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 | 第五章 武裝的人民 | | 新的武裝力量的誕生 | | | | | 由於一連串轟動世界的事件，1932年春顯得非常動盪。霸佔了滿洲大陸的日本帝國主義搬出被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推翻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製造出了傀儡國——滿洲國。日本的御用宣傳機器和中國的關內和滿洲的親日出版物，不失時機地大肆宣揚“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建設，讚美滿洲國，而亞洲和世界的進步輿論則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
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剛剛抵達日本的國際聯盟調查團的活動，這個調查團的使命，是查明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原因及其責任。
以英國樞密院顧問李頓為團長，由美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列強的代表組成的調查團，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見，同日本國的總理大臣、陸軍大臣、外務大臣會見後、又到中國，同蔣介石、張學良會晤，又到滿洲同關東軍司令本莊中將見了面，還視察了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現場。日方和中方為了把李頓調查團拉向自己一邊，大搞歡迎和招待競賽。有人猜想，如果調查團查明事變的真相，國際聯盟行使影響力，那麼，日本也許會從滿洲撤軍，這種臆測不僅在政界、杜會界和輿論界流行，連那些對政治開始敏感的小學生和農村的老年人也都這樣說。
當時，我們正在安圖地區加緊武裝鬥爭的準備，對那種臆測和風聞並沒有怎麼注意，而專心進行軍事訓練。小沙河婦女會會員們天天把午飯裝在木盆裏，用頭頂著送到土器店溝的臺地上。
3月中旬，我們為東滿許多縣組織起來的遊擊隊小組的指揮員，在安圖舉行了短期訓練（短期講習）。有將近20名指揮員從其他地方聚集到小沙河土器店溝。
短期訓練進行了兩天，頭一天上理論課，第二天進行動作訓練。我在政治課上講了朝鮮革命的路線和方針問題，還講了遊擊隊的生活規範和行動準則。軍事訓練主要由樸勳負責輔導。那時我們的訓練逐步從制式動作、武器裝卸等基礎訓練深化到襲擊、埋伏等戰術訓練。
安圖成了朝鮮共產主義者建立抗日人民遊擊隊的活動總部和中心，常有工作員和通信員從豆滿江沿岸各縣來到小沙河同我們聯繫。我們在安圖組織遊擊隊的消息，一直傳到國內各地。20歲上下的熱血青年們聽到這個消息，冒著生命危險，從朝鮮和滿洲各地擁到安圖來，要求參軍。
邊達煥在帶領八名志願入伍的五家子青年來安圖的路上，被日本軍警逮捕關進監獄，也是在這個時期。解放初，邊大愚老人來找我，講到他兒子未能實現入伍的理想，在獄中虛度了幾年歲月時，表示十分惋惜。
在間島的各縣中，特別是延吉地區，來找我們的人最多。延吉地區密佈敵統治機構和鎮壓工具，密探網也很多。1932年4月初，池田大佐指揮的以羅南19師所屬38旅75團為基幹，由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加強的間島臨時派遣隊，為了對東滿地區進行“討伐”，渡過豆滿江闖進了延吉等間島地區。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地區的地下組織把很多要求參軍的青年送到安圖來了。
也有不少青年未經組織的推薦，只聽到有關我們的消息，便自動來找我們要求參軍。
敦化的陳翰章也領著名叫胡澤民的中國青年來找我。胡澤民曾在和龍當過師範學校的教師。
有時候一天就有十多名青年結夥來找我們。
可是，救國軍卻在路上攔截他們，常常把他們抓去殺害。
當時，中國東北地區有東北自衛軍、反吉林軍、抗日救國軍、抗日義勇軍、山林隊、大刀會、紅槍會等形形色色的反日部隊。所謂反日部隊，是指在日本帝國主義霸佔滿洲後，由那些打著抗日救國的旗幟，從舊東北軍脫離出來的愛國軍人和官吏以及農民組成的民族主義軍隊。把這些部隊統稱為救國軍。
