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 |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進道路的日子裏 | | 變“理想村”為革命村 | | | | | 有一個時期，我國的獨立運動者們抱著要建設一個“理想村”的構想，為實現這個構想從各方面作過努力。提起“理想村”，人們都會聯想到：沒有壓迫、剝削和不平等，人人過自由、幸福生活的世界（村）。自古以來，我們民族一直夢想著這種烏托邦式的世界。
民族主義者們提倡的關於建設“理想村”的設想，可以說反映了我們的祖先渴望人人都過富裕、和睦、安寧的生活的志向和願望。
提倡建設“理想村”，並且為其實現作出了很大努力的代表人物是安昌浩。“韓日合併”條約公佈後，安昌浩、李東輝、申采浩、柳東悅等人在中國青島舉行會談，安昌浩在會上就提出了建設“理想村”的方案。經過認真商討，獨立運動領導者們決定，買下美國人經營的大同實業會社（在密山縣境內）的土地，加以開墾，建立士官學校，以培養獨立軍。他們原打算，建設好這種“理想村”，在那裏籌措資金，培養人材，為獨立運動奠定物力、人力、財力基礎。
這個計畫落空後，安昌浩還是為籌措建設“理想村”所需的資金和物色適宜的地區，作了多年艱苦的努力。他之所以為建設“理想村”費這麼多心血，是因為他認為需要有一個獨立運動的基地，從物質上給“培養實力論”以支持。
要建設“理想村”的想法，當時在獨立運動中已成為一種潮流，有不少民族主義者試圖通過開荒辦農場、開設軍官學校，實現培養實力的樸素夢想。
遼河農村，也是隨著這種潮流誕生的。
首次開拓遼河農村的，是曾在南滿地區活動的民族主義者。南滿的民族主義勢力中的部分人員，即，宋碩潭、邊大愚（邊昌根）、金海山、郭尚夏、文尚穆等人向西行進，到遼河邊安家落戶。他們宣揚說要在這裏建設一個朝鮮的“理想村”，讓300多戶朝鮮同胞遷移到這裏來，同外界斷絕關係，開始建設起另一個世界。因為上述五戶人家最先到此地落戶，所以把這個地方叫做五家子。
當時在吉林文光中學念書的朝鮮學生當中，有幾個來自孤榆樹和五家子的青年，他們常誇五家子是個好地方。
因此，我就開始注意五家子，並決心把這個村改造成革命村。
1930年10月，我從東滿來到五家子。我原計劃在東滿召開與武裝鬥爭的準備有關的大型會議，可是鑒於當時的局勢，東滿不宜做會議場所，所以把會議地點改為五家子。
我決心在五家子住幾個月，計畫一面為召開會議作準備，一面促進這個村的革命化。我到那裏一看，果然名不虛傳，風俗習慣良好，人情厚道。
這個地方風大，屋頂不能蓋瓦，只好抹上粘土做屋頂。抹上有鹽分的粘土就不漏雨。五家子的人還用粘土砌了牆，砌得很規整。先用木杵錘打挖出來的粘土，打得像石頭一樣硬以後，就按一定規格切開拿來砌牆。這裏的人誇口說，這種土坯槍彈也打不穿。
開拓五家子的“志士”們，嚴禁同他們的思想、主義、主張不同的異己的思想潮流傳進村子裏來。
他們和農民同心協力，把沼澤地開成水田，辦了學校。他們建立了農友會、青年會、少年學友會等群眾組織，還建立了叫做村公會的自治機構。每年在日本宣佈“韓日合併”的8月29日，他們就召集村民唱《國恥日歌》。五家子的人們把日本軍警和中國反動軍閥的魔爪還伸不到的此地，看做是“天國”，這也並不奇怪。
五家子的居民中，平安道人和慶尚道人占絕大多數。慶尚道人愛南滿青年總同盟系統的ML派影響，而平安道人主要受正義府的影響。
我考慮到我是平安道人，像在卡倫所做的那樣，到了五家子也常常住在慶尚道人的家裏。否則，會使慶尚道人神經過敏。
我們在卡倫時，曾派幾名朝鮮革命軍隊員到五家子工作，可是他們到這裏來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因為他們未能說服這村的頑固而又有堅實基礎的“志士”。
靠同志們的介紹，那年我在這裏過了冬。我們所以在這一個地方住了幾個月之久，是因為我們非常重視這個村。
我們認為五家子是民族主義勢力在滿洲中部一帶的最後一個堡壘。只要我們在這裏搞好工作，就能把五家子建設成農村革命化的樣板，並且可以根據這一經驗，把滿洲全境和朝鮮北部國境一帶的農村置於我們的影響之下。
