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 | 第六章 考驗的年代 | | 挺進南滿 | | | 遊擊隊活動合法化和抗日遊擊隊正式成立後，我們的同志深入討論了如何邁出第一步的問題。
我們在縣城舉行了閱兵式後回到小沙河，安排隊員分散住宿，每個農戶住三四名，讓他們休息幾天，同時討論了遊擊隊的活動方向。這次的討論，也和在卡倫和明月溝一樣，爭論得非常激烈。
看他們聚在一起急診的情景，真可以說個個都是雄辯家。
大家對遊擊戰的看法各異，關於遊擊戰術的主張和解釋也各不想同。
這是個文化水準和生活經歷各不相同、原屬團體也不同的一百多青年組成的集體，他們的主張自然也難免各色各樣。
他們的主張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小組論”。所謂小級論，是主張不要採用連、營、團、師這種老一套的部隊編制，而要組成機動靈活的許多武裝小組，不斷地開展消耗戰，來打敗敵人。他們說，把遊擊隊細分成三五人一級的幾十、幾百個小組，按照參謀部的統一作戰計畫，在各地開展活動，就能使日本帝國主義屈服。
這一主張的提倡者們說，以武裝小組為基本戰鬥單位的遊擊戰，還可能創造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一種新形式。
來自敦化和延吉的青年中，主張小組論的人特別多。這兩個地方的青年，受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影響最深。他們的思想方法裏，還殘存著這一路線的流毒。
車光秀對這種武裝小組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它是布朗基主義的現代版。對車光秀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他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所以要回避大部隊的全面武裝對抗，組成幾個人一夥的小組開展活動，像羅錫疇和薑宇奎那樣，向敵人的頭子投擲炸彈，火燒敵統治機構，處決親日派、民族叛徒。這就是武裝小組論的實質。
武裝小組論，是披上了遊擊戰外衣的恐怖主義的變種。
如果按著這一主張行事，實際上我們就等於放棄大部隊遊擊戰。這意味著在鬥爭方法上的後退。我們是不能容許這種後退的。
在反日人民遊擊隊成立前後，由於我國愛國者的活動，在日本和中國發生了兩起轟動一時的事件。一個是，李奉昌烈士在東京日本宮城櫻田門前向日本天皇乘坐的雙頭馬車投擲炸彈的義舉；另一個是，同年4月29日，尹奉吉烈士在上海虹口公園投擲炸彈的事件。由於投擲的炸彈沒有命中，李奉昌沒有達到炸死日本天皇的目的；而尹奉吉則取得了成功，當場炸死了前來虹口公園參加慶祝日本天皇誕辰典禮的駐滬日軍司令官白川大將、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和日本在滬居留民團團長河端，還使日本駐中國公使、第9師師長、海軍大將等軍政要員多人受重傷，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震動。
李奉昌向日本天皇的行列投擲炸彈被捕後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中國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以特大字型大小報導說，“韓人李奉昌狙擊日本天皇不幸不中”，其他許多報紙也都以頭條新聞，廣泛介紹了李奉昌的義舉。這條報導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以致當地的日軍和員警，襲擊、破壞了《民國日報》社。用過“不幸”這個字眼的各報社，也都被勒令停刊封閉。
對尹奉吉的義舉，朝中兩國人民一致給以極大的贊許。上海虹口公園事件發生後，中國的社會名流接連請求與這一事件的組織者和幕後操縱者金九會面。連那些對日本的侵略採取投降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頭頭們，也為朝鮮民族堅強的抵抗精神和英勇精神所感動，
