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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農民的日子裏

中日戰爭爆發後的新形勢,迫切地要求我們做好全民抗戰準備。我們逐漸醞釀成熟了這樣的構想:預先壯大力量,待時機一到,就用朝鮮人民革命軍的軍事作戰配合以全民抗戰的方法光復祖國。
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我國,沒有農民參加的全民抗戰,是不可設想的。有些人說,農民不同于工人,缺乏組織性和革命的思想覺悟,所以很難做革命的主力軍。我們的看法卻不同。只要有正確的領導,把農民團結在組織裏,農民群眾也能成為巨大的革命力量。這一點,我在1931年開展秋收鬥爭時就已體會到了。我們通過親身體驗確信,只要提高農民群眾的革命覺悟,他們就能成為巨大的抗戰力量。
我們的祖先留給後代的是凋敝不堪的農業。人家用機器翻耕、播種、收割的時候,我國農民仍用原始的手工勞動侍弄農田,栽培穀物。
他們世世代代被束縛於封建桎梏,遭受地主階級和封建統治集團的殘酷剝削,備受種種蔑視和虐待。
日本帝國主義霸佔我國以後,我國農民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化了。日本帝國主義施行的《土地調查令》、《產米增殖計畫》、《鮮農移滿政策》(把朝鮮農民遷移到滿洲的政策——譯注)等強盜式掠奪政策,使朝鮮的農村和農業凋敝不堪,進一步加速了農民的貧窮化。
日本帝國主義在霸佔我國的初期,發佈《土地調查今》,以調查土地為名,從朝鮮農民手裏掠奪了幾十萬町步土地,分別由總督府和“東抗”(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的簡稱——譯注)、“不二興業株式會社”等殖民地拓殖會社和日本移民所佔用。
此後,日本帝國主義又極力推行《產米增殖計畫》,其主要目的在於;一是消除本國的糧食危機,二是向朝鮮農村大量輸出資本,以榨取巨額利潤。
日本帝國主義發佈的《朝鮮民事令》規定:“……佃農即使因不可抗力,而收穫受到損失,也不得請求減免佃租。”這等於從法律上禁止朝鮮農民為改善處境而進行鬥爭,即使到了餓死的地步,也要閉著嘴老老實實地忍受。朝鮮總督府一開始就從制度上保障了日本人農場主和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佃農占農民總數的半數以上,看到這點,就暗更清楚地瞭解我國人民在《民事令》的束縛下,處境是何等的艱難。貪既無厭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強盜式剝削,都是足以使禽獸感到臉紅的。“東拓”按地區和農場派駐辦事員或管理員,下設農監,嚴密監督佃農。佃農滯納佃租、幹農活“怠惰”,或有點反對農場主的苗頭,就馬上取消租佃合同,把土地收回去。
日本農場主甚至還私設拘留所,一有佃農對農場發牢騷或要求生存權利,就毫不留情地把他們關起來。我在彰德學校念書的時候,在舊紙上看到過一篇報導:中原農場的日本人扛著長槍跟在幹活的朝鮮農民後頭威脅說,誰要是磨磨蹭蹭,就要開槍打死他。氣得我那天晚上一夜未能成眠。
日本帝國主義每年把朝鮮農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七百萬至一千萬石大米運往日本本土,而從滿洲運來小米和豆餅賣給朝鮮人吃。當朝鮮人看到自己生產的油亮雪白的大米全被日本鬼子搶走,而自己卻吃發了黴的小米時,心情該如何呢。
受總督府庇護的朝鮮地主也肆無忌憚地壓榨農民的血汗,二地主和高利貸者也不甘落後。
日本帝國主義推行的反動的農業政策,加速了朝鮮農村的階級分化。背井離鄉的人急劇增加,形成了一個叫做火田民的新階層。這是階級分化造成的殖民地特有的可悲現象。在家鄉活不下去的農民,只好到深山或荒無人跡的地方去開火田種些莊稼糊口。但種火田也是不得安生的。因為總督府藉口“保護山林”、“防止山火”,開展了“驅逐火田民運動”。我在西間島時就見過因種火田被驅逐的一些農民。在當時,朝鮮農民大量流亡國外是迫不得已的。
日本帝國主義把朝鮮人驅逐到國外去,而從困於人口過剩和糧荒的本土大舉向朝鮮移民。他們企圖在《產米增殖計畫》的第一期15年中就把四百萬名日本農民遷移到朝鮮。本來,田中義一在1925年9月曾使“日本憲政研究會”出面發表過“遷移一千萬名日本人到朝鮮的計畫。他在當了內閣總理大臣後,新設了拓務省,著手執行這一移民計畫。如果日本的一千萬名過剩人口都遷移到朝鮮來,那朝鮮該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們民族不就被日本人擠得連氣都透不過來了嗎?