我們把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份子規定為革命的基本動力，並且特別致力於農民的革命化，是同在我國階級構成中農民所占的地位有關係的。在我國人口中，農民占80%以上。這種情況，在間島也不例外。間島人口的80%以上是朝鮮人，而其中90%左右是農民。由於軍閥的迫害和地主、高利貸者的苛刻剝削，農民生活在極度貧窮和無權的狀態中，他們不僅受交納地租的剝削，還受類似強加于奴婢或雙隸身上的那種經濟以外的種種剝削和虐待。
國內農民的處境，也和這裏差不多。這就說明，農民群眾是同工人階級一樣對革命有最迫切的利害關係的階級；在我國革命中，農民應當同工人階級一道成為主力軍。
實現農村革命化，乃是在奠定抗日武裝鬥爭的群眾基礎的工作中應首先解決的最重要的環節。
由於工作員們的活動，青年們要追隨我們志向的熱情急劇高漲。這樣一來，五家子的“志士”們就氣得揮動著煙袋威脅說，近來邪風沖了年輕小夥子的頭腦，哪個二流子想把社會主義傳進遼河平原，就把他的骨頭打碎。有的“志士”甚至說，聽說共產黨把間島弄得一塌糊塗，那股狂風要是吹到這兒來，我們遼河的農村也不會安寧。
看來，貿然行動是不行的，有可能挨他們一頓煙袋鍋砸。
青年中發生了動搖，他們很想隨著共產主義進行曲前進，要又怕老頭子們看不順眼，因而猶豫不決。有點主心骨的，就跟那些“壯士”頂撞起來。
我聽了工作員的報告後，認為實現五家子革命化的先決條件，首先是做好“志士”的工作。如果不把五家子“志士”們的思想方法改過來，就不能使五家子從建設“理想村”的幻想中擺脫出來，也不能實現我們要把遼河農村建設成滿洲中部的樣板村的構想。只要讓那些“志士”轉變過來，其餘的人就看我們的了。
然而，我們的工作員已有三個月沒能接近他們，只在他們的周圍轉。五家子的“志士”們確實是難對付的。這些老頭兒有當過獨立軍的資歷，又兼有學識和理論，用一般的手段是跟他們搭不上腔的。村子就是由這個“志士”集團擺佈的。
在幕後操縱村公會、總管村裏大小事務的，是一個叫邊大愚的老人。他掌握著村裏的實權，操縱著“志士”。村裏的人們管他叫“邊托洛茨基”老頭。人們給他起這個綽號，是因為他不時談托洛茨基。
邊老人很早就為搞獨立運動輾轉于國內和滿洲各地。起初，他在家鄉漢川（平安南道）和慈城、道清溝（臨江縣）等地辦校，從事教育活動。1918年他參加了以臨江縣帽兒山為根據地的獨立軍部隊，從此投筆從戎。那時，他為了同我的父親取得聯繫，時常到在臨江的我們家來。有時他不能來，就由康晉錫舅舅替他跟我的父親取得聯繫。他歷任大韓獨立團宣傳部長、民族獨立軍副總裁、光復軍軍法部長兼第一營營長，後又任統義府實業部長等職，為重振獨立軍運動而東奔西走。1926年，他辭掉軍職，開始埋頭建設“理想村”。
有一個時期，他還說要搞共產主義運動，便來往于蘇聯濱海省地區。他還有一個綠皮黨證，是他參加高麗共產黨時領到的。
如果不把邊老人引上正道，就無法使頑固的“志士”集團轉變過來，更無法實現五家子村的革命化。
負責農友會工作的、邊老人的兒子邊達煥，聽到我到五家子的消息，跑來看我。他對我說，在五家子，應把那些民族主義者拉下臺，把五家子從“理想村”變為革命村，可是，因為我父親和村裏的“志士”們阻撓，什麼也幹不了。這回金先生來了，應該把那些頑固不化的、不中用的老頭兒們打倒。
我啼笑皆非，便問他：
“打倒？你是想怎麼辦呢？”
邊達煥的回答可夠絕的。
“不管他們說什麼，我們另起灶，建立組織，把五家子建設成社會主義的村莊。”
“那樣是不行的。那樣的話會把五家子分裂成兩個。這是不符合我們的路線的。”
“那你說怎麼辦好啊？總不能把五家子讓那些落後的老頭兒任意擺佈呀！”
“問題是讓那些‘志士’支持我們。我想做做會長先生你父親的工作，你看呢？”
邊達煥說，任誰來接近他，都無濟於事；國民府啦、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啦、ML系的共產黨重建委員會的人物啦等等，都來過，各自都想在這裏站住腳，雖然費盡了心機，可是都遭到我父親的冷遇，空手回去了；一般的人，他連見都不見，即使來了不簡單的民族主義巨頭，他也把他訓誡一通，打發回去。