在滿洲地區的反日部隊中，較為有名的有王德林、唐聚伍、王鳳閣、蘇炳文、馬占山、丁超、李杜等的部隊。
東滿最大的反日部隊是王德林部隊。王德林在青年時代，在穆棱和綏芬河一帶密林中，毫無政治主張，過著“綠林豪傑”的土匪生活。後來他率部隊編入張作相麾下的吉林部隊，才成為具備了正規軍外貌的軍官。九·一八事變以前，他在舊吉林軍當了第3旅7團3營營長。民間稱他的營為“舊3營”。
日軍進攻滿洲後，他的上司旅長吉興向日軍投降，拜見了關東軍司今。他宣誓要效忠日本帝國，被日軍任命為吉林警備司令。
王德林為上司的背叛行為所激怒，立即舉行嘩變，宣佈抗日救國。他率領500多名隊員進人山林，組織了中國國民救國軍，並任命吳義成為前方司令，開始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作戰。
吳義成、史忠恒、柴世榮、孔憲永等都是王德林的忠實部下。他們以羅子溝一帶為活動據點，牽制間島地區的敵人，後來跟我們遊擊隊建立了血肉聯繫。
南滿的山區有唐聚伍的自衛軍進行活動。黑龍江省一帶則有馬占山部隊抵抗北上的日軍。聚集到安圖的偏僻山區的是吳義成屬下的于司令部隊。這支部隊非常強橫兇暴。
他們都一致把朝鮮共產主義者看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認為朝鮮人是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引進滿洲大陸的肇事者。日本帝國主義在朝中兩國人民之間不斷進行挑撥離間活動，加上在五·三○暴動和萬寶山事件中所產生的對朝鮮人的壞印象，直到那時還留在中國人的腦海裏。
朝鮮民族和中華民族，都是同樣受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強加的災難和不幸的被壓迫民族，正如中國人不會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一樣，朝鮮人也不會成為他們的走狗；正如中國人不會成為朝鮮人民的敵人一樣，朝鮮人也不會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然而救國軍的上層頑固分子沒有具備能夠理解這些道理的政治判斷力和洞察力。他們也盲目地敵視共產主義。當然，這是同救國軍的上層大部分是資產階級出身這一點有關係的。救國軍的上層造出朝鮮人是共產黨，共產黨是宗派分子，宗派分子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樣一條公式，並以此為准，毫不留情地迫害和殺害青壯年朝鮮人。
在城市和平原地區，有日本侵略軍在倡狂肆虐；在日軍還沒有佔領的農村和山區，又有成千上萬的救國軍把守在路口，使我們動彈不得。救國軍的敵對行為，是對我們年輕的遊擊隊生存的嚴重威脅。
不消說日本帝國主義，就連山林隊和獨立軍也都反對朝鮮共產主義者，因此，我們名副其實地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地步。
不改善同反日部隊的關係，就不能使我們遊擊隊的存在和活動合法化；不使遊擊隊的存在合法化，就不能擴大隊伍，公開地進行軍事活動。
雖然組織了部隊，卻不能合法化，因此，我們處在躲在人家後屋的境地。只有公開露面才能發揮作用，我們卻不能公開露面。我們沒有軍裝，都穿著便衣，躲在人家後屋，只是摸弄著駁殼槍，慨歎說，這樣下去怎麼能抗日呀！躲也只能躲在朝鮮人村子裏，別的地方就根本不能露面，到了夜晚才能幾個人出來走動。
這就是我們起初把遊擊隊稱為秘密遊擊隊的原因。那時，我們不僅要躲避日本軍隊，而且要躲避救國軍和偽滿軍的兵，還要警戒敵視共產主義者的部分朝鮮民族主義者和反動派。只要我們公開露面，他們就說是共產黨，向我們開槍、橫施暴行，實在叫人傷腦筋。延吉、和龍、汪清、琿春的情況也一樣。
但又不能專找共產主義者的家去住。他們本來就窮，再有幾十個人去吃，他們的生活就會更苦。
只有爭取遊擊隊合法化，白天能在街上排隊唱著歌行進和進行宣傳，受到群眾歡迎，工作才會順利，打起仗來也才會有勁頭。可是現在辦不到，真叫人焦急。
我們只要坐到一起，就反復討論如何實現遊擊隊的合法化，用什麼辦法來解決同反日部隊的關係等問題。
討論得最深人的是共產主義者同中國民族主義者攜手對不對的問題。救國軍上層是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是代表地主、資本家、官僚利益的軍隊，我們共產主義者同他們攜手，是不是拋棄了階級原則，妥協了呢？抱這種懷疑的同志並不止一兩個。他們說，暫時改善同救國軍的關係是可以的，但不能結成同盟關係，並主張對他們的敵對行為，只能用武力去壓下去。
