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邦他鄉迎新春 朝鮮革命博物館裏，有一張圖片吸引觀眾久久佇立不動。這是一張上有金日成同志豁達遒勁的親筆字跡“外邦他鄉迎新春”的圖片。 有一天，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蒞臨革命博物館指導，站在這張圖片面前說，這是我最珍惜的一張圖片。 他在回憶抗日革命時期的時候，常常談到金正淑同志。金正淑同志作為金日成同志最寶貴、最親密的同志和難忘的革命戰友，一直活在金日成同志的心靈深處。 這張圖片，是我在南野營時照的。南野營是朝鮮人民革命軍和屬於抗聯第一路軍的部隊最初使用的臨時基地，位於伏羅希洛夫附近，也叫B野營。 我們在這裏過了一冬之後再回到滿洲和國內開展小分隊活動。從1942年夏，根據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急劇變化的形勢，我們同東北抗日聯軍和蘇軍部隊組成國際聯軍，駐紮在北野營。抗日老戰士們講的A野營，就是哈巴羅夫斯克附近的基地——北野營。 哈巴羅夫斯克會議後，我去了南野營。先期到達的崔賢老遠就來接我。至今我還記得，當時我穿著皮大衣，戴著皮帽子，崔賢圓睜著眼睛把我端詳了半天，才說：“我以為哪來的紳士呢，原來是金將軍呀！”說罷就哈哈大笑，同我擁抱，抱得那麼有力，我連氣都喘不過來。“聽說你們在哈巴羅夫斯克開會，可那是什麼會，開那麼久？”他的口氣既像打趣，又像有點慪氣。 南野營東邊不遠有個小火車站和一條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 集結在南野營的人民革命軍指戰員自己蓋了營房、住宅、倉庫、食堂和盥洗場。營房是半地下室，裏面像現在人民軍營房那樣搭了兩層床。營房前面是很大的操場。他們修這所營房，吃了很多苦。 在這個南野營，我們一面做在國內和滿洲進行的小分隊活動的準備，一面進行政治學習。 我們的大部分隊員在這裏第一次看到了電影。 到了這裏，我們不再為口糧操心了。每頓每人發二百克左右切成片的麵包，可都覺得不合味口。因為是沒有吃慣的“洋飯”，加上菜也不怎麼好，大家都不大愛吃。 這裏還有後勤卡車，倡導附近的副業農場給我們運送後勤物資。司機是蘇聯人。李五松為了學會開汽車，總是形影不離地跟著他，有時還跟他跑副業農場。久而久之，他既學會了開汽車，也學會了喝酒。那個蘇聯司機是個能喝酒的人。 李五松靠這時候學會的開車技術，解放後也開過一段時間汽車。他一見汽車，心裏就癢得忍不住。有一次，他給我開車，竟撞壞了人家的籬笆。從此以後，我的同志們再也不許他開車了。那些曾在南野營一起生活的蘇聯戰友，解放後來過我們朝鮮，那個後勤卡車司機也來跟李五松見了面。 在蘇聯遠東過了一冬又迎來了新春的那一年，是令人難忘的。 1941年，不僅我國革命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世界上也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6月，希特勒軍隊進攻蘇聯，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引發了太平洋戰爭。這一年的確是給人類帶來了說不盡的痛苦和災難的不幸的一年，是幾千年來人類所創造的文明被坦克、大炮殘酷摧殘的災難之年、戰亂之年。 不過，我們迎接這一年到來的時候，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還沒有爆發。我們樂觀地展望著未來，滿懷信心地迎接新的一年——1941年。