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冊 | | 第六章 考驗的年代 | | 合作是不可能的嗎？ | | | 從安圖到通化這條反日人民遊擊隊的行軍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國北部邊境一帶才能看到的險山峻嶺和溪穀。由安圖到撫松，有長白山脈綿延不斷；由撫松到通化，有龍崗山脈的三岔子嶺、三道老爺嶺等山嶺重重疊疊。
部隊沿著這些山脈艱難行軍將近一個月。白天，避開可能有敵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軍；夜晚，找朝鮮人居住的村莊住下，忙著進行政治工作和戰鬥訓練。
為了做革命組織的工作，我們在撫松也住了幾天。在這裏我見到了張蔚華。
張蔚華為我們的逗留時間太短，表示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說，看在學生時代的友情，在撫松多住兩天或三天。我心裏也很想答應。撫松和我在感情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有意義的地方。可是我還是按原計劃住了三天還是五天就帶部隊出發了。不管對往日的回憶多麼寶貴，挽留我的情誼多麼深摯，為了同粱世鳳司令會晤，不得不忍心同張蔚華分手。
據說，從撫松到通化約有500裏路。有話稱“山外山”，越走山勢越險峻，行軍越艱難。翻越怪異的山峰，跨過深溝，進行幾百里的強行軍，隊員們都筋疲力竭，開始出病號了。我也相當疲勞。
遠征隊行軍到達通化附近時，車光秀忽然跑來建議說，要在二道江休息一兩天，喘口氣，再進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車光秀說這話的意圖，可是我不能贊同他的意見，便故意問道：
“我們在撫松很想多住幾天，可是忍心離開了，一直跑了500裏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這是什麼話，你說這話，還像個車光秀嗎？”
車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鏡用手絹擦起來。這是他認為需要固執己見時特有的習慣動作。
“大家都筋疲力盡了。隊長你也疲勞到了極點。你可能不承認，可是，你瞞不過我的眼睛。病號不少，扶著病號行軍，怎麼能和梁世鳳司令會晤呢？”
“梁世鳳先生不是那麼計較的人，連這點情由都不能諒解。”
“就算粱司令眼光遠大吧，可是他幾百個部下的眼睛會怎麼看呢，讓他們說我們是烏合之眾，那不就糟了嗎。我怕把這次長途行軍弄得前功盡棄啊；
這麼一來，誰也拗不過車光秀的固執勁。
我認為車光秀說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們以這樣邋邋遢遢，疲憊不堪的樣子出現在通化，獨立軍就會瞧不起我們。如果他們小看我們，我們就無法按我們的意圖實現合作。按照車光秀的建議在二道江休整一兩天，恢復元氣，然後秩序井然地、生氣勃勃地進入通化，也沒有什麼壞處。
我命令全隊停止行軍，在二道江宿營。然後派聯絡員通知梁司令，反日人民遊擊隊為了同獨立軍合作，離開安圖行軍到通化近處，正在休息。
我們一面等著聯絡員回來，一面休息解乏。
我們指揮部住在有水碓房的一家農戶。這家老人們竭誠照顧我。
我把十多名隊員叫到指揮部，給他們上政治課，解釋做獨立軍的工作應遵守的行動條例。這家老大爺看到這個情景，責備我說：
