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 | 第六章 考驗的年代 | | 最後的容貌 | | | 我們部隊加緊做遠征的準備。有一天，哲柱弟為見我，來到小沙河。當時，反日人民遊擊隊在小營子嶺襲擊了日本指導官率領的偽滿軍運輸隊的消息，越過安圖境界傳到敦化、延吉地區。這一場勝仗成了到處談論的話題。松江、大甸子、柳樹河子的革命組織，為瞭解小營子嶺戰鬥的實況，派人來到小沙河。
起初我以為弟弟也是為那事來的，沒有怎麼介意。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對小營子嶺埋伏戰連一句也沒有打聽，只是默默地看隊員們的制式訓練，又到指揮部隔壁的房間，幫著準備遠征的隊員打草鞋，直到晚上。草鞋是指揮部指定的遠征備用品之一。
這時，我猜想，哲柱來小沙河，可能是為了幫助遠征隊做準備工作。我去村裏見農民組織負責人回來時，已經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哲柱正等著我。他對我說，他要回家去了。
我對他說，既然來了，就一起吃頓晚飯再走吧，可是他執意要走。弟弟好像有話要說，可又不說出來，只是以異常的表情，不安地觀察我的顏色。
於是，我直感到，他來小沙河不是為幫助遠征的隊員做準備的，而是另有緣由。如果是必須告訴我的事，那就是，不是關於母親的，就是他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我沒有到指揮部去，陪著哲柱走到村口，直截了當地問他：
“是不是土器店溝發生了什麼事？”
我說的土器店溝，就是指的家。不知為何，我有點怕說出家這個詞。
“沒有，什麼也沒有。”
哲柱回答著，勉強裝出了笑容。他很會演戲，而且很幽默，所以他滿可以做出笑容騙過我的。可是，我看出他的笑裏藏著悲哀，而且面容很快變了形。他儘量不正面看我的臉，視線越過我的肩頭，凝視著遙遠的天空。
“發生了什麼事，就痛快地說吧。你不說，就那麼走掉，難道我不會擔心嗎？別吞吞吐吐的，快說吧。”
哲柱長歎了一口氣，勉強開了口：
“媽媽的病勢好像又重了些。兩天了，一點米粒都沒沾口。”
弟弟這句話像一聲霹靂衝擊了我的耳鼓。我一聽母親不進飲食，頓時頭一陣昏暈。母親近來常鬧病，我是知道的。
我們住在八道溝的時候，母親很少鬧病。可是，到了撫松，父親去世，我到吉林市上中學以後，母親時常受疾病折磨。哲柱有時來信告訴我這些事。
起初，我接到那些信，猜想母親會不會是得了地方病。撫松地方的人有很多患地方病的。據說得了這種病，手會鉤曲，手指骨節變粗，還生喉病，喪失勞動能力不說，生命也過不了30年。父親去世後，吳東振曾到撫松勸我母親搬到吉林市去，他的動機之一就是為了不叫母親受這地方病的害。
那時，我放假後回家，看見母親不是得了地方病，而是因過度勞累而病倒的。我想到母親一輩子都過著無休止的勞苦生活，過度的勞累終於損害了她的健康，心中禁不住難過。但因為不是可怕的地方病，多少放了點心。
母親到安圖後，因為心口疼，受盡折磨。那時候，把心口疼叫做“瘕”，母親自訴，心口好像有一大塊東西直往上頂。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胃癌。
醫生們下診斷是“瘕”，但沒法子治。母親的病百藥無效。一犯病，就躺下，禁食或喝幾口稀米湯，這就是唯一的治病方法。
