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 |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 | 1930年夏 | | | | | ML派系統的宗派分子不僅不從五·三0暴動的失敗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反而在1930年8月1日這個國際反戰日前後，以吉敦鐵路沿線地區為中心，又發動了一次冒險的暴動。
這場暴動給我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困難。五·三0暴動後，轉入地下的那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也都暴露了。我出獄後奔走各地好不容易恢復起來的組織，也再次受到打擊，遭到破壞。在滿洲各地，許多優秀的領導骨幹成批地被捕、判刑。敵人有了詆毀共產主義、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的藉口了。
這次暴動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離間活動，起了多大的幫助作用，就更無須贅言了。由於兩次暴動，朝鮮人在中國人面前完全喪失了信用。後來，我們通過遊擊鬥爭，費了很大的勁才恢復了信用。
居住在東滿的朝鮮人，經歷了八·一暴動，才開始逐漸深刻地認識到左傾冒險主義有多大的危害，才以不信任和戒備的目光對待驅使群眾舉行冒險暴動的宗派事大主義者。
我們立即派遣工作員到暴動席捲過的地方，使革命群眾不再受宗派分子煽動的騙。
我也準備經由吉林市到敦化方面去做恢復組織的工作。
我到了吉林市一看，像五·三0暴動後一樣，空氣十分緊張，殺氣騰騰。
我每天化裝幾次，到處去找那些與組織有過關係的人。
吉林市的火車站、城門和各岔路口，都設了檢查站。日本領事館的密探也在街上到處亂竄，搜索朝鮮革命者。當時民族主義運動已經趨於衰亡，所以敵人也不像在安昌浩事件時那樣追尋獨立軍老頭兒們，而到處設網，企圖捉拿搞共產主義運動的青年。
曾以後對鋪設吉會鐵路的鬥爭而沸騰的吉林市，如今也很難見到熟悉的面孔，想到這裏，我心情無比悲憤。
同志們跟我分手的時候，勸我說，到了吉林市決不要久留，要馬上到海龍或清原去。但也不能因此就輕易離開吉林市。想到整整三年為開拓新的革命道路日夜奔波付出的心血，我不忍那麼輕易地移步到別的地方去。如果我在吉林市沒有為革命受苦，甚至坐過牢，那麼，對這個城市也許不這樣留戀。越是傾注了自己心血的地方，就越熱愛，這是人之常情。
幸虧我遇到一個做過共青同盟工作的同志，得知了幾個組織成員的下落。我把他們叫到一塊，指示他們不要再在敵人面前暴露組織成員，吉林少年會、留吉學友會等合法組織，也要暫時轉入地下。
我們還討論了貫徹卡倫會議方針的措施。然後對一些可靠的同志交代了恢復革命組織的任務，把他們派到各自的活動地區去。
我也決心離開吉林市了。我要做的事太多。吉林市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我就更急切地想到東滿方面去恢復被破壞的組織。
我打算先到清原或海龍方面去，在中國朋友家暫時躲一躲，然後到一些遭敵人破壞嚴重的地方去，消除暴動的後果。我估計，到了海龍和清原，可以同卡倫會議後一直沒有見過面的崔昌傑取得聯繫，和他一起開壁去南滿的通路。這一地帶和柳河是崔昌傑的活動地區。
崔昌傑來往于柳河、海龍和清原一帶，正在建立基層黨組織，擴大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種群眾組織。當時這一地區的革命運動，由於國民府派和反國民府派的對立，正經受著巨大的陣痛。加上八·一暴動餘波的衝擊，革命組織成批地遭到了破壞。
