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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农民的日子里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做好全民抗战准备。我们逐渐酝酿成熟了这样的构想:预先壮大力量,待时机一到,就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作战配合以全民抗战的方法光复祖国。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没有农民参加的全民抗战,是不可设想的。有些人说,农民不同于工人,缺乏组织性和革命的思想觉悟,所以很难做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的看法却不同。只要有正确的领导,把农民团结在组织里,农民群众也能成为巨大的革命力量。这一点,我在1931年开展秋收斗争时就已体会到了。我们通过亲身体验确信,只要提高农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们就能成为巨大的抗战力量。
我们的祖先留给后代的是凋敝不堪的农业。人家用机器翻耕、播种、收割的时候,我国农民仍用原始的手工劳动侍弄农田,栽培谷物。
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封建桎梏,遭受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剥削,备受种种蔑视和虐待。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以后,我国农民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化了。日本帝国主义施行的《土地调查令》、《产米增殖计划》、《鲜农移满政策》(把朝鲜农民迁移到满洲的政策——译注)等强盗式掠夺政策,使朝鲜的农村和农业凋敝不堪,进一步加速了农民的贫穷化。
日本帝国主义在霸占我国的初期,发布《土地调查今》,以调查土地为名,从朝鲜农民手里掠夺了几十万町步土地,分别由总督府和“东抗”(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简称——译注)、“不二兴业株式会社”等殖民地拓殖会社和日本移民所占用。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极力推行《产米增殖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是消除本国的粮食危机,二是向朝鲜农村大量输出资本,以榨取巨额利润。
日本帝国主义发布的《朝鲜民事令》规定:“……佃农即使因不可抗力,而收获受到损失,也不得请求减免佃租。”这等于从法律上禁止朝鲜农民为改善处境而进行斗争,即使到了饿死的地步,也要闭着嘴老老实实地忍受。朝鲜总督府一开始就从制度上保障了日本人农场主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佃农占农民总数的半数以上,看到这点,就暗更清楚地了解我国人民在《民事令》的束缚下,处境是何等的艰难。贪既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强盗式剥削,都是足以使禽兽感到脸红的。“东拓”按地区和农场派驻办事员或管理员,下设农监,严密监督佃农。佃农滞纳佃租、干农活“怠惰”,或有点反对农场主的苗头,就马上取消租佃合同,把土地收回去。
日本农场主甚至还私设拘留所,一有佃农对农场发牢骚或要求生存权利,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关起来。我在彰德学校念书的时候,在旧纸上看到过一篇报道:中原农场的日本人扛着长枪跟在干活的朝鲜农民后头威胁说,谁要是磨磨蹭蹭,就要开枪打死他。气得我那天晚上一夜未能成眠。
日本帝国主义每年把朝鲜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七百万至一千万石大米运往日本本土,而从满洲运来小米和豆饼卖给朝鲜人吃。当朝鲜人看到自己生产的油亮雪白的大米全被日本鬼子抢走,而自己却吃发了霉的小米时,心情该如何呢。
受总督府庇护的朝鲜地主也肆无忌惮地压榨农民的血汗,二地主和高利贷者也不甘落后。
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反动的农业政策,加速了朝鲜农村的阶级分化。背井离乡的人急剧增加,形成了一个叫做火田民的新阶层。这是阶级分化造成的殖民地特有的可悲现象。在家乡活不下去的农民,只好到深山或荒无人迹的地方去开火田种些庄稼糊口。但种火田也是不得安生的。因为总督府借口“保护山林”、“防止山火”,开展了“驱逐火田民运动”。我在西间岛时就见过因种火田被驱逐的一些农民。在当时,朝鲜农民大量流亡国外是迫不得已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人驱逐到国外去,而从困于人口过剩和粮荒的本土大举向朝鲜移民。他们企图在《产米增殖计划》的第一期15年中就把四百万名日本农民迁移到朝鲜。本来,田中义一在1925年9月曾使“日本宪政研究会”出面发表过“迁移一千万名日本人到朝鲜的计划。他在当了内阁总理大臣后,新设了拓务省,着手执行这一移民计划。如果日本的一千万名过剩人口都迁移到朝鲜来,那朝鲜该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民族不就被日本人挤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吗?