為了給我母親治病，我的朋友們從各方面作了努力。凡是搞共青工作的我的朋友，都給我母親送來了藥。看到報上登的廣告，凡估計對治母親的病有益的，就不管它價錢多少，買了打郵包寄來。吉林、瀋陽、哈爾濱、龍井等地都有這種郵包寄來。
安圖地區的中醫師也為給我母親治病，不辭辛苦。大沙河的中醫給我母親治病還不收費。
我看著哲柱充血的眼睛和憂鬱的表情，意識到母親的病情十分嚴重。我問弟弟，家裏有沒有糧，他說米缸已經見底了。
第二天，我拿同志們給我的錢在小沙河買了一鬥小米朝土器店溝出發了。我估計一斗米，三口人（母親、哲柱、英柱）能吃一個月，再說，有一個月時間，我們也可以從南滿回來。
一鬥糧約有15公斤，拿那時我家的情況來說，連粥都饑一頓飽一頓的，有了這些糧食算是了不起了，簡直夠辦一樁喜事了。
可是，我覺得這點糧食太少了。挎在肩上的帶子雖然把肩膀勒得挺疼，我卻不覺得它重，要和母親給予我的愛相比，它實在是輕如鴻毛。
過去，我從父親那裏聽到了十三道倡義隊長李麟永的故事。這個人被推舉為十三道倡義隊長的過程，確實是戲劇性的，而且值得後人從中吸取教訓。當關東（朝鮮東部）義兵長們為推舉他做義兵部隊的領導人而去找他時，他正在護理彌留的老父親。那時，李麟永說，義兵可以由別人來指揮，可是父母一去就不能再見，我怎能丟下不知何時瞑目的老父，離家而去？我不想成為不孝之子。於是他推辭了他們的請求。直到第四天，才不得已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全國的義兵都爭先恐後地投到李麟永的麾下，人數達到8000之多。不久，許為，李康年的部隊也來匯合，倡義軍由8000增至1萬名。用小銃武裝起來的3000名舊韓國軍也投來了。
全國義兵長們把李麟永推戴為十三道倡義隊長，在他的指揮下向漢城挺進。義兵的最終目的，就是打進漢城一舉推翻統監府，廢除保護條約。
按著這個作戰計畫，義兵部隊正一步步逼近漢城時，李麟永因老父去世，把指揮一事交給了別人，自己趕回老家奔喪去了。他的回鄉和先遣隊許為吃敗仗的消息，使義兵士氣大傷，進而招致了部隊瓦解的悲慘局面。
我在搞學生運動的時候，在吉林，同留吉學友會的成員就李麟永因父喪回鄉的問題進行過爭論。
那時，有很多同學非難李麟永，說他是沒有靈魂的義兵長。他們氣憤地說，身為統率一萬大軍的義兵隊長，面臨進攻漢城這樣的大事，竟為父喪回鄉，那叫什麼男子漢，算什麼愛國者。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非難李麟永。也有幾個人袒護他。他們說，因父喪回家治喪，是應該的、很自然的，還把他捧為孝子。
現在，我們把忠於國家，孝敬父母的人稱為孝子，可是，那時，只要為父母盡孝，就稱為孝子。
我反駁說，李麟永的行動不能成為真正的孝子的典範。
“要同樣地愛國愛家，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孝子。只重視家庭，忽視國難的人，怎麼能稱為孝子呢！現在，應該改變對孝道的儒教式的價值觀了。如果李麟永盡到自己的責任，達到目的後，再到父親的墓前祭奠叩拜，那麼，他的名字就會在後代面前大放光彩的。”
這是向那些封建道德和儒教式孝道觀滲入骨髓的人們擲去的炮彈一般的宣言。
留吉學友會成員分成兩撥，有的說，成柱的話有參考價值；有的說，沒有參考價值，爭論很尖銳。對現在我們的社勞青盟員和少年團員來說，這是一個沒有什麼可爭論的簡單而又明白的問題。但是，在那時，卻是一個很難斷定哪個對、哪個不對的相當困難的問題。全國人民都一致地認識到又愛祖國，又愛家庭，才算是真正的孝道，並把它當做一種信念，這是經過幾十年的歷史和血淚斑斑的體驗才形成的。
