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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哈巴羅夫斯克會議
主體73年(1984年)夏,偉大領韌金日成同志結束了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
家的歷史性友好訪問,回國途中在哈巴羅夫斯克逗留了一天。這天.金日成同志感
慨萬千地回顧丁當年在遠東訓練基地的生活和哈巴羅夫斯兜會議。
哈巴羅夫斯克是我早就想再去看看的地方。上回到蘇聯因為取道
滿洲免所以未能如願。這回取道哈桑,經由豆滿江回國,決定在這
裏逗留一天。多年來,我一直想回到這裏重遊舊地,過了幾十年.這
個願望才實現了。
在朝鮮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軍同蘇聯運東軍部隊一道組建國
際聯軍開展共同4令的時候,哈巴羅夫斯克是重要的聚會場所*共產
國際幹部、朝蘇中三國共產主義考和軍隊領導經常在這裏聚合,溝通
思想,探索共同鬥爭的方針和途徑。
當時,遠東軍司令部就設在這裏。共產國際東方宣傳部也設在這裏。
為了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會議,我於1940年11月越過蘇滿邊境進
入蘇聯境內。
辦完手續後,我與同志們分手,
夫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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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火車上,透過視窗眺望白雪皚皚的遠東大地,不由得眼前又
浮現出當年在這片土地上灑下熱血的眾多獨立運動者相愛國志士的
形象。
當年,有多少愛國志士來到這裏,為亡國而感歎,高呼恢復團僅
的口號,臥薪嚐膽以待光復詛國之日到來。
他們有的籌措槍支,有的組織固體有的揮灑著血淚控訴弱小Lt
族的悲哀……
沒有一個是來遊山玩水的。
然而,國家的獨立仍然作為民族的課題沒有得到解決。
我暗自向長BK於這片土地上的先烈們宣誓: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
實現朝鮮的獨立,使他們的英靈在地下能夠得到安息。
在開往哈巴羅夫斯克的火孿上,我禁不住心潮起伏,浮恕聯SN。第
一次去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怎麼能讓我心緒安寧啊。共產國際邀請
我們參加會議,這是令人興奮的事,它表明共產國際的領導重視朝鮮
人民革命軍的存在丫。
共產國際邀請朝鮮人參加他們主持的會議是罕見的。
20年代朝鮮共產支也曾有人自己享著土豆圖章去找共產團際,1R
他們不是為真正發展共產主義運動,而是為爭奪領導權搞的派系活動。
這種活動帶來了可悲的後果;朝鮮共產黨被解散,並在一圍一黨制下
被逼轉向別國政黨。
我認為共產國際的領導把朝鮮革命問題列為專頂議題進行討論是
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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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共產黨解散以後,朝鮮革命幾乎被置於共產圖際的視野之外。
共產國際關注的是中國和印度等大國的革命。共產國際的部分領導幹
部反對心東北進行1令的朝鮮人直接提出朝鮮革命的口號,並連續下
達刁;待合災際的指令,致使我國單命遭受了不小的損失。
兵產國際首次正式承認朝鮮革命的獨立性並給以支援.