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农业政策,摧残了我国农民的生活,激化了民族的、社会的和阶级的矛盾。
农民群众为争取生存的权利奋起展开了斗争。
三·一人民起义后,在我国开始出现了佃农组合、佃农相助会、农友会、佃农同盟等农民团体。早期的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中,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佃农组合。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我国农民运动的主流是佃农斗争。20年代的佣农斗争,大都是在确保佃权、减租等经济性口号下进行的。主导这些斗争的就是佃农组合。农民组合是解放前我国农民运动最普遍的主导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为生存而斗争的经济性口号,同时也提出了反映政治要求的口号。
在我国第一个出现的全国性群众组织是朝鲜劳动共济会。劳动共济会里设有农民部或佃农部,吸收了大量的佃农,为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早期的农民运动经历了不少的迂回曲折。日本帝国主义看到抽农斗争越来越激烈,便出动警察用刀枪肆行镇压,大肆逮捕打先锋的农民运动先进分子。另一方面,他们施展恶毒的阴谋诡计,企图通过“潮鲜农会”所属的御用组合拉拢农民,分裂农民队伍。
早期的农民运动所以出现不少迂回曲折,很大程度上同民族改良主义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造成的不良后果有关系。当时组织和指挥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多半都不是纯粹的农民。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改良主义者。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混进农民运动领导班子的民族改良主义者,向淳朴的农民灌输了“不抵抗运动论”。他们宣传说,佃农和地主不要无谓地争执,而要互相理解,和陵相处。他们说,这样做,佃农和地主的纠纷就会像春风化雪一样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农民运动的领导班子里,还有不少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者。农民运动开始高涨起来,他们为了把农民团体置于自己派别的影响下,进行了激烈的派别斗争。这些视扩张自己派别势力重于农民利益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者的派别斗争,使农民运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农民团体相互之间或在农民团体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反目和对立,许多农民团体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但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农民们仍继续进行了斗争。
农民以革命的暴力回答了敌人的反革命暴力。其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年代末龙川不二农场农民的群众性斗争和端川、永兴(金野)地区农民的大规模暴动。龙川不二农场的佃农斗争,是在同到龙川地区活动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系统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联合下进行的群众性暴力斗争。
赤色工会国际及其下属组织泛太平洋劳动组合书记部,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几次提出要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建立赤色劳动组合和赤色农民组合的问题之后,在朝鲜采取了建立革命的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的具体措施。
于是,从30年代初起在我国新建了赤色农民组合,从前的农民组织也改组为赤色农民组合。冠以“赤色”、“左翼”这些词,是为了区别于改良主义的。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到处泛滥着“赤色”这个词。
赤色农民组合绝大多数集中在朝鲜北部一带。
直到20年代,我国半数以上的农民团体还都在朝鲜南部。南部的佣农斗争也比北部开展得广泛。这是因为拥有湖南平原的南部地区农组会主导的农民运动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点。
左倾机会主义者给农民组合冠以“赤色”帽子后,就高筑围墙,实行了关门主义。他们把除佃农和贫雇农以外的所有农民都视为敌对阶级或动摇阶层,不许他们靠近农民组合的围墙一步。
爱国的中农和反日情绪强烈的地主要走进赤色农民组合的大门,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据说,当时有些村子,赤色农民组合的成员和未人组合的居民不喝同一口井的水,各有各的井。当时关门主义达到了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赤色农民组合的关门主义,给未入组合的农民的爱国热情泼了冷水,使他们抱着敌意对待农民组合所做的一切事情,甚至使农民的子女也分成了组合一边和非组合一边。
赤色农民组合活动的另一个缺点,是“打倒式”的做法。赤色农民组合成员认为,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得过激些才算有革命性。例如,农民组合上层人物叫他们破除迷信,他们就用石子打碎礼拜堂的玻璃窗,或者推倒礼拜堂屋顶的十字架;破坏国祠堂,践踏供品;甚至从出入礼拜堂的人手里抢夺圣经,在众人面前撕掉。叫他们反对早婚,有些农民组合就袭击骑马去迎亲的新郎,抢他的马,或者把新郎扣起来,破坏婚礼,闹得年纪小的新郎有的魂飞魄散地逃回家,有的吓得哇哇大哭。
