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 | 第五章 武裝的人民 | | 以武裝對抗武裝 | | | | |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我們面臨了必須儘早開始抗日戰爭的迫切任務。這是以正義的炮聲反擊預告新的世界大戰的不正義的炮聲的好機會。
獲悉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滿洲，革命者都從地下走出來，佔據自己的陣地。這年秋天，震撼大陸的炮聲使滿洲的人們振奮起來了。那炮聲並沒有使人們畏縮，反而使他們覺醒和奮發起來。由於敵人的暴行，變成了一片焦土的滿洲地區，新的鬥爭氣勢重新萌動。
我們認定，這是在鬥爭中鍛煉群眾的好機會。
說句老實話，那時滿洲地方的人們由於暴動失敗帶來的懊喪，都陷於苦悶之中。要使革命進一步發展，就必須給他們以信心。可是，撒檄文，說空話，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要給接連遭到失敗的群眾以力量和信心，就要發動他們投入新的鬥爭，並且一定要以勝利結束鬥爭。只有取得勝利的鬥爭才能把群眾從惡夢般的停滯狀態中解脫出來。如不使群眾在鬥爭中得到鍛煉，即使由幾個先覺開始武裝鬥爭，也不會起到多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提供了東滿地區人民可以再次起來鬥爭的機會。國內人民的暴動也給了他們很大的推動。
國內接連發生了佃戶鬥爭和反日暴動，高原的東拓農場、龍川的不二農場、金堤的多木農場等的佃戶鬥爭，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龍川地區農民的鬥爭，1929年以後仍繼續進行。當時，當地組織在同我們的聯繫下很有效地開展了鬥爭。龍川地區有我們派去的許多工作員。
永興的3000多名農民和三陟的2000多名農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九·一八以後藉口“非常時局”強化法西斯鎮壓和掠奪，舉行了大規模的暴動。
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在間島地區組織了秋收鬥爭。各地的鬥爭委員會在自己的屬下，組織宣傳隊和糾察隊，印出傳單和檄文，制定鬥爭口號等，周密細緻地做了準備工作。然後，按革命組織區，分別投入秋收鬥爭。開始時，進行的是爭取減租的合法的經濟鬥爭。
有的歷史家曾把這次鬥爭稱為“秋收暴動”，我不認為這個命名是合適的。秋收鬥爭既不是五·三○暴動的模仿，也不是它的再版。這一鬥爭是在完全清除了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思想流毒的基礎上，根據新的策略原則開展的、取得了勝利的群眾鬥爭。五·三○暴動，宗派分子是主角，而秋收鬥爭則是由新一代共產主義者掌舵和領導的。
秋收鬥爭沒有把暴力作為基本鬥爭手段。五·三○暴動時，放火燒了變電所和教育機構，地主和資本家一律打倒，甚至毫無顧忌地殺人放火，但秋收鬥爭參加者提出三七制和四六制佃租等正當要求，在鬥爭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同相鄰地區相協調，採取了秩序井然的行動。要求減租，對掙扎在饑餓線上的農民來講，決不是無理的。因為這個要求是正當的，吉林省政府也不得不宣佈施行三七或四六制（地主分30或40％，佃農分70或60％）佃租。
對那些老老實實接受農民要求的地主，決沒有施加暴力；只對那些對鬥爭委員會的要求頑固抗拒的惡霸地主和用刀槍鎮壓農民鬥爭的軍警，動用了暴力；對那些不接受農民要求的頑固的地主，採取了在田地裏按三七制或四六制，把佃戶的份額拿走，或打開倉庫把糧分走的辦法。掠奪性的東拓金融郡、高利貸者、協助日寇統治的朝鮮人居留民會等反動團體也被定為鬥爭對象。
我到延吉地區領導秋收鬥爭回到安圖，有一天，五·三○暴動後為躲避日本帝國主義的搜捕隱蔽起來的崔東和來找我。他對秋收鬥爭逐漸帶上暴動性質，表示了憂慮。
他本來是在安圖鼓動五·三○暴動的帶頭人，後來他還對我們把那次暴動認定為左傾盲動行為表示異議，要跟我們進行爭論，這樣一個人突然搬出了暴動有害說，不能不使我感到驚異。
“成柱同志！這是怎麼回事？你們曾經責難五·三○暴動是左傾盲動，現在你們卻在純粹的經濟鬥爭中引進了暴力，這叫人作何理解呢？”