海龍和清原之間，有一個我很熟悉的吉林時期的中國同學。初建遊擊隊時，他曾在我們部隊，南滿遠征後回家了。我想到他家去住些時候，等白色恐怖稍稍平息，就可以順利地闖過這個危險關頭。
我離開吉林那天，有幾個女同志到車站為我送行。因為她們都像富家小姐似地穿著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安全地上了車。當時，軍閥以為紳士家的人是不會搞共產主義運動的。
那時，我沒有在吉林本站上車，而到警戒不嚴的市郊車站上車。不料在車上我遇見了張蔚華。
張蔚華說，他是到瀋陽去念書的。他說，在去瀋陽之前，為了找我商量幹革命的辦法問題，先到過吉林市，可是那裏卻殺氣騰騰。他說：“我認識的朝鮮人都已隱藏起來，所能見到的不是軍警，就是日本走狗。我找不到你，又沒有熟人，只好去瀋陽了。”他說著，不由分說地把我拉到他乘的一等車廂裏。看來，他也猜到我是為躲避敵人的恐怖行為而潛行的。
這天，員警對乘客的檢查特別嚴。他們把所有的車門都封鎖起來，一一檢查上車人的身分，對有些乘客，還毫不留情地翻他們的行李。這天，檢票員檢票也比往常嚴得多。八·一暴動的後遺症，不僅影響到城市和村莊，甚至影響到列車上。
在張蔚華的説明下，我安然抵達了海龍站。員警對乘客的檢查那麼嚴，可是對一身中國紳士裝束的張蔚華，卻連問都不敢問一聲。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沒有受到員警的盤查。檢票員也沒有查我們的車票就過去了。這可能是因為張蔚華的背景吧。
那時，我懷裏藏著檔和秘密材料。如果員警搜身，我是不會沒事的。
到海龍站一看，日本領事館的員警早已在月臺和剪票口嚴陣以待。我憑直感意識到某種危險要臨頭了。
我想到海龍站的敵人是日本員警，心裏就非常緊張。中國員警和日本員警同樣都是員警，可是如果落到日本員警手裏，那就更沒辦法了。他們在滿洲抓到朝鮮革命者，就不由分說地押送到國內去，或者在關東都督府法院審判後，關進旅順、大連、吉林等地的監獄。
當我拿不定主意，呆望著車窗外時，張蔚華說，沒有特急的事，就跟他一塊走，要我到他家去見見他父親，也商量商量他的前途問題。
我本來是打算在草市站下車到目的地去的。要到草市站，還要走五六站。張蔚華在海龍站下了車，就沒有人保護我了，那就可能出現意外的危險。
於是我決定應他的邀請，跟他一起下車。
張蔚華的父親正好在車站等著。他父親是到營口去賣人參，在歸途中聽說兒子要來海龍，才前來接兒子的。他帶著幾十名腰挎盒子槍的家丁，把一輛高級馬車趕到了我們面前，真夠氣派。領事館的員警們，慢慢地站在那裏，不敢觸犯我們。
我們坐上高級馬車，在家丁們的護衛下，大搖大擺地向站前大街駛去。那天，我同張蔚華他們一起，住進了高級旅館，休息得很好。
張蔚華他們讓家丁們站崗，家丁們把旅館圍了兩重三重，戒備非常森嚴。
張蔚華的父親說，隔了好久才見到我，很高興，便把我領到特等房間，連連替我點好菜。他在撫松的時候就很體貼我。客人問他我是誰，他就開玩笑地介紹說，是他的乾兒子。起初是開玩笑的，後來就真的叫我乾兒子了。
我知道張蔚華是大富戶的兒子，可是，從我在撫松的時候起，就跟他親密相處。我從小就有地主是剝削者這種一般的觀點，可是在同張蔚華的關係上，就沒有受這種觀點的支配。他心地善良，有良心，為人純真，又有強烈的反日情緒，所以我們能跟他親密相處，毫無隔閡。這次在危急關頭得到了他的幫助，我心裏真是感慨萬端。如果平時我因為張蔚華是地主的兒子就排擠他，那麼在那危急的關頭，他們就不會誠心誠意地保護我。
像張蔚華這樣的富家子弟，他不參加革命，不支持革命，也能平生過養尊處優的生活。可是他在我處在危急關頭時，和他父親一起幫助了我，這是因為他珍視同我的情義。