這是極其危險的主張。
救國軍雖有各種局限性，但他們的鬥爭目的和處境跟我們相同，所以在抗日戰爭中能夠成為我們戰略上的同盟者。我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堅決主張不僅要改善同救國軍的關係，而且要同他們形成聯合戰線。至於思想和信念互不相同的兩支武裝力量的聯合戰線問題，當時還是第一次提出來，所以引起了複雜的爭論。
實現同反日部隊的聯合戰線問題，中國共產黨內也作為重大的問題提了出來。東滿特委很早就對王德林部隊予以關注，派七八名優秀共產黨員去做救國軍的工作。我們也派李光等朝鮮共產主義者到救國軍裏去。
我通過通信員多次收到關於派到同山好部隊的李光，苦心做救國軍工作的情況彙報。
當救國軍對我們施加的暴行更加嚴重時，我們的同志們就說，要形成聯合戰線是一種空想，現在我們也應該迎頭還擊，為犧牲的同志報仇雪恨。我費了很大的勁才說服了他們。把救國軍當作敵人，一對一地進行報復，這是不僅不符合反日的大義和道理，還可能把我們年輕的遊擊隊引向自滅的盲目行為。
間島以及滿洲全境的共產主義者和遊擊隊員都為救國軍煞費苦心。
當時，各縣的遊擊隊人數不多，一個縣才有幾十名。這些人只要被救國軍抓住，就被殺害，無一倖免。所以，想擴大部隊，也根本沒法擴大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便想，我們遊擊隊暫時加入于司令的部隊，作為別動隊進行活動，會不會有利呢。於是我作了這樣的假設：編入了于司令的部隊，就有了救國軍的招牌，是不是可以不受他們的害，還可以得到一些武器；只要給他們以好的影響，是不是可以使他們共產主義化，把他們變成安全的同盟者呢，我提出這一設想請大家討論。
我們在黨組織所在的小沙河金正龍家開了一整天的會議，討論了這個問題。現在把這次會議稱為小沙河會議了。這次會議上的討論非常熱烈。在救國軍部隊裏作為別動隊進行活動，是否可能，是否有益，就這個問題，從早到晚進行爭論，嗓門都喊啞了。不僅是吸煙者，連那些不會吸煙的人也卷起煙吸，不住地噴出煙來，弄得整個屋子烏煙瘴氣，簡直叫人睜不開眼，喘不過氣，這事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那時我還不會吸煙。
最後我的想法得到了同志們的支援。
會上決定派代表到于司令的部隊去同救國軍進行談判。我被選為代表。不是同志們選了我．而是我自告奮勇要去的。
當時，我們沒有一個做過軍事外交的人。所以慎重地討論了派誰去的問題。有些同志提出了這樣的憂慮：我們選派了代表，對方會不會接待他呢；進行談判時，他們會不會提出無理要求把我們推入窘境呢；如果他們不如意會不會槍殺我們的代表呢。大家還異口同聲地強調說，必須選派能夠老練地對付這一切情況的人作代表。
那時，在我們當中沒有合乎這個標準的人。要與于司令談判。就得選出歲數較大的人，可是在我們當中歲數大的只有朴勳、金日龍和胡澤民三個人。金日龍雖比我大十多歲．可是他不會說中國話。其他的人都是和曹亞範一樣剛從學校畢業的18～20歲的青年小夥子。
我向大家提議派我去。
同志們都表示反對，說成柱同志是隊長，于司令說你是共產黨，殺害了你，怎麼辦。所以，最好在陳翰章、曹亞范、胡澤民等中國同志當中，選派一個善於外交的人去。
我問大家，我去了，于司令為什麼要殺害我呢？同志們說，那誰知道呀？見了你，說聲“高麗棒子”，就殺了你，那不就完了。別人都被殺了，難道就不能殺你嗎？尤其是在汪清的關部隊事件後，救國軍一看到朝鮮青年，就更眼紅．你還是不去的好。
所謂關部隊事件，是指汪清的李光同志領導的秘密遊擊隊解除了名叫關部隊的反日部隊武裝的事件。由於這一事件，遊擊隊和救國軍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遊擊隊的活動面臨更大的困難。汪清來的通信員說，關部隊事件後，他們那裏的救國軍為了報復，把好幾個遊擊隊員抓去槍斃了。金策同志在北滿被山林隊逮捕，差點送命，也是這個時期。
我還是堅持要去。我所以這樣堅持，並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出眾的外交藝術，或者有什麼能折服于司令的特殊處方，而是因為遊擊隊的存亡取決於同于司令的談判，我們的成敗也取決於如何協調同他們的關係，不把救國軍變成同盟者，我們就不僅無法在東滿開展遊擊戰，而且連家門都不能自由出入，這已成為無可爭辯的現實。還因為如果我們不能過好這個關，開展武裝鬥爭，那麼作為一個朝鮮男兒活著就沒有意義，也沒有理由活著。