國際第七次大會以後。
儘管共產國際刁;大重視朝鮮革命,4x我們姑終支持共產國際珍
視它的業績和它存在的意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共產國際根據斬的形勢為團縮好共產主義運
動隊伍,維護其純潔件,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對共產國際在爭取世
界革命勝利的:L爭中充分發揮國際先鋒隊作用的業績,給予了應有的
評價。
朝鮮共產主義者懷著做朝鮮革命主人的自豪感和做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堂堂一郵6驕傲感,在為爭取朝鮮革命勝利而1“爭的向時,還為
執行共產國際旨在發展世界革命的指示,做出了應有的努力。
我對哈巴羅夫斯克會議寄於很大期望*我認為,三國武裝力量的
代表首次聚集一堂,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雖然其過程不一定會完全
順利,但我對會議前景還是樂觀的。
當我們抵達哈巴羅夫斯克時,積雷沒膝,天氣十分寒冷。
對一直在密林裏作戰的我們來說,這裏的一切部位我們覺得根神
秘。這裏沒有槍聲,沒有揀奪,沒有饑餓。平靜的大馬路上,幸福的
人們在安樣地邊走迪談著,這一切就是我們理想幢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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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圖集把哈巴羅夫斯克標成哈府或者伯力。過去,朝鮮人把
符拉迪沃斯托克叫做海參戰。在遠東一帶有不少叫做漢城子、煙秋、水
清、蘇城的地方。
據說,哈巴羅夫斯克這個地名是以遠東開拓者之一哈巴羅夫的名
字命名的。在城市中心火車站廣場上曾建有哈巳羅夫的銅像。它結人
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這座城市擁有二十·多萬人口。
抵達哈巴羅夫斯克的那天,我在住處同徐哲會面,第二天與安吉
會面。徐哲以南滿省委委員資格赴會,安吉則以第三方面軍參謀長資
格參加。在東滿、南滿和北滿因轉戰南北而未能常見面的戰友,現在
都見到了,當時我激動的心情真是難以言狀。
在第一路軍軍長楊靖宇犧椽獲遠氏臥病不起,方面軍軍長曹亞
范和陳翰章也都陣亡的情況下,我們三個人不僅代表朝鮮人民革命軍,
而且還代表中共南滿省委和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也就是說,我們
是在南滿活動的黨組織和所有遊擊部隊的代表。
我通過徐哲和安吉獲悉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已在11月初抵達哈
巴羅夫斯充接著第三路軍總指揮張壽鑷和政委馮仲雲、第五軍政治
部主任李清也相繼到來。安吉和徐哲還告訴我,金策和崔庸健也已抵
達哈巴羅夫斯克,正在等候我。這樣,代表朗L抗日聯軍三個路軍相
吉東、北滿相南滿省委的幹部就都到齊了。
在哈巳羅夫斯克會議召開前夕,我會見了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遠
東軍將領留森科。
留森科向我說明了共產國際在哈巴羅夫斯克召開滿洲遊擊隊和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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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代表會議的宗旨和目的然後,說要共同制訂適應新形勢要求的對
策。他還請求我提供有關南滿省委和第一路軍的構成及工作內容的資
料。我間意了他的請求。然後,間玄吉和徐哲一起革擬了關於南滿省
委和第一路軍活動的詳細資料,也就是在1941年181日我們給王新林
送去的資料。
王新林是蘇聯遠東軍情報部部長留森科的化名。朝鮮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
聯軍部隊在蘇聯境內活動的時期*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和蘇聯遠東軍的代表都
使用了王新林這個名字。
在哈巴羅夫斯克會議接近結束時,由蘇聯遠東軍將領親羅金接替了留森科的
職務他也使用王新林這個名字。
共產國際文獻庫收藏著金日成同志于主體30年(1941年)18以南滿省委(第一
路軍)代表們的名義革擬並提交的資料原文。原文前有一段話照汞如下:
“王新林同志
你提出的關於抗日聯軍第一路軍1940年春夏兩車工作的諸項問題我們僅能
提供現今所掌握的資料。因此該報告不包括抗日聯軍第一路軍酌全部情況。
在會議召開之前,令我更加興奮的是問金策和崔庸健相逢了
相闊別多年的周保中見面了。
B


成吉哲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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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和徐哲在離開哈巴羅夫斯克之前一直同我住在一個宿舍。我