從我在撫松念小學的時候起，張蔚華就不分富者與貧者、中國人與朝鮮人的差別，跟我親密相處。他比誰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們亡國的悲痛，真心實意地支援我們光復祖國的決心和理想。張蔚華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本身就是熱愛自己祖國和中華民族的愛國者。他從朝鮮民族的悲慘命運中看到中華民族的不幸。張蔚華的父親雖然是個富翁，但他是反對外來勢力，主張民族主權的堅貞的愛國者。他的愛國熱情如實地反映在他給兒子起的名字上。大兒子生下來，他就給兒子起名叫蔚中。蔚中的“中”字，是取了“中華民國”這外中國國號的第一個字的。他給老二起名叫蔚華，給老三起名叫蔚民，如果生了老四，就準備給他起名叫蔚國。把四個名字的第二個接起來，就成為“中華民國”這個國號了，可是老四沒有出生。
那時，張蔚華問我，看來明春或明秋，日本帝國主義就會打進來了，他們打進來，你打算怎麼辦？
我對他說：“日本帝國主義來侵犯，就要迎頭痛擊。要開展武裝鬥爭。”
張蔚華擔心地說，他也要參加鬥爭，不知家裏會不會允許。
我說：“國家要淪亡了，還顧得上家嗎？你既然決心為反對舊社會而鬥爭，就要參加革命。現在已沒有別的出路了。不然，就只能作一個口頭上談論共產主義，坐在家裏看看書的憂國志士了。路只有這兩條。困此，你也不要只看父母的眼色，而要參加革命。這才是拯救中國的道路，才是拯救中華民族的道路。你不會有別的問題，應該和中國人一起進行革命。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那時不僅是朝鮮人，而且中國人也都會奮起戰鬥的。”
我在旅館住了兩三天，就這樣給張蔚華灌輸了反日思想。他聽了我的勸告，說他上完學以後也要參加革命。
我對他說：“要是我實在沒辦法了，也許還會需要你的幫助，請你給我留下你在瀋陽的地址吧。”他給我寫下了他在瀋陽的地址。我又問他能不能幫我安全地到達目的地。
張蔚華說，只要是幫助你、保護你的事，什麼事還做不到！使用他家的馬車把我一直送到海龍縣和清原縣交界處的一個中國朋友家裏。
這位朋友家也和張蔚華家一樣，是個富戶。在中國革命的先覺中，有不少這樣的人。所以，我經常想，中國革命是有特色的革命。同工人和農民一起，許多知識份子和有錢人也參加了革命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
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他發現了抑制人的自主性和阻礙社會發展的矛盾，就有可能產生要參加排除這種矛盾的革命運動的覺悟。我認為，在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當中，湧現出為維護勞動群眾利益而鬥爭的革命戰士和先覺，其原因就在於此。
問題不在於家庭出身，而在於他的世界觀。
如果把人生只是看作一種享樂，那就幹不了革命，就只能是為享受而終其一生；如果過的是不愧為人的生活，那就比單純追求享受要高尚得多，有了這種想法，富翁也能參加革命。
如果因為是階級革命，就把這樣的先覺都加以排斥的話，那麼，革命就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我在中國朋友家住了幾天，他也和張蔚華一樣待我很好。他姓王還是姓魏，現在已記不清了。我托他找了幾天崔昌傑，沒有找到據說，八·一暴動後，崔昌傑便深深地轉入了地下。
我遇到草市附近的一個共青盟員，托他給崔昌傑轉達一封信。我在信裏，要他在海龍和清原一帶迅速恢復被破壞的組織，積極推進武裝鬥爭的準備工作。
我在中國朋友家作了幾天客，覺得悶得慌，恨不得馬上不顧危險地在大地上馳騁，熱情奔放地進行活動。可是又想，為了工作，還是得化裝進行活動；要是草率從事，有可能壞事，重返吉林就更困難了。再說，南滿鐵路又因日本鬼子控制，坐火車也不是容易的。我又很想到間島去，可是那裏正進行著對共產黨的大逮捕，看來也呆不住。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想盡辦法到東滿去進行武裝鬥爭的準備。