我在背著糧袋回家的路上，重新想起了李麟永的這個故事。不知怎麼，我又覺得那個倡義隊長的做法好像是對的。從過去眾人異口同聲地責難為沒有靈魂的義兵長的行為裏，我多少發現了一點點情理，在心裏有一點點同情他，對他有了一點點理解，這不能不說是奇怪的事。
一個人因為要幹革命，就忘掉家庭，那是很難的，也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為了人，革命者怎麼能無視家庭，對父母妻子的命運漠不關心呢。我們一向認為家庭的幸福和國家的命運是系在同一個脈絡上的。國家處於逆境，家庭也不得安寧；家庭蒙上陰影，國家的景況也會晦暗。這就是我們一貫的主張。正因為我們持有這樣的信念，才為了救出一個戰士的家屬，毫不躊躇地向敵後派去一個團的兵力，這是戰爭史上沒有前例的。這是只有朝鮮的共產主義者才能信守的情義和道德。
初期，我為忠於這種道德盡了努力。出獄後，把活動舞臺轉移到東滿，以敦化和安圖為中心來往於各地，這時我時常回家看望，常給母親帶些藥去。
不料，我這樣做，倒惹母親生氣了。她見我頻繁回家，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告誡說：
“你要幹革命，就要專心致志地幹革命；你要在家過日子，就要專心過日子。必須選擇一樣。依我看，家裏有哲柱，我們能靠自己過日子。你不用為家操心，最好一心撲在革命上。”
我聽了母親這一席話，以後就減少了回家的次數。自從組織了反日人民遊擊隊後，我幾乎沒有回過家。
對此，我很後悔。即使母親是那樣告誡我，我仍然應該盡到做兒子的道義。想到這裏，我不禁感到心痛。對家庭、對國家都至精至誠，這決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離土器店溝越近，我的步子就越快。可是，心卻越來越沉重。想到要去見病危的母親，不禁有些心慌。
泥塘裏，蘆葦已經長得挺高，隨風搖曳。本來這裏因為蘆葦多，叫蘆葦村，幾年前住在下村的金秉一開始燒土器賣，使這個偏僻的深山溝大有改變，因此便改叫土器店溝了。
我走過獨木橋，向上村走去。眼熟的茅草屋映人眼簾。胡枝子籬笆歪歪斜斜，屋頂的苫草多年失修，很像久不住人的破屋，那就是幾年未經男子漢的手修繕的我的家。
我剛打開柵門，還沒進院子，房門突然打開了。
“媽媽！”
我大聲叫著，向倚著門框坐著、現出笑容的母親急步走過去。
“我說呢，腳步聲好耳熟嘛。”
母親手摸著卸在廊臺上的糧袋子的背帶，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裏怕她責怪我老回家，幸好母親沒說什麼。
母親和我互相問著別後的情況。我和母親說著話，時時留神她的音容和神態，想估摸出她的病情。從外表上看，她和去冬差不多，但可以看出氣力已經大減。胸脯也塌了，脖子也細了，鬢角也出現了絲絲白髮。我禁不住悲傷地想，那無情的歲月竟這樣過早地在母親臉上留下了令人不禁淚下的痕跡。
那天晚上，我和母親漫無邊際地談著：日本軍隊打到哪里了，遊擊隊今後要怎樣行動，和梁世鳳先生將怎樣攜手，在根據地應該做些什麼……母子倆一直談到了午夜。
母親老是把話題轉到政治問題上去。一提到家裏的生活和她的病，母親就敷衍一兩句，把話題轉到別的問題上去，使我不得不隨著她的意思說話。