“古聖賢說，言雜傷氣，喜過傷情，氣激傷志。
“少思，少憂，少事，少言，戒笑，便是自古傳來的攝生之本，攝生之理。像隊長這樣話說得多，心操得多，多思多慮，怎能養氣、去病？況且，你們是要爭取朝鮮獨立的軍隊啊！”
老人真誠地介紹了連記都不好記的幾十種養生法，然後再三強調說，大事是不可能一兩天成就的，為大事著想，要好好照顧身體。我只好停止上政治課，讓車光秀替我上了。我聽老人的話，才知道他是許浚的崇拜者，他長時間給我講的正是《東醫寶鑒》裏的養生法。不知他在哪里得到的知識，他對養生法造詣很深。
我們離開二道江的時候，老人拿出用高麗紙包著的蓮子和幾包合蜜的枸杞子丸交給車光秀說，藥不多，請你收下，用來保養隊長身體。
我不好意思收下老人為保養自身精心配製的補劑，婉言推辭說：
“老大爺，您的心意我領了，可是這藥我不能收。我們年輕人，還會因氣虛、血虧活不成嗎？您老一生飽經人間苦難，沒有享過福，請您用這補劑長壽，看到朝鮮獨立。”
老人聽了，面帶慍色地責備我不領百姓的情，說：
“我嘛，已經是半截入土的人了，用不用補劑都無所謂，你們可是爭取朝鮮獨立的先鋒隊呀；我已是爛樹墩子，你們可是青松綠竹啊。”說著，把藥包推到我的面前。
去通化的聯絡員回來報告說，梁司令接到我的信，表示歡迎反日人民遊擊隊進入通化城，並命令部隊作好歡迎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準備。我們即刻離二道江向通化進發。隊員們都在二道江向通化進發，還把褲線弄得筆挺，按著指揮員的口令有時正步走，有時唱革命歌曲，威風凜凜地向通化市行進。
走上大路，把隊伍交給金日龍帶領，我就同車光秀仔細地重新討論了同梁世鳳的談判計畫。我的一切思索和思念全集中於如何做獨立軍的工作上。水碓房的老人三番五次地強調說，少思，少憂，少事，少言，甚至戒笑，是攝生之本，可是我根本無法遵守那麼多的養生法。我們做的事情全都是從無中創造有的過程，是開拓前人未曾走過的道路的獨特的創造過程，所以不能不比誰都多思，多憂，多商量。我最關心的是，梁世鳳在這次交涉中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對這次交涉的結果，車光秀一開始就採取了懷疑的態度，可是我始終作樂觀的預測。
不久，通化市街全景映人了眼簾，這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一則關於粱世鳳的令人愉快的軼聞。這是我父親臥病時回憶起每一個志同道合的同志，跟我和母親閒談時說的。
三·一人民起義前夕，在梁司令的鄉里，由貧農組成的契合打頭，開展了旱改水的工作。梁司令家也參加了這個契合。他知道水田比旱田產量高，所以積極歡迎搞這項工程。可是，契合中佔據上層地位的長老派卻藉口種水田沒有把握，堅決反對開水田，因此，春播前夕長老派和少壯派吵起架來，這是有了這個契合以來的頭一次。
少壯派的青年怎麼也拗不過那些長老派的老頑固們。那年在少壯派想開成水田的旱地也種上了穀子和大麥。老人們為契合的農事沒有受年輕人的干擾，照常進行，而感到慶倖，放下了心。
可是，少壯派的首領梁世鳳卻一直在窺伺貫徹自己主張的機會。到了插秧季節，青蛙在四處聒噪的一天晚上，他牽著牛到了地裏，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幾塊已長出了嫩芽的麥地和穀子地翻了一遍，放進水造了水田。
老人們看到昨天還是好好的麥田和穀子地，一夜之間竟變成了水田，感到驚愕，威脅地說：“你這該死的東西，契合的農事都叫你給糟蹋了。今年要是歉收，你也免不了討飯。”