朝鮮革命者完成自己在歷史和時代、祖國和人民面前所肩負的神聖使命的時刻，即將到來了。 那時候，我用大部分時間考慮今後小分隊活動和聯合作戰的計畫。考慮成熟了就和同志們一起討論，交換意見。當時，金策和周保中跟我們一起住了些時候，也常常跟他們進行討論。哈巴羅夫斯克會議後，我們決定把小分隊派到國內和滿洲去。我也做好了帶小分隊出發的準備。 臨出發的時候，金正淑幫助我和小分隊準備行裝。那時候，我和金正淑已經結了婚。 我們是在革命道路上認識，在白頭山休戚與共的鬥爭中成了朋友和同志，成了終身的伴侶。 我是在舉行大荒巍會議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金正淑的。不記得是在會議期間還是會後，我去了延吉縣的三道彎。當時，党的秘書處設在三道彎的能芝營，金正淑就在秘書處工作。我在這個舉行秘書處幹部會議的地方見到了金正淑。 後來，在馬鞍山又見到了編入我們隊伍的金正淑。那時她在漫江同金明花一起接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我同她談了很多話，瞭解到她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單身，她所能依託的只有革命戰友的集體。 從此以後，她就一直和我們在一起。她來後，在撫松縣城戰鬥中充分顯示了作為一名女戰士的膽略和機智。我在撫松縣城戰鬥中沒有喪生，可以說是托了金正淑的福。這次戰鬥十分激烈。金正淑帶著七八個女隊員在離戰場有段距離的山口為戰友們做早飯。這裏有個可以做飯的小房子，很隱藏，燒火冒煙也不會被別處發現。可是，敵人突然撲向了這個山口。如果敵人占了這個山口，我們就有腹背受敵的危險。金正淑立即意識到這一點，抽出匣槍同戰友們一道向敵人開槍射擊。敵人遭到她們的堅決的反擊，丟下許多屍體跑了。 從這以後，大家都更加喜歡她，成了戰友們所愛戴的人物。 這年我們在長白活動，第二年3月遠征撫松。我多次講過，撫松遠征是一次艱苦的行軍，我也累得筋疲力盡，一到夜裏，大都倒下就睡著了。惟獨金正淑坐在篝火旁通宵達旦地縫補戰友們的衣裳。因為一路翻山越嶺，披荊斬棘，大家的衣服很快就破了。新入伍的馬東熙，被篝火燒破了帽子，金正淑把它修得像新的一樣。不管什麼事情，金正淑一抓到手，就全神貫注，做得圓圓滿滿，利利索索。那天夜裏我看著她如此勤懇，心裏很佩服。我佩服她以助人為樂，幫人不幫到底就不能入睡的非凡的優良品質和濃厚的人情味。 通過這些生活細節，我對她有了更深的瞭解。正因為有這樣的瞭解，當別的指揮員建議讓她去桃泉裏做地下工作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表示了同意。 她在桃泉裏和新坡一帶做了很多工作。我就在這個時候看出她具有革命戰士的難能可貴的氣質和能力。 她有善於感化群眾，喚醒群眾，發動群眾的非凡的才能。她被靖安軍逮捕的時候，桃泉裏和附近的群眾為了救她，向員警當局提出了好幾百人聯名作保的“良民保證書”。可以說這是群眾對她的鑒定書了。 她是怎樣贏得了群眾如此深厚的信任呢？這是她奮不顧身地為群眾服務所得的回報。她有骨氣，不管做什麼事，只要是為革命為人民，不怕苦，不怕死，堅持幹到底。正因為有這種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骨氣，她在危急的關頭也能活了下來。 她有一顆熱愛人民的火熱之心。為別人，為同志，從不顧惜個人，甘願犧牲自己，赴湯蹈火，這就是她的氣質。 1938年4月，打了六道溝的敵人之後撤退的時候，在雙山子又與敵人接火，戰鬥異常激烈，連我也端起機槍向敵人掃射。敵人從四面八方壓過來，我們無路可走，更無暇喘口氣吃口飯。突然，我感到腰部有點燙，一摸，摸到了口袋裏的熱饅頭。