們在一起廢寢忘食地傾心交談多年來壓在心頭的話語,熱烈地討論關
系到革命未來命運的問題,當時的情景至今還記憶猶新。
1940年11月底,在哈巴羅夫斯克舉行了共產國際召集的滿洲遊擊隊指揮員會議。這次會議,朝鮮人民革命軍和第一路軍代表都沒有參加,只有周保中、張壽篯、馮仲雲等第二路軍和第三路軍代表參加。
會議總結了東北遊擊運動的經驗和教,根據對形勢的分析確定了以後鬥爭的方針,就同蘇聯遠東軍取得聯繫並互相合作的問題,進行了協商。最後,對採取一致步調的問題,達成了協定。
在這一成果基礎上,為了進一步加強相互間的聯繫和合作,1940年3月中旬,又召開了東北抗日聯軍方面和第二路軍和第三路軍代表、遠東軍司令官代理、哈巴羅夫斯克和伏羅希洛夫駐軍負責人和留森科等人。
會上,抗日聯軍方面要求共產國際和蘇軍加強對東北抗日聯軍的支援。蘇聯方面則要求對方轉讓對東北抗日聯軍部隊的指揮權。哈巴羅夫斯克駐軍司令官說,最好將東北抗日聯軍武裝部隊從中國共產黨組織上分離出來。這樣,蘇聯對東北遊擊部隊的支援就會容易得多。
由於蘇聯方面採取這種態度,使協議會陷於僵局。有關東北抗日聯軍和蘇聯遠東軍事當局互相支持與合作的形式和內容問題,只達成初步協定,未能得到圓滿的解決。這個問題在後來召開的哈巴羅夫斯克會議上再次進行了討論。
我們出席的史稱1941年哈巴羅夫斯克會議,從1940年12月召集,到1941年3月中旬結束的。會議是在特種部隊兵營舉行的。兵營周圍有籬笆,會場是某工作員的秘密聯絡站。
會議第一階段,首次聚集一堂的東北抗日聯軍、朝鮮人革命軍和各省委負責幹部,就各路軍與省委之間的聯繫及同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採取一致步調的對策問題,進行了幾天認真的討論。從1941年1月初開始,又同共產國際和蘇聯當局一道,就在滿洲進行的抗日遊擊運動的前途問題和同蘇聯遠東軍事當局的互相支援與合作的內容與方式問題,進行了討論。
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的代表有留森科將領等多人。
由於蘇軍方面和抗日聯軍方面對東北抗日聯軍的指揮權問題,意見截然相反,所以會議一開始氣氛就顯得有點緊張。
使會議氣氛緊張的另一個原因是,抗日聯軍方面指揮員為中共代表未能出席,心裏感到不滿。
本來,蘇聯方面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召集哈巴羅夫斯克會議時,通告吉東和北滿省委中共中央代表也參加。然而,直到會議開始,中共中央代表也沒來。這使長期以來渴望恢復同中央聯繫的東北抗日聯軍指揮員們感到失望。事實上,他們之所以特別關注哈巴羅夫斯克會議,是因為迫切希望同中共中央代表會晤。
我們也不大瞭解中共中央代表為什麼不參加哈巴羅夫斯克會議。或許蘇聯當局未通知中共中央,或許發出的通知還沒有收到。不管怎樣,中共中央代表的缺席,引起了部分抗日聯軍代表的懷疑,還使他們對蘇聯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召開的會議宗旨也產生了疑慮,這對會議初期工作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
會議是以座談的形式進行的,沒有作報告。採取東北抗日聯軍各路軍代表通報自己工作的形式,達到互通情況,促進瞭解,提高認識的目的。我就第一路軍和朝鮮人民革命軍的活動情況作了通報。
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就東北抗日聯軍的軍事政治活動,做綜合性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對東北抗日聯軍的活動還未能實現集中而統一的領導。儘管趙尚志和周保中等人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設法同中央取得聯繫,還設想建立獨立的東北黨組織,但都未能實現,只是由北滿省委、吉東省委和南滿省委並立,各自獨立進行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東北抗日聯軍也不得不按路軍獨立進行活動。
統一掌握並領導整個東北革命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數十萬日軍佔領東北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要在關內領導東北地區的黨和軍事活動也是非常困難的。
哈巴羅夫斯克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是有關東北抗日聯軍和朝鮮人民革命軍未來鬥爭方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如何使在朝鮮和東北進行的遊擊鬥爭同蘇聯軍隊建立互相關係的問題,並如何根據新形勢的要求使之得以加強和發展的問題。
就這一些問題,蘇聯方面的意見是:德、日、意三國法西斯勢力已形成反共聯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斷升級,在這種形勢下,要戰勝法西斯聯合勢力,就要加強共同鬥爭。為此,就要採取實際措施,最好東北抗日聯軍放棄獨立性,與蘇軍合併。