“會長先生的父親跟我的父親有交情，我又跟會長先生熟，是不是總比生人強啊？”邊達煥說，他那頑固的父親，拿交情也說不通。說著他顯出了為難的表情。十年前，邊達煥帶著邊老人給我父親的信，來過一次臨江。
在村裏的“志士”們經常來串門聚在一起的邊達煥家，我跟“邊托洛茨基”老頭談了好幾天。
第一天，主要聽邊大愚老人談。他盤腿穩坐，連連磕著煙鍋，神情傲慢，嘴上雖說得好，金先生的兒子來了，很高興，實際上卻把我當小孩子對待。一開口就是“你們”、“你們”，一直訓人。他儀錶堂堂，氣度不凡，又有相當的理論水準，一開始就讓人感到一種壓力。
於是，當邊老人問我的歲數時，我就給實歲多加5歲，說是23歲。否則的話，他就更會把我當成毛孩子了。因為我早熟一點，說我23歲，也沒人懷疑。當時，不論到哪里去，有人問我歲數，我就回答說23歲或24歲。這樣，無論做“志士”的工作，還是做青年的工作，都有利。
邊老人說出不合道理的話，我也沒有反駁或打斷，耐著性有禮貌地聽下去。
邊老人說，近來的年輕人啊，人家說十句，他連一句都聽不懂，卻說什麼封建啦什麼的，光挑刺兒。可是，跟成柱說話，還說得來。
有一天，邊老人請我在他家吃晚飯。他說，金亨稷先生在世時，在臨江，曾多次受到金先生的款待，今晚請你吃一頓家常便飯。
他跟我談了一陣，突然問我說：
“聽說，你們來是要搞垮我們的‘理想村’，是真的嗎？”
邊達煥曾說，他父親最忌諱共產主義者，他這話沒錯。
“搞垮‘理想村’？我們不能幫你們忙倒也罷了，怎麼會搞垮老人們辛辛苦苦辦起來的‘理想村’呢？再說，我們又沒有這種力量。”
“噢！是嘛。可是，五家子的年輕小夥子們，我家那達煥打頭，淨說‘理想村’的壞話，一心想打倒我們這些老頭子，在我們村打起紅旗呢。聽說，指揮我們五家子青年的領導人是成柱，吉林的青年們也跟我們那些青年一樣對‘理想村’不滿意嗎？坦率地說說你對我們‘理想村’的看法吧！”
“我不認為‘理想村’是不好的。你們為了把那些被趕到外國流浪的朝鮮同胞集結在一處，讓他們過上殷實生活，建設了‘理想村’，我怎麼會認為不好呢。在這荒無人煙的遼河沼澤地上建成了這樣的朝鮮人村莊，確實了不起啊！老一輩為建設村莊，可真辛苦了。”
邊老人聽了，非常滿意，得意地捋著鬍鬚。他說話的口氣也變了，對我的稱呼也提高了一格。
“我說嘛。待會兒你也會知道，我們村裏，既沒有員警和監獄，也沒有官衙，通過叫村公會的自治機構由我們朝鮮人民主地解決一切問題。世界上哪里還有這樣理想的村子呀！”
我心想，這正是明白說明我們對“理想村”的看法和立場的好機會，便說：
“老大爺，我認為建設一個設有自治機關，用民主方式，為朝鮮人的生活謀福利的村莊，是愛國的行動。可是用建設這種村莊的方法，能取得國家的獨立嗎？”
邊老人剛才還盤腿穩坐，連連磕著煙鍋，神氣十足，此刻卻緊閉著嘴，只是眉毛一聳一聳的。過一會兒，他長歎一聲說：
“那是辦不到的。你正好擊中了我的痛處。雖然搞了個‘理想村’，可是，對獨立運動尚無貢獻。我也正為此苦惱。如果建設了‘理想村’，就能取得國家的獨立，那該多好啊！”
我不失時機，論證了建設“理想村”的想法是荒誕的。我對他說，一個被霸佔了祖國的民族，在異國土地上建設“理想村”，是不可能的；靠老人們的努力，五家子比其他地方的朝鮮人村莊生活過得好些，這是事實，但是，不能說朝鮮人的理想已經得到了實理。我們民族的理想，是在沒有日本鬼子、地主和資本家的獨立了的祖國，過上不受剝削和壓迫的生活；可是，欠了地主的債，還能說過著理想的生活嗎？再說，日本鬼子打進滿洲來，五家子也不會平安無事；日本帝國主義吞併滿洲，只是個時間問題；日本鬼子是不希望朝鮮民族過上理想的生活的。
“那麼，你是說‘理想村’啦，什麼啦，都不要搞啦，是不是？”
老人在焦急地等待著我的回答。
“我們是要把這個村莊改造成為光復祖國而鬥爭的村莊、革命的村莊，不要它成為一個甘於現狀、安常處順的村莊。”
