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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他乡迎新春

    朝鲜革命博物馆里,有一张图片吸引观众久久伫立不动。这是一张上有金日成同志豁达遒劲的亲笔字迹“外邦他乡迎新春”的图片。

    有一天,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莅临革命博物馆指导,站在这张图片面前说,这是我最珍惜的一张图片。

    他在回忆抗日革命时期的时候,常常谈到金正淑同志。金正淑同志作为金日成同志最宝贵、最亲密的同志和难忘的革命战友,一直活在金日成同志的心灵深处。

    这张图片,是我在南野营时照的。南野营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和属于抗联第一路军的部队最初使用的临时基地,位于伏罗希洛夫附近,也叫B野营。

    我们在这里过了一冬之后再回到满洲和国内开展小分队活动。从1942年夏,根据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急剧变化的形势,我们同东北抗日联军和苏军部队组成国际联军,驻扎在北野营。抗日老战士们讲的A野营,就是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基地——北野营。

    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后,我去了南野营。先期到达的崔贤老远就来接我。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崔贤圆睁着眼睛把我端详了半天,才说:“我以为哪来的绅士呢,原来是金将军呀!”说罢就哈哈大笑,同我拥抱,抱得那么有力,我连气都喘不过来。“听说你们在哈巴罗夫斯克开会,可那是什么会,开那么久?”他的口气既像打趣,又像有点怄气。

    南野营东边不远有个小火车站和一条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

    集结在南野营的人民革命军指战员自己盖了营房、住宅、仓库、食堂和盥洗场。营房是半地下室,里面像现在人民军营房那样搭了两层床。营房前面是很大的操场。他们修这所营房,吃了很多苦。

    在这个南野营,我们一面做在国内和满洲进行的小分队活动的准备,一面进行政治学习。

    我们的大部分队员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电影。

    到了这里,我们不再为口粮操心了。每顿每人发二百克左右切成片的面包,可都觉得不合味口。因为是没有吃惯的“洋饭”,加上菜也不怎么好,大家都不大爱吃。

    这里还有后勤卡车,倡导附近的副业农场给我们运送后勤物资。司机是苏联人。李五松为了学会开汽车,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有时还跟他跑副业农场。久而久之,他既学会了开汽车,也学会了喝酒。那个苏联司机是个能喝酒的人。

    李五松靠这时候学会的开车技术,解放后也开过一段时间汽车。他一见汽车,心里就痒得忍不住。有一次,他给我开车,竟撞坏了人家的篱笆。从此以后,我的同志们再也不许他开车了。那些曾在南野营一起生活的苏联战友,解放后来过我们朝鲜,那个后勤卡车司机也来跟李五松见了面。

    在苏联远东过了一冬又迎来了新春的那一年,是令人难忘的。

    1941年,不仅我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世界上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6月,希特勒军队进攻苏联,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一年的确是给人类带来了说不尽的痛苦和灾难的不幸的一年,是几千年来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被坦克、大炮残酷摧残的灾难之年、战乱之年。

    不过,我们迎接这一年到来的时候,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我们乐观地展望着未来,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一年——1941年。朝鲜革命者完成自己在历史和时代、祖国和人民面前所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那时候,我用大部分时间考虑今后小分队活动和联合作战的计划。考虑成熟了就和同志们一起讨论,交换意见。当时,金策和周保中跟我们一起住了些时候,也常常跟他们进行讨论。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后,我们决定把小分队派到国内和满洲去。我也做好了带小分队出发的准备。

    临出发的时候,金正淑帮助我和小分队准备行装。那时候,我和金正淑已经结了婚。

    我们是在革命道路上认识,在白头山休戚与共的斗争中成了朋友和同志,成了终身的伴侣。

    我是在举行大荒巍会议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金正淑的。不记得是在会议期间还是会后,我去了延吉县的三道弯。当时,党的秘书处设在三道弯的能芝营,金正淑就在秘书处工作。我在这个举行秘书处干部会议的地方见到了金正淑。

