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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照片和回憶

我們在抗日戰爭時期頭一次拍照的地方,好象就是長白縣的地陽溪臺地。軍民聯歡大會即將結束時,好些同志建議要拍照,以紀念三個部隊的會師。恰好,四師有一部照相機,於是把各部隊的機槍都拿來排列在一起,人們就站在機槍的後面,拍了一張合影還不滿足,還想照個合影,急得團團轉。
但是,那位冷酷的攝影師背起照相機就跑了。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因為要求照相的人多,而膠片卻很少,滿足不了大家的要求,那是很明顯的。
年紀小的隊員們鼓著嘴巴走了。我何嘗不想把攝影師再叫回來呀,只因條件不允許,不得不打消了這個念頭。小隊員的心情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在那個年紀,誰都喜歡照相嘛。我也不例外。我小時候沒照過幾張相。在那連玉米粥都常常吃不上的窮人家裏,還談什麼照相呢。那時候,萬景台一帶還沒有一個照相館。要照一張相,就得跑三十裏地,到平壤城裏的泵德街去。間或也有城內照相館的人扛著有三條腿的照相機到城外來的時候,但從不到萬景台這樣的偏僻的村裏來,頂多只到七穀轉轉就回去了。
我很小的時候爺爺曾給我過五分錢讓我花。我生平第一次拿到了錢,就徑直跑三十裏路進了平壤城。繁華的市街,馬路兩旁的商店和小攤以及市場上各種各樣希奇珍貴的貨物,五顏六色光怪陸離的景象,使我眼花繚亂、頭暈目眩;挑販的叫賣聲,震得耳朵都嗡嗡作響。我不顧這一切,徑直向照相館走去,因為我很想照一張相。然而,要拿五分錢去照相,未免太幼稚了。我在收款處看到一些穿戴時髦的少爺和小姐數著嘠巴嘠巴作響的紙幣,才醒悟到我來的不時地方,便慌忙地跑出了照相館。想拿五分錢嘗嘗現代文明的滋味,簡直是白日做夢。走出照相館的時候,我腦子了產生了一種好象整個天下被金錢壓塌了的幻覺,覺得我自己也被它壓得喘不過氣來。從此以後,我每次到城裏去的時候,都有意避開照相館。
我在吉林的時候,也盡可能不跟照相館打交道。電影院還偶爾去一次,照相館卻連瞧都沒去瞧。吉林毓文中學的學生中有很多是富家子弟,他們經常到飯館、公園或遊樂場去吃喝玩樂,揮金如土。他們那種揮霍無度的生活,使我大驚失色。我是用母親辛辛苦苦一分錢一分錢積攢下來的錢剛夠付學費的窮學生,最使我感到為難的時刻,是這些有錢人家的子弟拉我去照相館或飯館的時候。每當這時候,我就找個藉口推卻他們的邀請。
有一次,母親給我寄來錢和一封信。信上說:
“這次給你多寄一點錢,你在生日照一張相給我。每當想你的時候,能看看你的照片該多好啊。”
我只好照母親的吩咐做了。聽我弟弟哲柱說,母親一想我,就把我穿過的破舊內衣貼在臉上淌眼淚。母親是多麼想念我這個兒子,竟然除了學費還多寄些錢要我照張相寄回去!我很快就去照了相,寄回撫松去了。當時的照片,就是現在現存的吉林毓文中學時期的單身相。把這張照片保存了幾十年,當我國革命戰跡地考察團到中國東北某地考察時交出這張照片的,是我在撫松時相處很親密的婦女會會員蔡周善。在敵人嚴密監視的情況下,不顧一切危險,把照片保存幾十年之久,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我在吉林時拍的照片,不知經過什麼渠道傳到了敵人的手裏,被他們用來搜捕我。有一次,敵人的密探,被朝鮮革命軍隊員處決了。從此以後,我長期沒有照過相。但這並不是說我完全打消了對攝影的喜好。不時遇到的戰友相逢、離別或喜慶的日子等,就令人產生想照個相留作永久紀念的欲望。
在我的地下工作和遊擊隊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拍照留作紀念的事情。在遊擊區的時候,也有過許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場面。可惜,這一切都沒有留下照片。這在當時是難免的。那時候,我們誰都沒有想到過為將來需要留下什麼紀念品或象徵性的證據。因為鬥爭極其艱苦,緊急而重大的課題接連不斷地落到我們頭上,根本無暇顧及其他問題。
但是,人處在大海孤島上也照樣過人的生活嘛,難道我們遊擊隊就非過乾巴巴枯燥無味的生活不可嗎?
