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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平安道人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有数不尽的相逢与别离交织成的感人故事。其中有匆匆见面又匆匆分手的,有久别重逢的,有只有一面之交别后再见到的,也有约好要会面却因不得已而未能会面,而且一直不知音信,死后才得知其情况,从而使领袖深感遗憾的。
1993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对抗日革命斗争史的研究人员追述大部队回旋战时,讲述了一件有关在六棵松匆匆见过一面的平安道人的故事。他说,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抗日革命篇第七卷中,要另写一节专门叙述关于这个平安道人的故事。他还说,在自己的革命活动历程中,有过许许多多这种奇遇。
我顺便再谈一件在六棵松遇见一个平安道人的故事吧。
吴仲洽追悼会结束以后,我们朝宿营地走的时候,传令兵赶上来对我说,一个陌生人从六棵松一直跟着我们,纠缠着要跟将军见一面。
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凡是有人前来要求见我,我都他们空跑一趟。不管多忙,该见的人我都见。会见来自敌统和国内的人民群众,这在忙于打游击战的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但是这天晚上,我没有心思会见任何人,觉得烦透了。因为在六棵松战斗中失去了吴仲洽,太悲痛太惋惜了。加上又崔一贤和姜兴锡,难过得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愿说。吴仲洽的牺牲,等于我失去了一只右臂。说真的,那时我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我对传令兵说,你去告诉那位客人,我今天不见任何人,求他谅解,请他回去。
传兵十分为难地说,求他谅解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了,可他总说跟金日成将军是老相识,就是一分钟也好,只求见一面问一声好就满足了。
听了传令兵的话,我觉得奇怪。六棵松不会有认识我的人,这一带是我们头一次来的陌生之地啊。
我跟着传令兵去一看,是一个背着背囊的中年男子。这个自称是我的老相识的人,我却想不起到底在哪里见过。可是他一见到我,就一把握住我的手说:“是我,是‘平安道人’!”
他一说‘平安道人’,我马上想起他是谁来了。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带着队伍行军穿越一片树林,走到一处偏僻的山沟,发现了一幢烧毁的房子。在那还冒着余火的房址上,只见一个中年男子背着一个小男孩,十分悲痛地哭泣。
我走过去边安慰边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稍微定神说道,几个钟头前,他带着斧头上山砍柴,没想到这时候来了“讨伐队”,烧了他家的房子,还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背着的孩子,是上山去找他,才幸免一死的。
我听了,怒火中烧,实在忍不住了,决心替他报这个深仇大恨。我问他敌人有多少,走了多久。他说敌人有四十来个,走了才半个小时左右。
我转身对队员们说,你们看,日本鬼子有多野蛮。无辜的一家人遭到了这样的惨祸,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表示要马上去报仇,都要求参加这场复仇战。
我当场挑选了五十来个精悍的队员,编成一个突击队,立即出动追击。这支队伍把正准备宿营的敌人全部消灭掉,很快就回来了。
在离开那座被烧毁的房子时,我掏出五十块钱,对那个中年汉子说:看到你的遭遇,我们很想给你盖一幢房子,可是现在,我们只能给你这点钱;你就带着这点钱,到别的地方去找个活路,等将来国家独立了,我们再见。
那个时候的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足可以买头大黄牛。当时一斗小米才值三毛钱。
那个中年汉子说:“我本是平安道人,听说西间岛日子好过,就搬到这儿来了,没想到遭了这样的惨祸。”他接着恳求说:“您的大恩,我到九泉之下也不会忘。在分手之前,我很想知道您的尊姓大名。”
见他要求十分恳切,我们的人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
当他说他是平安道人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亲切,因为平安道人无异于我的同乡。住在满洲的朝鲜人,有不少平安道人。不过他们大都住在南满,间岛没有多少平安道人。
在西间岛,我有一次住在平安道人的家里。吃饭时主人给我端来了一碟新糠虾酱。我问他在满洲这个地方哪来的新糠虾酱?他说是他的儿媳妇去了一趟娘家,从娘家带回来的。那天,煮青玉米就新糠虾酱吃,非常可口,别有一番味道。我小时候是生活在西鲜(指朝鲜西部——译注)的,因此特别喜欢新糠虾酱和毛虾酱。
话再说回来,那天我看到一下子失去了三口人的平安道人,对敌人的仇恨陡增,气得无法忍受。虽然送了他一些钱作为糊口之用,但心情依然十分沉重。一想到他郁积在心中的悲伤和痛苦,我真不忍心舍下他走了。我为他犯愁,他没了妻子,只身带着个小男孩,怎么过下去呢!
