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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照片和回忆

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头一次拍照的地方,好象就是长白县的地阳溪台地。军民联欢大会即将结束时,好些同志建议要拍照,以纪念三个部队的会师。恰好,四师有一部照相机,于是把各部队的机枪都拿来排列在一起,人们就站在机枪的后面,拍了一张合影还不满足,还想照个合影,急得团团转。
但是,那位冷酷的摄影师背起照相机就跑了。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要求照相的人多,而胶片却很少,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那是很明显的。
年纪小的队员们鼓着嘴巴走了。我何尝不想把摄影师再叫回来呀,只因条件不允许,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小队员的心情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在那个年纪,谁都喜欢照相嘛。我也不例外。我小时候没照过几张相。在那连玉米粥都常常吃不上的穷人家里,还谈什么照相呢。那时候,万景台一带还没有一个照相馆。要照一张相,就得跑三十里地,到平壤城里的泵德街去。间或也有城内照相馆的人扛着有三条腿的照相机到城外来的时候,但从不到万景台这样的偏僻的村里来,顶多只到七谷转转就回去了。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曾给我过五分钱让我花。我生平第一次拿到了钱,就径直跑三十里路进了平壤城。繁华的市街,马路两旁的商店和小摊以及市场上各种各样希奇珍贵的货物,五颜六色光怪陆离的景象,使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挑贩的叫卖声,震得耳朵都嗡嗡作响。我不顾这一切,径直向照相馆走去,因为我很想照一张相。然而,要拿五分钱去照相,未免太幼稚了。我在收款处看到一些穿戴时髦的少爷和小姐数着嘠巴嘠巴作响的纸币,才醒悟到我来的不时地方,便慌忙地跑出了照相馆。想拿五分钱尝尝现代文明的滋味,简直是白日做梦。走出照相馆的时候,我脑子了产生了一种好象整个天下被金钱压塌了的幻觉,觉得我自己也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此以后,我每次到城里去的时候,都有意避开照相馆。
我在吉林的时候,也尽可能不跟照相馆打交道。电影院还偶尔去一次,照相馆却连瞧都没去瞧。吉林毓文中学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富家子弟,他们经常到饭馆、公园或游乐场去吃喝玩乐,挥金如土。他们那种挥霍无度的生活,使我大惊失色。我是用母亲辛辛苦苦一分钱一分钱积攒下来的钱刚够付学费的穷学生,最使我感到为难的时刻,是这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拉我去照相馆或饭馆的时候。每当这时候,我就找个借口推却他们的邀请。
有一次,母亲给我寄来钱和一封信。信上说:
“这次给你多寄一点钱,你在生日照一张相给我。每当想你的时候,能看看你的照片该多好啊。”
我只好照母亲的吩咐做了。听我弟弟哲柱说,母亲一想我,就把我穿过的破旧内衣贴在脸上淌眼泪。母亲是多么想念我这个儿子,竟然除了学费还多寄些钱要我照张相寄回去!我很快就去照了相,寄回抚松去了。当时的照片,就是现在现存的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单身相。把这张照片保存了几十年,当我国革命战迹地考察团到中国东北某地考察时交出这张照片的,是我在抚松时相处很亲密的妇女会会员蔡周善。在敌人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危险,把照片保存几十年之久,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我在吉林时拍的照片,不知经过什么渠道传到了敌人的手里,被他们用来搜捕我。有一次,敌人的密探,被朝鲜革命军队员处决了。从此以后,我长期没有照过相。但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打消了对摄影的喜好。不时遇到的战友相逢、离别或喜庆的日子等,就令人产生想照个相留作永久纪念的欲望。
在我的地下工作和游击队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拍照留作纪念的事情。在游击区的时候,也有过许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场面。可惜,这一切都没有留下照片。这在当时是难免的。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过为将来需要留下什么纪念品或象征性的证据。因为斗争极其艰苦,紧急而重大的课题接连不断地落到我们头上,根本无暇顾及其他问题。
但是,人处在大海孤岛上也照样过人的生活嘛,难道我们游击队就非过干巴巴枯燥无味的生活不可吗?