梁世鳳開成水田的那幾塊地，通常種穀子或大麥只能收9石，可是這年竟收了24石稻子。
契合的老人們不禁驚歎，砸著舌頭說：“這個世鳳倒是個人材。”從那以後，梁司令所在的村子和鄰近村莊裏，種水田的人家開始大大增加了。曾經任意擺佈契合的老頭子們，也都服服帖帖地聽粱司令的話了。
離通化近在咫尺的路上，我為什麼忽然想起了這件事呢？也許是因為我一心想使同梁司令的談判會成功這一預想合乎情理的緣故吧；
三·一人民起義前夕，粱司令離開家鄉（鐵山）到了南滿的興京縣。我的父親就是在興京認識了梁世鳳的。
當時，他在統義府任檢務官。正義府成立後，他被任命為中隊長，一躍成了受吳東振司令器重的骨幹。他的中隊駐地就是撫松，所以，我也見到梁世鳳了。
我家由八道溝搬到撫松後不久，梁世鳳被調回興京，由張哲鎬接任他的職務來到撫松。三府合併成立了國民府的時候，獨立軍的領導信任生性剛直、實踐能力強、受群眾屬望的粱世鳳，把軍隊的統帥權移交給了他。梁世鳳不僅在軍內，而且在由三府的元老組成的朝鮮革命黨內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梁司令常說，他和金亨稷是義兄弟，非常體貼我。在吉林，梁世鳳和吳東振、孫貞道、張哲鎬、李雄、金史憲、玄默觀等人一樣，在經濟上幫助我，而其中他給我幫助最大。
旺清門事件後，我對國民府上層的感情破裂，同已經反動化的這個團體的軍部首腦梁世鳳，也長期未得機會見面，可是我一直相信粱司令對我的愛護和信任不會有變化。
所有這一切，都是使我對作為一個人的梁世鳳，作為愛國者的梁世鳳抱好感的回憶。對於那些可能給我們的合作活動罩上陰影的往事，我就沒有去想。我儘量只回憶那些可以使我對我們的談判抱樂觀態度的往事。這也許是一種防禦性的本能的心理作用，不願以可能給談判的前途罩上陰影的證據來使自己痛苦。
通化等東邊道20個縣，都由東邊道鎮守使於芷山管轄。于芷山曾被張作霖任命為第30軍軍長，但是由於1930年6月鎮壓大刀會叛亂不力失去了張學良的信任。於芷山在東邊道的一些重要地點部署了一個旅左右的省防軍，以這一地區的最高統治者自居。九·一八事變後，又組織了東邊道保安委員會，自任司令，並同關東軍首腦取得聯繫，積極協助了奉天省的傀儡政府。
關東軍以於芷山的協助為擔保，對這個地區沒有投人大兵力，把這個地區的治安交給了獨立守備隊和偽滿軍及員警。當時，關東軍的大部兵力投人到北滿。
唐聚伍的遼寧民眾自衛軍乘這個機會同梁世鳳指揮的朝鮮革命軍部隊一起，包圍了通化縣城。日本領事館通化分館的興津良郎等日本官員和他們的家屬都被包圍在內，進退維谷，只等人來救。
關東軍司令部雖然接到通化縣城被包圍、當地日本人處於危險的報告，但是因為全部兵力去了北滿一帶，只派了100名左右的員警作為救援隊，單等於芷山軍來支援。於芷山軍分成兩股從北方和鳳城兩個方向壓向梁唐聯合部隊。
關東軍讓板垣參謀長通過廣播向被圍人員說：“在通化的各位日本人，奉天的支援部隊明早將抵達通化，目前請你們頑強堅持。”
九·一八事變後，隨著國際聯盟派調查團來滿洲，奉天省一帶的反滿抗日軍在各地威脅日本侵略軍和偽滿軍。因為正是這樣的時候，掌握著通化縣城的朝鮮革命軍和自衛軍的士氣非常高昂。
反日人民遊擊隊進入通化縣城是在6月29日傍晚。
獨立軍在市內各處貼出“歡迎反日人民遊擊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朝鮮獨立！”等標語，熱烈歡迎我們一行。數百名獨立軍士兵和市民在街道兩旁，熱烈鼓掌揮手歡迎我們。看來，梁世鳳是想把反日人民遊擊隊進入通化城作為擴大和發展獨立運動的一個轉捩點。
我們一行立即分成兩撥，劉本草帶領的救國軍部隊，由自衛軍司令部代表帶路，到中國人家去；我率領的反日人民遊擊隊員則到朝鮮人家去分散住宿。