我同中國朋友一起在海龍站坐火車先到吉林市，在那裏換車去蛟河。蛟河有很多在我們影響下的組織。在吉林市的時候就和我建立了親密親系的韓英愛和她的叔父韓光也在那裏。
我打算在他們的幫助下，找個能暫時躲避軍閥追蹤的隱身處，同時推進恢復和整頓組織的工作。我還想，見到了韓英愛，通過她同在哈爾濱的共青國際屬下的上級組織取得聯繫。
韓英愛1929年初因家庭情況從吉林市輟學回到蛟河後，一直沒有同我們斷絕聯繫。
先去找誰呢？我猶豫了一陣後，決定先去找在獨立軍當過中隊長的張哲鎬。
國民府成立後，張哲鎬就同獨立軍上層訣別，解甲回到蛟河，辦了個了個碾米廠，埋頭營業。我去找他，是因為他是我父親的朋友，又很疼愛我，還曾經是可靠的愛國志士。我在同組織成員取得聯繫之前需要有一個暫時住縮的地方。
張哲鎬見到我，非常高興，可他沒說讓我躲在他家裏。我看出他有些害怕，便沒有說出找他的原因。我又去找一個名叫李載純的人。我父親在世的時候，他經營旅館，積極支援過獨立運動者。他雖然也高興地接待了我，可是只領我到中國飯館吃了一碟餃子，就要跟我分手了。其實，當時對我來說，比一兩頓飯更需要的是能夠隱身的住處。他見我來找他，也不會看不出這一點，卻沒說一句要我到他家去住一宿的話，就跟我道別。他怕連累自己，把過去的情義和親密關係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從這裏吸取了一個深刻而沉痛的教訓，人如果不從思想上結合，即使是父親的朋友也沒有用。單憑過去的交情和人情，是不能共同進行革命鬥爭的。
思想變了，信念變了，那麼情義和人情也必然隨著改變。情同手足的好友之間，產生隔閡以至決裂，都是因為其中某一方的思想變了。即使是賭咒永遠不變的友情或同志關係，如果某一方在思想上變了質，也必然要出現裂縫。不堅持思想上的一致，也就不能恪守情義和交情，這是後來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過程中吸取的一則教訓。
我同李載純分手以後，去找韓光的家。我抱著一種期待，心想：韓光也許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韓英愛是女人，也許在家裏；只要她知道了我的處境，就會豁出命來幫助我。
誰料到韓光和韓英愛都不在家。我問鄰居的大嫂，她也說不知道。在朝鮮青年中，參與過運動的全都隱蔽起來了，再也無處去找人。
不知是誰告的密，員警追上來了。我絕望地想，這下可逃不脫了。在這危急的時刻，韓光家的鄰居大嫂把我從危險中救了出來。她急切地對我說：“我不知你是誰，看來有危險，快進廚房來吧！”說著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讓我背上。她還說：“由我來對付他們，先生就坐在灶前燒火就是了。”看來，那時我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綻來。
我背著孩子，手拿撥火棍坐在灶門前，開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經闖過無數難關，也碰到過不少令人驚悸的危急關頭，可是遇到這種情況還是頭一次。
員警們拉開門，問那家大嫂：“剛才來的那個青年哪兒去了？”
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說：“青年？哪來的青年呀？我家誰也沒來過。”然後她小聲地用中國話說，“家裏沒有外人，快進屋來，想吃飯就吃點吧。”
我背上的孩子認生，哭個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會露出馬腳。我左右為難，只是用撥火棍撥弄灶裏的柴火。