我看著年紀小的隊員們因不能多照幾張相而難過的情景,心中手到很大的衝擊。首先,四師有照相機,我部沒有,這使我不得不作了自我反省。長年累月生活在深山密林中一心一意幹革命的隊員們,同別人一樣,也都喜歡照相,而且其渴望是那麼強烈,這對早就與照相斷了關係的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那天,我回到住處,跟幾個指揮員說,年紀小的隊員們為了照相老跟著四師的攝影師幫忙,我看我們也該有個照相機了。我這順便沖口說出來的話,卻收到了驚人的效果。
1937年夏,我們離開長白縣到臨江縣六道溝密營駐紮的時候,在長白縣做地下工作的池泰環有一天來到密營彙報工作,說他帶來了一部照相機。聽了這意外的消息,挖說不出有多麼高興。他帶來的照相機,跟是師的照相機一模一樣,是個六寸版三條腿的相機。他還帶來一個壯年的攝影師。顯然,池泰環一直銘記著我隨便說的話。
池泰環是金一在做地方工作時培養並送到部隊來的。他跟金一差不多,不苟言笑,踏踏實實,不管什麼任務,總象老莊稼把式一樣默默地埋頭苦幹,完成得很出色。金一和池泰環,無論是性格還是言行舉止甚至工作作風,都很相象。
池泰環繳獲照相機的故事,像驚險小說一樣饒有風趣。
他跟另一個遊擊隊員金學哲一起去找十九道溝區長李勳,認真地討論了如何繳獲一部照相機的問題。李勳又跟當地祖國光復會會員們討論了辦法。之後,有一天,李勳來找池泰環,提供一項情報說,敵人為了發放居民證,要進行居民登記,正在準備給居民照相,把一部照相機帶到了二十道溝員警支署。要是設法把這部照相機弄出來,既保證了遊擊隊的需要,又能破壞敵人搞居民登記的把戲,是個一箭雙雕的好事。
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把他們在東滿實行的集團部落制度和中世紀的“保甲制度”搬到西間島來,在西間島開始搞起了戶口調查、拍居民證照片的把戲。此外,還搞什麼通行(停留)證,財物證等玩藝兒,妄圖把老百姓都緊緊地束縛起來。從十五到六十歲的人,沒有居民證和通行證就不准居住和通行,沒有購物證就不許購買糧食、布匹和勞動鞋等物品。如果沒有這種證件的人買了這種物品,就給扣上“通匪分子”的帽子,一律抓起來關進監獄。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才能把警戒森嚴的員警支署院子裏的那部照相機弄出來。池泰環和李勳絞盡腦汁討論了很長時間。
第二天,李勳到二十道溝員警支署去,裝出一副沮喪的樣子,愁眉苦臉地對署長嘟噥道:“什麼事都辦不成,快急死了,這個區長也不再當了;那些莊稼人都目不識丁,腦子不開竅,告訴他們到員警署去給他們照相,不知說了多少遍,都說破了嘴,可他們就是不信,一見到我這個區長,就像見到了閻王爺似的,怕得瑟瑟發抖,真叫人灰心喪氣。”
那個署長只是咋舌,說不出話來。
“那些鄉紳老爺也跟著鬧彆扭。說什麼十九道溝百里方圓好幾百戶人家,你把他們拉到二十道溝去照相,誰來收秋啊!不收秋,去照相,吃什麼,吃照片嗎?他們都這樣吹鬍子登眼,大發雷霆,你說怎麼辦?我可不管啦!”
李勳說罷,頹然坐在了椅子上。
“你這個區長也真糊塗。你找我來叫苦,叫我怎麼辦?辦法應該由你這個區長想嘛!你說,真的沒辦法了?”