答應從經濟上資助旅中朝鮮人了。
李奉昌和尹奉吉都是金九的部下，是金九主持的韓人愛國團的成員。韓人愛國團的抗日鬥爭方法，是恐怖活動。
繼李奉昌和尹奉吉的義舉後，接著在大連發生了金九派去的愛國團團員以暗殺關東軍司令官未遂的嫌疑被捕的事件。他們是計畫利用日本軍政要員到大連站迎接從奉天來大連的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的機會，暗殺關東軍司令官、滿鐵總裁和新任外事部長等人的。金九甚至還計畫派人處決朝鮮總督。
擊斃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被推崇為民族英雄；李奉昌、尹奉吉的義舉，也引起了強烈反響，不僅在國內，而且在美洲、濱海省、滿洲等地的僑胞社會也為之沸騰。適應這種時代空氣，恐怖主義迷住了充滿敵愾的許多朝鮮青年。在這樣的情形下，出現了武裝小組論這類主張，甚至把它提到確定反日人民遊擊隊活動方向的會上來宣揚，是不足為奇的。武裝小組論的提倡者們極力主張，只要在朝鮮、日本、中國各地，連續發生像尹奉吉那樣的義舉，那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堡壘就會發生動搖。
第二類，是“立即轉人全面武裝進攻”的主張。金日龍等人對武裝小組論感興趣，而朴勳、金哲（金哲熙）等人則迷戀於立即轉入全面武裝對抗的論調。樸勳只見過在大城市幾千幾萬正規軍和暴動群眾喊聲連天的混戰場面，所以他看不起武裝小組論，固執地主張必須立即轉入全面的武裝進攻，這倒還有情可原；但是入贅做婿的、性情溫順的金哲，卻與自己的性情不協調地大發議論，力主一開始就應該大張旗鼓地幹。這就叫人感到稀罕了。
主張立即轉入全面武裝進攻的人們，也都有一定的論據。日本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不費吹灰之力就達到了霸佔滿洲的目的，還佔領了上海等中國關內的許多要衝。在東北三省出現了名為“滿洲國”的傀儡國家。下一個目標是哪里？那當然是中國關內和蘇聯。目前，日本軍隊雖然在觀望局勢的發展，減慢了進攻速度，但他們一定會製造藉口來進攻中國關內、進攻蘇聯，這是洞若觀火的。因此，現在用已建立的武裝部隊開展全面的軍事作戰，就等於給深陷戰爭泥坑中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後腦勺以重重的一棒。我們遊擊隊採取積極的進攻態勢，是時代的命令……這便是他們的論據。
金日龍只用“要看被子長短伸腿”的俗語簡單地駁斥了這種急進的主張。實際上，那是根本沒有考慮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準備程度的盲目的只憑主觀想像的主張。
當然，我們在卡倫提出的武裝鬥爭路線，是預計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全面武裝對抗的。抗日武裝鬥爭的基本形式，將是有組織的、全面的武裝對抗，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剛邁出第一步的遊擊隊，毫無自身準備地一開頭就走這條路，那就無異於自殺了。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論調。那就是以“知敵知己，百戰百勝；不知敵我，百戰百敗”這一道理為幌子的“慎重論”。
慎重論的提倡者們說，我們的對手是強敵，而我們自己呢，不論在數量上或在品質上，都不過是剛剛出土的幼芽；當然我們將強大起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現在還是應該隱秘地進行活動，從數量上和品質上堅持不懈地培養實力。我們的鬥爭是長期性的，所以要耐心地積蓄力量，看准敵人削弱的機會，一舉打垮敵人。
這一見解遭到了人們的非難，說這種“慎重論”是不冷不熱的、無法估量時間的、渺茫的東西。這種論爭並不是在小沙河頭一次出現的。在孤榆樹組織革命軍的時候，在卡倫確定武裝鬥爭路線的時候，在明月溝會議上通過關於有組織地開展遊擊戰爭的決定的時候，都曾進行過類似的論爭。因此，除了很早就和我們一起過組織生活的以外，其他同志就很難充分領會我們的意圖。