“跑哪兒去了？是不是看錯了？”員警們互相嘰咕了一陣，到別家去了。
員警走後，大嫂泰然地笑著說：
“員警走出村子前，請你再當一會兒‘主人’。我丈夫下地幹活去了，我這就去叫他快回來。你就放心在這兒等一會兒吧。等他回來，咱們慢慢商量下一步對策。”她給我擺上一桌飯菜，然後就到地裏去了。
她剛回來，員警又折回來了。他們喊我出來，說有事要我跑跑腿。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說：“一個病人，怎麼跑腿兒呀？要是你們實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於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這樣，這位大嫂幫我闖過了危急關頭。她雖然是一位淳樸的農村婦女，卻很勇敢機智，革命覺悟也相當高。
這位不知姓名的農村婦女，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深刻印象。我憑著過去的交情去找過我父親的朋友，他們沒有理我，可是這位陌生的婦女卻不顧生死幫我脫了險。她抱著一心想幫助革命者的純潔的感情。不顧自己的安危，把我從危急中救了出來。一個人的真正價值，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能看得出來。幹革命的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能毫無顧慮地寄託給它的那種純潔而堅實的情義，還是存在於勞動群眾中。所以，我經常對戰友們說，在革命中遇到了困難，要去找人民群眾，肚子餓了要去找人民，想喝口水要去找人民，碰到什麼悲傷的事，也要去找人民。
那位大嫂真是個好大嫂。如果她還在世，我真想給她鞠躬道謝。
那年冬天，在滿洲地區進行活動的朝鮮革命軍指揮員和地下組織負責人在五家子開會時，我就向大家講了這位婦女的事。
同志們聽後都說：“成柱同志可真走運啊！運氣好嘛，老天才保佑。”
我對他們說，我並不是運氣好才脫了險，而是因為人民好，才沒有被軍閥逮捕。依我看，人民就是老天，民心就是天心。從此“蛟河大嫂”這話，便成了象徵機智勇敢，不怕犧牲的我國人民的代詞，成了象徵在危急關頭不惜犧牲幫助革命者的那種婦女的有意義的代詞。
直到現在，每當回想起赤日炎炎、血跡斑斑的1930年夏的時候，我就想到蛟河，想起那位難忘的蛟河大嫂。我一想到苦心找了幾十年也找不到蹤跡的那位大嫂時，就為我在60年前的那一天，沒有問一聲大嫂的姓名就匆匆離開蛟河而後悔，感到沉痛的自疚。
如果那時問了她的姓名，今天不是可以向全世界發出尋人啟事嗎？
解放到現在，有許多恩人通過各種管道找我來了。有些恩人一直生活在異邦，離別後半個世紀變成了白髮老人出現在我面前。在那苦難的年月，曾幫助過我的不少恩人，都來見了我。他們回到解放了的祖國大地，接受了我的感謝。可是，唯獨那位蛟河大嫂總沒有出現。她自己也許把1930年夏天的那個時刻發生的戲劇性的事情，只當作平凡的事，全都忘卻了。
60年前的恩人杳無音信、杳無蹤跡地悄悄隱沒於大地。真是越是好玉，埋得就越深。
那天，蛟河大嫂的丈夫從地裏回來，她才把孩子從我背上接過去。那時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部驚險小說裏的情節。
我跟主人互道寒暄，可我不能說出我的本名，便說了個假名，只說我是個幹革命的。
主人說，自己也是幹過革命的，同組織的聯繫斷了，只好束手無策地呆在家裏，並告訴我說，前面那家有個大狗（密探），要注意。據他說，韓光已逃到北滿去了，韓英愛也因白色恐怖到處躲藏，現在要找她是很難的。
