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 |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 | 卡倫會議 | | | | | 6月下旬，同志們按照約定陸續來到卡倫。卡倫早已有了我們的革命組織。1927年起，我們就感到有必要在較便於往來滿洲各地的交通分岔點上設一個活動基地，便派共青骨幹分子開拓了這一帶。
我們決定在卡倫召開會議，是因為考慮到這裏交通方便，又是一個能夠絕對保證與會者安全和保密的隱蔽的活動基地。卡倫雖然是反日運動者來往頻繁的地方，但還沒有被敵人發覺。這裏的人民又不惜一切地支援我們的工作，所以，作為會議場所是理想的。
我抵達卡倫時，早有少年探險隊總隊長鄭行正在車站等著我。我每次到卡倫，他總是到車站迎接我，和我同行。
我到卡倫一看，這裏的空氣比敦化和吉林稍平穩些。
因為當時是五·三0暴動過後，間島的空氣非常險惡。加上，日本軍向東滿出兵迫在眉睫，使形勢更為緊張。日本帝國主義出兵間島的目的，是要鎮壓這一帶迅速擴大的革命運動，確保佔領滿蒙，使之成為進攻蘇聯的橋頭堡。為些目的，駐紮羅南的日軍19師師長河島中將正在巡視龍井、延吉、百草溝、頭道溝等地。在同一時間，國民黨吉林軍參謀長和民政廳廳長也視察了東滿。
間島地區的革命組織號召從東滿趕走日軍中將、國民黨參謀長和民政廳廳長，也是在這個時候。
那時，我到卡倫把住處定在進明學校教師劉永宣和張小峰家。
張小峰一面在進明學校教書，一面又兼任《東亞日報》支局局長。他和車光秀一樣，善於寫文章，見識高，工作又好，受到同志們的愛戴。他的缺點是回家後常常跟妻子吵架。同志們勸他，他總是埋怨說，老婆太封建，合不來。為了讓張小峰對家庭生活感興趣，我對他進行了多次說服和批評，可是沒怎麼見效。
朝鮮革命軍成立後，張小峰到長春購買武器時被捕轉向了。據說他還參與過要我“歸順”的工作。
在卡倫的革命化方面，金赫和張小峰的功勞特別多。他們同此地有志者合作，建立了學校和夜校，以此為據點開展教育運動，將農民會、青年會、少年會、婦人會等從前的啟蒙團體，改組為農民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少年探險隊、婦女會等革命組織，把各階層群眾出色地教育成為抗日革命的戰士。
金赫主持創刊《布爾什維克》雜誌的地點，也是卡倫。
我到了卡倫也和在四道荒溝時一樣，繼續探索朝鮮革命的前進道路。探索了一個月左右，整理好寫出來，便成了很長的文章。
我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深切地感到我國民族解放鬥爭要求新的指導理論的迫切性。
沒有新的指導理論，革命就寸步難行。
被壓迫人民要求自主性的革命鬥爭，進入30年代在全世界越來越擴大。在地球上，被壓迫人民的反帝、解放鬥爭最激烈的大陸是亞洲。
亞洲之所以成為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中心舞臺，是因為帝國主義到了這個時期更加加緊了對亞洲後進國家的侵略，也是因為東方許多國家的人民勇敢地站起來，在各地為維護民族主權展開了殊死的鬥爭。
東方人民為驅逐外來勢力，在自由的、民主的新社會裏生活而進行的政義鬥爭，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住。
與蘇聯革命和蒙古革命的發展相呼應，在中國、印度、越南、緬甸、印尼等亞洲許多國家，革命的洪流洶湧澎湃。在以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引起全世界關注的印度，紡織工人打著紅旗舉行示威，也發生在這個時期。
中國人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的烈火中迎來了30年代。
中國和亞洲許多國家開展的革命鬥爭和國內人民的積極鬥爭，使我們無比興奮和奮發起來。
只要建立起黨，提出正確的指導理論，就完全能夠把人民發動起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信心作為不可動搖的信念，深深地紮根在我們的心田。
到了這個時期，我國民族解放鬥爭的舞臺上，仍有代表各党各派的立場和利害關係的各種主義和主張登場，把群眾引向這一邊或那一邊。但是，所有這些理論難免都帶有這樣那樣的時代的和階級的局限性。
在那時的民族解放鬥爭中，我們認為最高形式的鬥爭是獨立軍的武裝鬥爭。民族主義左翼陣營中最積極的反日獨立運動者和愛國者參加了這一鬥爭。他們組織起獨立軍部隊，開展了武裝鬥爭，他們相信只有進行獨立戰爭才能光復祖國。