在隊伍內就重要的路線問題出現如此互不相同的意見，可以說是一個如實地說明反日人民遊擊隊還處在幼年期的很好的事例。我們的部隊，是由來自不同地點和組織，職業、文化水準各不相同的青年組成的。他們有些是定期閱讀《東亞日報》、《朝鮮日報》等報刊和中學講義等教材提高了水準的；有些是讀了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崔曙海的《出走記》等小說，抱著改造社會的理想參加遊擊隊的；還有些是從沒有邁過學校門檻，在赤衛隊或少年先鋒隊等革命組織經過幾年的政治鍛煉後，得到一支槍參加了武裝隊伍的。因此，他們對事物的理解水準，自然就有差別了。
這種情況，要求我們為了在部隊內保證思想上的唯一性、行動上的一致性和習慣上的統一性，必須特別注意做好組織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為此首先就要採取措施，統一對遊擊隊的戰術原則和重要路線的認識，不經過這道程式，剛誕生的反日人民遊擊隊，有邁出第一步就擱淺的危險。
我和車光秀一起到每個村去，向不大理解我們的戰術意圖的同志們說：
“武裝小組論，是想重蹈安重根的老路的思想。想用恐怖活動使日本帝國主義屈服，是一種妄想。伊藤博文死了，可是日本的統治仍然存在，而且還製造了個‘滿洲國’，甚至把魔爪伸到中國關內。根據情況，反日人民遊擊隊有時可能開展小組活動，但小組不應該是基本戰鬥單位。
“主張立即轉入全面武裝進攻的論調，也是不現實的。一百多人的部隊同日本的幾十、幾百萬大軍正面交鋒，這簡直是荒謬絕倫。如果以為能用一百人的衝鋒戰壓服幾十萬大軍，那該是多麼輕率的判斷啊。同志們，你們千萬不要低估敵人。
“那麼，該怎麼辦呢，暫時要以連隊為基本單位展開遊擊戰。以小組為單位開展活動，是成不了氣候的。將來部隊擴大了，也可以以更大的單位開展活動，可是目前，還是以連隊為單位開展活動最為理想。不可能一開始就組成大部隊，這一點你們不是也清楚嗎。抗日戰爭，不可能是以幾場戰鬥結束的短期戰。因此，首先要從小股力量開始，然後在戰鬥過程中不斷積蓄和擴大武裝力量，到時候，就同全民武裝起義配合起來進行決戰，爭取最後勝利。我們要以輕便的武裝，機動靈活地運動，使集中的敵人分散，再各個擊破，避大吞小，要用這種方法，始終掌握戰略戰術上的優勢，以不斷的消耗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這就是遊擊戰，遊擊戰的妙處就在這裏。主張不打仗而悄悄地積蓄力量，到時候一舉消滅敵人的慎重論者同志們，你們以為沒有鬥爭和犧牲，不流血，時機也會自行到來嗎？你們要記住，沒有人會恩賜給我們取得獨立的機會。這種機會，要由我們自己用鬥爭來爭取。”
我就這樣使隊員們領會了我們的意圖。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隊員都能立刻理解我的話。也有些青年不收回自己的主張，固執己見。
我認為，只有鬥爭實踐，才能給這個各持己見的論爭作出結論，判明真理在哪一邊。我為確定遊擊隊的活動方向，不惜花費時間進行研究。
當時，我們踏上了抗日戰爭征途的部隊，面臨著下列幾項任務：
第一，要在實踐鬥爭中鍛煉反日人民遊擊隊；第二，要從品質和數量上迅速擴大和加強部隊；第三，要牢固地奠定革命軍隊可以依靠的群眾基礎，把各階層廣大群眾團結在遊擊隊的周圍。
我們認為，遠征南滿，是完成上述任務的突破口，便把它規定為1932年的主要戰略任務。
我們在安圖建立的武裝部隊，有著不同於在其他縣和區建立的武裝部隊的特點。其他縣的遊擊隊，是由該縣的青年組成的，而安圖遊擊隊是由東滿和南滿各縣選拔的先進分子和來自國內的先覺組成的。其他地方的遊擊隊以在本地進行活動為原則，我們的部隊則不把活動範圍局限於一兩個地方，而以在白頭山地區和鴨綠江、豆滿江沿岸整片地區進行活動為原則。
從地域上看，安圖是非常有利於打遊擊戰的地方，可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這裏。我們剛剛破土而出的遊擊隊，需要到廣闊的大地，在風雨中培養莖幹枝葉，紮根於人民群眾中。對那些急躁冒進行為，需要警惕，而對那些只顧保存自己，原地踏步，虛度歲月的思想和行為，也是不能容許的。