急忙轉眼一看，只見金正淑飛快地跑來跑去把饅頭一個個地塞在戰友們的手裏。大家邊吃饅頭邊打敵人。 她是在山下一口泉水邊蒸了饅頭的。她是怎樣提著這些饅頭爬上了陡坡，簡直不可想像。 她唯恐戰友們挨餓，甚至把吃的帶到火線上去分給大家，而她自己卻常常餓著肚子。 有一段時間，部隊斷了糧食，只吃土豆充饑。一連多日頓頓吃土豆，就會倒胃口，失去食欲。金正淑為戰友們天天吃土豆充饑都沒了食欲，心裏很難過，一直想著怎樣才能讓戰友們增進食欲。她把土豆磨成粉，烙土豆餅，采野菜炒熟後剁成餡，做成土豆餡餅，從此，大家食欲大增，都愛吃土豆做的食物了。 只舉一個有關一條毛毯的故事，也能充分地瞭解金正淑的同志友愛是多麼真摯而熾熱。
前不久，金正淑的一位老戰友，住在中國延吉的徐順玉到平壤來看我。她帶來了一條毛毯和一隻望遠鏡。她過去在朝鮮人民革命軍主力部隊當過司令部的炊事員，她的丈夫金明柱過去也是我們主力部隊的軍事指揮員，他有“延吉監獄”這樣的綽號，因此很出名。我們在撫松地方活動時他在第七團工作。
徐順玉是崔希淑在腰房子做地下工作時帶來吸收入伍的。那時她才十五六歲。崔希淑那時連她的侄子也帶來了。嚴光浩在青峰密營誣為日寇密探的那個小戰士，就是徐順玉的侄子。
金正淑十分疼愛徐順玉，在宿營地總是抱著這個比自己小好幾歲的小順玉一塊睡，一起蓋一條毛毯子。當時跟司令部在一起的女戰士僅有她們兩個。
徐順玉帶來的就是那條毛毯。這是金正淑經常捆在背囊上帶著的。她一背上它，毛毯就高過她的頭頂，簡直認不出她是誰，可是我一看到那條毛毯就知道是金正淑。
當徐順玉被調到小分隊基地時，金正淑把這條毛毯作為紀念品送給了她。當時金明柱和玄哲等人駐在那個基地，徐順玉大概就在這裏同金明柱結婚的。
徐順玉走的時候，抱著金正淑不停地哭。長期蓋一條毯子同甘共苦的女同志之間生離死別，自然是難捨難分，淚流不止了。金正淑沒有什麼東西能送給她作紀念，心裏很著急，索性把那條毛毯塞在徐順玉的背囊裏，對她說：“給，作為紀念收下吧。雖然不是新的，但你別忘了這條毯子裏有著我這個姐姐的溫暖氣息呀。”
我沒想到這條毛毯居然過了半個世紀又回到我身邊來。雖然過去了五十多年，但我一眼就認出了它是金正淑所愛惜的毛毯。徐順玉帶來的望遠鏡也是我送給金明柱的。
如果當時金正淑手裏有比這毛毯更貴重的東西，肯定會毫不猶豫地送給了徐順玉。她常說，授之與人，比受之于人高興得多。這就是金正淑的人生哲學。
金正淑的同志友愛，最突出地表現在為我作出的努力、為我獻出自己全部身心的實際行動上。對自己的司令官的忠誠，實質上也是同志友愛精神的表現。
有一年，我們在斷了糧一連幾天餓著肚子的情況下作戰。我正在緊張地指揮戰鬥，突然覺得有人往我衣袋裏塞了什麼東西，掉頭一看，是金正淑。戰鬥結束後，我把衣袋裏的東西掏出來一看，是紙包的一把剝了皮的松子。我問金正淑這是哪來的，她只是微微一笑，沒有回答。後來聽別的女戰士們說，是她親自爬上海松摘來的。
金正淑表還多次從險境中救了我。她時刻準備著做我的盾牌。我們在大沙河盡頭作戰的時候，我的身邊出現了十分危險的情況，一群敵人正在隱秘地向我逼近，而我卻只顧指揮作戰，毫無察覺。如果沒有金正淑，一定出了大事。她一見情勢危急，立即用自己的身體擋著我，迅雷不及掩耳地開槍消滅了向我逼近的敵人。這樣，我才奇跡般地活了下來。這種情況，不止經歷了一兩次。
抗日時我穿了多年的棉大衣，也是金正淑給我做的。不知她是聽誰說的，子彈打不透絲綿。從此以後，她一有機會就搜集絲綿，接著一連多日，不眠不休，一針又一針，細針密縷地縫製棉大衣。當她看到她精心縫製的棉大衣正合我的身材，高興得不知所措。
從此以後，我在宿營地熬夜或睡眠時，地上鋪一張麅子皮，身上披這套棉大衣，就感到全身暖呼呼的。聽說現在的婦女不愛織毛衣。這也難怪，是機器生產針織品的時代嘛，誰還願意辛辛苦苦地織毛衣。我每當看到手織的毛衣，就想起金正淑來。她為我織了不少東西。她做炊事員工作，一直很忙，沒有空閒的時候。可是她總是想方設法擠出時間，不是看書就是織東西，不知她是從哪里弄到毛線的。