农民组合为了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虽然做过很多好事,但也在部分活动中采取了粗暴做法,因此有些人对凡是农民组合做的事,都摇头反对。
我们认为,赤色农民组合的活动中最大的弱点,是它没有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措施。因此,它未能抵御敌人的镇压和宗派分子、民族改良主义者的危害。
不少的农民组合一干什么事就暴露组织。他们本应该想到,如果农民组合另有自己专用的井,就会暴露组织及其成员;可是农民组合领导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敌探即使盘腿坐在屋里,也能通过窗口很快深出谁家去打农民组合的井水。
有些农民组合甚至像今天执政党的外围组织那样,备齐了会员名册和会费收纳簿,这也是有可能暴露组织的原因。敌人每次袭击秘密据点时,都要收缴会员名册。警察利用这些名册,便能一个不漏地查出农民组合成员,一次就逮捕二三百人。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农民组合无视为保密和安全必须严密提防的事项,犯了冒险的自我暴露的毛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同敌人较量。
这种自我暴露给敌人提供了全面破坏农民组合的可能性。
农民组合没有建立起农民组织之间互相支援、统一步调的活动体系。
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农民组合没有正确的共产主义的领导,因而,我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还不成熟,还有不少弱点。领导农民运动的上层人物,对农民运动的发展没有科学的预见和正确的战略策略。
赤色农民组合运动尽管存在着这些弱点和局限性,但还是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坚贞的农民组合领导人和参加组合的许多农民群众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大逮捕,实现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顽强不屈地进行了反日、反地主斗争。
我们非常重视农民群众在农民组合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农民组合的群众性。我们把工人和农民群众都看做全民抗战的主力,是极其正确的。
中日战争的爆发,给我们提供了加速全民抗战准备的可能性。在这一准备过程中,如何使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意识化和组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工人阶级和国内农民群众的革命化,这是我们在抗日革命中必须首先狠抓的生命线。
我认为使农民成为全民抗战主力之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国内已有的农民组织改组为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然而,有不少的军政干部却给国内已有的农民组织扣上“左”倾或右倾的帽子,不加分析地一概加以否定。他们认为,应该抛弃过去的农民组合,另组织新的农民组合。认为过去的农民团体和农民运动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重建和改组,这是虚无主义的看法。这种虚无主义的观点,不仅不符合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要求和《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的宗旨,而且是自行抛弃过去的农民运动打下的基础和所取得的成果,这对团结农民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我的构想是:只要是反日和反帝反封建的,就不问其名称如何和功劳大小;把所有已建立起来的组织都团结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问题在于根据《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的宗旨来如何重建和改组濒于解体的现有的农民组合。
我们在讨论全民抗战准备问题的指挥员会议上,通过了把国内所有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改组为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或置于其影响下的方针。这意味着实现我们对国内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我们根据这一方针选派了到国内去的政治工作员。
当时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有不少像金永国、安德勋那样在国内进行过农民组合运动的同志。我们邻近的西间岛也有很多过去在国内进行过独立运动或农民组合运动的人。
我们对国内农民运动的领导,是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的。
在保障我们对农民组合运动的领导方面,起了中枢作用的是从我们主力部队中选拔的政治工作员和西间岛地区的祖国光复会组织培育的地下工作员。要了解他们在变革国内农民运动中建立的业绩,只看被派到咸镜北道南部地区的政治工作员的活动情况就足够了。
祖国光复会成立后,我们向这个地区派遣了赵政哲、柳京守、崔益和、赵明植等可靠的政治工作员。这些同志进入国内了解农民组合的骨干分子,选拔其中聪明能干的人派到我们那里,也派到其他各地农民组合去。