我斷定，母親在對我隱瞞自己的病情，這意味著她的病已經很重。我的第六感告訴我，母親將不久于人世了。這使我心裏一陣顫慄，脊樑骨像潑了冷水一樣，眼淚直往肚裏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來做早飯吃，飯後和哲柱弟一道上山去打柴。家裏的柴禾也只有一兩捆。我心想，借回家的機會，多打些柴禾，也許心情會輕鬆一些。
心裏倒是很想多砍些柴，使它能燒幾個月，可是山不高，溝不深，枯木也沒有，只能砍些灌木。
“哲柱，除了這些，沒有更禁烷的嗎？”
弟弟見我問他，往上提著土布短褲，回答說：
“不管是什麼柴禾，砍上一背架就回去吧。媽知道了又該說你了。”
看他外表像不懂事，可心裏挺明白。他一面砍柴，一面老是不放心地往村子那邊望。
看他那樣子，是在擔心媽知道了我們背著她出來打柴。他也知道，媽知道了我為家裏的事操心，就不高興。我一手抓住樹枝迅速地揮著鐮刀砍起來。
日暮時分，我們才背著柴禾下山。剛走到可以望見蘆葦塘的拐角，只見母親站在院子的一角在等候我們。
我拄著支棍下山，老是沉浸在冥想之中。想到要留下病重的母親去遠征，就感到心如刀絞，眼前漆黑。我們雖然把遠征的期限定為一兩個月，可是，在這一兩個月裏，我的命運會怎麼樣，部隊的前程會怎麼樣，這是誰也不能預測的。
我又想，像從前那樣，再搞幾年地下鬥爭怎麼樣呢？如果這樣做，我就可以每幾個月回家一次，商量家裏的事，安慰母親。是不是這樣做才是我做兒子的對一輩子受苦受難的母親，對內心經受了非同一般的痛苦的母親應盡的道義呢？祖母剛回家鄉沒多久，我又離開安圖，母親該多麼孤單，她病弱的身體怎麼能挺得住！可是，又不能為我個人的家庭問題，取消已經定在遊擊隊一年活動方針裏的遠征南滿的計畫。
“嗨，住在這山裏還怕沒柴燒嗎？”
站在柵門邊等我們的母親不高興地說。
我以笑來代替了回答，擦著汗望著母親。
“我看你有點變了。在撫松的時候還沒那樣，在興隆村倒也沒感覺到，你近來怎麼越來越為家裏操心了呢。”
母親的聲音有些嘶啞。
“隔了好久又聞到野草味，心裏怪爽快的。”
我裝著沒聽見母親的話，若無其事地走進了院子。
那天晚上，我家四口人圍坐在飯桌邊，這是難得的事。碟子裏還放著烤鮭魚，那烤鮭魚是別有風味的。我問這是哪里來的，母親告訴我，是小弟弟怕我來了沒菜給我吃，釣了一些鮭魚掛在房檐下風乾的。那烤鮭魚有手指頭一般大，放了一碟，我吃著雖然好吃，卻難咽下去，剩了幾條。小弟弟睡熟後，母親欠起斜靠在牆上的上半身，嚴肅地對我說：
“我看，你不像從前了，有些變了。我可沒想到你會背著糧袋來奉養媽。當然你是為我這個生病的媽擔心，倒是應該感謝你至誠的孝心。可是，媽不是以此感到安慰的人。在撫松的時候，為了擴大婦女會組織，拉著你的手爬越險山峻嶺，難道是為了得到今天這樣的安慰嗎，還有更大的事等你去做。你應該遵循你父親的遺囑。處境還不如我的朝鮮人多得很。不要惦著我，快走你該走的路吧。”
母親的話充滿激情，聲音微微發顫。
當我抬起頭時，看到母親咬著嘴唇，說不下去了。母親的那幾句凝聚著她的人生觀的話語，像暴風一樣震動了我的靈魂，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這是貴如千金的瞬間。
母親緩了緩氣，接著說：
“拿打柴的事來說吧。你若是個沒事幹的人，那倒也可以……你就當這世上沒有媽，沒有弟弟，不要再惦記家。你離開家，把革命工作搞好，那我的病也許會好起來的。所以，你要帶領部隊快些出發。這就是我的心願。”
我馬上回答：
“我一定銘記母親的話。今晚在家過，明天就到小沙河去，帶領部隊立刻向南滿粱世鳳先生那裏出發。”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只好把頭轉向牆角。母親心裏也難過，把放在角落裏的針線簍拿了過去，開始給我的軍服上衣綴扣子。