在深山密林里弄到毛線，可不是件易事。那個時候，要想搞到一包針，也需要打一仗。儘管這樣困難，金正淑還是全心全意地照顧我，她心裏想著我一年四季不停地同敵人作戰，成年累月地風餐露宿，就手不停歇地給我做棉大衣，給我做腰圍子，給我織毛襪子。她年年給我織毛襪子，直到祖國解放，我沒有一年不穿她織的毛襪子。
她為我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我心裏深感不安。有一次不禁問她，毛線是從哪兒弄來的。她依舊嫣然一笑，不做回答。我再問她你自己有沒有毛襪子，她還是不開口。我毫不退讓，繼續追問，她才無可奈何地說：“將軍，您是做大事的，這種小事，您可以不管。”
解放後她還是繼續織。只要見到我的襪子破了，她就拿去，並不縫補，全都拆成線，卷成團，再織出新襪子來。她通宵達旦地織，一早就放在我的床邊。到商店或市場去，完全可以買到更好的襪子，可她就是不買新的，總是把舊襪子拆開再織，直到不能再織了。她就是這樣一直自己親手織好襪子給我穿。這是她的心願。女人的至誠就是這樣感人。
對著她的這種與眾不同的至誠，有一次我忍不住發了火。是哪一年的冬天，她給我拿來了洗乾淨的衣服，是她洗好了纏在自己的身上用自己的體溫弄幹了的。當然這是她背著人做的，我原先也不知道。可是別的女隊員是瞞不住的，她們為之深受感動，在背後都稱讚她。這話傳到了我的耳裏。
我生平第一次聽說把洗好的濕衣服纏在身上用體溫弄幹的話，不禁愕然了。我叫來了金正淑，見到她凍得臉色發青，我幾乎要淌出眼淚來。她做了連我親生母親都未做到的事，我激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
金正淑主動地為我做甚至我的親生母親都未能做的事，為我不惜犧牲自己。她這種同志友愛，仔細一想，既是對自己司令官的革命同志友愛，也是對我金日成的熾熱似火的一片癡情。
我對她說：“正淑同志你對我的赤誠，我很佩服，心中一直感謝你。可是，你怎麼做這種事啊，凍出病來怎麼辦？你以你自己的犧牲換來我的舒服，我心裏能好受嗎？往後再不要這樣！”
她淺淺一笑，說道：
“我吃點苦算什麼，只要將軍安然無恙……”
我在正淑面前發了“火”，但叫她回去以後，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母親，覺得金正淑為我傾注的赤誠，飽含著母親生前為我未能傾盡的愛心。
金正淑把自己的體溫完全交給纏在自己身上的冰涼的濕衣裳，凍得瑟瑟發抖，卻咬緊牙關努力不露聲色的樣子，我是一輩子不能忘記的。
那以後，她還是多次用自己的體溫弄幹了我的軍服和內衣。可以說，她是用自己的身體為我擋住了向我飛來的子彈、雨雪和嚴寒。
今天，我們的歷史學家說，我們走過來的抗日革命道路是前人未曾走過的道路。說得對。抗日革命戰士們不僅在革命方面，而且在愛情方面，也開闢了前人未曾開闢的境界。我們在白頭山上過的是無比艱苦的生活，但我們在白頭山的浮石上也培育出了愛情之花。
父母與兒女之間的愛，夫妻之間的愛，戀人之間的愛，師生之間的愛，同志之間的愛，以及人間生活中的所有的愛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獻身精神。寧可自己挨餓，也不讓自己所愛的人挨餓；寧可自己受凍，自己病倒，也不讓自己所愛的人受凍、鬧病；為自己所愛的人，需要的話，跳入火海，跳入冰窟，上絞首架也在所不辭，只有這種不惜自我犧牲的獻身精神，才能創造出最美麗、最崇高、最真摯的愛情。