我聽了，有些茫然。前家既然有密探，那麼這家我也不能久留。最好是在哪家隱蔽一段時間後，看形勢重返敦化。可是，日本鬼子在敦化設了據點，敦化又曾是共產黨火曜派總部的所在地，所以搜查很嚴，一般的朝鮮人幾乎在五·三0暴動後都被逮捕了，只剩下了婦女。到這樣的地方去能不能站住腳，也是個問題。
天黑後，我由這家主人領路，到了離蛟河城內約有15裏路的孤零零的一座草棚。這家的老夫妻待人和藹親切。
這夜，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到，我們革命者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人民群眾。
夜裏我躺在炕上，總是睡不著，腦子裏浮現出各種念頭。該找的人，一個也沒找到，一連幾天老是撲空，這算什麼呢？越是這樣的時候，就越不要陷於被動，而要衝破逆境前進；要是陷於守勢，那就完了；無論如何要進行活動，老是藏在這樣的地方，還能幹出什麼事呢？我決心，想盡一切辦法過好這個關，到東滿去推動革命向前發展。
天亮後，沒想到韓英愛來了。她說，她接到我去東滿的通報後，就囑託母親，如果右頰上有酒窩的人來找，就到她隱藏處告訴她。我們是隔一年後才見面的。
我受了那麼多周折才見到她，高興得一時說不出話來。我們只是呆呆地互相對望著。過去，她笑起來，笑得是那麼痛快，幾乎把腰都要笑折了。可是只一年工夫她的臉就消瘦得簡直認不出來了。
據韓英愛說，間島的形勢也非常險惡。
我對韓英愛說：“老是隱藏著，不就成無骨蟲了。無論如何也得開展活動啊！日本鬼子馬上就要打進來了，不能坐以待斃，要奮發起來，作好迎頭打擊敵人的準備。要儘快恢復組織，提高人民的覺悟。不能只顧隱藏起來，怕得發抖啊！”
韓英愛說，她也有同樣的想法；還說在這樣艱難的時候，聽到這樣的話，使她產生了新的勇氣。
“坐在這沒有我們的人的地方，是沒有辦法的。我幫你同組織接上聯繫，跟我到哈爾濱去吧。”
韓英愛高興地說，這太好了，她正因為同組織失去了聯繫，不知所措呢。
為了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已經派金赫到哈爾濱去了。可是，這時我卻想在他回來彙報活動情況之前，我自己儘快到哈爾濱去見見共產國際的人。由於暴動，組織慘遭破壞，城市和農村都籠罩著可怖的緊張氣氛，使我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左傾冒險主義者給革命帶來的危害是多麼嚴重！它使我清楚地認識到，如不克服左傾冒險主義，那從30年代起步的我國革命，就會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莫大的犧牲。
單靠理論鬥爭，是不可能制止宗派事大主義者和左傾冒險主義者的輕舉妄動的。我們說了合乎道理的話和有益於革命的話，他們也不肯接受。他們根本不想理解我們的意見。在五·三
0暴動的影響下，終於又爆發了我們甚為憂慮的八·一暴動。這意味著他們根本沒有理睬我們在吉東地區黨的會上提出的意見。
要刹住在滿洲大地上滾動的左傾冒險主義的車輪，就需要有共產國際的幫助。
我很想知道共產國際對暴動的看法，也很想弄清這次暴動究竟是共產國際的指令呢，還是某些人的輕舉妄動？如果是共產國際下的指示，那麼，寧可展開一場論戰，也要刹住這個車輪。
在敵人警戒森嚴的情況下，我和韓英愛決定化裝成中國人上車。
那天，韓英愛在蛟河一帶忙了一整天，準備了我們要穿的紳士衣服和鞋子，籌措了旅費。為了減少軍警的懷疑她在皮箱裏還裝了些化妝品。我在她的幫助下，安全地到達了哈爾濱。
我們找到位於哈爾濱碼頭商埠街入口處的共產國際聯絡站，我向那裏的人介紹了韓英愛，又通報了五·三0暴動和八·一暴動後東滿的形勢，還介紹了卡倫會議的情況。