我說服他們說，怕死是幹不了革命的，我會中國話，在搞青年運動時又經歷過多次風浪，我去了，就能見到于司令。所以，應該由我去。然後，我就帶領朴勳、陳翰章、胡澤民和另外一個中國青年去找于司令。這是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冒險之行。
對方的司令部駐紮在兩江口。
我們約好如果救國軍問我們從哪里來，我們不要說是從安圖來，而要說從吉林來。向救國軍說出遊擊隊駐紮區東滿的地名，是不適宜的。
我們在通向大沙河的路上遇到了于司令的部隊。幾百名的隊伍像在《三國志》裏看到的那樣，打著寫有“于司令”字樣的旗，威風凜凜地走過來。這是在於司令的部隊在南湖頭消滅日軍，繳獲了機槍之後，正是他們的名聲大振的時候。
“要不要躲一下？”胡澤民不安地回頭望著我說。
“不，要迎面前進！”我說著繼續朝前走去。他們四人也採取共同步調，並肩走在我的兩旁。
救國軍看到我們，就大聲喝道：“高麗棒子，過來！”接著他們不由分說地要逮捕我們。
我用中國話抗議說，我們也和你們一樣是抗日的，為什麼要逮捕我們。他們反問我，你是不是朝鮮人，我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是朝鮮人，然後指著陳翰章、胡澤民他們說，他們是中國人。“我們有急事要商量，找你們的司令。快把我們領到你們的司令那裏去。”
我正顏厲色地提出了要求，他們的態度稍緩和了些，要我們跟他們走。
我們跟著他們走了一段。這時，有個原東北軍軍官裝束的指揮官下了吃午飯的指令，然後把我們拘禁在一個農民家裏。
出乎意料，我念毓文中學時的導師劉本草先生走進屋來了。劉本草先生曾在毓文中學教過漢語，後來又在文光中學和軟化中學任過教。他跟尚鉞先生有深厚的交情，同陳翰章也很熟。先生為人忠厚，知識淵博，給學生介紹了很多好書，寫出好詩來也樂於給學生們朗誦，所以我們都愛戴他，尊敬他。
我和陳翰章認出是劉本草先生，歡呼著跑了過去。正處於逆境的時候見到了劉先生，倍加高興。
劉本草先生也又驚又喜，一連串地問我說，你怎麼在這裏？怎麼來到這裏？往何處去時被捕的？
我簡單地說明了一下。先生聽完就大聲指示部下說：“要好好招待他們。我也要在這兒跟他們一起吃午飯，備些好菜。”原來，他在日軍侵入滿洲後就離開講臺，投到于司令的部隊裏當參謀長了。
劉本草先生同我們一起吃飯時說，他眼看著國家淪亡，忍無可忍，穿上了軍裝，可是要帶著愚昧無知的部下打仗，令人焦心的事不止一兩樁，並問我們願不願意跟他們攜手共事。我們表示同意後，要他幫我們去見於司令。他說，原在兩江口的于司今，現在要到安圖縣城去，跟他一塊去，就能見到司令。
於是，我對他說：
“老師，我們也想組織一個朝鮮人的部隊。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怨恨朝鮮人要比中國人更深。反日部隊為什麼不讓朝鮮人抗日，老是對他們施加暴行，加以殺害呢？”
“可不是嘛，我老勸他們不要這樣，可是這些無知之徒連共產黨是什麼都不知道，卻總是這樣。共產黨抗日，有什麼不好？”
劉本草先生也表示憤慨。
我聽了他的話暗自高興，心想這下好了，有活路了。我當場派樸勳回小沙河告訴那裏的同志們，我們都平安無事, 於司令部隊的參謀長真心幫助我們，遊擊隊合法化有希望了。
午飯後，我們跟著劉本草先生前往安圖城。
劉本草有一匹專用軍馬。我們勸他騎。可是他說：“你們都步行，我一個人騎馬，那還像話嗎。咱們一面走一面談吧。”他就這樣一直同我們一起步行到了城裏。
反日部隊的士兵們胳臂上幾乎都戴著臂章，上面寫著“不怕死，不擾民”。
與士兵們給人的兇惡印象相反，他們的座右銘卻非常健康而又富有戰鬥精神。這使我又添了一縷希望，同于司令的會晤也許能有好的結果。
那天，我們在劉本草先生陪同下，毫無阻礙地見了于司令。他也許是看在參謀長的面上，對我們以禮相待，並給了很高的待遇。他們這樣做，也許還因為他們探聽到我們都是中學畢業，是會講、會寫、又會使用武器的血氣方剛的青年，便想把我們留下來使用。
不出所料，于司令真地要我們加入他們的部隊。他要我擔任司令部宣傳隊隊長。
我的本意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軍隊，使其合法化，可是于司令卻要我當宣傳隊隊長，這可真叫我為難。我要是拒絕，那就一定會惹怒于司令，也會使劉本草先生難堪。
我想，雖然事與願違，可是只要能得到于司今的信任，或許能交上好運，便答應了下來。
于司令非常滿意，當即叫部下寫了任命狀。