崔東和這樣質問後，抱著雙臂繞著我踱來踱去。他可能以為擊中了要害，顯得挺得意。
“先生好像有些誤會。你是不是以為你們在五·三○時提倡的‘紅色暴力’和我們在秋收鬥爭中使用的暴力是一回事？”
以質問來回答質問本不合乎禮節，我並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可是我卻脫口這樣反問他。
“當然會有些細微的差別。但是，不管怎麼樣，暴力還是暴力吧。”
“我們是只在有正當理由，合乎清理時，才使用暴力的。比如說，在地主不答應農民的要求時，用暴力打開了地主的糧庫。在軍警抓人時，我們用武力鬥爭搶回了同志。當敵人用暴力鎮壓鬥爭的時候，難道我們就應該對他們行善嗎？”
“我並不是因為不懂應以暴力對抗暴力這一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貧對你們論是論非。目前不是一對一地行使暴力的時候。五·三○暴動已成遙遠的往事了。不幸的是，我們的革命進入了低潮期。”
“低潮期？”
“對，是低潮期。現在是退兩步的時期。就是斯托雷平反動時期，也不會比現在更黑暗的了。你沒看到關東軍一舉強佔了整個滿洲嗎？連張學良的30萬大軍也退卻了。在這樣的時候，要保存革命力量，不要暴露出來。如果輕率地惹翻了敵人，就有可能在東滿重演庚申年受討伐那樣的慘劇。”
崔東和主張，要防止秋收鬥爭發展為暴力鬥爭，群眾應當停止拿起武器。他反對我們的武裝鬥爭構想，說什麼時機尚早，是沙上樓閣。
和崔東和爭論是很費神的。這個人頭腦聰穎，又是個共產主義意識較高的知識份子，說些一般的話，是說不服他的。他開口就引經據典，來論證自己主張的正確，而且說的頭頭是道，一環扣一環。說服崔東和可不簡單。
總之，他的主張是從革命進入低潮期這個基本觀點出發的。他看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武裝進攻、張學良軍隊的敗逃以及獨立軍的瓦解等不利的因素，全然看不到國內和東滿人民趨向暴動的活動，顯然是一個睜著兩眼卻看不見現實的青光眼。
反革命的倡狂和卑怯分子的敗逃，決不意味著革命的低潮期。決定形勢的是革命的主體——人民群眾的動向。
正如所有的前一代共產主義者那樣，崔東和也忽視了人民群眾的力量。
他不把人民群眾看做革命的主體，不相信並過低地估計了人民群眾的力量。
我通過談論革命低潮期的崔東和的表現，看到了前一代共產主義者和我們之間的根本差別。可以說，他們和我們之間的一切差別都是從如何看待人民群眾這一點產生的。我們和他們雖然追求的是同一個理想、同一個目的，卻沒能通力合作，而形同路人，就是因為有這個差別。我對崔東和說：
“也許你會認為這是謬論，我認為人民群眾不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趨向暴力鬥爭的今天，正是革命的高潮期。我們決定不放過這個高潮期，秋收鬥爭結束後，就馬上進一步提高群眾的覺悟，使其組織化，把抗日鬥爭推向更高的階段。不管形勢如何變化，這個決心不會變，也不會動搖。”
崔東和再沒有說什麼，不高興地回去了。
崔東和之流以談論暴力不利於革命之說來阻撓我們，但我們決不脫離自己選擇的前進道路，滿懷信心地領導了秋收鬥爭。
十多萬名間島農民從1931年9月到年底，冒著日本軍警和反動軍閥的野蠻鎮壓，進行了不屈的浴血鬥爭。
在這鬥爭過程中，出現了許多表現朝鮮民族英雄氣概的傳奇性故事。開區地區的人民在示威途中，在封凍的豆滿江上，同日滿軍警進行肉搏戰的故事，一度成為滿洲地方人民驚心動魄的話題。
女戰士金順姬犧牲的悲壯故事，也是在秋收、春荒鬥爭的烈火中產生的。金順姬是藥水洞赤衛隊隊員，又是秋收鬥爭委員會的委員。竄到藥水洞的“討伐隊”用槍口戳著她快足月的肚子，問她肚子裏是什麼東西。
金順姬怒視著圍住她的日本守備隊士兵和領事館的員警回答說：“生個好樣的是皇上，生個賴的就是沿街瞎闖的你們一樣的東西。”她這一句有名的回答，使敵人頓時愕然。她為了嚴守組織的秘密，最後自己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可惜地22歲的芳年就被燒死在敵人的火堆裏。
秋收鬥爭以農民的勝利結束。
通過這次鬥爭，東滿地方的人民有了信心。他們第一次深刻地認識到，鬥爭的勝敗完全取決於自己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和領導方法，以驚異的目光看待把秋收鬥爭引向勝利的新一代青年共產主義者，並緊密地團結在他們的周圍。