我回到解放了的祖國後不久，回了一趟萬景台。我一回去，家屬和親戚都問我，聽說你在山上娶了個好媳婦，可你們的婚禮是在什麼地方怎樣舉行的，伴郎伴娘都是什麼人，喜筵是什麼人辦的，等等，一再地問我。
而我，什麼也回答不了。想要回答，可是忽然喉嚨哽咽，說不出話來。要說實話吧，怕爺爺、奶奶聽了會難過，也怕親戚們傷心。
實際上，我們在山上打仗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過什麼結婚筵席。生活艱難困苦固然是一個方面，更主要的是，國家還沒有光復，亡國人的恥辱還沒有洗雪，怎麼能想到辦什麼喜筵、做什麼生日呢。我們的隊伍裏，沒有一個人想過享什麼福。
遊擊隊式的婚禮是很簡單的，向隊員們宣佈誰跟誰結婚就完事。像現在的青年結婚那樣，置新衣裳、辦大喜筵，那時是根本不能想像的。給喜桌放上一碗飯，就算最不錯的了。沒有飯就放一碗粥，連粥都沒有，就放一些土豆或玉米、儘管這樣，也沒有一個埋怨的，反而都認為這是應當的和很自然的。
那時候，我們的人即使是已宣佈結婚的夫妻，也都和往常一樣生活在自己所屬的連或排裏。指揮員都毫無例外。既有剛結婚就上戰場雙雙犧牲的夫妻，也有婚後各自接受不同的任務分開過日子的夫妻。
我和金正淑結婚的時候，戰友們都想為我們辦點什麼，可是什麼也沒有辦成。當時我們全隊斷了口糧，連飯都吃不上，還能上哪去辦什麼呢。
我們的婚禮，雖然沒有置新衣裳，沒有辦酒席，也沒有主婚人和伴郎伴娘，卻是永生不忘的，金正淑生前也常常回憶過。
新一代的人聽了這話，也許搖頭晃腦，不大相信，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確實只能如此。結婚的人都是這樣做的，而且都認為這樣做才是值得引以為榮的。為了幸福的明天，甘願忍受今天的艱難，從中感到生活的意義，這是抗日遊擊隊員們引以為樂的事情。他們是為了後代，為了祖國的明天，心甘情願這樣做的。
在白頭山密營和蘇聯遠東訓練基地的時候，我曾打定主意，祖國解放後，一定要為戰友們好好操辦婚禮。可是真的解放了祖國，主意歸主意，現實仍不允許我如願以償。人民的生活仍沒有多大改善，糧食情況十分困難，無法實現我的願望。
解放後不久，張時雨來找我說，一個當過遊擊隊員的人想用平安南道黨委會的公款給人辦婚禮，這是可以容忍的嗎？我問那是誰幹的？他說是金成國。
我把金成國叫到我的辦公室來，命李乙雪解除了他的武裝，然後厲聲責問，你有什麼權力膽敢隨便動用道黨委的公款？他有點飲泣吞聲地說：“孫宗俊要結婚，我想給他買一套結婚穿的新衣裳和一床被褥，再辦些酒席。他沒有親人，孤孤單單的，我們不照顧他誰照顧他呀。”
雖然這樣，我還是嚴厲地批評了他。要給孫宗俊買新的衣服和被褥，給他操辦婚筵，誰不知道是好事？可是現在可以這樣做嗎？你要是想到了在遊擊隊裏結婚時連一碗飯都擺不上的往事，哪怕想到了一點點，就不會向党伸手要錢的。在國家還困難的時候，你應該像個遊擊隊出身的幹部，要想到全局，謹慎處事．我把他打發走了。可心裏卻隱隱作痛。金成國要給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操辦個像樣的婚禮，是多麼感人的好心腸啊！
我們的戰友回到解放了的祖國後，結婚的人很多，但婚禮都是很簡樸的，我心裏一直為之而感到酸痛。多虧金正日同志瞭解我的心情，當我的老戰友們過六十花甲、七十大壽的時候，他都給他們送去壽筵和壽禮。
唯獨金正淑沒有享受到這種樂趣，剛過三十就離開了我們，只留下了這麼一張照片。我和金正淑照這張相，也是一個偶然。如果沒有革命戰友的關懷，這張照片也不會拍的。
當我們帶著小分隊準備動身的時候，同志們找我來，要跟我一起照相。他們說，這次去開展小分隊活動，不知什麼時候再能見面，大家一起照張相，好作個紀念．照相機都帶來了，金將軍只把臉借給我們一會兒就行了。