我就這樣當上了司令部宣傳隊隊長。他還任命胡澤民任副參謀，陳翰章任秘書。這雖然是出乎意外的荒唐的結果，但對我們來說，又是不能不經由的梯子。實際上，這一“飛黃騰達”，對遊擊隊的合法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把我們躲在人家後屋時的處境和經劉本草先生介紹深深地打進於司令部隊心臟的今天相對比，心裏暗自高興，心想，這下可好了。
那天晚上，我們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救國軍抓了七八十名從延吉去富爾河的朝鮮青年，押到城裏來了。
我抑制不住滿腔的憤怒，愕然地在遠處望了一會兒那些被抓的青年，然後跑到了劉本草先生那裏，說：
“劉先生：出事了。劉先生的士兵又抓來了一大批朝鮮人。那些人當中有親日派嗎？我看，他們當中沒有親日派。是不是應該調查一下有沒有日本鬼子的走狗，然後再處理？”
劉本草先生聽完後說：“成柱；你去看看吧。我們是相信你的。”
“劉先生，我一個人去怎麼行呢？還是先生跟我一起去吧。劉先生不是講話講得好嗎，只要您出去講一席話，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也都會受感化的。應該想辦法把他們感化過來，讓他們去打日本鬼子才對。老是殺那些並不是親日派的人，有什麼好處呢？”
“成柱，你不是也講得很好嘛，我還講什麼呀，你一個人去吧。”
劉本草先生擺擺手，硬是推讓。
正如先生所說，我在學生時代，講話講得多，倒是事實。我在吉林、敦化、安圖、撫松、長春等地，作了很多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的野心，呼籲朝中人民團結的講話。劉本草先生是知道的。
“劉先生，我用朝語講話，先生部隊的老爺們怎麼知道我在講什麼呀！他們會不會懷疑我搞什麼壞宣傳呢？”
劉本草先生聽了，還是擺擺手，催我快去。他說：
“成柱你頂多是宣傳共產黨唄，沒關係，由我作保，你只管放心講吧。”
這位老師已經知道我與共產黨有關係，在搞共產主義運動。
“共產黨的宣傳，如有必要，也要搞嘛。那有什麼不好呢？”我說。
那時，若不是互相信任，我就不敢在劉本草先生面前說這種話。如果他們說我也是共產黨、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便幹掉我，那我也就完了，還能有什麼辦法呢?但是，先生和我有著格外親密的關係，所以沒有發生這類事情。
早在毓文中學時期，我和劉本草先生就親密相處，毫無隔閡。我在吉林念書的時候，劉先生體貼我，無微不至地照顧我。
我和劉本草先生正在說話的時候，于司今走進了參謀部。他望著那些被抓來的青年說，又抓來了共產黨，共產黨不知什麼時候在滿洲養出了那麼多崽子。說著他搖了搖頭。
這時，劉本草先生趕緊給我遞了個眼色，說，宣傳隊長快出去跟他們談談吧。朝鮮人不可能全是共產黨，共產黨員也不會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嘛。
于司令聽了參謀長的話，大發雷霆，說：
“你說什麼，他們搞暴動，搶土地，甚至把日本鬼子引進來。你還敢說共產黨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看來于司令對朝鮮人的偏見是盲目的，比預想的要嚴重得多。他對共產主義者的誤解也十分嚴重。我決心無論如何要說服于司令，就不揣冒昧地沖他說：
“司令，你說共產黨不好，是從書本上看到的，還是聽人家說的，不然，你為什麼說共產黨員不好呢？”
“看什麼書呀，我是聽人家說的。有嘴的人都說共產黨員不好，我也就認為他們不好。”
聽了他的話，我不禁愕然，卻又放心了。他不是通過親身體驗而得到的見解，而是聽風聞產生的誤解，我也就有信心把他改變過來。
“司令，您心無主見，盲目地聽信人家的話，怎麼能成大事呢？”
在我旁邊的陳翰章和胡澤民都是共產主義者，參謀長也支持我們，于司令就等於被我們包圍了。
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機會，便繼續說服他：
“司令，幹嗎老殺那些青年呢，雖然不能馬上給他們發槍，可是不妨給他們每人發一支長矛，讓他們去當突擊隊，看看他們同日本鬼子打仗打得怎麼樣。如果他們打得好，那就再好不過了。何必白白殺死他們呢？”
于司令聽了我的話，說：“嗯，這話也有道理。宣傳隊長你去解決這個問題吧。”