人民群眾通過秋收鬥爭的勝利，自己找到了五·三○暴動失敗的原因，發現並深信：投入暴力的多少，決不是決定鬥爭成敗的基本因素這樣一個真理。正像五·三○暴動失敗的原因並不在於投入的暴力少，秋收鬥爭勝利的原因並不在於投入的暴力多。大家認識到：暴力只能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不是萬能的東西。
只有為正義使用的、正當的、有分寸的、適時的暴力，才能給人民帶來勝利。只有這樣的暴力才能對改造社會、推動歷史發展作出真正的貢獻。我們只支持這樣的暴力。
問題在於怎樣動員、組織和領導群眾。可以說，在這方面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創造了一個典範。秋收鬥爭是獨特的鬥爭，它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密切結合，把和平的方法和暴力的方法適當配合，始終牢牢地掌握主動權，使敵人陷於被動。第二年春天開展的春荒鬥爭，也是這樣的鬥爭。
通過秋收鬥爭，朝中人民的團結得到了加強，朝中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革命紐帶得到了鞏固。
秋收鬥爭曾是提高人民群眾覺悟和鍛煉他們的好機會。在這個鬥爭隊伍裏，樸實的普通人成長為戰士和革命者。東滿的各革命組織能夠以在秋收鬥爭中得到訓練的許多骨幹分子，更牢固地建設了自己的隊伍。培育出這樣的骨幹分子，對不久將進行的武裝鬥爭來說，也是值得慶倖的事。
在秋收鬥爭過程中湧現出來的許多青年革命者，後來成了在東滿各縣組織的遊擊隊的骨幹。
我一面領導秋收鬥爭，一面繼續深入醞釀對武裝鬥爭的構想。東滿人民在鬥爭中發揮集體英雄主義和不屈的鬥爭精神，大大鼓舞了正在摸索新階段革命路線的我。它使我確信，我們一旦手持武器同日本帝國主義展開血戰，群眾一定會支持和聲援我們。
1931年10月，當秋收鬥爭的烈火燃遍整個東港時，我到咸鏡北道鐘城地區去了一趟，為的是同國內的同志們討論有關武裝鬥爭的問題，召回派往六邑一帶進行活動的工作員，給他們分配與武裝鬥爭有關的重要任務。蔡沫恒和吳彬給我帶了路。
鐘城是蔡深恒的家鄉，他的岳家也在那裏。他家祖輩直到舊韓國末期，一直住在那裏。他的曾祖父做過坐守鐘城的官。蔡沫恒他們一家人是在“韓日合併”後不久離開祖國搬到和龍縣金穀的。
蔡洙恒是在間島長大的，可是他總不能忘懷滲有他兒時夢想的故鄉。每當他同我一道渡江到鐘城去時，都顯得非常高興。不知為什麼，這回他的情緒顯得深沉憂鬱。
我心想，或許是秋收鬥爭的波濤連蔡深恒家的糧垛也給卷走了吧？於是我問他：
“你家是不是也成了清算對象？”
他家是地主。他的父親是遭窮人白眼的德新社社長。他回答說：
“沒有，我們沒等農民提出要求，就在地裏按三七制把糧食分給了他們。”
“縣委書記的家庭到底不同啊！我說，你臉色怎麼這麼陰暗啊？”
“有些人叫我說服父親不要當那個社長，可是父親不聽。”
蔡洙恒不知道他父親是受革命組織的委任當德新社社長的。為了嚴守紀律，他父親不能向兒子透露真情。蔡殊恒對不肯接受兒子要求的父親感到不滿，也是很自然的事，難怪他傷腦筋。
當時，佔據上級黨委要取的人當中，有些左傾分子提出違背革命利益的極左要求硬往下壓，使下級人員很為難。他們甚至說蔡洙恒犯了“沒有和父親劃清階級界限”的“錯誤”，解除了他縣委書記職務，後來又給他恢復了。
我為了轉變蔡洙恒鬱悶的情緒，改換了話題，談起了武裝鬥爭的事。
於是，蔡洙恒開玩笑說，等咱們的軍隊組織起來，他要第一個報名參加當機槍手。
“我看哪，武官對你不相稱，你是天生的文官。”我也開玩笑地說。
可是這玩笑話裏含著真意。我認為他是天生的政工人員。如果蔡洙恒活下來加入了革命軍，一定會成為團或師一級的政工幹部。
當我們建立了遊擊隊，大力開展武裝鬥爭的時候，他在大拉子附近不幸被日本“討伐”隊殺害了。
吳彬是從上龍井東興中學時就出了名的體育選手。他在儲春的運動大會上，參加摔交比賽得了冠軍，得了一頭黃牛作為獎品。他為人灑脫、快活，而且動作敏捷。
我認為，吳彬是一定能成為革命軍隊的一員猛將的武官型人物。我從這個時期起，產生了一種習慣，見結識一個人，就在心裏掂量他在革命軍隊裏能擔當什麼職務。可能是抗日戰爭迫在眉睫的緊迫形勢把我道成了那樣的“精於籌算的人”。