這就是我們把遠征南滿定為反日人民遊擊隊活動開端的重要理由之一。
當前遠征南滿的主要目的，是同在鴨綠江沿岸進行活動的獨立軍部隊取得聯繫。南滿的通化地區駐紮著梁世鳳司令指揮的獨立軍部隊，我們要同他們結成聯合戰線。
梁世鳳管轄的獨立軍，有幾百人之多。這支部隊也叫朝鮮革命軍。
我們在安圖建立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時候，正是粱世鳳同唐聚伍的自衛軍合作，勝利地打擊日軍和偽滿軍的時期。這個捷報傳到小沙河山溝，使我們感到高興。
樸勳搖著頭說，梁世鳳是反共思想滲入骨髓的國民府系統的民族主義者，怎麼會甘心同共產主義者合作。可是我對他說，我們同中國救國軍也結成了聯合戰線，有著抗日這個共同方針的同一血統的人，有什麼理由不能攜起手來呢！應當千方百計實現同獨立軍部隊的聯合戰線。
我之所以認為同梁世鳳的合作有成功的可能，是因為梁世鳳和我父親有著深厚的交情，過去又很愛護我，我很重視這種過去的情誼和人際關係。我小時候就聽說過，金時雨和梁世鳳同我父親在樺甸結拜為義兄弟，還照了相。梁世鳳和我父親的交情是不同一般的。如果沒有這種關係，他是不會替我給華成義塾寫介紹信的，也不會每到吉林都去毓文中學看我，給我些錢的。當時，我為了湊學費，分文必省，連人家常吃的燒餅都沒買過一個，他給的錢幫了我很大的忙。
旺清門事件後，由於我對國民府感到幻滅，同梁世鳳的關係自然也就疏遠了，可是我對他的感激之情絲毫沒有變。
建立了遊擊隊，苦於找出路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梁世鳳去，這並不是偶然的。結成統一戰線當然是主要的，可是我還有一個殷切的願望，那就是很想得到有多年實戰經驗的粱世鳳的指教和鼓勵。
比起還沒有嘗過炮火滋味，只沉浸於出征喜悅的我們來，梁世鳳司令堪稱是身經百戰的老將了。我們曾在民族運動者們面前，多次表明決心說，我們決不按照獨立軍的方法去打仗，這是說我們決不重蹈他們不依靠人民力量的覆轍，並不意味著我們無視他們的軍事經驗和技術。
在旺清門體驗國民府的白色恐怖時，我曾噙著血淚決心再也不跟那些獨立軍老頭兒們來往了。但是我們為了解放民族的共同大業，決定不咎既往。否則，就不可能實現合作。在南滿，除了梁世鳳的部隊外，還有由李紅光、李東光等朝鮮共產主義者領導的抗日武裝部隊。李紅光在1932年5月組織的遊擊隊，亦稱磐石工農義勇軍。這支部隊後來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2軍南滿遊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
李紅光之所以成為著名人物，當然同他非凡的智謀和軍事藝術、老練地指揮部隊有關，可是關東軍和偽滿的一些報刊，把他誤說成是“女將軍”，也是一個原因。
李紅光被稱為“女將軍”，是個令人發笑的喜劇性故事。李紅光在結束東興襲擊戰回駐地後，選一個女遊擊隊員審問俘虜。這位女隊員在審問前，自我介紹說：“我是李紅光。”然後要俘虜招供員警兵力的部署情況和“討伐”計畫等等。
這些俘虜被釋放回去後就說“李紅光是個20歲左右的美人”。於是，李紅光是女將軍這個傳聞就在日軍部隊裏傳開了。
李紅光通過武裝鬥爭充分發揮了他作為一個軍事家的機智和膽量，而李東光則在党的建設和實現群眾的意識化和組織化方面，顯示了突出的本領，他是一位優秀的政工幹部。他的名字，早在20年代後半期起，就在東滿地區廣為傳揚。
跟我談過李東光的是金俊、徐哲和宋茂璿。李東光在龍井東興中學讀書時，就作為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嶄露頭角。李東光在龍井與第一次間島共產黨事件牽連被捕後越獄的消息，我是在吉林聽到的。
1930年夏，我在哈爾濱同徐哲同志見過面。他在談話中順帶著說李東光認識我。他說，李東光曾對他說，安昌浩到吉林發表演講時見過我，後來在五裏河子舉行磐石地區農民代表會議時又見過我。我對徐哲同志說，見到李東光，要把我們的鬥爭戰略告訴他，還要轉告我的話：我們總有一天會見面互相認識，在一條戰壕裏並肩戰鬥。