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的農業政策,摧殘了我國農民的生活,激化了民族的、社會的和階級的矛盾。
農民群眾為爭取生存的權利奮起展開了鬥爭。
三·一人民起義後,在我國開始出現了佃農組合、佃農相助會、農友會、佃農同盟等農民團體。早期的代表農民權益的組織中,有代表性的組織是佃農組合。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我國農民運動的主流是佃農鬥爭。20年代的傭農鬥爭,大都是在確保佃權、減租等經濟性口號下進行的。主導這些鬥爭的就是佃農組合。農民組合是解放前我國農民運動最普遍的主導的組織形式。這個組織根據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提出了為生存而鬥爭的經濟性口號,同時也提出了反映政治要求的口號。
在我國第一個出現的全國性群眾組織是朝鮮勞動共濟會。勞動共濟會裏設有農民部或佃農部,吸收了大量的佃農,為農民運動的發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早期的農民運動經歷了不少的迂回曲折。日本帝國主義看到抽農鬥爭越來越激烈,便出動員警用刀槍肆行鎮壓,大肆逮捕打先鋒的農民運動先進分子。另一方面,他們施展惡毒的陰謀詭計,企圖通過“潮鮮農會”所屬的御用組合拉攏農民,分裂農民隊伍。
早期的農民運動所以出現不少迂回曲折,很大程度上同民族改良主義者和早期共產主義者造成的不良後果有關係。當時組織和指揮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多半都不是純粹的農民。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民族改良主義者。這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混進農民運動領導班子的民族改良主義者,向淳樸的農民灌輸了“不抵抗運動論”。他們宣傳說,佃農和地主不要無謂地爭執,而要互相理解,和陵相處。他們說,這樣做,佃農和地主的糾紛就會像春風化雪一樣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
農民運動的領導班子裏,還有不少早期共產主義運動者。農民運動開始高漲起來,他們為了把農民團體置於自己派別的影響下,進行了激烈的派別鬥爭。這些視擴張自己派別勢力重于農民利益的早期共產主義運動者的派別鬥爭,使農民運動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在農民團體相互之間或在農民團體內部產生了嚴重的反目和對立,許多農民團體未能起到應起的作用。但是,在這種困難情況下農民們仍繼續進行了鬥爭。
農民以革命的暴力回答了敵人的反革命暴力。其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年代末龍川不二農場農民的群眾性鬥爭和端川、永興(金野)地區農民的大規模暴動。龍川不二農場的佃農鬥爭,是在同到龍川地區活動的“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系統新一代青年共產主義者的聯合下進行的群眾性暴力鬥爭。
赤色工會國際及其下屬組織泛太平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幾次提出要在太平洋沿岸各國建立赤色勞動組合和赤色農民組合的問題之後,在朝鮮採取了建立革命的勞動組合和農民組合的具體措施。
於是,從30年代初起在我國新建了赤色農民組合,從前的農民組織也改組為赤色農民組合。冠以“赤色”、“左翼”這些詞,是為了區別於改良主義的。在當時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到處氾濫著“赤色”這個詞。
赤色農民組合絕大多數集中在朝鮮北部一帶。
直到20年代,我國半數以上的農民團體還都在朝鮮南部。南部的傭農鬥爭也比北部開展得廣泛。這是因為擁有湖南平原的南部地區農組會主導的農民運動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點。
左傾機會主義者給農民組合冠以“赤色”帽子後,就高築圍牆,實行了關門主義。他們把除佃農和貧雇農以外的所有農民都視為敵對階級或動搖階層,不許他們靠近農民組合的圍牆一步。