我們在石建坪渡口坐船渡過豆滿江，到潼關鎮豆糧組合大豆精選場去了一下。這個組合幹的活是把日本帝國主義從滿洲掠奪來的大豆，分成等級，過磅打包，準備運送到日本。我們裝成從間島過江來打零工的，邊幫工人幹活，邊同他們搭話。工人們聽說我們是從間島來的，便提起秋收鬥爭的事。他們對秋收鬥爭的看法大體上是悲觀的。他們的看法是：鬼子還沒強佔滿洲時，在間島就舉行了多次暴動，都失敗了；現在鬼子侵佔了滿洲，搞秋收鬥爭之類的東西，能有什麼勝算！這種鬥爭，無疑地也免不了五·三○暴動那樣的下場。目前，不管搞什麼鬥爭都沒有用。瞧吧，日本軍正在乘勝長驅直入，加上強大國家湊成的國際機構也都袒護他們，弱小民族還有什麼可指望的。這就是工人們共同的看法。
那時，我聽了工人們講的話，從三個方面受到了衝擊。其一是，革命者要熟悉民心，就要經常深入群眾；其二是，要想開始武裝鬥爭，首先就必須加緊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把他們組織起來；其三是，無論什麼形式的鬥爭，如果不使群眾充分認識到它的意義，積極地動員起來，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聽到工人們那些虛無主義的、自暴自棄的看法，痛切地感到朝鮮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儘早開始武裝鬥爭，給我們的民族帶來再生的希望，獨立的希望。
那天，我們在光明村青年全會長崔成勳的家，召開國內政工人員和地下組織負責人會議，討論了國內革命組織在武裝鬥爭方面的任務。
我在會上強調說，九·一八事變後，劇變的形勢和我國反日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教訓，迫切要求我們開展有組織的武裝鬥爭，這是我國革命的合乎規律的要求，是飛躍的質變。然後提出了兩大任務，即作好軍事準備的任務和牢固地奠定武裝鬥爭的群眾基礎的任務。
與會者面對開始有組織的武裝鬥爭這一激動人心的大事，大為興奮，熱烈發言，提出了許多有助於組織武裝隊伍的創造性意見。
關於為組織和開展武裝鬥爭準備革命力量的問題，1931年5月，在共樹德會議上已經討論決定。在這個基礎上，光明村會議，討論了在面臨武裝鬥爭這樣一個新的事件的時候，國內革命組織應執行的實際任務。這次會議是對國內人民和革命者發出的有關武裝鬥爭的預告，是事先的信號。在會議過程中，國內革命者對武裝鬥爭的積極回應，給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鐘城住了一宿，很快回到間島，同蔡珠恒、吳彬分手了。我們預定12月中旬在明月溝再聚首，總結武裝鬥爭準備工作，討論武裝鬥爭的具體途徑和戰略策略問題。
在那以後，我的工作日程全被明月溝會議的準備工作占去了。
一說會議準備，人們首先會想到報告、決議等文件，但那時的會議準備，實際上是構想路線，確定戰略策略的摸索過程，把思想寫成文件則是會議次要的程式。
我對選擇武裝鬥爭的形式問題花了特別多的時間。
馬列主義理論強調了武裝鬥爭的意義，但沒有規定應該用什麼形式去進行武裝鬥爭。因為不可能有適合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武裝鬥爭的藥方。我在摸索武裝鬥爭的形式方面，也力求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
為了進一步深入討論武裝鬥爭問題和新形勢下的任務，我決定到東滿特委去見童長榮。因為我們既然要在滿洲土地上建立武裝力量，開始抗日戰爭，就不能無視同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合作。
在滿洲地區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也把武裝鬥爭問題提到了日程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在九·一八事變後就發出了號召：要把群眾組織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直接用武裝打擊日本帝國主義。
在要把槍口對準同一個目標的朝中共產主義者面前，提出了要結成用任何鐵錘也不能破壞的牢固的聯合戰線，互相緊密合作和支持的迫切任務。
被任命為特委書記的童長兼，遇到日本軍的“討伐”，險些送了命，脫險後來到龍井市街，想在那裏見我。可是龍井市內到處有密探活動，到那裏去是很危險的，因此我請他到明月溝來。