我看着年纪小的队员们因不能多照几张相而难过的情景,心中手到很大的冲击。首先,四师有照相机,我部没有,这使我不得不作了自我反省。长年累月生活在深山密林中一心一意干革命的队员们,同别人一样,也都喜欢照相,而且其渴望是那么强烈,这对早就与照相断了关系的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那天,我回到住处,跟几个指挥员说,年纪小的队员们为了照相老跟着四师的摄影师帮忙,我看我们也该有个照相机了。我这顺便冲口说出来的话,却收到了惊人的效果。
1937年夏,我们离开长白县到临江县六道沟密营驻扎的时候,在长白县做地下工作的池泰环有一天来到密营汇报工作,说他带来了一部照相机。听了这意外的消息,挖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他带来的照相机,跟是师的照相机一模一样,是个六寸版三条腿的相机。他还带来一个壮年的摄影师。显然,池泰环一直铭记着我随便说的话。
池泰环是金一在做地方工作时培养并送到部队来的。他跟金一差不多,不苟言笑,踏踏实实,不管什么任务,总象老庄稼把式一样默默地埋头苦干,完成得很出色。金一和池泰环,无论是性格还是言行举止甚至工作作风,都很相象。
池泰环缴获照相机的故事,像惊险小说一样饶有风趣。
他跟另一个游击队员金学哲一起去找十九道沟区长李勋,认真地讨论了如何缴获一部照相机的问题。李勋又跟当地祖国光复会会员们讨论了办法。之后,有一天,李勋来找池泰环,提供一项情报说,敌人为了发放居民证,要进行居民登记,正在准备给居民照相,把一部照相机带到了二十道沟警察支署。要是设法把这部照相机弄出来,既保证了游击队的需要,又能破坏敌人搞居民登记的把戏,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事。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他们在东满实行的集团部落制度和中世纪的“保甲制度”搬到西间岛来,在西间岛开始搞起了户口调查、拍居民证照片的把戏。此外,还搞什么通行(停留)证,财物证等玩艺儿,妄图把老百姓都紧紧地束缚起来。从十五到六十岁的人,没有居民证和通行证就不准居住和通行,没有购物证就不许购买粮食、布匹和劳动鞋等物品。如果没有这种证件的人买了这种物品,就给扣上“通匪分子”的帽子,一律抓起来关进监狱。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警戒森严的警察支署院子里的那部照相机弄出来。池泰环和李勋绞尽脑汁讨论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李勋到二十道沟警察支署去,装出一副沮丧的样子,愁眉苦脸地对署长嘟哝道:“什么事都办不成,快急死了,这个区长也不再当了;那些庄稼人都目不识丁,脑子不开窍,告诉他们到警察署去给他们照相,不知说了多少遍,都说破了嘴,可他们就是不信,一见到我这个区长,就像见到了阎王爷似的,怕得瑟瑟发抖,真叫人灰心丧气。”
那个署长只是咋舌,说不出话来。
“那些乡绅老爷也跟着闹别扭。说什么十九道沟百里方圆好几百户人家,你把他们拉到二十道沟去照相,谁来收秋啊!不收秋,去照相,吃什么,吃照片吗?他们都这样吹胡子登眼,大发雷霆,你说怎么办?我可不管啦!”
李勋说罢,颓然坐在了椅子上。
“你这个区长也真糊涂。你找我来叫苦,叫我怎么办?办法应该由你这个区长想嘛!你说,真的没办法了?”
李勋要的正是这最后一句话。他装作绞尽脑汁苦思苦想的样子,憋了一阵,说道:
“这个警察支署,老百姓都害怕得不敢来,再说,离十九道沟也确实太远了。我看,十九道沟的李宗述他们家就挺好,他家院子也挺宽敞,是个照相的好地方。干脆,到他家去照相怎么样?”
李宗述是敌人的抓牙。一有警察或官吏到他家去,他都百般献殷勤,招待他们大吃大喝。所以,警察和官吏都巴不得找个什么借口到他家去。那个署长听了李勋的话,立即表示赞同,说这个办法妙极了。这样,那部照相机就从境界森严的二十九道沟警察署般到了李宗述的院子里,并叫十九道沟的居民到这家来集合。
那个署长带着他的警察也来到了李宗述的家。不消说,李宗述马上为他们摆上了酒席。署长只命一个警察在院子里站岗放哨,自己带着其余警察入席开始大吃大喝。不久,站岗的警察也进屋入了伙。等到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闹闹哄哄的时候,当地地下组织的一个成员突然打开他们的房门大声喊:“土匪”来抢走照相机,还战战兢兢地说,前山后山都叫“土匪”占领了。署长吓得面如土色,却居然抽出手枪,摆起要冲出去的架势-显然是酒性鼓起了蛮劲。李勋阻止他说:
“土匪多得很,你一个人怎么能抵得过他们呀。还是保命要紧,死了的宰相还不如一条活狗嘛。”
他接着把署长拖到后院子里,向前来照相的群众作了鼓动性的演讲,然后扛起照相机,从容不迫、悠然自得地扬长而去了。
参加这次夺取照相机的队员把经过讲得活灵活现,我听着捧腹大笑,都笑出眼泪来了。
日本鬼子的秘密文件《关于对岸匪贼状况的文件》和《惠山事件判决书》中有这样的记录:
“于小葡萄沟召集一百名居民照相时,一时三十分左右,出现了看来是金日成部队的一伙带手枪的人。他们对摄影师说:‘照相的目的是什么’,‘你是靠照相过日子的,你要是帮助我们就放你回去,只把照相机交给我们吧。’然后,他们夺走了照相机和一打底片。”
所谓底片,是和今天的照相机使用的胶卷一样的东西,不过旧式照相机用的不是胶卷,而是玻璃底片。
池泰环同金学哲、李勋一道,圆满地实现了我们的这一愿望。
池泰环从敌统区带来的摄影师,名叫韩启三,入伍后游击队里都叫他李仁焕。他四十来岁,膂力过人,是个适合过游击队生活的人。

我决心学好照相技术,以便必要时亲自给队员们照相。从此,我就单独跟摄影师学照相。李仁焕见我对照相技术很重视很认真,就问我,怎么为这个不足挂齿的事花费宝贵的时间?他教我如何掌握构图的艺术和底片感光的妙法,教得十分亲切热情,认真细致。自从知道了我是谁以后,他把自己的心里话向我吐露了。他的言谈中,至今仍有深刻印象的是关于“蘑菇串”的故事。他说他到了我们的部队,最先找的是“蘑菇串”。我问他什么叫“蘑菇串”?他说,把人的耳朵割下来串在一起就叫“蘑菇串”。敌人大肆宣传说,革命军抓了人就把耳朵割下来,像蘑菇一样串在一起晒干。日本帝国主义住址专门制造谣言的“宣抚班”,下设许多分科,到处宣传游击队都是青面獠牙,头上长角的吃人生番。李仁焕说,前不久,他也相信了这种宣传。他说:
“游击队来到李宗述院子里的时候,我吓得盖上照相用的黑布瑟瑟发抖,以为这下定死无疑了,下意识地护住了耳朵。可是真地见了游击队,才知道全都是善良人。”
我了解到他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便劝他回去。可他反而一再要求我,说孩子有他的妻子照顾,恳求我把他收下来。看他的决心真诚而坚定,就批准他加入了游击队。他一穿上新的军装,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连我都感到欣慰。
经过六棵松战斗和夹信子战斗后,我们吸收了许多工人入伍,把他们组织成好几个班,他任命李仁焕做了其中一个班的班长。
李仁焕入伍后照了很多相。他随身带着湿像药,随照随洗。他很勇敢,很能作战,大家都喜欢他,爱护他,尊敬他。有一次,他得了重感冒,躺倒了。大家都悉心照料他,睡觉时脱下棉袄给他盖上。我也把铺盖围在他的头边,坐在他身旁一面看书一面看护他,熬了通宵。
他醒来后握着我的手,淌着泪水说,为我这个不足挂齿的人,何必这样费心,叫我怎么报这个大恩呀!他说,他同我们一起生活,生平第一次受到了人的待遇,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在游击队里,即使用草根树皮充饥,也活得像人一样,昂首挺胸地过日子,这比当日本鬼子的走卒,吃鬼子的米饭要好得多。
有一天,他把照相机架在我的面前,仔细地替我整理着衣着,说道:
“今天您就让我实现我的一项愿望吧:我想给将军照一张单人相。”
他说,要给我照张相,把相片拿到国内去向同胞们进行宣传。我对他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照我的相向天下公开,是违背部队纪律的,就等到革命胜利后在尽情地照吧,等解放了,我要请你给我拍头一张单人照。
他听了,眼里淌着泪微笑了。这种微妙的笑,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他那既哭又笑的表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小哈尔巴岭会议后,从大部队活动转入小分队活动的时候,我们再次劝他回家去。但他没有回去,仍在部队里继续战斗,后来不幸牺牲了。
现在,我每当照相的时候,就时常产生一种幻觉,觉得李仁焕正在我的面前端着照相机对着焦距。
李仁焕虽已牺牲了,但他照的相片,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一些,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在临江县五道沟密营照的合影和乌口江方面的女队员们照的相片,就是他拍照和冲洗的。
在五道沟密营的合影,是为纪念到国内工作的金周贤小分队回来而拍的。那天,本来是我要替他们照的,但警卫队员一定要我跟他们一起照,李仁环也坚持要由他来照,于是我不得不仍戴着伪装用的黑色宽边眼镜跟他们一起合影。
我和李仁环照的相,可惜大都被遗失或烧毁了。当时,敌人一拿到我的照片,就用来指明缉捕我们。我和我的警卫员们保存的照片,在林水山带“讨伐队”来攻打黄沟岭密营时全部遗失了。
过了几十年后,我们听说曾当过伪满洲国高级警察官的日本人加藤丰隆,还保存着当年我们遗失的照片。他说,他原保存着我们的三张照片,其中一张已经遗失,现有两张,并公开了这两张照片。
加藤丰隆在其题为《满洲国警察重要图片及文献资料汇编》的文章中以《神秘的抗日英雄金日成》为题,写道:
“......用来缉捕金日成及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图片,是作为实物充分具有现实意义的极为重要稀有的......”