    后来,在马鞍山又见到了编入我们队伍的金正淑。那时她在漫江同金明花一起接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我同她谈了很多话,了解到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单身,她所能依托的只有革命战友的集体。

    从此以后,她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她来后,在抚松县城战斗中充分显示了作为一名女战士的胆略和机智。我在抚松县城战斗中没有丧生,可以说是托了金正淑的福。这次战斗十分激烈。金正淑带着七八个女队员在离战场有段距离的山口为战友们做早饭。这里有个可以做饭的小房子,很隐藏,烧火冒烟也不会被别处发现。可是,敌人突然扑向了这个山口。如果敌人占了这个山口,我们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金正淑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抽出匣枪同战友们一道向敌人开枪射击。敌人遭到她们的坚决的反击,丢下许多尸体跑了。

    从这以后,大家都更加喜欢她,成了战友们所爱戴的人物。

    这年我们在长白活动,第二年3月远征抚松。我多次讲过,抚松远征是一次艰苦的行军,我也累得筋疲力尽,一到夜里,大都倒下就睡着了。惟独金正淑坐在篝火旁通宵达旦地缝补战友们的衣裳。因为一路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大家的衣服很快就破了。新入伍的马东熙,被篝火烧破了帽子,金正淑把它修得像新的一样。不管什么事情,金正淑一抓到手,就全神贯注,做得圆圆满满,利利索索。那天夜里我看着她如此勤恳,心里很佩服。我佩服她以助人为乐,帮人不帮到底就不能入睡的非凡的优良品质和浓厚的人情味。

    通过这些生活细节,我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正因为有这样的了解,当别的指挥员建议让她去桃泉里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

    她在桃泉里和新坡一带做了很多工作。我就在这个时候看出她具有革命战士的难能可贵的气质和能力。

    她有善于感化群众,唤醒群众,发动群众的非凡的才能。她被靖安军逮捕的时候,桃泉里和附近的群众为了救她,向警察当局提出了好几百人联名作保的“良民保证书”。可以说这是群众对她的鉴定书了。

    她是怎样赢得了群众如此深厚的信任呢?这是她奋不顾身地为群众服务所得的回报。她有骨气,不管做什么事,只要是为革命为人民,不怕苦,不怕死,坚持干到底。正因为有这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骨气,她在危急的关头也能活了下来。

    她有一颗热爱人民的火热之心。为别人,为同志,从不顾惜个人,甘愿牺牲自己,赴汤蹈火,这就是她的气质。

    1938年4月,打了六道沟的敌人之后撤退的时候,在双山子又与敌人接火,战斗异常激烈,连我也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们无路可走,更无暇喘口气吃口饭。突然,我感到腰部有点烫,一摸,摸到了口袋里的热馒头。急忙转眼一看,只见金正淑飞快地跑来跑去把馒头一个个地塞在战友们的手里。大家边吃馒头边打敌人。

    她是在山下一口泉水边蒸了馒头的。她是怎样提着这些馒头爬上了陡坡,简直不可想象。

    她唯恐战友们挨饿,甚至把吃的带到火线上去分给大家,而她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

    有一段时间,部队断了粮食,只吃土豆充饥。一连多日顿顿吃土豆,就会倒胃口,失去食欲。金正淑为战友们天天吃土豆充饥都没了食欲,心里很难过,一直想着怎样才能让战友们增进食欲。她把土豆磨成粉,烙土豆饼,采野菜炒熟后剁成馅,做成土豆馅饼,从此,大家食欲大增,都爱吃土豆做的食物了。

    只举一个有关一条毛毯的故事,也能充分地了解金正淑的同志友爱是多么真挚而炽热。

    前不久,金正淑的一位老战友,住在中国延吉的徐顺玉到平壤来看我。她带来了一条毛毯和一只望远镜。她过去在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当过司令部的炊事员,她的丈夫金明柱过去也是我们主力部队的军事指挥员,他有“延吉监狱”这样的绰号,因此很出名。我们在抚松地方活动时他在第七团工作。