蘇聯方面還強調說,這一措施既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也有利於東北革命。事實上,這個問題,是在一年前召開的會議上就遭到東北抗日聯軍指揮員們一致反對的問題。
一年來,國際政治形勢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蘇聯的建議是這種形勢變化的反映。
當時,蘇聯認為同馳電掣地逼向西部邊境的德國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德國從西邊進攻,日本同時從東邊打過來,那形勢就非常危險了。
蘇聯人千方百計地企圖避免遭到東西夾攻。通過蘇聯提出的協同方案,可以看出他們迫於緊張形勢的焦灼心理。
蘇聯土地遼闊,一部分位於歐洲,另一大部分位於亞洲,僅僅建設只能防守一部分邊境或者只能防禦一方入侵敵人的國防力量,是不能確保國土安全的。
蘇聯從建國初期起就本著能擊退從歐亞兩洲同時來犯之敵的原則,致力於國防建設。蘇聯人考慮到這種國防戰略和對日、對中關係,一開始就要在遠東設置獨立的軍事單位。
然而,第一個五年計劃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軍事上都注重于加強蘇聯的歐洲地區,未能使遠東的軍事力量也得以加強。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使蘇聯人迅速擴充遠東軍事力量。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洲,對蘇聯人的震動很大,他們擔心日本會出兵遠東。
九一八事變以前,蘇聯在遠東的武裝力量只有五萬步兵、一百架飛機和三十輛坦克。九一八事變後,蘇聯才把遠東武裝力量擴充到三至四倍。特別是日本拒不接受蘇聯提出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建議之後,針對日本的侵略威脅,蘇聯把重型轟炸機、新式坦克和潛艇也都部署在了遠東。1936年蘇聯同蒙古簽訂了蘇蒙協定,目的也在於牽制日本。蘇聯在遠東進一步加緊擴充軍備,是在日本挑起侵華戰爭,接連發生哈桑湖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東部邊境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以後。
蘇聯方面將東北抗日聯軍變成蘇聯遠東軍直屬部隊的方案被與會者視為一年前他們提出的建議的翻版,甚至還引起了這樣的非難:蘇聯只顧自己的政治軍事利益,企圖使東北抗日運動附屬於它。
考慮到當時遠東的形勢,蘇聯提出的方案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因為德國和日本的東西兩側夾攻的危險已不是遙遠的事情,而是已迫在眉睫的現實。
蘇聯不希望在自己國土的東方也響起炮聲。
日本造謠生事,胡說什麼在滿洲的抗日武裝部隊在蘇聯的唆使和指令下進行活動,企圖製造入侵蘇聯的藉口。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一面加強遠東的防禦,一面最大限度地利用外交手段,為在戰爭爆發之前就阻止日本的侵略做出了一切努力。
當時,蘇聯沒有可以聯合對付德國和日本侵略的同盟者。為了清楚在歐洲增大的戰爭危險,蘇聯追求建立集體保安體系,但由於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未能得以實現。在東方,也沒有能夠用武裝支援它的同盟國。
雖然中國同日本作戰,但它只能受到蘇聯的支援,而不能成為支援蘇聯的同盟者。蘇聯希望東方的國土安全,因此,它不想讓日本抓住發動武裝進攻的口實。
我認為,蘇聯提出把遠東軍和東北抗日聯軍合併,建立統一的軍事體系方案的目的是,一方面不讓日本抓住侵蘇的口實,另一方面一旦進行對日作戰,就獲得能與遠東軍協同作戰的同盟者。
東北抗日聯軍的指揮員們壓根未想進入蘇聯遠的軍的保護傘下。他們說:我們風餐露宿。腥風血雨地打了十多年,為什麼要合併呢?東北革命決不能拋棄!並抱怨說,蘇聯方面根本不把別人的事情放在眼裏。他們只顧自己根本不尊重其他國家的革命獨立性的原則,他們還說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那裏去加以解決。後來獲悉,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也對東北抗日聯軍方面的這種立場表示支持。因為這個問題,留森科被索羅金替代了。
當時,蘇聯方面很想知道我們對合併問題的看法。
他們煞費苦心地向我們解釋蘇聯方面提出的方案並不是從民族利己主義出發的,企圖使我表示同意。他們的話裏含有這樣的意思:只有蘇聯存在,只有搞好蘇聯的革命,才能搞好中國革命和朝鮮革命。
我向他們說。你們提出的方案有一定的道理、我們理解你們提出這樣方案的處境。不過,我認為這個要求是單方面的,而且為時尚早。日軍窺視侵蘇機會固然是事實,但還未見戰爭馬上爆發的跡象。捍衛已取得勝利的國家革命固然是重要,但推進還沒有取得勝利的國家革命也同樣重要。我還說,你們好像輕視東北抗日遊擊運動。
我這麼一說,蘇聯方面就問我。對任何形式的合併都反對嗎?