他把当年的“讨伐”队员写在照片背面上的“金日成部队本部全体成员”这几个字样,也排在照片的旁边作了介绍。
这样,真实的历史就以栩栩如生的画面再现到人们的面前来了。这些照片上的人,既不是魔鬼,也不是野人一样吓人的“匪贼”,而都是穿着一色的军装,英姿飒爽的革命军指战员,它如实地重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形象。
我们人民革命军的指战员中,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就牺牲的战友,是不可胜数。
现在的情况则不同。有人牺牲了,就根据他立的功劳给予表彰,还发讣告通知他的家属,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战友牺牲了也不能发讣告,更不能立一个刻有名字的墓碑。在敌人不时来袭击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战友的遗体匆匆掩埋在雪堆或者石头堆里,甚至连这一点都来不及做到的时候,只得用松树枝草草覆盖上。
掩埋牺牲的战友,就是把火红的青春掩埋在荒野的泥土之下,令人心痛欲裂,想抓一把泥土撒下去都觉得像抬一块大岩石一样沉重。曾有多少连一张遗像都没有留在人间就与世长辞的战友啊!
同牺牲的战友作别,固然很难受,同活着的战友生离死别,也是十分难过的。这种时候,若能一起照张相留作纪念,该多好!最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年纪轻轻的女队员牺牲前未能把她们的花容玉貌拍成照片留在人间,当她们洒着鲜血倒下的时候,我们都悲痛难忍,心如刀割,五内如焚。它们留在人世上只有一个背囊,里面只有在一块布上绣上许多无穷花(木槿花)勾出了朝鲜地图的小刺绣品。把这个刺绣品盖在遗体上,在把泥土一把一把撒下去的时候,即便是大男子汉,也无不缠绵悱恻,双手发颤。
岁月无情,它使无数的往事变得支离破碎,稀薄淡漠,在遗忘中消灭。无论是令人欢悦的事情,还是令人悲痛的事情,日久天长,都将逐渐淡漠,变得遥远而模糊。
然而对我来说,好像并不完全是这样。我无论如何忘不了每一个牺牲的战友。这也许是因为离我远去的人和送他远去的我都情谊缱绻,难舍难分的缘故吧。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容貌犹如几百几千张蓝图,清晰可辩。随着岁月的流逝,照片必然要褪色,记忆也必然要模糊,但惟独他们的容貌,却不知怎么回事,岁月越久,越生动地浮现在眼前,使我心潮翻腾不已。
在建设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时候,有些人建议一个雄伟的纪念碑,碑上刻下革命烈士的名字。而我却希望把革命烈士们的容貌再现出来,好让抗日英雄们富有个性的面容重现在后世人们的面前。然而,大部分的烈士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所以,只好由我给雕刻家们描述每一个烈士的相貌,让他们把烈士的形象雕刻出来。
看了日本鬼子整理的有关部门“惠山事件”的资料,那里有好多抗日战士的照片。我记得好象是高尔基说过,穷人的照片只有在他犯了法的时候才能登报。我们的抗日战士也只在被铐上了脚镣时,才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照上一张相。
我们在抗日革命时期的模样之所以能够拍成几张照片保存到今天,全是因为池泰环弄来了照相机。而池泰环自己却从没有照过相。这个意志坚定,精明强干的地下工作者,是在“惠山事件”的时候被捕后才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被保存在敌人的档案里。他是被捆绑着照了相的,怒冲冲的脸侧在一边,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地面。可见这位自尊心格外强的汉子,但是心中翻腾着多么强烈的仇恨!听说,他被判了死刑,依然泰然自若,还哈哈笑道:“我已经讨回了日本鬼子欠我的血债,现在死而无憾了。”
对我来说,不能成眠的夜晚居多。工作繁忙的时候是这样,尤其是想起那些没有留下一件遗物和一张照片就辞别了人世的烈士时,更是通宵辗转不眠。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随着年岁的增加,我对照相越来越重视了。到了工厂、农村,就跟劳动者和妇女儿童照相,到了部队就跟人民军合影。有一年,曾去过延丰高等中学,花了半天的时间给学生们照了相。
现在,社会制度好,人和职业都没有高低卑贱之分,无论谁,只要立了功就能获得荣誉,受到千万人的赞扬;无论到哪里,都能过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劳动中产生的歌谣和舞蹈,被搬到节日的广场或联欢节的舞台上去;灯火辉煌的马路和公园,幸福的人们川流不息。这一切,半个世纪以前还像遥远的星空一样是缥缈的梦想。抗日战士的大多数没有看到这种世道就牺牲了。如果没有他们洒鲜血、抛头颅开辟了历史前进的道路,岂能期望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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