有些人認為只有開展大部隊的軍事活動才能取得獨立；有些人主張只有直接的恐怖戰術，才是趕走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好的辦法；還有些人說，先把軍隊訓練好，等到蘇聯、中國、美國等大國同日本開戰時，再同他們聯合起來爭取獨立，這才是符合朝鮮實際的戰略。
所有這些主張，無論哪一種都是要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血戰的。
但是，獨立軍的鬥爭，沒有具備能夠切實貫徹這一宗旨的科學的戰略策略；沒有具備能夠把獨立戰爭打到底的強有力的、老練的領導班子；又沒能打下能夠從人力、物力、財政方面支援這一鬥爭的牢固的群眾基礎。
在改良主義理論中，稱為“培養實力論”的安昌浩的“準備論”成為獨立運動者們議論的話題。
我們尊敬安昌浩，認為他是把一生完全獻給了獨立運動的清白廉潔的有良心的愛國志士，但對他的理論，我們並不贊同。
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的非暴力獨立運動路線，也沒有得到群眾的支持和共鳴。
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之所以在成立後不久就令人失望，也是因為它始終乞求于連一線希望都沒有的非暴力外交路線而虛度歲月的緣故。因此，把軍事路線絕對化的獨立軍，對此態度十分冷淡。
至於李承晚哀求國際聯盟將朝鮮置於其委任統治下的請願，則說不上是什麼路線；民族主義右派所提倡的“自治論”，也只不過是一種與民族的獨立精神相違背的夢想而已。
1925年成立的朝鮮共產黨，也還沒有制定出符合朝鮮實際的科學的戰略策略就不存在了。
總的來說，前一代的戰略和路線的普遍弱點是不相信和無視人民群眾的力量。
前一代的運動者們，都無視人民群眾是革命的主人，推動革命的力量也在於人民群眾這一真理。只有依靠千百萬群眾組織起來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我國的反日運動者們卻認為，革命也好，獨立戰爭也好，都只能是由幾個特殊人才搞的。
搞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們也站在這種立場上，不怎麼做打基礎的工作，用由幾個上層人物組成黨中央加以宣佈的方法製造了黨，而不深入到群眾中去，致使三人一黨、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幾派，搞了好幾年奪取領導權的爭鬥。
前一代的路線和戰略還有一個嚴重的弱點，就是沒有扎實地立足於朝鮮活生生的現實。
我認為，要想提出符合朝鮮活生生的現實的正確的指導理論，就不要將經典著作和別國的經驗加以絕對化，而要根據自己的情況獨立自主地、用獨創性的方式解決一切問題。確定指導理論，既不能囫圇吞棗地吸收十月革命的經驗，也不能袖手坐在那裏光指望共產國際給你帶來萬應靈丹式的處方。
“我們可以相信的只有人民群眾的力量。要相信兩千萬人民的力量。把這個力量團結成一體，同日本帝國主義展開血戰吧。”
在我的心裏常常發出這一呼聲。
我抱著這種衝動，努力把今天我們命名為主體的那個思想反映到報告的每個字句中去。報告要反映的內容都是些有關我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那時，我對武裝鬥爭問題想得特別多。
我們在報告中，把用武裝力量全面開展抗日戰爭作為反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基本路線，作為朝鮮共產主義者頭等重要的任務提了出來。
決心開展武裝鬥爭，並把它確定為方針，是花了很長時間的。在卡倫把這作為方針通過時，我們還只是赤手空拳。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是主張，要開展武裝鬥爭，就要用青年共產主義者的雙手去建立新型的軍隊。
那時，有些人提出異議說，獨立軍既然存在著，那麼加入獨立軍進行活動就行了，何必另建軍隊呢？那樣不就招致反日軍事力量的分裂嗎？
在獨立軍趨向左傾和反動的情況下，用到那裏去更新軍隊的方法開展武裝鬥爭，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930年，當時獨立軍的兵力是非常薄弱的。雖說國民府屬下有獨立軍的兵力，但也不過只有九個中隊。連這點兵力也因上層的分裂，分成國民府派和反國民府派，互相對立。