我說,不,對雙方都有利的合併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某一方無視另一方或不承認另一方獨立性的那種無理的合併。朝鮮人民革命軍雖然和中國同志聯合組建抗日聯軍,開展共同鬥爭,但仍然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所以,進行共同鬥爭多年,也沒有發生糾紛。我反對把朝鮮人民革命軍變為抗日聯軍,也反對從屬於蘇聯軍隊,因為它意味著從形式和內容上都無視我們的獨立性。朝鮮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軍以及蘇聯遠東軍用什麼形式和內容開展共同鬥爭的問題,今後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認為共同鬥爭的形式和內容不僅要有助於蘇聯,而且還必須符合於朝鮮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利益。
蘇聯方面注意地聽了我的話,然後說,你給我們提供了能夠解決反復打空轉的論爭和結束會議的辦法。今天,我們從你的話中受到了很好的啟迪。至於獨立自主性問題,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我對他們說,你們拿定了主意,那就好。應該撤回單方面的主張,儘快結束會議。我們要奔赴戰場,開展小分隊活動和組織建設工作,還要做群眾工作,時間可是太寶貴了。作為共產主義者拿著一個議題拖泥帶水地磨嘴皮子,這太不值得了。只要各自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進行理智的思考,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周保中和張壽篯也問我對合併問題的看法。

我說,如果承認各自的獨立性,那我就不反對各武裝力量的國際聯合。問題在於是採用什麼形式聯合,對此,還要用些事件作進一步的研究。蘇聯方面提出的方案雖然是單方面的,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不要盲目地拒絕。讓我們都以同志式的無私態度,最大限度地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根據共同利益,儘快結束討論。
會上,我們的主張得到了支持。
我們在會上堅持的原則立場,對實現朝蘇中三國武裝力量的團結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
哈巴羅夫斯克會議確認了我們關於保存並壯大革命力量,從大規模遊擊鬥爭轉入小分隊活動的戰略方針是符合新形勢要求的正確方針,並就東北抗日聯軍和朝鮮人民革命軍各部隊將重點放在保存革命力量上開展小分隊活動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
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兩天左右的討論,比較順利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可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不同意見的。有些人認為,從大規模遊擊鬥爭轉入小分隊活動,是革命的倒退。他們說,進行大部隊活動還覺得不過癮,進行小分隊活動,什麼時候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有的抱怨說,關內的同志們正在用大部隊大張旗鼓地進行鬥爭,而先舉起抗日旗幟的我們東北人卻分散成小分隊活動,這有失體面。
開展大部隊活動光彩,進行小分隊活動就丟臉,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就小分隊活動方針,我在會上和會下多次同蘇聯和中國同志進行了討論。我們為了保存並壯大朝鮮人民革命力量,已在小哈爾巴嶺會議上通過了轉入小分隊作戰的方針,積累了勝利進行小分隊分散活動的經驗。所以,蘇中兩國人對我的主張予以了高度的重視。
我對他們說,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的損失也不小。為了革命的今天和未來,不能忽視保存力量這個問題。不要認為能夠輕易地打敗日寇。要打敗日寇解放祖國,無論是朝鮮人民革命軍還是東北抗日聯軍,都要首先保存並壯大自己的力量。只要轉入小分隊活動,就能積極進行對敵鬥爭。我們已從去年夏天開始進行小分隊活動,成績相當好,必要時,也可以進行大部隊活動。這種戰術方針大家都可以考慮採用。
向那些把小分隊活動看作是倒退的人,簡單地解釋轉入小分隊活動的正確性是不行的。於是,我們進行了多次結合實際的討論。通過結合朝鮮、滿洲和蘇聯的形勢,我們用事實說明了轉入小分隊活動的正確性。在進行結合實際的討論過程中,逐漸消除了分歧意見,達到了認識上的統一。
那時我們進行的結合實際的討論,是很認真的。以往,我們舉行過多次會議,但像哈巴羅夫斯克會議那樣長時間認真進行結合實際的討論是從未有過的。
我對那些固執堅持大部隊活動的人說,共產國際也要求我們停止大部隊活動。這一要求包含著各國共產主義者要擁護蘇聯,保衛蘇聯革命勝利果實的意向和決心。如果大規模遊擊戰對蘇聯的安全不利,那麼,就應當停止。
我還對蘇聯方面代表說,你們不應盲目地把我們拴在這裏。因為要保存力量,無所事事,袖手旁觀,就不可能推動革命前進。我們要以小分隊在國內和東北一帶繼續積極開展政治軍事活動。
各方代表對我的主張都表示同意。事實上,當時蘇聯人希望我們駐在遠東只進行訓練和軍事偵察活動,安常處順。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不讓日本抓住侵蘇口實。
然而,我們不能這樣消極地進行革命。如果我們只進行這種消極的活動,白白地消磨時間,這不是虛度光陰又是什麼呢?