共產國際聯絡站也說這兩次暴動是冒險主義。在聯絡站跟我見面的人說，依他的見解，我們在卡倫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是符合朝鮮的實際和革命原則的，是創造性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令人鼓舞的。我們在卡倫會議上提出新的建黨方針，成立了作為其母體的基層黨組織——建設同志社，對此，他也明確地說這同一國一黨原則不相矛盾。
我就這樣從共產國際得到了對我國革命的生命即自主性原則、創造性原則以及我們提出的一切路線的完全支持。
那時，共產國際聯絡站的同志問我，想不想到他們在莫斯科辦的共產主義者大學去留學。
我也知道莫斯科有這樣一個大學，我國也有些嚮往共產主義的青年，由朝鮮共產黨保薦到這所大學去學習。曹奉岩、樸憲永、金溶範等人也曾在這個大學學習過。當時，滿洲地區的青年廣泛傳唱《莫斯科留學歌》，可見對留學莫斯科的憧憬是多麼強烈。
我無心脫離革命實踐，回答說：“我也想去，可是現在形勢不允許我去。”
1989年，我曾和文益煥牧師見過一面，作為閒話提到過哈爾濱的事。他說，那時候，他的父親也在哈爾濱，負責把共產國際選拔的留學生送到蘇聯去的工作。
共產國際委任我做吉東地區共青同盟第一書記。
金赫從三層樓房上跳下來，被關進監獄的消息，我們也是通過共產國際聯絡站聽到的。
由於金赫被捕，我和韓英愛在哈爾濱逗留期間，心情一直很沉痛。金赫被囚在鐵牢，使我悲痛難忍，有一次甚至到他掉下來的道裏那座三層樓房前去看過。
道裏的商店和飯館裏，有很多珍饈美味，可是對我們來說，這些都不過是畫中之餅。
那時，共產國際一天發1角5分零用錢，靠這一點錢在哈爾濱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住普通旅館，戶口查得嚴，革命者不能住。沒有員警出入，無需報臨時戶口的，只有白俄人經營的旅館。不過，這是座豪華旅館，伙食費和住宿費都很昂貴，只有那些有錢的資本家才能住，像我們這樣的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我從多方面考慮，最後還是決定寧可一天吃一頓飯，也要住安全的高級旅館。韓英愛住了對婦女盤查不嚴的普通旅館。我住進旅館一看，內部確實富麗堂皇。館內有商店、餐廳、娛樂室、舞廳，還有放映室。
我沒有錢卻住進了這家旅館，曾多次遇到使我難堪的事。頭一天就有個俄籍女客室服務員跟了進來，要給我剪手指甲。剪了指甲，是要付錢的，所以我說已剪過了。她走出去，又有餐廳服務員接踵而來，問我要訂什麼飯菜。我只好又說是已在朋友家裏吃過了。
我每天都要受這種纏磨。因為沒有錢，我在旅館裏沒吃過一頓飯，只是過夜。辦完一天的事，晚上再和韓英愛一起上街去，買一兩張最便宜的玉米煎餅來充饑。
有一次，我同前來我國防問的劉少奇見面時，談到過這件事。他說，那年他也在哈爾濱耽過一段時間，那時黨員中沒有中國人，領導過幾個朝鮮共產黨員；還問我那時是不是跟共產國際有聯繫。推算一下時間，我好像是在劉少奇剛離開哈爾濱後去見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的。
我交給了韓英愛尋找分散的組織成員的任務。
韓英愛同在吉林時就有聯繫的哈爾濱共青同盟支部的韓某取得了聯繫，通過他把轉入地下的組織成員，一個個地找了出來，給他們解釋了卡倫會議方針。
我也到金赫曾工作過的鐵路和港口，會見了受革命組織影響的工人們。這樣，我在哈爾濱恢復了地下組織，建立了同志間的聯繫，然後把韓英愛留在那裏，獨自來到了敦化。當時，時間很緊迫，沒來得及跟韓英愛說句道謝的話就分手了。臨走時，韓英愛要跟我一起去。可是哈爾濱的同志們堅持要把她留下，所以沒能讓她如願以償。到了東滿後，這事老掛在我心上，可是地下工作紀律又不允許書信聯繫，所以自那以後，韓英愛就杳無音信了。
韓英愛後來的遭遇，我是很久以後看到黨史研究所的同志們所搜集的資料才知道的。