所謂國民府派是把獨立軍十多年來堅持的既有方針絕對化的保守勢力；而反國民府派是反對既有方針，追求新的路線的革新勢力。反國民府派人物對共產主義表示贊成，也曾企圖與共產主義者攜手。日本帝國主義把他們視為“第三勢力”。意思是說，他們既不是民族主義者，又不是共產主義者的一種中間勢力。在民族運動內部出現了像反國民府派這樣的“第三勢力”，這證明，要把這一運動的方向轉向共產主義運動的願望，已進入了實踐階段。
國民府派和反國民府派的對立，造成了獨立軍力量的分裂，民族運動內部陷入了混亂。
獨立軍的各中隊大體上都駐紮在不利於打遊擊戰的平原地區的村莊。他們武器低劣，軍紀紊亂，訓練不力，又沒有搞好同群眾的關係。
獨立軍已不同于像青山裏戰鬥[2]、鳳梧洞戰鬥[3]那樣痛快地殲滅日寇大部隊的20年代初的全盛時期了，它已經走上了逐漸衰落的道路。
我為參加南滿青總大會到旺清門的時候，同玄默觀談到國民府時曾問過他：
“先生，用國民府的力量戰勝日本，有把握嗎？”
我這樣提問，是因為他太誇耀國民府了，所以才刺激他一下。
“哪里有什麼勝算，就這樣挺下去，等大國給予幫助，就獨立嘛。”
聽了他的回答，我不覺愕然了。我想，連戰勝敵人的膽量都沒有，只是坐等大國給予援助，盲目作戰，這樣的軍隊能有什麼作為呢？於是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國民府的先生們可不可以把武器都交給我們？只要把武器交給我們，我們就將在三四年內把日本鬼子趕走。
在對大會籌備委員進行白色恐怖之前，還可以開這樣的玩笑。在吉林市時，我跟玄默觀開玩笑，他也不見怪。
他沒有回答，只是苦笑著。也許他在想，這個孩子在作幼稚的空想吧。
靠國民府的軍隊，連維持現狀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才想建立一支新型的軍隊。
我確信，只有共產主義者領導的武裝鬥爭，才是真正的最徹底、最革命的反日抗戰。因為只有共產主義者才能把工人、農民等廣大反日愛國力量集結到自己的武裝隊伍裏來，才能以正確反映群眾利益的科學的戰略策略，認真負責地把武裝抗戰進行到底，領導整個朝鮮革命走向勝利。
我們要打倒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在中日、俄日兩次戰爭中輕鬆地戰勝了領土比自己大幾十倍的大國的新興軍事強國。要戰勝這樣的強國，光復祖國，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意味著要戰勝世界公認的日本的軍事力量，意味著要戰勝他們迷信的皇道精神，意味著要在同明治維新後新興的日本將近70年來積蓄的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的消耗戰中成為勝利者。
但是，我們認為，只要開展武裝鬥爭，就能在三四年左右的時間內打敗日本。不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是很難這樣設想的；日本軍閥聽了，也會捧腹大笑的。
若問那種想法有什麼保證，那就無話可說了。因為當時我們兩手空空，能有什麼保證呢？
我們只有愛國精神和年輕人的血氣。我們說三四年左右，並不是因為我們輕視了日本的力量，而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愛國精神比它更強，因為我們是正義的。如果說我們有保證，那就是兩千萬民眾的力量。當時我們有這樣一種氣概：只要把兩千萬民眾訓練好，到處打擊日本軍警，就能爭取國家的獨立。
因此，我們認為，要蓬勃開展武裝鬥爭，就必須打好群眾基礎。
可以說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構想，就是由此產生的。
我第一次認識到組織的必要性，是在華成義塾時期；而第一次感覺到民族的力量，把它記在腦子裏，是在三·一人民起義的時候；我有了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把他們組織起來，依靠他們的力量進行革命的決心，是在吉林市的時候。
不進行兩千萬民眾總動員的舉族抗戰，就不能擺脫殖民地奴隸的枷鎖。如果是純粹的階級革命，那麼只有工人、農民群眾才是革命的動力；但我國革命的性質本身就是反對封建、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因此，我們主張，不僅是工人、農民，而且青年學生、知識份子、愛國的宗教徒、民族資本家也都可以成為革命的動力。我們的原則是，把那些對民族解放具有利害關係的反日愛國力量都集結起來，都動員起來。