後來，東滿特委通知說，童長榮不知道特委已經轉移，對間島情況又不熟，在尋找特委時被密探發覺，關進了牢房。這意外的消息，不禁使我失望。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和省委軍事委員會書記楊林，在九·一八事變後離開瀋陽隱蔽起來，楊靖宇又在獄中，結果是沒人可以商量。
我決定，無論用什麼辦法，一定要救出童長榮，共同和同志們商量了營救辦法。
這時，有一個叫高寶貝（寶貝是綽號）的人自告奮勇，要去營救重長榮。那人手特別靈活，像個魔術師，很會“扒竊”。他能在一眨眼的工夫，把對面說話人衣兜裏的自來水筆扒過來。高寶貝常搞這種鬼，所以他所到之處，每每有人因“丟”東西鬧騰一番。
他故意去龍井市內扒竊，叫員警抓了去，到車裏找到了童長榮。高寶貝在監獄裏不知使了什麼招，特委書記不久就出獄了。這樣，童長榮參加了明月溝會議。
我們於1931年12月中旬，在明月溝召開了黨和共青同盟幹部會議。我們為方便起見，把它稱做“冬季明月溝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車光秀、李光、蔡洙恒、金日煥、梁成龍、吳彬、吳仲和、吳仲成、具逢雲、金哲、金重權、李青山、金日龍、金正龍、韓一光、金海山等通過忘我的鬥爭得到群眾愛戴和有聲望的四十多名青年戰士。
那時，我在明月溝第一次吃到了雪裏紅泡菜。我到達明月溝後山溝那天晚上，李青山他們家給我端來了雲豆玉米粥和雪裏紅海榮我吃得不知道有多麼香。雪裏紅泡菜，咸鏡北道吉州、明川地方的人做得好吃。現在，這種泡菜甚至上了國家宴席。
明月溝會議時，李光不知從哪里捉來了五隻山雞。他可能是看到會議期間代表們只能吃到玉米粥和小米飯，心裏難過，才同共青組織的積極分子們一道去捉的。
那天晚上，李青山說，有了好的澆頭，壓了冷面。明月溝裏，大米珍貴，可是，澱粉還是有的。
一見冷面就樂得忘乎所以的車光秀，愣頭愣腦地去挑逗李光說：“我說，汪清大叔，只那麼五隻山雞，還不夠往鼻子上抹哩。”其實，他因有胃病，每頓都吃得很少，可是在有很多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總是裝成忍著饑餓的大肚漢。
“這位吉林老爺連一碗玉米粥都吃不下，說大話倒挺能耐。我說，愣頭兒車，那五隻山雞還是搭在糧袋上背來的呢，可把我累壞了。”
李光笑著也用玩笑來回答他。
車光秀還指手畫腳地說，五隻山雞扒不下多少肉，要讓代表們分坐在兩個屋，一個屋裏的吃放了山雞肉的面，另一個屋裏的吃放了家雞肉的面。
可是，代表們都反對他的意見。那天晚飯，我們大家都坐在一個屋裏，親親熱熱地吃了摻和著放上山雞肉和家雞肉的冷面。大胃口的樸勳吃了三碗，得了“冷面大王”的綽號。
為了把會開好，我們事先在李青山家開了預備會議。預備會討論了議案、確定會議參加者名單和議程等問題。
開過預備會議後，開了十天正式會議。會上，集中地討論了武裝鬥爭要採取什麼形式的問題。因為把這個問題決定了，才能決定武裝組織的形式和根據地的形式等其他問題。
沒有國家，也就不能指望以正規軍來進行抗戰，要發動全民掀起武裝起義，條件又沒有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傾向於遊擊戰。
列寧對遊擊戰做出的規定是，它是在群眾運動已實際上達到暴動的地步的時候，或者在國內戰爭中兩個大戰鬥之間多少有了間隙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出現的輔助性鬥爭形式。列寧沒有把遊擊戰看做基本戰鬥形式，而看做是臨時的、輔助性的鬥爭形式，對這一點我深感惋惜。因為我當時感到興趣，而且苦苦探索的不是正規戰而是遊擊戰。如果我們把以常備的革命武裝力量打遊擊戰作為我們要進行的武裝鬥爭的基本形式，那麼這種形式是否適合於我國的實際情況，對這個問題，我想過很多。在這過程中，我看了《孫子兵法》，重讀了《三國志》。我國的兵書中，我看的有《東國兵鑒》和《兵學指南》等。
有些人說，遊擊戰的始源是在西元5世紀，但是，至於那個遊擊戰具體地在哪個國家，怎樣進行的，我們是無從知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抱著最大的興趣進行過研究的是，1812年俄法戰爭時期俄國農民武裝部隊的活動。俄法戰爭時期出現的遊擊隊英雄達維多夫及幹練地指揮了正規部隊和遊擊隊聯合作戰的庫圖佐夫將軍的故事，鼓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更傾向於遊擊戰。