“這麼說，你是想把社會主義傳播到五家子啦。那可不行，我就是討厭那個社會主義。己未年夏天在寬甸，你父親說應該轉向共產主義運動的時候，我們都支援了他的想法。可是，後來我跟著高麗共產黨跑，才知道，共產主義者全是瘋子。他們幹的全是宗派勾當。從那以後，我一聽共產主義這句話，就一身冷汗。”
邊大愚老人把高麗共產黨發的綠皮黨證拿出來給我看。他說：
“成柱，你為了革命，拼命奔走，可是，你可沒有這種黨證吧？”
他說完，瞥了我一眼。
我打開黨證看了一會兒，趕緊把它揣進西服口袋裏了。
老人遇到這出乎意料的事，說不出話來，只是愣愣地望著我。
“這是因搞宗派垮臺的高麗共產黨的黨證，我想留著看一看。”
我以為老人會把黨證要回去的，可是他沒有要。
“你們說，要把五家子改造成革命村，那你們有什麼特殊的方略嗎？說說看。”於是，我長時間地給他談了江東、新安屯、乳頭山、卡倫、孤榆樹等村莊是怎樣革命化的。
老人非常注意地聽了我的話。
他默默地聽完我的話，說：“聽了你的話，知道你們是史達林主義者，我不反對。可是，光推崇期大林是不行的；托洛茨基的話，也有一定的道理。”接著講開了托洛茨基的理論。
可是，不像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
可以看出來，他對托洛茨基的印象很深。我見過很多說自己是精通了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像他這樣袒護托洛茨基的人，還是頭一次見到。
我覺得很奇怪，便問邊老人；
“老人家，您為什麼那樣崇拜托洛茨基呢？”
“說實話，我不崇拜托洛茨基。只是因為我看不慣如今的青年人盲目地崇拜大國的人，才那麼說的。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史達林是史達林，現在的年輕人動不動就搬出大國人的論點來說三道四，那有什麼了不起的呢？史達林的論點如何，托洛茨基的話又如何，這是俄國人才該說的，朝鮮人嘛，應該有朝鮮的精神，應該說為搞好本國革命所需要的話。”
邊老人說的話，我覺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我通過跟“邊托洛茨基”老頭的幾天交談，認識到他不是一般的老人。
起初我還懷疑，這位老人是不是托洛茨基派。隨後，我判斷他不是托洛茨其派，只是因為他厭惡宗派爭鬥，給青年們敲一次警鐘罷了。你們不要既崇拜這個，又崇拜那個。什麼老是說俄國如何、史達林如何地光談別國的事。哪有事事都要學俄國的道理呢？老人想對我們說的思想分明是這些。總之，他是要我們按著自己的信念去生活。
“我不想干預年輕人做的事。對我兒子做的事，我也不想干預。不管我家達煥做什麼，都由他本人決定。可是，有一件事我決不允許，那就是不許年輕人丟了自己的靈魂，盲目地把人家的論點背下來，自鳴得意。”
聽了老人的話，我確信：我們一貫反對宗派主義、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立場是正確的；應該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進行革命鬥爭，我們的這種見解也是正確的。
第二天，我談的比他談的更多。就我們在卡倫會議上通過的路線，做了具體的說明。我說，我們要建立新型的黨和軍隊；超越思想、宗教信仰、財產程度和男女的差別；形成吸收各階層人民參加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兩千萬人民的抗戰，以光復祖國。老人似乎從這些話中受到了很強的衝擊。他對我們要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向，舉起雙手表示特別歡迎。
他們父子兩，都沒有妻室。雖有邊老人的女兒在料理家務，但只憑這一點，是無法排除這個家庭的冷清貧寒的氣氛。
為了給邊達煥物色適宜的配偶，我跟同志們商量了多次，終於在五家子附近的農村找到一位姓沈的女人，做邊達煥的妻子，還動員我們的人，給他們辦了婚禮。我身為未婚男子，要給年長者作媒，覺得既有點妄自尊大，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辦完了婚禮，村裏人都把它當做自己的事一樣高興，並絕口讚揚我們辦了一件大事。