城津农民组合领导人之一的许圣镇,就是经农民组合出身的政治工作员李炳璇的介绍,和我们建立了联系。他应我的召唤来到了西间岛。可是,由于仲坪矿袭击事件造成的后果,他没能见到我。后来,他在甲山通过朴达知道了我们关于国内革命运动的路线。许圣镇回家乡后,在1937年9月召开的咸镜北道南部三郡流亡者会议上转达了我们关于国内革命运动的路线。从此我们的包括统一战线战略在内的革命路线就在咸镜北道一带广泛传播开了。
政治工作员们深入到国内革命者和农民组合积极分子中去,忘我地进行工作,用我们关于全民抗战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武装他们,为把农民组合改组为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或置于其影响下,进行了很好的组织建设工作。
在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和坚贞的农民组合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的农民运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国内的农民组合运动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农民群众对抗日游击队的热烈向往。
1936年秋,在明川举行的妇女亲睦大会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指出:“……十九道沟工农苏维埃成立。金日成组织宣传队,到朝鲜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志们;今后,金日成到朝鲜来是确定无疑的。”同一时期,那个地区农民组合的一份决议中还说:“长白县,在建立苏维埃方面,进行十九道沟战斗,烧毁三千吨木材、营林事务所和日本领事馆,拿获八个走狗,同日军交战,日军退却。上述革命斗争均是在金日成总指挥下进行的。”吉州农民组合的《红色追慕》报在纪念十月革命的特刊上登载了“积极支援金日成部队!”的口号。这些都清 楚地证明,赤色农民组合主导的农民运动同过去以解决经济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农民运动相比,政治色彩多么浓厚,又有了多么飞跃的发展。
赤色农民组合等国内革命组织以敬佩的眼光注视朝鲜人民革命军 的活动,这在实现我们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领导方面成了有利的条件。
从我们开始对国内革命运动进行领导以来,国内的农民运动在路线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国内的赤手农民组合从过去偏重于阶级斗争一面的方式中摆脱出来,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农民组合的部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农民组合OO面临的任务是把群众对日本的不平和不满转化为革命的积极性。”这可以看作是上述情况的反映。
国内坚贞的农民运动领导人空前地扩大了农民组合争取对象的范围。看记录了某地先觉者座谈会情况的文件,就知道当时农民运动领导人并不是只把贫农团结在农民组合基层组织里,而是提出了吸收包包括中农、富农在内的各阶层积极分子的要求,并付诸于实践。只要能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斗争精神强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阶层,都吸收到组织里来,这成了组建农民组合的普遍要求。这是符合《祖国光复会宣言》和《十大纲领的宗旨的。有些赤色农民组合甚至下设小市民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把杂货商、店员、饭馆老板、经纪人、商业资本家、自由劳动者和普通学校(小学——译注)学生也都吸收进来。
国内的部分农民组合采取了连那些有良心的地主也引导他们参加反日斗争的积极措施。有些农民组合在领导反对筑路工程的斗争时,让地主参加了宣传队,还用派遣组织成员打进日寇基层统治机构和自卫团等御用团体,逐渐赤化这些组织的方法,老练地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他们发行的一本小册子指出,否认合法斗争可能性的理论是左倾机会主义,并劝告要把一切合法斗条的可能性都充分地利用起来,熟练地结合起来。
不少农民组合在活动中既保持了独立性,又同各地取得一定的联系,从互相通报情况直到斗争方法的选择和斗条目标的确定等各方面都采取了共同步调。
在我们的影响下赤色农民组合运动发生的这种变化为革命地改组原有农民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的政治工作员同国内同志携起手来,积极开展了革命地改组农民组合的工作。咸镜北道和咸镜南道的许多地区出现了许多以过去的农民组合为基础的祖国光复会组织,新义州支会等许多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还把影响扩大到鸭绿江中游地区的农民中。不仅如此当时我们的人以乎壤、南浦、铁原、汉城、仁川、大邱、釜山、全州、光州等地的祖国光复会组织为据点,在朝鲜中部和南部的农民中还建立了各种名称的革命组织。
我们的工作员和国内同志一面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一面着重进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的工作,用依靠朝鲜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祖国的自主独立精神武装了农民。
当时农民组织的出版物大量刊登了解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文章。
这种教育工作使农民增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农民组织继续向农民灌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思想,广泛宣传国际国内形势、社会发展规律、朝鲜革命的前途和朝鲜人民革命军取得辉煌战果的消息,使农民有了必胜的信心。