在把遊擊戰規定為基本形式方面，壬辰衛國戰爭給了我很多啟示。我認為，使壬辰衛國戰爭取得勝利的義兵鬥爭，是在遊擊戰的歷史上佔有突出地位的一個典範。都在柏、申喜石、金應瑞、鄭文軍、西山大師、以及後來的崔益該、柳麟錫等義兵出身的名將所發揚的勇敢精神和多樣戰法，完全把我迷住了。面臨與武裝到牙齒的日本帝國主義交戰的我，心完全被遊擊戰這個詞佔據了。
然而，他們卻說只有有了國家的後方和正規軍的支援，才能打遊擊戰，這就成問題了。馬列主義經典作者們指出的這個附帶條件，使我在選擇武裝鬥爭的形式方面，不得不經歷複雜的探索過程。在既沒有可作後方的國家，也沒有正規軍的朝鮮的實際情況之下，打遊擊戰是否可能，這個問題是誰也不能下結論的未知數。這一點成了在我們當中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
在我們的周圍，接連發生了推動革命的激動人心的事件。對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投降主義心懷不滿的原東北軍的愛國官兵，接二連三地舉行了兵變。王德林、唐聚伍、李社他們都沒有跟張學良跑，都叛離了原東北軍。連馬占山那樣的將軍也舉行兵變，疾呼抗日了。以這些人物為主軸，在滿洲各地出現了反日部隊，開始展開了救國軍運動。
這種形勢給有志於武裝鬥爭的我們造成了非常有利的環境。
我強調說，武裝鬥爭形式中，歷來有正規戰和遊擊戰，正規戰為主導，遊擊戰則是輔助性的，我們必須在這兩者當中選擇一種。依我個人的看法，遊擊戰更適合於我國現實情況。在不可能打正規戰的我國的情況下，可以不拘于既成的慣例，應把遊擊戰作為主導的鬥爭形式。
“變化無窮的遊擊戰，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基本武裝鬥爭形式。我們在沒有了國家的情況下，以正規戰與日本帝國主義對抗是不可能的。我們要以在軍事技術上和數量上都處於劣勢的武裝力量，去同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交戰，因此必須採用變化無窮的遊擊戰。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
那些只見過張學良的軍閥軍隊、獨立軍或日本軍的青年們，根本想像不出遊擊隊是什麼樣的。
我給他們說明了正規軍和遊擊隊的差別。還說明，要想戰勝強大的日本侵略軍，就要進行小部隊和大部隊靈活的配合作戰、奇襲戰、埋伏戰、政治活動、政治工作、生產活動等，軍事、政治、經濟活動都要搞。為此，就要組織一支在作戰中能夠自如地分散和集中的遊擊隊。
有幾個同志聽了我的說明後，表示疑問說，用那種形式的武裝鬥爭能戰勝敵人嗎？沒有國家的後方和正規軍的支援，又是在別國領土上作戰，用遊擊隊那樣的非正規武裝力量能夠戰勝用坦克、大炮、飛機等現代精銳武器裝備起來的幾百萬大軍嗎？
他們表示這樣的疑問，也是難怪的。我自己也曾反復斟酌過這些問題。
我們用那麼幾支槍，竟敢同日本那樣的軍事強國對抗，會不會成為世人的笑柄？義兵、獨立軍、張學良的30萬大軍在日軍的威力面前，都未能免於風燭的命運，而我們靠什麼打贏敵人呢？我們有國家政權嗎，有領土嗎，有財富嗎？
我對他們說：
“我們是國家政權、領土、資源全被奪去的亡國奴的兒子。現在我們是在人家的國土上，過著寄居生活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但是，我們要毫不躊躇地向日本帝國主義挑戰了。靠什麼？我們下了靠人民抗戰的決心。人民就是國家，人民就是後方，人民就是正規軍。一旦開始打起來，全體人民會變成士兵站起來的。因此我們將開展的遊擊戰，可以說是人民戰爭。”
我們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就以遊擊戰為主，組織和開展武裝鬥爭的問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遊擊戰，是一種既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又能從政治和軍事上沉重打擊敵人，並能用較少的力量去消滅佔有數量和技術優勢的敵人的武裝鬥爭方式。我們確信，靠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援和援助以及有利的自然地理條件，用遊擊戰的方式組織和開展武裝鬥爭，就能打敗敵人。