我離哈爾濱去敦化時，給哈爾濱的革命組織留下了一封信。韓英愛為了執行我在這封信裏交給哈爾濱的同志們的任務，開展了積極的活動，於1930年秋被員警逮捕。要是一般的婦女，就會想念家，回蛟河去的，可是韓英愛卻繼續留在哈爾濱，廢寢忘食地執行了我交給的任務。她是個沉默寡言、溫柔善良的姑娘，但在革命工作中卻堅忍不拔，勇敢果斷。
韓英愛被捕後馬上被押到了新義州監獄。那正是李鐘洛、朴且石等與“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有牽連的人大批被捕入獄的時候，所以，她也和李鐘洛被囚禁在同一個監獄裏。
後來，李鐘洛同韓英愛見面時說：“我和金成柱很熟，你也受過金成柱的領導，我們是不是應該齊心協力，想法讓他歸順呢？你要是有這個意思，就來參加我們的‘歸順工作隊’吧。”
韓英愛當場就駁斥他說，你幹這種勾當是可恥的，我們應該幫助金成柱幹革命，怎麼能做這種卑鄙的背信棄義的事呢？出獄後幹不了革命也就算了，可不能幹那種勾當。
1938年冬，我們在南牌子開會時，為了讓我“歸順”而來到會場的李鐘洛，把這些事全都坦白了。
我這才聽到了韓英愛的消息，知道她在監獄裏雖然受到嚴刑拷打，但是沒有屈服，堅持了革命者的節操。不像李鐘洛、朴且石那樣的男子，剛嘗到監獄的滋味，就在轉向書上蓋了章。而韓英愛身為女子，卻勇敢地戰勝了那種苦楚。
“惠山事件”[8]後，各地革命者大批被捕，走革命道路的人當中出現了變節分子，給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在這樣的時候，聽到韓英愛的消息，我深受感動，也得到了鼓舞。
韓英愛在中國丹東的橡膠廠做過制鞋工。她在勞動當中還給同胞們傳佈了她在吉林時期唱過的革命歌曲，為維護工人的權益，提出各種要求，並有力地喚起人們展開實現這些要求的鬥爭。
後來，韓英愛到漢城去了，在洪命熹先生的兒子家裏度過了幾年。
她為了重新到滿洲去找組織線，苦心奮鬥了幾年，很晚才結婚。她雖然盤髻埋沒在家庭裏，但是絲毫也沒有拋棄和我們一起為革命奔走時的良心和節操。聽說，當我們手持武器，轉戰於白頭山一帶，打擊敵人的時候，韓英愛在漢城聽到這個消息，還一一點出吉林時期的同志們的名字，衷心祈禱我們勝利。
她的丈夫在解放後加入了南朝鮮勞動黨，進行地下活動，後來在祖國解放戰爭的暫時撤退時期，被敵人殺害了。
戰爭時期，韓英愛在漢城附近負責一個婦女同盟組織，積極進行支前工作。丈夫被殺害後，她帶著孩子為了找我來到平壤。但是，她還沒有見到我，就在1951年8月14日夜遭到敵機的轟炸，不幸和兩個孩子一起犧牲了。
我認為韓英愛的一生是清白無瑕的。她以吉林時期的那種精神走過了自己的一生。她唱歌，唱的也是吉林時期的歌。
幹革命的人應當像韓英愛那樣，即使身處遠海孤島，也不失去信念，不拋棄良心。
在我的生活中，韓英愛也是我難忘的恩人。在艱難困苦的時候，她來找我，冒著危險幫助了我，是個值得感謝的婦女。
解放後，我回到祖國向各地探詢韓英愛的去向，但她不在共和國境內。
解放前，我忙於抗日戰爭，沒能重新見到她。可是，她為了弄到我化裝所需的中國衣裝，在盛夏酷暑中汗流滿面地到處奔走；在火車上，每當受軍閥檢查時，她隨機應變，保護我脫險；她吃一張煎餅時，也總是掰成兩半兒，把其中一半默默地推到我面前。這種種往事，我一刻也沒有忘記過。
韓英愛為我做的一切，大大超越了戀情之類的感情，是純潔的無私的同志的愛。
我想到她為找我來到平壤，還沒有見到我，就犧牲於敵機的轟炸下，心裏禁不住悲痛萬分。
幸虧她年輕時的照片奇跡般地留存了下來，傳到了我的手裏。每當我心中充塞對已故恩人的緬懷時，我就從照片中去找給我的青春時代留下了巨大足跡的韓英愛的美好的靈魂，並表示由衷的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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