我走到那些被抓來的青年中間，寫了張條子讓他們偷偷傳看。條子上寫的大意是，除非被查出證據，你們決不要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搜身時被查出來的傳單《告反日士兵書》，就說是在哪兒撿來的。當然，他們是無從知道這張條子是從哪兒來的。
我一出現在這些青年面前，他們都以憤怒的目光盯著我。看來，他們似乎在懷疑我是在於司令手下當幫兇的壞蛋。
我承受著他們充滿敵意的目光，問他們說：
“你們當中有沒有聽說過金成柱這個名字的？”
我這一問，冰冷的緊張氣氛被打破，場內響起了嗡嗡的議論聲。有的回答說聽說過，也有的青年說沒聽說過。
“我就是金成柱。現在我在於司令部隊當宣傳隊長。”
“于司令剛才要我瞭解一下你們願不願意同救國軍聯合起來共同戰鬥。願意跟我們一起戰鬥的，請回答說‘願意’。”
大家異口同聲地大聲說：“願意！”
我去找于司令，照實彙報了青年們的表現，並提議說，我們是不是把他們收進來，讓他們同日軍打一仗。
于司令當即表示同意。於是那些青年的命運就按我們的要求決定了。
我們面前展現出了實現反日聯合戰線的更寬廣的道路。
正當我們快到遊擊隊合法化的門口的時候，在幕後操縱于司令的朝鮮人顧問卻出來找麻煩了。他是屬於金佐鎮派的老民族主義者，在南湖頭種地，九·一八事變一爆發，他就參加了救國軍。他有知識，頭腦聰慧，深受于司令的信任。
這個人便是唆使于司令迫害共產主義者的謀士。他說，七八十個人，連調查都不調查一下，就收進來，這可是輕率的舉動，說不定他們當中還有親日派呢。
不把這個人壓下去，我們的活動就有可能又遇到嚴重的困難。
有一天，我向于司令低聲問道：
“聽說部隊裏有個朝鮮人，為什麼藏起來，不讓他出來呢？”
于司令說，怎麼？你們還沒見過面？於是指示一個部下把那個人喊來了。
這個人身材高大魁梧。
我先打招呼說：“認識認識吧，先生年紀大，經驗豐富，我們年輕人不懂事，請您多多指教。”
他也作了自我介紹。他說，他聽說司令部新來了一個會說中國話的朝鮮青年，當宣傳隊長，輔佐于司令，他作為一個朝鮮人感到非常高興。
他竟然以朝鮮人的名義談論民族，我便抓住這個機會，沖他說：
“既然這樣，就應當多募集願意反日的人才對，為什麼老殺害他們呢？因為思想不同，就殺害，那還行嗎？朝鮮人不能在祖國生活，這已是很不幸的事了；被趕到滿洲，又被救國軍抓去喪命。這豈不太冤枉了嗎？不管是搞共產主義的，還是搞民族主義的，不要分什麼主義，而要讓他們都團結起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鬥爭。老是排斥和殺害他們，有什麼好處呢？”
那個人留心地望著我，說宣傳隊長說得對。第二個障礙便這樣排除了。
于司令看到我們的談話在友好的氣氛中結束，滿意地微笑了。
我向于司令說，您要是信得過我，宣傳隊長就讓胡澤民兼任，讓我用朝鮮人組織一支部隊，當隊長去打仗，不知可否？
劉本草先生支持我說，這話有理。
于司令問我說，如果用朝鮮人另組織一支部隊的話，槍支怎麼解決呀？
我回答說：“槍支嘛，您就不必操心，我不會向司令伸手要。我們準備奪取敵人的武器來武裝部隊。”
于司令聽了我的回答，表示十分滿意。
“那你就組織一支部隊吧。不過，給了你們武器，將來你們把槍口掉轉過來怎麼辦？”
“這一點，請您不要多心，決不會有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再說，即使掉過槍口，司令的強大部隊還怕抵擋不了像我們這樣的孩子兵嗎？”
于司令揮揮手，哈哈大笑說，隊長是不是把開玩笑當真了。
我怕一開始就說要從救國軍分離出去，會惹怒于司令，便請他以司令的名義給部隊起個名稱。
在旁的劉本草先生說：“那就叫別動隊吧。我看叫朝鮮人別動隊好些。”
于司令和我都贊同了劉本草先生的意見。
隨著別動隊的誕生，秘密遊擊隊合法化的基礎工作，就勝利結束了。我把安圖的秘密遊擊隊成員和被拘留在於司令部隊的七八十個青年，都收進這支別動隊裏，實現了遊擊隊的合法化。
我分別拉著陳翰章和胡澤民的手，走出了于司令的房間。我們連聲說“勝利了！”、“特大成功！”，整夜漫步在城市周圍。
胡澤民遞給我一支香煙，叫我吸一口試試。他說，今天這樣的喜慶日子，最好喝酒喝個醉，沒有酒，就吸煙吸個醉也好。
我第一次把香煙叼在嘴上吸了一口，嗆得我直打噴嚏，弄得胡澤民和陳翰章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看你，連煙都不會吸，遊擊隊長怎麼當呀。”胡澤民開玩笑地說。
我回到小沙河一報告談判成功的喜訊，那些蹲在人家後屋的同志一哄而起，把我抬在肩頭上擁出了門，三呼萬歲，讓全村人都能聽到。