李勳要的正是這最後一句話。他裝作絞盡腦汁苦思苦想的樣子,憋了一陣,說道:
“這個員警支署,老百姓都害怕得不敢來,再說,離十九道溝也確實太遠了。我看,十九道溝的李宗述他們家就挺好,他家院子也挺寬敞,是個照相的好地方。乾脆,到他家去照相怎麼樣?”
李宗述是敵人的抓牙。一有員警或官吏到他家去,他都百般獻殷勤,招待他們大吃大喝。所以,員警和官吏都巴不得找個什麼藉口到他家去。那個署長聽了李勳的話,立即表示贊同,說這個辦法妙極了。這樣,那部照相機就從境界森嚴的二十九道溝員警署般到了李宗述的院子裏,並叫十九道溝的居民到這家來集合。
那個署長帶著他的員警也來到了李宗述的家。不消說,李宗述馬上為他們擺上了酒席。署長只命一個員警在院子裏站崗放哨,自己帶著其餘員警入席開始大吃大喝。不久,站崗的員警也進屋入了夥。等到他們喝得酩酊大醉,鬧鬧哄哄的時候,當地地下組織的一個成員突然打開他們的房門大聲喊:“土匪”來搶走照相機,還戰戰兢兢地說,前山后山都叫“土匪”佔領了。署長嚇得面如土色,卻居然抽出手槍,擺起要衝出去的架勢-顯然是酒性鼓起了蠻勁。李勳阻止他說:
“土匪多得很,你一個人怎麼能抵得過他們呀。還是保命要緊,死了的宰相還不如一條活狗嘛。”
他接著把署長拖到後院子裏,向前來照相的群眾作了鼓動性的演講,然後扛起照相機,從容不迫、悠然自得地揚長而去了。
參加這次奪取照相機的隊員把經過講得活靈活現,我聽著捧腹大笑,都笑出眼淚來了。
日本鬼子的秘密檔《關於對岸匪賊狀況的檔》和《惠山事件判決書》中有這樣的記錄:
“於小葡萄溝召集一百名居民照相時,一時三十分左右,出現了看來是金日成部隊的一夥帶手槍的人。他們對攝影師說:‘照相的目的是什麼’,‘你是靠照相過日子的,你要是幫助我們就放你回去,只把照相機交給我們吧。’然後,他們奪走了照相機和一打底片。”
所謂底片,是和今天的照相機使用的膠捲一樣的東西,不過舊式照相機用的不是膠捲,而是玻璃底片。
池泰環同金學哲、李勳一道,圓滿地實現了我們的這一願望。
池泰環從敵統區帶來的攝影師,名叫韓啟三,入伍後遊擊隊裏都叫他李仁煥。他四十來歲,膂力過人,是個適合過遊擊隊生活的人。

我決心學好照相技術,以便必要時親自給隊員們照相。從此,我就單獨跟攝影師學照相。李仁煥見我對照相技術很重視很認真,就問我,怎麼為這個不足掛齒的事花費寶貴的時間?他教我如何掌握構圖的藝術和底片感光的妙法,教得十分親切熱情,認真細緻。自從知道了我是誰以後,他把自己的心裏話向我吐露了。他的言談中,至今仍有深刻印象的是關於“蘑菇串”的故事。他說他到了我們的部隊,最先找的是“蘑菇串”。我問他什麼叫“蘑菇串”?他說,把人的耳朵割下來串在一起就叫“蘑菇串”。敵人大肆宣傳說,革命軍抓了人就把耳朵割下來,像蘑菇一樣串在一起曬乾。日本帝國主義住址專門製造謠言的“宣撫班”,下設許多分科,到處宣傳遊擊隊都是青面獠牙,頭上長角的吃人生番。李仁煥說,前不久,他也相信了這種宣傳。他說:
“遊擊隊來到李宗述院子裏的時候,我嚇得蓋上照相用的黑布瑟瑟發抖,以為這下定死無疑了,下意識地護住了耳朵。可是真地見了遊擊隊,才知道全都是善良人。”
我瞭解到他家裏有好幾個孩子,便勸他回去。可他反而一再要求我,說孩子有他的妻子照顧,懇求我把他收下來。看他的決心真誠而堅定,就批准他加入了遊擊隊。他一穿上新的軍裝,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連我都感到欣慰。
經過六棵松戰鬥和夾信子戰鬥後,我們吸收了許多工人入伍,把他們組織成好幾個班,他任命李仁煥做了其中一個班的班長。