愛國的中農和反日情緒強烈的地主要走進赤色農民組合的大門,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據說,當時有些村子,赤色農民組合的成員和未人組合的居民不喝同一口井的水,各有各的井。當時關門主義達到了什麼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赤色農民組合的關門主義,給未入組合的農民的愛國熱情潑了冷水,使他們抱著敵意對待農民組合所做的一切事情,甚至使農民的子女也分成了組合一邊和非組合一邊。
赤色農民組合活動的另一個缺點,是“打倒式”的做法。赤色農民組合成員認為,不論做什麼事都要做得過激些才算有革命性。例如,農民組合上層人物叫他們破除迷信,他們就用石子打碎禮拜堂的玻璃窗,或者推倒禮拜堂屋頂的十字架;破壞國祠堂,踐踏供品;甚至從出入禮拜堂的人手裏搶奪聖經,在眾人面前撕掉。叫他們反對早婚,有些農民組合就襲擊騎馬去迎親的新郎,搶他的馬,或者把新郎扣起來,破壞婚禮,鬧得年紀小的新郎有的魂飛魄散地逃回家,有的嚇得哇哇大哭。
農民組合為了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雖然做過很多好事,但也在部分活動中採取了粗暴做法,因此有些人對凡是農民組合做的事,都搖頭反對。
我們認為,赤色農民組合的活動中最大的弱點,是它沒有一個能夠保護自己的正確的戰略策略措施。因此,它未能抵禦敵人的鎮壓和宗派分子、民族改良主義者的危害。
不少的農民組合一幹什麼事就暴露組織。他們本應該想到,如果農民組合另有自己專用的井,就會暴露組織及其成員;可是農民組合領導人卻不懂得這個道理。因此敵探即使盤腿坐在屋裏,也能通過視窗很快深出誰家去打農民組合的井水。
有些農民組合甚至像今天執政黨的週邊組織那樣,備齊了會員名冊和會費收納簿,這也是有可能暴露組織的原因。敵人每次襲擊秘密據點時,都要收繳會員名冊。員警利用這些名冊,便能一個不漏地查出農民組合成員,一次就逮捕二三百人。
上面幾個例子說明,農民組合無視為保密和安全必須嚴密提防的事項,犯了冒險的自我暴露的毛病,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同敵人較量。
這種自我暴露給敵人提供了全面破壞農民組合的可能性。
農民組合沒有建立起農民組織之間互相支援、統一步調的活動體系。
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是,農民組合沒有正確的共產主義的領導,因而,我國農民運動的領導還不成熟,還有不少弱點。領導農民運動的上層人物,對農民運動的發展沒有科學的預見和正確的戰略策略。
赤色農民組合運動儘管存在著這些弱點和局限性,但還是為我國農民運動的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堅貞的農民組合領導人和參加組合的許多農民群眾不顧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的大逮捕,實現他們的政治、經濟要求,頑強不屈地進行了反日、反地主鬥爭。
我們非常重視農民群眾在農民組合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勇敢、堅忍不拔的鬥爭精神和農民組合的群眾性。我們把工人和農民群眾都看做全民抗戰的主力,是極其正確的。
中日戰爭的爆發,給我們提供了加速全民抗戰準備的可能性。在這一準備過程中,如何使占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群眾意識化和組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實現工人階級和國內農民群眾的革命化,這是我們在抗日革命中必須首先狠抓的生命線。