由於這件事，村裏的“志士”都加倍地信任我們了。
有一天，邊達煥來找我，談了他父親的動向。他說，他的父親對村裏的“志士”說：“現在出現了可以代替我們掌管‘理想村’的主人了，成柱他們就是那個主人。要是他們的做法就是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放心地接受。不要把成柱只當作一個青年看待。我們已經老了，是落後於時代的古董了。我們應把五家子全盤交給年輕人，盡力幫助成柱他們。”他還說，別的“志士”們也都佩服地說，我們的主張，都是對的。
我瞭解這些情況後，再次去見邊老人。
我說：“我是來還給你高麗共產黨黨證的。”他連看都不看一眼黨證，說他不需要這種東西。
他說不需要嘛，不能還給他，又不好扔掉，著實為難。後來，那個黨證，在我們同志們手裏轉了好幾天。
1946年，也就是祖國獲得解放後的第二年，邊大愚老人曾來過一次平壤，當時我跟他談了在五家子時的往事，他聽著不禁感懷萬千，歉然地笑了。他回顧了我們在五家子見面時的情景，又說，看到了整個北朝鮮變成了一個理想村、理想天國，現在死無遺恨了。這時，老人已有67歲了。就在這一年，他在吉林省伊能縣去世。很久後，我才聽到這一悲痛的消息。
邊老人的獨生子邊達煥 ，在五家子任過農民同盟負責人。他因在我們領導下進行了反日鬥爭，從1931年起在新義州監獄被敵人關押了多年。
實現五家子革命化的突破口,就這樣打開了。
從那以後，這裏的“志士”們就開始另眼看待到此地工作的朝鮮革命全軍工作員了。他們爭著做些別樣的飯菜請工作員到他們家去做客。
我在實現五家子革命化的時候，為爭取中國人也作了很大努力。不爭取中國鄉紳，我們就不能在滿洲中部地區站穩腳跟。因此，即使是地主，只要有可能爭取他，我們就毫不猶豫地爭取他、利用他。
當時，五家子附近有個名叫趙家鳳的中國人地主。有一次，因土地問題，他跟外地的地主發生了糾紛，決意跟他打一場官司。
可是，他不會寫訴狀，很焦急。他雖然有個在城市中學畢業的兒子，可是，兒子也不會寫訴狀。看來，他雖說念過中學，可是光貪玩，沒有好好用功讀書。
趙家鳳托在五家子行醫的金海山，幫他找一個會寫訴狀的人。
有一天，金海山來找我，問我會不會寫訴狀。
我們搞地下革命活動的時期，中國為方便著普通居民和學生，曾出版過如何寫信、悼文、訴狀的參考書。
我隨金海山去了趙家鳳家。他擺了一桌中國飯菜款待我。他長時間地說明了這次要告狀的緣由。
我用中文給他寫好訴狀，還跟他到縣城去，在背後給他出主意。趙家鳳拿我給他寫的訴狀，打贏了官司。如果他在這場官司中打輸了，就會丟掉幾十坰地的。
從那以後，趙家鳳就絕對擁護我了。他說，有人說金先生是共產黨，這可是彌天大謊。金先生不是共產黨，是好人，要不是金先生，這場官司定會打輸的。逢年過節，他都請我，以別有風味的中國菜招待我。
我每次到他家，就跟到他家串門的許多中國鄉紳結識，對他們進行反帝教育。
從此，我在五家子的革命活動合法化，可以合法地辦朝鮮人學校，我們在這一帶的革命鬥爭基礎，也開始鞏固起來。
我們把“志士”們轉變過來之後，便開始革命地改組群眾團體。首先，把青年會改組為反帝青年同盟。這個青年會，本來也是受民族主義影響的。朝鮮革命軍小組來到五家子後，青年會的骨幹分子雖然開明了些，可是在各方面仍沒有完全消除民族主義的殘餘。首先，鬥爭目的和任務就不明確。不僅會員人數少，也沒有正確的工作方法。是個只有招牌、不進行活動的有名無實的組織，幾乎沒有做團結青年群眾的工作。五家子地區的村莊很分散，間隔10裏、20裏甚至60裏，可是青年會在任何一個村子裏都沒有設支部。由於這種情況，青年組織無法在群眾中站住腳，也無法組織青年群眾開展活動。
有些人主張，立即把青年會改組為反帝青年同盟。我認為，有很多青年仍受著民族主義者的影響，而且他們對青年會也抱著一定的期待，在這種情況下，不考慮他們的思想政治覺悟程度，硬把現有組織改組為新的組織，那是行不通的。