獨立軍隊員們把我們安置好之後，還不想回去，和我們一起談笑。他們對我們部隊的反映出乎意外地好。他們深表羡慕地說，起初聽說安圖的遊擊隊要來時，以為是些扛著紮槍或火繩槍的土包子，可是今天見了你們，才知道都是英俊的有教養的軍隊。
這天晚上，我去訪問了梁司令家。
梁司令高興地迎接了我。我先向梁司令夫婦問安，接著向他們轉達了我母親的問候。
“家母遷居到安圖以後，也時常提起粱先生。家母一向囑附我說，你父親逝世後，梁司令跟朋友們一起給你父親辦了葬禮，又把你保送到華成義塾，你可不要忘記這個恩情。”
梁司令聽後，揮揮手，客氣地說：
“我和令尊是義兄弟，還說什麼恩不恩呢。想到成柱你令尊對我的鞭策，這個恩可是我終身難忘的。令堂近來好些嗎，聽說搬到安圖後，因心口痛，很受罪。”
“是的，病情好像加重了。近來，臥病的日子更多啦。”
我們的對話，就這樣從平凡的寒暄開始了。
我談了進入通化城時的印象。
“粱司令的幾百名部下擁到街上鼓掌歡迎我們的時候，我們都流下了感激的眼淚。看到獨立軍士兵的臉色明朗，我們的心情也輕鬆了。”
“我們的部下，打仗不怎麼樣，可是從不慢待客人。”
“您太謙虛了。我們在離開安圖之前，已聽說梁司令部隊同唐聚伍的遼寧民眾自衛軍聯合，包圍通化縣城，輕而易舉地佔領了縣城。”
“那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戰果。唐聚伍的自衛軍有幾萬名士兵，要是連一個縣城都攻不破，那還有什麼臉吃飯呢。”
梁世鳳雖然這麼說，可還是詳細地介紹了圍攻通化縣城的整個情況。
這天，就談到這裏，在他家住了一宿。我沒有說造訪的目的，他也沒有問及。梁世鳳不問我軍的遠征目的，使我稍感不安，可是我看到他真心款待我，更加堅定了當初認為談判會成功的想法。
第二天，吃完早飯，開始正式談話。
首先打開話頭的是梁司令。當時，他向我說的頭一句話是這樣：
“隊長你也知道，現在滿洲變成了蜂窩。許多蜜蜂，蜂擁而起，都要蜇日本這個不速之客。唐聚伍、李春潤、徐遠元、孫秀岩、王鳳閣、鄧鐵梅、王桐軒……這都是東邊道的蜜蜂，東滿和北滿也有許多蜜蜂奮起。我認為這樣的時候，我們也應同他們匯合，打得好，定會取勝。隊長你看如何？”
他的話，和我們的遠征目的相一致。梁司令本人在摸索合作，並主動地向我們提出來，這實在是令人感激的慶倖的事。我為梁司令能從大局的高度俯瞰整個獨立運動的遠大眼光，不禁驚歎，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議。
“粱司令說要聯合起來作戰，我也同意。老實說，我們來找司令，也是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我認為，朝鮮的武裝部隊聯合起來，中國的武裝部隊也聯合起來，朝中兩國愛國者和人民打成一片進行戰鬥，就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粱司令微笑著說：
“既然隊長有這個想法，我們就認真地討論這個問題吧。”
“粱司令，時局要求我們團結，可是很遺憾，我們民族內部卻還沒有實現團結。共產主義者內部也沒有團結，民族主義者內部也沒有團結，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更沒有團結，這樣，怎麼能對付日本這個強敵呢？”
“這都怪站在左翼一邊的人沒有搞好政治。聽說隊長你也屬左翼，那你一定更清楚，他們搞過激鬥爭，失盡了民心。搞什麼佃農鬥爭，把莊稼人都變成了暴君，又搞什麼紅五月，肅清地主……因為這麼亂搞，中國人就不理朝鮮人了。這完全是搞共產主義運動的人的失策。”