我認為使農民成為全民抗戰主力之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國內已有的農民組織改組為祖國光復會的下屬組織。然而,有不少的軍政幹部卻給國內已有的農民組織扣上“左”傾或右傾的帽子,不加分析地一概加以否定。他們認為,應該拋棄過去的農民組合,另組織新的農民組合。認為過去的農民團體和農民運動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重建和改組,這是虛無主義的看法。這種虛無主義的觀點,不僅不符合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要求和《祖國光復會成立宣言》的宗旨,而且是自行拋棄過去的農民運動打下的基礎和所取得的成果,這對團結農民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
我的構想是:只要是反日和反帝反封建的,就不問其名稱如何和功勞大小;把所有已建立起來的組織都團結在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問題在於根據《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和《成立宣言》的宗旨來如何重建和改組瀕於解體的現有的農民組合。
我們在討論全民抗戰準備問題的指揮員會議上,通過了把國內所有勞動組合和農民組合改組為祖國光復會下屬組織或置於其影響下的方針。這意味著實現我們對國內革命運動的直接領導。我們根據這一方針選派了到國內去的政治工作員。
當時我們的革命隊伍裏有不少像金永國、安德勳那樣在國內進行過農民組合運動的同志。我們鄰近的西間島也有很多過去在國內進行過獨立運動或農民組合運動的人。
我們對國內農民運動的領導,是通過多種渠道來實現的。
在保障我們對農民組合運動的領導方面,起了中樞作用的是從我們主力部隊中選拔的政治工作員和西間島地區的祖國光復會組織培育的地下工作員。要瞭解他們在變革國內農民運動中建立的業績,只看被派到咸鏡北道南部地區的政治工作員的活動情況就足夠了。
祖國光復會成立後,我們向這個地區派遣了趙政哲、柳京守、崔益和、趙明植等可靠的政治工作員。這些同志進入國內瞭解農民組合的骨幹分子,選拔其中聰明能幹的人派到我們那裏,也派到其他各地農民組合去。

城津農民組合領導人之一的許聖鎮,就是經農民組合出身的政治工作員李炳璿的介紹,和我們建立了聯繫。他應我的召喚來到了西間島。可是,由於仲坪礦襲擊事件造成的後果,他沒能見到我。後來,他在甲山通過朴達知道了我們關於國內革命運動的路線。許聖鎮回家鄉後,在1937年9月召開的咸鏡北道南部三郡流亡者會議上轉達了我們關於國內革命運動的路線。從此我們的包括統一戰線戰略在內的革命路線就在咸鏡北道一帶廣泛傳播開了。
政治工作員們深入到國內革命者和農民組合積極分子中去,忘我地進行工作,用我們關於全民抗戰和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武裝他們,為把農民組合改組為祖國光復會下屬組織或置於其影響下,進行了很好的組織建設工作。
在朝鮮人民革命軍政治工作員和堅貞的農民組合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國內的農民運動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國內的農民組合運動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農民群眾對抗日遊擊隊的熱烈嚮往。
1936年秋,在明川舉行的婦女親睦大會關於國際國內形勢的報告中指出:“……十九道溝工農蘇維埃成立。金日成組織宣傳隊,到朝鮮來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同志們;今後,金日成到朝鮮來是確定無疑的。”同一時期,那個地區農民組合的一份決議中還說:“長白縣,在建立蘇維埃方面,進行十九道溝戰鬥,燒毀三千噸木材、營林事務所和日本領事館,拿獲八個走狗,同日軍交戰,日軍退卻。上述革命鬥爭均是在金日成總指揮下進行的。”吉州農民組合的《紅色追慕》報在紀念十月革命的特刊上登載了“積極支援金日成部隊!”的口號。這些都清 楚地證明,赤色農民組合主導的農民運動同過去以解決經濟問題為主要目標的農民運動相比,政治色彩多麼濃厚,又有了多麼飛躍的發展。
赤色農民組合等國內革命組織以敬佩的眼光注視朝鮮人民革命軍 的活動,這在實現我們對國內革命運動的領導方面成了有利的條件。
