炸机编队的袭击。那时,禁卫连的队员们硬让我卧倒在地垄沟里,然后都扑在我身上,筑成了三四重厚的“防弹墙”来保护我。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有过多次。
1950年秋,暂时的艰苦的战略性撤退时期,为保卫最高司令部,跟我一道在平壤坚持到最后撤离的也正是这些英勇无畏的禁卫连指战员。
势如破竹的南下突然转人撤退,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影响了首都人民的士气。首都人民都仰望着最高司令部,期待着最高司令官对战争的前途问题讲讲话。
我通过广播讲话指出,我们的撤退是暂时的,我们要到处开展游击斗争,胜利必将属于我们。之后,我命禁卫连举行一次列队行进,边唱边走,在市内转一圈。接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命令,禁卫连的指战员们都愣住了。敌人已近在咫尺,大同江东岸已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怎么还泰然自若地叫我们唱着歌行进呢,紧接着,他们都意识到,最高司令官叫我们唱着歌行进,说明战争的胜利已操在我们手里了。于是,他们走到街上开始了英姿焕发的列队行进。
在即将撤退的时候,阴沉沉的首都街道上,突然响起了禁卫连指战员们高唱《保卫祖国之歌》的雄壮的歌声。听到这高唱的歌声,成千上万的首都人民都拥到街上来,兴奋地喊道:“是禁卫连,禁卫连!”
后来听说,当时平壤市民看到高歌行进的禁卫连,都心想:“禁卫连跟我们在一起,禁卫连在,最高司令官也肯定在我们的近处!”
等平壤市内的所有机关企业都开始撤退以后,禁卫连才跟我一道撤离了首都。
当年的警卫队员,今天早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如今,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已经接替他们,保卫着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新一代接替老一代,新的警卫连、新的禁卫战士在不断地成长。他们究竟有几万、几十万,还有必要数吗,全国的军队,全国的人民,都做为警卫队员、禁卫战士,在忠实地保卫着我们党和我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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