    徐顺玉是崔希淑在腰房子做地下工作时带来吸收入伍的。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崔希淑那时连她的侄子也带来了。严光浩在青峰密营诬为日寇密探的那个小战士,就是徐顺玉的侄子。

    金正淑十分疼爱徐顺玉,在宿营地总是抱着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顺玉一块睡,一起盖一条毛毯子。当时跟司令部在一起的女战士仅有她们两个。

    徐顺玉带来的就是那条毛毯。这是金正淑经常捆在背囊上带着的。她一背上它,毛毯就高过她的头顶,简直认不出她是谁,可是我一看到那条毛毯就知道是金正淑。

    当徐顺玉被调到小分队基地时,金正淑把这条毛毯作为纪念品送给了她。当时金明柱和玄哲等人驻在那个基地,徐顺玉大概就在这里同金明柱结婚的。

    徐顺玉走的时候,抱着金正淑不停地哭。长期盖一条毯子同甘共苦的女同志之间生离死别,自然是难舍难分,泪流不止了。金正淑没有什么东西能送给她作纪念,心里很着急,索性把那条毛毯塞在徐顺玉的背囊里,对她说:“给,作为纪念收下吧。虽然不是新的,但你别忘了这条毯子里有着我这个姐姐的温暖气息呀。”

    我没想到这条毛毯居然过了半个世纪又回到我身边来。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它是金正淑所爱惜的毛毯。徐顺玉带来的望远镜也是我送给金明柱的。

    如果当时金正淑手里有比这毛毯更贵重的东西,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徐顺玉。她常说,授之与人,比受之于人高兴得多。这就是金正淑的人生哲学。

    金正淑的同志友爱,最突出地表现在为我作出的努力、为我献出自己全部身心的实际行动上。对自己的司令官的忠诚,实质上也是同志友爱精神的表现。

    有一年,我们在断了粮一连几天饿着肚子的情况下作战。我正在紧张地指挥战斗,突然觉得有人往我衣袋里塞了什么东西,掉头一看,是金正淑。战斗结束后,我把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纸包的一把剥了皮的松子。我问金正淑这是哪来的,她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后来听别的女战士们说,是她亲自爬上海松摘来的。

    金正淑表还多次从险境中救了我。她时刻准备着做我的盾牌。我们在大沙河尽头作战的时候,我的身边出现了十分危险的情况,一群敌人正在隐秘地向我逼近,而我却只顾指挥作战,毫无察觉。如果没有金正淑,一定出了大事。她一见情势危急,立即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我,迅雷不及掩耳地开枪消灭了向我逼近的敌人。这样,我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种情况,不止经历了一两次。

    抗日时我穿了多年的棉大衣,也是金正淑给我做的。不知她是听谁说的,子弹打不透丝绵。从此以后,她一有机会就搜集丝绵,接着一连多日,不眠不休,一针又一针,细针密缕地缝制棉大衣。当她看到她精心缝制的棉大衣正合我的身材,高兴得不知所措。

    从此以后,我在宿营地熬夜或睡眠时,地上铺一张狍子皮,身上披这套棉大衣,就感到全身暖呼呼的。听说现在的妇女不爱织毛衣。这也难怪,是机器生产针织品的时代嘛,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地织毛衣。我每当看到手织的毛衣,就想起金正淑来。她为我织了不少东西。她做炊事员工作,一直很忙,没有空闲的时候。可是她总是想方设法挤出时间,不是看书就是织东西,不知她是从哪里弄到毛线的。

    在深山密林里弄到毛线,可不是件易事。那个时候,要想搞到一包针,也需要打一仗。尽管这样困难,金正淑还是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她心里想着我一年四季不停地同敌人作战,成年累月地风餐露宿,就手不停歇地给我做棉大衣,给我做腰围子,给我织毛袜子。她年年给我织毛袜子,直到祖国解放,我没有一年不穿她织的毛袜子。