從我們開始對國內革命運動進行領導以來,國內的農民運動在路線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首先,國內的赤手農民組合從過去偏重於階級鬥爭一面的方式中擺脫出來,把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日本帝國主義。農民組合的部分檔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農民組合OO面臨的任務是把群眾對日本的不平和不滿轉化為革命的積極性。”這可以看作是上述情況的反映。
國內堅貞的農民運動領導人空前地擴大了農民組合爭取物件的範圍。看記錄了某地先覺者座談會情況的檔,就知道當時農民運動領導人並不是只把貧農團結在農民組合基層組織裏,而是提出了吸收包包括中農、富農在內的各階層積極分子的要求,並付諸於實踐。只要能遵守紀律保守秘密,鬥爭精神強的人,不管他屬於哪個階層,都吸收到組織裏來,這成了組建農民組合的普遍要求。這是符合《祖國光復會宣言》和《十大綱領的宗旨的。有些赤色農民組合甚至下設小市民委員會和學生委員會,把雜貨商、店員、飯館老闆、經紀人、商業資本家、自由勞動者和普通學校(小學——譯注)學生也都吸收進來。
國內的部分農民組合採取了連那些有良心的地主也引導他們參加反日鬥爭的積極措施。有些農民組合在領導反對築路工程的鬥爭時,讓地主參加了宣傳隊,還用派遣組織成員打進日寇基層統治機構和自衛團等御用團體,逐漸赤化這些組織的方法,老練地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結合起來。他們發行的一本小冊子指出,否認合法鬥爭可能性的理論是左傾機會主義,並勸告要把一切合法鬥條的可能性都充分地利用起來,熟練地結合起來。
不少農民組合在活動中既保持了獨立性,又同各地取得一定的聯繫,從互相通報情況直到鬥爭方法的選擇和鬥條目標的確定等各方面都採取了共同步調。
在我們的影響下赤色農民組合運動發生的這種變化為革命地改組原有農民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
我們的政治工作員同國內同志攜起手來,積極開展了革命地改組農民組合的工作。咸鏡北道和咸鏡南道的許多地區出現了許多以過去的農民組合為基礎的祖國光復會組織,新義州支會等許多祖國光復會下屬組織還把影響擴大到鴨綠江中游地區的農民中。不僅如此當時我們的人以乎壤、南浦、鐵原、漢城、仁川、大邱、釜山、全州、光州等地的祖國光復會組織為據點,在朝鮮中部和南部的農民中還建立了各種名稱的革命組織。
我們的工作員和國內同志一面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一面著重進行提高農民政治覺悟的工作,用依靠朝鮮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祖國的自主獨立精神武裝了農民。
當時農民組織的出版物大量刊登了解釋《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的文章。
這種教育工作使農民增強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感。農民組織繼續向農民灌輸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思想,廣泛宣傳國際國內形勢、社會發展規律、朝鮮革命的前途和朝鮮人民革命軍取得輝煌戰果的消息,使農民有了必勝的信心。
被派到九月山和碧城地區的工作員,通過在國內活動的同德元把 碧城地區農民組合改編為革命組織。同德元接著同碧城地區的骨幹分子們一起乘船到仁川地區,積極進行了提高當地勞動組合和農民組合成員思想覺悟的工作。
金正淑也經由豐山地區於1937年7月中旬到了端川、利原地區。那時,她在豐山郡把拔裏見了李仁模,同他認真地研究了以赤色讀書會會員為骨幹擴大祖國光復會組織的問題。
當朝鮮革命軍國內工作小組襲擊把拔裏內中員警駐在所處決外號大馬蜂的惡霸員警部長時,李仁模是這一事件的見證人之一。在這一事件的影響下,豐山地區的先覺們組織赤色讀書會,開始了反日鬥爭。
李仁模也參加了這個讀書會。他在1932年和1933年兩次坐牢一年左右。最近我和李仁模見面時才瞭解到,他為了同我們取得聯繫,兩次到過朝鮮人民革命軍的重要作戰區二道崗。當南滿部隊的一個小分隊襲擊東興鎮的時候,他也曾到過那裏。他參軍的積極性是這樣地強烈。
他做出了這樣積極的努力,卻沒能找到組織線,沒能見到我們。這不能不說是很遺撼的事。如果當時他見到了我們,那麼他的人生航路就會完全不同了。