當我們提出了這一路線時，有些人搖著頭說，這是經典著作裏沒有的。這些人說，共產主義者要同除工人、農民以外的階層結成同盟，是一種夢想；同宗教徒、企業家階層更是不能攜起手來的。火曜派以金燦曾經有一個時期同國民府的幾個人物有過來往為理由，撤了他的朝鮮共產黨滿洲總局負責人的職務，因為火曜派有這樣的觀點。
在民族主義者當中，也有不少人對待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冷淡。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民族主義是“違禁品”；而在民族主義運動內部，共產主義則是“違禁品”。這種傾向，招致了把民族的力量分成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兩個陣營的後果。
凡是具有理性的人，都為此感到痛心。在這些人的努力下，從20年代中葉起開展了爭取共主主義和民族主義兩個陣營合作的運動。這一運動在1927年取得了成果，成立了新幹會。新幹會的出現，說明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雖然信念不同，但在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道路上是可以團結一致的。民眾都對此表示熱烈歡迎。
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的破壞活動和被它收買和利用的改良主義者的瓦解活動，這個團體在1931年不得不宣告解散。
如果兩種力量在愛國的大前提下形成了鞏固的結合，那麼，即便有內外的破壞，也不會那麼輕易地垮下去的。
好不容易實現的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合作，由於新幹會的解散而流產，這使我們非常氣憤。不把民族放在首位，只把信念絕對化，那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合作。如果把民族解放這一大前提放在首位，就能同任何階層攜起手來，這就是我當時的看法。
我們站在這種立場上，解放後同畢生反共的金九也進行了合作，現在我們也向所有同胞呼籲，要實現民族的大團結。實現了民族的大團結，那麼剩下的就只有外來勢力和賣國賊了。
民族的大團結是如此寶貴的至高無上的課題和經綸，所以，當畢生在反共第一線上同我槍對槍的崔泓熙、崔德新[4]等先生來到平壤時，我們也沒有過問他們的過去，而以親骨肉之情高興地迎接了他們。
那時，我對崔德新先生說，無論是在北方生活的還是在南方生活的，都應該把民族放在首位，為統一問題著想，不是有了民族，才有階級，才有主義嗎？沒有了民族，搞共產主義有什麼用！搞民族主義有什麼用！信仰“上帝”又有什麼用呢！
60多年前，我們在卡倫摸索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候，也是這樣呼籲的。
政治應該容量大，政治家應該度量大。如果政治容量不大，就不能把群眾都容納下來；如果政治家度量不大，群眾就會不理睬那個政治家。報告敘述了建黨問題和朝鮮革命的性質與任務，朝鮮的共產主義者在鬥爭中應堅持的根本立場。
報告草案一寫成，我就馬上把它交給從各地來參加卡倫會議的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領導幹部進行討論。那時，我們在白天下地幹活，抽出時間在地頭或霧開河畔柳樹叢裏進行討論，夜裏就在進明學校值班室裏，把白天綜合的意見，再一條條深入地進行討論。
在群眾性討論時提出來的意見中，有不少令人感興趣的實際問題。
首先在規定朝鮮革命的性質的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大家就報告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這一規定，議論紛紛。爭論的焦點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這個對革命性質的新的規定，會不會同革命的普遍原理和規律性相矛盾。因為這個規定，經典著作裏沒有，而且任何一個國家也還沒有提出過。當時，青年們以為改變了近代歷史的革命，只有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我們提出的既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又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這一新的概念，所以，有人懷疑這一革命的性質也是難怪的。