    她为我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心里深感不安。有一次不禁问她,毛线是从哪儿弄来的。她依旧嫣然一笑,不做回答。我再问她你自己有没有毛袜子,她还是不开口。我毫不退让,继续追问,她才无可奈何地说:“将军,您是做大事的,这种小事,您可以不管。”

    解放后她还是继续织。只要见到我的袜子破了,她就拿去,并不缝补,全都拆成线,卷成团,再织出新袜子来。她通宵达旦地织,一早就放在我的床边。到商店或市场去,完全可以买到更好的袜子,可她就是不买新的,总是把旧袜子拆开再织,直到不能再织了。她就是这样一直自己亲手织好袜子给我穿。这是她的心愿。女人的至诚就是这样感人。

    对着她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至诚,有一次我忍不住发了火。是哪一年的冬天,她给我拿来了洗干净的衣服,是她洗好了缠在自己的身上用自己的体温弄干了的。当然这是她背着人做的,我原先也不知道。可是别的女队员是瞒不住的,她们为之深受感动,在背后都称赞她。这话传到了我的耳里。

    我生平第一次听说把洗好的湿衣服缠在身上用体温弄干的话,不禁愕然了。我叫来了金正淑,见到她冻得脸色发青,我几乎要淌出眼泪来。她做了连我亲生母亲都未做到的事,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金正淑主动地为我做甚至我的亲生母亲都未能做的事,为我不惜牺牲自己。她这种同志友爱,仔细一想,既是对自己司令官的革命同志友爱,也是对我金日成的炽热似火的一片痴情。

    我对她说:“正淑同志你对我的赤诚,我很佩服,心中一直感谢你。可是,你怎么做这种事啊,冻出病来怎么办?你以你自己的牺牲换来我的舒服,我心里能好受吗?往后再不要这样!”

    她浅浅一笑,说道:

    “我吃点苦算什么,只要将军安然无恙……”

    我在正淑面前发了“火”,但叫她回去以后,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母亲,觉得金正淑为我倾注的赤诚,饱含着母亲生前为我未能倾尽的爱心。

    金正淑把自己的体温完全交给缠在自己身上的冰凉的湿衣裳,冻得瑟瑟发抖,却咬紧牙关努力不露声色的样子,我是一辈子不能忘记的。

    那以后,她还是多次用自己的体温弄干了我的军服和内衣。可以说,她是用自己的身体为我挡住了向我飞来的子弹、雨雪和严寒。

    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家说,我们走过来的抗日革命道路是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说得对。抗日革命战士们不仅在革命方面,而且在爱情方面,也开辟了前人未曾开辟的境界。我们在白头山上过的是无比艰苦的生活,但我们在白头山的浮石上也培育出了爱情之花。

    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恋人之间的爱,师生之间的爱,同志之间的爱,以及人间生活中的所有的爱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献身精神。宁可自己挨饿,也不让自己所爱的人挨饿;宁可自己受冻,自己病倒,也不让自己所爱的人受冻、闹病;为自己所爱的人,需要的话,跳入火海,跳入冰窟,上绞首架也在所不辞,只有这种不惜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才能创造出最美丽、最崇高、最真挚的爱情。

    我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后不久,回了一趟万景台。我一回去,家属和亲戚都问我,听说你在山上娶了个好媳妇,可你们的婚礼是在什么地方怎样举行的,伴郎伴娘都是什么人,喜筵是什么人办的,等等,一再地问我。

    而我,什么也回答不了。想要回答,可是忽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要说实话吧,怕爷爷、奶奶听了会难过,也怕亲戚们伤心。

    实际上,我们在山上打仗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过什么结婚筵席。生活艰难困苦固然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国家还没有光复,亡国人的耻辱还没有洗雪,怎么能想到办什么喜筵、做什么生日呢。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想过享什么福。