這是對共產主義者組織的一切暴力行動感到厭惡的人才會說的話。我認為，他說這些話，並不是因為他敵視工人、農民或同情地主、有產者。在參加獨立運動之前，梁世鳳本人也是朝不保夕的貧苦農民，飽嘗過辛酸。他本是每到年底就受地主逼債折磨的近乎債務奴隸的佃農，是長年喝著蘿蔔纓摻稗子熬的稀粥，奇跡般地活下來的貧農的後裔。
我還認為，粱世鳳責難共產主義者組織的暴力鬥爭，並不是因為他反對共產主義思想，也並不是因為他擁護資本主義思想。他嘲笑和批判的，是部分共產主義者的活動方式和鬥爭方法，而不是共產主義思想本身。但是，對方式方法的立場和態度，又不能不影響對思想的認識和看法。很遺憾，早期共產主義者在領導群眾運動中所犯的左傾錯誤，招致了令人痛心的後果，使許多嚮往新思潮的人們失去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我通過同梁司令的談話，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前一代的共產主義者在滿洲地區所犯的錯誤造成的後果有多麼嚴重。
我承認了部分共產主義者在領導群眾鬥爭的過程中所犯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同時，我又想，梁世鳳抱有把一切群眾鬥爭都描寫成破壞民族團結的有害行為的偏見，是需要幫助他糾正的。
“正如梁司令說的，過去朝鮮共產黨的領導人物在進行階級鬥爭方面嚴重脫軌，這是事實。老實說，他們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使我們也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甚至造成了朝鮮人是日本鬼子的走狗這樣一種錯誤認識。不過，粱司令，我認為農民起來反對地主，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梁司令，您曾多年種過莊稼，一定知道，秋收後，地主拿多少，農民究竟拿多少呢。農民拼死拼活種出了莊稼，果實都被地主奪去，連糊口都不能，他們為了活命，才起來鬥爭，怎麼能不分青紅皂白地說都不好呢。”
粱司令沒有再說什麼，不知他對我關於群眾鬥爭不可避免的辯白，感到不中意還是有道理。
那天，獨立軍部隊舉行大會歡迎反日人民遊擊隊。獨立軍隊員中有很多青年在柳河和興京的時候就從由我們派去的“打倒帝國主義同盟”盟員和政治工作員那裏受過共產主義影響。這次歡迎會，是由這些青年主持舉辦的，自然很盛大，又很熱烈。通化縣城裏的許多朝鮮人也參加了歡迎會。
賓主在輪流講話或唱歌。在歡迎會的各項活動中，都突出地顯現出了反日人民遊擊隊和獨立軍在個性上的差異。獨立軍隊員們看到反日人民遊擊隊員的灑脫、謙遜、樂觀的品質和有節制有氣魄又有秩序的佇列，表示非常羡慕。他們最羡慕的是，我們的隊員唱的革命歌曲和三八式步槍。
有些獨立軍隊員說，“從哪里突然冒出了這麼威武的部隊呀！”有的還問我們：“能跟你們合作該多好。同粱司令的會談怎麼樣啦？”
梁司令說要看看成柱帶來的軍隊，便訪問了反日人民遊擊隊。我們的隊員歡迎他，又鼓掌，又行軍禮，十分熱烈。可是，梁司令卻作了反共演說，把熱烈的歡迎氣氛一下子變成了充滿敵意的氣氛。
“要實現朝鮮獨立，首先就不要搞利敵行為。然而，共產黨正在幹著利敵行為。他們到工廠，就挑起勞資糾紛；到農村，就引起地主和農民的紛爭；在家庭又宣揚什麼男女平等，使夫妻吵架。動輒就說沒收啦、打倒啦等等，播下同族不和的種子，築起民族之間互不信任的壁障。”