我們把朝鮮革命的性質規定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從我國的階級關係和我國革命面臨的任務中得出的結論。朝鮮民族面臨的最迫切的革命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清除束縛我國人民的封建關係，實行民主。由此出發，我們把朝鮮革命的性質規定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硬套人家製造的模式去規定自己國家革命的性質，就要犯教條主義的毛病。模式並不是首要的，具體的現實才是首要的。即使是經典著作裏沒有的定義，別人沒有的規定，如果它是符合本國際的科學的規定，共產主義者就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擇它。
這才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太度。
我們以上述內容說明了把朝鮮革命的性質規定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宗旨，代表們不僅表示理解，而且表示熱烈支持。
討論得最活躍的是關於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關於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問題，當時被公認為是在理論上、實踐上都不好公開說的複雜問題。共產國際的一部分人，以中國的國共合作失敗為理由，把支持統一戰線政策的人一棍子打成了改良主義者，因此，我們周圍的人也大抵都小心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
這樣的時候，沒有極大的勇氣，是不能把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為路線提出來的。因為如果把它作為路線提出來，就有可能被認為是對共產國際立場的挑釁。
那時，同志們還提出了很多問題：
地主的兒子支持革命時，應該怎樣看待他？
為獨立出了很多資金，對獨立軍也提供了大量的物資支援，而對共產主義者卻根本不理會，這樣的資本家應該怎樣對待？
善於跟日本鬼子交往，同人民群眾也合得來，這樣的面長，是否也可以吸收到革命中來？
對這些問題，我就用一句話回答：要以本人的思想動向為主來對人進行評價。
當時的這種看法，後來在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中具體化了，解放反又在二十條政綱中作了明文規定，成為國家政策。
我們在卡倫提出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的正確性，後來通過實際鬥爭得到了證實。
同志們的意見，對完成報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卡倫會議正式召開是在1930年6月30日夜晚。
卡倫的同志們在進明學校的教室佈置了會場。在教室地板上鋪了草席，天花板上吊了幾盞煤油燈。
第一天會議聽取我作的報告，從第二天起下地幫助農民幹活，抽出時間來在河邊或柳樹林裏，分組或全體代表聚在一起討論執行報告提出的任務的措施，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會議方式。
卡倫的革命組織對村子的警戒非常嚴密，所以我們開會非常放心。特別是少年探險隊員們在整個會議期間把我們保護得很好。
日本帝國主義得到新一代青年共產主義者的大部隊在滿洲中部地區集結的情報，便向我們活動的地區——長春縣、懷德懸、伊通縣一帶，派出了大量的密探。有些密探還帶著我的照片探聽我的去向。日本帝國主義通過日本駐滿洲領事館的爪牙和朝鮮總督府警務局的密探，探聽到與從前的共產主義者系統不同，活動方式也不同的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出現在以吉林為中心的滿洲地區，正在擴大力量；便從開始就緊張地為逮捕其領導核心，頑固地追蹤我們。我們不聲張，不宣揚，卻扎扎實實地深入到廣大地區的人民群從中去，所以，敵人也好像把我們看得不是那麼好惹。
那時，在卡倫負責佈置村子的警戒、統率少年探險隊員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員的是金園宇。他時而從會場悄悄地溜出去，在村裏轉一圈瞭解警備情況，然後回到會場。有時我因工作心不能回住處，在進明學校教室裏熬夜，他也在外面徹夜保衛我們的安全。有時他還在學校值班室的灶坑裏燒些土豆給我們做夜宵。