    游击队式的婚礼是很简单的,向队员们宣布谁跟谁结婚就完事。像现在的青年结婚那样,置新衣裳、办大喜筵,那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给喜桌放上一碗饭,就算最不错的了。没有饭就放一碗粥,连粥都没有,就放一些土豆或玉米、尽管这样,也没有一个埋怨的,反而都认为这是应当的和很自然的。

    那时候,我们的人即使是已宣布结婚的夫妻,也都和往常一样生活在自己所属的连或排里。指挥员都毫无例外。既有刚结婚就上战场双双牺牲的夫妻,也有婚后各自接受不同的任务分开过日子的夫妻。

    我和金正淑结婚的时候,战友们都想为我们办点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办成。当时我们全队断了口粮,连饭都吃不上,还能上哪去办什么呢。

    我们的婚礼,虽然没有置新衣裳,没有办酒席,也没有主婚人和伴郎伴娘,却是永生不忘的,金正淑生前也常常回忆过。

    新一代的人听了这话,也许摇头晃脑,不大相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只能如此。结婚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且都认为这样做才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为了幸福的明天,甘愿忍受今天的艰难,从中感到生活的意义,这是抗日游击队员们引以为乐的事情。他们是为了后代,为了祖国的明天,心甘情愿这样做的。

    在白头山密营和苏联远东训练基地的时候,我曾打定主意,祖国解放后,一定要为战友们好好操办婚礼。可是真的解放了祖国,主意归主意,现实仍不允许我如愿以偿。人民的生活仍没有多大改善,粮食情况十分困难,无法实现我的愿望。

    解放后不久,张时雨来找我说,一个当过游击队员的人想用平安南道党委会的公款给人办婚礼,这是可以容忍的吗?我问那是谁干的?他说是金成国。

    我把金成国叫到我的办公室来,命李乙雪解除了他的武装,然后厉声责问,你有什么权力胆敢随便动用道党委的公款?他有点饮泣吞声地说:“孙宗俊要结婚,我想给他买一套结婚穿的新衣裳和一床被褥,再办些酒席。他没有亲人,孤孤单单的,我们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呀。”

    虽然这样,我还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要给孙宗俊买新的衣服和被褥,给他操办婚筵,谁不知道是好事?可是现在可以这样做吗?你要是想到了在游击队里结婚时连一碗饭都摆不上的往事,哪怕想到了一点点,就不会向党伸手要钱的。在国家还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像个游击队出身的干部,要想到全局,谨慎处事.我把他打发走了。可心里却隐隐作痛。金成国要给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操办个像样的婚礼,是多么感人的好心肠啊!

    我们的战友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后,结婚的人很多,但婚礼都是很简朴的,我心里一直为之而感到酸痛。多亏金正日同志了解我的心情,当我的老战友们过六十花甲、七十大寿的时候,他都给他们送去寿筵和寿礼。

    唯独金正淑没有享受到这种乐趣,刚过三十就离开了我们,只留下了这么一张照片。我和金正淑照这张相,也是一个偶然。如果没有革命战友的关怀,这张照片也不会拍的。

    当我们带着小分队准备动身的时候,同志们找我来,要跟我一起照相。他们说,这次去开展小分队活动,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大家一起照张相,好作个纪念.照相机都带来了,金将军只把脸借给我们一会儿就行了。

    我穿上军装到外面一看,只见崔贤在等着我。天气虽然还有些凉丝丝的,眼前却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我倚着一棵开始泛绿的树,跟战友们一起照了一张相。这是久别之后在南野营重逢时拍的纪念照,也是再度分手去搞小分队活动的纪念照。别的战友们也都两人一对,三人一伙地照了相。这时,几个女队员不知是怎样探听到的,也赶过来要照相。我又跟她们照了一张。她们接着让我跟金正淑两个人再照一张。金正淑听罢就羞涩地躲到女队员们的身后藏起来了。女队员都把她推到前头,她羞红了脸,无可奈何地微笑着被推到了我的身边。拿相机的战友没有放过这一瞬间,按下了快门。