虽然难过,不愿舍下他,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分手了。
说起来,这个世界真可谓既宽广又狭窄。没想到在敦化这个深山沟里,又见到了那个在不知名的荒山老林中匆匆见过一面的平安道人。
假若没有失去吴仲洽,我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但因为失去了战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见了令我高兴的人也高兴不起来。我勉强抑制住心中的悲痛,问他怎么来到了六棵松,在这深更半夜要求见我,可有什么事?
平安道人说,他和我们分手以后,带着孩子来到了六棵松,找到了活路,也续了弦,日子还过得下去。他接着说:
“我们父子能活着,全托了将军的神速。要不是那五十块钱,我们父子早就成了叫花子,说不定早饿死了。现在我在山里做伐木工,为您储下了一斗白米,从心里盼望着有一天能再见到将军,还祷告老天爷,祈求老天爷请您到这里来一趟。”
他是个重情义,不忘恩的人。
从他的一斗白米中,我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我们革命军的热爱,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和情义,它使我更加下定了决心,为着这样的人民,要战胜悲痛,要拿出勇气,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叫敌人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那天夜里,我示能同这个平安道人长谈。我们需要赶路,他也说不能久留。当他挥泪告别的时候,我也心情沉重地送了他一程。
此后,直到祖国解放,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说来也巧,刚解放不久,我在新义州又见到了他。那是新义州发生了学生骚乱的时候,可见是1945年11月的事情。
新义州学生事件最初是在东中学里发生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反动派的唆使下袭击了道党委办公楼。如果不及时平息,事态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人们都说只有金日成去才能扭转局面,我就乘飞机去了新义州。
这个学校曾涌现出许多爱国学生,洪东要牧师好像就是这个学校的。解放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受到了民族广义思想的很大影响。反动派利用假共产主义者的胡作非为,向他们灌输了反共思想,他们就像火药一样爆发了,干出了袭击道党委办公楼的行动。
我在这个学校操场向新义州市民和学生讲了话。学生们听了我的讲话,才知道他们被反动派利用,干出了蠢事,认识到反对共产党,对建设新祖国和民族团结,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来,他们再没有干这种蠢事。
当我讲完话,准备回住处的时候,这个在六棵松分手的平安道人突然来找我。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不期而遇。他说他是来参加群众大会的。我们就在大庭广众面前,像老朋友一样高兴地拥抱了。我向随行干部们介绍说,他是我在六棵松作战时见过的人,说明了跟他认识的经过。
人做好事,就能交上好朋友;好朋友是终会重逢的。过去在老年人的谈话里就有“三益友”和“三损友”的说法。所谓“三益友”,指的是结识了就有三种益处的朋友。这种人是正直、可信、见识广的人,人们称之为“三益友”,同这种人交朋友有好处。所谓“三损友”,指的是结识了就会有三种损失的朋友。这种人是心胸狭隘、心善却无主见、说空话而不实在的人,同这种人就不该交朋友。诚然,这是旧时人们的说法,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我觉得,这话把交了朋友有益的人和有害的人区分得还是比较正确的。
把一个在行军路上匆匆见过一面的人,套在这个“三益友”或“三损友”的范畴里谈论,会不会说有些过分,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位平安道人显然是好人,是可信赖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只会给人以好处,不会对人有害。说他是正直可信的人,只看他听说我们来到了六棵松,就背着一斗白米来找我们这件事,就完全可以断定。他见识有多广,就不得而知了。住在深山沟里的人,即便见识广,还能广到什么程度呢。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他无疑是一个属于“三益友”的好朋友。重情义的人,即便是一瞬间的小恩情也绝不忘怀的人,以情报情、以德报德的人,都是好人。
我对这个平安道人说,现在国家解放了,可以自由自在的见面了,你就把我当作老朋友,随时来找我好。说来也真怪,这次又是匆匆见了一面,不得不又匆匆分手了。一方面我很忙,另一方面他也不肯多占我的时间。我跟他相逢三次,而每次都是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匆匆见面又匆匆分手的,因此每次都没顾得上问他的姓名和家乡在平安道什么地方。
1945年年底,是人人都为获得了解放而兴高采烈、飘然自得的时候,也是人们最紧张最繁忙的时候。我也为建国事业忙得不能分身,同这位久别重逢的有着奇缘的平安道人也未能好好畅谈。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遗憾。
遭到敌人的“讨伐”,他失去了妻儿和家园失声痛哭时,背在他身上的那个男孩如果现在还活着,可能已过花甲之年了。如果当初问过他的名字该多好!