被譽為名歌手的金日龍竟然唱起《阿裏郎》來。在這樣喜慶的日子，本應該唱輕快活潑的圓舞曲或雄渾有力的進行曲，一個鋼鐵般的男子漢金日龍卻唱出了《阿裏郎》這樣的悲歌，只能說是反常的了。
金哲（金哲熙）搖著金日龍的胳膊問：
“日龍哥；這樣喜慶的日子，你何必唱這種歌呀？”
“不知道，我也說不上怎麼沖口唱出了《阿裏郎》來。我們不是闖過了那麼多的險關嗎？”金日龍停止唱歌，淚汪汪地望著金哲說。我聽著他的話，肅穆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他說的，我們迎來這一天，經受了多少嚴峻的考驗啊！可以說金日龍的一生就是這些考驗的縮影。他曾輾轉于朝鮮、滿洲和濱海省，作為獨立軍搞過民族主義運動，也搞過共產主義運動，可以說是個風雲人物。他在這一過程中，歎息過，也流過很多淚，經歷了種種人間苦難。
《阿裏郎》可以說是對他的一生的概括。在應該把歎息換成歡笑，從挫折轉人進攻的這一歷史的岔路口，金日龍以《阿裏郎》最終地回顧一下多難的過去，在青天下盡情唱出了新起點的喜悅。
那時，要是我們沒有遇到劉本草先生，我們的命運、遊擊隊的命運將會如何呢？我現在也常想起這事，默默地向已故的劉先生致謝。
在於司令部隊裏，對我們的談判成功最感到高興的，正是劉本草先生。我們離開的時候，他一直把我們送到軍營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滿懷激情地說，我們不再是敵人了，我們成了兄弟，成了友軍，讓我們狠狠地打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吧。
後來，當我聽到先生去世的噩耗時，回憶起在安圖城進行的難忘的談判情景和毓文中學時期，我悲傷地流了淚。
由於同于司令的談判取得了成功，我們實現了遊擊隊的存在和活動的合法化，有了同我們聯合起來共同抗日的同盟軍。談判的成功，還使我們有了這樣一種信心，只要主張愛國家愛民族這個大義，就是同思想與信念互不相同的他國民族主義者也能形成統一戰線，進行共同鬥爭。
我想，這一信心對我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活發生了很大影響。當出現需要團結那些思想和信念不同的民族主義者或生活經歷複雜的資產階級出身的各階層人士的問題時，遇到猶豫不決或懷有偏見的幹部，我就想起同于司今談判的經驗，開導他們度量要大。
我回到小沙河，向在汪清地區苦心做救國軍工作的李光，詳細地通報了同于司令進行的談判內容和組織朝鮮人別動隊的經過，並交給他要以安圖的經驗作參考，在汪清立即組織一支別動隊的任務。
直到那時，李光仍在進行著地下活動。我向李光派去一個中隊人員，讓他在那裏組織別動隊，從地下活動轉為合法活動。
所謂別動隊，就是指由朝鮮人組成的特殊部隊。在由朝鮮人組成的部隊當中，在同救國軍的關係上能夠合法活動的，只有我們和李光他們。
那時，我們用別動隊的名稱，可以說是為保障我們遊擊隊的合法活動，加強同救國軍的聯繫，同他們形成反日聯合戰線而採取的一個策略措施。
組織了別動隊之後，我們積極推進了擴大和改組這支部隊，以便在短時間內建立反日人民遊擊隊的籌備工作。
確定隊伍編制的工作，引起了許多爭論。
那時，有些同志為遊擊隊隊伍裏工人成分不多而非常擔心。調查了一百多名入伍對象，大部分是學生出身和農民出身。有幾個人為之一驚，表示憂慮說，工人成分少，這在組織革命軍隊方面，是不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會不會成為將來革命軍變質的因素。
我真誠地開導了這些同志：工人階級應該成為革命軍隊的主要組成成分，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學的普遍原理，但是沒有必要機械地運用這條原理。在我國居民中，農民占絕大多數，比起農民，工人階級在數量上極少。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建立遊擊隊的工作推進到工人階級數量大大增加以後。在我國，農民和學生出身的人的革命覺悟和民族精神並不次於工人階級。即便出身不同，只要是以工人階級的思想去進行鬥爭就行。農民和學生出身的人多，並不成為革命軍變質的因素。
在建立指揮體系方面，我們也沒有把既成公式絕對化，而是根據遊擊戰爭的特點和要求，本著執行口令的戰鬥人員多於喊口令的人的原則，組織隊伍，確定編制。也就是說，使指揮體系高度簡化。所以，部隊裏沒有另設後勤部門和主管這項工作的指揮員，把所有的隊員都培養得既會做飯洗衣，又會打仗，如有需要還能做政治工作。