不知為什麼，這時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現了我父親葬禮上的各種情景。
那時，母親沒有穿喪服，也沒有到墳墓上去。只給我們三兄弟穿上喪服，去行葬禮。吳東振、張哲鎬、梁世鳳等人為首的獨立軍，還有我叔叔，數十人跟到墓地去，但我母親沒有去。
父親去世不久，到了端午節，那時我們纏著母親要她一起到父親的墳地去。
母親卻說，我去做什麼，你們自己去吧。她為我們準備了祭品，並—一告訴我們，香火要怎麼點，酒要怎樣敬，要怎樣叩拜。我想，她不同孩子們去墳地，是為了不讓我們看到她的眼淚。
母親總是一個人到父親的墳前去。只有一次破例，因為李寬麟未能參加葬禮，事後到撫松來，去父親的墓地時，母親陪她一起去的。因為李寬麟弔喪時過於悲痛，幾乎哭昏了，我母親還在一旁勸她不要哭。
我母親是個重感情的人，可是從不流淚。她的性格剛強，作為一個女人是罕見的。我在少年時看到的母親令人驚異的品質，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
正因為是這樣的母親，才能這樣不顧自身臥在淒涼、寂寞的病榻上，還果斷地催促兒子上路，以鞭策兒子的心情說出使我身心震顫的、當作畢生的座右銘的訓誡的話語。
我的母親不是平凡的母親。我總是說，馬東熙的母親張吉富女士不是平凡的母親，也是因為她很剛強。張吉富老大娘在解放後見了我，非常激動，可是她沒有哭。別的婦女見我時都哭了，唯有她沒哭。我讓她住在兒子戰友很多的平壤，可是她說，要把出賣她兒子的仇敵找出來，誰也沒告訴就悄悄地自己回故鄉去了。
我怎麼也睡不著，便到屋外去了。我在歪斜的籬笆前面，來回踱步，呼吸著清新的空氣。哲柱輕輕地打開門，也走了出來。
我倆坐在柴禾捆上談起來。哲柱說，他一直只顧做共青組織的工作，沒有照顧好母親，以後為了不讓哥哥惦記家，要把家照顧好。這正是我想託付他的，由他先說出來了，真讓我高興。
早晨，我們做豆粘兒，吃得挺香。我吃完早飯，去找住在我家後頭的金正龍。我想和他商量如何安排弟弟們的事。
我坦率地對他說我馬上要到南滿去了，可是家裏的事放不下心，很難就這麼走出這個土器店溝。金正龍說：“家就托給我好了，我負責。你只管走吧。我替你照顧弟弟們，你母親的病也由我好好護理，你就放心吧。”
我回到家，準備上路。
我系鞋帶的時候，母親從柳條包的最底下拿出四張5圓的紙幣遞給我。
“你到外地去，該花錢的事就多了，你收下吧。男子漢的兜裏應該有一點備急用的錢。你父親不是說過，清朝末期，孫中山先生被關在外國大使館監獄時，用錢買通清掃夫逃脫的事嗎。”
我接了錢，可是手發顫，沒法馬上把它放進衣袋裏，不知如何是好。那20圓錢裏滲著母親多麼大的辛苦，我是很清楚的。她給人家洗衣服，做針線，手指尖都磨壞了，她省吃儉用，一文一文地才攢下了這20圓錢。那時，一頭牛約50圓錢，用這些錢可以買一頭中等大小的牛，也可以買三口人夠吃一年的口糧。
我好像被那錢的份量壓得身子失去了平衡，踉蹌地走下廊台。“媽媽，我走了。請您保重。”我低頭行了禮。這時，我心裏想著，千萬不能做出不同於往常的行動，致使母親流淚。因此，我有意使自己的行動無異于平時，跟往常一樣地說了道別的話。
“你快走吧。反正是要走的嘛。”
母親的臉上病色很重，可是她努力微笑著點點頭。