朝鮮革命軍隊員同青年會的幹部們一起到許多村莊去，為成立反帝青年同盟組織，進行了思想動員工作。通過這一過程，我們的革命路線自然就貫徹到青年群眾中去了。我也每天跟青年們進行談話。
經過這一準備階段，我們在三星學校教室宣佈了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的成立。同盟在各村子設立支部。崔一泉被選為該同盟委員長，文朝陽被選為組織部長。
而後，又把農友會改組成農民同盟，少年學友會改組為少年探險隊，南滿女子教育聯合會五家子支部改組為婦女會，從此，五家子各群眾團體的工作開始發生了新的變化。
改組後，各群眾團體吸收了很多新成員。五家子的居民，幾乎都在各該群眾組織過上了政治生活。
我們把地方自治行政機構村公會也改組成革命的自治委員會。五家子的先覺們建立村公會，是在20年代前半期。村公會是以領導經濟、教育工作為主，並經常同中國官衙取得聯繫，還設有公主嶺稻米銷售站等機構，為農民謀福利。
五家子的人們公開責難村公會的幹部缺乏群眾觀點，經濟上不夠清白。
我在同農民談話的時候，瞭解到村公會的幹部們謀求私利，沒有把由公主嶺稻米銷售站購進來的部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公平地分配給農民，而搞走私倒賣。為了弄清是否屬實，派人到公主嶺去瞭解，他回來說，村公會已腐化墮落，濫用從農民那裏籌集的錢財，中飽私囊。
村公會的工作，幾乎由村長獨攬，任意處理，自然難免獨斷專行，忽視群眾的意見。因為群眾無法干預，即使村公會有缺點，有問題，別人也無從知道。在人、生活、工作、作風都正在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村公會仍舊保持從前的組織機構和陳舊的工作方法，那是不可能滿足群眾的要求的。
我們召開了村公會幹部、各村的屯長和農民同盟委員長參加的協議會，總結村公會的工作，把村公會改組為自治委員會。
自治委員會按照我們的意圖，努力克服主觀和主義和獨斷專行，最大限度地發揚民主，工作做得很好。
我們對自治委員會所屬公主嶺稻米銷售站的工作，也予以極大的關心。過去，五家子的農民要糶米，就得用大車或牛車拉到100裏外的才有利。可是，公主嶺沒有五家子農民可以保管稻米的地方，所以他們就只好不管糧價高低胡亂賣出去。為了消除這種弊端，五家子的農民于1927年秋天，在公主嶺設了稻米銷售站。
我們從五家子群眾組織的成員中選出最受群眾好評的同志，派到公主嶺稻米銷售站去。為了幫助稻米銷售站的工作，又派去了朝鮮革命軍的桂永春、朴根源、金園宇等隊員。我們掌握稻米銷售站之後，這個銷售站一方面執行為農民謀生活福利的合法商業機構的職能，另一方面執行保證同各革命組織的聯繫、給朝鮮革命軍提供情報等不公開的任務。
我們把村公會改組為自治委員會，並在其屬下設立了公主嶺稻米銷售站這樣的協助革命的合法商業機構，可以說是我們在30年代初的革命鬥爭中取得的一條經驗。
我們在五家子的時候，派工作員到滿洲各地，擴大組織和活動範圍。當時，我們向開魯地區也派去了許多工作員。“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成員、華成義塾畢業生朴根源，也在那一帶活動過一個時期。
開魯地區，有不少蒙古族居民。
遠離文明世界的開魯人，生了病，無法治療，只是禱告神靈。所以，我們的同志們每到那裏去，都帶些藥給患病人，療效很好。從那以後，朝鮮人一到開魯地區，他們就熱情款待。
為了提高各組織負責人的政治、業務水準，我們為各組織的負責人和骨幹分子舉辦了講習班。
每夜，我和車光秀、桂永春等同志，輪流給他們講兩三小時的課，主要講的是：在卡倫會議上提出的主體的革命路線和戰略策略方針、群眾政治工作方法、擴大組織和從品質上加強組織的方法、教育組織成員的方法、指導他們的組織生活的方法，等等。
講習班結束後，我們也帶領著他們，教給了各種工作方法，諸如：建立組織的方法、培養骨幹分子的方法、分配任務並總結其執行情況的方法，開會的方法和談話的方法，等等。
五家子的各組織領導人員，滿懷信心地深入到群眾中去了。
我們對五家子人民做啟蒙和教育工作，也傾注了很大的力量。