當別人都把遊擊戰當做正規戰的輔助手段的時候，我們則把它確定為基本鬥爭形式，並把它作為方針通過，這是符合我們實際的科學的、創造性的決定。
關於以遊擊戰為主開展有組織的武裝鬥爭問題的討論結束後，又討論了貫徹這一決定的途徑。
首先提出了建設革命武裝力量的問題。當時我們討論決定：開始時，各地方組織小規模的遊擊隊，在武裝它的同時，逐步把它發展成為大規模的革命武裝力量，在第一階段，建立遊擊大隊，逐漸把它擴大，最後發展成為人民革命軍。緊接著討論了解決武器裝備的途徑問題。
討論從組織遊擊隊問題轉到建立根據地問題。組織反日遊擊隊後，它的活動基地應該設在哪里? 設在山裏，設在城市裏,還是設在農協? 再說，在朝鮮和滿洲都被日本帝國主義霸佔的情況下，遊擊戰的基地設在國內，還是設在滿洲，就這些問題，大家認真地交換了意見。
無論什麼軍隊都必須有支撐點，這是連小學生都知道的簡單常識。
因為我們的武裝力量在沒有國家的後方和正規軍支援的情況下進行戰鬥，所以，要有一個可以在戰鬥後安全地進行休整，補充武器彈藥，進行軍事訓練，治療傷患的根據地，這樣才能長期地堅持遊擊戰爭。因此，我們在組織遊擊隊的同時，還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根據地。
經過熱烈的討論，決定在群眾基礎好，物質保障條件也好，地形又有利的間島山區建立遊擊根據地。滿洲大陸幅員廣大，敵人的統治機構密度比朝鮮稀疏，眼下先在間島設基地，等到時機成熟，再到國內去佔據白頭山大森林地帶和狼林山脈。
根據地應以故人的統治達不到的解放區形式為主，而且必須設在便於進行國內作戰，又便於得到祖國人民支援的豆滿江沿岸的山區。豆滿江沿岸，有不少物質保障條件好，地形易守難攻的山村。
開始選定建設根據地的具體地點時，李光、吳彬、金口煥等許多同志爭先恐後地提出了很多好意見。根據他們的建議，決定在漁郎村、牛腹洞、王隅溝、海蘭區、石人溝、三道灣、小汪清、嘎呀河、腰營溝、大荒溝、煙筒位子等天險要塞建立根據地。這些地區集結了秋收鬥爭後為躲避日寇的“討伐”而逃來的革命群眾，而且已經有赤衛隊在保衛革命組織和人民。討論越深入、越具體，提出的問題也就越多。為了長期經營和維持根據地，對於怎樣進行農業生產，怎樣經營經濟，怎樣建設修械所和醫院，以及由誰來怎樣做居民行政工作等複雜的事務問題接連提了出來。
在這次會議上，我們還就奠定武裝鬥爭的群眾基礎問題、結成朝中人民反日共同戰線問題和加強黨組織工作和共青同盟工作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這一切都是在以遊擊戰為主開展武裝鬥爭方面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對這些問題，在會議上都制定出了方針。
這的確是巨大的、意義深遠的、創造性的工作。我們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遊擊戰戰史裏也找不到能夠照樣應用到我國革命實踐中的典範，因此我們只能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一切問題，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設根據地。這對不得不在沒有國家後方和正規軍支援的史無前例的艱苦條件下，開展遊擊戰的我們朝鮮共產主義者來說，是無法避免的，是歷史賦予我們必須解決的課題。
在解決這個課題方面，如果我們教條主義地仿效以正規軍的支援為前提，配合正規軍開展遊擊戰的別國的經驗，就必然會遭到不可挽回的嚴重失敗。
有一年，拉丁美洲的一位抵抗運動者未見我，求我給他談談遊擊戰爭的經驗。
我給他講了抗日戰爭時期的一些經驗，然後對他說，遊擊戰，不可能有萬能的公式。那是需要最高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智慧的波瀾壯闊的創造性鬥爭。我們的經驗可能對你們有所幫助，但切不可把它絕對化，機械地採納。各國的情況互不相同，因此，你們也要創造適合於本國情況的鬥爭方法和形式來靈活運用，這就是勝利的秘訣所在。
他聽了我的話，想了許久，對我說，他們的國家山區很多，可是至今沒有考慮到這個特點，而去偏重於搞城市遊擊戰。或許是由於這個緣故，致使成果少，損失大，今後要根據實際情況，依靠山巒，以農村遊擊戰為主，進行抵抗運動。