李仁煥入伍後照了很多相。他隨身帶著濕像藥,隨照隨洗。他很勇敢,很能作戰,大家都喜歡他,愛護他,尊敬他。有一次,他得了重感冒,躺倒了。大家都悉心照料他,睡覺時脫下棉襖給他蓋上。我也把鋪蓋圍在他的頭邊,坐在他身旁一面看書一面看護他,熬了通宵。
他醒來後握著我的手,淌著淚水說,為我這個不足掛齒的人,何必這樣費心,叫我怎麼報這個大恩呀!他說,他同我們一起生活,生平第一次受到了人的待遇,也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人生;在遊擊隊裏,即使用草根樹皮充饑,也活得像人一樣,昂首挺胸地過日子,這比當日本鬼子的走卒,吃鬼子的米飯要好得多。
有一天,他把照相機架在我的面前,仔細地替我整理著衣著,說道:
“今天您就讓我實現我的一項願望吧:我想給將軍照一張單人相。”
他說,要給我照張相,把相片拿到國內去向同胞們進行宣傳。我對他說,你的心意我領了,但照我的相向天下公開,是違背部隊紀律的,就等到革命勝利後在盡情地照吧,等解放了,我要請你給我拍頭一張單人照。
他聽了,眼裏淌著淚微笑了。這種微妙的笑,我還是頭一次見到。他那既哭又笑的表情,至今還歷歷在目。
在小哈爾巴嶺會議後,從大部隊活動轉入小分隊活動的時候,我們再次勸他回家去。但他沒有回去,仍在部隊裏繼續戰鬥,後來不幸犧牲了。
現在,我每當照相的時候,就時常產生一種幻覺,覺得李仁煥正在我的面前端著照相機對著焦距。
李仁煥雖已犧牲了,但他照的相片,奇跡般地被保存下來一些,成了珍貴的歷史資料。我們在臨江縣五道溝密營照的合影和烏口江方面的女隊員們照的相片,就是他拍照和沖洗的。
在五道溝密營的合影,是為紀念到國內工作的金周賢小分隊回來而拍的。那天,本來是我要替他們照的,但警衛隊員一定要我跟他們一起照,李仁環也堅持要由他來照,於是我不得不仍戴著偽裝用的黑色寬邊眼鏡跟他們一起合影。
我和李仁環照的相,可惜大都被遺失或燒毀了。當時,敵人一拿到我的照片,就用來指明緝捕我們。我和我的警衛員們保存的照片,在林水山帶“討伐隊”來攻打黃溝嶺密營時全部遺失了。
過了幾十年後,我們聽說曾當過偽滿洲國高級員警官的日本人加藤豐隆,還保存著當年我們遺失的照片。他說,他原保存著我們的三張照片,其中一張已經遺失,現有兩張,並公開了這兩張照片。
加藤豐隆在其題為《滿洲國員警重要圖片及文獻資料彙編》的文章中以《神秘的抗日英雄金日成》為題,寫道:
“......用來緝捕金日成及中國共產黨幹部的圖片,是作為實物充分具有現實意義的極為重要稀有的......”
他把當年的“討伐”隊員寫在照片背面上的“金日成部隊本部全體成員”這幾個字樣,也排在照片的旁邊作了介紹。
這樣,真實的歷史就以栩栩如生的畫面再現到人們的面前來了。這些照片上的人,既不是魔鬼,也不是野人一樣嚇人的“匪賊”,而都是穿著一色的軍裝,英姿颯爽的革命軍指戰員,它如實地重現了朝鮮人民革命軍的形象。
我們人民革命軍的指戰員中,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就犧牲的戰友,是不可勝數。
現在的情況則不同。有人犧牲了,就根據他立的功勞給予表彰,還發訃告通知他的家屬,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但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戰友犧牲了也不能發訃告,更不能立一個刻有名字的墓碑。在敵人不時來襲擊的情況下,不得不把戰友的遺體匆匆掩埋在雪堆或者石頭堆裏,甚至連這一點都來不及做到的時候,只得用松樹枝草草覆蓋上。
掩埋犧牲的戰友,就是把火紅的青春掩埋在荒野的泥土之下,令人心痛欲裂,想抓一把泥土撒下去都覺得像抬一塊大岩石一樣沉重。曾有多少連一張遺像都沒有留在人間就與世長辭的戰友啊!