我穿上軍裝到外面一看，只見崔賢在等著我。天氣雖然還有些涼絲絲的，眼前卻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我倚著一棵開始泛綠的樹，跟戰友們一起照了一張相。這是久別之後在南野營重逢時拍的紀念照，也是再度分手去搞小分隊活動的紀念照。別的戰友們也都兩人一對，三人一夥地照了相。這時，幾個女隊員不知是怎樣探聽到的，也趕過來要照相。我又跟她們照了一張。她們接著讓我跟金正淑兩個人再照一張。金正淑聽罷就羞澀地躲到女隊員們的身後藏起來了。女隊員都把她推到前頭，她羞紅了臉，無可奈何地微笑著被推到了我的身邊。拿相機的戰友沒有放過這一瞬間，按下了快門。
我單獨踉一個女戰友照相，這還是生平第一次。對我和金正淑來說，這一張相就等於是結婚照了。
那時我們還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是愛幻想愛說笑的時節。雖然是在異邦外鄉迎來了春天，但大家還是充滿了信心，精神抖擻，意氣風發。
這是我和金正淑婚後第一次迎來的難忘的春天。為了永遠紀念這個春天，我在照片的背面寫上了“外邦他鄉迎新春，1941．3．1于B野營區”。
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張照片居然成為歷史資料被展在這麼大的博物館裏。我們進行抗日革命有20年之久，卻沒有留下多少照片，實在有些惋惜。這樣看來，當時建議拍照留念的戰友，確實是令人感激的。
那時候，金正淑跟別的女隊員一樣，留著半長頭髮。可是從照片上看不出她的頭髮樣式，因為她把頭髮都塞到帽子裏了。這也是有緣由的。
那年初春，我帶著一支小分隊重返滿洲和國內，越過蘇滿邊境經過輝春地方的時候，覺得一雙腳暖呼呼的，起初以為是走了遠路的緣故，並沒在意，但越走越覺得腳底暖呼呼，有一種鬆軟舒適的感覺。脫鞋一看，鞋底墊著一層用頭髮做的鞋墊。這才明白，金正淑平時老戴著軍帽，在屋裏也不脫，就是因為把頭髮剪下來給我做了鞋墊，頭髮稀疏難看了。
那天跟我一起照相的戰友，現在都不在了。安吉、崔賢謝世了，金正淑也早已故去，那麼多的戰友都已去世，只剩我一個人了。當年我和安吉、崔賢一起照相時所倚托的那棵樹，現在恐怕已是一棵大樹了。
南野營也不知現在變成了什麼樣子，很想抽出時間再去看著。
解放後，金正淑一如既往，為我竭盡了至誠。
她照料我十分細心。連沒隔幾天就給我換一次的襯領，也都洗好上漿之後捶得很柔軟。上了漿的襯領，如果只用熨斗熨一下，它就發硬，把皮膚磨得生疼，頸部活動很不自如。只有捶平了，才很柔軟，不硌皮膚。
她捶衣服，都趁我不在的時候做。我在家時，怕妨礙我的思考，從不做捶衣服的活。
我再舉一個例子。祖國解放的前夕，我到莫斯科去參加對日作戰會議。有一天我在招待所作了個夢。夢見金正淑在一間很寬敞的房間裏擺滿了書，讓我隨意閱讀，還說有了這麼多書，恐怕您讀一輩子也讀不完。
我把這夢講給大家聽，他們都逗笑地爭著給我圓夢，說這是將來當總統的夢，是預示大吉大利，萬事亨通的夢，還向我表示祝賀。
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又給金正淑講了這場夢。她聽了，笑著說我作了很吉利的夢。
隨著歲月的推移，對這場夢的記憶早就淡漠了。但是，唯獨金正淑還記著。國家解放後，我們住在解放山腳下的時候，她在我的書齋裏裝滿了各種書籍，對我說，國家已經解放了，您就盡情地看書吧。然後要我一起照個相，作個紀念。這天照的相，現在還在。
可以說，金正淑的一生，是為我奉獻的一生。她跟我結婚後，仍一如既往一直把我當作司令官和領導者，當作領袖，推崇我，擁護我。我和金正淑的關係，是領袖與戰士的關係，是同志與同志的關係。