    我单独踉一个女战友照相,这还是生平第一次。对我和金正淑来说,这一张相就等于是结婚照了。

    那时我们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是爱幻想爱说笑的时节。虽然是在异邦外乡迎来了春天,但大家还是充满了信心,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这是我和金正淑婚后第一次迎来的难忘的春天。为了永远纪念这个春天,我在照片的背面写上了“外邦他乡迎新春,1941.3.1于B野营区”。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张照片居然成为历史资料被展在这么大的博物馆里。我们进行抗日革命有20年之久,却没有留下多少照片,实在有些惋惜。这样看来,当时建议拍照留念的战友,确实是令人感激的。

    那时候,金正淑跟别的女队员一样,留着半长头发。可是从照片上看不出她的头发样式,因为她把头发都塞到帽子里了。这也是有缘由的。

    那年初春,我带着一支小分队重返满洲和国内,越过苏满边境经过辉春地方的时候,觉得一双脚暖呼呼的,起初以为是走了远路的缘故,并没在意,但越走越觉得脚底暖呼呼,有一种松软舒适的感觉。脱鞋一看,鞋底垫着一层用头发做的鞋垫。这才明白,金正淑平时老戴着军帽,在屋里也不脱,就是因为把头发剪下来给我做了鞋垫,头发稀疏难看了。

    那天跟我一起照相的战友,现在都不在了。安吉、崔贤谢世了,金正淑也早已故去,那么多的战友都已去世,只剩我一个人了。当年我和安吉、崔贤一起照相时所倚托的那棵树,现在恐怕已是一棵大树了。

    南野营也不知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很想抽出时间再去看着。

    解放后,金正淑一如既往,为我竭尽了至诚。

    她照料我十分细心。连没隔几天就给我换一次的衬领,也都洗好上浆之后捶得很柔软。上了浆的衬领,如果只用熨斗熨一下,它就发硬,把皮肤磨得生疼,颈部活动很不自如。只有捶平了,才很柔软,不硌皮肤。

    她捶衣服,都趁我不在的时候做。我在家时,怕妨碍我的思考,从不做捶衣服的活。

    我再举一个例子。祖国解放的前夕,我到莫斯科去参加对日作战会议。有一天我在招待所作了个梦。梦见金正淑在一间很宽敞的房间里摆满了书,让我随意阅读,还说有了这么多书,恐怕您读一辈子也读不完。

    我把这梦讲给大家听,他们都逗笑地争着给我圆梦,说这是将来当总统的梦,是预示大吉大利,万事亨通的梦,还向我表示祝贺。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又给金正淑讲了这场梦。她听了,笑着说我作了很吉利的梦。

    随着岁月的推移,对这场梦的记忆早就淡漠了。但是,唯独金正淑还记着。国家解放后,我们住在解放山脚下的时候,她在我的书斋里装满了各种书籍,对我说,国家已经解放了,您就尽情地看书吧。然后要我一起照个相,作个纪念。这天照的相,现在还在。

    可以说,金正淑的一生,是为我奉献的一生。她跟我结婚后,仍一如既往一直把我当作司令官和领导者,当作领袖,推崇我,拥护我。我和金正淑的关系,是领袖与战士的关系,是同志与同志的关系。

    她常说自己是领袖的战士。直到与世长辞的最后一刻,她对我从没有用过夫妻之间通常使用的称呼,她叫我的时候,始终一贯地称呼我“将军”或“首相”。

    解放后有一天,几个女记者来采访金正淑,想介绍她的业绩。她对这些女记者说:“战士的一生,是包含在领袖的历史之中的,请你们还是多多介绍金日成将军吧。”