我們首先把力量集中於教育工作。
我們從朝鮮革命軍隊員和地下組織成員中選出得力的青年，分配到三星學校去當教員，由他們主導，革命地改革學校的教育內容。我們直接辦校以後，廢除了講授民族主義思想和封建儒教思想的陳舊科目，新設了政治課。在三星學校取消學費，也是在這個時候，學校的經費，由自治委員會提供。從這年冬天起，五家子的所有學齡兒童，上學不交學費了。
後來，我們在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中規定了免費的義務教育這一條，但朝鮮共產主義者第一次實行免費教育，是在孤榆樹、卡倫和五家子。五家子的三星學校、卡倫的進明學校和孤榆樹在三光學校等，都是在我國教育史上首次實行免費教育的意義深遠的教育機構。
我還致力於為那些不能受學校教育的青壯年男子和婦女辦夜校。
我不僅在中心村，而且在周圍各村也都辦了夜校，讓所有的青年都參加夜校學習。
我們根據在卡倫發行過《布爾什維克》的經驗，在五家子也發行了《農友》雜誌。《農友》起到農民同盟機關刊物的作用。《布爾什維克》登的文章較難理解，《農友》刊登的文章寫得簡潔、平易、農民容易理解。《農友》也和《布爾什維克》一樣，發行範圍達到間島地區。
當時，我們通過學生，給村裏的人教唱了很多革命的歌曲。《赤旗歌》、《革命歌》等革命歌曲，只要到學校去教唱一次，當天就傳遍全村。
五家子村有個由我們組織起來的演藝隊。在桂永春的領導下，這個演藝隊以三星學校為據點，積極開展了活動。
我也著手完成《賣花姑娘》的劇本。這個劇本，我在吉林市就已開始寫，並已試演過幾次。劇本一完成，桂永春就帶領三星學校的戲劇小組成員開始排練。
在十月革命13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在三星學校禮堂演出了這出歌劇。這出歌劇解放後長期被埋沒，到了70年代初，才在黨中央組織書記的指導下，由我們的作家、藝術工作者改編成電影、歌劇和小說公諸於世。組織書記為此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我們在五家子人民的絕對支持和聲援下，在短時間內，把遼河地區的農村建設成了朝鮮革命軍可靠的活動基地。我們曾在吉林周圍做過農民的工作，在長春周圍也做過農民的工作，可是從沒有像在五家子那樣徹底實現過農村的革命化。
對於我們在五家子做的一切事情，共產國際的聯絡員金光烈大為驚歎。
我們提出獨創性的革命路線，以自主的方法開拓革命道路前進，因而共產國際也開始注視我們了。當時共產國際的東方局也好像進行了很多有關我們的議論。聽說朝鮮出現了與過去的共產主義者完全不同的新一代革命者；是股不屬於任何派別，又不聲張，獨立自主地進行活動的勢力；他們的群眾基礎也好，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大概他們是出於這種好奇心，派遣了聯絡員的。
金光烈經過哈爾濱聯絡站，來到五家子，見了我們的同志和各革命組織負責人，同“志士”們也見了面。他和很多人說過話後跟我見了面，對我們做的工作說了很多鼓舞性的話。他說，朝鮮的青年共產主義者在共產主義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中正在開拓獨創性的道路，在這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他對我們提出的革命路線和方針表示了積極的支持和贊同。
對於我們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他感到非常驚異。他問我，目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就規定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問題，不斷地進行著深刻的討論，而你們卻同頑固的民族主義勢力、宗教徒，甚至同有產階層也攜起手來，這該作何理解呢？