在開拓卡倫、孤榆樹、五家子等地的工作方面，金園宇的功勞很大。在吉林開展青年學生運動時，他也做了很多工作。
1928年春，我們為了長春地區農村的革命化，派金園宇去了。那時，金園宇一面在進明學校任教，一面走訪卡倫、孤榆樹一帶教育了青年。1930年春起，他又幫助車光秀參與建立朝鮮革命軍的籌備工作。因為金園宇長得漂亮，有時我們還讓他穿上女裝，和玄均扮作一對夫婦去進行地下工作。
朝鮮革命軍成立後，金園宇為購買武器奔走時被敵人逮捕，坐了幾年牢。他在獄中沒有動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戰後內形勢複雜的時候，金園宇在地方上為維護黨的路線而鬥爭，遭到宗派分子的迫害。當時，宗派分子們用各種方法陷害忠於黨的人。
金園宇的本名是邊默聲。
卡倫成為我們可靠的活動基地，變成實現我們的思想的革命村，這是金園宇、金利甲、車光秀、金赫等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很早以來就為開拓這個村作出了積極努力的結果。
在我們來到這裏以前，這裏的人們還分成南道派和北道派，互相對立。有個時期，這兩個派還圍繞著霧開河的水利問題打過群架。南道派過了開田堵住水口，北道派就拿著鍬跑來捅開水口，說他們的水田要幹了。後來，連孩子們也分成北道派和南道派，造成可悲的對峙狀態，連玩都不在一塊玩。
為了改變這種狀態，金赫、金園宇、金利甲、張小峰等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們說服群眾，杜絕了打群架，在卡倫建立了各種群眾組織，辦了免費教育的學校。
7月2日夜，代表們重新聚集到進明學校教室繼續開會。這天會議宣佈分工方案。會議要結束的時候，主持會議的車光秀忽地站起來，作了激動人心的講話。他的性格很特殊，有時愣頭愣腦，以至得了個“愣頭兒青”的綽號，又好激動，可是即使在這樣的時候，他也不失理性，反而以充滿激情的雄辯，使人們驚歎不已。他揮動著拳頭喊道：
“人們捶胸慨歎朝鮮共產主義者受挫的時候，我們在卡倫發出了宣告朝鮮革命新開端的歷史性宣言。隨著這個黎明的鐘聲，朝鮮的共產主義者將沿著新的軌道邁進！
“同志們，讓我們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決戰吧！”
我們聽了他的講話，都發出了歡呼聲，接著大家就齊唱《革命歌》。
我們之所以能夠在卡倫宣佈朝鮮革命的前進道路，是因為在吉林市已經通過搞青年學生運動的過程，確立了對朝鮮革命的主體立場和態度，開拓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道路。我只不過是把在鬥爭的年月產生並在獄中醞釀成熟的那個思想和立場，以《朝鮮革命前進的道路》的名義發表而已。
這便成為我國革命的路線和指導思想。可以說我們在這篇論文中展開的內容，都是以主體思想為核心的。
這個思想，後來經過抗日武裝鬥爭等許多階段的革命，在艱苦複雜的實踐鬥爭中，得到不斷的發展和豐富，成為像今天這樣具備了思想、理論、方法的統一體系的一個哲學思想。
解放後，我們特別強調樹立主體，是在戰後進行社會主義基礎建設的時候。
1955年，我對黨的宣傳鼓動工作者發表了關於克服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樹立主體的講話，這篇講話就以《關於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確立主體》為題的著作公諸於世。
關於樹立主體，在那以後每有機會我都強調。
關於主體思想的本質，創立這一思想的經過，以及如何貫徹這一思想，我通過同外國人的談話多次作了說明。
可是，我未曾想將它體系化，編成一本書。我國人民只要把它作為正確的思想接受下來，在革命實踐中加以貫徹，我就感到滿足了。
後來，金正日書記把這一思想全面地加以體系化，寫成以《關於主體思想》為題的論文發表了。
卡倫會議後，我們在進行抗日武裝鬥爭時，確信我們在那次會議上提出的路線是正確的。敵人說，我們是“滄海一粟”，可是我們的背後是具有無窮無盡力量的人民的海洋。我們提出什麼路線時，人民就很快理解並把它變成了自己的路線，將成千上萬的子女和兄弟姊妹輸送到我們的隊伍裏來，從物質和精神上支援我們。
我們之所以能夠在滿洲零下40℃上下的嚴寒中，同武裝到牙齒的強敵進行歷時15年的鬥爭，並且取得勝利，是因為我們有著人民這個強大的堡壘，有著人民群眾之一無限廣大的滄海的緣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