她常說自己是領袖的戰士。直到與世長辭的最後一刻，她對我從沒有用過夫妻之間通常使用的稱呼，她叫我的時候，始終一貫地稱呼我“將軍”或“首相”。
解放後有一天，幾個女記者來採訪金正淑，想介紹她的業績。她對這些女記者說：“戰士的一生，是包含在領袖的歷史之中的，請你們還是多多介紹金日成將軍吧。”
我認為她這話表現了她與眾不同的品格。
金正淑的一輩子，是只有受苦沒有享受的一輩子。在告別她的遺體的時候，想到叫她一輩子受盡了苦，我心裏疼痛難忍，把一隻手錶帶在了她的手腕上。送一隻手錶，豈能報答她對我的赤誠，豈能減輕我失去了她的痛苦！但我還是給她帶上了。如果那是一隻平平常常的手錶，我還不至於這樣，而那是—只有特殊情由的手錶。
不記得是哪一年哪一天，我的祖母對我說，能不能給她買一只好的女式手錶，貴一些也不妨，她有用場。一輩子連個掛鐘都沒掛過的祖母，突然要買一隻手錶，而且要買好的，我不免感到有些詫異。
不久，我買了一隻女式手錶送給祖母，問她要拿這只表做什麼用。她老人家說：“聽說你們在山上兩手空空地結了婚，我心裏老記掛著這事兒。你們從山上下來也已經好些日子了，可我這個做奶奶的至今還沒有給你們辦一桌酒席， 也沒有給你們置一套新衣裳，所以想到買一隻手錶給正淑帶上。要能看到她帶著這只手錶，該多好啊。”
金正淑謝世後帶走的就是有這種情由的手錶。
我祖母對孫媳婦的愛護和關懷是無以復加的，它抵補了過早去世的我父母的愛。
然而我，為金正淑做的事卻什麼都沒有。她每年都給我做生日，儘管很簡樸。但是我，跟她成家後共同度過了近十年的歲月，卻沒有給她做過一次生日。對自己的生日，她連提都不讓提，這也是她的一個脾性。
因為我沒有為金正淑做過什麼事，心裏總覺著對不住她，所以，宣佈共和國成立的那天，回家吃午飯的時候，我給她斟了一杯酒，說：“你一直輔佐我的工作，很辛苦，可是我為你，什麼也沒做，光讓你受盡了苦。今天我敬你一杯，喝吧。”
她說“怎能說什麼也沒做呀。您建立了党，建立了軍隊，建立了共和國，這是多麼寶貴的禮物啊！您實現了我平生的夙願，再沒有什麼可求的了。”
金正淑去世的第二年，參加過抗日的女戰士們湊了一筆款交到黨中央來，託付黨中央為金正淑好好修一座墓，於是，修基工程就開始了。不久，我上牡丹峰去看金正淑的墓，只見已經圍上了鐵柵欄，打上了石垣，正在用花崗石鋪階梯。
我對那些在工地上做工的女戰士們說：“我不是不知道你們的心意。你們看看那些房子，老百姓還住著那些低矮簡陋的房子。我們的人民過去都流著血淚，經受了莫大的苦難，可是現在的生活仍不夠富裕，而且我們還沒有統一祖國。在這樣的時候用花崗石修墓，要叫金正淑知道了，她該覺得多麼對不起人民啊！你們要是實在願意表示心意的話，就在墓的四周種些花草樹木吧。想念她的時候，就帶著孩子們來這裏看看墓，休息休息。這才是對她真誠的紀念。所以，要把工程立即停下來，把這些花崗石都送到建築工地上去。”
一生一世為人民、為同志獻出了一切的金正淑，為自己的子女卻沒有留下一點財產、一分錢。她生前所花的錢，是我按月領到的薪水，她生前使用的住房和傢俱，都是國家的。
要說她有給我們留下的，那就是她把金正日培養成為未來的領導者，交給了党和祖國。同志們都說，是我把金正日培養成了繼承人，其實，這個基礎是金正淑打好的。這是她為革命建樹的最大功績。
金正淑同志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把金正日叫到眼前，囑咐他要好好輔佐父親，要繼承和完成父親的事業，這是她對金正日的遺囑。她留下這個遺囑三個小時後，才合上了眼睛。
我至今常常懷念金正淑。她多年來一直穿的是朝鮮的民族服裝，可是不知為什麼，常常浮現在我眼前的，不是穿著民族服裝的金正淑，而是穿著軍裝的金正淑。浮現的次數最多的，是她端著用自己的體溫弄幹的衣服凍得瑟瑟發抖的面容。一想起當時的面容，我的心就像刀絞一樣疼痛。 |