我們的同志們聽了他的講話，都憤憤不平。車光秀氣得臉色煞白，憤懣地望著他。
對梁司令貫串著反共論調的演說，我也感到不滿意。我無法理解他為什麼作這種演說。
“梁司令，我們不是那種幹利敵行為的人。我們是為爭取朝鮮民族的解放而戰鬥的人，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的人。要想實現朝鮮的獨立，就必須以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為主力進行鬥爭；像過去那樣只靠幾個義士和英雄豪傑的力量是不能實現的。”
我這麼一說，我們的同志都異口同聲地責難國民府。國民府在旺清門殺害了六名愛國青年，難道這不是利敵行為嗎？國民府集團在民族面前犯下了這樣的大罪，還敢談什麼反對利敵行為，來攻擊我們。
這麼一來，觸怒了梁司令，他大發雷霆，開始漫駡起來。
他的怒氣有點過分，有違於禮節。我也不禁愕然了。他為什麼忽然失去理智，叱責起我們來，我覺得有點奇怪。是不是我們說的幾句話，傷了他的自尊心？不然，是不是有個不願意合作的人在背後給粱司令說了我們壞話？我覺得他這樣發怒必有什麼緣由。我還是耐性地說服他，說：
“先生，您何必這樣發怒。我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不是得相處一段時間才知道嗎？”
“我想，為了互相瞭解，粱司令的部隊和我們遊擊隊需要時常接觸。”
對此，梁司令也沒有說什麼。
梁司令的反共態度雖然是頑固的，但只要不倦地進行說服，還是可以改變的吧。我抱著這種期待和信心回宿舍來。不相信別人，可以說是一種排他主義的表現，那麼，相信別人，就可以說是最好的人道主義。我認為，對國土被霸佔的國家的愛國者來說，最高尚的人道主義，就是實現民族團結，用團結了的民族的力量解放父母兄弟姊妹。
我帶領誕生剛一個月的部隊，千里迢迢來找梁世鳳，也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可是，會談破裂那天，通化市的我們的組織員送來情報說，獨立軍正在策劃解除反日人民遊擊隊的武裝。
梁司令製造這種陰謀是無法相信的，但我們還是急速撤出了通化，以防萬一。於是，我們跟劉本草先生也分離了。
反日人民遊擊隊為了避免同獨立軍發生衝突，沒有完成反日合作的迫切任務，就撤離了通化。隊伍裏籠罩著陰沉的氣氛。車光秀在隊伍後面打開小本子看著路程圖默默地挪動腳步。
“光秀同志，今天你怎麼啦，好像跟誰堵氣似的？”
我看出他的情緒，故意笑著跟他搭了話。
車光秀正等我搭話似地馬上把小本子揣進口袋裏，氣鼓鼓地說：
“竟到了這個地步，還要我笑不成，老實說，我的心快要氣炸啦。流血流汗，千里迢迢趕了來，這個勞苦不是白費了。”
“參謀長，你為什麼認為同獨立軍的談判失敗了呢？”
“不是失敗，難道是成功？梁司令不是跟我們合作，反而陰謀要繳我們的械嘛！”
“參謀長，你只看到上層的表情，卻沒有看到下層的臉色。對我們遊擊隊，獨立軍隊員是多麼驚歎、多麼羡慕啊。我是願意把這看得重於繳械陰謀的。
“重要的不是上層的表情，而是下層的態度。我從中看到了合作的未來。”
我雖然這麼說，可是我自己也並不是對合作有勝算的。我只是說出了我的預感和願望。
其實，我心裏也很苦惱。當時我的苦惱就是：雖然國籍不同，但是梁司令和唐聚伍實現了合作，我們和于司令也實現了合作，為什麼同一個民族的反日人民遊擊隊和獨立軍的合作，竟那麼難實現呢，同梁司令的合作，難道是不可能的嗎。