    我认为她这话表现了她与众不同的品格。

    金正淑的一辈子,是只有受苦没有享受的一辈子。在告别她的遗体的时候,想到叫她一辈子受尽了苦,我心里疼痛难忍,把一只手表带在了她的手腕上。送一只手表,岂能报答她对我的赤诚,岂能减轻我失去了她的痛苦!但我还是给她带上了。如果那是一只平平常常的手表,我还不至于这样,而那是—只有特殊情由的手表。

    不记得是哪一年哪一天,我的祖母对我说,能不能给她买一只好的女式手表,贵一些也不妨,她有用场。一辈子连个挂钟都没挂过的祖母,突然要买一只手表,而且要买好的,我不免感到有些诧异。

    不久,我买了一只女式手表送给祖母,问她要拿这只表做什么用。她老人家说:“听说你们在山上两手空空地结了婚,我心里老记挂着这事儿。你们从山上下来也已经好些日子了,可我这个做奶奶的至今还没有给你们办一桌酒席, 也没有给你们置一套新衣裳,所以想到买一只手表给正淑带上。要能看到她带着这只手表,该多好啊。”

    金正淑谢世后带走的就是有这种情由的手表。

    我祖母对孙媳妇的爱护和关怀是无以复加的,它抵补了过早去世的我父母的爱。

    然而我,为金正淑做的事却什么都没有。她每年都给我做生日,尽管很简朴。但是我,跟她成家后共同度过了近十年的岁月,却没有给她做过一次生日。对自己的生日,她连提都不让提,这也是她的一个脾性。

    因为我没有为金正淑做过什么事,心里总觉着对不住她,所以,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给她斟了一杯酒,说:“你一直辅佐我的工作,很辛苦,可是我为你,什么也没做,光让你受尽了苦。今天我敬你一杯,喝吧。”

    她说“怎能说什么也没做呀。您建立了党,建立了军队,建立了共和国,这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啊!您实现了我平生的夙愿,再没有什么可求的了。”

    金正淑去世的第二年,参加过抗日的女战士们凑了一笔款交到党中央来,托付党中央为金正淑好好修一座墓,于是,修基工程就开始了。不久,我上牡丹峰去看金正淑的墓,只见已经围上了铁栅栏,打上了石垣,正在用花岗石铺阶梯。

    我对那些在工地上做工的女战士们说:“我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心意。你们看看那些房子,老百姓还住着那些低矮简陋的房子。我们的人民过去都流着血泪,经受了莫大的苦难,可是现在的生活仍不够富裕,而且我们还没有统一祖国。在这样的时候用花岗石修墓,要叫金正淑知道了,她该觉得多么对不起人民啊!你们要是实在愿意表示心意的话,就在墓的四周种些花草树木吧。想念她的时候,就带着孩子们来这里看看墓,休息休息。这才是对她真诚的纪念。所以,要把工程立即停下来,把这些花岗石都送到建筑工地上去。”

    一生一世为人民、为同志献出了一切的金正淑,为自己的子女却没有留下一点财产、一分钱。她生前所花的钱,是我按月领到的薪水,她生前使用的住房和家具,都是国家的。

    要说她有给我们留下的,那就是她把金正日培养成为未来的领导者,交给了党和祖国。同志们都说,是我把金正日培养成了继承人,其实,这个基础是金正淑打好的。这是她为革命建树的最大功绩。

    金正淑同志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把金正日叫到眼前,嘱咐他要好好辅佐父亲,要继承和完成父亲的事业,这是她对金正日的遗嘱。她留下这个遗嘱三个小时后,才合上了眼睛。

    我至今常常怀念金正淑。她多年来一直穿的是朝鲜的民族服装,可是不知为什么,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穿着民族服装的金正淑,而是穿着军装的金正淑。浮现的次数最多的,是她端着用自己的体温弄干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的面容。一想起当时的面容,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疼痛。

到上级


最后修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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