會議決定,今後活動以小分隊活動、群眾工作、組織建設和壯大實力為主。這是與我們在小哈爾巴嶺會議上通過的方針相一致的。
會上,蘇聯方面說,他們準備在蘇聯境內安排東北抗日聯軍和朝鮮人民革命軍的活動基地。我們決定把他們停工的基地當作又一個臨時基地,在朝鮮和滿洲廣大地區開展小分隊活動。
哈巴羅夫斯克會議以後,蘇聯給我們提供了在遠東的兩個基地:一個是在伏羅希洛夫附近的南野營,另一個是在哈巴羅夫斯克附近的北野營。
我們臨時駐紮在南野營。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五軍的部分力量也駐紮在南野營。北野營由第二路軍和第三路軍使用。
當時,我作為朝鮮人民革命軍司令官任南野營負責人。沒多久,又把朝鮮人民革命軍和第一路軍部分力量聯合起來組建成第一支隊,我任支隊長。此後,我們採取了積極開展小分隊活動的具體措施。
在遠東建立新的臨時基地後,我們隨時挺進國內和滿洲一帶積極開展了小分隊活動。可以說,這在抗日武裝鬥爭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雖然這是臨時性措施,但它成為了把爭取抗日革命最後勝利的鬥爭推向更高階段的重要步驟。
如果當時我們沒有根據形勢和革命的發展的需要,及時制訂適時而積極的對策,那麼,就不能從危機中拯救革命,也不能取得抗日革命的最後勝利。
進行革命,就要經受考驗,也會碰到逆境。然而,我們的革命從來沒有低潮和蕭條時期。我們從來沒有在困難面前動搖,從來沒有為悲痛而士氣低落,也從來沒有因敵人的淩厲攻勢而陷於被動。如果我們在逆境面前畏縮不前,陷於被動,哪怕只是一次,敵人也會毫不留情地扼殺我們的革命。
我們一向以寧死不屈、寧倒不退的精神和意志,變禍為福,變逆境為順境。
哈巴羅夫斯克會議和小哈爾巴嶺會議一樣,成為我國革命迎來新的轉折的契機。小哈爾巴嶺會議和哈巴羅夫斯克會議是兩次重要的會議,這兩次會議確定了40年代的前期抗日武裝鬥爭的內容和形式,使朝鮮革命者懷著光復祖國的堅定信念,加強了我國革命的主體力量,主動地迎接了革命大變革。
哈巴羅夫斯克會議以後,我們在遠東臨時基地進行軍政訓練的同時,還以建立在白頭山等國內各地的秘密根據地為據點,大力推動了國內武裝鬥爭和革命運動,從而加快了光復祖國的進程。
當金日成同志提出新的路線和戰略策略,積極開展軍事政治活動時,日滿偽警為此而驚恐萬分,進行了種種陰謀活動。
下面的資料說明了這一點。
“現在,在蘇聯的領導下,在滿洲進行活動朝鮮共產黨的主要力量是前第一路軍、第二路軍和第三路軍的殘餘,其活動的中心任務是金日成。……”
“金日成居於蘇聯紅軍直屬‘海洋’野營軍事負責人地位。”『《關於在滿朝鮮人不法團體陰謀案件》朝鮮總督府警務局下發各道員警部長的檔,昭和19年(1944年)』
“金日成、崔賢、安尚吉、柴世榮等在本年初全部轉移到蘇聯,在伏羅希洛夫進行各種訓練後,從4月以來,在新的編制和方針下,一次進入滿洲。”[牡丹江領事代理古屋的報告,昭和16年(1941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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