我對聯絡員說，單靠少數共產主義者和工人、貧雇農是幹不了革命的；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要連中間勢力也都動員起來；不辭別的國家如何，可是在朝鮮，大多數民族資本家、親日派、民族叛徒等一小撮人。我們是要把其餘的人全部動員起來組織舉族的抗戰；用朝鮮人自己的力量，爭取朝鮮獨立的秘訣在於爭取一切反日勢力。
聯絡員聽完我的說明，說：“你不拘泥於經典著作，萬事都獨創性地加以處理。這最合我的意。”他還勸我到莫斯科去留學。
“你前程萬里，實踐固然重要，但還是要學習呀！”
金光烈還把裝有西服、襯衫、領帶、皮鞋等提包打開給我看，說，共產國際是對你寄予很大的期望，才一再勸你去留學，最好還是接受這一勸告。看來他是到共產國際去接受了說服我、把我送到莫斯科去的指示。
我對金光烈說：“你們對我表示關切，我很感謝，可是，我要去東滿，深入到群眾中去。要是我到蘇聯去吃麵包，也許變成俄國派，這是我所不願的；朝鮮有ML派、火曜派、漢城派等很多派系，這就夠叫人痛心了，怎麼能連我也重蹈他們的覆轍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我準備從書本上學習！”
車光秀和樸素心等我的同志也曾準備好了留學所需要的種種生活必需品，勸我上莫斯科去。
同年12月下旬，我在五家子召開了朝鮮革命軍指揮員和各革命組織負責人的會議。我們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總結在貫徹卡倫會議方針的鬥爭中所取得的經驗教訓，根據目前局勢的要求，進一步擴大和發展革命運動。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確保新的殖民地，擴張領土，揮動軍國主義鐵錘，把國力全部動員起來，加緊推進侵略戰爭準備。凡是他們認為有礙於推行這個計畫的，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消滅。
我們準備在日本進攻滿洲之前，到東滿去佔據陣地，作好對付侵略的準備。要到東滿去，就需要總結我們在滿洲中部地區的活動，採取武裝鬥爭準備所需要的措施。於是召開了五家子會議。
朝鮮革命軍的骨幹分子和各革命組織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次會議蔡洙恒等許多革命組織負責人，冒著零下30度的嚴寒，從間島和穩城、鐘城等地區，來到了五家子。許多互不相識的青年革命者，在這次會議上才互相認識，建立了友情，為朝鮮革命的未來，進行了認真的討論。
在會上討論的焦點，是在東滿大大加強活動的問題。把鬥爭的基本舞臺移到東滿去，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意向。這從革命面臨的形勢來看，也是不可推遲的。我雖然身在五家子，卻一直不忘東滿，迫不及待地等待東滿的那一天，也就是為了這一點。
在會上，我還提出了加緊推進抗日武裝鬥爭準備的任務，和同國際革命力量聯繫的任務。
這次會議的全部過程，明確地表明瞭我們要從青年學生運動和農村地下工作過渡到武裝鬥爭，對敵人發動決定性攻勢的決心。卡倫會議集中了朝鮮民族要以武裝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祖國的意願，而五家子會議則再一次確認這一意願，指明了走向抗日大戰戰場的捷徑。
五家子會議為我們青年共產主義者由卡倫會議經過1931年春季明月溝會議、松江會議、冬季明月溝會議，走向抗日決戰的戰場架了橋。
到30年代，我們的青年學生運動終於發展到了武裝鬥爭階段。可以說，在這裏五家子起到了跳板一樣的作用。
在我離開五家子的時候，文朝陽陪我直到10裏外，流著淚為我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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