那時，獨立軍是不是真地要繳我們的械，這個問題，長期未能核實。因為那是我們的組織員得到的情報，所以我認為不會有錯，可是，心裏卻希望那是毫無根據的情報。即使那是有確實根據的情報，我也絲毫不想責怪粱司令。人的思想是有局限的，要突破這個局限，是需要花很長的時間，積累很多體驗的。正因為如此，當時我離開通化的時候，並沒有急於下同獨立軍合作是不可能的結論。相反地，我相信粱司令總有一天會理解我們的真心，走進合作的大門。愛國猶如流向聯共這個大海的江河和溪水。
過了好多年，獨立軍司令崔允龜嘩變，率部投靠朝鮮人民革命軍。他跟我一起感懷深切地回顧了1932年夏天的事。據崔司令說，當時策劃繳我們的械的，不是梁世鳳，而是粱世鳳的一個參謀。本來，梁司令是想跟我們合作的，但是，那個參謀在幕後拿起反共話筒誹謗我們，最後還同他的親信一起策劃繳我們的械。
崔允龜這段話，完全消除了我們對粱司令的疑惑。聽說梁司令為同我們的來往斷絕一直感到痛心，他又根本沒有參與繳械陰謀，我放下了心。雖然他已不在世了，但是可以再一次證明他是一個真正愛國、真正重道義的人，這使我無比高興。自己認為高尚的人，過了幾十年後仍然是高尚的人，對他的良好印象沒有沾上污垢，沒有瑕疵，那麼，再沒有比這更令人高興和滿意的事了。
梁司令的過錯，是他沒有看穿敵人的奸計。他是剛正、耿直的人，卻沒有覺察到他的參謀在鼻子跟前為破壞同我們的合作搞鬼。而且那個參謀惡毒地誹謗共產主義者的時候，他也沒有看穿他的真意。粱司令無謂的犧牲，也是因為中了敵人的奸計。
梁世鳳司令由反共轉向聯共，是在他臨終前夕。當時，獨立軍的內部非常複雜。密探和被密探收買的爪牙的破壞活動越來越倡狂，脫離部隊的落伍分子和逃兵層出不窮。另一方面，要求同共產主義者聯合的呼聲也越來越響亮。
梁司令再也不能忽視共產主義者了。他承認在朝中兩國的革命中共產主義者作為主要勢力出現並左右大局的新時代已經到來，便冷靜地檢查了自己對共產主義的立場，下了聯共的決心。
由於對共產主義的不理解和非本意的敵對感情，未能下決心同我們合作的梁司令，終於轉向了聯共，這不僅在他本人的生平，而且在獨立軍的鬥爭史上，也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梁世鳳同楊靖字採取聯合行動這一事實，就可以說明，他反對反共，選擇了聯共的道路。他還準備同我們合作。
日本帝國主義最怕梁世鳳部隊和我們合作。朝鮮人民革命軍和獨立軍實現合作，這意味著在我國民族解放運動中實現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政治軍事上的統一。這對敵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日本憲兵、員警機關和特務組織，一直有計劃地實施殺害梁世鳳、從內部瓦解獨立軍的陰謀。奉天憲兵隊和朝鮮總督府福島機關也都參與了這個陰謀。“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東邊道遊擊隊”也一直監視和跟蹤梁世鳳。
據傳聞，敵人為了殺害梁世鳳，撥出了＋多萬元的秘密行動經費,樸昌海等興京的密探也參加了這個行動。敵人制定了引誘梁世鳳司令的奸計，派遣了平時同梁司令有聯繫、協助過獨立軍的王姓叛徒。有一天，王某去找梁司令說，中國抗日軍願意對獨立軍提供援助，希望跟你面談。梁世鳳一聽中國抗日軍要提供援助，就顧不得斟酌，隨王某上路前往據說是抗日軍所在的大拉子。走到半路，王某忽然抽出手槍說：“我不是往日的王明藩了，你要活命，就要向日軍投降。”
梁司令大聲呵斥王某，拔出武器，這時埋伏在高粱地裏的敵人先開了槍，殺害了梁司令。
正如崔一泉所敘述的，“‘寧願受罰于雞林（朝鮮），也不受倭王之爵祿’樸堤上的這一忠言”變成梁司令的靈魂，使敵人大驚失色。