同犧牲的戰友作別,固然很難受,同活著的戰友生離死別,也是十分難過的。這種時候,若能一起照張相留作紀念,該多好!最令人難受的是那些年紀輕輕的女隊員犧牲前未能把她們的花容玉貌拍成照片留在人間,當她們灑著鮮血倒下的時候,我們都悲痛難忍,心如刀割,五內如焚。它們留在人世上只有一個背囊,裏面只有在一塊布上繡上許多無窮花(木槿花)勾出了朝鮮地圖的小刺繡品。把這個刺繡品蓋在遺體上,在把泥土一把一把撒下去的時候,即便是大男子漢,也無不纏綿悱惻,雙手發顫。
歲月無情,它使無數的往事變得支離破碎,稀薄淡漠,在遺忘中消滅。無論是令人歡悅的事情,還是令人悲痛的事情,日久天長,都將逐漸淡漠,變得遙遠而模糊。
然而對我來說,好像並不完全是這樣。我無論如何忘不了每一個犧牲的戰友。這也許是因為離我遠去的人和送他遠去的我都情誼繾綣,難捨難分的緣故吧。在我的記憶中,他們的容貌猶如幾百幾千張藍圖,清晰可辯。隨著歲月的流逝,照片必然要褪色,記憶也必然要模糊,但惟獨他們的容貌,卻不知怎麼回事,歲月越久,越生動地浮現在眼前,使我心潮翻騰不已。
在建設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園的時候,有些人建議一個雄偉的紀念碑,碑上刻下革命烈士的名字。而我卻希望把革命烈士們的容貌再現出來,好讓抗日英雄們富有個性的面容重現在後世人們的面前。然而,大部分的烈士都沒有留下一張照片,所以,只好由我給雕刻家們描述每一個烈士的相貌,讓他們把烈士的形象雕刻出來。
看了日本鬼子整理的有關部門“惠山事件”的資料,那裏有好多抗日戰士的照片。我記得好象是高爾基說過,窮人的照片只有在他犯了法的時候才能登報。我們的抗日戰士也只在被銬上了腳鐐時,才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照上一張相。
我們在抗日革命時期的模樣之所以能夠拍成幾張照片保存到今天,全是因為池泰環弄來了照相機。而池泰環自己卻從沒有照過相。這個意志堅定,精明強幹的地下工作者,是在“惠山事件”的時候被捕後才照了一張相,這張照片被保存在敵人的檔案裏。他是被捆綁著照了相的,怒衝衝的臉側在一邊,充滿敵意的目光盯著地面。可見這位自尊心格外強的漢子,但是心中翻騰著多麼強烈的仇恨!聽說,他被判了死刑,依然泰然自若,還哈哈笑道:“我已經討回了日本鬼子欠我的血債,現在死而無憾了。”
對我來說,不能成眠的夜晚居多。工作繁忙的時候是這樣,尤其是想起那些沒有留下一件遺物和一張照片就辭別了人世的烈士時,更是通宵輾轉不眠。
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隨著年歲的增加,我對照相越來越重視了。到了工廠、農村,就跟勞動者和婦女兒童照相,到了部隊就跟人民軍合影。有一年,曾去過延豐高等中學,花了半天的時間給學生們照了相。
現在,社會制度好,人和職業都沒有高低卑賤之分,無論誰,只要立了功就能獲得榮譽,受到千萬人的讚揚;無論到哪里,都能過上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勞動中產生的歌謠和舞蹈,被搬到節日的廣場或聯歡節的舞臺上去;燈火輝煌的馬路和公園,幸福的人們川流不息。這一切,半個世紀以前還像遙遠的星空一樣是縹緲的夢想。抗日戰士的大多數沒有看到這種世道就犧牲了。如果沒有他們灑鮮血、拋頭顱開闢了歷史前進的道路,豈能期望有我們這一代人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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