李仁模坐過兩次牢,也沒有停止鬥爭。他作為豐山地區革命委員會成員,在把拔裏分會、黃水院築壩工地工人突擊隊、安山厚峙嶺生產遊擊隊等組織,積極地進行了活動。
1938年9月下旬,金正淑再次在豐山同李仁模和他在豐山革命委員會裏的同志們見面,討論了擴大和加強組織,靈活開展敵後活動的措施。
李仁模在同金正淑見面後,為了發展祖國光復會下屬組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的活動範圍擴大到我們在實現對國內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方面選為必要物件之一的漢城共產主義小組。這是在李仁模的活動中最放異彩的。他同朱炳譜一起向漢城共產主義小組轉達了我們光復祖國的路線,給漢城的革命運動滲透了我們的影響。
直接向金三龍轉達了我們的路線的是朱炳譜。他是李仁模在赤色讀書會時期的上級,在龍井念東興中學時就參加了學生反日運動。從1937年起,他在漢城的某學校念書時,就經常回豐山去同那些在我們影響下的共產主義者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在這過程中,他同當時到豐山地區進行活動的金正淑接上了關係,比較正確地領會了我們關於國內革命的路線和戰略策略。金正淑同他討論了在以漢城為中心的朝鮮中部一帶吸收國內共產主義者參加我們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問題。
據李仁模回憶,當時金三龍得知我們的統戰路線非常高興。朱炳譜和李仁模深入到漢城地區的冶金、紡織、纖維、印刷、染色、被服等許多部門的工人中去,吸收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建立了勞動組合,為全民抗戰準備打下了基礎,同時為實現我們對國內革命組
織的領導,做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
李仁模不僅為國內的革命運動做了很多事,而且為了把祖國光復會組織擴大到日本,也建立了不小的功績。1940年夏,他受朱炳譜的指示,帶著《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到東京,對甲豐山去的工讀生們建立的豐友東京工讀生親睦會進行了革命的改組。
如上所述,李仁模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人。把他造就成為舉世聞名的信念和意志的化身的是祖國光復會組織,是為了在三千里江山各個角落播下這個組織的種子經受了千辛萬苦的白頭山戰士。
金正淑在豐山結束工作之後,又到東海岸的端川地區去了。在端川地區的先覺中,我們特別重視的人物是端川農民組合領導人之一李淵,他曾參與過新幹會,又參與過1930年的端川農民暴動。
金正淑由當地祖國光復會會員陪同,首先見了李周淵。由於端川農民暴動坐牢七年的李周淵,當時在一個山中的廟裏養病。金正淑親切地慰問了在牢裏受過苦,又生了病的李周淵,然後向他轉達了我們提出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和全民抗戰方針,並向他談了關於實現農民群眾的意識化、組織化,加緊準備全民抗戰力量的問題。
李周淵說,他過去搞什麼運動,都是不分晝夜地奔波,現在回顧起來,那好像是坐在一隻壞了羅盤的破船上無目的地漂流在大海上,心裏感到空虛。可現在好像坐上了新的船,心裏踏實了,發誓要忠於革命。命
金正淑做完李周淵的工作後,在利原遮湖附近的海邊見了李錦。他道路是海牙密使事件的主人公、愛國烈士李俊的兒子。他曾因北青農民組合事件被捕,獲釋後做組織、領導當地反日會的工作。
李俊在海牙自盡後,李鏞遵循父親的“你一定要為國捐軀”的遺訓,有段時期投身於獨立軍運動。可是,他很快就對這個運動失去興趣。他看出所謂獨立軍運動只是徒有其名,沒有正確的領導,做不成大事。
李鏞有段時期還積極地參與過共產主義運動,可是,他看到那些運動的領導者像漂在水上的油滴一樣脫離群眾,專事派別鬥爭,爭權奪利,虛度時光,就搖了頭。後來他深入參與的農民組合,爭吵也很厲害。一些學馬克思留長髮趕時髦的運動者佔據農民組合的領導地位,隨便向農民指手畫腳,發號施令。
李鏞不慣這種現象,有一天當面譴責了一個留長髮的上級。對方當即駁斥說,你怎敢這麼放肆,仗著你是李俊的兒子嗎,李俊到萬里之外去灑血呼籲,難道有人賜予了他獨立嗎?