後來李東光歷任南滿特委書記、東南滿省委組織部長，我們在準備遠征南滿的時候，他在磐石縣任區委書記。
在南滿地區也和東滿一樣，朝鮮共產主義者是抗日武裝力量的骨幹。
我們打算到了南滿就同李東光他們取得聯繫。我認為，還處在幼年期的部隊，互相交流經驗，共同摸索鬥爭對策，是有利於發展反日人民遊擊隊的。實際上，我們在抗日武裝鬥爭的整個過程中，一直是在同南滿地區的遊擊部隊的緊密聯繫下展開活動的。在這一過程中，我同李紅光、李東光、楊靖宇等同志建立了割不斷的密切關係。
柳河、興京、磐石等南滿地區，有很多我們的組織。我們在滿洲中部一帶進行活動的時候，曾派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許多優秀幹部到這些地區去進行組織工作。崔昌傑和金園字也派到那裏去了。可是，他們努力建立起來的許多組織，在九·一八事變後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我們挺進到南滿，就會為恢復這些組織、給士氣消沉的革命者灌注活力，打開有利的局面。
有些歷史學家寫得好像反日人民遊擊隊成立後，我們的一切活動都是一帆風順的，沒有遇到任何障礙，也沒有經過任何挫折似的。革命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從把剛建立的遊擊隊的首次活動定為遠征南滿，直到付諸實踐，我心理上確實有過許多苦楚和曲折。
1932年5月，我們在區黨委所在的金正龍家，召開在東滿各縣進行活動的黨及共青領導骨幹參加的會議，討論了遠征南滿和建立根據地的問題。我提出的遠征南滿的方案，得到了全體與會者一致的支援。在部隊內，分成兩三派進行過激烈爭論的青年們，也都欣然接受了這個遠征方針。
有一天，我們正在積極準備遠征，被任命為部隊參謀長的車光秀忽然來找我，表情嚴肅地說：
“隊長同志，既然我們決定遠征，那就在幾天內早早離開這個小沙河好不好，離這兒不遠有公路，敵人的運輸隊不時來往，我看有點不妙；再說，口糧也很困難，小沙河只有四十來家農戶，我們一百多人聚在這裏吃，儘管這裏的人心地寬厚，還是承受不了這個重擔的。”
這裏開春以來鬧饑荒，甚至舉行過春荒暴動，口糧情況，他不說，我也很清楚。
但是，因為敵人運輸隊來往頻繁，所以應該早點離開小沙河，這種想法，我不能同意。
我聽了車光秀要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安圖的建議後，對他說：
“參謀長同志，既然我們拿起了槍桿子，是不是先打一仗？”
“你是說要打仗？”
“對，既然組織了部隊，就應該開始打仗嘛。敵人在我們鼻子跟前來來去去，我們卻坐在一邊袖手旁觀，這有什麼意思？到時候走還是要走的，先在安圖放一槍看看，不打仗，說不上鍛煉隊員。打得好，說不定還能解決遠征需要的物資哪！”
車光秀爽快地表示同意。當天，他就帶著樸勳到公路上偵察了地形，為的是確定宜於打埋伏的地點。他們提出了一個戰鬥方案，埋伏在小營子嶺路口處，突襲路過的運輸隊。他們的建議，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認為，在遊擊隊的戰鬥形式中，埋伏戰是最適宜、最普遍的形式。
小營子嶺位於由安圖到明月溝的中間地點，是由大甸子去大沙河的近路，離小沙河的直線距離大約有40多裏。山勢並不險峻，可是沿著山溝有條曲曲彎彎的大車路，很適於打埋伏。敵人就是利用這條路給安圖地區的兵力補給軍用物資的。
恰巧，這時地方組織送來一份情報，說偽滿軍大車運輸隊載著武器和後勤物資，離開明月溝向安圖方向出發了。我帶領預定遠征南滿的隊員，以神速的夜行軍到達小營子嶺，部署他們埋伏在路口兩旁。
夜間打埋伏戰，本來不能說是合理的戰法。夜裏分不清敵我，打埋伏戰，不如打突襲戰有效。在抗日戰爭整個期間，我們在夜間打埋伏戰的事例並不多。
當時我們剛剛踏上陌生的征途，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幸虧，那天明月當空，照得通亮，避免了自相混戰。
夜已很深，敵人的運輸隊才來到小營子嶺。埋伏在100米前方的第一梯隊隊員們，打來了敵人出現的信號。敵運輸隊是以12輛大車組成的。