被派到九月山和碧城地区的工作员,通过在国内活动的同德元把 碧城地区农民组合改编为革命组织。同德元接着同碧城地区的骨干分子们一起乘船到仁川地区,积极进行了提高当地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成员思想觉悟的工作。
金正淑也经由丰山地区于1937年7月中旬到了端川、利原地区。那时,她在丰山郡把拔里见了李仁模,同他认真地研究了以赤色读书会会员为骨干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的问题。
当朝鲜革命军国内工作小组袭击把拔里内中警察驻在所处决外号大马蜂的恶霸警察部长时,李仁模是这一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丰山地区的先觉们组织赤色读书会,开始了反日斗争。
李仁模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他在1932年和1933年两次坐牢一年左右。最近我和李仁模见面时才了解到,他为了同我们取得联系,两次到过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重要作战区二道岗。当南满部队的一个小分队袭击东兴镇的时候,他也曾到过那里。他参军的积极性是这样地强烈。
他做出了这样积极的努力,却没能找到组织线,没能见到我们。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撼的事。如果当时他见到了我们,那么他的人生航路就会完全不同了。
李仁模坐过两次牢,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作为丰山地区革命委员会成员,在把拔里分会、黄水院筑坝工地工人突击队、安山厚峙岭生产游击队等组织,积极地进行了活动。
1938年9月下旬,金正淑再次在丰山同李仁模和他在丰山革命委员会里的同志们见面,讨论了扩大和加强组织,灵活开展敌后活动的措施。
李仁模在同金正淑见面后,为了发展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我们在实现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方面选为必要对象之一的汉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在李仁模的活动中最放异彩的。他同朱炳谱一起向汉城共产主义小组转达了我们光复祖国的路线,给汉城的革命运动渗透了我们的影响。
直接向金三龙转达了我们的路线的是朱炳谱。他是李仁模在赤色读书会时期的上级,在龙井念东兴中学时就参加了学生反日运动。从1937年起,他在汉城的某学校念书时,就经常回丰山去同那些在我们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这过程中,他同当时到丰山地区进行活动的金正淑接上了关系,比较正确地领会了我们关于国内革命的路线和战略策略。金正淑同他讨论了在以汉城为中心的朝鲜中部一带吸收国内共产主义者参加我们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问题。
据李仁模回忆,当时金三龙得知我们的统战路线非常高兴。朱炳谱和李仁模深入到汉城地区的冶金、纺织、纤维、印刷、染色、被服等许多部门的工人中去,吸收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建立了劳动组合,为全民抗战准备打下了基础,同时为实现我们对国内革命组
织的领导,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李仁模不仅为国内的革命运动做了很多事,而且为了把祖国光复会组织扩大到日本,也建立了不小的功绩。1940年夏,他受朱炳谱的指示,带着《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到东京,对甲丰山去的工读生们建立的丰友东京工读生亲睦会进行了革命的改组。
如上所述,李仁模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把他造就成为举世闻名的信念和意志的化身的是祖国光复会组织,是为了在三千里江山各个角落播下这个组织的种子经受了千辛万苦的白头山战士。
金正淑在丰山结束工作之后,又到东海岸的端川地区去了。在端川地区的先觉中,我们特别重视的人物是端川农民组合领导人之一李渊,他曾参与过新干会,又参与过1930年的端川农民暴动。
金正淑由当地祖国光复会会员陪同,首先见了李周渊。由于端川农民暴动坐牢七年的李周渊,当时在一个山中的庙里养病。金正淑亲切地慰问了在牢里受过苦,又生了病的李周渊,然后向他转达了我们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和全民抗战方针,并向他谈了关于实现农民群众的意识化、组织化,加紧准备全民抗战力量的问题。
李周渊说,他过去搞什么运动,都是不分昼夜地奔波,现在回顾起来,那好像是坐在一只坏了罗盘的破船上无目的地漂流在大海上,心里感到空虚。可现在好像坐上了新的船,心里踏实了,发誓要忠于革命。命
金正淑做完李周渊的工作后,在利原遮湖附近的海边见了李锦。他道路是海牙密使事件的主人公、爱国烈士李俊的儿子。他曾因北青农民组合事件被捕,获释后做组织、领导当地反日会的工作。
李俊在海牙自尽后,李镛遵循父亲的“你一定要为国捐躯”的遗训,有段时期投身于独立军运动。可是,他很快就对这个运动失去兴趣。他看出所谓独立军运动只是徒有其名,没有正确的领导,做不成大事。
李镛有段时期还积极地参与过共产主义运动,可是,他看到那些运动的领导者像漂在水上的油滴一样脱离群众,专事派别斗争,争权夺利,虚度时光,就摇了头。后来他深入参与的农民组合,争吵也很厉害。一些学马克思留长发赶时髦的运动者占据农民组合的领导地位,随便向农民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李镛不惯这种现象,有一天当面谴责了一个留长发的上级。对方当即驳斥说,你怎敢这么放肆,仗着你是李俊的儿子吗,李俊到万里之外去洒血呼吁,难道有人赐予了他独立吗?