李鏞捶胸痛哭了一場,自己受侮辱倒可以忍受,可是想到父親的愛國精神受到侮辱,就心痛欲裂。這個痛苦經幾年也沒有消。
李錦參與過獨立軍運動、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和農民組合運動,從中得出的結論是:群眾的力量無論有多麼大,如果沒有卓越的領導人,也是無所作為的。李鏞一面把同志們團結在組織裏,一面為同白頭山接上關係竭盡了一切努力。
金正淑向李鏞轉達了我們的構想:在厚峙嶺以南一帶,把農民群眾團結起來,準備全民抗戰力量。
李鏞遵照我們的意旨,下定了為光復祖國大業獻身的決心。他同金正淑分手時說,因為有我,朝鮮的命脈才得以保全,並稱我為朝鮮國的正統領。有一次,我看過朝鮮北部地方的革命組織作為宣傳教育材料用的一本《金蘭之契傳》。據瞭解,這是北青人編寫的。北青郡青興裏有個叫松田的地方,松樹特別多,風景優美而又清靜,自古以來
是鄉紳們聚在一起飲酒賦詩,吟風弄月的遊樂場。
反日精神強烈的北青地區的骨幹分子們,為了瞞過員警,讓鄉紳們出面組織了“金蘭契”。金蘭契,意思是只要同心同德,就堅如金石,香如蘭草,象徵朋友之間的深厚情義,可以解釋為親密朋友之間的一種組織。北青的骨幹分子大都是“金蘭契”的成員。“金蘭契”的成員們常常讓鄉紳們帶頭,聚在松田裝作賦詩作樂,實則進行精神修養,進行組織思想工作。在這過程中,有個見聞最廣,博學不群,被人們尊為學者的年長會員編寫了“金蘭之契傳”,其中一段用過“正統領”這個詞。
李鏞在那年9月建立了北青地區黨小組,並擔任其負責人。初期黨小組成員是遮湖反日會的骨幹分子。李鏞發動黨小組成員,把遮湖反日會和附近的農民組合、勞動組合團結在祖國光復會的周圍,以厚峙嶺以南的東海岸一帶為中心組織了全民抗戰力量。
同白頭山接上關係之後,李周淵的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李周淵接受了新的任務後,沒有按照和妻子約好的日子回家去,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當他把七年如一日盡心盡意照顧了地獄中生活的愛妻留在家鄉踏上征途時,心裏禁不住產生了對妻子深切憐憫之情。可是,他抑制了私人感情,毅然決然地同找到廟裏來的妻子離別了。
從離開那座廟直到祖國解放,他整整八年沒有過過溫暖的家庭生活,為避開敵人的監視不斷地轉移地點,和同志們一起為了向工人、農民灌輸反日鬥爭精神,獻出了一切智慧和熱情。
解放後,李周淵和李錦仍像當年仰望著白頭山進行鬥爭時一樣,忠心耿耿地為革命做好了工作。
在高舉《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的旗幟,為統一戰線運動和全民抗戰做準備而奮鬥的國內農民組合領導人中還有個叫李元涉的。他是把農民組合改組為祖國光復會下屬組織的吉州地區反日地下組織的負責人。
1932年他在汪清和和同志們一起為了解決剛建立的抗日遊擊隊武器,參加過襲擊大塊子公安局的戰鬥,後來受組織的委任到國內去一直從事地下工作。他領導的組織成員赴湯蹈火全力支援了革命軍。他設法從吉州紙漿廠弄出紙張來,不斷地送到白頭山。當時東海岸一帶的農民組織把支援革命軍的各種必需品公然用汽車運到新波和惠山。
農民組合活動家們還積極地開展了號召農民群眾配合我們的武裝鬥爭投入全民抗戰的宣傳鼓動活動。
定平農民組合的成員被關進了獄中也不停地向囚徒們宣傳了我們的鬥爭;明川一帶農民組合的積極分子們也同樣大力宣傳我們,號召群眾投入反日鬥爭。
在準備全民抗戰的日子裏,在國內遵循我們提出的路線,出生人死地進行鬥爭的愛國烈士,是數以萬計的。那許許多多有名無名的革命者和我們的工作員一道,在全國各地把千百萬農民群眾團結在祖國光復會的周圍。
農民組合進行革命的改組後,我國的農民運動就同抗日武裝鬥爭密切結合起來。這成了加速農民運動發展的有利條件。全國的農民組織通過貫徹《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的鬥爭,為加強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加速全民抗戰準備,做出了很大貢獻。在這過程中,國內革命失去了許多農民組合活動家和愛國的組合成員。
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一樣,在以抗日武裝鬥爭為主軸的我國反日民族解放鬥爭史上佔有顯著地位。我們不應該忘記在日本帝國主義血腥的法西斯暴政下,為恢復民族主權,為農民的階級解放,不惜犧牲性命進行鬥爭的革命先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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