我不知道这位平安道人在新义州见过一面之后,为什么再也没有来找我。战争时期,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新义州市民死伤惨重,他或许在那时候丢了性命也未可知。
提供关于六棵松战斗的回忆资料的人,现在有多少人?他们当中有没有像那个平安道人的?没能在战前再见到他,太可惜了。
不知他活到了什么时候,可是我相信他在世时一定为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方才也说过,会见来访的人,就和深入人民群众一样,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我活到八十多岁,见过很多人。一个个地回忆我年轻时相识的人,心中描绘他们一个个的音容笑貌,的确是令人心情愉快的。
我至今仍感到惋惜不已的是,未能全部见到所有念念不忘的人。尤其是未能见到那些在最艰难的时候给我以帮助和支持的恩人,甚至不知他们的生死,这是最使我揪心的。
特别是想起那些本来约好要会面却未能会面的人时,心里就禁不住火辣辣地作痛。其中有一个叫金治范的农民。他是解放前在汉城附近以种地为生的。1950年8月,他作为由汉城和京畿道的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民参观团的一员来到了平壤。在八一五解放五周年的那天,我在内阁大楼接见了这个一百几十人参观团的全体成员。可是,在同他们谈话时了解到,有一个团员在敌机轰炸时失散,至今没有到达。这个人就是那位叫金治范的农民。
我问参观团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回答说,从1943年起,他就和在汉城地区活动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有联系,是个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过革命军政治工作员的爱国者。解放后,他让全家人都参加了救国斗争,他的儿子在反对李承晚伪政府的斗争中被捕,被判处了死刑。
听了这些介绍,我想见他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参观团的人们也都为他未能受到我的接见而深感惋惜。
我有意识地一再拖延时间,等待着他的到来。但他始终没有来。
那么,那位农民到哪里去了呢?后来了解到,他和大家失散以后,到处跑来跑去找队伍。他跑到一所被炸塌的幼儿园,发现里面还有受伤的小孩,就立刻抱起来送到了医院,结果就错过了时间。听了这个经过,我更想见他,决定不管多忙也要见他一面。一想到他因未能见到我而难过的样子,我连觉都睡不看了。
听说参观团第二天要去访问万景台,我便决定抽时间专程去一趟,同我祖父一道会见那位从南朝鲜来的农民。我心想,我的祖父和那位金治范都是农民,两人见面,一定会很谈得来的。
第二天早晨,我把一切工作都搁在一边,带着准备送给那位农民的礼物到了万景台,同祖父一道坐在旧居里等参观团来。可是左等右等,一直到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也不见他来。我只好托付我的祖父,请他代我会见那位从南方来的农民,然后就回来了。
他之所以未能按时到,是因为参观团走到八洞桥时遇到了敌人的空袭。真是事不凑巧。
我的祖父照我的托付,见了那位农民,转交了我送他的礼物。
那位农民回到汉城以后,积极开展了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全家人出动,给前线运送粮食弹药,护理人民军伤病员,都做得很好。
那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他参加参观团未平壤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要是现在还活着,恐怕已经是一百多岁了。
那时因为我有急事未能见到他,真是太遗憾了,至今还觉得心里好像坠着一块石头似地难受。幸亏我祖父替我见了他,不然,这事就成为千古之恨了。
“做好事者交好朋友”,这是一句很好的格言。要交上好朋友,就要多做好事。不为国家、集体、同志和邻人做好事的人,是不会有好朋友的。
那位平安道人,是我在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的过程中结识的朋友。我把他看作我的挚友。他背着孩子,站在被烧毁的房址上悲泣的样子;他背着一袋白米赶来六棵松找我们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