李镛捶胸痛哭了一场,自己受侮辱倒可以忍受,可是想到父亲的爱国精神受到侮辱,就心痛欲裂。这个痛苦经几年也没有消。
李锦参与过独立军运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农民组合运动,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群众的力量无论有多么大,如果没有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无所作为的。李镛一面把同志们团结在组织里,一面为同白头山接上关系竭尽了一切努力。
金正淑向李镛转达了我们的构想:在厚峙岭以南一带,把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准备全民抗战力量。
李镛遵照我们的意旨,下定了为光复祖国大业献身的决心。他同金正淑分手时说,因为有我,朝鲜的命脉才得以保全,并称我为朝鲜国的正统领。有一次,我看过朝鲜北部地区的革命组织作为宣传教育材料用的一本《金兰之契传》。据了解,这是北青人编写的。北青郡青兴里有个叫松田的地方,松树特别多,风景优美而又清静,自古以来
是乡绅们聚在一起饮酒赋诗,吟风弄月的游乐场。
反日精神强烈的北青地区的骨干分子们,为了瞒过警察,让乡绅们出面组织了“金兰契”。金兰契,意思是只要同心同德,就坚如金石,香如兰草,象征朋友之间的深厚情义,可以解释为亲密朋友之间的一种组织。北青的骨干分子大都是“金兰契”的成员。“金兰契”的成员们常常让乡绅们带头,聚在松田装作赋诗作乐,实则进行精神修养,进行组织思想工作。在这过程中,有个见闻最广,博学不群,被人们尊为学者的年长会员编写了“金兰之契传”,其中一段用过“正统领”这个词。
李镛在那年9月建立了北青地区党小组,并担任其负责人。初期党小组成员是遮湖反日会的骨干分子。李镛发动党小组成员,把遮湖反日会和附近的农民组合、劳动组合团结在祖国光复会的周围,以厚峙岭以南的东海岸一带为中心组织了全民抗战力量。
同白头山接上关系之后,李周渊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周渊接受了新的任务后,没有按照和妻子约好的日子回家去,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他把七年如一日尽心尽意照顾了地狱中生活的爱妻留在家乡踏上征途时,心里禁不住产生了对妻子深切怜悯之情。可是,他抑制了私人感情,毅然决然地同找到庙里来的妻子离别了。
从离开那座庙直到祖国解放,他整整八年没有过过温暖的家庭生活,为避开敌人的监视不断地转移地点,和同志们一起为了向工人、农民灌输反日斗争精神,献出了一切智慧和热情。
解放后,李周渊和李锦仍像当年仰望着白头山进行斗争时一样,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做好了工作。
在高举《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旗帜,为统一战线运动和全民抗战做准备而奋斗的国内农民组合领导人中还有个叫李元涉的。他是把农民组合改组为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的吉州地区反日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1932年他在汪清和和同志们一起为了解决刚建立的抗日游击队武器,参加过袭击大块子公安局的战斗,后来受组织的委任到国内去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他领导的组织成员赴汤蹈火全力支援了革命军。他设法从吉州纸浆厂弄出纸张来,不断地送到白头山。当时东海岸一带的农民组织把支援革命军的各种必需品公然用汽车运到新波和惠山。
农民组合活动家们还积极地开展了号召农民群众配合我们的武装斗争投入全民抗战的宣传鼓动活动。
定平农民组合的成员被关进了狱中也不停地向囚徒们宣传了我们的斗争;明川一带农民组合的积极分子们也同样大力宣传我们,号召群众投入反日斗争。
在准备全民抗战的日子里,在国内遵循我们提出的路线,出生人死地进行斗争的爱国烈士,是数以万计的。那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革命者和我们的工作员一道,在全国各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团结在祖国光复会的周围。
农民组合进行革命的改组后,我国的农民运动就同抗日武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这成了加速农民运动发展的有利条件。全国的农民组织通过贯彻《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斗争,为加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加速全民抗战准备,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过程中,国内革命失去了许多农民组合活动家和爱国的组合成员。
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样,在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主轴的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占有显著地位。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的法西斯暴政下,为恢复民族主权,为农民的阶级解放,不惜牺牲性命进行斗争的革命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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