我轉身邁步時，身後響起關門的響聲。我邁出了步子，可是沒有走向村口，卻繞著房子轉起來，那20圓錢仍攥在我手裏。轉了一圈又一圈，又轉第三圈……在這並不長的時間裏，纏了我一整夜的複雜多端的思緒，像一片片雲朵浮現腦海：我何時才能再回到這個院落？我走的路是有勝算的嗎？在我前進的道路上，等待我的將是什麼，在這期間，母親的病有可能好轉嗎？我正想著心事繞圈子，母親打開房門嚴厲地責備我道：
“你還有什麼放不下心，磨磨蹭蹭地不肯離開？決心要光復祖國的人，心那麼軟，老想家裏的事，怎能做得了大事。你在惦記家之前，要想到在監獄裏的叔叔和舅舅，要想到淪亡的祖國，要想到百姓。倭寇強佔國土快22年了，你若是個朝鮮的男兒，就應該心懷大志，邁出大步才行啊。你若是今後也為惦著這個媽回家來，那你就別想再登這個門。我不想見那種兒子。”
母親的話像轟雷一樣猛烈地撞擊著我的胸膛。
母親說這一席話好像耗去了全部氣力，把頭無力地靠在門框上，用深情的、火熱的、溫怒的眼光望著我。我好像重又看到了，當我走千里路回到八道溝的時候，連一夜都沒叫我睡，立刻催我去臨江的母親的容貌。
我作為兒子第一次看到了充滿正義和熱情的，剛強而崇高的母親光輝的容貌。母親的全身燃燒著正義和熱情，我感到母親一瞬間變成了一團熊熊燃燒的火。
我一直以為，我熟悉生育和撫養了我的母親，然而，母親的氣概和靈魂卻在我未曾想像的高度上俯瞰著我。
當時母親的形象更近于導師的形象。我為有這樣出色的母親、應受世人謝忱的母親，感到無限的自豪和莫大的幸福。
“媽媽，請您保重！”
我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躬。然後，大步流星地走向村口。我走過獨木橋，回頭看時，穿著一身白衣服的母親依然在扶著門框注視著我。這就是我看到的母親最後的容貌。我心裏想，她那纖弱的身體怎麼就會保存著那麼有力地震撼兒子心胸的高潔、剛毅的靈魂。那麼不平凡的母親，如果沒有病魔纏在她身上，我現在上路的心情該多麼輕鬆啊。我為了忍住眼淚，輕輕地咬住了嘴唇。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會再有的永訣，而不是在人的生活中會體驗千百遍的平常的離別。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母親。
幾個月後，當我聽到母親去世的噩耗時，我在腦子裏最先想到的是，我在最後作別時沒有對她說些更溫暖的話，這使我十分悔恨。說來，母親並不希望那種溫情的離別，這是我無可奈何的。
我已是年邁的人，但總不能忘記那時的情景。人活在世上，至少有幾次面臨那種時刻。在那種時刻，－由於行動上只有一張紙那麼薄的些微差別，在人們的命運中會產生極大的偏差，乃至各自走向不同的兩個極端。如果那時母親在我面前為家裏的事發愁，或是說一句使我鬆懈的話，那麼，正要展翅飛向高空的兒子的心裏會引起什麼樣的波動呢。
自從我率領年輕的反日人民遊擊隊隊伍，離開小沙河的臺地，同戰友們一道走了幾十年超越人的想像的血戰之路、嚴寒之路、饑餓之路。以後，又高舉社會主義旗幟闖過了創造和建設的半個世紀。在為祖國和民族走的充滿考驗的嚴峻道路上，每當處於考驗一個革命者的信念的逆境的時刻，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某種理念或哲學命題，而是回顧催促我走向南滿的母親的教誨，和穿著白衣服目送我的母親的最後的容貌，它激勵著我，使我的意志更加堅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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