我們決定，會議結束後回到各自的活動地區，立即著手組織遊擊隊，就這樣結束了會議。每當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血腥鎮壓和“討伐”而失去親人和同志的時候，人們是多麼痛心地捶胸頓足，多麼渴望能有自己的軍隊呀；我們終於盼來了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武裝力量即將誕生的時刻。青年們一齊站起來唱了《革命歌》和《國際歌》，以那莊重的旋律向親愛的祖國和革命宣誓。
童長榮等幾名中國共產主義者也參加了明月溝會議。他們是有先見之明的革命者，他們從朝鮮共產主義者和朝鮮居民占絕大多數的東滿的特點出發，一開始就很重視這一帶的朝中人民的友好和朝中共產主義者的合作。
童長榮一再請求在東滿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積累了很多經驗的朝鮮同志作重要發言。
我以在會上討論的重要問題為中心用中國話和朝鮮話相交替作了鼓動性演說。演說中談到了我們關於武裝隊伍的組織和武裝鬥爭的構想。
中國同志對我們的構想表示完全支持。遊擊戰爭的形式問題、組織遊擊隊問題、遊擊根據地問題等，無論對哪個問題，他們和我們的意見都完全一致。
從那時開始，朝中人民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震撼了大陸，偉大的朝中友誼的傳統在血戰中開始紮下了根。
1931年召開的冬季明月溝會議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它揭開了抗日武裝鬥爭的開端，給我國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新的變化。在卡倫會議上提出的武裝鬥爭路線，通過這次會議得到了深入的發展。如果說在卡倫會議上，朝鮮民族要把反日民族解放運動推向最高階段——武裝鬥爭階段的意志得到了確認，那麼在明月溝會議上，這個意志再一次地得到了確認，並在“以武裝對抗武裝，用革命的暴力對抗反革命暴力！”的口號下，正式宣佈了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就是在這個會議上，制定了規定遊擊戰方向的戰略及策略原則的骨架，並以此為基礎創造了非常豐富的、變化無窮的武裝鬥爭的作戰方法。
明月溝會議結束後，我和童長榮在白岩下面交談，談到了各方面的問題。記得大概就在那時，我從他那裏聽到了關於被監禁在大連監獄的金利甲的情況，聽到了在紡織廠做工、同時做共青同盟工作的全京淑，是如何照顧在獄中的金利甲的事。
童長榮說，東滿不只是居民構成，而且黨組織的黨員構成中，大多數都是朝鮮同志。他還託付我代表朝鮮同志多幫助他工作：
“在東滿，革命的主力軍是朝鮮人。只有依靠朝鮮族居民，遊擊戰爭才能取得勝利。不管日本怎樣挑撥離間，兩國共產主義者一定能克服民族偏見。特委今後將特別關注做朝鮮同志的工作，希望你多加幫助。我相信您金日成同志。”
我熱情地接受了他的託付。
“對兩國人民的團結問題，我們也特別關心，這一點請放心。朝中人民之間產生的一時的猜忌，將被遊擊戰爭的槍聲清除乾淨。”
我們笑著互相緊緊地握住了手。
後來，我和童長榮多次回顧了這一天的感受。
每當我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總理在宴會上的講話或會談中，總要談到30年代初，通過抗日遊擊隊的建立和朝中武裝力量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的共同鬥爭，使朝中友誼發展到更高階段的話。他還就根基深遠的朝中友誼傳統，談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話。
每當這時，我就想起充滿朝中友誼的熱烈氣氛的明月溝會議的會場，懷著無限的感慨回憶和我們一道闖過槍林彈雨的魏拯民、童長榮、陳翰章、王德泰、張蔚華、楊靖宇、周保中、 胡澤民等親密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友好情誼也是人的感情，所以，只有通過具體的人際關係建立起來的友情，才會是鞏固的；而且這樣建立起來的友情，經過多長的歲月也不會淡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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