有時我想，梁司令如果更早些走上聯共的道路，那麼，他的命運就可能不同了。當然，這不過是痛惜他的犧牲的一絲依戀吧。
“我就要死了，不能抗日了，可是你們要活著去找金日成司令。活路只有這一條！”
梁司令給部下留下這一遺言，閉上了眼睛。這與其說是遺言，不如說是沖出了反共壁障的一位愛國者用生命發出的聯共宣言。
四年後，曾在通化大街歡迎過我們的300多名獨立軍隊員，遵照這一宣言，在崔允龜司令率領下，為了同朝鮮人民革命軍匯合，來到了白頭山。那時，我在樺甸跟他們見了面。
桓仁縣的朝鮮同胞，把梁司令的遺體掩埋在村子的後山上，做了平地墳，以免遺體被敵人搶去。所謂平地墳，就是指掩埋後不砌墳頭。使墳墓和地面一般高。
可是，日本軍警終於挖了他的墓，在通化市街梟首示眾。
梁司令的遺屬也遭到不可言狀的殘酷迫害。他們忍受不住日滿軍警的迫害，把梁姓改成金姓，搬到離鐵路一千多裏的桓仁縣的深山溝裏，隱居起來。
解放後，我派幹部到南滿去找來了梁司令的遺屬，梁司令的夫人（尹再順）、梁司令的子女和女婿隨那個幹部回到了祖國。
“大娘，你失去梁司令，慘遭日本軍警的迫害，流離轉徙，受了很大的苦啊。”
聽我這麼一說，尹再順女士流著眼淚，肩膀抖動不止。
“將軍，見到了將軍，我心裏的悲傷立地消散了。我們被人追趕，談不上受苦。將軍為了趕走日本鬼子，可真受了莫大的苦啊。”
“我忙於打仗，沒能給你捎一次信，真對不起你。”
“將軍，是我們對不起您。我們雖身居山間僻壤，卻聽到了將軍的消息。我每次聽到將軍的消息，心裏就埋怨我的那個沒有跟您去卻成了異國冤魂的老頭兒啊。”
“梁司令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毫不屈服地進行了鬥爭的。”
後來，我們把梁司令的兒子粱義俊送進萬景台革命學院學習。
4月南北聯席會議時，金九先生曾到革命學院參觀，見到梁司令的兒子，感歎不已。
“我連想都沒有想到，北朝鮮當局會把獨立軍司令的兒子也送到這所養育遊擊隊戰士子女的學院念書。”
“這所學院裏，不僅有遊擊隊員的子女，還有在國內曾參加勞動組合、農民組合進行活動時犧牲的愛國者的子女。只要是為國犧牲的愛國者，不管他曾屬於哪一系統，我們都一樣對待。”
我這麼一說，金九深受感動，說“這所學院是民族團結的象徵。”
梁義俊畢業後在空軍部隊任政治幹部，戰後，死於飛機事故。
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失望。因為我以為梁司令家要絕後了。
幸虧，梁義俊還留下了一個兒子。那小孩名叫梁哲秀。梁哲秀患了小兒麻痹症，成了殘廢。
我們黨把他保送到小學、高等中學和大學，讓他跟健康的學生一樣，念完14年的全部教育課程。在他上金日成綜合大學的四年期間，他的同學們讓他坐在輪椅上，四年如一日地推來送去，扶他上下在17樓的教室。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對革命先烈的尊敬，表現為對殘廢的烈士子女的溫暖的愛。現在梁哲秀已成長為共和國堂堂的作家，在床上寫文學作品。
梁哲秀膝下有兩男一女，論輩分，他們是梁司令的曾孫和曾孫女,每年到中秋節，他們跟著父母到愛國烈士陵園給曾祖父掃墓。他們還不知道，曾束縛著他們曾祖父一生的苦惱和不幸是什麼。
我希望，這些天真的孩子的肩頭不再壓著反共還是聯共這一重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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