那時，我們要是有了克勞塞維茨寫的《戰爭論》這樣的書，那該能得到多麼好的啟示啊。當時我們的水準很差，停留在只知道部隊編制中的三三制是拿破崙創立的這種常識上。至於克勞塞維茨，只聽說過他的名字。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期，我才第一次弄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必須簡
化指揮體系，多配備些戰鬥人員。他的這一主張，很容易地引起了我的共鳴。
反日人民遊擊隊是以連為基本戰鬥單位組成的。我被選為隊長兼政治委員。
遊擊隊的軍裝是用櫟樹皮做的染料染成的綠色布縫製的。左胸前縫上五角形紅布，上面寫上連隊番號。帽徽是紅星，腿打白色綁腿。確定服裝制度，可以說是遊擊隊籌建工作的最後一道細節作業，我們以愉快的心情一個個解決了這些問題。
婦女會會員們根據我們認真討論決定的服裝制度，開始縫製軍服。
那時，我母親雖然纏綿病榻，卻也同其他婦女會會員們一起，盡一切誠意裁衣，操作縫紉機。
1932年4月下旬，我們在安圖召開了組織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最終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最終審查了志願入伍者，討論了舉行遊擊隊成立典禮的時間和場所，確定了當前的活動區域，採取了有關遊擊隊活動的各項措施。
這次會議後，志願入伍者先集合到三道白河入口處的劉家粉房（發財屯），然後集結到小沙河。志願入伍者有一百多名，至今我還記得名字的有：車光秀、朴勳、金日龍（小沙河）、趙德化（小沙河）、麻子（別名，小沙河）、趙明化（小沙河）、李明洙（小沙河）、金哲（金哲熙，興隆村）、金鳳九（興隆村）、李英培（興隆村）、郭○○（興隆村）、李鳳九（三人坊）、方仁鉉（三人坊）、金鐘煥、李學用（國內）、金東振（國內）、朴明孫（延吉）、安泰范（延吉）、韓昌勳（南滿）等人。
1932年4月25日早晨，我們在土器店溝的臺地上舉行了反日人民遊擊隊成立典禮。
在四周長著落葉松林的空地上，遊擊隊員們個個穿上新制的軍裝，攜帶著武器，在空地的一邊按分隊整齊地列好隊。從小沙河和興隆村一帶擁來的許多群眾興高采烈，談笑風生。
我深情地望著他們生氣勃勃、威風凜凜的面貌，眼前浮現出了種種往事。為建立這支武裝隊伍，我們的同志們走了多少路，開了多少次會議，作了多少次演說，爬過了多少高山峻嶺。在這過程中，曾有過多少令人痛心的犧牲！反日人民遊擊隊，是以許許多多同志可歌可泣的辛勞、浴血鬥爭和犧牲為代價換來的革命的寶貴產兒。
我恨不得把那些沒有看到這一天便犧牲了的同志和已故的人都叫到這土器店溝臺地來，我抱著這種心情，慷慨激昂地開始了講話。
我一宣佈反日人民遊擊隊成立，隊員們就高呼萬歲，人民群眾也都熱烈鼓掌喝彩。
在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戰鬥節日5月1日那天，我們反日人民遊擊隊抖著紅旗進人安圖縣城，吹號敲鼓，雄赳赳氣昂昂地舉行了閱兵式。
這天，被任命為反日人民遊擊隊指揮員的金日龍，在部隊行進中擔任了領唱。
這天，不僅是市民，就連反日部隊官兵也紛紛擁到街上來，豎起大拇指表示熱烈歡迎，鼓掌祝賀。
武裝示威結束，部隊回到了土器店溝。這時，車光秀和金日龍跑到我家去，扶著我病中的母親來了。
我看到的是母親那被病魔折磨的面容、眉間的皺紋、頭上的白髮，然而母親的眼睛卻是笑眯眯的。她走近李英培，久久地撫摩著槍、子彈帶和五角星，接著走到金哲、趙德化、金日龍、方仁鉉、車光秀跟前，摸摸這支槍，又摸模那支槍，拍拍這人的肩膀，又拍拍那人的肩膀，眼睛終於濕潤了。
“真是好樣的。有了我們的軍隊，這回可好啦。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光復祖國呀！”
母親的聲音哽咽了。母親一定是把獻給我們的一切至誠全置諸腦後，在緬懷著祈願祖國光復而先走的我的父親和那些愛國志士的辛勞吧。
後來，延吉、汪清、琿春、和龍等東滿的其他地方，也陸續建立了遊擊隊。金策、崔庸健、李紅光、李東光等朝鮮堅貞的共產主義者在北滿和南滿也先後組織了遊擊部隊，向敵人開了火。
1932年的春色，在抗日大戰的槍聲中越來越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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