我非常緊張和興奮，以至能聽到自己心臟的跳動聲。那時，我切實地體驗到，不論是什麼事，首次碰到，就會產生很大的衝動，感到不安和畏懼。我回頭看了一眼趴在身旁的樸勳，他好像也相當緊張。他是黃埔軍校畢業，又聞過硝煙味，尚且如此，其他隊員如何就可想而知了。第一個埋伏組把敵人放過去，當敵人車隊的約一半走進第二埋伏組火力圈的時候，我跳上岩石，舉起手槍打響了第一槍。霎時，槍聲、喊聲震撼山谷。我們的部隊胳臂上都纏了一條白毛巾，所以容易識別敵我；可是遭到突襲的敵人卻分不清敵我，盲目地亂放槍。十多個敵人依託大車頑抗。我想，再拖時間，情況會對我們不利。
我們繼續射擊了十來分鐘，隨即轉入衝鋒，一口氣結束了戰鬥。敵人死傷十多人，其餘十多人棄械投降，做了俘虜。俘虜都是偽滿軍，只有一個日本鬼子下士。
我對投降的敵人作了簡短的反日演說。
那天晚上，我們用10輛大車載著戰利品回到了木條屯。我們繳獲了步槍17支、手槍1支和100多人夠吃一個來月的麵粉，還有許多布匹、軍鞋。作為首戰的戰利品，這是很可觀的。
深夜12點多，我們在院子裏燃起篝火，圍坐在篝火旁，喝了用繳獲的麵粉做的片兒湯。可以說是慶祝首戰報捷的樸素慶宴。
我喝片兒湯的時候，激動的心情還沒有平息下來。我們不僅吃得香，心情也非常愉快。這天晚上感受的首捷的喜悅和極大的興奮，60年後的今天，我還記憶猶新。
車光秀從近視眼鏡下流著眼淚望著篝火。他忽然握住我的手，聲音嘶啞地說：
“我說，成柱！經過這一戰，我覺得打仗沒什麼了不起的！”
這就是參謀長對首戰的感想。
我的感想歸納起來，也和他一樣。打仗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只要有槍，有膽量，誰都能打。敵人決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強大的。看吧，他們不是舉手向我們投降了嗎！我們要滿懷信心，準備打大仗。我們有把握打贏，我們能夠勝利。這就是我當時的心情。
“這樣的時候，如果金赫在場，該多好啊；要是他在，一定會寫出很多好詩來。你這人呐，怎麼這麼早就去了呢；金赫、信漢、利甲、濟宇、孔榮……你們都到哪里去了！”
車光秀自言自語地訴說著，用手揩了揩流在臉頰上的淚水。他在懷念沒有看到反日人民遊擊隊的誕生就離開了我們隊伍的同志們。
我也緬懷為奠定反日人民遊擊隊的基石獻出了生命的同志們。沒有看到這一天就犧牲了的戰友們的面容，又栩栩如生地浮現在我的眼前，使我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要是他們都活著，我們的隊伍該多麼強大啊！
車光秀摘下眼鏡，站在篝火旁，打著手勢開始演說：
“同志們，我們邁出了第一步。我們爭取到了首次勝利。是誰幹的呢？正是我們大家！”
他張開雙臂，作了個把隊員都擁抱在懷裏的姿勢。
“拿起了槍，就要打，打了，就要勝利。不是嗎？今晚，我們消滅了一個大車運輸隊，不過這是一件小事，但它卻是我們偉大事業的開端。就是說，一條小溪離開深山幽谷，開始流向茫茫大海了。”
我頭一次看到車光秀如此興奮。
那天晚上，他作了很好的演說。他的演說，比我現在憑記憶寫的要生動得多，更富有號召力。很遺憾，我不能把他的演說如實地復述出來。
“同志們，打起來有多麼好啊。我們有了槍，有了糧食，又有了被服和鞋……今天晚上，我學到了偉大而深奧的辯證法。我們要把繳獲的槍支分發給大家。讓我們用這些槍再去消滅敵人吧。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會有更多的槍、更多的口糧，還可以有機槍和大炮。用繳獲的糧食裝滿米袋吧！吃著這些糧食，大踏步地行進吧。直到完全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那天為止，我們要像今天這樣向敵人要武器，要糧食。這不就是我們的生存方式，鬥爭方式嗎。”
他的演說一結束，我最先鼓掌。全場以熱烈的掌聲和喝彩回答了他的演說。
接著不知是誰站起來，唱起了歌。記不得是趙德化還是樸勳了，唱得那麼動聽。
我們就這樣滿懷信心地邁出了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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